红卫兵运动始末
第三阶段 一司与三司的对抗（续三）
5．红八月（续）
（2）抄家风
几乎与“破四旧”同时，北京等许多城市刮起了红卫兵抄家风。与“破四旧”一样，这埸抄家风也是由北京一司红卫兵首先行动，全国各城市红卫兵随后紧跟的。抄家风来势很猛，最初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开了头以后，不到几天功夫，北京和各地城市迅即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在城市的各条街巷，各个居民住宅区，随处可以看到抄家的红卫兵，也随处可以看到被抄家后又被红卫兵押住游街或在自己家门口挂牌示众的“牛鬼蛇神”。
北京和地方各城市的红卫兵抄家，均无全市统一的组织和指挥，而是由各校红卫兵自行其是。参与抄家的红卫兵通常自由结合，组成少则数人、多则一、二十人的抄家队，或由本校红卫兵司令部（总部）指定抄家目标，或自行寻找抄家目标。红卫兵实施抄家前不必办理任何报请批准程序，也不须向被抄家者出示任何抄家的法律依据，只凭着臂上戴着的红袖章，即可闯入被抄者的家庭，进行翻箱倒柜的，甚至掘地挖墙式的查抄行动，而被抄者的家庭成员及周围邻居通常无人敢拦阻或质疑。这也使少数不法之徒得以钻空子，伪造红卫兵袖章，假借抄家名义进行入室盗窃、抢劫。
在红八月的抄家风中，各城市被抄家庭的数量很大，所涉及的抄家对象范围相当广泛，仅在北京，1966年8、9两个月中，被抄家庭数量即达到11.4万家之多，全国范围内究竟抄了多少家，是无法统计的。
被抄家庭数量众多的原因，一是由于参加抄家的红卫兵数量多，尽管如前文所述，当时红卫兵在全体青年学生中只占少数，但一个城市中的所有红卫兵加起来的绝对数量仍相当庞大，当抄家被认为是一种“革命行为”，当这些红卫兵中的绝大多数行动起来参加到抄家行动中去，被抄家者的数量便相应地急剧增加了。各校红卫兵先是抄本校校领导和被认为有问题的老师的家、抄社会上一些运动前期被点名批判的“黑帮分子”、著名文化人和艺人、较大较有名的原资本家的家等，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加入了抄家的行列，抄家对象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向社会上的中、小“牛鬼蛇神”扩展，很多学校的红卫兵纷纷与各街区派出所、居民委员会联系，要求他们提供抄家对象名单。
二是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的倾向，无论是红卫兵自己，还是为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的派出所、居委会，都有这种倾向。文革前政府明定的阶级敌人有四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被称为“四类分子”，后来，又增加了一类右派分子，与前四类合在一起，在文革中被称为“黑五类”。在文革前，这五类“阶级敌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是需要经过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以文件的形式确认的，其中，地主、富农是在全国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时确认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或者是在建国初期的清查工作中确认，或者是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确认，或者是根据人民法院对反革命罪和各种刑事犯罪的判决书确认。尽管文革前历次运动中所定的五类分子中也存在许多冤、假、错案，但毕竟将某个人定性为五类分子还是比较慎重，要由某级政府或某级党政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正式认定的，但文革中却打破了这一“框框”，从而大大扩充了“黑五类”的队伍。各地红卫兵在夸耀自己的“革命功绩”时都宣称自己挖出了多少原来埋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阶级异已分子”、“假党员”、“叛徒”、“漏网右派”，等等。这些在文革中“新挖出”的“阶级敌人”，均未经过权力机构的认定程序，而是由少数红卫兵说了算，但他们与原来的“黑五类”一样，成为红卫兵抄家以及进行其他各种“专政”活动的对象。
在文革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敌人的类别。其一是“黑帮”，包括文革前期首先受到冲击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和著名文化人（如彭、罗、陆、杨和“三家村黑帮”等）、各学校的校领导、一些文艺团体的领导等；另一类是“资本家”，文革前，原资本家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在文革中，红卫兵亦将其列为阶级敌人，而且，红卫兵对抄资本家的家特别有兴趣，因为在资本家的家里通常可以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在实践中，当时的人们对资本家与小业主（即现在所称的“个体工商户”）又总是划分不清，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以至在红卫兵抄家风中，大量原小业主也被当成资本家抄了家；还有一类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初期，这一名词常见于报刊上，但“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指的是一些什么人，却始终没有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士予以统一解释和界定，在那个年代，我国的中、高级知识份子很稀缺，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大学讲师，往往就会被周边的人们看作是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在当时严重的将“阶级敌人”范围扩大化倾向的支配下，不少在各单位技术和业务中挑大梁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抄了家。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阶级敌人”的概念都程度不同地从原来的“黑五类”扩展到了“黑六类”、“黑七类”，乃至“黑八类”。
当时被列入红卫兵抄家名单的还有一部分被认为具有“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嫌疑的人，查抄这些人的家，就是为了找出其特务或者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其中，如临解放时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或逃往香港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及其他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亲属）的人员、被人举报形迹可疑、收支不符或有偷听“敌台”（如台湾、苏联有关电台对中国大陆播放的特别节目）行为的人员等。诚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反特斗争特别尖锐，要求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及一般居民提高反特的警觉性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但由于在这方面过度敏感，甚至有人趁机挟嫌报复，举报假情况，导致很多无辜者被伤害，也是客观存在的。
红卫兵抄家的内容，一是查找各种“反动”证据，如查找被抄家者是否藏有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是否藏有“变天账”，是否藏有武器等，红卫兵往往特别注意查抄被抄家者的日记和私人对外往来信件，以及其他记载个人思想情感的文字材料，不少人因在这类文字材料中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获罪；二是查抄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当时距全国解放时间不长，社会上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尚很低，穷苦百姓的仇富心理比较严重，而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并不从事生产劳动（当时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很狭隘）的人，却占有大量财富，过着奢侈生活，本身便是一种罪恶，所以，当红卫兵查抄并没收有钱人的大量财物和奢侈物品时，一般市民通常并不同情被抄家者，反而在围观、惊叹那些见所未见的金银财宝和奢侈品时产生一种愤慨不平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如在杭州，当红卫兵从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家中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后，杭州郊区的农民也自发地砸掉了盖叫天的那座在当时人的眼中极为豪华的生墓。三是查抄“四旧”物品，旧书、古董、旧字画，以及印着被红卫兵认为带有“封、资、修”毒素的图案的日常用品等，或被红卫兵当埸砸烂、烧毁，或被红卫兵没收。
抄家仅仅是查找罪证的一种手段，一旦在抄家中被红卫兵抄出重要的“反动”证据，或者被抄出大量金银财物和奢侈品、四旧物品，即成为被抄家者的“罪证”，被抄家者会因此受到各种惩治，惩治的方法多种多样：（1）在现埸召开批斗会；（2）在家门口挂牌示众；（3）剃阴阳头，即将被抄家者（不分男女）皆剪去半边头发，留下另半边头发；（4）戴高帽子游街；（5）毒打；（6）其他各种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牛鬼蛇神的方法。被抄家者受到何种惩治，以及受到惩治的程度，主要与具体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有关。红卫兵组织往往比较松散，除了查抄到的重要“反革命”证据必须向红卫兵总部报告、请示，以及查抄到金银财物和其他贵重物品必须上缴到红卫兵总部以外，其他方面通常由各抄家小分队各行其是。有的执行抄家的红卫兵态度比较温和，对抄家中没收的财物和贵重物品往往还给被抄家者出具清单或收条，在对被抄家者的惩罚方面也往往不为已甚，较少打骂，对那些本身问题不大而在抄家中又未抄出什么重要物品的被抄家者，往往不予惩罚；但也有些红卫兵抄家队，系由某些高干子女或带有流氓习气的学生组成（在自由结合的情况下，往往性格、思想和行为方式、习气相同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在抄家过程中，不仅肆意毁坏被抄家庭的财物，而且对被抄家者及其家属极尽侮辱、打骂之能事，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将被抄家者的家属活活打死的情况，也有的被抄家者因为无法忍受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而自杀。杭州的著名京剧艺人盖叫天即是在被红卫兵抄家后，又被强穿上戏装，放在垃圾车上游街，盖叫天在游街中不堪羞辱，吐血昏倒，后又经多次批斗，不久身亡。
抄家风愈刮愈烈引起了市民的普遍惊恐。一方面，当时存在的将阶级敌人范围严重扩大化的倾向使许多属于中间阶层（既非红五类又非黑八类）的市民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抄家会抄到自己头上来，因为周围邻居和亲友中不少情况与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已经被抄了；另一方面，目睹不少被抄家者因为家中被抄出含有“犯忌”内容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文字材料，或者被抄出金银财宝、四旧物品而获罪，受到各种惩治，甚至被戴上了黑八类的帽子，所以都萌生了为防万一红卫兵抄到自己家来，预先将家中“犯忌”的文字材料和金银财物、四旧物品清除掉的念头，于是，许多家庭开始“大扫除”，清理各种信件、日记、旧书、旧器物，等等，一带十、十带百，遂出现了一个全城家家“大扫除”、户户“破四旧”的局面。所有的废品收购站门前都排起了长队。自然，一些确实可能“犯忌”的文字性东西是不敢送到废品站的，都是在夜深时候在各家家中偷偷焚烧，不少人家在夜深时将金银、贵重物品、古董等偷偷扔进了附近的小河沟或者公共厕所的化粪池。应该说，抄家风的受害者数量远比实际遭受抄家者的人数多得多。
一司红卫兵的大规模抄家风大致在1966年的9月份便渐渐止息了，某些城市延续到10月份。但是，文革中的抄家活动至此并没有完全停止，三司红卫兵虽然没有参加“红八月”的大规模抄家活动，但当三司红卫兵渐渐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后，也进行了一些抄家活动，不过三司红卫兵主要抄的是“走资派”的家，对于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则基本上不抄了。
（3）对牛鬼蛇神的虐待
“红八月”中，一司红卫兵在“专政”的名义下，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虐待，包括各种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在当时，“牛鬼蛇神”被当作阶级敌人的代名词，但由于当时将阶级敌人范围严重扩大化的倾向，大量不应属于阶级敌人的无辜者被一司红卫兵划到了“牛鬼蛇神”的圈子里。再者，对于“牛鬼蛇神”中真正属于阶级敌人者，在其失去破坏和抵抗能力后，对其施以各种非人道的虐待也是错误的。
在“红八月”时，各学校红卫兵均将本校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教职员工集合起来，勒令其不准回家，强迫集中住在红卫兵指定的某些破旧房子里，这些“牛鬼蛇神”集中居住的房子因此被名为“牛棚”。住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包括运动前期被打倒的校领导班子成员、在工作组时期被定为“右派”的教师、因各种历史或现行问题被红卫兵认为属于阶级敌人的其他教职员工等。当时一些运动开展较早的文艺团体也建立了类似的“牛棚”。
在红卫兵的监管下，“牛鬼蛇神”们每天必须早起晚睡，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如打扫卫生、给操埸除草等，“牛鬼蛇神”们在食堂吃饭时通常只许吃最差最便宜的菜，早晚都有红卫兵对其进行训话。对“牛鬼蛇神”们来说，这些都不难忍受，最难忍受的是经常要遭到部分红卫兵的花样百出的精神侮辱和肉体折磨。
在“红八月”中，在北京和各地城市里，都出现了一群经常以打人、虐待人为乐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党政干部家庭。文革前的高干子女学生大致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受其家庭良好影响较多，关心政治、思想敏捷、作风干练，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说话、办事大有其父辈的英风豪气，但这类人往往比较高傲，不大看得起平民子女，甚至连校领导和老师也不太放在眼里，在工作组时期，他们成为工作组扶持“左派”学生的重点对象，工作组撤离后，很多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负责人和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便是由这类高干子女担任，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司红卫兵的领导层；另一类高干子女则由于从小养尊处优，养成了衙内式的“恶少”、“恶女”的性格和脾气，这类高干子女中尤以军队高干子女为多（且以中学生为多，可能与解放军高级将领征战半生，多在全国解放前后才娶妻生子有关）。文革前，由于贯彻“阶级路线”，各大、中学校招生均不以考试成绩为主要标准，红五类子女得以优先入学，尤其是高干子女，享有不成文的特权，均被集中安排在各名校或重点学校入学，这种情况在北京最为突出，因为北京是高干子女特别集中的地方；在各地方城市里，省、市领导干部的子女也通常集中于某些重点学校，在这些重点学校的同一年级里，高干子女往往还集中在某几个班级。据当年曾与那些“恶少、恶女”式高干子女同班读书的人介绍，这类高干子女平时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有的甚至很差，是凭着父母的特权才进了重点学校，平时这些学生就存在学习不用功、不遵守校规等情况，校领导和老师都不大敢管，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在文革开始阶段，批“三家村”、批校领导，至工作组时期，这类高干子女都没有什么表现，因为他们大多不喜欢或不善于写文章，不善于搞什么思想斗争，直至一司红卫兵兴起，才使这些人的性格中的“恶”得到了充分表现机会，实际上，“红八月”里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打人和侮辱人的，主要是这帮“恶少、恶女”式高干子女，这些人的人数其实并不多，一所学校里也无非就是那末几十个人，但所造成的后果极严重，影响极坏。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自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高干子女，自命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并自认为享有以“革命”、“专政”的名义任意殴打、侮辱他人的特权。许多文革回忆文章指出，这些人常用的打人工具是“军用铜头皮带”，这也说明了这批红卫兵的干部子女身份，因为这种皮带是当时一般工农子女置办不起的“奢侈品”，甚至在当时即使有钱也是买不到的。许多“红八月”的亲历者发现，这些高干子女打人或侮辱人，纯粹是一种恶的情绪的发泄，因为他们往往并不关心被打或被侮辱者所犯何罪、所犯“罪行”情节的轻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被打或被侮辱者互不相识，只要认为对方是“牛鬼蛇神”便打骂了再说，他们常常以变着法子折磨“牛鬼蛇神”取乐。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文革回忆文章讲述“红八月”时红卫兵如何残无人道地虐待“牛鬼蛇神”的情况。据笔者访问的许多文革亲历者证明，这类文章所讲述的情况是真实的，因为笔者所访问的许多文革亲历者都目睹过类似情况，例如，有人曾在在杭州市某重点中学目睹过这样的情景：一些中、老年教师被迫跪在地上向几个手持皮带的女红卫兵（系六六届初三年级学生，讲述者甚至能叫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磕头，口里还要喊这几个女红卫兵为“红奶奶”，这几个女红卫兵可能嫌这几位教师磕头磕得不够响，竟用脚踩在这些教师的头上往水泥地上蹬，把几位教师蹬得头破血流；还有人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在校食堂的饭厅里，一司红卫兵规定“牛鬼蛇神”们每次吃饭前都要先唱《牛鬼蛇神嚎歌》，这是一首让“牛鬼蛇神”自己污辱自己的歌，而一些红卫兵还变着花样命令他们合唱、独唱、二重唱等，唱一遍又一遍，略嫌唱得声音不够响亮、感情不够饱满、发音不够准确，上去就用皮带抽。文革的这一阶段，这类事情很多。
但是笔者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红八月”中有这种残无人道的虐待行为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女。即使在当时某些高干子女集中的重点学校，在一所拥有一千几百名学生的中学里，这批人往往也只有几十人。自然，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这批人的暴虐行为受到了纵容，以至于恶性发展。对于究竟谁纵容了这批人的行为，笔者后面再分析。但是，现在某些人企图将这少数学生的行为说成是红卫兵整体的行为，又进一步将其扩大到文革时一代青少年的行为，并且煞有介事地来分析产生一代青少年暴虐行为的社会根源，这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想借此否定整个毛泽东时代。
据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使是当时的红一司上层成员，也对这批专以虐待他人为乐的人感到很头疼，认为他们不讲政策、到处惹事，但对这批人却拿不出有效的约束办法，甚至因为大家处于同一阵营，而有意无意地纵容了这批人的行为。当这批红卫兵在大庭广众下过分毒打“牛鬼蛇神”时，其周围目睹的人并非个个都是无动于衷的，通常会有学生报告文革委或红卫兵总部，而文革委或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也通常会赶到现埸进行制止或劝阻，也有些具有正义感的学生会当埸站出来表示强烈抗议，或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笔者所走访的人员中即有多次在这类埸合表示抗议者）。但是，这些打人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往往等抗议的学生和劝阻的文革委负责人离去后，又将“牛鬼蛇神”拉到偏僻无人处继续毒打。后来，为了排除这类抗议或劝阻的“干扰”，这些打人成性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常常将被打者拉到某个偏僻的房间里关起门来打，或者改为夜间行动，趁黑夜将“牛鬼蛇神”提到某个偏僻处进行毒打。“红八月”中许多学校出现的打死人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北京和各地的打人行为达到高潮时，一些打人打红了眼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甚至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
笔者常常与一些文革亲历者讨论分析“这批高干子女红卫兵在文革中为何会有如此无人性的暴虐行为”这个问题，参与讨论者，包括曾任这些高干子女的班主任的老师和同班同学，都觉得很难有圆满的解释。有人说，这些高干子女从小养尊处优，养成了视普通平民为草菅、视他人生命如草菅的心理习惯；有人说，因为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是大官，不管出什么事情都能摆得平，所以从小养成了有持无恐、无论什么出格的事情都敢做的性格；有人说，在“红八月”那个特殊的时期，很多特殊的社会因素导致了某些人性中的恶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也有人说，文革前，一些高干子女经常可以看到反映“二战”的内部影片，这些影片中的法西斯分子虐杀俘虏和平民的情节给他们很坏的影响，等等。
由于极少数高干子女的行为，“红八月”在世人眼里具有了血腥的色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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