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访华报告：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　　

(1975年)　　

曼斯菲尔德写给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信　　

（一）这个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呢？　　

取得成就的证据　　

中国的医疗，一九七四　　

传染性病和寄生虫病　　

中医和针刺　　

医疗设备　　

医药费用　　

癌症　　

精神健康　　

其他方面　　

人口政策　　

教育　　

农业　　

维护和保护工作　　

工业发展　　

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　　

结束语　　

（二）美—中关系上海（公报）以来的道路　　

台湾　　

贸易事务　　

石油　　

美中贸易　　

交流　　

小结　　

（三）中国的外交政策　　

印度支那　　

泰国　　

朝鲜　　

联合国　　

（四）本报告结束时的一些观察　　

　　【本刊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后，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访华报告，在访华报告前附有他给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写的一封信。现将这封信的全文和访华报告的全文连载如下：

曼斯菲尔德写给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信　　

　　亲爱的斯帕克曼参议员：自从一九七二年四月至五月参议院领导联合访问中国以来，几乎三年时间过去了。新近我再度访华，使我有机会对这个居住着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有了更多了解，对演变中的中—苏关系的前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二十年代早期我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战后作为一位众议员曾经三次到过旧中国。一九七二年我作为官方的参议院领导人联合访华团的成员，再一次熟悉了中国情况，并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先生）一起向参议院汇报了当年尽可能观察到的初步有限的情况。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我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到达上海，住在这个辽阔的、我们依然了解不多的国家里直到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跨过边境进入香港。二次访问人民共和国一举得到总统和国务卿的赞同和支持，认为是符合正常化政策的。它是两党方针的继续，与中国和解从一开始就是这一方针的特点。

　　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人员和中国各城市各地方的官员的十分良好的合作和协助下，我和各界人士进行了谈话。我参观了工厂、公社、家庭、学校、历史名胜古迹、博物馆、水利工程设施、水电站等等，以便尽可能地研究新的中国社会秩序的许多方面。逗留期间行程六千英里，旅途中坐飞机，乘火车和汽车。附件里有一份此行详尽的日程表供参考。

　　我在北京度过五天，和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包括和周恩来总理交谈一小时，和邓小平副总理交谈五小时，同乔冠华外长交谈七小时。北京以外，所到之地都会见了地方官员。向我提供背景情况的有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在檀香山的乔治·布什大使（驻北京的美国联络处主任），以及诺埃尔·盖勒海军上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从北京南行，我在位于黄河流域的、富饶的、工农业平衡发展的河南省逗留了四天，访问了这个省的郑州、新乡、洛阳等许多地方，参观了工厂、公社、防洪灌溉工程、土地开垦施工现场以及其他施工点。

　　从河南省，我乘机向西北飞行，到达陕西省的西安和延安。延安在一九三七年是羽毛未丰的人民解放军所作的传奇式的长征的终点，今天它成了革命摇篮圣地。从延安南行，到达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人民共和国已经承认的少数民族有五十四个；这些少数民族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五，分散居住在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土地上。广西居住着十二个不同的民族，使我得到极好机会来了解人民共和国如何掌握少数民族问题。在桂林和南宁我对涉及少数民族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从南宁我飞赴云南省会昆明，这里曾经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重镇，而今天则是中国西南地区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居住着二十四个不同民族的云南省，我进一步研究了少数民族问题。总起来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停留了五天，在云南省三天。最后到达广州，这里每半年举办一次交易会，同时也是另外三个少数民族的家乡。广州还是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所熟知的一个城市。

　　在中国期间，我多次听人提到菲律宾共和国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对中国的访问。这些谈论涉及到和菲律宾签订石油合同，以及她受到的欢迎如何热烈等。

　　我想到马尼拉走一趟是可取的，主要目的是交换对中国的观感，谈谈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在发展中的关系。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之间将继续接触，而且有盒的贸易安排有希望得到增长。我在菲律宾停留二十四小时，其中八小时用来同马科斯总统和夫人会谈。这次访问使我对中国形势增进了许多了解。

　　话题触及斯普拉特利群岛（我南沙群岛——本刊注）问题。谈到了这个地名应用于菲律宾西海岸一大群沙洲和岛屿时，究竟具体指那些地方还存在模糊观念。从菲律宾观点看，有一组靠近巴拉湾岛，是属于菲律宾的，然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岛现在被台湾的武装部队占领着。至于南海中更西的那些岛屿，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越、菲律宾都声称归属自己。这两个区域都有勘探石油的十分良好的前景，因而大家认识到这个因素可能带来国际难题，除非及早采取步骤，解决主权问题。

　　从中国归来之后，我立即向美国总统呈递了一份机密报告，谈到我观察到的和发现的情况，并对美国政策提出建议。这份报告包括的内容还有：我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以及同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长和王海容副外长的谈话。

　　下面的这份报告是一个尝试，试图把我的大量的印象和经历过的事情综合在某种形式里，并希望这些形式能帮助参议院掌握根据我的判断可能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深刻的国际发展变化——在中国大陆上兴起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如何满足它的各族人民的需要，它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是对目前和将来世世代代人具有最大意义的问题。我们对我国人民承担着迫切的责任，应当去了解在中国正发生些什么事，并最妥善地把我们的政策和这个现象联结起来，以便在美国人民和业已超过八亿的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友好、平等的交往。

　　在执行这次使命时，陪同我前往的有我的妻子莫林·曼斯菲尔德，总统关于政府研究外交政策准则机构委员会成员、尊敬的简·恩格尔哈德在许多方面给我以支持和协助。在此，我特别对以下表示谢忱：国会图书馆和国会研究所为我提供了出色的背景材料；空军部协助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国务院允许弗朗西斯·梅洛伊大使，行政助理国务卿约翰·托马斯及其属员迪克西·格兰姆斯小姐为我帮忙。国会随行医师弗里曼·卡里大夫不但做了他本职工作，而且帮我考察了中国的卫生保健工作。从参议院，我得到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诺维尔·琼斯先生，多数党领袖的行政助理萨尔皮·萨哈吉安夫人，以及参议院秘书弗兰克·瓦莱奥的协助。瓦莱奥作为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顾问，曾在上次陪同我访问中国，过去我奉总统或参议院之命出使国外时，他还多次陪同我到亚洲和其他地方。

　　迈克·曼斯菲尔德谨启

（一）这个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呢？　　

　　中国的政治制度已不再是一种实验，它要存在下去。它不止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中国八亿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国社会是以毛泽东主席的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在西方听起来不仅象马克思主义，也象普通常识以及用以应付人性虚弱面的既有谅解又有严格性的混合物。

　　人们经常猜测在毛泽东主席引退之后中国情况又将如何。在我看来，这种操心多半无关宏旨。它没有看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深度和现实性。对毛的尊敬几乎已经达到无限崇敬的程度，因为他指引了道路，他的领导恢复了中国的自信。人们可以期待，在遥远的将来，毛的训诲仍将继续指引中国的命运。“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不单是两个口号，它们是今天的和未来的中国社会的路标。

　　从上海到西安，从北京到昆明，大量证据说明这个制度的持久力。政治渗透到中国的日常生活里，从北京的高级政府官员到边远的公社的农民。中国传统的忠于家庭的概念和团体行动的概念得到延伸，把中国人民凝聚成一座由“家庭”构成的金字塔。在塔顶上是这个完整的国家的领导。到处可明显看到对共同成就的自豪感和对共同前途的信心。今天的中国比它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统一。这不是说那里将不再发生政治动乱。事实是，毛的论点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政治动荡。这些动荡被看作必须的，其目的是从这个制度中清洗掉那不断发生的“特权上层”的倾向。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任何政治体系都会发生为个人夺取权力的斗争，可是在中国，即使这种斗争似乎也将会在毛主义的范畴内进行。

　　中国经济制度含有一个强大的绝缘体，把中国从国际经济体系的暴风雨中隔离出来。比如，相对地说，当前的通货膨胀的负荷以及遍及世界的不景气魔影对中国就没有多少触动。毛对自力更生、地方积极性、国内自给自足的强调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远在长征以后的延安时代，毛的部队就自己纺纱织布开垦荒地。所有的人都参加体力劳动。这一毛主义观念再一次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证实了本身的力量。五十年代后期当苏联撤退它的技术援助时，自力更生的主题推动中国凭借自己力量取得成就。现在，中国粮食、纤维，大多数原料以及能源，已自给自足。中国不但能不依靠外界而生存，而且必要的话，没有国外进口，也能让她的正在进行中的经济技术继续前进。

　　人们感到中国对美苏两者抱着嘲笑式的感激，感谢它们迫使中国依靠自己人民和资源来发展经济。中国人说，特别是俄国人以中断技术和其他援助帮了中国的忙。其结果是，中国限制了进口，这既是自愿的也是被迫的；同时把出口大体上局限在偿付进口所必须的水平上。对于这种不靠世界经济的独立性所带来的实际结果，邓副总理是这样说明的：“如果我们购买的产品价钱太高，我们就停止购买。另外，如果我们出口货售价太低，我们就不卖。”

　　中国的制度是平等主义的，人们普遍参与其活动。政府官员或工厂经理骑车上下班，与其他职工并肩前行；公社生产队长和社员一样，同在田野劳动。那里没有特权阶级。虽然，正如一位老练的官员所解释的那样，这个制度并不意味“大家同吃一锅饭。”“这是无视人们个别差异的怪想。”“一切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与厌恶，都有个人的才能。”据解释，这里的理论是，在人民的基本需要，即适当的食物、衣着、住所得到满足之后，根据“工作人员对社会的贡献来分配产品”，人们获得不同的报酬，满足个别爱好。

取得成就的证据　　

　　中国人民吃穿住的基本需要正在获得满足。食品和衣着丰足而价廉。人民看来身体好、吃得不错。住房是一个城市一个样，村与村也不同，但和旧中国比，大多数住宅是很不错的。到处在建造新屋。处处有证据说明对清洁整齐的重视。

　　中国没有失业或通货膨胀。官员们报告说不存在吸毒、酗酒、娼妓或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街道不论在日间或夜晚都是安全的，尽管难得看到武装公安人员。人人看来都忙于生产工作或别的有意义的活动。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而且有技术的女工在工厂里所占百分比在不断上升。在田野、在工厂的机器旁，男女并肩在劳动，同工同酬。在某些地区，妇女按旧习惯继续从事大量的重体力劳动，如修路之类。以我们的概念衡量，存在着大量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但每一个健壮的男人或女子都得到一些工作，没有失业，因而不存在失业津贴的概念。

　　除了外交官和归国华侨，没有私有的汽车。每个地方只有为数有限的官用交通车辆。小轿车如此之少，以至主要城市之外，它依然是人们竞相争看之物。随着中国日趋富裕，要不要允许私人汽车存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其存在将是对这个制度的考验。上海一位官员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重点是发展公共运输。小汽车太多将成为灾难。”

　　我在全国旅行中经过的街道和马路都保养得很好，两旁植树，而且常常种植多层树木。公共汽车很拥挤，改进这种类型的运输特别受重视。我三次坐火车所见，客车美不可言。车厢和大多数机车是中国制造的。车厢整洁舒适，路床平稳、保养良好。从北京到广州来回一趟近三千英里，卧车票价约六十美元。

　　和三年前我首次访问人民共和国时所见相比较，人民生活看来有所改善。比如，在北京可见到许多新住宅，人们看来穿得更好些，街上有更多的卡车和其他商业车辆，更多的式样讲究的自行车，店里摆着花式品种更多的消费品。

　　城市工人的工资似乎比一九七二年略有提高，目前的平均数是月薪二十五到三十美元。房租水电每户平均仍在四美元上下。城市居民仍旧享受免费医疗，在公社所付医药费也只是名义上的。日间托儿所各处均有，教育全部免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一个工人的工资是他的净所得。

　　粮食、棉布和食油实行配给，供应量充足。基本商品价格仍旧是便宜的而且固定不变。大米售价约美金七分一磅（和二十年前一样），猪肉和牛肉，四角一磅，鸡三角四分一磅，糖三角五分一磅，棉布四角一平方米，自行车七十五美元一辆（上海已开始出售摩托车，每辆二百美元），一只中国手表，五十美元。看一场电影一角到一角五分，香烟平均三角一包。城市公共汽车每次乘费三到八分。衣着鞋子定价极低，一件厚厚的棉上衣只要九美元左右，一双棉鞋还不到三美元。多数家庭夫妇两人都工作，因此两人收入合起来往往还略有积余供储蓄，偶尔还可以挥霍一下。

　　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令人感到一种集体精神。中国有效地处理了西方世界为之困惑不安的许多社会问题，也许关键就在于这种精神。它是“狗吃狗”的对立面。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可资说明。街道上的警察不带枪，难得见到携带武器的军人放哨。不过，北京居民还是有人夜间锁上门。如果犯罪案情严重到上法院，则由被告自己、他的同事或邻居来申诉，因为中国没有认可的律师职业。在当地的集体内，大多数犯罪行为得到预防，大多数犯有罪行的人得到纠正。被告如证明有罪将被送回家送回工作岗位去接受一段时间的再教育。在那里，他的“错误态度”，可能是促使他犯罪的东西，将得到“纠正”；由他的伙伴帮助他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事情就这么了结。如果被告是惯犯而“纠正”无望，他最终会进班房。在中国还有死刑，处死刑的罪行如蓄意杀人，屡次强奸妇女等。

　　精神病问题，除非造成极大的严重混乱，首先由患者的朋友邻居同事以同情谅解态度加以处理。传统敬重年长者的风俗依然存在，老年人由亲属照料，或由他所属社团中的成员（不论是朋友或过去的同事）照料。家庭观念和地方责任感在中国依然盛行。彼此帮助照顾是新中国的一个主要部分。

中国的医疗，一九七四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府面临着人民营养不良、受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危害，以及卫生设备和医务人员不足等问题。患着坏血病、长满虱子、肚皮鼓胀、红肿眼睛的儿童随处可见；遍地乞丐成群。娼妓问题尚未解决，性病和结核病猖獗。

　　毛主席的指示和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原则形成一套方案，直到今天，依然是发展医疗卫生工作的、被广泛引用的思想基础。这些原则简述如下：

　　一、医药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

　　二、预防医学优先于治疗医学

　　三、中医、西医必须团结起来

　　四、医疗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相结合

　　根据这些原则发展了普及基本医疗保健的制度。这个制度消灭了性病，控制了结核病，部分控制了疟疾和血吸虫病，并且在治疗烧伤、断肢和断指再植以及治疗骨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个制度使中医和针刺的使用得到新生并有了新的意义。医务人员

　　解放以后，按每千人一位医生的约略估计，就需要八十多万名医生，即使尽最大努力，这个目标在二、三十年内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产生了“赤脚医生”和其他助理医务人员的想法。

　　一、赤脚医生——一百多万名男、女被训练成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赤脚”的含义仅仅意味着和工、农相结合、主要为工农服务。

　　基本上，赤脚医生是中学（初中或高中）毕业生，由所在单位的领导和伙伴们推选，认为才智和思想都适合接受此项训练的。赤脚医生通常在区级医院学习三个月初步医疗、急救、卫生、保健、免疫、针刺和中医方面的知识并取得实践经验。许多训练项目在美国被当成是医生范畴之内的事，如缝合伤口、使用抗菌素和其他药物。继续的训练亦多少是定时的，在离工作地点最近的中心上进修课。为了深造，在地区一级中心设有较长时间的训练班。届时，赤脚医生能达到医学校毕业生的水平。

　　各赤脚医生所照管的户数或人数不等，但病人的数量看来不致使他负担过重。赤脚医生对必须定期检查的慢性病、用药、进一步估计病情和转诊应具有详细的知识，对急性病和意外事故能作初步护理；要按时进行免疫；要劝导节育并监督环境卫生问题（饮水消毒和粪便管理）。赤脚医生除医疗任务以外还参加日常劳动。

　　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工人医生和保健人员。虽然这种人在医疗制度中地位重要，但他们的训练范围和职责显然不象对赤脚医生的要求那样高。他们任务范围内的病人较少，即职工或家属。

　　二、医生——从一九六五年到七○年人民共和国停止了培养医生。此后，训练年限减为三年，课程从三十或三十种以上项目减为十五到十七种，现代技术之外，也包括中医和针刺医疗。挑选学生的方式和挑选赤脚医生相似，一般在中学毕业后当过几年工人。医学院毕业生在按需要分配前参加一段短期实习。完成一个时期的社会服务后则可参加专科训练。

　　三、护士——训练时间大概为十八个月。挑选出来当医生的护士需要再进修一年。他们的职责和医院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四、助产士——相当多的护理产妇工作由助产士担任。助产士的训练期限是一至三个月。学习内容包括相当一部分赤脚医生的训练课程，以接生术为重点。

传染性病和寄生虫病　　

　　娼妓或性病目前已不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二者在群众的公开教育运动中被看成是旧社会的残渣，已被群众同心协力地消灭了。首先关闭了全国的妓院。妓女的病得到医治，她们恢复了健康并给她们安排了建设性的工作。

　　全国的性病病例调查是通过填写问答表和由赤脚医生、保健人员以及关心此事的公民共同完成的。事实证明不熟练的保健人员在经过一周训练后就能百分之九十准确地判断性病病例。采用了快速、简易验血法。青霉素治疗效果良好。在五年期间达到下述标准的则被认为是根除了性病：

　　一、公众集体中一切病例都查出并给予治疗。

　　二、未发生新病例。

　　三、未发生临床活动性梅毒现象。

　　四、新生婴儿中未发生先天性梅毒。

　　五、曾患梅毒而治愈的母亲，此后的怀胎与未受感染的母亲受孕情况相同。

　　通过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下列各项免疫：

　　一、卡介苗（抗结核）——出生后三日内首次注射卡介苗。每三年做一次结核菌试验，如果试验是阴性则再补种一次卡介苗。

　　二、脊髓灰白质炎——六个月时开始用口服（活的、稀液）疫苗三剂，其间隔为一个月；一岁时再服用三剂，到五至七岁时再服用三剂。

　　三、三种混合疫苗（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头三次注射在三到六个月；单一品种的补助注射在三岁和六岁时。

　　四、麻疹——没有麻疹病史的儿童在六至八个月时给予首次免疫注射，三到五年以后再进行一次注射。

　　五、天花——六个月时第一次种痘，六岁时再种一次。

　　六、日本乙型脑炎——在某几个省份每年十月或十一月份时给十四岁以下儿童注射免疫疫苗。

　　七、双球菌脑膜炎（和乙型）——在某几个省份每年十月或十一月给十四岁以下儿童免疫注射。

　　结核病在实行病例调查和早期治疗后已被控制住了。考虑到这个成就是在居住拥挤，加上在采取措施之前发病率很高（如北京大学的发病率是百分之十）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就更其难能可贵了。为了达到控制结核病的目的，广泛地采用了群众教育的办法，强调了早期治疗的好处。在调查病例中使用了手提式Ｘ光设备，包括户外用的透视机。

　　血吸虫病，一种寄生虫病，仍然是危害健康的主要问题。不过已经采取了有效办法以控制和减少发病率。通过讲演、电影、招贴画和无线电广播来教育群众去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据说采用干涸血吸虫病菌感染的池塘，深埋受感染的土壤的办法就能消灭血吸虫病，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是这样做的，云南省也已得到控制。早期治疗和对严重病例施行手术治疗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黑热病是长期以来某些沿海地区的祸害，由于控制了它的媒介物白蛉而消灭了。

　　疟疾仍然存在于最南端各省的边远地区。现正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和控制蚊虫的办法。

　　其他——安全饮水计划，改善个人卫生，粪便处理（做肥料前）以及对狗进行管理等等都使寄生虫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减少了。

中医和针刺　　

　　人民共和国目前使用的中医药品有数千种之多，而且各种医疗保健系统和关心的人还随时在提供更多的新发现。广泛应用的有树皮、草、菌类、一些兽皮和昆虫。对医治肺炎、肾炎、高血压、心脏病、咽夹炎、盲肠炎以及多种其他疾病有良好效果。由于很多有用的药材都来自自然资源（如洋地黄、麻黄素、利血平、奎尼丁、抗癌剂等等），因此认为可以从中药中发掘一个新的有效药剂的宝库，并非没有理由。确实，应尽一切努力适当安排研究工作，显然目前中国人正在这样做。

　　针刺麻醉自一九七二年以来使西方人着了迷。很多有才能的西方医生在中国看到针麻应用在数不清的外科手术病例——且举数例，如开脑、割甲状腺、开心脏、肺、胃以及骨科手术。它的提倡者指出使用针刺麻醉既安全、简单又便宜，并且没有副作用和后遗症，病人恢复健康快。针麻所起的作用和它的普遍应用尚待研究和进一步取得经验，不过目前针刺在中国被广泛地用作麻醉剂。

　　用针刺治病，在中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几乎各种病都可使用针刺，许多访问者看到针刺的使用并据报道对治疗胃溃疡、高血压、多种因素产生的麻痹以及头部、背部等疼痛、关节炎以及粘液囊炎都有良好效果。针刺治疗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如头皮和耳朵上的新穴位，用电加强针的刺激以及在穴位注射中药等。关于它所起的作用和普遍应用需要进行彻底的研究。

医疗设备　　

　　据说现在中国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医院。许多较大的公社都有小医院。大部分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大部分生产队设有医务所。

　　这些医院和其他设施按美国标准都算不上现代化或装备齐全的，但是医疗质量和对人的关怀似乎可以弥补上述缺点。我们看到的化验室，放射学科和放射同位素学科设备良好。医院的地板、过道和接待病人的地方都打扫得十分干净。

医药费用　　

　　工厂工人享受公费医疗，除少量的挂号费（相当于二至五美分）。如果住院，则付少量的额外医药费。长期病号在六个月以内拿全薪。残废者如工作达十五年可拿全薪，否则拿百分之七十。家属的医药费用，一半自理。

　　农民每年约付二十五美分的合作医疗费。不清楚农村是否有残废者福利费。

癌症　　

　　一九四九年以前，癌病列为致死病的第十位。由于采取了有效措施控制了传染性和寄生虫病，由于改善了营养和普遍的卫生保健工作，因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率大大下降，癌症现成为致死病的第一位。食道癌是最普遍的一种，在某些地区成为主要致死病。它的病因和水的化学污染以及腌食上滋长的某些菌类有关，对适年妇女每两年检查一次子宫颈癌。乳腺癌不普遍，每次普查时检查一次。

　　虽然相对地说，机动车辆很少但是工业和取暖大量使用软煤。北京、上海、广州和昆明由此而来的空气污染情况相当严重。抽烟在中国男子中很盛行，在妇女中则罕见。肺癌逐渐增加，关于吸烟的危害性官方尚未表态。

精神健康　　

　　精神病显然不是威胁健康的主要问题，尽管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材料。社会上以小组为单位的团结，和对人的可改变性和变好的信念发展了用集体帮助、自力更生、谈心、生产劳动和“革命乐观主义”等办法为新的治疗技术。在适当的时候也同时采用西方药剂或针刺。据报道“治愈”和“大大恢复健康”比率之高，足以使人诧异。

其他方面　　

　　断指和断肢再植外科手术十分成功。缝合微小静脉和动脉的精细显微外科技术以及病例的转诊制度已引起整个医学界的重视。

　　在治疗烧伤方面的新技术，使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的病人能活下来，这是一项最杰出的成就。在最初休克期给予及时的和适当的液体补充，在感染期采取隔离病人、给予辅助性治疗、合理使用抗菌素和适当护理伤口，这样使病人逐步恢复。治疗烧伤的成功率以及美国医学界观察家们的热忱强烈地反映了必须对这种治疗烧伤的办法进一步研究以便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采用。

　　酗酒和吸毒都不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人民共和国劝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的罂粟种植者，去改种其他作物，然而，在严格管制下生产一些药用鸦片是允许的。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一些论断，认为大陆中国是国际上非法鸦片买卖的大量鸦片来源地。香港的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官员们告诉我，认为中国是非法麻醉剂的来源一事，并无证据。这印证了早先中国官员们告诉我的话。

　　高血压病甚为普遍，特别在北京。对发病原因的发现可为世界其他地区解决这个问题作借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出生后的预期寿限据报道以前是五十三岁。赛德尔夫妇在他们的近著《为人民服务》中说，上海市人出生后的预期寿限（七三点三岁）比美国人预期寿限（七○点四岁）大。

　　一位出生在美国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医生马海德也说中国人的预期寿限现在微微超过七十岁。不管这数字是否准确，中国人显然在过去二十五年内，在保健工作、预防疾病和控制疾病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同时并用现代西医办法和中医新技术。中西医结合产生了可喜的效果，可能为全世界造福。

人口政策　　

　　中国参加七四年八月联合国人口会议的首席代表宣布中国的人口“近八亿”。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十分不确切。据多数美国专家判断，大概略低于百分之二，即每年增加约一千四百万人。

　　据说一九八○年的目标是降低到百分之一。对一切外部估计必须采取保留态度。

　　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因地制宜的。例如在人口稠密地区鼓励晚婚和节育。而在人口稀少的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并不反对增加人口。上海市人口年增长率是百分之零点四八，北京是百分之零点九七，内蒙古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达到百分之三。一些城市的出生率下降明显地表现在小学的入学儿童人数上，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和过去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更能接受计划生育。人口中处于生殖年龄的，绝大多数至少受过五年教育，基本上有阅读能力。此外，妇女的作用已经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她们受到较好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和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不再挨饿了，并且因为卫生条件改善、医疗及时，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大大下降以至父母不再认为必须多生子女。老年保障也不再依赖于多子女。

　　总之，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为年轻人提倡晚婚、婚后实行节育而制定的广泛、有效计划提供了必须的基础。这个计划，辅之以免费供给避孕设备，免费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是全面控制人口的一项主要措施。

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重视普及教育。中国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为了有效的政治交往和发展经济，必须要有文化。在中国每人受免费义务教育七至九年，年限长短因地而异。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双桥公社，每人至少学七年文化。在工厂里看不见正值学龄的青少年参加劳动，但在农村里却屡见不鲜。当前各级的教育制度，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试验和过渡”阶段。现今一般学制是，小学四至五年，中学不超过五年，分初中和高中。有的学生可继续进技术学校或大学。

　　在中国西南部一个较为辽远的公社里，一位领导人向我讲道，他所在的公社中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学。我问他其他的百分之一点六如何，他说虽然一般来说七岁的儿童都入学，但是有的父母要等到孩子满八岁后才送他们上学。

　　在中国，教育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实际的运用。青少年学了文化之后，一般都进一步受到某一方面的专业训练。同时按照毛主义的概念向他们灌输热爱劳动和其他道德标准的思想。中级教育一般都结合实际，培养能直接到工厂或公社中从事劳动的人。此后，在工作岗位上可继续得到锻炼，譬如说培养当技术人员的则经过几年的学徒期。

　　至于高等教育，从各方面说，都还没有一定的看法。我曾去访问过北京大学，该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万名学生，各科学习期限五年到六年不等。现在该校有五千名学生，各科一般学习三年。学习结束后，没有学位，而是发给证书。学生的费用由国家负担，必要时还发些零用钱。学生是从公社、工厂和部队中选拔出来的。在批准入学时，学员必须获得在一起劳动或当兵的人们的推荐，这是最主要的条件。目前进大学的人都不超过初中的水平（受过七年教育），上完初中之后，在工厂、农村或部队又干了几年。入学名额按地区分配，申请升学的人，由当地的委员会审核，在全国都是一样。升学的青年中女的占三分之一，国家有意识地增加女青年升学的比例。目前北京大学有四名学生来自美国。

　　虽然关于教育制度的辩论还在进行，但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人们能在社会上起更富于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看来是不会改变的。争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安置和最充分地利用有天赋的学生和教师，而不致于再度产生微薄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当前的情况是：在全国范围内，即便是边远地区，都普遍施行免费教育，目的是向年轻一代灌输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并且也培养他们照这样去做的基本技能。

农业　　

　　人民共和国最惊人的发展就是农业。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而中国全部的陆地面积只有百分之十一是农田。但是中国生产的粮食足够八亿人吃。中国既出口粮食，也进口粮食。这方面没有统计数字，因此对中国粮食生产的情况还得不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中国当局宣布中国已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外国的观察家也同意这点。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在储存粮食。

　　根据中国发表的数字，一九七三年中国粮食产量在二亿五千万吨以上，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一九七四年虽然有严重干旱，粮食的收成还是打破了纪录。

　　在中国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住在公社里，其规模大小不一。每一个公社都尽可能地做到自给自足，自己制造农具、化肥，有的还制造小型拖拉机和其他农机，以及各种日用消费品。据估计，中国使用的肥料，百分之七十五仍然是绿肥和粪肥，现在正在提高化肥的产量。在中国，人的排泄物被当成财富来使用，而不是让它沾污河流或沿海水域。在北京，人们扫雪时把人行道上的雪堆到沿街的树根周围，充分利用它的水份和养份，人们称为“穹法上肥”。这种保存和回收的技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最近据一批美国农业科学家的报告说，目前中国使用的化肥，一半来自“后院工厂”，这些工厂从煤、焦炭和水中提炼碳酸氢。在别的国家里，这种东西一般是不用来做肥料的。据说这种方法可以直接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中国已从国外订购了十三个大型化肥厂的成套设备，准备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先后投产。

　　中国的农民不荒废一寸可耕之地，并且通过水利工程的排灌系统和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增加了可生产的土地。他们正在把大山变成丘陵，并开始把已经开辟好的梯田进一步变成小平原，更有利于机耕。新的技术很快就得到推广，各个公社根据当地水、土、地形、气候、机械化程度和劳动力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运用这些新技术。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中国宣布了在广东的一块试验田上，已经成功地在一年之内，生长三季水稻和一季麦子。一年之内收四季粮食，确实是一个空前的成就。在中国，农业耕作使用大量劳动力，机械化的程度远远低于美国，也不象美国那样依靠石油和化肥。男人和妇女仍然要用体力担重活，同时也使用水牛、驴子、卡车及拖拉机。为了增产，首先就得搞机械化，但是在我所访问的地区，用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还刚刚开始。

　　公社制度的作用。一方面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一方面是使全国的农民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公社下面分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分生产队。各级都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推动生产。一个生产队一般有三十到四十户，每一户有一小块自留地可以种菜，养猪或其他家禽家畜。

　　公社的住宅都属社员自己的，和城市里情况正相反，城市居民的住宅几乎全部都是由国家租给各户使用的。在农村可以从公社买砖、水泥、木料和其他建材，有时用户可以获得津贴或贷款，用来购买这些材料。一般盖一间房需用三百到三百五十美元。社员大家都互相帮忙盖房，一户的老人去世之后，房子可以由家属继承，如果住户他迁，也可以通过公社把房子卖掉。房主不得出租房子。

　　每个公社每年按照国家计划承担一定的产量定额，五年之内定额不变。国家收很低的农业税，每年生产的粮、棉或其他农产品，都按定额和定价卖给国家。超产部分可以高于定价的价格卖给国家，也可以由公社自己储存起来，或者多分给社员一些。在河南省新乡地区，我曾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一九七四年国家分配给该区的粮食定额是两亿八千六百万磅，实际产量是四十四亿磅，在超产部分中，公社社员们同意多卖给国家三亿七千四百万磅，剩下的由他们自己使用和储存。

　　公社卖给国家的超额粮，其价格可以比定价高五成。但如在粮食生长期间国家向公社提供了化肥，那末超额粮的售价就只比定价高三成。在鼓励提高现有土地产量之外，提倡公社开辟新地，以一定年限内不给定额的办法以资鼓励。

　　这种制度对社员是起作用的，在河南省的七里营公社里就是这样。七里营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公社，一九五八年的公社化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公社大部分土地座落在黄河旧道上，过去常年遭受水、旱、虫灾。全社土地共一万五千五百亩，人口五万四千，分三十八个大队，二百九十八个小队。主要产物是粮食和棉花。

　　七里营公社挖了三百二十条渠道，引来了黄河水灌溉农田，在这之外还打了五百四十口机井以补黄河水的不足。全社有六十台拖拉机，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已用机耕。粮食产量每英亩七千二百六十磅；相当于建社那年的十倍。集体储粮达到平均每人五百五十磅，各家各户还有自己的存粮。公社进行多种经营，开办了一个磷肥厂，蓄养了各种牲口家禽，还发展了林业。

　　公社里有若干小学、中学和一所农业学校。还有一所医院，每一个大队都实行合作医疗制。百分之七十的社员居住在砖房里。每户都有一台缝纫机，至少一辆自行车，公社各大队都有电。

　　在分配方面，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各户按技能、产量和态度分得收入。丧失劳动力的人由其家属照管，如果没有家属，就由公社用公益金给予照顾。公社和工厂不同，没有退休制，但是所有上年纪的社员都有人管，不是自己的家属管，就是由当地的组织管起来。合作医疗制每年向每人收大约美金二角五分。七里营公社每户以平均四人计算，每年收入为二百三十四美元，包括分得的粮食。每户都有一小块菜地，为了提高耕作效率，这种菜地由集体耕种。

　　在齐林大队（译音）我访问了一个社员的家庭，户主是当地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贫困所逼，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到东北，给日本人卖苦力。在那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最后又回到了家乡。现在他和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住在很朴素的长方形的砖房里，水泥地，一共有九间房。儿女都已参加劳动。家里有两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个烧煤的灶，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两张大床。中间屋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一些革命现代京剧的招贴画，还有一个用干电池的电钟。这一家去年收入现金有大约四百五十美元，另外还有分到的粮食，这些收入按照中国的标准是足够过舒服日子了。家里的人谈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成就时都充满了自豪感。

　　在中国西南部的壮族自治区，我访问了武鸣县的双桥公社，这个县的居民尽是壮族，双桥公社的人口是五万三千四百人。

　　双桥公社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产物有米、柑、香蕉、烟叶、木材、磷等等。公社有自己的机修设备，一家机器制造厂，一家锯木厂，一所砖窑，以及其他一些自用的设备。全社一百五十九个自然村中，一百四十六个村的全部住户都用了电。公社正在把它的收入用于机械化投资方面，在过去几年内已经用了一百六十万美元购置拖拉机和各种机器设备。

　　去年丰收，粮产达七千一百五十万磅，相当于一九四九年同样面积的土地的粮产的四倍半。在去年的粮食产量中，卖给了国家两千五百万磅，其中六百六十万磅是国家定额，一千八百四十万磅是超额粮。超额粮的卖价，除了高于定价的一部分之外，还包括了国家支援的化肥的价格。

　　一九七三年时，每户以五人计算，平均每户收入为二百六十五美元，包括粮食。一般来说，一户大概有五至六间房，院里有一块种菜的自留地和一个小猪圈。据说大部分家庭在公社的银行里都有存款。一九七三年粮食（主要是米）产量，每人平均合一千三百二十磅，其中每人平均分得六百六十磅，远远超过一个人的年消耗量，余下的粮食就都存在各家各户了。存粮过多的，就拿出一部分喂个人养的猪。据说，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带穷得连“麻雀都不在这里停留”，一位公社的领导人说：现在的生活就象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所访问过的一些家庭，政治觉悟都相当高。在他们看来，生活就是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公社制度就是对他们有利。在中国的农民中间充满着这种强烈的感情（这可能是事实），看来毛的教导在全国人民思想中已牢固树立起来。

维护和保护工作　　

　　我们所到之处都有许多事情使我们深感到中国恢复了对其过去的骄傲和对其未来的信心。人民共和国正在探寻和修复中国盛藏的古文物，其中的一小部分目前正在美国展出。我所访问的每一个省都有一个省博物馆，其收藏品主要是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发现或发掘的物品。展品往往从政治上被用来强调旧中国农民所遭受的剥削。

　　不管在什么地方，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如十三陵、洛阳的龙门石窟和长城的某几部分都已修缮一新，供公众游览之用。这种对传统的优秀文化的重视充分说明了举国上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拖不垮的复原力和智慧来发展新中国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至于未来，中国很显然还没有大力控制空气污染。全中国的工厂都大冒黑烟，河流中的工业废水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没有汽车运输，空气污染还不是那么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到处都有保护自然资源的工程。例如，城市和农村都开展群众植树造林，其规模之大据说已使有些地区的气候好转。我所到之处都看到许多水土保持工程，地方官员们都引以自豪。譬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的城市环境是风景秀丽，空气和水都很纯净，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对此赞不绝口。现在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保护这些好的东西。不过，这个地区现在已拥有二百六十个工厂，而控制这些新景物的不良影响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譬如，这里有一家造纸厂，过去曾一度排出烧碱，而现在正采取一种措施回收碱。还有一家烧煤的热电厂，过去把废渣排到漓江，现在却用这种废渣造砖。

　　地处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的河南省也许最能说明新中国改造自然的工作。治理黄河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重视保护资源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缩影。黄河对中国的兴盛休戚相关，但是这条河流是变化无常的，据记载它在历史上曾经二十六次改道，每一次都造成极大危害。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人们都熟知黄河是中国的忧患。据说在大规模进行水利工程前，上游高原地区十年九旱，而下游则水灾频繁。

　　这条河流之所以叫做黄河是因为它从上游高地带了大量泥沙，每立方米水中含有八一·四磅泥沙，而尼罗河每立方米河水中只有二·二磅泥沙。几百年来，黄河下游两岸都修筑了护堤，但是不断淤积的泥沙和不断加高的堤坝使河床比毗邻的陆地高九至二十一英尺。离得更远的一些地区则低于河床达六十英尺之多。因此，黄河有时被称为“空中河流”。

　　一九四九年以前，由于决堤，平均每三年发生水灾两次，受灾和死亡人数达数百万之多。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没有发生过决堤。当地居民仍然满怀悲愤地记得，一九三八年一个国民党军事将领曾下令扒开河堤，阻止进犯的日本军队。据说由此而造成的水灾淹死了八十九万中国人。

　　过去二十五年来中国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在黄河上修建了五座大坝，在支流上修建了七十八座。下游修建了一百四十项分洪工程。上游地区有大批防止水土流失的工程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而下游地区则完成了大量灌溉工程。仅河南省就有一千万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防洪工程成效很大，一位公社领导人对我说：“我们怕的不再是河流泛滥，而是怕没有足够的水用来灌溉”。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个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已经增加了近九倍。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洪水和泥沙淤积来垫高土地已经使许多新的土地用于耕种。这个办法还将继续下去，直至最靠近河堤的土地都处于最高洪水水位之上。

　　在农村发展方面，另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地方是河南省辉县。在这个县，数以千计的人正在看来地形险恶的地区造新田和修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人们告诉我眼下还没有已经造出的新农田的数字，但是其数量显然是很大的。这种新田是用手工凿的石墙隔成一级一级的，顺着山坡由下往上徐徐伸延，直至碰到坚硬的秃岩。这些完全可以灌溉的农田工程是由首先受盒的生产队发起和从事建造的。因此，既有经济上的刺激，也有爱国的动机。

　　辉县被视为全国修建灌溉工程和变非生产地区为生产田的标兵。一九四九年以前，辉县所在的地区只有水浇地五千英亩。而现在水浇地达八十三万三千英亩，并计划扩大水浇地三十五万英亩。为了弥补雨量不足，该县从多方面开辟水源，其中有黄河支流、巧妙地开发地下水、天然喷泉以及水井。尽管一九七四年遭受大旱，据说产量仍高于一九七三年。

　　我参观了一个从一条地下渠道引水的灌溉系统，渠道上面是覆盖着的，可以种植粮食。水是通过一连五个抽水站和大型的石块混凝土渡槽，一共提升二百八十英尺，然后分流到三十二英里长的许多小渠中，灌溉五千三百五十英亩土地。这项工程是由两个公社的十四个大队投资，用了三年时间建成的。粮食产量从每英亩约五百三十磅提高到每英亩六千至七千九百磅。

　　在这个地区，另一个灌溉系统把水池里的水抽到一个山顶蓄水池。还有一顶地方工程利用从坚硬的岩石中凿出来的一系列隧洞把水引到邻县，水渠上面还铺设了一条公路。我参观了八百码长的“愚公洞”。它是以中国一个著名的寓言命名的，这个寓言说的是通过一代代的艰苦奋斗和毅力而终于完成了看来不可能做到的工作。这个寓言出自新乡地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发扬了这一传统。

　　自力更生也应用于电力生产上。我在华南的广东省参观了一个用中国制造的涡轮机装备起来的小水电厂，它用的是从综合水库通过隧洞引过来的水。这个水库不仅用来为农业和工业发电，而且用来控制洪水、灌溉七万五千英亩土地和养鱼。这个电厂所发的电是同全省范围的电网联在一起的，尽管在这个电网范围内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公社、大队和各个生产队办的小水电厂至少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部分电力。多余的电力卖给国家，输入全省范围的电网。

　　在这种遍布全中国的大规模的人工建造的工程面前，西方用来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就显得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列入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的许多服务性项目，诸如垃圾和污水处理费、抗污染工程以及酒精中毒和吸毒治疗中心，更不用说广告费和商品五花八门的包装费，这些东西同中国的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所需要的许多东西是通过回收和重新使用以及投入大量劳力来满足的，而在西方世界，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中国是一个完全行之有效的节俭而又自给自足的社会。

工业发展　　

　　河南省是有计划的发展、分散经营和自力更生的范例。这个省不但农业生产水平高，而且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工业中心。省会郑州的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增加到一百一十万，预计这个城市的人口将稳定在这个数字，而这一地区继续增加的人口将分散到农村中新建的村庄中。象上海这样的其他大城市的人口也有所限制，其办法是把年青的工人送往人口不太稠密的地方和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

　　郑州这个工业基地原来只有八家小工厂，现在已增加到八百个，其中有些工厂雇用数千名工人。我参观了一个为该地区和全国许多纺织厂以及为出口而制造纺织机械的工厂。这个厂有五千名工人，而一九四九年只有三百人。他们告诉我该厂所用的二千台机床有百分之四十五是自己设计和制造的。这个厂设有医院、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中学、业余大学和文娱活动场所。

　　技术工人的学徒制是采用边工作边培养的办法，为期最多三年，学徒期间每月工资约十五美元。全厂的平均工资大约每月三十美元。技术人员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妇女，这个比例还在增长。妇女是五十五岁退休，男人是六十岁，退休后领取相当于原工资约百分之七十的养老金。

　　我在洛阳访问了一个拖拉机厂，该厂一九七三年生产了二万四千三百台拖拉机和推土机。也许底特律会认为这个厂的装配线已经老掉了牙，但是同旧中国相比，这个工厂却创造了技术上的奇迹。它基本上是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

　　这个厂的主要产品之一是四十马力轮式拖拉机，完全由该厂工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他们所使用的百分之九十的机床都是中国制造的，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拖拉机厂自己制造的。只有百分之十是在中苏合作期间进口的。

　　平均工资每月二十七美元。工人享受公费医疗，每月付大约一美元的房租，还有免费的教育和文娱活动，病时工资照领，退休后有退休金。

　　在云南省，我参观了昆明第二机床厂，该厂生产用于制造多种机具的精密、高速机床。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个厂的四百名工人只能制造磅秤和小型车床。现在这个厂有四千名工人，制造一百多种重型机床。近年来，该厂工人设计并制造了十三种新机床，其中有些已在广州交易会上展出，并远销国外。在生产线上有许多妇女在干活。厂部后面还修建了地下车间，这显然是出自国防的考虑。

　　在所有的工厂和街道都可以看到许多关于生产指标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标语。不时还可以看到用这种方式对工厂管理部门和其他领导的批评。一个官员说这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

　　我参观每一个工厂都得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工人们都很年青，大多数看来只有二十出头。中国的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的，近几年来发展得最快。因此，年青人在新兴工业中操作机器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　　

　　严格地说，中国这个种族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是由许多种族构成的。但是西方一贯称之为“中国人”的人在中国是划为汉族人，这个名称来源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统治着中国的那个朝代。汉人历来是同种的中心集团，它是中国文化扩展和同化的核心。在古代，汉人聚居地区以外的人都被视为“蛮人”。

　　汉人占中国现有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其余的包括五十四种民族，共四千万人，称之为“少数民族”。这百分之五的人口分布在中国百分之六十的陆地上。非汉族人聚居在现已划分的五个“自治”区内。这些自治区是：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来是广西省，成立于一九五八年，它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十二个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个自治区，其中最大的是壮族。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政策是要消灭壮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此相反，显而易见的是正在共同努力保留该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传统。

　　中国特别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从少数民族中招收的小学生的人数为一九五○年的十四倍。虽然课本是汉文的，教学也用汉语，但是也有用壮语讲课的。操两种语言即壮语和汉语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在其他地区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四所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师范学院。

　　每一个县都有用当地语言进行演出的文工团。还有专门的壮语广播节目。在少数民族地区放映的电影都用当地语言配音或加上字幕。

　　在人烟比较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是不控制人口的。他们告诉我这个地区壮族和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差不多是一样的，即每年百分之二。而在壮族聚居的双桥公社，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点五。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中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在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上对他们没有歧视。地区、县、社的党员领导人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少数民簇。双桥公社七名公社领导人中有六名是壮族，其中包括公社主任。在地方上人们都讲土话，不讲汉话。但一般来说文件均需用汉文记载，因为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

　　在财政上，自治区比正规的省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北京在预算上也给予一些补助。区一级有一笔专款用来帮助解决当地特殊的少数民族问题。如果某一地区的收入特别低，这个地区可以得到卫生、教育、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补助。此外，还有一项政策保证最边远地区的基本商品的价格同城市中的价格一样。

　　继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我访问了云南省。居住在云南省的二十四个少数民族人口占该省二千三百万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省有八个专区或州和十五个县是由少数民族管理的。这些地区在许多方面实行自治。压迫和歧视政策已被废除，目前正大力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卫生、教育和一般福利状况。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样，少数民族有权使用他们的土话和他们自己的文字（如果有的话）、办由他们自己的教师任教的学校和拥有他们自己的地方公安部队。他们在使用地方资金方面也同样有更大的灵活性。

　　少数民族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参加上起省政府下至生产队的政权各个部门的工作。地方党员干部均为当地少数民族。

　　我参观了昆明的民族学院。自一九五一年创办以来，这所学院已为二十四个少数民族培养了一万多名干部。这些年青人经过两或三年的训练后回到原地区的工厂、公社或其他政府部门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有些则留下来在省政府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许多小工厂，生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纺织品、拖拉机和其他产品。各地区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其地理位置、各少数民族起步时的发展水平和当地工业基础的大小。然而，各种迹象表明少数民族现在的生活比二十五年前要好得多。过去，有些少数民族濒于绝种，而现在由于有较好的医疗条件，人口不断增加。据介绍，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已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万增加到八百万。

　　我无从评价整个中国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情况。但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和云南省的情况来看，人民共和国看来是决心要为少数民族谋利益和谋福利，并确保它们的文化。现行的制度只要使这些少数民族既能保留过去的精萃，又能参与现在的发展工作。一位农村的壮族领袖朴实地对我说：“毛主席是壮族人民的救星。”中国对待其少数民族的态度并不是实行“熔炉”论，而且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各种文化的同一化。

　　同我交谈过的少数民族代表似乎都认为他们是左右逢源——既保留了他们的老传统，又分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收益。正如白族领袖所说的那样：“解放后，一些历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就人类历史而言，二十五年并不很长，我们仅仅是开始发展。同汉族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不算大。我们还要紧紧赶上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愿望是使各民族发展壮大，从而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祖国。”

结束语　　

　　在旧中国，饥荒和瘟疫比比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这种悲惨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造成这种惨境的政治制度也同样一去不复返了。依我看，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从各种现象来看，公社里的家家户户和工厂里的工人都是中国社会革命的自愿参加者。

　　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和才能都用于生产性的工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还是一个穷国。她的财富在于多才多艺的人民、丰富绚丽的文化和茂盛的自然资源，这一切都在一种政治制度下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这种制度正向四分之一的人类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和一些福利。

（二）美—中关系上海（公报）以来的道路　　

　　对我们在二次大战以来的对华政策一无所知就不可能理解当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人发生军事冲突以后就想要隔离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策，在它和朝鲜久已没有干系以后，却还继续了二十个年头。这和我们支持在台湾岛上栖身的中华民国有关。有这样心照不宣然而是不现实的想法：那个政府有朝一日是会返回大陆去的。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把这个人民共和国看作一个由苏联操纵的、莽撞而又强大的交战国，而北京则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斗争中的革命政府，试图在内战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为中国人民的需要胜任愉快地服务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国为搞遏制作出的努力，被认为是西方世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为要统治和剥削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的一个延伸。

　　这一过时的政策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一种歪曲和国内深刻的政治恐惧上面的，为之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它所作出的臆断和估计错误是导致在朝鲜和中国进行对抗的一个因素。它是把二百五十万以上美国人引进东南亚这一危险的政治流沙中去的一个元素。三万三千美国人在朝鲜的丘陵和峡谷中丧命，五万五千人在印度支那的稻田和丛林里面捐躯。越南战争所花费的金钱和这一场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对我们国家的团结的损害、对我们对我国政治体制的信念的损害以及对我们的经济制度的损害——相比就微不足道的了。

　　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是回到现实和中国打交道的道路上的重要的一步。尼克松这一创举现在还被中国领导人誉为一项大胆和建设性的行动。尼克松一周的“上海公报”为重建关系提供了蓝图。该文件发表后的近三年来，和中国在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方面的交流有所发展。那末和解的情况目前又如何呢？就如一位中国官员所说：“一般来讲，我们的关系是好的，是向前发展的。但我们是否已经满足了呢？我不能这样说。”

台湾　　

　　台湾问题仍然是个僵持局面，这是上面这个既好又不好的估价的基本原因。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上面的：从大陆逃往台湾的中国人是替中国亿万人说话的。时至今日，在台湾的政府仍然声称自己为中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在技术上，这样的主张仍然为美国所承认。而且我们还仍然和这个政府结盟，而这个盟约据说是对付我们正在试图与之搞关系正常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上海公报”中有关台湾的规定如下述：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上海公报”三年以后西太平洋的情况比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要平和得多。不过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台湾还有五千一百四十五名美国军人留在那里。一九七三年确曾增派美国空军力量前往该岛。在“上海公报”签字以后，我们还同意让台湾同时生产美国Ｆ—５Ｅ式战斗机。

　　在台湾除了供实战的美国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有官兵一百四十七人，一九七二年以来仅减员十八人。该团的基本目的是替在台湾的中国人出主意，装备并训练他们使之能最有效地对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作战。该团在本财政年度要花费美国纳税人大约三百六十万美元。美国还继续供应台湾武器，是通过长期、低息信贷购买的。一九七三年，即在作出“上海公报”的保证后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美国政府通过信贷卖给台湾的武器共计四千五百二十万美元；在一九七四财政年度，达六千万美元；本财政年度的军火信贷则预定为八千万美元。

　　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很难说是在实行“上海公报”中的明显的意图，这项公报预期我们在军事上从台湾和中国的内战中解脱出来，这一战争，从所有实际的目的来看，已在四分之一世纪多一点以前结束了。就“上海公报”而论，只要我们在台湾军事上卷入，我们就是卷在中国的内政中去了。照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闪烁其词的次数已是太多了。把我们在台湾地区的军事姿态和一九七二年的尼克松一周协议一致起来是合乎本国的利益的。除了美国人民在维持和台湾的军事联系上的巨大花费之外，目前的作法还妨碍我们根据当前的现实协调在西太平洋的政策的能力。

　　除了军事这一面，我们的政策的其他方面也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举例说，几个月前，一位新大使被派往台湾。同样，在一九七四年台湾被允许在美国新开设两个领事馆，这使“上海公报”签订以来台湾在美国土地上新添了五个领事馆，分别设在：亚特兰大、堪萨斯市、波特兰、俄勒岗、关岛和美属萨摩亚。这说不上是和该人民共和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政府仍然为美国在台湾的私人投资在颁发保证，仅在最近进出口银行就给了台湾二亿美元的贷款，按最低利息百分之六计算，并且保证为建设两座核电厂再加一亿美元。

　　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两者得兼。我们不能在加强和台湾自封的中国政府的联系的同时，指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新的关系。“上海公报”是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安排而设计出来的；它并没有说我们的对华政策可以一直是双重性的、爱恶并存的。中国官员们明确宣告，在美国终止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前，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最近有这样的建议，把台北的美国大使馆和在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对换一下，即使是这种建议，中国人也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领导人强调说，走向正常关系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通过“日本的公式”。必须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外交关系上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能和台湾保持贸易关系。如果美国想要效法，这意味着终止和台湾的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军队，以及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在美国，不时有人公开提出在所谓两个中国这样的办法下的一个独立的台湾的可能性。台湾当局和人民共和国有一点是看法一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历史也并不能为一个独立的台湾这样的概念提供可信的依据。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国就有各种远征队前往台湾，中国向该岛移民早在六世纪就已开始。台湾在十四世纪归并为中国的一个省，在十六、十七世纪，大批中国人从福建、广东前去该岛。在清朝，台湾于十七世纪归并福建省，后来又分开另成一省。直到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根据结束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的条款，该岛被割让给日本之前，中国人一直在台湾行使主权。日本对该岛实施管辖凡五十年。

　　一九四三年，美国、联合王国同意中国：“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按照这项保证，中国国民党部队于一九四五年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队的投降。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后，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台北建立临时首都。

　　毫无问题，除开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日本占领期不算，台湾自从一六八三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直属的一部分。早在二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就在该岛发扬光大。虽然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看起来可能是摆脱一个为难局面的容易的办法，但是，鉴于上述情况，而且在尼克松—周恩来“上海公报”以后，我相信我国要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如果不是不妥当的话，也是非常不可取的。照我看来，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对西太平洋的稳定也不利。

　　至于我们和台湾的防御条约，我认为它应该被适当地看成过去的遗物。条约并不是凿在石头上的。为了适应公众的利益，犹如一个国家的外交或国内政策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条约也必须赶上时代。我们必须使我们承担的义务，特别是可能把我们卷进又一个外国的战争的义务，和我们当前的利益相适应。

　　不管我们将会怎样做，中国人有信心有一天台湾将和大陆重新结合。中国领导人坚持说，在美国终止它和该岛的关系之后，“至于台湾将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归回”是他们的内政，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将得到和平解决”。

贸易事务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优先考虑的是强调购买特别是和发展粮食生产有关的货品。主要的进口一直是成套的工厂、机器和设备。贸易还被用来克服国内生产或内部销售中出现的窒塞现象，和取得供设计参考的原样件。至少，直至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避免长期外国信贷，而是采取中期或短期的商业信贷来为某些进口解决资金。

　　外贸总额在一九五九年约为四十三亿美元，而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下降，一直到一九七○年才又重新达到这个水平。但在一九七三年，却增加到九十亿美元，逆差约为三亿美元。估计一九七四年贸易总额在一百二十亿美元到一百四十亿美元之间，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和非共产党国家的交易。要判明一九七四年的收支如何为时太早，虽然中国对通货膨胀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对它某些产品的出口市场疲软是担心的。计划在一九七四年内进口的大批货品，包括美国粮食，已被推迟到一九七五年。

石油　　

　　中国在一九七三年进入国际石油市场，售与日本一百万吨原油，并在下一年，作出了安排，大量运给菲律宾。对菲律宾的承诺是在殷勤接待菲律宾总统的妻子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夫人时作出的。

　　中国自一九六五年以来石油一直自给，而且在一九七三年向日本出售前的好几年中，一直在向北越、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出口石油产品。中国人现在指望石油成为赚取外汇的主要手段，以此来为增多的工业厂房、工业设备的进口设法提供资金。西方商人长期用以剥削中国的古老口号“为中国提供灯油”，被赋予了讽刺意味。

　　中国海岸外面的大陆架，特别是在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地区以及在黄海下面，被许多石油专家认为是包罗了世上石油储存量最为丰富的一些地方。中国的海岸线北起朝鲜湾，南至东京（北部）湾，而大陆架则缓缓地伸出去成为一个斜坡，在有些地方伸出去有二百英里之遥。没有人确实知道这海岸外的潜藏量究竟有多大，因为勘探在最近刚开始。已向日本购置深海钻探机，还向美国和其他国家添购勘探的设备。不过，大部分用来发展中国沿海和陆上的石油资源的石油技术是中国自己的。举个例说，中国最近宣布在黄海设立了它第一口沿海钻井，使用上海一家造船厂制造的一艘钻井船。

　　在开发亚洲周围的一些沿海油藏时将会产生棘手的国际问题。就在联合国在一九六八年主办的、对中国大陆架进行的一次地球物理考查的结果发表以后，台湾、日本和南朝鲜每一家都对该地区的一些部分提出要求，而且有些是相互重叠的。一九七○年十二月，人民共和国发表了它对该大陆架和尖阁群岛（我钓鱼岛，下同——本刊注）的所有权的主权要求，虽然日本和台湾对后者也提出了主权要求。美国的政策是不鼓励在这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勘探，但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公司则已从台湾取得有开采权的租借地。具体说来，这些公司是海湾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大陆石油公司、海洋石油公司、克林顿公司和特克斯费尔石油公司。其中一些供开采的租借地就在尖阁群岛周围。不过美国还没有在该地区进行钻井活动，但是，在台湾海峡中台湾海岸以西的钻井活动则已有美国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和大陆石油公司的参加，是由在外国登记的、由外国海员操纵的、但所有权属美国的船只进行工作的。对这些钻井活动，美国政府并没有颁发投资保证。

　　位于越南东南的帕拉塞尔群岛（我西沙群岛——本刊注），南越和中国都对它提出主权要求，但已为中国所独占，那里也有油的潜在的可能。事实上，就在一九七四年两国发生军事遭遇的时候，人民共和国在其中的一个岛屿上就已经有了一口钻井了。中国、南越、菲律宾和台湾对同样位于越南东南的斯普拉特利群岛（我南沙群岛——本刊注）也有互相冲突的主权要求。随着石油蕴藏成为愈来愈重要的资产，对亚洲沿海交相提出的主权要求包藏着非常严重的困难种子。在根据合理办法来处理这些困难的国际努力中，美国不应该避不参与，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提供刺激，以避免鼓励那些希望在有争议的地区致力于勘探和开发的公司。

　　在沿海可能存在的蕴藏之外，中国还有非常有希望的内陆含油盆地。事实上，陆地勘探现在仍是主要重点。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的蕴藏量的估计一直在往高处修改。中国究竟会有多少油，即使是约略的数字现在也还没有。不过普遍的看法是其潜藏量是很大的。

　　我被告知中国的油产量现在“相当于阿尔及利亚的幅度，也许稍微多一点”。中国的产量在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比率递增。如果保持这个比率，到一九八四年，产量将推进到四亿吨以上，而在一九七四年，估计是六千万吨多一点，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石油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在一九七四年售与日本五百万吨原油，大约挣了四亿五千万美元，据说一九七五年要给一千万吨。卖给菲律宾和泰国的数量稍小一些。有传说，中国建议向美国公司出售石油。中国一九七五年的石油出口预计要在一九七四年的水平上翻上一番，并在新的产品出来之后，继续上升。产量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缺乏设备和运输能力。

　　下面是一份最新的分析的摘要，它对中国石油输出的潜力提出了一些恰当论点：

　　在秦皇岛和青岛港口建筑新的处理石油的设施；购进疏浚设备以便使中国港口深到可以容纳载重五万吨以上的、为出口原油之用的大型油船——这一切说明北京有计划在今后五年中要大幅度扩大石油出口。中国远洋轮船中油船的吨位在过去一年中已经翻了一番，目前总计差不多有二十万吨载重量。

　　一九八○年出口五千万吨原油的指标看来是可行的。即使没有沿海油田的投产，蕴藏量也是足够的。如果生产加速度增长，或即使只是以百分之二十二的比率增长——这是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二年间取得的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八○年可以出口五千万吨，而仍然能绰绰有余地来利用石油对经济进行现代化。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需要的石油量在不断增加。所以出口的潜力可能不会象乍一看那样多，然而数量还应该是可观的，因为中国人对能源或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都是不浪费、不铺张的。的确，如果美国在使用石油方面能采取中国做法的那怕是一部分，这个国家也就会自给而有余。

　　中国的能源百分之八十产自煤块，而煤的储藏量估计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每省都有一些煤，和石油一样，煤大部分还未开采，最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出口物资赚取外汇。

美中贸易　　

　　讲到美中贸易，在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以前，两国之间并无直接的商务，而且多少年来美国各项政策是，甚至对这样的贸易也要加上一项补充性的抵制。“上海公报”扭转了这个局面，如下文所述：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随着打开门户，一九七二年实现了总额九千六百万美元的贸易，其中美国对华输出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一九七三年，美国出口，主要是农产品，总数为七亿四千万美元，从中国进口的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估计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总数是九亿三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出口八亿一千万美元，进口一亿二千万美元。这样，从对华贸易看，我国仅次于日本。

　　随着一九七五年的贸易总数下降，虽然美国的七比一的顺差会降低到三比一，这个比例仍然不能为互利的贸易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国人所持的看法是：“短期来说，这个不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行的。”从中国的进口可能会在目前的水平上增加，不过主要的货品将仍然是一些经济上处于软弱地位的消费项目，诸如纺织品、猪鬃、工艺美术品。一个中国商业代表团今年晚些时候将要访问美国，研究向我国扩大出口的前景。许多美国商人现在参加每年一次的广州交易会一九七四年秋天有三百五十人参加。合乎情理的是美国的这支队伍在人数上仅次于日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在农产品方面，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人对美国运交的小麦有一种人们称为ＴＣＫ小麦黑穗的霉菌提出意见。对玉米和大豆的质量也有意见。

　　除非在贸易上有新的安排，如美国出售它先进的技术设备换取中国石油，一九七五年后的美中贸易会有重大削减。要是贸易如预期那样缩小，它不会是由中国人作出的一项政治性决定的结果。它部分地将是美国没有能力吸收更多的中国出口物资的结果。必须注意到，美国并不是向中国输出农产品的传统供应者，而过去两年大部分美国卖给中国的物资却是这些商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显然更能充任这个角色。而且不管怎样，中国自己的农业生产正在迅速地增长。有迹象表明中国在一九七五年以后停止购买美国的粮食。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得到最惠国税则的待遇，这一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贸易中的不平衡。举例说，中国出口的玩具要课以百分之七十的税金，对大部分其他国家是百分之十点五；地毯是百分之四十五，对其他许多国家是百分之十五。

　　最惠国待遇对我们和中国的贸易可能产生的具体后果还不能肯定。很清楚，对目前这样规模的不平衡，它的作用将是极其微小的。不过，实际方面并不象所牵涉到的原则那样重要。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政策的做法是把贸易变成一项政治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了各种法律堵塞和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并对这种贸易加以歧视。国会现已授权总统磋商协议，去终止这种歧视。最惠国税则待遇并不是一项殊遇；它在本共和国早期，就是标准美国贸易中的做法。现在如不能恢复这种做法，不管经济后果如何，其结果就是在中美关系中继续保持不必要的政治刺激物。

　　杰克逊修正案，它和移民自由有关，看来对中美和解关系不大。在人民共和国与香港之间，人们来来往往，流动相当大，然后是从香港往外移。中国和加拿大已达成协议，允许中国人去和他们住在加拿大的家属成员会合，和美国作出类似安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被冻结的资产和拒绝赔偿要求这个问题，美国私人要求人民共和国赔偿的在（中国）大陆上的财产损失约为一亿九千七百万美元，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提出一九五○年以来在美国被冻结的资产大约是八千万美元。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变成经济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巨大障碍。譬如说，它排除了直接建立银行和航运关系，以及中国的航空公司在美国的定期航空业务，因为中国人在美国的财产即使是临时留在美国的财产也可以受到私人在法律上的扣留。不过，必须指出，中国人看来对此并不过于关切，现在也并不急着要解决这个问题。

交流　　

　　自从打破美中关系的僵局以来，教育和文化的交流已成为重建美中人民的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点，“上海公报”是这样说的：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一九七二年以来，大约共有八千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其中大部分是华裔（访问中国的美国人中有福特总统，他是一九七二年作为众院少数党领袖前去中国的——原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间，美国根据交流的安排，一共派出二十个各式各样的代表团，包括从篮球队到大学校长，去中国访问。中国方面访问我国的团体有沈阳杂技团、新闻工、农业科学家和医生（两国专家的名单以及根据双边安排访华的美国国会议员名单见附录Ｅ和Ｆ——原注）。这些交流对增加两国之间了解和改进两国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中国对目前的交流的级别和范围看来是满意的，但并没有否定扩大这个交流，“如果这符合每一方的需要……”

　　至于游览观光，作这一类要求的完全是学者方面的。在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和在华盛顿的联络处，访问中国的申请书有泛滥之势，但正如前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祖先为中国人的美国人取得了签证。也有一些情况不同的美国人作了私人访问——有新闻工、科学家、商人、教育家和其他。不过中国对可能是外汇收入来源的游览事业不感兴趣。在观光游览这一范畴内访问过中国的唯一的大型的美国团体是去春乘坐邮船“法国号”和“维恩达姆号”到广州游历的人，那两条船曾为此在香港停泊。中国的旅馆、翻译事业、汽车运输以及其他旅游事业的必要设施有限。正在到处建造更多的旅馆居住面积，但这种扩充主要是接待因官方或半官方的目的到中国去的中国旅客和外国人的。没有什么迹象说明中国对旅游事业作为外汇的来源感到兴趣。

　　在和交流有关的两个问题上，中国人不同意高级中国官员前去美国访问，不同意建立常设的新闻机构，原因是台湾问题。指出：“因为在华盛顿有台湾去的大使，派出高级官员”会有困难。中国人还说在华盛顿有台湾委派的新闻代表，这就使得新华通讯社不可能派遣记者长期驻在这里。当被问到在联合国中新闻代表问题上出现的这类麻烦时，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的新闻代表团曾就此事向瓦尔德海姆秘书长提出，台湾中国人的“报界已被撵走”。

　　在华盛顿国立艺术馆举行的中国考古展览曾计划对报界来一次预展，在这一件事上曾发生争执；这一争执可以拿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台湾问题是如何出现并妨碍中美关系的开展的。有人指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直到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为止，此类问题将经常发生。”（根据“在东南亚囚禁和失踪的美国人家属全国联盟”的请求，我对中国官员们还提出了另外一点。我提请他们注意，约瑟夫·Ｐ·邓恩海军上尉、鲁本·Ｂ·哈里斯军士和肯尼思·ｗ·皮尤军士的情况不明，根据一位联盟的代表的说法，他们是在越南战争中在中国边境附近被击落的。我还提出请中国帮助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在这次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的情况。中国人准备进行一次调查，如果他们被认为是在中国的话，“但要是他们是在北越或老挝，这就不在我国的范围之内，我们无能为力。”——原注）

小结　　

　　“上海公报”以来，在恢复中国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方面有了进展。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各自的联络处彼此进行正式的交往。相互学习的过程重新开始——美国人去中国观看、学习并分享中国人的知识；美国人欢迎了中国的体育、文娱演出者、科学家以及其他代表团。仅在三年的时间内，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这项贸易是非常不平衡的，美国的出口大大超过它的进口。

　　美国不再卷入亚洲大陆上的战斗，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和中国发生摩擦的其他起因看来已经缓和下来。已经朝着和解的方向跨出了微小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步子，例如国会废除了福摩萨决议案。

　　这些步骤已把我们导向一个平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现在面对着走向正常化的最后的一道主要的障碍，即，台湾问题。中国人双方的观点都说台湾是中国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已得到美国政策上的承认，见诸“上海公报”。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争辩说美国驻军事力量于台湾以及美国和岛上当局作出的防御上和外交上的安排是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我们对此未加异议。从正式的政策上说，我们是在两头讨好。我们还没有面对这个台湾问题，不过如果要使完全的正常化回到中美关系中去，就如已经回到一百个别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中去那样，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在目前，我们和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官方关系是通过设在两国的联络处来进行的。这样的关系还比不上我们和东欧一个小国的正式关系。

（三）中国的外交政策　　

　　中美和解已在中途停顿，这就难以叙述两国在其他交叉点上的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交叉点是在西太平洋。在这方面，我作了种种努力来澄清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理解，特别是它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日本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大相悬殊，社会政治制度深有不同，对某些国际问题的态度不一致，中日关系自从一九七二年中期以来有了显著的改善。尽管日本在本世纪的前一半中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行为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看来并没有什么双边性的问题足以干扰两国间正常关系的开展。举例说，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利益是非常广泛的，但台湾问题已经以下述的一种为双方所接受的方式解决了。尼克松发起打开美中接触的大门，此事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一九七二年九月访问中国。接着，很快地，是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在这一方面，两国政府都作了显著的让步。日本人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宣布它“完全理解”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日本人断绝了和台湾的关系，但继续通过设在该岛的一个非官方机构进行贸易和保持联系。随后，日本人和中国人签订了几个协议，包括一九七四年四月的空运协定。（这个空运协定一直是造成日本一些困难的根源，日本依从了中国人的要求，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座机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航机，不能承认属于台湾的飞机上的旗帜标志是代表一面国旗的。日本的行动使台湾当局中止了日航和他们自己的中华航空公司在日台之间的空航。——原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方面，它不再向日本提出赔偿问题，对日本和台湾（日本在那里拥有大量投资）之间继续进行贸易也不加阻碍。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一九七三年总计大约达到二十亿美元。（不过中国最近曾向日本的供应商提出原订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交货的十六万吨尿素肥料和六万吨硫酸氨要推迟。另外，有报道说中国已要求在同一期间要交货的、从日本购进的一批钢延迟六个月付款。这些行动是符合中国的基本的、长远的外贸政策的，即在买和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原注）中国正在增加向日本出口石油的水平。虽然一九七四年内出口的五百万吨只能满足日本需要的一小部分，原油的出口在今后几年内会要增加。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日本的需要的一个显著的部分，还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数量多少，这项出口应该说明是为中国赚取外汇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也是扩大中日贸易的一种润滑剂。

　　眼前中国对苏联在靠近中国东北的边境地区的军事集结的看法是：这主要是针对美国在日本及其周围的武装力量的，其次才是针对中国和日本的。虽然中国基本上反对外国军队驻在他国，但在目前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它没有提出美国继续在日本驻有军事力量这个问题。相反，有建议说，日本和美国应该保持密切的关系。

印度支那　　

　　虽然美国在越南的直接卷入已经中止，中国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的一些方面仍然采取批评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这种概念已经实实在在地形成以后，就出现了“一团糟”这个字眼来描述对一项政策的执行。

　　不过，在目前中国看来对两个越南的继续存在是满意的——让他们自己按照“巴黎和平协定”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现下老挝的统一政府的关系良好。有好几个因素来维持这样的事态。中国人自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以来一直维护老挝的中立和独立，他们还向老挝人提供援助，突出的是援建一个公路网，逐渐从中国边境往南延伸。据报道，还答应提供那些急需的商品如米、汽油和水泥。

　　关于柬埔寨，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那个政府被认为是该国中唯一真正的、合法当权者而受到全力的支持。中国不认为这个政府是个流亡政府，而是目前在柬埔寨土地上以柬埔寨统一抵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政府。这里，美国支持朗诺政府，想要以它为媒介促成一个联合政府也同样被认为是一项“一团糟”的政策，和柬埔寨局势的现实毫不相干。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一个统一、中立的柬埔寨对在一个稳定的印度支那的那些中立和独立国家来说是个要素，而美国干涉柬埔寨是被看作只能走向延长这个冲突的一个因素。

泰国　　

　　中国反对在他国驻扎外国军队，这个基本原则对泰国也适用。但在目前，这一原则并不形成要美国撤出泰国的积极主张。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这是美国和泰国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中国人已采取行动改善和泰国的关系。一九七三年泰国副外长访问北京时对今后两国贸易的总的原则达成了协议。签订了运交泰国五万吨柴油的合同。不过在泰国这一边，一些考虑，诸如对泰国的人数众多（估计有四百万人）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担心，泰国政府无法获得议会对禁止和中国贸易的法令的废除，已使关系正常化放慢。不过，正常化的过程在进行中。南亚

　　中国领导人对最近印度爆炸一个核装置没有担心的表示。不过印度对中国印度之间的缓冲国如不丹、尼泊尔和锡金的政策，确实造成了中国人的关注，因为这些国家和中国、印度都有种族上、文化上和历史上的联系。可以想象，印度对喜马拉雅地区采取积极的政策，加上印度和苏联密切合作，是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一个威胁。苏联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的挺进是这一局势中的一个因素。虽然中国并没有要美国作出任何专门的反应，清楚的是，中国的看法可以认为是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不应当逃脱另一超级大国的注意。

朝鲜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主张美国的部队必须刻不容缓地从南朝鲜撤走，特别是因为中国的部队在好几年前就从北方撤走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表明在美国的部队撤走以后，他们对朝鲜的未来是怎样看的，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指望在美军撤走以后，跟着会由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联合国　　

　　中国人把联合国看作是在转变之中，对此他们没有不满意。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联合国被当作一个有用的讲坛，讨论并交换看法，动员世界舆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舆论。中国人指出，联合国内的旧“表决机器”已经垮台了，意思是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能再自动地控制联合国将要采取的立场。

　　尽管他们对这个变化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看到联合国的有效性以及这个组织所通过的决议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人民共和国发觉它自己的观点和同情心在很大程度上和第三世界的新生的、发展中的国家的立场、愿望是吻合的。中国人很小心，不要因此被扣上是第三世界或任何其他集团的“领袖”这个帽子。不过他们和第三世界确实有坚强的联系，并且用灵巧的手法来维持这种联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国还坚决拒绝“超级大国”这个称号，并用讥讽的态度来看这个名称。尽管这是它的态度，中国由于它在安全理事会中的常任理事席位已正式被承认为一个大国。由于这个地位，中国已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中作为发展国家的一个主要领袖和发言人出现。

　　中国深知，从它本身不断增长的需要看，而且它自己的资源有限，它坚决地墨守自力更生的原则，它并不力争要成为给发展中国家物质援助的一个主要来源。通过严格的自制，中国已使它的需要和它的资源相适应，这样做，取得了自信心，并且对它自己的独立性产生了自豪。这个国家的发展可能是慢了一些，是痛苦一些，但一直是健全的。因此，有人期望它对一些国际发展计划作出大规模的捐款，中国人对此不厌其烦地说，“不要指望我们”，并且，作为替代物，建议采取自力更生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同情欠发达国家想从他们出售的原料中取得最大可能的报酬这样一个愿望，并支持这个愿望。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成功地使他们对产油国索取高价的支持和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中的需要协调起来。

　　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观点是清楚的。在没有他们认为是导致普遍裁军的一个有意义的步骤的情况下，中国人是不会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临时性的措施联在一起的。他们看到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一直在继续，并提出两个超级大国每次达成限制核武器的协议之后，跟着来的是核武器的迅速增加，特别显著的是在苏联这方面。

　　中国人自己否认有参加这场核武器竞赛的任何意图。他们正在继续他们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为的是加强他们抵制核讹诈的能力。不过他们坚持说他们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转入搞武器中的数字游戏。

（四）本报告结束时的一些观察　　

　　从我对旧中国的访问（始于二十年代，在一九四四和一九四六年又重访）来看，中国的变化是极大的。即使在我前一次一九七二年的访问以来的进步也是明显的。

　　中国的制度正在以巨大的活力运转着；这个制度以自力更生为主题创建出一个新的国家，它对前途抱有信心。它的发展规划的基础是：向全国普及而尽可能地作到使每个地区能自给自足。在城市地区，正在大量修盖工厂、住房、学校以及其他建筑。农村中的建设同样是活跃的。农田耕种面积在大量灌溉和控制洪水的工程的基础之上迅速扩大。而且随着田地扩大，田野中出现愈来愈多的拖拉机以及其他农机。这个国家中的建设活动十分热闹。

　　用过去的尺度来衡量一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通过强调省俭、克制，强调为了公共利益，对食、衣、住、保健的基本需要正在得到满足。从我国所熟悉的标准来看，中国还是个穷国，中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在提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所取得的物质进步时，总是会加上一个同样的说法，“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总之，对取得的成就感到的骄傲是用取得更大的进步的决心来冲淡它的。

　　毛主席的理论现在是深深镶嵌在中国日常生活的纤维之中。这些理论已产生一种制度，它将存在下去。也可能有些细节上的修改，内部还有由谁来管理这个制度的政治斗争，但毛主义的基本的体制是不会变更的。我们的政策应该依据这个现实来进行调整。

　　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想要压迫或统治其他国家。目前一切征候是：人民共和国在致力于内部的进展，它在军事上作出的努力是从它自身的防御上作出的最低限度的努力。它的政策中没有高人一等的表现，这看来是扎根于这样一个原则：所有国家应不受外来的统治和影响。如果说标签是具有准确概括性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个“超级大国”，而是个“第二世界”的国家，它在“第三世界”受到极大的尊敬。属于这两个范畴的国家都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

　　美国对华政策以神话为依据已为时太久。其中一些神话已被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毛一周之间的会见以及随后的各式各样的交流所清除。“上海公报”以来，在两国设立了联络处，它具有有限的职能。贸易和其他交流在适当地开展。这些发展是有益的，但现在看来已达到一个平稳的境界。台湾问题则是在趋向正常化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的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看到美国的武装力量还没有减少到可以使人重视的程度，更不要说撤离台湾了。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还未终止；确实，和台湾的中国当局的防御条约还在一种正式的意义上把我们和他们的观点联在一起，这个观点是：人民中国是敌人。总之，美国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的政策是充满了时代性的错误的。在处理亚洲局势中的一个基本性的现实上，我们落后于一百个国家。我们仍然和过去缚在一起，这个过去正在迅速地退进历史中去，而且和美国当前的需要没有什么关系。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4.23～197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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