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

　　王春生，四川重庆人，一九四九年随家迁往台湾，在台湾台北市定居。先后毕业于西门国民学校，北一女中和台湾大学。在大学时修社会系。一九六五年秋，得威斯康辛大学新闻系奖学金赴美继续求学。一年后转回社会系，现在攻读博士学位，并修社会经济发展。　　

　　在北一女中和台大时，王春生是田径队队员，一九六四年暑期，她代表台湾大专学生出席日本第十一届国际学生会议(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负责的)。到美国之后参加威大中国同学会活动及保钓运动，在七一年四月华盛顿示威和九月联合国示威均有参加。同年九月底与王正方等赴中国大陆旅行。　　

　　王正方，河北武邑县人，一九四八年左右到台湾，先后在国语实小、建国中学和台大电机系毕业。一九六二年到美国，曾在IBM等公司任职。现于宾州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台湾读书时，王正方曾积极参加台大话剧社和天主教大专学生团契活动。并在服兵役时加入国民党。在留美学生发动的保钓运动中，参加了示威、讨论会等各项活动。　　

　　出版说明

　　在今天各种有关中国大陆的见闻报道之中，本书也许是较具特色和值得注意的一本。　　

　　本书王春生、王正方，是台湾省留学美国的学生。在二十二、三年前，也就是在大陆政权转换的时刻，他们随父母迁居台湾省，并在台湾接受从小学到大学的彻底的“反共教育”。后来，他们赴美国进研究院深造，到现在也已经有多年的时间了。多年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报导，也显然同他们在台湾见到的没有多大区别。然后，在去年（一九七一年），由于保卫钓鱼台运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些改变，乒乓外交，联合国席位的转换等一连串事件，使不少留美的中国学生，在认识上有了一些改变。九月底，本书参加了北美华侨回国访问团，拿着国民党发的护照进入中国大陆，旅行了八个星期。　　

　　王春生、王正方在旅行中国大陆之后回到美国，以短短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本书内容，着重事实的陈述，但也有由于的出身、阅历而带来的感想，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读完本书之后，不管人们是否和有同一感想，不管人们是否同意的看法，但不容否认的是：今天在海外，与本书具有相似的成长背景的人为数不少，而台湾前途更之今天海外中国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作为两位台湾省的留美学生，他们所写的在中国大陆的见闻，也就更值得关心时局、关心出路的人们注意了。　　

幸运的我们（代序）

　　廿二、三年前，当我们随着父母迁居台湾的时候，我们只是个学龄儿童或是未入学的小孩。一生中主要的教育，或是由小学到大学全部的教育都是在台湾接受的。台湾的教育大约是世界上最正统的最彻底的“反共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虽然不敢说都是清一色的反共先锋，但是“恐共病”是一定有的。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见自己的父母师长们说：“你们这一代真是算幸运的，要是你们今天留在大陆的话，哼！……清算斗争……水深火热……”在台湾生活的这许多岁月中，我们听了不知多少遍，看了多少遍这些话。我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想过这些话，可也没有去怀疑过这些话，实际上我们是下意识地接受了这些话。害了相当严重的“恐共病”。　　

　　在台湾生长受教育的另一特点是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着衷心的仰慕和崇拜，在台湾的大学里毕了业而不能留学美国真是等而下之，辱没门楣，谁都瞧不起。更加上台湾的社会就业困难，大学毕业生找职业并不比钻营出国容易，何况去美国还可以“淘金”。　　

　　在这种种的形势和心理因素的配合之下，我们又都变成了留洋美国的留学生。记得在去美国之前的一段时间，又有不少亲友长辈们对我们说：　　

　　“你们真是算幸运的，能够到美国去留学……想当年要是我也去美国留学了，现在不和某某一样爬上去了……要是你们在大陆的话，哼……哪儿能留学……水深火热……你们真是算幸运的……。”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怀疑过这些话的真实性。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日子过得紧张，谋生也并不容易。兢兢业业，营营苟苟。求学的时候怕得不到奖学金，毕业了之后怕找不到职业，就业之后又怕被裁员。最怕的是自己身体不济，万一有个大病，真是要坐以待毙了。现实的社会制度，无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我们日常生活与意识中去。二三知友群聚一堂，茶余酒后随意聊天，由切身的问题谈起，最后总不免谈到社会制度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家理解的有深有浅，但是大家切身所遭受的一些问题与烦恼却是共同的。有些朋友说：　　

　　“我们算是幸运的了，生活在美国只要你混得好，有汽车……要是你在大陆啊，哼！……水深火热……。”　　

　　是吗？是这样的吗？我们有不同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了，社会主义是什么？是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什么又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谁知道这些？谁知道的更多些？　　

　　居住在美国，而想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报章杂志电视广播中的报导，夹杂了无数主观的歪曲与故意的诬蔑。但是只要你有兴趣、有毅力，正确公允的报导与数据依旧可以找到。近几年来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海外的华侨，对于加强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示出无比的热忱。尽管有彼此不同的认识与了解，有不同的争论与歧见，但是大家认真求实的态度，努力研究的精神是可以肯定的。而我们在这段时日里面，也随着这方面知识的增加，逐渐提高了些对这方面的认识。在同时，由台湾带来的那些莫名的“恐共病”，“反共论”，也自然而然地站不住脚，就不攻自破了。　　

　　一九七一年初，由留美中国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把许多海外华人朝前推动了一大步。许多人怀着纯朴的爱国心来参加这个运动，更有些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怀着“书生救国”的壮志来参加这个运动。但是参加和关心这个运动的朋友们总不免要面临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哪一个政府代表我们的“国”呢？钓鱼台运动期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表现，清清楚楚地否定了他们自己。国民党政权不能为中国人的利益做任何措施，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一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保钓运动最后使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做了明确的抉择。也使一些明哲保身的朋友隐身而退，从此不谈这些问题。更有一批朋友们仍旧在摸索、观察、探讨……，因为他们还在求更多、更深刻、更正确的有关新中国的报导与资料。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底，我们参加了北美华侨回国访问团，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访问了八个星期。去过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几个大都市，也到了山西大寨。在国内我们参观了各阶层的学校，九个大小不同的工厂，四个特色不同的农村，更亲眼目睹了神奇的针刺麻醉与针治聋哑，也有机会参观了人民解放军。自然，还游历了不少名胜古迹……。八个星期的时间实在太短，我们可能观察得不够深入，体会的也不够深刻。无论如何这是个令人兴奋的经验，是个宝贵的经验。对海外许许多多关心中国的朋友们，我们有义务把这次访问向大家报导出来。　　

　　当我们由国内返回到美国之后，有不少朋友见到我们说：“你们真是幸运得很，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中国访问……。”　　

　　啊，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了。　　

　　不过我们不相信幸与不幸是一种机缘或是一种命运。幸运也不是一种逃避，像由中国大陆逃到台湾，由台湾逃到美国，再由美国逃到自我封锁的小圈子里去。喜欢逃避的人都是很不幸的人。幸运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幸运的人都是果敢的人，敢于创造的人，有毅力的人，有理想的人，就像我们在新中国遇到的同胞们。廿余年来他们由最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自己的命运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辟出一个崭新富庶而繁荣的新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一个朝着理想迈进的国家，一个光辉灿烂的人间。　　

　　我们，不是居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我们，也可以是幸运的。　　

崇文门外拓新田

　　从前也曾模模糊糊听到过五七干校这个名称，也很含混地听说过：五七干校是国内文化革命以后为训练、教育干部而成立的学校。今天一早接待人员说我们要化一天的时间去看北京崇文区五七干校。　　

　　崇文区的五七干校在北京市郊区的大兴县永定河附近，原来是一片沙丘和芦苇塘，荒无人迹，一九六八年十月一千多位在崇文区工作的干部前来拓荒，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开垦了六百亩稻田，六百亩旱田，盖起供千来人用的宿舍、办公室，还有猪圈鸡鸭厂，工厂厂房共三百多间房屋，俨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村落。他们每年能出产四十余万斤的粮食，吃不完的蔬菜，三百六十口猪，五千只鸭，三百只鸡，有小型工厂能出产播音喇叭，自制农具，插秧机，还有正在兴建的染料工厂，但是干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告诉我们，来干校的学员们主要是来这儿学习。　　

　　五七干校的由来是为了实行毛主席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　有关教育的指示，指示中说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个五七干校成立之后它也秉承五七指示，确定了干校学习的方向和内容，当然他们在这儿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着重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的方面有三个：　　

　　第一是要向广大的贫下中农学习他们对阶级仇恨的深刻了解和新旧社会的爱憎分明。今天在中国当然早已没有所谓贫下中农之分，这里所说的贫下中农是指解放前贫下中农出身的农民们，他们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些一农民们对解放前统治（他们的）阶级，对他们的剥削认识最清楚，对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体会最深刻。而逐渐有三脱离倾向的一些干部们（三脱离是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或是解放后长大的年青的干部们，在这种基本概念上，的确有加强认识的必要。　　

　　第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朴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意念和作风，中国农民这种高贵的思想和质量真无需多述了。要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干部们也必需要具备这种质量和思想。　　

　　第三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学习他们的纪律性，组织性，学习他们的政治觉悟，学习他们怎样联系群众，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学军事知识。　　

　　要学习的方面真够大够广的了，该怎么做，该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学得好？当年在延安的抗日大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榜样。最主要的是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通常学员们上午劳动，下午学习马列主义和主席著作，他们所做的劳动，绝不是形式上的大少爷种田，而是全力以赴拓荒式的战斗。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力，种出自己要吃的粮食，盖出自己要住的房屋，开办自己的工厂，通过这些劳动而体会到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劳动人民，劳动财富是怎样创造出来的。由这些体验再去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再归纳到每个人自己实际生活中去，该怎么样使自己更进步，更能为人民服务，这才是真正的学习。只有亲身体验过劳动人民的生活，虚心地向劳动人民学习过，然后再替劳动人民的服务，才能是比较切实的服务，为了要接近群众联系群众，干校的学员们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平时也经常请农民、工人或解放军来校讲习，谈谈他们的经验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体会。　　

　　参加这个五七干校的干部们，绝非因为他们受了批判或是政治思想不好的缘故，而在理论上，所有人的思想都须要不断地改造，不断地提高，五.七干校是为所有干部而设的。一九六八年来建校的第一批干部是文革后实行精简机构时调出来的干部，三年来人员流动得很厉害，现在国家的规定是每个干部每三年必须要下干校学习半年，每年零星劳动两个月，老弱病残者除外，在文革之前干部也短期下乡下工厂劳动，但是那种劳动一来时间很短，二来相当不彻底与形式化，有人下工厂戴白手套和工人谈谈话也算劳动，有人到商店做几个星期的售货员也算劳动，和现在的五七干校大不相同。一个很不准确的数字估计，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干部在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围绕在干校四周的稻田都接近收割的季候，金色的稻穗随风翻动着，农具厂只有两间房，一位熟练的车床工人正在工作，他原是位体育教员，学车工不到一年的时间，院子里几位看似农人的干部们正在试验他们自己发明的扬场机，可以有效地把米和谷壳分开。一位原来是共青团书记的年青小伙子，与其它两位同志一块学习电力输配，自己看书，自己实验。现在三个人建了三座一百瓧的小配电所，供给全校的电灯用电、工厂用电和农业用电。　　

　　尚未完全开拓的沙丘仍然有几处。沙丘附近开出小块菜园种了数不清种类的蔬菜，有西红柿，大茄子，辣椒等。还有暖房，冬季也能收西红柿。最馋人的是萝卜，大白萝卜重达十几斤，还有叫卫青、心里美的都能生吃。当时就每样拔了几个，在田边的灌溉机井上开水冲洗，洗净了就切开来尝鲜，大白萝卜味道清爽多汁稍有辣味，卫青，绿皮绿瓤状似绿色香瓜，清脆可口；心里美外皮白绿色像只大凉薯，切开后内瓤是白色有红丝遍布其间，够得上个美字，微有甜味。走过不算短的田间小道，是干校的养猪场，上百的小猪仔在母猪肚子底钻来钻去，也有上百只大肥猪在猪圈内打滚，猪圈里满地烂泥，粪便成堆，臭不可当。曾任教员的一位女学员在一旁指着那些烂泥说：“那是最好的肥料。”　　

　　制造播音喇叭的工厂就在不远，一位学员现在是喇叭厂的头号技工，表演给大家看怎样把一块圆铁皮，在数分钟之内做成一只喇叭筒，不算复杂的机械操作，但是整套设备都是这些“外行工人”自力更生亲手创出来的，这位技工在整个操作过程里，嘴角上老是挂着掩不住的兴奋。喇叭工厂还有其它部门，半导体绕路安装，用电子仪器做质量检查等等。几个月前的干部们，现在都成了熟练的电子技工了。　　

　　正在兴建中的染料厂，锅炉钢架都建立起来了，油亮亮地相当壮观，负责染料厂的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一梁一架是怎么来的。工厂厂房还没完全装置好，全厂房只有两只动力马达是由国家发给，其它所有的设备都是由附近工厂找来的一些废铁旧料拼凑铸造而成。刮去旧铁上的锈再涂一层漆，整旧如新。有人问：“去国家领些建厂材料不是很方便吗？”负责同志说：“咱们来这儿建厂一方面是学工，另一方面是学自力更生，要什么都伸手跟国家拿，到哪儿去学自力更生去啊？”也有人问：“盖这样一个大厂，出产好些染料都给谁用啊？”正在一旁工作的，一个约四十来岁的汉子，抬起油污满布的脸抢着说：“这是国家交给咱们的生产任务，咱们这是替国家生产点儿财富。”　　

　　来干校的学员们都是长久在组织里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很少接触参加过实际的生产，思想上感情上都已经远离了农业工业生产。在五七干校短短的岁月中，他们熟练了某种生产技术，直接参加了生产，这种经历不但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生活经验，更是他们生活中的骄傲罢！　　

　　然而最引人入胜的，该是几位学员与我们的谈话。一位是崇文区共青团书记，廿来岁，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经过三年的劳动，还带着点白面书生的味道，他说：“我确实感觉到我现在的世界观，现在的认识和思想和我刚离开学校不太一样了。记得我头一天分配到机关里工作的时候，立刻就同人吵了一架。原因是别人的办公桌上都有一块玻璃板，就我没有。我还质问管事的，既然知道我来了，干吗不给我预备个玻璃板儿？其实有没有玻璃板儿不都一样可以办公？三年前的干校，情况可比现在艰苦，我的任务是做电工，但是也干农活儿，农忙的时候也去插过秧，收割稻子，是相当辛苦的工作。因此，自然而然的对一穗一禾都特别爱惜。干校第二年的要求是电气化、机械化、入冬以后对电力的装备要求量很大。在缺乏经验、缺乏配备的情况下工作，逐渐对工作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前只会伸手跟上级要东西，现在，工作来了，首先问问自己，这问题能不能自己动手解决？思想上也有些斗争。冬天要冒着严寒去架电线，安装水泵，打机井，疏水道，心里就透着一百廿个不愿意。但是，看见贫下中农在附近的公社里，为什么就能不怕寒、不怕冻，每天起大早搞水利、搞土地基本建设？为什么他们会忘我的劳动？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爱惜土地、爱护财产？劳动人民知道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我呢？我正是所谓的三脱离——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和脱离实际。在这种脱离状况之下谈为人民、为工农服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和工农结合之前，思想是空虚的，行动是动摇的，是不切合实际的。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生产创造过任何东西，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浪费它，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经过劳动而创造，是件最愉快的事。我现在觉得比刚离开学校的时候进步一点，但是还差得很远，许多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还没有学到，很多个人的私、懒还没去掉。”　　

　　小学教员小刘，二十几岁的年纪，短头发，皮肤带有健康的古铜色。刚刚结婚没多久，丈夫是铁路工人。小刘在文化革命之前，只是个普通小学教员。文革之后，做了群众代表，参加了管理学校的工作。她现在是她服务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小刘算是新干部，以在职干部的身份进入五七干校，预计在五七干校学习六个月，现在已经在干校生活三个多月了。　　

　　她说：“我只能在这儿学习六个月，时间特别短，能学得到的东西恐怕也是挺少的。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更觉着学得不够。不过，回想一下这三个多月的生活，也挺有点儿体会的。刚来的时候，对劳动也不怎么了解，只觉得劳动不过就是卖点儿体力。头几天累上一阵子，以后就习惯了。反正自己也挺年青、挺健康的，还怕过不了这个劳动关？谁知道，一面劳动、一面学习的意义，可比我起初的了解要深刻多了。像我这样的干部，人家叫‘三门儿干部’。从小出了家门儿进校门儿，出了校门儿进机关的门儿。从来就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也没跟劳动人民接触过。我一来就被派到农业组。头一天，去稻田拔草，水田里有一种草模样儿和稻秧子一般，长得比稻秧子还高。我当时实在分别不出来，又怕人笑话，也没好意思老问人家，结果让我拔掉好些稻秧子。后来有附近公社的老农夫来教我们种地。我哪儿会种地啊。什么都得人家一样样地教。自己那时候甭提多笨了，教上多少遍还是不像个样子。可是人家贫下中农有耐心极了，从来也没有笑话过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教了又教。想着自己也是个教员，自己的任务就是教小学生，要是遇上个笨一点的小学生，自己哪儿有这份耐心？单单这一点，我就得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思想上的改造。再说一点儿小事，像我们这儿用的那种推沙土的小车，起初我看看别人推小车挺轻松的，觉着很容易。可是，轮到自己推起来，一推就翻车。后来，这儿修公路要搬沙丘，自己抢着去推小车运沙子，先推半车沙子，摸熟了之后再推满车，反正做什么事都得去实践，由实践中认识了它的规律，才能掌握规律，把事做好。　　

　　“在我思想上斗争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我被派到养猪场养猪的时候。每天必须要下猪圈清理，把猪圈里混有猪粪便的烂泥清出来做肥料。我住在北京的时候，看见有粪车过来，就捏着鼻绕过去走。现在要我站在这个又是粪，又是尿的坑里，一点一点朝外挖肥，确实是不愿意干，也不爱干，也想着在城市生活多舒服。正在犹豫的时候，就看见几个老学员很自然地脱了鞋，卷起裤脚，走进去挖肥。该干的活儿就得干，凭什么人家就能不在乎？于是自己就硬着头皮也下去了，事后自己对自己加以分析，为什么自己会怕脏怕苦？因为自己一直生活在都市里，没有劳动的习惯。多堆肥料是增加生产必经的过程。我没生产过，不能真正体会这个道理。贫下中农无私的劳动，去增加生产。他们不但不怕脏，不怕苦，他们恐怕对脏和苦连想都没想过。这是我和劳动人民思想上的差距。过去教学生的时候，有那农村里来的穷孩子，穿得破旧一点儿，我就不太和那些孩子亲近。过去，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并不深，还谈什么为人民、为贫下中农服务！要为他们服务，就必须要站好立足点，走五七道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更快地进步。”　　

　　在五七干校工作的一位女医生，是位正式的西医，现在也学会了中医。四十多岁，身材矮胖，不太爱说话，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的一口京片子。偶然把她的话匣子打开了，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五七干校后的生活体验。　　

　　她说：“我起头对于上五七干校学习意见是不同的。我那时候，认为自己是个技术干部，专长是医疗。下五七干校去学农、学工，会不会把技术丢掉？而且，我也曾经参加过医疗队，下农村去治病。有这个必要去学种地吗？来干校之后，先下田种稻子、种菜，也跟贫下中农生活在一块儿。几个月以后，思想上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和贫下中农接近的机会多了，自然就发觉他们的朴实、无私和淳厚的优良本质。他们对旧社会剥削阶级有切骨的仇恨，对新社会、对红色政权、对毛主席有最真挚的热爱。在这段时期里，他们给予我的教育真是数不清。记得有一次，我到附近公社去给一位老大娘看病。这位老大娘在旧社会的时候，曾经得过眼病。因为当时没钱延医治疗，拖了下来，两只眼就这样瞎了。她听见我来了，亲热得跟见了亲人似的，扯住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要我坐，其实我那个时候早就坐着啦！老大娘告诉我，她在旧社会受的是什么样的罪，过去怎么样受人的剥削，这些都是课堂上书本儿上学不到的。老大娘又说：‘你是城里的大夫吧，过去想让你们看个病可真不容易。碰上个负责任的医生还好；要不然，老远地赶了去，碰上个不负责的，病没看上，还得弄一肚子气。今天可好，城里的大夫上我们村子里来看病。这都得感谢毛主席噢。’说着说着老大娘就哭起来了。这时候，让我想到刘少奇的医疗路线，搞重点医院，专在都市里弄些庞大不合实际的医院。搞专家主义，花七八年的时间训练出一些医生，专想成名成专家，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路线怎么能为广大的农民服务，怎么能不批判，不斗争呢……　　

　　“另外有一次，有位老大爷在切饲料的时候，不小心伤了手指头，送到我这儿来急救。老大爷的两根手指头被切得几乎全断了，只留下一层薄皮连在那儿。老大爷坐在那儿举着受了伤的手，眼泪不停的流着。我看了也有点发慌，怕老大爷会疼得受不了，就问他：‘老大爷是疼的受不了吧，我这就给您上麻药。’老大爷说：‘我不疼，我一点儿也不疼。我在想着从前受这么样的痛苦，有谁理过？今天，毛主席送你们这些大夫来给咱们洽伤治病，嗨，我高兴得……’在整个手术过程中，老大爷一声可没哼，还不停的鼓励医务人员。　　

　　“从前，我在儿童医院工作，也替贫下中农的子女看过病。那只是值班性质，下了班就不管。原因是对贫下中农没感情。要谈把自己的技术为人民服务，谈革命，就非得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样我也就体会到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意义了。贫下中农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为他们服务就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思想斗争。这一次有一个小孩得了急病，小孩的父亲急得气都喘不上来，说孩子病了三天，已经浑身冰凉。经过严密的检查，断定患的是急性肺炎，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当时有人提醒我，离这儿几十里路有个黄村医院，设备比较齐全，赶紧叫救护车运了去还来得及。要在往常，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尽快把这孩子转走。但是那时候我已受了老大娘、老大爷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思想上也有比较深刻地为人民服务的意念。所以同时也就想到，叫救护车把孩子转走，不仅仅是多一道手续，而且费时费钱，路上再经过颠簸，难保小孩不出危险。抢救贫下中农的下一代应当是责无旁贷，可是自己的私念又开始了别种想法；这儿的设备很简陋，万一抢救不好，小孩儿救不过来，自己可得担待责任。把小孩儿送走，自己就可以不必担任何责任了。当时的思想斗争很激烈，翻来覆去思考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全力抢救这个孩子。　　

　　“首先得想法子提高孩子的体温。这儿并没暖箱设备，大家情急生智，用许多瓶子灌上热水，把小孩围起来，然后再不停地烧热水，换热水。还得给孩子输氧气，这儿也没有氧气罩，有人用硬纸做了个氧气罩。这样到了半夜十二点，孩子才开始有了点儿生机。当晚仍旧要继续战斗，孩子体内水份不够，一定要灌些水进去。可是这孩子昏迷了几天，喉头已经僵硬，不太能咽东西了。成滴的水咽下去都困难，只有慢慢用匙子沾点儿不成滴的水来喂。就这样整晚上喂了好几碗水。到第二天，孩儿的命算是保住了。孩子的父母这时候又高兴又感激，握着我的手恭维我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当时，听了这话最感到惭愧的应该是我自己，因为没多久之前，我还在那儿盘算着怎么样摆脱这个责任呢。”　　

　　五七干校的文艺表演队，演出有出人意料的水平。他们的合唱团都是由男女学员短期内组成。表演了几首歌，腔调、合声都有相当高的水平。男声独唱可能有西方所谓歌唱家的水平。另外有场简单的歌舞，内容是描绘丰收季节运粮食时候的欢乐。男女学员有歌有舞，每个人黑里透红的面孔上露着无比的自信与乐观，也放射出感染性的真诚和快乐。我不禁想起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做幸福？在这儿我听了也看了许多，幸福也许是一天勤苦的劳动？也许是劳动后的娱乐？幸福是否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和成果？或者是由斗争、由实践、由批评而理解到的一些真理？幸福是不是由双手去改造大自然，由毅力和思想合力创造出一个新社会，实现一个崇高的理想？　　

　　汽车缓慢地在田间公路上走着。五七干校已经远远地被抛在身后。落日更懒懒地倚在燕山的山头上，田间的稻子就要熟透，心中的感触就像眼前这一片稻穗一般多，怎数得了，即兴赋一首调寄“浪淘沙”，词曰：　　

　　“燕山落日连，金穗翻天；　　

　　崇文门外拓新田，芦荡沙丘都不见，　　

　　五七家园。　　

　　百岁忧千年，革命争先，　　

　　挥洒一换世界观，辛劳但问工农乐，　　

　　灿烂人间。”　　

万里江山万里营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最令许多入迷惑的是“人民解放军”。中国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解放军针灸实验治疗聋哑病人成功，解放军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革委会。解放军到底是由谁组成的？它和一般的军队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一个军队毕竟是个军事的组织，难道一个人民的军队，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就能不再用法西斯的方式训练，不再是暴力工具和侵略工具吗？尤其是在台湾当过兵的，和在美国反战的年青人当中，对这些是无法了解的。我们自己也有这些迷惑，于是极力要求参观人民解放军。　　

　　争取了好久，总算如愿以偿，被安排参观天津阳村的一个师，那天一早就动身了，漫长的旅途上看见广大的金色麦田，和带有北方风味的村落。许多小学生趁着星期假日在拣树叶、帮忙干些农活儿．我们的车弯进了一条小的柏油马路，直开到一幢幢砖造的大楼前。一进大门，就见着在两旁的篮球场上堆满了金黄色的谷子。有十几个解放军同志正在晒谷子。我们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老陆说：“这是解放军自己种的稻子，正在晒呢。”原来他们也种田，这可奇了！　　

　　负责招待我们的有七、八位解放军，有两位是女的。在喝茶的时候副师长给我们讲了这个师的光荣战史。他可是老红军了，参加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人很高大，脸胖胖圆圆的，一副笑哈哈的样子。他说这个师是早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初期建立在晋察冀边区军区的第二军分区，是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以老红军为骨干组织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在山西西部打了许多小规模的游击战，解放战争中则打了些规模较大的战役。像解放石家庄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第三军，平津战役和解放太原战役。在一九五〇年十月这个师是第一批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总计在抗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歼灭了日军、国民党军和美军共三万八千多人，掳获各种武器一万多件。副师长接着说，这些战争都是为民族独立，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打的战争，不是侵略或压迫人民的战争。他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唯一宗旨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和狭隘的爱　国忠　君思想，和大国沙文主义，有根本的不同。　　

　　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征兵制，入伍期限三年。记得在参观幼儿园的时候，我问了五、六位小朋友长大了以后要做什么？除了一位小朋友回答要做工人之外，其它几位都要当人民解放军。在街上、公园里，更常常看见红小兵和红卫兵们都穿上一身绿色的解放军衣服；这是和在台湾、在美国个个年青人都想逃兵役的情况有天渊之别，副师长也说他们每年都要令许多年青人失望，因为实在是名额有限，所以对志愿留下的战士也都劝他们离开，免得占了别人名额。坐我旁边的女同志说，她可真幸运，被选上了。我就问她：“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选上呢？”她说：“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第二，政治思想要好；第三，身体要好，近视眼可不行。除了这三个条件之外，还要‘四满意’，就是自己、家庭、地方上和部队都满意，选择是相当严格的。”　　

　　茶喝了不少，烟也抽了好几根，我们就开始参观某团二连队的宿舍和俱乐部。俱乐部是一个宽敞的房间。正面的墙上挂了一幅本师战史的地图，和连上英雄的画像和事迹。房间有张乒乓球桌，四周靠墙放了几个胡琴和画报杂志；也陈列了抗日战争以来所用的各式武器，有土制的矛、大刀、猎枪和日本的三八步枪。美国造M1半自动步枪和卡宾枪。连指导员骄傲的说：“现在我们可不用这些了，我们用自己造的枪。”另一位同志接着说：“不过，如果美帝和反动派要给我们送武器来，我们可也不能不收啊。”说的大家都笑了。英雄榜上有解放战争的、抗美援朝的和为人民服务的各种英雄人物。名字也都起的有趣，像孤胆英雄刘小眼，飞毛腿张老有，和扫雪英雄郑二道。连指导员特别给我们看他们连队传家宝——三本账，这是连史、苦情账和幸福账。这后两本账是连队弟兄们把自己家庭在旧社会受剥削的苦情、和解放以后翻身作主的幸福写了和画了出来的，是阶级教育最好的材料。　　

　　宿舍就紧挨着俱乐部，明亮整洁的房间里排列着木制双人床。床上是熟悉的豆腐干形铺盖，靠右边墙放着弟兄们的武器。一个房间住四十四个人，相当宽敞。每个房间有一块小黑板，上面是板报，也就是个别弟兄写的学习心得、国际形势分析。我看了几个，都写的很仔细，主要在批判刘少奇路线。这里的弟兄每天作息八小时，一年参加军事训练五个月，政治训练三、四个月，参加生产三、四个月，挺紧凑的，　　

　　为了使我们有机会和战士们聊聊，接待同志费心的在战士房间里安排了一个非正式的座谈。参加座谈的都是二连队的，有班长也有战士，他们都很年轻，廿岁不到。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把一些最迷惑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提出来了。有人首先问道：“我看副师长，没有官阶，穿的也和战士一模一样，在官兵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别待遇呢？”副师长答道：“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就是不用官阶的，我们不靠官阶来指挥人。当然，在六〇年初是有刘修路线要搞什么军事专业化，和建立官阶、官兵差别待遇等，但是那不合用，不合人民解放军的要求和传统。我们干部，也就是你们叫的军官，和战士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娱乐，同劳动和同操练。连级以下干部都是和战士一起住在宿舍里。这样战士和干部的感情就很好，不会像其它军队里战士见了师长，就像隔座山似的，哪还敢随便说话啊。我们这儿（说着他拍了拍坐在旁边年青班长的肩膀）可都是同志，我比他只是年纪大点罢了。”那位班长不好意思的笑了。“那么，这些干部是怎么来的呢？是像资产阶级国家一样由军官学校特别召一批学生训练出来的吗？”又有人接着问。一位连级干部说：“干部可都是从战士里选拔出来的，没有什么正式的军官学校。被选拔的战士再不断的到短期训练班去受训，回来担任职务。这样培养出来的干部，才有实践的经验，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态，才有战士的作风。”　　

　　“干部选拔的标准究竟是那些？”团指导员说：“有五个条件：第一，要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要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第三，要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第四，要能善于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第五，要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向错误思想斗争。”这五个条件完全是政治的，没有一个是对军事训练的要求。　　

　　“这些道理都不错，”有服役经验的参观者就问道：“可是一个军事组织纪律性和服从是很重要的，干部和士兵完全平等，在作战指挥上会不会发生问题呢？”一位解放军战士严肃的回答：“人民解放军不是靠个人的权威，而是靠革命的权威来指挥行动的。干部和战士的根本奋斗目标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为着无产阶级革命而作战的，因此战士一切行动都听指挥。”　　

　　又问：“文革的时候鼓励大民主，在军队里有没有具体实行民主的一些方法呢？”一个年青的班长就抢着说：“我们有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就是思想工作人人作、政治教育大家管，政治教育的进行要由基层的党小组长分析战士思想情况，再汇报党支部进行分析，配合着拟定政治教育计划。每个月党支部要向全连的弟兄汇报工作。这样人人也都知道政治教育的计划，都可以提意见。特别是干部，要定时的或不定时的征询战士们的意见。经济上民主是每连有个经济委员会，由副连长负责，经委会有干部和班级战士代表，负责订定伙食和过年过节加菜等事宜。军事上民主就是事事训练和作战计划由全体战士一起研究，制定。在操练的时候实行兵教官，官教兵，发扬互相学习的精神。”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师里，党和干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谁领导谁呢？”团指导员回答说：“这个师的组织是这样的，各班都有党员，或多或少不一致。排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和师都有党委会，整个师是在党委会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就拿一个连来说吧，连长管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副连长管伙食；指导员，通常也就是党支部书记，管政治思想。党委会有战士党员和干部，党员要受群众的监督，要受群众定期评判，这才能保证党员的政治先进性。”　　

　　谈的热烈，就忘了时间，副师长提醒我们时间不早，还要看副业厂和药厂，我们就匆匆的告别了。副业厂间是一排平房，每个房间管生产不同的东西。第一个房间是生产酱油、醋和豆瓣酱的，都用大缸装着，听那位解放军说，现在可以供应全师吃用。豆瓣酱用处也大，可以做炸酱面吃，很受欢迎。第二间房间是做豆腐的。战士们用自己种的黄豆磨成豆浆，然后做成豆腐，又新鲜又实惠。我们都尝了块刚做好的豆腐，暖暖的好吃得很，有位同志打趣的说：“别贪嘴，今天中午我们就吃这个，管教你吃个够。”第三间房是稻米加工。收好的谷子到这儿去皮、加工完全机械化。据他们说，这个师去年开垦了许多盐碱地种稻子，下了许多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亩产量八百斤到九百斤，是相当高的，但是产的稻子还不够供应全师的食用。解放军们还要再继续开垦地呢。这儿的疏菜也是自己种的，整个部队的吃粮，大概都很快的可以自给自足了。另外还有补衣服的，修补鞋子的小厂，都是由解放军自己担任工作的。这真是做到又是军队，又是生产队。　　

　　当我们一行人赶到餐厅的当儿，解放军同志们早就一桌桌坐好在等我们了，他们起立热烈的鼓掌欢迎我们。我们和接待同志、战士们一起分坐了两桌，我这桌坐了副师长和两位女同志，伙食是可口的白菜豆腐，洋葱炒羊肉，加上一个菜汤。八至十人一桌，每样菜有两碟。我们又特别加了两个菜，青椒炒蛋和炒洋芋丝。包括副师长在内，大家都自己添饭。席间大家自然的谈起台湾军队的士兵情况。我们中间有人说起他在台湾当兵时，“有一个台湾省藉的士兵，往地下吐了口痰，他平常就有些调皮不大听话，这回给他的班长抓到了，就疾声厉色的对他说：‘你明明知道不能随地吐痰，还要吐，你给我把它吃下去。’痰已经吐在地上，和砂土混着，怎能吃得下去呢？可这个班长一定强逼这个士兵把这团混土吃下肚里，士兵吞下这团土以后愈想愈气，半夜就拿了枪把班长一子弹打穿了脑袋。”他们听了都摇头不已。耿同志说：“唉，蒋帮军队就是这样，以前长官老贪污，兵士没得吃，没得穿，还打什么仗呢？”他又问起老蒋从大陆上带去的那些士兵们的情况，他说：“很多都是被抓去当兵的，不是自愿的。现在一转眼，也都该成老兵了吧，他们怎么样？好不好？”一提起老兵、老士官，只要在台湾当过兵没有不感叹的，“这些老兵是最可怜的人了，他们在军队里白白地渡过了廿多年，不打仗，也升不上去，年青时申请退伍不批准，请升，也不批，到了年纪大了，不退伍也得退，然后死活是你自己的事，多半贫困过度，很快就死了。”蒋介石，他为了自己的野心，扼杀了多少人的青春和生命，这是一笔血债，要血还的。　　

　　二位女同志们更热心的问我们美国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的情形。她们只知道美国反战的人很多，有一、二百万参加游行，但对于反战运动的逐渐丧失号召力，和学生运动自觉的发展到走入群众、组织群众的新方面，了解得很少。但在了解了这个新方向之后，她们说：“那么美国人民觉醒会更进一步的提高了。”她们也关心到美国工人罢工的情形。我说我同意她们的看法，美国工人的觉醒正一天天提高，因为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罢工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年，清楚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矛盾已无法解决。但是美国工人是很复杂的，很多汽车工人、钢铁工人、建筑工人，因为收入很好，不是完全站在革命这一边的；至少现在还不是。他们细心地听着，并记在笔记本上，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使我们衷心的佩服。在到师修理所的路上，她们一定要我唱一首美国革命歌曲。我唱了“Old Black Joe”，也解释了字义，她们奇怪这调子和内容怎么这样悲，丝毫没有反抗性和革命性。我又唱了“We shall overcome”，她们还是不满意。我解释说美国现在还是个旧社会，被压迫人民的歌还停留在诉苦的阶段。她们就说：“有压迫就应该反抗。”于是问我会不会唱“东风吹，战鼓擂”，我说歌词不大熟，她们坚持教我。我们就兴高采烈的唱起来了，真是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美帝必败，世界人民必胜”，我们唱着唱着，我觉得大家真是心连心，为了革命的共同目标，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车子开到一列长长的平房面前，这就是师修理所，它主要是修理武器和一切机器，也加工一些零件。耿同志解释造就是达到军队也是生产队和自力更生的目标。做到“小修不出连，中修不出团，大修不出师”。这个修配厂，有汽车修理，电输，冲电，车床零件加工，光学和镀铬，武器修理等十个车间。在汽车修理车间，我们看到有南部解放牌大卡车停着在修理，有一个拆开的发动机，解放军同志说正在修理中。在电输车间，看到了解放军自力更生，用旧货、废料，自制电瓶，一个省下三十一元人民币（市场上买要三十五元，自己做只要四元）；自制电池，可省下五十元，这些都是替国家节约的好方法．镀铬车间的设备也是自制的，原来买一个要四百元，自己动手只花十七元。修理所的同志说，现在当解放军正像进了一个大学校，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但到服完役可就学了一手好手艺，可以进工厂当工人了，真不错啊。　　

　　更突出的是这个师办的加工药厂，主要是由干部眷属组成的。生产各种注射剂、针药、药片和一些中药。开始的时候由一位医官负责技术方面指导，并请药厂派老工人来帮忙搞成功的；现在小具规模，有六十多个工人。他们本来都无一技之长，年纪也比较大，四、五十岁了，还有家务之累，很难参加生产；现在这个厂可方便了，这些妈妈们认真的，耐心地加工、检验和包装各种药品。在中药部还看见一位女同志在做山渣丸，她送了我们一大把，说是助消化的。这个药厂的出品供应部队里的药物需要，国家亦收购一部份。替干部家属增加收入，也为国家制造财富。军队办工厂，还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啊。　　

　　最后的参观项目是军事表演。解放军不是普通的军队，它能种地，能办工厂，能管理大小机构，更能突出政治教人怎么样把实际与理论结合。然而解放军终究是军队，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和军事训练应该是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一项军事表演，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节目。担任表演的就是上午我们参观的第二连。　　

　　头一组项目是步枪射击，步枪快射，轻重机枪射击。距离　一百米　到　二百米　不等，靶子大小和人头加个肩膀那么大，　一百五十米　之外就看不太清了。射击手迅速入阵地，尽速射击，然后迅速离开。快射是十秒钟打十个目标。整个射击表演只有轻机枪射击，误失一次，其它都是弹无虚发。　　

　　第二组项目是手榴弹投掷和劈刺，近身搏斗，拳术训练等。手榴弹投掷有一班人排着队轮流扔酒瓶形的手榴弹，弹内无炸药，只练准确性和投远。目标在　五十米　外两个木架上面画两个人头，一个是中国老牌反动派，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副师长说：“这画得也不像，就那么个意思嘞。”平均投掷的距离都达到五十二、五十三米，最后的掷了　六十米　。准确性相当高，有几个直接命中目标。劈刺表演战士们身着甲胄戴藤条面具，用木枪互刺，演练十分认真，动作快速。战士们练就一套拳，不知名堂，看来如空手道和少林拳的混合。空手入白刃和近身搏斗都属真摔真打，毫不含糊。教练和学生一起打。之后有火箭筒，五七炮的射击。四〇火箭筒是打坦克车有效的武器，表演的战士用最短的时间，瞄准装弹而后一发中的，打碎了那个正在移动的假坦克车。五七无后座力炮的表演最出人意料，　五百米　的目标刚升起移动，轰然一声，被打得灰飞烟渺，连点影子都看不见。地雷阵的布设和引发更是出神入化。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设地雷。野外、室内，敌人要是陷入地雷阵，真得动辄得咎呢！连环性的地雷阵触一发百，威力惊人。地雷还可以射入空中炸飞机，埋入水中做水雷，几乎与地雷在游击战中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迫击炮，战士们在这里表演的是如何能灵活运用迫击炮的机动性，同时也发挥追击炮的威力。使用的炮是八十迫击炮，三人一组，一人扛炮筒，两人带炮弹，不用炮底和瞄准器，参加表演的共三组，一同聚集在离目标数百公尺的地方．每炮试发一弹测量准确性，然后三门炮开始快速发射，只打得那目标烟飞硝腾，片瓦无存。再一回头，三组炮早已撤返原地多时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兵源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工农优秀子弟。解放军也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团体。它有着光辉的战争历史，更能彻底地去为人民服务。文革期间解放军为了调解两派间的纷争，持有的态度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不携带武器，唯一的武器是身边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走入民间调解纠纷，用的方法是开会劝解、谈心、领导读毛主席著作。也有解放军战士在文革武装斗争期间被误伤牺牲了的。可是解放军从来没有把武器指向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人民，是中国人民中优秀的一部份。今天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对象，他们也虚心向人民学习。解放军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人民对解放军的向往爱慕是铁一般的事实，也绝不是件偶然的事实。更重要的解放军是一支捍卫中国国土的主要力量，由高度的政治觉悟、政治思想做领导，解放军有最强靶的战斗力。而且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谁向解放军开战，就是向全中国人民开战。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民兵，如果真的有外国侵略者胆敢派军队入侵中国，人民战争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把所有的入侵者都淹没进去。　　

　　我想起了二连的干事小王今天讲了一句话，他说：“咱们中国现在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针刺麻醉与针刺治疗聋哑
——中国医疗工作的两大成就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术的一种，已经流存了几千年。可是鸦片战争这一仗，中国给打败了，针灸和中医也一落千丈，再也抬不起头来。我们这一代都是只信西医、西药的，对针灸这个玩意儿，更是听着害怕，看着迷惑，绝不相信它有什么医疗上的用处。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祖国居然在针刺麻醉和针灸治疗聋哑上有了伟大成就，不但对世界人类有大贡献，也给医学界建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更给所有的中国人带来了无上的骄傲。我们更要亲眼瞧瞧，才能改变西医至上的旧观念。　　

　　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兴冲冲的赶到北京三院（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参观针刺麻醉的手术。除了我们，还有加拿大、埃及、法国等七个国家的朋友，一共四十多位一起参观。外科主任周光汉和负责手术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们，以及革委会主任高同志接待我们。　　

　　周医生首先简短的介绍了一下针麻的历史和特点。他说一九五八年开始就做针麻临床实验，得到成功。这是由西安，广西，上海三个地方首先开始，用针麻做些小手术，像割扁桃腺，拔牙等；慢慢做到胸腔部位的大手术。今天，除了体内循环之外，一般手术都可用针刺麻醉。目前全国各城市、乡村，都使用针麻。在北医三院，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一共用针麻动手术的有四千九百多件，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针刺麻醉是用针刺人的四肢或身体上的穴位来进行麻醉。一般来说，这个方法是简便、有效、安全、可靠，恢复快，而且又经济。针麻不像药物麻醉，它对机体的干扰较少，所以恢复较快；同时也没有腹部胀、疼、小便不出种种的副作用。现在凡是可以针麻的手术都用，但是病人还是可以自由选择，用针麻或药物麻醉。由于中国针灸有几千年历史，有很多经验，一般劳动人民很愿意接受针麻治疗。　　

　　理论上针刺穴位在人体内到底起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起这些变化？周医生解释说针麻是由三个作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产生对机体的一种麻醉作用。这三个作用是止痛作用，镇静作用和调节作用。在止痛方面，以前有用针灸治疗过牙痛、关节痛、和开刀后痛的经验；在镇静作用上，有用针刺治疗失眠、神经衰弱等病症的经验；在调节作用方面，也有用针刺治疗血压不正常，或调动机体积极性，增加白血球等的成功经验。这三个作用同时产生就发生了一种中和的现象，达到麻醉的功效，但是到底是通过神经或是经脉而产生的，目前还没有法子下定论。　　

　　除了理论上不能确切掌握之外，针麻也还存在着其它的问题。譬如说，对头部、颈部和胸部，针刺麻醉的效用就比较好，对腹部和下体四肢，效果就比较差了，在使用针麻时，如果病人仍有部份疼痛产生，是可以用药物帮助局部麻醉的，胸腔扎针有少数扎的很深，会引起“气胸”的副作用，同时也有少数开刀后针麻处觉得有些酸疼，不过很快就会消失了。周医生诚恳的说这些问题和理论上的问题都需要努力寻求解决的，这种研究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我们参观的有四项针麻手术和两个针麻拔牙。因为扎针后要二十分钟麻醉才生效，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四个手术的扎针。第一个手术是切除甲状腺瘤。病人是一位卅八岁的女同志，医生在她的颈部，穴位上扎了两针。在扎针时问她痛不痛，有没有酸胀和沉麻的感觉，病人回答说“有”，这就表示针扎对了。穴位扎对之后针就通入电流，慢慢的就可以见到针刺附近肌肉有轻微的颤动。这个电流是以一个直流干电池操纵的。有四至九个伏特，刺激频率通常是每分钟一二〇——一八〇左右。周医生解释本来针麻都是用手来捻针的，但是对医生太辛苦了，现在都用电来代替，等一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手捻针麻的手术，通电后医生还不断问病人各部肌肉的感觉，后背跳不跳？“跳了，”病人答；左脚跳不跳，“跳”，右脚跳吗？“跳”，病人的回答可见得帮助了医生调节电力的大小和确定针刺穴位的正确性。第二个手术是青光眼，切除眼膜。医生用针在坏眼的一边手上扎两针以后，再在坏眼上皮和下皮各扎一针，眼上扎的两针通电麻醉，第三个手术是阑尾炎，割盲肠，这是用手捻针来麻醉的，医生首先在病人预定的开刀口的两侧扎了两针，然后注射了一些药物来封闭这两个穴位，以减少内脏的反应。然后在左右两脚各扎了两针，这是个卅二岁的男同志，戴个眼镜，医生扎针时问他“胀不胀”，他很用心的反应自己的感觉，“胀”，“胀的厉害”，“脚底板也胀了”，尽量和医生配合。当六根针都扎对了穴位之后，一位女医生就用手不断的捻转他脚上的针，一面捻一面问病人的感觉。周医生说要一直捻二十分钟，才能达到麻醉效用。　　

　　最突出的是第四个手术的病人，她是个年轻的汽车厂的女工人，才卅二岁，卵巢囊肿，必须做一个切除手术。在医生开始切开她的腹腔时，她仍然是非常放松和自在，我们问她“痛不痛，紧张吗？”她说：“一点都不痛，就像有什么东西划了一下。”有人问她：“爱人来了没有？”她笑着答道：“来了，就在楼下，不过啊，他来不来都没关系。”在她床头有位医生向她讲解手术的步骤，瘤的位置；她也不断的问动手术的大夫，她呼吸好不好，肌体情况行不行，医生和病人之间密切的配合着。在瘤被切除后，护士把装在盘中紫色带血的、比鸡蛋稍大的瘤给她看，她不但不怕，还大吃一惊的说：“这么大啊，我还以为很小很小的。”大夫说：“不大，才不到一斤”，她可不服气了，说：“我看不止吧！蛮大的吗？”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就问她瘤拿掉了后觉得怎么样？她说：“好像轻快了许多，以前走路走不动，吃饭不方便，这下可好了。”看着她春风满面，谈笑风生，隔了一块布她的整个腹腔被剖开，大夫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在她腹中不断的翻动，探测，检查卵巢和输卵管，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旁边参观的加拿大一位教授一直对我说：“我实在不敢相信，这太奇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这个手术是比较花时间的，切除和检查完了以后，要一层层的缝合，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夫这时对她说：“已经完了，我给你做得细一点，一层层缝起来”，她忙说：“很好，你慢慢做，没关系的”。　　

　　整个缝完，护士给她盖上了纱布，她就自己坐起来了，一点都不像刚动完手术的样子。有一个护士还给她拿了一面镜子和梳子，她自己照着，梳了梳头发。周医生请她给大家讲一讲她在手术过程中的感觉，她就侃侃而谈，“在刚开始扎针时，其它感觉倒没有，就觉得有点麻。破皮时觉得像有一个针尖子划了一下。拿瘤子的时候一点都不感觉，只有在缝线的时候，知道医生在缝，有点紧张，但是也不痛。这瘤子在我的身体里影响了我的工作和学习，就决心把它拿掉。”大家都为她的勇气和镇定热烈鼓掌，她竟在掌声中自己下了手术台，走回病房，这时掌声更加有劲了。她向我们挥手、微笑着慢慢走了。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工人，而她所表现的是人类至高的勇气和理智。一个病人能不害怕，不但能清醒地接受手术，了解手术过程；而且与大夫合作，使整个手术做得顺利，是多么可贵，这种医疗过程应该是最合理的、最好的，是所有病人和医疗工作人员学习的榜样。她更是新中国人民的一个典型，旧社会的无知的迷信的中国人，这个阴影是一去永不复返了。　　

　　再继续看见两个针麻拔牙，医生扎针以后过了一分钟就开始拔。这个拔牙真快，只见那医生一使劲，牙就拔出来了，病人就像没事人似的，我看了都给他捏把汗。这样连续两个病人拔了三颗牙齿，针麻效果很好。周医生说去年五月到现在，这个医院做了四〇〇〇个针麻拔牙。　　

　　针刺麻醉的普遍使用和中国医疗工作的整个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周医生所说在一九五八年针麻的临床试验就成功了，但是普遍用针麻还是文革以后的事，也就是中国医疗工批判了“西医至上”和“洋奴哲学”的思想和路线，发扬了针灸的功效。现在要求是结合中西医治疗经验来促进医疗工作发展。针麻更促进了毛主席的医疗路线的实现：“把医疗卫生工作带到农村去”。每个赤脚医生都会针灸，使用方便。认识到针麻的伟大成就，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　　

　　针灸的另一个伟大成就是针灸治疗聋哑。我们参观的是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这个学校有二百多个学生。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解放军医疗队进校治疗到现在不过三年时光，全校学生几乎完全治愈。说话较好的已经有六十多个，可以简单讲一两句话的有一百二十多个，有卅多个学生能听见声音还不会讲话，还有十三个还未恢复听力。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送走了十五个同学到普通学校上学，效果很好。有一位宋金广同学更是进步的快，已经和普通人一起谈说，去年参加了解放军，他成了全校同学努力学习的模范。　　

　　“聋哑人开口说话，聋哑人参军”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接待我们的解放军军医说，文革前中国的刘少奇派也是把聋哑视为不治之症的；聋哑学校只教导学生怎么样在心理上，生活上去适应这个不幸，而从来不去尝试治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东北沈阳部队的解放军赵普羽同志用自己做试验，按照中国古来就有的聋穴的图解，试了几百针，终于打开了治疗聋哑的死结。聋能治好，慢慢的就能学讲话。这个先进经验很快的就传到各医院和解放军中间，治疗聋哑在全国各地都展开了，这个学校去年八月开始，解放军医疗队更把针灸方法教给老师，使医教合一，现在担任医疗的主要是老师们。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针灸治疗。这个班有卅多位学生，年龄在十岁上下，他们已经有听的能力。老师拿出针灸用的针和棉花来，学生就依次的把头伏在桌上。老师熟练地先用棉花在耳后消毒，然后刺下去。学生发出各种不成调子的声音，这就表示他觉着麻，或者是胀，就扎对了。扎了一分钟左右就把针取出来，每天早上扎针。这位老师说，学生年龄太小的时候不行，扎针怕痛，会哭，不能配合治疗，至少要八、九岁以上。而且扎针一定要和语言训练配合，针灸后如不马上训练说话，恢复效果就会减退。　　

　　接着我们参观了两个班说话的教学。革委会副主任王同志说：“教聋哑学生说话非常困难，要从单音开始。这些学生因为长久不说话，舌头发硬，声音发直。”我们走进了课室，学生笑容满面拍手说着“欢迎，欢迎”，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他们的嘴形，只听见二个高频率的单音，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　班的　老师很年轻，今天主要的是教简单的词，句子和发音。每一个发音像ㄐ、ㄥ、ㄒ，老师仔细的讲清楚舌头的位置，也用图划出人的口腔形态来教导，譬如说发“ㄥ”的音要吐气，就要学生用手放在嘴前，每发“ㄥ”音就要有感觉。教师说一次，学生跟一次。学生的发音还是很生硬，他们一个个用劲的把嘴形咬正，“解放军”，“学习”，一次再一次，反复的，用心的念着。他们在七、八个月前都还从来未开过口，说过一个字，一句话，现在已经能模糊的念出不同的字句来，这对他们该是多么兴奋，又是多么困难啊！　　

　　第二个课室是一位男同志担任教学的，学生说话说得准确的多，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虽然大部份学生念起来还是含糊的很，但过分生硬的声音少多了，多半只是发音不准或是咬字不清。有一位男学生居然能很清晰的念出歌词第一段来，他说话就和普通人讲话相去不远。最后学生们还一起唱了一首歌，只要用心去听，歌词都听得清楚，真是令我们振奋，我们真诚地祝贺了学生　和　老师的至大成就。　　

　　这当儿，扩音器里响起了音乐，学生都涌出教室向小小的操场跑过去，原来是课间操的时候了。他们在阳光下欢喜的伸展着，跳跃着，我们问了有十几年教学经验的王同志“一个聋哑学生在接受治疗和学习讲话的过程中，决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哪儿呢？”她说：“这个得要内因和外因相配合。外因就是治疗和教学，这个都要有耐心。所以老师们一般先学习老三篇，彻底弄通‘为什么人的问题’，能够下定决心为这些聋哑学生服务，那么耐心就有了。内因就是学生自己，学生一定要能努力学习，只要敢锻炼，不怕人笑，多说，就能很快的说的跟普通人一样，参加解放军的宋金广就是这样，半年的功夫就能和普通人说话了。学生们现在常说‘为革命扎针不怕痛，为革命学话不怕难’，就是要掌握主观因素。只要内因、外因都能掌握，治疗和学话一定成功的。”学生们已经做完操了，正三三两两的慢步走回课室，也有互相追逐着，叫着玩儿的，军宣队同志笑着说：“这些学生啊，说毛主席万岁说得最准，因为常常说，就熟练了。”　　

　　掌握外因、内因是重要的，在教说话的时候，教师们虽然有决心，耐力，但是对于应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譬如用录音带方法，使学生能反复听，反复练习，让学生对镜子练习口形，和用电波显一不器来比较学生发音的形象和正确发音形象，都还没有尝试过。这些教学方法应该能加快学生学讲话的速度，也更保证发音咬字的正确，这些都是必须改进的。　　

　　针麻和针灸治疗聋哑，是震人心弦的两桩大事，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洞的名词，政治的口号，是活生生的事实，文革后的医疗路线给千千万万的农民们带来了赤脚医生，减少了多少病痛，针灸治疗聋哑给聋哑人带来了新的生命，使他们能享受正常人的生活。这不禁使我想起在祖国常见的格言“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凭了这个精神，铁树也能开花，哑巴也能说话！　　

从星期六的早上到星期天的晚上

　　清晨六点多钟，桌上的闹钟就响起来了，张保全急忙爬起来，催着他的爱人王凤珍起身上工去，邻屋老奶奶早就把热稀饭、小菜，和硬面馒头准备好。老张唏哩呼噜地喝了一大碗稀饭，匆匆揣了个馒头，推了自行车赶着去上工。这边王凤珍还在张罗儿子大毛穿衣服吃早点。大毛手里拿着个玩具，带着惺忪的睡意，只顾在玩。奶奶看得有些发急，就在一边催着：　　

　　“大毛，你瞧你还不快着点儿。回头饭也不好好吃，上学又赶不上时间，幼儿园的老师又该说你了。”　　

　　小女儿小玲也醒了，一睁眼就叫妈妈，妈妈喂完了小玲，交待奶奶买菜的事，带着儿子赶紧出门。幼儿园就在宿舍旁边，送完了大毛，王凤珍就越过一条马路到对面的工厂上工去。星期六的早上也是这样忙忙碌碌的。　　

　　都走了，屋子里一下子就显得清静了好多。奶奶扭开了收音机，刚好播送的是样板戏　　教唱，教的这一段是“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奶奶也挺喜欢这一段，不过她最喜欢的是“红灯记”里李奶奶唱的那段“痛说革命家史”，唱得又好，感情又深，真是说尽了咱们穷人当年的苦，奶奶一面听着收音机，一面慢慢地收拾屋子。　　

　　“现在烧饭可方便了，”她想着，“早上不用一大早起来生炉子，以前几家人挤着住，生炉子要在院子里，碰上天阴下雨更讨厌，弄上一屋子的烟火也生不起来，又脏又贵。一个月光买煤就得六七块。现在家家用煤气方便多了，随开随用。价钱又便宜，一家三口一个月只收两块，加上一口再多算五毛。”　　

　　秋天早晨的太阳暖和得很，阳光透过窗子照亮了奶奶的屋子。这所工人宿舍奶奶他们搬来也有好几年了，总共大小两间房，有暖气设备。再跟隔壁李家共享一所客厅，厨房和洗澡间。奶奶带着小玲住那间小点儿的屋子，保全他们三个住一间大一点的屋子。水泥铺成的地最容易扫了，衣柜上的灰每天勤着擦拭也不费事。奶奶看见缝衣机上有件活儿，多半是媳妇昨晚替小玲缝的衣服，她不由得停下来，继续替媳妇把这件花布衣服缝好。缝衣机发出有规律性的响声，奶奶的思路又走到解放以前的时候去了，她想着：　　

　　“解放以前谁见过这种洋机啊，活了大半辈子也没买过什么布，穿什么新衣服，保全这孩子打小也是这样，破破烂烂够吃不够穿地把他拉扯大了。那时候，吃的、住的……受得那些气哟！……”　　

　　鲜明的对比在奶奶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么强烈。桌上的闹钟指在十点半。奶奶停了下来，替小玲穿上外衣再把小玲放进竹子编成的小儿车里，推着小车到菜市场去。天气太冷的时候，奶奶也不愿意带小玲出去吹风，通常请隔壁的人家替她看一下小玲。媳妇交待过买两个小菜一条鱼就够了，这时候正赶上大白菜上市，满街堆的都是大白菜，一斤才一分五，菜场的蔬菜种类更多，少算也有六十多样，那卖菜的想的也巧，把各式各样的菜排在架子上，排出一朵大花来，红红绿绿地好看极了，其实菜场里的蔬菜都不贵，可是穷苦节俭惯了的奶奶依旧在仔细地看每一样菜蔬的价钱，她一面看一面嘴里还念着：　　

　　“小油菜一斤两分钱，茄子一斤六分五，唔，比昨天便宜了一点。红辣椒一斤一毛四，西红柿，快要入冬了还有新鲜西红柿卖，他们闹科学经营副业闹得还真不错呢，往常到了冬天什么新鲜菜都吃不上，就只能吃点咸菜，其实解放以前就算有新鲜菜上市也轮不上咱们吃啊。这儿还有什么？青椒、笋、萝卜……。”　　

　　这样不停地挑下去会把奶奶的眼睛也挑花，时候也不早了，还有鱼没买呢，奶奶买完了蔬菜又到鱼肉市场买鱼，鱼肉市场里的肉类也不少，上好的猪肉不到九毛钱一斤，牛羊肉更便宜一点儿，鸡鸭肉里算母鸡肉最贵了，九毛钱一斤，鱼的种类也多，有黄鱼、带鱼、草鱼还有乌苏里江的鱼……。价钱要比肉便宜一半。　　

　　“媳妇算是会过日子的了，”奶奶自己在想着：“吃鱼最实惠，便宜又好吃，做的好比什么都鲜，就是大毛这小子嘴刁专爱吃猪肉，还尽挑瘦肉吃。哪儿能这样呢．这一代的小孩儿真是惯坏了。”想到大毛奶奶就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奶奶拣了两条黄鱼总共一斤多重。今天一天的菜钱化了七毛多钱，小玲坐在车里也显得很不耐烦，奶奶推着车子往回走。宿舍外面的院子里面有不少老太太老大爷带着孙子孙女在那儿晒太阳，大一点的孩子们就在院子里一个劲儿地跑着玩儿，这些孩子们一个个吃的圆圆胖胖地，家里又给他们穿红戴绿，再加上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真让人愈看愈可爱。北京的天气似乎也愈变愈好了。当年北京一到秋凉就刮起吓死人的大风沙，出门得用围巾把脸裹住，不然就会被吹得满头满脸的沙。这些年来北京附近的树栽了好些，风沙也变得小多了。　　

　　下午五点多钟，王凤珍手里拿着三张电影票，兴冲冲地回家，进门就跟奶奶说：　　

　　“今天早点儿吃饭，回头去看电影。朝鲜片子据说挺不错呢，在大华电影院。”　　

　　北京市的戏院子、电影院少说也有大小好几百家，看电影一次一毛多钱，最多三毛钱。张保全他们一家一星期总得看一两次电影。看戏就麻烦一点儿，票不好买，每次要早两三天去买戏票，不然准是看不上。样板团演的样板戏，票最难买，票价也贵，要一块钱一张。　　

　　大毛跟着他妈妈进屋来，嘟着嘴不太高兴，奶奶看着他有点纳闷儿就问：　　

　　“大毛是怎么了？不开心哪！”　　

　　大毛说，“今天让老师说了一顿。”　　

　　“他淘气吗，怎么不挨说呢！”王凤珍说。　　

　　“我没淘气。”大毛不服气：“都是胡大干跟我抢位子抢的。我们在动物园玩儿的时候，原先我就坐在那个位子边上。后来大家去领面包鸡蛋回来的时候，胡大干就把我的位子给抢去了。我跟他说了半天，他还非挨在那儿不可。　后来　老师过来把我们俩都说了一顿。”　　

　　“老师说什么来着？”奶奶问着大毛。　　

　　大毛说，“老师说我们是怎么学习的，一点儿也不遵守纪律，什么叫互相谦让？怎么没有随时随地按毛主席的话教导自己。我们后来就不抢位子了。”　　

　　奶奶说：“老师说得对啊，出门儿怎么能不守纪律，哪儿有瞎抢位子的？毛主席的话也不听，下回再别这样了，知道吧！”　　

　　张保全今天回来得特别晚，到家都六点多钟了。王凤珍急着想早吃饭去想电影，一见张保全进门就忍不住埋怨起来。　　

　　“你瞧瞧，人家在这儿愈着急他那儿还愈松心。怎么，去理发了？”　　

　　老张摸了摸刚理的头发说：“不但剃了头还在街口的澡堂子里洗了个澡。今天大修机床，出了好几身大汗，索性就在澡堂子里洗个痛快。”　　

　　大毛坐在饭桌边早就不耐烦了，催着他爸爸说：“爸快点儿吃饭，晚上去大华看《摘苹果的时候》，奶奶不去我要去。”　　

　　朝鲜出的这部片子《摘苹果的时候》是讲朝鲜的某苹果生产大队里发生的一些故事。这个生产大队有一个班长，原来是个不错的革命干部。解放以后他的生活渐渐地舒适起来，工作也逐渐变得松懈。每天骑个脚踏车到城里兜风，订合同，既不关心队里的生产，也不贯彻党里的指示，官僚架子愈来愈足，完全不听年青队员的建议。队员们管他叫“脚踏车班长”。还有个贫农的女儿叫玉梅，自从定了婆家以后就不再关心队里的生产，每天绣花预备嫁妆。王凤珍看到这里就说：“哼，挺好的女孩儿家，就这么变‘修’了。”　　

　　玉梅有个妹妹叫玉惠，刚从训练班受训回来。玉惠见到生产队的种种情形，马上就发动了队上的进步队员，批判脚踏车班长，争取提高生产额，同时也批评姊姊玉梅只顾个人忘了革命。玉梅的父亲也给她们姊妹俩讲述从前的苦日子。左右看电影的有人在说：“这老爸爸给她们忆苦思甜来了。”最后玉梅和班长都接受了批评，重新积极地参加生产，继续为革命而努力。　　

　　电影里的故事就像文化革命时期发生的事。在回家的路上大毛问他爸爸。　　

　　“爸，从前您的厂里是不是也有个脚踏车班长？”　　

　　老张笑着说：“当然有，文化革命以前我们还有个坐汽车的厂长呢！”　　

　　星期天的下午，张保全一家老少三代在街口的车站，等车去王府井大街。等车的人不少，公共汽车的班次也相当多，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班。等车的人确实太多了些，王凤珍抱着小玲看见过去了三班车自己还没轮上，不免开始嘀咕起来：　　

　　“明明站着有这么多人，也不多开几部车子来。”　　

　　奶奶却很不以为然了，她说：　　

　　“妳还嫌车子班次不够多吗？不记得刚解放的时候，北京全城才几辆破破烂烂的公共汽车。每天只从东四开到西四，也只开那么几趟。”　　

　　老张在一旁也搭上腔了，他说：　　

　　“凤珍这人就是没记性，不用说刚解放的时候了，就是在六〇年到六三年苏联卡住咱们不给汽油的时候，北京城里汽车也不多啊．你不记得那时候公共汽车烧天然气，车顶上顶个大口袋，开到了站气烧完了，口袋也扁了。”　　

　　王府井大街现在改名人民路，久居在北京的人们一时还改不过口来，还是用王府井这三个字。星期天或者在假日里，人民路照例地有挤不动的那么多人．街道上脚踏车丛中间杂着汽车，人行道上男女老幼有排队买东西的，有在橱窗前面看货品的，也有围着小吃摊、水菜摊买零嘴的。街道上总有一两位值班的同志，手里拿着扩音喇叭提醒大家遵守秩序，他经常是这么说的。　　

　　“那位同志请别扶着脚踏车在人行道上站着，妨碍人行道的交通。脚踏车可以存在左边儿的停车的地方，大家要遵守毛主席教导，维持首都革命纪律。”　　

　　人民路上的百货公司是一座四层楼的大建筑。一进门的第一层楼，有一座大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钟表和照相机。大挂钟，座钟，梭形的闹钟什么样的都有，北京牌的手表式样真不坏。海鸥牌的照相机样子很灵巧，一百二十块人民币一个。张保全并没有仔细看橱窗里的东西，一直跑到收音机零件部去。在晶体管收音机部门，有一个柜台专门卖顾客自己装配收音机的零件。买一整套零件外加说明书要三十块钱。老张愈看这玩意愈有意思，就问柜台上的服务员说：　　

　　“同志，这玩意儿买一个装好的要多少钱？”　　

　　服务员说：“这是八个晶体管双波段收音机，买现成的一个五十块。”　　

　　“很有意思！”老张说：“自己装又省了钱又学习了收音机的装配。看这说明书一定就会装吗？装完了不响怎么办？”　　

　　“您别担心！”服务员同志说：“要是您有问题我们这儿有师傅帮助您解决。”　　

　　“成。那我买一套。”老张兴冲冲地买了下来。　　

　　王凤珍把奶奶和大毛留在一楼的玩具部，自己抱着小玲到三楼的服装衣料部去。服装部陈列的花棉袄最吸引人，王凤珍看见一种花袄面子不像绸也不像布，看起来也特别抢眼，服务员告诉她说：　　

　　“这是新出产合成纤维与棉纱混纺的料子。特别耐穿，穿个十年八年绝没问题。最好是买件罩衫罩在外面，省得要常常洗。”　　

　　凤珍看了看价钱说：“哟，这棉袄不便宜啊，要三十好几块哪！”　　

　　服务员说：“这是不要布票棉票的，您要有布票棉票可以买这一种，料子花式都差不多，只要二十多块。”　　

　　王凤珍抱着小玲开始盘算起来。心里不能决定要不要买件花棉袄。自己现在有的那件花棉袄穿了有三年多了，颜色败了一些不过也还过得去。想到大家在节约闹革命，不如再说罢。猛一抬头她看见卖花布的两个大旋转台在面前缓缓移动。各式各样的花布看得人眼花缭乱。柜台旁边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同志对她说：　　

　　“同志，这一批花布都是北京印染厂新出的样子，特别陈列在这儿征求大家的意见，您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写在这个本子上，或者告诉我也成。我们厂里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产品才能不断进步。”　　

　　凤珍仔细看了看陈列着的花布，就说道：　　

　　“我看那格子的还素净，大花的可以做被面儿，碎花的做棉袄面子也不错，颜色够好的，我还是喜欢那种带格子的，样子大方。”　　

　　印染厂的同志很仔细地把凤珍的意见记下来，然后说：　　

　　“是的，好些女同志都喜欢那个格子花布呢。”　　

　　王凤珍买了块红的灯芯绒布，预备替小孩儿做衣服，灯芯绒现在可时兴了，大家部穿，尤其是小孩儿们穿得最多，好看也暖和，一尺八毛多钱。她又买了几尺花布。花布更便宜，一尺才四毛多。等她走下楼来，张保全和大毛他们已经在楼下等了半天了。张保全和奶奶站在楼梯口，大毛坐在地下撒赖缠着大人给他买玩具。王凤珍见了心里不太高兴，劈头就训了大毛一顿：　　

　　“每回出来都是这样，一进百货大楼就要买新玩具。往后咱们什么都别买，天天替你买新玩具得了。你问奶奶，爸爸小时候像不像你这样？”　　

　　老张一听提到了他就接遇话头说：“爸爸小时候啊，天天在地头上干活，从来就没有玩过玩具。”　　

　　奶奶出来打圆场，把大毛拖起来说：“大毛听话，奶奶带你去买小人儿书（注）去，那边有好些新出的小人儿书，你自己挑。”大毛跟奶奶上一边买书。老张把新买的收音机零件拿出来给王凤珍看，说：　　

　　“妳瞧瞧我买的晶体管收音机。”　　

　　凤珍看了说：“这是哪国的收音机，让人给砸碎了罢！”　　

　　老张说：“这是零件儿，回去以后按说明一装就成了。”　　

　　“说得挺容易似的，你会吗？”　　

　　“不会可以学习啊，怕什么，这还能把人给难倒了？”老张说。　　

　　大毛跑在奶奶前头，手里拿着两本小人儿书，老远地就嚷着：　　

　　“奶奶给我买了两本小人儿书，这本是《小八路》，这一本是《赤脚医生》。”　　

　　（注）小人儿书又叫连环图画，从前在中国的连环画以古代演义故事，神怪剑侠为主要内容。现在的小人儿书都是以工农兵革命故事为主题，画工也比以前精致。　　

　　“好了好了！”张保全说：“买回去得好好地看，好好学习，不然就白买了这些书。”　　

　　大毛听了觉得有点委曲就说：“我最喜欢看小人儿书了，大一点儿我就去做《小八路》，跟爸爸这么大的时候我就去做解放军。”　　

　　由百货大楼出来沿着人民路往南走，不远就是到长安西街，街口的一角围满了人。奶奶说：“怎么这么多人，出了事了吧！”张保全个子大，在人堆后面探着头看了半天就说：　　

　　“没什么事儿，是一位老大爷骑车不小心摔下来了，大伙在帮他揉搓呢，大概没事儿。”　　

　　“嗨，老人家了就别逞能！”奶奶说：“王府井人多车多，摔坏了多冤哪，我原先猛一看这么多人围在那儿以为是闹小偷呢，上回我一个人带大毛去大栅栏就看见一位女同志的钱包让小偷给偷去了，好些人替她想法子找公安局，后来也不知道追回来没有。解放以前北京的小偷儿多着哪。那是没法子，好多人都没饭吃嘛，现在这个年头再做小偷才真叫该死哩，为了什么啊？大家都有吃有喝的……。”　　

　　随着奶奶的絮絮叨叨，张保全一家已经逛到天安门广场了。在广场上晒太阳的，照相的人真不少。听口音有许多像是外地来的游客，中山公园就在天安门旁边。老张买了三张票，五分钱一张，全家大小到公园歇歇脚，“来今雨轩”是中山公园东边的一个茶座。四周有花草古树和一个长长的昼廊。喝茶的地方在露天下，阳光充足，几十个小圆桌搬在那儿，有它独特的一种悠闲，叫一壶茶慢慢地品，没事的时候真可以在那里坐一下午。老张泡了一大壶茶，再买瓶汽水给大毛。凤珍一面喝茶一面欣赏着不远的画廊，她说：　　

　　“这画廊好像又重新漆过了似的，你看颜色多鲜。”　　

　　老张说：“这儿的画廊颜色再鲜也比不上颐和园的长廊，长廊的画细致又生动，年代久了颜色褪了些反倒有那么点古味儿。”　　

　　“哼！”凤珍说：“什么古味儿不古味儿的，你有时候就是有点封建。”　　

　　张保全裂开嘴开心地笑着说：“这怎么叫封建呢，这是欣赏古代劳动人民的遗产嘛！”　　

　　虽然走了一大段路，小孩儿们是总也累不倒的，大毛带着蹒跚学步的小玲，早就同公园其它的小孩子们玩开了。他们围绕着粗可合抱的古树，又笑又闹不知在玩什么游戏。玩得口渴了就跑过来喝口汽水，然后又迫不急待地跑开。　　

　　太阳逐渐西斜的时候，天气也变得凉气袭人，张保全今天的兴致特别高，他说：　　

　　“东风市场新开的湘蜀饭馆不知道味道怎么样？要不要今天晚上去吃一次试试。”　　

　　经他这么一提大家也觉得有些饥肠辘辘。　　

　　新开张的湘蜀餐馆，生意好极了。屋里的几十张枱子早就被占满，排队的人一直排到街上来，门口放着一人多高的大菜谱，这儿的菜多半是带有四川风味的辣菜。张保全要了个红券羊肉，奶奶想尝尝担担面，凤珍替小孩儿点了个青菜又叫了盘麻辣豆腐，服务员把菜卷写好，问他们一共要吃几两米饭，然后收了钱和粮票，把菜券交给他们，又等了一会儿才看见一张枱子空了下来，老少三代匆匆就坐，老张这时候酒瘾又犯了，一句话不说就跑到卖酒的柜台前打了二两郑州大曲，又端了个冷盘，喜孜孜地回来，说道：　　

　　“天气凉了，喝点儿酒暖和。”　　

　　王凤珍听了，就抿了抿嘴说：“什么暖和不暖和的，还不是嘴馋。”　　

　　奶奶说：“他爱吃个小馆子，喝两盅就让他去吧，现在这个年月再怎么吃也吃不穷了，瞧我们这一大家子，这么大吃大喝了一顿才几个钱哪，三块多一点儿罢。”　　

　　羊肉烧得不错，又烂又香，郑州大曲劲头最足，一口酒热腾腾辣忽忽地要咽半天才下去，麻辣豆腐不够辣，味道也不特殊，担担面吃起来倒是相当有正宗川味。　　

　　饭后的大毛倦态毕露，奶奶抱着小玲，凤珍和老张一边拉着大毛的一只手拖着他走，人民路早已灯火通明，晚秋的凉风吹得一阵紧似一阵，酒意醺然的张保全迎着风哼了两句样板戏：　　

　　“……笑看他刀斧丛中摆酒宴，我胸怀着革命正气从容对敌，巍然如山。……”　　

　　汽车站就在前面不远。　　

走大寨之路

　　由北京乘火车往西南行，一路上穿过河北平原，经涿县、保定、定县到石家庄。沿途可以看见望不断的北国农村，连绵着的旱田有高大的庄稼和洁白数不清的朵朵棉花。由石家庄再往西走，过了井径和娘子关，就是在太行山屏障之下的山西境界了。我们要在进入山西境内不远的阳泉市下火车，然后往南走数十里到一个小县份名叫昔阳县，而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是在昔阳县城外东南角十余里的一个小村落——大寨。　　

　　从前的大寨只有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耕种着八百亩山坡田；出大寨廿里地，谁也没听说过大寨是个什么地方。今天的大寨也只有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也只耕种着几乎相同的八百亩山坡田；但是今天的“大寨”，名闻全中国，全世界。近几年来到大寨来参观学习的有三百多万人，其中包括了有三千多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外宾。今天的大寨是新中国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到达阳泉市正是拂晓时分，山区的早晨寒气袭人。汽车走在山路上，道旁有络绎不绝的骡马车辆，田间也有一队队的人在工作。农忙的节气，公社的生产队伍天不亮就开始干活儿了。由大寨前来接待我们的是宋立英同志。　　

　　大寨的奋斗　　

　　宋立英同志是大寨党支部的副书记，也是大寨妇女代表会的主席。宋同志是位四十来岁的妇女、身材矮小、两只手粗糙结实，脸上更带着久经风霜的劳动痕迹。她谈吐爽朗，带有浓厚的山西乡音。一提起解放后大寨的种种，她真是如数家珍，娓娓谈来，时间都忘了。但是有关她自己的身世和一切她却从来不提。大寨别的同志们也是如此。似乎他们的生命都是从解放以后才开始的。　　

　　解放以前的大寨有五十多户人家，一九四〇年日本人前来扫荡游击队，屠杀了四十多个年青壮汉，一九四五年大寨解放了。刚解放了的大寨情况相当困苦。原有的一个地主三户富农占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大寨田地，经过土地改革，土地重新分给了大寨的贫下中农们。但是大寨的田地都建在一面山坡上，八百亩田是四千七百多小块凑成。那一片山坡叫七沟八梁一面坡，由七道山沟、八条山梁组成。大寨田的土质分两种；一种是砂土，松散浮动，水浇下去一下就流失干净，另一种是黏土，黏性极大，不透什么气，农作物的根部容易被闷坏。大寨的气候是有名的十年九旱，不旱即涝，雨量都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里，一下就雨势汹涌，常常会冲垮了梯田，冲毁了地基。一九四五年的大寨总人口只有一百九十多人，年青力壮的并不多，除去了老弱和幼小，能够下田劳动的不过数十人而已，那时候当然谈不上什么农业机械化，除了普通的农具，大寨只有几头牛和几头毛驴儿。　　

　　“一九四六年党号召组织农业互助组的时候，”宋立英同志向我们说：“大寨一些比较富裕的中农不肯和我们贫农互助。陈永贵同志就组织了九户贫下中农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富裕的十来户中农也组织一个互助组，叫‘好汉组’，他们叫我们这一组叫‘老汉娃娃组’。因为我们这九户当中只有永贵同志和另一个贫农是壮劳动力，其它都是老汉跟娃娃。‘好汉组’要跟‘老汉娃娃组’比赛，还说要把咱们赛垮，永贵同志就和大家组织起来，大家不顾个人利益，真正互助。好汉组他们表面上互助实际在勾心斗角，各人单干。那年秋收，好汉组每亩只收一百六十斤粮食，老汉娃娃组每亩收了一百九十多斤。”　　

　　大寨英雄陈永贵远在廿几年前就注意到组织群众，他也是很早就注重到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是增加生产的条件。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个先进典范。陈永贵曾经说过一些朴实而深刻的话，他说：　　

　　“种地不是变戏法。要想多打粮食，就要多下功夫，实打实干。像冬天翻地、垒堰、填沟、挖渠的活，就是苦，就是累。冰冻三尺，天寒地硬，镐头锄下去，震得手麻臂痛。面对这种情况，你学了毛主席的教导用不用？就看你能不能下定决心，有没有自我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有，高山就低头，河水就让路。如果没有，睁开眼就是困难，闭着眼想一想也是困难，会被困难吓得趴下来。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硬是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十七个字上下功夫，越是冬季，越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冬闲变冬忙，明秋多打粮’。我们这样想，也这样干。石头是硬的，冬季的土也是硬的，但是它硬不过毛泽东思想，硬不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大寨的‘铁姑娘队’，二十多名青年姑娘，她们从春到冬，披星星戴月亮，干活抢重的，报酬总是少要；几年来如一日，从不叫苦，从不嫌累。难道她们真是铁打的吗？不，她们也是娘生爹养的，是肉长的；只是因为她们学了毛主席著作，学了就用，用了思想就变样，锻炼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坚！”　　

　　大寨由陈永贵领导着，从农业互助组进为初级农业合作社，再成为高级合作社；五八年后发展为当地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多少年来，他们除了努力于正规的农业生产之外，每年冬季更致力于艰苦的开山造田，水土保持等工作。七道山沟都让他们逐一的造成层层梯田。最困难的一道山沟叫做狼窝掌沟。这道沟又长又宽，每年夏季下雨，沟里水深流急，不知冲毁了两旁多少田地。大寨的英雄们与这道沟战斗了四次。头三次筑成的坝田都让雨水冲垮了。第四次他们运用群众的智慧用石块砌成了拱形坝，确保了狼窝掌沟二十亩良田。这就是有名的大寨故事之——四战狼窝掌。原有四千多小块地也经过不断的整修、接连、重建、现在成为一千八百多块比较大的梯田。大寨每年出产的农产品，由解放初期的亩产一百来斤逐步提升到亩产三百多斤，五百多斤；到一九六二年大寨田的亩产量已经到达每亩八百斤粮食。这是江南一带的农产标准啊！　　

　　每年大寨田亩产量逐步提高，当然不是件偶然的事。增产必须要有条件，要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掌握住客观条件、再加上努力才能增加生产。陈永贵和他的伙伴们，几十个人加在一块，也没有受过几天正式教育，谈科学，谈用科学方法种田，可能吗？但是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更是无穷尽的，陈永贵、宋立英他们有最实际最丰富的耕种经验；更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几篇哲学著作。他们能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根据自己的经验，他们试验着选种和培养优良的品种。耕作方面，大寨有所谓“三深经验”；深耕，深种，深刨。三深是很费工费时的，在山西的干旱土地上，三深耕作确实有助于水分和养料的储存。在土壤的改进上，他们把黏土砂土做适当的配合。施肥方面更是煞费苦心。因地施肥是大寨的农业技术之一，地有熟地与寒地，肥料也有冷肥与熟肥之分，两者适当的配合效果才好。制造堆肥大寨也有独特的经验，堆出来的肥特别细，特别有养份，大寨田每年要上万斤以上的自然肥料。长年累积的结果，大寨田的土壤成为一种特殊的土壤，名叫‘海绵地’。土壤的每一颗粒含有丰富的养份和水分，通常是其它田地土壤的几倍。在种植方面，大寨更有它的独到之处，他们有‘四不专种’‘三不空’。四不专种是说在大寨田上所有种植的庄稼都是主要粮食作物，如小麦、小米、高粱等。四种其它作物，瓜、菜、豆、麻并不专门找大块田地去种植。那么这四种作物种在哪儿呢？就种在‘三不空’上面。这三不空是路边不空，土墙上不空，沟渠旁边不空，真是做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灌溉也是件必要而困难的事，大寨附近没有河，引河水上山都不可能。一九六五年，陈永贵去河北学习河北农民打旱井的技巧。回来之后在大寨的山坡田上打了无数的旱井，又建了几个大小蓄水池，算是确立了大寨的水利系统。　　

　　农业的模范　　

　　不过大寨所走的路并不是条一帆风顺的路。一九六三年的八月二号，大寨地区一连下了七天七夜的豪雨，七昼夜之间落下了七百多公厘的雨水，是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冲坏了大寨的山、大寨的地，冲倒了大寨的房星和窑洞，所有的禾苗都被淹倒。　　

　　“永贵同志由县里赶回来，”宋立英告诉我们当时遭灾的情况：“看见山不像大寨的山，地不像大寨的地，房子窑洞都冲垮了，只剩下四间砖房。有人说大寨不能再住人了，大家都该到外地去逃灾；永贵同志坚持要救灾，领导大家好好学习主席的老三篇。永贵同志说：‘老三篇里教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正是锻炼群众，培养干部的时候，我们不能依赖别人，不能收外援。’那时候国家听到大寨遭了洪灾，派人送了粮食、钱，还有五十套棉衣裤，一连送了四次都让我们退回去。我们说河北也有天灾，救济品给河北灾区好了。”　　

　　救洪灾是救定了，但是怎么个救法？陈永贵这时候就和大家反复商量讨论。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先支地（抢修田地，抢救禾苗），后支屋（修盖房屋），另一派主张先支屋后支地；协商的结果决议先支地。当然主要是因为土地的流失是个根本问题，再则抢救禾苗更是刻不容缓。也正如宋立英所说的：　　

　　“你要先支好了屋，舒舒服服地住着没有粮食吃，又得伸手跟国家要粮，算的什么自力更生？”　　

　　抢禾苗修田地都是很急促的事。禾苗必须要在几天内扶起来，否则就活不了。大寨的队伍全部动员。大家想出个办法，用稗草把庄稼松松捆住支持着庄稼站起，再加上肥料。就这样四天四夜不停地干，把八百亩田里的庄稼一棵棵地扶了起来。宋立英同志说：　　

　　“我们那时不但把人组织起来，把庄稼也一棵棵地组织起来了。那时候全大寨的人就住在那四间砖房里，有人在屋外搭些棚子。不但人住在里面，牲口也得养在里头，睡觉哪有地方躺着，坐着歇歇就得了，那时候的生活是比较艰苦一点。”　　

　　“后来扶起来的庄稼一棵棵都长得很好，我们就提出口号‘三不少’，说要今年做到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亩产量七百六十斤以上不少，自己吃的口粮和留的种子不少。旁人笑话过我们，说大寨再过卅年也恢复不到六二年的大寨。六三年秋收，我们每亩仍旧打了快八百斤粮食，责给国家二十四万斤，和六二年一样。”　　

　　遭了大洪灾的大寨不到一年就恢复了原状。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大寨前进的障碍除了天然灾害之外，还有政治性的干扰。自从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之后，一面获得了许多赞誉，一方面也得到了多少毁谤和攻讦。代表着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份子，开始对大寨展开无情的诬蔑，他们说大寨的粮食产量高是弄虚作假，卖余粮给国家是打肿脸充胖子，是讨好，又说大寨的干部是黑干部，假模范……。邻村的生产大队也有那嫉妒大寨的，也乘机散布些流言说：“大寨那八百亩沟地哪能出那么多粮食，他们准藏着有黑市地，加在一起两个八百亩也不止。”于是就引出了在六四年五级干部丈量大寨土地的事情。由邻村大队干部、公社代表、昔阳县干部等等直到省级干部，共七十多人组成土地丈量组，在大寨丈量土地五十来天。量得的结果是大寨共有七百九十六亩六分田地，大寨原有的土地大约是八百亩，从来也没人仔细丈量过。解放后的十来年中，大家开山造田，治沟成田，约成了总共八十多亩田。但是由于一部分山角下的良田解放初期就划给了山下的武家坪大队，另有数量颇可观的土地改成了菜园，这么样一得一失，大寨仍然只有八百亩耕地。土地丈量组无可奈何地给大寨加了个“骄傲自满”的罪状，也批评大寨的管理不合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大寨的管理是上下一致有了高水平的政治认识，知道了为谁和为什么的根本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随着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大寨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直到一九六七年，山西昔阳县的造反派一鼓而起夺了昔阳县走资派的权，成立昔阳县革命委员会；陈永贵被群众推举为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从此昔阳县的廿多个公社都开始走大寨之路。　　

　　七一年的大寨　　

　　我们所看到的大寨是一九七一年的大寨。去年（一九七〇年）大寨的年亩产量已经达到一〇七一斤。今年的秋收刚刚开始，预计今年的产量会比去年增加百斤上下。一九七一年是中国连续大丰收的第十年。我们算是大寨的观光客，但是那才不希罕哩，大寨这个地方，每天至少有几千人来参观学习，最高纪录是一天三万人。在大寨唯一的那条大街上我们遇见了由河北省结队前来的农民团体，也有远自云南来的参观团。大街的尽头就是大寨居民住宅区的一部份。宋立英带领我们一家家地去看，多数居民都上地里劳动去了；住宅区只有老太太和小孩子们。宋同志和他们熟悉极了，每一个小孩她都认得，都能叫上名字来，同每一位老太太见了都停下来聊两句。住宅的主要部份是窑洞式的建筑，用大量二土方公尺以上大小的大石块建成。屋顶做圆拱状，离地约　三公尺　，是一种很坚固的石头大窑洞。宋立英同志说：　　

　　“从前的那些地主们也住不起这样宽敞，这么结实的房子啊！”　　

　　在窑洞式建筑的对面是一排石头平房，每个家庭占用一个单位，包括一个大窑洞和一间石头平房，两边都有炕，平房内有厨房设备。一般农家的布置都很简单朴素，唯一华丽的地方可能是炕上的花被面儿，颜色都很耀眼。一九六三年大寨遭洪灾之后，开始盖新住宅，为了一劳永逸，他们设计了最坚固的石头房子，再大的洪水也冲不垮。现在大寨的每一个家庭都住进了新居，也许没有见过老式窑洞就很难做鲜明的新旧对比，在住宅区后面的山脚下正有一些一旧大寨的遗迹，几间矮小的砖瓦房，不及新式石屋的一半大小。那时候不是地主还住不进去呢，上山旁也有几个老窑洞。就是在山脚挖的一个个土洞，入口很小，要弯了腰才能进去。没有窗户，也不通风。从前世世代代大家的贫下中农就住在这样的窑洞里。　　

　　绕过这个山脚，循山路爬坡，没多久我们已经走在大寨田上，地里的小米都收割得差不多，小米穗一串串长大结实。玉米每个都尺来长，玉米粒金黄饱满，累累实实，看了心中令人有说不出的实在。高粱地依旧是缘葱葱地一片，每棵高粱，顶上都是一串褐色的高粱穗。田间岭上种满了瓜菜和麻，有种大白菜叫回回白，每棵有桌面那么大。再继续登高，越过山腰间的大蓄水池，就大约可以看见大寨田的全貌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真是所言不虚，由上到下的层层梯田至少也有五六十层，在土质黏厚的地方他们用黏土砌起牢固厚硬的土墙保持水土，在土质松散和山沟地段他们用碎石块砌坝，在坝上造田。狼窝掌沟就在眼前，漫长而宽阔。现在驯服地躺在那儿。一层层地沟坝田，正排满了待收割的玉米。遍布在田间的旱井，更是个很巧妙而简单的灌溉设备。旱井是一个深七八公尺的水泥大地窖，井口很小，为了防止蒸发，夏季的雨水沿山坡或其它入口渗入水泥地窖中可以储存很久，供灌溉之用。放眼望大寨的田，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土墙上，墙边上，水渠旁，转弯抹角的地方都种上东西，唯有几座山顶还空在那儿。大寨去年冬天又在山顶开出了四亩田来，今后还有抢九个山头的计划。水泵由山下打水上山储水在蓄水池内，再由山上沿水管层层灌溉下去，大寨的水利已经逐步地现代化了。田间也有些学龄儿童在帮忙劳动。大寨有一所小学，一所初中，现在正试办高中，学校的假期和农业生产配合，插秧和秋收的农忙季节放假，夏季并没有假期。我们看见一位老农夫带着两个八九岁大的小孩子，驱赶两头水牛，在一块宽不盈丈的梯田上耕作。两个小孩儿把田里的碎石块拣出来丢在路边。他们严肃而认真，工作得很努力。两头牛拖着犁，老农夫吆喝着在后催，耕作是缓慢地、也是持续着的，老农夫黑褐色的额头闪着晶亮的汗珠，淡色的干地被条条翻起。秋收甫业，深耕又开始了。在几个梯阶下面的梯田上有一个工作队在收割小米，一担担的小米堆起来挑下去，没大工夫田里只有一垛垛儿的庄稼杆儿绑在那儿，远看像是一个个木头板凳。宋立英指着山底的一片苹果林说：“那是当年和武家坪大队分来的一片地，咱们的好田都让武家坪分去了，这片荒地只能种些果树，现在一年能收好些斤苹果呢，我们还种了些梨树，你们七五年再来这里就能吃到大寨的梨了。武家坪大队以前专门和大寨捣蛋。你们看山下那条大车道，以前我们大寨的人赶车出去，回来的时候路上就让武家坪的人放上些大石头，赶车的就得下来搬上半天石头。现在可好，武家坪也在学习大寨了！”　　

　　宋立英陪着我们在陌上走，不一会儿见她手上攒了一大把小米穗子和玉米粒子，她对粮食的珍惜爱护是习惯成自然的。在不远的地方有一架高缆吊车运输站。数千公尺长的高缆架在整个山坡上。山下用马达把缆车送上山顶，满载的缆车靠重力随缆而下。大寨有五条吊车线，是陈永贵同志在几年前建议设置的。半山腰上有块面积较大的土地，有位青年开着辆大型拖拉机，用全速在翻地。大寨的耕作只达到半机械化的程度，他们有三台大型拖拉机，两台手扶拖拉机，一台卡车和其它小型的机器。由于大寨的地形关系，全面机械化有相当的困难。小块耕地大拖拉机不适用，手扶拖拉机要上下五六十层梯田，也并不减少太多的劳动力。无论如何，目前在大寨的机械化程度仍嫌不足。打谷场是一座面积很大的场院，场子上铺满了小米穗子，两架像压路机一样的机动车在上面来回碾压，旁边有几位妇女在扬谷子。据他们说，打完了这一地的穗子，可以收出万余斤小米来。打谷场的另一角有两位青年在那儿打稻子，两个人的穿着都是农夫打扮，仔细看却不像本地人。原来这两位青年是北京农业科学院的学生，来大寨工作，主要是在大寨试种水稻。第一次的种植已经收割完毕，打出来的稻谷竟有每亩一千一百多斤。同时期有廿七个农业科学院的学生来到昔阳县，他们分别在农业、林业、牧业和机械化各方面工作，这两位农科学生对他们的工作和初步获得的成果都很兴奋。其中的一位说：　　

　　“搞好农业有很多因素，每一种因素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每种因素的适当配合，这非从实践中学习不可。同群众结合之后学到了许多新方法，从前把自己开在实验室中是错误的，将来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也必须要长期的。”　　

　　仓库贮放着六四年来大寨的余粮，六四年以后国家每年只收购大寨廿四万斤粮食，多出来的都入库做战备粮。仓库中以小麦小米为主，一堆堆屯起用竹席围着，粗略估计大约够大寨全队吃上五年还有得多吧！　　

　　陈永贵　　

　　当天晚上我们会见了由昔阳县城回来的陈永贵。　　

　　陈永贵是新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原不是大寨人，五岁的时候随着他的父母姊弟一家人由外地逃荒到大寨。　　

　　他父亲当时在武家坪当长工，但是一家大小连糊口都有困难。那时候还有贩卖人口的买卖，人贩子到了大寨把陈永贵的母亲姊弟都买走了，陈永贵的父亲不久也只身回到自己的老家上吊自杀。陈永贵那时才六岁，以后陈永贵就在大寨替地主放牛，做长工，直到成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也曾积极地支持过太行山游击队，解放以后他就领导着大寨的贫下中农把大寨重新换了面貌，也创出了令全国学习的大寨精神。今天陈永贵是大寨党支部的书记，也是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还兼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共产党九大的时候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是陈永贵仍旧住在大寨石窑洞里，有机会尽量参加大寨的生产劳动，保持着“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作风。这一阵陈永贵正忙着搞昔阳县的水利。见到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人真像照片里的陈永贵，只是比想象中矮了一点。　　

　　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巾，穿着件对襟式的土布褂子。长脸浓眉，厚实的鼻子和宽阔的嘴，古铜色的面孔上有着一道道岁月和劳动留下的深沟。他的谈吐流露出很自然的乡土味儿，缓缓道来条理分明，手不离烟，烟不离口，抽烟不用火柴。讲一口带山西腔的普通话，倒并不难懂。　　

　　“今天下午有美国朋友来问我，你们农村里机械化了之后，造成失业问题可怎么办，我说，那你放心吧，我们机械化愈高，我们劳动力愈缺乏，像我们大寨是半机械化，劳力缺得很，能再全机械化了工作就可以再做得好一点。虽说机械化了，但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什么时候都不能丢的。如果说机械化为的是舒服，那么就糟了，并不是说机械化以后就靠机器，吃机器，穿机器，花机器……哈哈哈！”陈永贵的笑声响亮而豪放。　　

　　“从六七年文化革命到现在时间很短，但是在昔阳的变化是很大的，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你想在六六年昔阳县平均亩产量是二百多斤，从六七年到现在昔阳县的亩产粮食每年增加一百多斤。到今年每亩产量预计是六百到七百斤，比六六年增加了两倍多到三倍。现在昔阳县的公社和大队往上预报要卖的余粮已经到了八千万斤，这相当于六六年全县的总产量。这样全县二十万人每人卖四百斤，自己还留下九百斤，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变化。你看看当年修正路线是个什么样子，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什么样。每人有九百斤的粮食一年，一个人最多吃个五百斤罢，有四百斤的余粮存着那可就不闹粮荒了罢，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也斗不出这些高产、稳产的田来，说不定现在又要闹粮荒哩！　　

　　“从前自然灾害给人们的威胁大极了。六三年在昔阳县有条七十华里的河，河的两岸有几千户人家，六三年的洪水冲走了一千多户人家。那怎么办，进山沟儿挖土窑洞。就看见人给河让路，自然灾害就那样厉害！从六七年开始，昔阳县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也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要改变昔阳县山河的面貌，干了五年。现在昔阳县有好些河，我们要它往哪儿走它就往哪儿走。原来的河滩留给咱们筑坝成地，这几年这工作搞的还比较好，国外的朋友们来了应当到处去看一看，看看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大寨公社廿几个生产大队，在开始学大寨之后两三年之间，亩产量都超过八百斤，有的还过了千斤。你说这来得快不快呢，现在用支持世界革命做号召，教育群众，努力搞土地基本建设．同志们七五年再回来的时候，来了也不用问大寨在哪里了，昔阳县里每一个大队都是大寨。大寨大队现在每年每个农业人口生产两千斤粮食，我们每个农业人口可以养两个非农业人口。主要的是能不能改造山河，咱们国家山河很多，要是每个人都能改变山河，不要说八亿人口，再多两个八亿人口粮食也吃不完。”　　

　　陈永贵同志不停地抽烟喝茶，可也没有断过话头，谈到疏散余粮的问题，盖仓库不是办法，鼓励社员自己多储备粮食是比较好的办法，也符合战备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人们浪费粮食，防止有人投机倒把。又谈到文革前后的人民公社。文革前的公社是个空架子，没有钱，也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文革后的公社有了经济价值，是很有威信的，耕牛、粮食、贷款，要什么有什么，不再是空架子，人民很拥护的。提起昔阳县的公社和生产大队，陈永贵更是滚瓜烂熟，每一队每一公社的收入和生产多少粮食，他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每个大队原来产量是多少，每年增产多少，哪个大队需要汽车，需要拖拉机……。他说：“生产粮食真是那么难么？不难，就看你走什么路线；走对了，精神就能变物质。看来全国都在变，变化愈大，大家对文化革命就愈有认识。”　　

　　谈话结束后，我们请他在那本大寨画册上签字留念，他说：“要我写字？这可困难了，八岁放牛，十一岁扛小长工，一天学也没上过。嗳！写个名儿，这三个字还能凑合。”　　

　　学大寨　　

　　除了大寨之外我们还参观了两个在昔阳县境内学习大寨的生产队。一个就是曾与大寨为敌的武家坪大队。武家坪与大寨是紧邻，土地比大寨的多，也比大寨的肥，有上千的人口，历来就是当地比较富庶的区域。武家坪出过举人，像大寨那种穷人窝，武家坪是瞧不起的。大寨开始增产的阶段，武家坪一直是采取不相信，散布流言，甚至于故意捣蛋的态度。但是由五七年开始到六五年，大寨的亩产量增到了八百八十斤，武家坪却降到二百四十斤，六五年以后武家坪大队决心学大寨，学大寨的革命精神，也学大寨的农业技术。武家坪原有三大家族互不合作，经过思想革命化之后，消除了彼此间的矛盾转而能合作了。到一九七。年武家坪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每亩九百二十斤。他们现在也在大兴土木兴建比大寨还漂亮的石头住房，真是有后来居上之势。现在的武家坪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八年不学大寨，吃了多少苦头。六年学大寨，又得了多少甜头。”武家坪大队的书记对我们说：“到七五年的时候，我们这里会有更大的变化了，那时候我们的旱田变水田，粗粮变细粮，荒山变叶园，旧村变新村。”这当然也是昔阳县全县的努力目标。　　

　　石坪生产大队离大寨比较远，在一个山沟附近。石坪大队原来着重于搞农产副业。队里人数不少，近两千人，但是一部份劳动力去阳泉市做工人，所以劳动力并不很充足。一九六六年亩产量低到一六〇斤，文化革命以后陈永贵领导昔阳县，石坪大队开始先学大寨的思想，建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思想，一年之内就有变化。六七年亩产三百多斤，六八年亩产四百多斤，去年六百二十斤，七一年预计有八百来斤。农民的生活不知提高了多少，但是石坪大队最惊人的一项成就是他们大队筑成的大隧道和铺在隧道上面有三百二十亩大小的沟田。石坪附近原有一道很大的山沟，雨季为害不小，平时也废在那儿没什么用处。六七年学大寨之后石坪大队有意在这道山沟上造田，由于这道沟太宽，造田的办法只有先建一条通水的隧道，然后在上面铺土成田。他们化费了六个月的时间建成这条长　二千米　的大隧道，上面成田三百余亩。在去年七月石坪下了一场暴雨，廿分钟内降雨　六十毫米　，隧道被整个冲垮，但是石坪大队的社员们斗志昂扬，就在同年的冬季趁农闲的时候重建大隧道。这次从山上搬运大石块做建筑材料，每块石头尺来见方，隧道的厚度依地势，有三．　五米　至　六米　不等，用水泥砌好。全部石块共五十五万块，在三个月之内完工。整个工程没有请一个外人来参加，也没有工程师或建筑工人来参加。我们在隧道里走了一段，隧道有　三米　高，五、六米宽，里面装有电灯，更是个极好的大防空洞。在隧道顶上有连续不断的沟田，上面种植着冬小麦的秧苗，绿油油地一片，似乎象征着大寨的精神也在这片田野里成长，茁壮。　　

　　宋立英同志在昔阳县可是位知名人物，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她。在石坪就有位老太太一个劲地拖宋立英和我们到她家去坐。老太太七十多岁了，两只缠得很小的脚，身体倒挺结实，一个人住一间石头窑洞。她说她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两个女儿就在石坪，儿子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作战牺牲。老太太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什么，但是每年还养两头猪，替公社也生产一些。有人问：“老太太年纪大了干吗还这么辛苦？”老太太说：“我儿子一生为了革命，我也要干革命，我能生产一点就生产一点，这是为了支持世界革命！”我们有些人在暗笑了，小脚老太太也谈世界革命？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发觉这种笑是多么的愚昧无知。老太太也许不识几个字，也许不清楚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不过她一定知道今天全世界还有大多数的人在受剥削和压迫。老太太最了解这种痛苦，因为她大半辈子都在这种痛苦中渡过。世界革命一定要进行，穷人一定要得到解放，老太太也很清楚革命事业是艰巨的，因为她唯一的儿子为了中国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出身穷苦的老太太得到解放之后仍然为着尚未解放的穷人们尽力，她是最有资格谈世界革命的了。　　

　　* * *　　

　　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大寨和大寨的人，现在全中国许多农村都走上了大寨之路。　　

七万个人民公社

　　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全国五亿五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都依赖农业为生，住在农村里。因此，如何推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是决定了社会主义成败的一个先决因素。毛主席抓紧了这一点，从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到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流血的斗争把土地从地主手里没收过来，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又分给了没有田地的贫农。但是这种个体小农经济是落后的，不能积极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更有碍于政治觉悟的提高。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互助组”。集体劳动，共同使用农具、役畜，和集体抵抗自然灾害。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初级合作社成立了，使劳动力和土地、生产工具有较合理的使用，但是对个人所有的土地和劳动还有报酬，土地所有权还是私有制。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七年，成立高级合作社，土地报酬废弃，农具、役畜由合作社以合理价格收买，归合作社所有。最后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全国轰轰烈烈的推出了“人民公社”。土地，役畜，生产工具等归公社集体所有。私有制被彻底的消除了。土地集中了，劳动力集中了，农具役畜也集中了。人民公社的创设，不但加速推进了工、农业生产，更加速了农村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从个体经济进展到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文革以前虽然受到了刘少奇路线的干扰，有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现象，但在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就发动了全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一九六四年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资本主义倾向就被打下去，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今年是第十个丰收年，这不是风调雨顺的结果，而是人民公社和农业政策的胜利的表象。　　

　　今天全国有七万个公社，公社又分成七十五万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由一些原来的村落或十数个“生产队”组成。人民公社最基本的特点是乡社合一，和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和民兵五结合。因此它不但是一个农业生产组织，而且是一个将工业、商业、农业结合成的经济组织，并且它还是一个基层政权组织和教育组织，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一般的公社有一万到四万的人口，几千户人家。我们这次很遗憾的只参观了北京近郊的“中阿人民友好公社”，上海近郊的“七．一公社”，和全国农村模范“大寨”，虽然不能说有什么普遍性，但是也能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中阿人民友好公社和上海七．一公社都是中等收入的公社。中阿一年一个劳动力收入是二百八十元到四百九十六元，按工分和劳动日多少而不同，上海七．一公社平均每个劳动力的收入是四百元左右，这收入比大寨的四百五十到五百二十五元一年要低一些（一．五元一个十工分的工作日，三百五十个工作日为一年），但是和一九四九年的收入相比要增加了三、四倍。中阿有六千一百户人口，耕地五万三千八十亩，六个大队，三十八个生产小队。上海七．一公社有四千四百五十户人口，耕地二万八十亩，十一个生产大队，八十八个小队。中阿公社主要生产小麦、玉米、和一些稻米。上海七．一公社生产稻米、棉花和蔬菜等。　　

　　因为客观生产条件的不同，这两个公社在生产量上有很大差距，中阿在一九四九年只产粮食　七百公斤　　一公顷　。一九七〇年产　四千六百六十二公斤　　一公顷　，（每亩七百八十市斤），增加了六倍多。而上海七．一公社在一九四九年就有每亩四百市斤的产量，一九七〇年更进步到平均一千三百四十三市斤的亩产量，远超过长江线八百市斤产量的标准。产量和机械化、水利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中阿公社耕地机械化只达到百分之九十，“有三十六部拖拉机，二十八部手扶拖拉机；上海七．一公社有十二部拖拉机，四十部手扶拖拉机，抽水机二百台，电动脱粒机二百二十台，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中阿灌溉面积只有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上海七．一公社是达到百分之百。上海七．一公社是利用地下抽水灌溉的，完全电器化，是最先进的一种方法，不但节省耕地而且运用方便。中阿公社还是用许多电井、养水站和水库、水塘来供应灌溉。从这两个公社的对比可以知道南部沿海的公社比华北地区公社在生产条件上要好，产量也高得多了。　　

　　人民公社怎样成为一个工业、商业结合成的一种经济组织呢？我们参观的中阿公社和七．一公社除了农产以外都从事副业、和工业生产——也就是社办工厂，这样不但增加了公社的收入，促成公社的全面平衡，工农商的经济发展，更使农民能够又做工人，又做农民，成为一个“多面手”。中阿公社有六种副业：乳牛厂，有一千八百头乳牛，每天每头生产牛奶　十五公斤　以上，供给北京市的消费；填鸭厂，出产有名的北京填鸭，是用机器填的，每年产量四万只，肉鸡厂，年产量一万只；猪厂，年产猪一万三干头；枣树的栽培，年产　二十五万公斤　；还养了七百九十多匹马和二百多匹骡了，可以供运输用。这些肉类的生产也增加了对公社农民食用的供应。副业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百分之十。七．一公社也经营类似的副业，有乳牛厂，不过只养了六十头牛；肉鸡厂的规模却很大，有十万只；猪养得更多，从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二百头发展到现在的二万二千头。特别的副业是培养草菇八千平方公尺，在房里搭起一层层的水泥架，用牛粪混和泥土铺上，作培殖草菇的场地，一年两造，每平方公尺产一斤半，在草菇厂的外边和猪厂的附近空地上都种满了桃树，水菓也是副业之一。　　

　　社办工厂的方针是要个个公社，甚至个个大队有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农机厂和碾米厂等等，使公社能够在必需的工业产品上自给自足。七．一公社有七个社办工厂，规模很大，有农具厂，制造各种锄头、镰刀，也能翻沙铸铁。有饲料加工厂，有建筑队，还有木工厂，不但制造许多日常用具如木桶、勺子等，还做精细有雕花的中国家具；最突出的是制造马达的工厂，它是和上海电机公司挂钩的，一月出产三千瓧的马达四千五百个，厂里有大规模的车床和有工业技术的农民。社办工厂是公社向工业生产发展的进步表象。在中阿公社的社办工厂的规模较小，但是也从事润滑油和油脂的生产，每年产二干一百吨，足以供应整个北京市需要。厂房就设在原来的旧牛棚里，非常简单，不需要多少投资，产品已经发展到三十多种。除了基本工业产品外，各公社的工业生产有的是自发性的，像北京附近四季青公社把破旧的轮胎重整上模或新轮胎成了一个新兴工业、有的是配合国家需要的，像中阿公社的润滑油、油脂的工业。总括来说全国七万个人民公社都渐渐地发展成又有农业，又有工业的经济单位了。　　

　　商业在“为人民服务”的号召之下，文革之后，也向农村积极推行，不但有巡回的商业服务队，我们看到在大寨和石坪大队都有一个日用品的百货商店，由采贸组负责，从衣服、鞋子、文具到铁锣、铁壶，样样具备，保证农民不缺货，当然比较奢侈的电动玩是自行车、手表、照相机等等还是要进城才能买到。农村的农产品像粮食，按定价定量的卖给国家，蔬菜和其它农产品就和附近都市的菜市场直接挂钩，像七．一公社就和上海好几个市场挂钩，大家都方便。　　

　　国家对农地和副业还是课税的，农业税从一九五。年以来一直是每亩四至五元，副业税是副业收入的百分之二，国家的税收合起来占大队收入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剩下的收入由公社或大队的农民决定如何分配。通常有百分之十至二十五是用作公共积蓄的，以购买机器，医疗保健，老年人救济和办学校，娱乐活动。我们参观的中阿公社去年决定只用总收入百分之六作再投资，百分之三作为公益金，如供养五保户（老年人）。山西若县李家庄公社的石坪大队一九六六年以前还是高级合作社，每年积累不到一万元，一九六七至七。年，学习大寨，进到人民公社阶段，每年积累增加到八万元之多，一九七一年已高达四十万元，石坪大队队员告诉我们，他们在一九七〇年决定用一万多元买机器，从事再投资，这些都由公社自己决定好。　　

　　公社也是一个基本政权组织，人民公社建立后原来的「乡」这个行政单位就和公社合并了，乡民代表大会变成了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为了对公社组织有个确切的认识，我把山西李家庄公社和石坪大队组织列在下面：　　

　　人数：一万四千人　　

　　李家庄公社 公社革委会　　

           政工组　　

           生产组　　

           后勤组——经济核算 物资供应　　

           文教组　　

           办事组——采贸　　

           武装部——民兵训练　　

                      二十七人——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推荐，石坪大队有二人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七千多人，由各大队推选，石坪大队推选了九个代表　　

石坪大队 大队革委会——十九人，由社员大会推选出来　　

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八十一人，由各生产队推选出来　　

生产队（五个）——八个生产大队（石坪生产大队有四百五十户一千九百人）每个生产小队有二百人左右　　

　　石坪大队社员大会定期的一年有四次，加上非定期的一共有八次到十次之多，通常，有七百多人出席讨论生产计划、开销制度和公社革委会的重要指示，每个劳动力的工分评定主要在生产队里讨论的，每年评两次。由自己报，然后大家讨论。再在社员大会上公布，修改。但是一般在生产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公社革委会的干部如果不突出政治，不接近群众，可以由群众罢免。从公社中突出政治的积极份子中推选领导干部是文革后的大方向，像陈永贵，就是一个好例子。公社级干部一年要有两个月参加劳动，大队级干部一年要有四个月参加劳动，基层干部根本不脱产，减少领导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可能。　　

　　早在一九六〇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五项保证”：粮食，住屋和穿衣，燃料，儿童入学和医疗，老年人生活。在中阿公社和七．一公社除了口粮以外，用水、吃菜和住房都不要钱，每个农家可以自己养几只鸡或是三两头猪，供应肉食或卖给国家，在中阿公社参观的一个农家院子里就养了一只羊，两只鸡，中阿公社和七．一公社都还有自留地，多半拿来种些蔬菜，自留地的产品总值在七．一公社不超过全公社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在教育方面中阿有二十间小学，五间中学，教育免费；七．一公社有十九间中小学，已开始计划实行七年一贯制，普及初中教育。大队每个月免费放一次电影，还有巡回的杂技团，体育表演，和大队、公社间的篮球比赛。　　

　　谈到公社的社会福利，最值得骄傲的是赤脚医生，医疗保险，和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医疗保健制度。通常一个公社有一个小型医院，像七．一公社有一万六千八百人，它的医院有五十个病床，两个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和配药室；有十三位医生，和十四个护理人员，公社医院费用由国家负担，大队以下由自己负担。这个医院又和生产大队的医疗室，生产队的医务站，密切的合作。在七．一公社的新龙大队有三个赤脚医生，为一千〇五十人服务。三人轮流从事生产、巡逻和驻守医疗室的工作。他们能医治常见的伤风感冒、关节酸痛、气管炎等病症，也能接生和人工流产。年青的赤脚医生小王告诉我们他在公社医院学了四个月，又到上海医疗队学了八个月，自己和同志们也互相学习针灸和中药的运用，现在治疗常见的病没有问题，就是疑难症也有些掌握。医疗保险费用通常有大队负责，各公社也不一样。中阿公社是每人一年一块钱，七．一公社是每人一个月一元五角。有了医疗保险，挂号只要五分钱，药品免费。但是住院，救护车，婴儿室等的开支部份还是要自己负责。在新龙大队我们更惊讶地看到在一张布告上明白声明，打架、酗酒、违反交通规则或非因公受伤不能用医疗保险。而接生费，第一、二胎由合作社医疗基金支出，第三胎开始要自己负责，以鼓励大家节育。在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中国的五亿五千万农民都普遍的受惠。　　

　　农民有了五项保证，金钱收入就变为比较次要。人民公社一般是按劳取酬，工分评定在文革之前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和由管理人员来评定。现在工分自报，由生产队同志共同讨论，一个标准劳动力是十工分，在大寨十工分的劳动力一个工作日收入一元五角，石坪是一元三角。但是女子体力不够，往往只能达到六点五工分，因此一个工作日收入也比男子要少，不到一元。一个正常男子通常一年有三百五十个工作日，女子有三百个工作日，因此女子全年的劳动力收入比男子要少，这些差距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拉到绝对平均的地位。到全部机械化以后，体力劳动的需要减小，自然差距就会缩小。一个家庭通常有两个到三个劳动力，一年收入可以达到一千元左右，是足够有余的。大寨的宋立英同志，对我们说她家里去年就存下来六百多块钱，放了两百做定期存款，两百活期存款，剩下的现款就放在家里以备急需。　　

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层组织，它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多基本的变化，公社提供了大规模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有利条件，人民公社更加有力、迅速地推动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生活集体化，社会福利发展，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打破了个人家族的小圈子。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养老、育幼的任务都由公社大队负担，夫妻关系也能达到较高的一种形态。更重要的是私有制度彻底消除，公社的建立使人们的道德面貌逐渐改变。在过去人们只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别人。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土地，现在是为大家为集体努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三大差距，即工农，城乡，和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距，都将通过社办工厂，社办教育，一步步的缩短，农民也由于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生活的集体化，纪律化，逐渐变成一个有文化、有技术、有政治觉悟、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新农民。人民公社的存在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从文化革命到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的革命运动。它遭到了数不尽的猜测和误解，西方专家说：“这是毛刘的权力斗争。”苏联说：“这根本违反社会主义。”更有人说：“这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彻底垮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文革后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破”了旧的思想、习俗而崩溃，相反地，革命造反成功，各个学校、工厂、公社和机关，工、农、兵、干部和学生们都是朝气蓬勃；革命委员会给群众带来了更大的权力。教育和文艺更有了根本的改变，替社会主义教育开辟了新道路。　　

　　我们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过程有个更正确的了解，特别到了文革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和武斗最激烈的清华大学，同红卫兵们仔细地谈谈。我们也参观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等，更认识到文革后的教育革命。今天新中国的教育，确实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一切都由文化革命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北大哲学系几个青年教师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怒潮。北大红卫兵小林说：“那时我们响应毛主席党中央五．二八通知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要造陆平的反。”“陆平有什么罪状呢？为什么要造他的反？”小林回答说：“他解散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许用毛语录，不为工农服务，还散布成名成家思想。”　六月一日　毛主席他亲自批发了北大的大字报，并且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给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点了火。“北京其它学校的学生都涌进了北大来看大字报，来学习，不出一两天工夫各个学校、街道、工厂、机关，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似地贴满了，那可真热闹呢！”另一个红卫兵小张说。　　

　　北大大字报一贴出来，几乎同时地，清华附中的学生在五月二十九号响应毛主席号召，响应北大的造反组成了“红卫兵”。活泼、具有战斗精神的全国第一批红卫兵之一马云香说：“我们看了北大的大字报之后，就在圆明园，开了一个会，决定组织一个青年造反队。名叫‘红卫兵’。我们当时开会有廿多个同学参加，他们都是各班积极份子，读书小组的。因为我们学校读书小组被走资派的学校当局解散，学习三八作风（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被取消，大家就愤愤不平，组成了‘战斗小组’，要造学校领导的反。”“那么为什么叫‘红卫兵’呢？”我们问。小马笑着说：“红表示一颗红心忠于毛主席，卫是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兵是长大要当人民解放军打倒帝修反。”清华附中红卫兵组成了之后，就到了人大附中、北大附中串连，他们也开始组织红卫兵。在六月到七月，清华红卫兵小将先后贴了三张大字报，一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造反万岁。小马兴奋地说，“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支持我们造反，他自己也在八月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以后红卫兵的组织就自动自发地在全国各地迅速地成立了。”　　

　　“要夺走资派的权可不容易，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走资派来头那么大。”北大小林说。“六月三号刘少奇就派了‘工作组’进北大，名义上说要帮助学生造反，实际上却是镇压学生。这个工作组先把校长陆平和学生隔离，不许学生搞斗争，要他们在课堂里学习，讨论。而后又抓出积极份子，指他们是‘坏人在捣乱’，‘别有用心’，甚至威胁要开除他们党籍，造成白色恐怖。更不许学生到外串连，想把造反派压下去。”清华也是这样，清华红卫兵小任说：“六月十九号王光美（化名小何）领导工作组进清华，她不敢和群众见面，躲在幕后指挥。一进校就把一百五十名干部叫黑帮，一百八十多名师生冠以‘反革命’罪名，学生不准出学校大门，不准到外校串连，教师也分成教研小组，不准动，大字报要经过检查、批准才能贴。把原来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一下子搞得冷冷清清。”大家气愤得很，觉得这个工作组有问题，但是也不知该怎么办，我们也不屈服，还是继续斗争。这时候毛主席就派了江青、康生到北大研究情况，开了四次群众大会，支持造反派控诉陆平。“终于在八月四号我们把刘少奇派来的工作组赶出了北大。”小林得意地说，清华也取得了胜利。小任说：“在十二月二十五号清华红卫兵还发动了全国第一次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的示威游行。”“我们在第一一年的　四月十日　终于开了群众大会，斗争王光美。就是在建筑大楼的二楼平台上开会，那天来了好几万人，大家都气她不过，要找她算账！”　　

　　红卫兵在北京造反成功，就开始到各地去串连。小任说：“我们走到各地去造反，给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小马说：“北京红卫兵出去串连，全国各地红卫兵上北京来，毛主席一共接见过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那时北京可热闹，满街都是红卫兵！”小任接着说：“我们先到甘肃，兰州，对当地省委进行冲击，又在甘肃师范大学组织红卫兵，介绍北京文革情况，后来到了新疆，找第一书记王恩茂谈话，被王说成是‘反革命’份子。我们可不怕他，就到工厂里去宣传中央决定的文革十六条（注），鼓动新疆学生出来斗争。在　九月十一日　全市开群众大会，批判了修、资、反的路钱，设立了新疆红二司。”回忆起这些煽风点火的经验，小任还是掩藏不住兴奋的神态。　　

　　大串连结束后，红卫兵又都回到北京了。这时候大家着手组织革命委员会，搞教育革命，可是各校师生都分成了两派，武斗、文斗的情况连续不断地发生。北大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开始分成两派，有红卫兵受到极“左”集团影响，喊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带‘长’字靠边站”的口号，两派各占地盘，各不相让，在清华的情况更严重了，井冈山　四月十四日　和井冈山兵团两派各立总部，武斗持续了一百多天，各派都自以为是革命的，对方是反革命的。两派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用长矛、大刀上阵，后来逐步升级到自制的土枪、土炮、土地雷和土坦克。清华工宣队李师傅说：“你看他们现在和和气气，那时候就是打个不停，打得愈来愈脱离群众。本来有数千人支持的文化革命，只剩下两三百人苦撑。学校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大喇叭成天互相对喊，吵得学生老师都不耐烦。”小任腼腆地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头脑发涨，还是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唯我最左’。”　　

　　武斗在清华继续了一百天之久，打死了十个学生，中央见到清华大学红卫兵实在没法子团结，斗得太不成话了，就在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派了工宣队几万人和解放军驻清华，以制止武斗，和宣传马列思想，李师傅说：“我们工人和解放军开进清华时，两个红卫兵总部都有铁丝网工事保护，上面挂了‘小心地雷’的字样。解放军奉命拆除红卫兵工事，当天下午红卫兵就污蔑工宣队是刘少奇的小爬虫，开枪对工人射击，打死了五名工人，伤了七百多名工人和解放军。工人同志听命令坚持不还手，幸好当天晚上学生就觉悟，自动解除武装，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谈起武斗，小任和小陈都是眉飞色舞的，兴奋得很，但是他们说：“想到了死去的十个同学，为什么死的？难道他们真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不是的！我们心里非常惭愧，我们太对不起他们，我们是被坏份子利用了！”小陈说得好：“武斗虽然是个痛苦的经验，但经过武斗，也暴露了阴谋份子。那些煽动的、吹捧的、挑拨离间的和真正开枪下毒手的，都给揭了出来。”　　

　　工宣队进校后一年多，混战局面很快地平静了。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清华后，第一步就是帮忙两派大团结，在清华的工宣队、军宣队本着三个原则促进联合：（一）凡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否则就批评。（二）对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三）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了十九天时间的谈判、辩论和自我批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　两派终于达成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联合。在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就成立了清华大学三结合的革委会。结束了分裂，大家同心协力开始“教育革命”的艰巨工作。　　

　　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指：老、中、青和军、干、群的革命三结合。老、中、青的结合是改正过去领导多为中年以上干部担任的脱节现象。而军、干、群的结合是结合解放军、干部和群众代表的领导班子。拿北大做例子，革委会是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成立的，除了干部七人，军宣队七人和工宣队六人外，有教员代表九人，学生代表六人，校内工人代表三人，家属代表一人，都是由群众全面选举出来的。这个三结合的革委会就代替了原来的校长制和校党委制，行使最高领导权力。当选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是文革后实现大民主的一个重要组织上的革命。各工厂、学校、机关、甚至街道，都是由三结合的革委会领导。革委会先后在各地各层领导成立，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破”的阶段，进入“立”的阶段。不破不立！　　

　　教育革命　　

　　文革前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承继了封建的传统，解放前资本主义式的教育，再加上解放初期完全模仿苏联教育制度的一个大杂烩，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没有触及到教育方面。这个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是不是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受工农兵欢迎？这些根本的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他当时指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未得到刘少奇当权派的重视，而且阳奉阴违，根本上反对任何教育改革。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批判刘少奇路线，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　　

　　有人会问：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所谓的旧的教育制度，怎么能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呢？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批判什么？反对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去具体的了解中国旧教育制度的资产阶级性。一方面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注重正规化的教育，强调分数第一，业务挂帅，具体地说，许多贫苦的农家子女，上了年纪的文盲，和偏僻地区的学龄儿童、青年，因为这个路线而无法接受到任何教育。有些地区小学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这个教育路线怎能说是为普及文化，为贫下中农服务呢？而旧的教育制度更有考试关，留级关，退学关，升学关，这种种关卡使得文化水平高的资本家，知识分子的子女顺利优先地进中学、大学，得到较好的工作，而贫下中农和工人子女，本来文化就低，还有的要帮忙劳动，因之能上大学的是少而又少。譬如北大吧，文革前只有百分之五十学生是工农家庭来的，而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和贫下中农。清华更有“一条龙”的说法，从幼儿园，附小，附中，大学，最后进研究院，很少贫下中农子弟。在农村这个问题更严重。像黑龙江省的一个松树大队，十二户地主富农中，解放以来，有四个念大学的，他们有的在国家机关工作，有的在工厂里当工程师，有六个中学生，没有一个文盲。而贫下中农五十四户，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仅有一名念了中学，而现有的十八岁至廿八岁的贫下中农青年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生，其中三十余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因此贫下中农愤慨地说：“解放后的学堂，不是为咱贫下中农办睁，仍旧是为地主富农子女服务，为他们传宗接代。”　　

另方面，旧的刘修式的教育路线在大学里，表现的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而不重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脱离生产和劳动。清　华　教授钱伟长常常告诫学生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北大学生流传所谓“三过”思想：“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学而优则仕”和“成名成家”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更是　充塞了　教授和学生的脑子里。北大欢迎新生入学时用的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哲学家”。清华学生常说：“上大学要分数好，当研究生再加出国留学，这是铺满鲜花的道路”，这个教育路线把学生培养成自私自利的精神贵族，哪还谈得上什么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呢？在农村里这个教育路线也把贫下中农子女培养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学生。他们回乡后只想往城里跑，不愿在农村参加劳动生产。贫下中农选他当会计，他竟说：“我念了八九年书，还干这玩艺儿！”气坏了贫下中农们。这些培养出的学生脱离生产，轻视工农，追求名利，怎么能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怪不得毛主席要说教育革命关系到祖国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教育革命是全面性的，也是全国性的。从领导班子、学制、教材、教师、招生对象、招生方法，到最根本的教育方针都有了彻底的改变。它同时也是从幼儿园、小学一直普及到中学、大学、研究所的，全国性的革命过程。但是教育革命在各学校并不是统一的，除了一些根本的原则之外，各个学校和各个地区还是根据具体情况自己摸索一个较合理的，可行的新方法，新制度。而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担负起向全国介绍“先进经验”和“样板”的任务。　　

　　关于教育革命有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等人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第二，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第三，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去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第四，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革命在各学校到底怎么样落实的呢？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小学，这是属于西城街道革委会管辖的一个小学。规模相当大，有一千二百个学生，都是附近居民的孩子，一半是工人子女，一半是干部子女，教师也有四十七个，年纪很轻，平均年龄是廿八岁。　　

　　文革之后，这个学校领导权从校长制改变为革委会制。革委会现在有五位成员，党支部书记和四位教师，将来要加入工人和居民代表。学校现在仍是六年制，已决定在一九七三年以后全部改成五年制。文革后小学升中学不按考试成绩，而是按“住宅区”来划分。据西区街道文教组组长说：“过去五年级降班的多，因为分数不好怕送不出去，老师面子不好看，现在这些都改了，小学毕业就上对面的中学，多省事。”　　

　　依照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原则，文兴街小学和北京制药厂及附近公社挂钩，以便学生向工人农民学习。五六年级学生，一年要参加生产劳动三星期。在学校里学生也有劳动课，帮忙挖防空洞、烧砖和种菜。我们参观时正看见一年级的小朋友忙碌的拿着簸箕来往搬运砂子。　　

　　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也有了改变，教材主要是突出政治。古典东西和不相关的猫狗动物等从教材中减少。教材怎么样突出政治呢？我们看到四年级英文课所学的句子是：Wei Fang-ying is a worker,Chen Yung-kuei is a peasant, Sun-Yu-kuo is a PLA man. The workers, peasant and soldiers love Chairman Mao best. They study Chairman MAO’s work hard. Let us learn from them. 而不是I am a girl, you are a boy This is a book.等句子了，我们也看到二年级语文教材教导学生小英雄戴碧蓉舍身救了三个快被火车撞上的小孩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他们也学到极困难的单字。如碾、颈、臂和成语如“千钧一发”“夺眶而出”。但是最主要的是要学戴碧蓉“为人民而奋不顾身”的伟大精神，而不是学“孔融让梨”等的故事了！　　

　　教学更要脱离以教师、课堂、学校为中心的方法，而要能结合到工厂农村去。譬如五年级自然课讲到造纸，就请老工人来讲怎么造纸。讲到炼钢，就到北京钢厂去找老师傅讲。讲到小麦、棉花，就到农村去请贫下中农讲。这样教得实在，学生学得快！　　

　　考试制度还是存在的。考试是为了检查学习成绩，不是为分数。考不好也没有降级惩罚的措施。对发挥性的问题鼓励开卷考试，减少死记的恶习。成绩不好的班上设有补习小组，老师也到家里帮忙，更鼓励学生要为“革命而学习”。一位革委会得老师说的好：“我们不能只按期末考分数决定升降班。学习的好坏要具体的分析，每个学生考得差，考得好，是什么原因，平时就要采取措施。”　　

　　北京市第廿六中是北京市文革前十个重点学校之一，因为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原来不是就地招生，而是全市开放招生，目的是追求升学率。结果招来学生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工农兵子女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文革后就近入学，为工农兵开门，现在百分之七十一是工农兵子女。一九七二年起这个中学要改成五年一贯制。　　

　　在教材方面，我们参观的化学实验和数学课突出政治比较少。政治课批判了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如追求升学第一、功勋教师等旧制度。　　

　　教学备课方面，教师一星期有三至四小时和教同一课　程的　老师一起来研究如何备课，和怎样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课程。而更突出的是每星期六下午，每班学生有评判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情况的机会。多半只看教学质量和方法是不是能针对学生现有水平，是不是能突出毛泽东思想。各科还有科代表帮助老师备课，传达意见。据物理教师和数学教师说，他们在教材上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还是一个问题，正在寻求好方法。　　

　　中学为了教学与劳动生产配合就有校办工厂。二十六中有两个工厂，有一个利用原来厨房的几间房子，改装成生产干燥氯化钙的工厂。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用陶缸、脸盆、火炉子。烘干箱则为学校蒸饭用的饭箱改装的。学生轮到劳动的全天六小时在这儿学工，二小时学习结合生产的知识。这个厂的产品由国家收购，一吨三千二百元，每月产量是一吨到吨半。另一个是晶体管车间。原料是工厂检查不合格的废料，由学生安装焊接然后测试。机器也多半是老师们用实验室原有仪器制成。所以整个厂设备花费不大。产品晶体管质量很低，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四十，由国家收购。但全由学生自制，对教学功用很大。每天产九百个晶体管，淘汰后剩下四百到五百个，一个一块多钱。这两个工厂除配合教学外，也可算是个小规模生产单位，每月有一万三千二百元收入。　　

　　此外还有一个木工车间。学生学着做小板凳，修理用坏了的桌椅。还有一个为人民服务小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义务为同学们服务。有看伤风感冒的针灸组，缝补衣服的缝补组，理发组和修鞋组。　　

　　中学继承了文革的“红卫兵”组织。全校二千四百名学生里有七百个红卫兵。红卫兵每周五下午有二小时组织活动，每天下午课后四点三十分至六点也是红卫兵活动时间。他们常召开讲用会，请贫下中农和工人来对学生讲旧社会和新社会的比较。在学校里，红卫兵是校党支部和同学问的桥梁，保证党支部决议在同学里贯彻实行，也反映同学思想。绝大多数的班长副班长以上干部都是红卫兵，在同学里对于学习毛泽东思想、遵守纪律，和团结同志方面常常起了模范作用。总的来看，小学受文革影响的变化比较大。在农村里，小学缩短到五年，中学由六年三三分段制改为四年二二分段制，以求能办到五年一贯，七年一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适应农村实际情形。城市则实行统一的十年一贯制。为了普及和提高文化，解决少数文盲和低入学率问题，除了正规化小学、中学外，也鼓励民办小学、中学、巡回小学，分散办学、按季上学的办法，还准许学生带弟妹上学。更呼吁各学校勤俭建校，自己参加生产来减少国家负担和学生学费，书费等的负担。农村的中学和中专也有许多新变化，不但能把教育从课堂转到车间，田地，田头以实行现场教毕，也减少专职教师，请工人技术员，有经验农民来当老师。放假也从放寒、暑假改为放春耕、夏锄，秋收的假期来配合农村季节。不但做到队队有学校，学生念初中不出大队，念高中不出公社，更使学校真正变成贫下中农自己管理的学校。　　

　　北大、清华和北京师范学院　　

　　在大学，一个根本的改革是招生的对象和招生的方法，以前，招生的对象是高中毕业生，经过考试按成绩决定分发学校。文革后，招生是要有三年左右实践经验的，文化水平初中毕业以上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或是廿岁左右，有经验的工人、农民。我们在北大、清华都看见了许多身着解放军装的学生。在北京师范学院，和许多农村、公社来的纯朴年轻学员交谈。他们都说文革前，做梦也不会想到上大学的，那更不要说上北大、清华了，文革后，招生办法改成推选方式，先由合乎条件的工农兵在各生产单位——工厂、公社、解放军军部报名，然后由群众讨论、推荐，再由学校复查一次就决定了。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说，他们去年九月招了二干六百七十七名新生，都是用这个办法招的，这种推选的方法，使有机会进大学的工农兵们接受生产单位同志们对他们的委托，对学习更能有决心，更能有明确的方向。学成后多半仍旧回到原生产单位参加生产。我们参观的北京第二机械场，去年推选了九个工人分别进了北大、清华、北工大和外语学院。有一千工人志愿报名，竞争非常激烈，当选的工人要全厂的工人评判，认为政治思想上最好，最好学上进的。他们学的科系也要看厂子专业的需要而定。　　

　　文革前，大学是闭关自守的。学生进了大学就和社会脱节了。国家管学费、杂费、吃、住、零用，学生只管死读书，应付考试，出了校，干什么都不会，学的都是死知识。文革后的口号是“开门办学”。这就是把学生和高等教育从学校里解放出来，要使教学、科研和生产牢牢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可以学习，也能实践学校的教育，更能配合社会生产的需要，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北大的文法科很强，他们在实验开门办学方面，让经济系学生到商店去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历史系学生在学反帝斗争史的时候，到门头沟煤矿去听老工人讲述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压迫。哲学系的学生到天津第二毛纺厂（解放后普及哲学最好的一个厂），向工人学习怎么学用毛泽东思想。理工科大学像清华就在学校办工厂，以生产为主来带动专业的发展。清华学生自制卡车，这就带动了铸造、锻压、汽车设计、机械制图等专业。已经出产了载重量四吨、一百三十马力的卡车五十三辆。建筑系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盖了建筑系大楼。北大也办了十几个工厂，化学系、生物系学生和教师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制药厂，生产细胞色素丙，止血剂，和多粘苗E等十几种药品。当然，大学也做些尖端性的科学研究，清华实验制造高度精密的车床、提炼单晶硅，在生产技术上起了带头作用。其它像北京师范的农基系就有水田，学生自己种水稻，今年还收了一千多斤一亩。当然，这个办法对理论性的专业，像物理、数学等等，实行起来就有相当的困难。北大的　段学复　教授说：“理论要搞，联合实际也要搞，数学不能强调到工厂去，但是可以通过其它科学（尤其是数学里的或然统计和计算数学等），和实践结合。”开门办学的方法都还刚开始，是在实验阶段，从教育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观点上来看，这个方向应当是正确的，不久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办法和更好的成绩。　　

　　学制和课程上也有了大革新。以北大为例，文科本来是五年制，现在暂订为二至三年；理科本为六年制，现订为三至四年。北京师范学院从四年改订为三年，而且还根据调查结果，办了半年的短训班，实行就地入学，和到山区、远郊区巡回教学，改善在职师资。课程也精简了许多，北大哲学系原来要学生必修二十三门，选修四至五门，压力大、教材也陈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观点。文革后精简到三大类课程：（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哲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二）历史课——中共党史，国际共产党运动史和哲学史。（三）革命大批判——批判孔子哲学、杜威实用主义。这样学生可以有系统，有重点的学习。中文系本来公开说不培养“文学家”，重点在研究文学史，语言和古典文学。文革后，注重有批判的继承古典文学，更要讲具体创作，和写文章怎样写。理科方面，　段学复　教授说，数学也要多了解国外应用数学的发展，但是要能“洋为中用”，不应完全把美国和其它外国科目全盘照样搬过来，不但课程精简，科系也精简了，北京师范学院原有十二系现在合并为七系，物理化学成了工业基础系，音乐美术成了革命文艺，地理、历史和政治系都没有办，加上原有的中文、数学、外语、农业基础和军事体育，这些改革随时变动，主要看配合实际需要。　　

　　解放后对知识分子是相当优待的。我们惊奇的发现，　文革后　教授拿的薪水还比普通工人高四、五倍之多。一个三级教授月入二百四十块，一级教授月入三百四十块，而工人平均薪水才六十多块。在一个人人劳动，讲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差距是不能容忍的，怪不得红卫兵、工人、农民们要批判知识分子。这种差距在文革后决定要逐渐减少，但是教授们还是照拿原来薪水，只是新的教员以低工资为原则，不再按原来级数增加，最高一百多块，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工资要逐渐提高，这样才能减少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生活水平的差别。清　华钱伟长　教授和北大　魏建功　教授说他们“最怕的是工人同志问一个月拿多少钱，真是说不出口，惭愧得很。”但是真正使教员们能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了解教育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还是要通过实践——也就是参加生产劳动。文革后，一般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教员留校任教，从事教育改革，三分之一从事科研或社会调查，看看社会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的大学生，另外三分之一到工厂或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培养对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三部份教员定期轮换。正如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这个三三制解决了他们政治上的再教育和业务上的再学习的根本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大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大学，我们所看到的大学生是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农兵。清华附中红卫兵马云香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只要教育制度一天同毛主席教导、同祖国和世界人民的期望相冲突，我们就要斗。不祇要有一次，两次，还要有无数次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像清华的老红卫兵小任说的：“进大学是谁改造谁的问题。”北大工人学员严肃的说：“我们不能再要陆平这样的人领导大学，他说：‘我们工农兵，粗瓷茶碗不能雕。’我们更不容许刘少奇的‘成名成家’‘知识自由’的教育路钱。工农兵不但要上大学、管理大学，还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大学，我们不改造大学，大学就改造我们！”　　

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通过）成为文革时、革命师生串连时和解决学校具体问题时运用的原则。　　

（1）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2）主流和曲折；（3）“敢”字当头，发动群众；（4）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5）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6）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7）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8）干部问题；（9）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10）教举改革（11）报列上点名批判的问题；（12）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13）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14）抓革命，促生产；（15）部队；（16）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指南。　　

工业化和人的发展并举

　　解放以来中国从一个连一根针、一颗钉子都要从外国进口的落后农业经济，进步到能够自己生产万吨巨轮、人造卫星。工业的突飞猛进，不但震惊了全世界，更使每个中国人由心底感到骄傲。但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只是表现在工业进步方面，更表现在工业发展的方向，表现在工人的创造劳动和精神面貌上。　　

　　今天中国工业发展的路线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这是大跃进时候就决定了的方针。“三并举”的方针，要彻底的消除大工业在沿海城市方面发展的畸形现象；原料产地，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之间相脱离的现象；和消灭旧式分工，城乡之间的差别，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理想。文革时更强调自力更生，用两条腿走路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社办工厂，街道工厂，和先进的石油化工厂都在文革时蓬勃的办了起来。工厂的组织是由权力集中的一长制（厂长）改成由工人代表，干部，技术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工人有了更多的权力来管理工厂，向干部提意见，及从事技术革新。这种有计划的平衡的发展工业，和工厂组织的民主化，使中国的工业成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美的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立了一个崭新的样板，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一共参观了九个工厂，由小型的上海杨浦区街道工厂，到拥有二万多任务人的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上海柴油机厂，北京东方红汽车厂，新华印刷厂，北京美术工艺厂。这几个工厂不但在求自动化的程度上不相同，工人的精神面貌也因为文革时冲击的大小而有所差异，当然，九个工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想首先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解放后到现在一个工厂的翻天覆地变化。上海柴油机厂，是文革时斗争最激烈的一个厂，也是在组织民主化、技术革新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文革时还建了一个工人大学，现在有三十个学生，都是有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工人。柴油机厂生产七百匹到一千匹马力的柴油机，供给卡车、轮船、矿山开矿用的，解放前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官僚买办——孔祥熙。这个厂原来叫做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吴淞修配厂，主要不是生产，而是推销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剩余物资。从一九四九年到大跃进以前，这个厂主要是仿制苏联、德国的柴油机、汽油机。但是仿制外国机器要买专利权，出口也要付专利税，受了许多牵制。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自力更生的路线开始推动，上海柴油机厂见过一年多努力，自己设计了东风牌、一三五系列的高速柴油机，今年（一九七一）全厂工人更是鼓足干劲土法上马，用倒轨、倒架等的土设备，制成了第一个万匹柴油机，工人们搭了草棚当厂房，兴奋的日夜干，连烧饭的和理发的同志都天天在厂房附近服务，这样从加工到装配只花了五个月不到的工夫。在制成的时候，大家敲锣打鼓，开了个盛大庆祝会，比过年还热闹，在上海柴油机厂和东方红汽车厂，我们学习到了文革前后，中国工业的几个重要面和新的发展方向：　　

　　一、我们了解到了文革时两条路线的斗争　　

　　政治挂帅是我们今天常听到的口号，这就是什么人掌权，和为什么生产，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为世界革命，是新中国工人的最大目标，这和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路线有着根本的分歧。在文革以前各个工厂收益的百分之五是拿来做奖金，工人生产按工时、废品等有不同的评定，奖金每月三至五元不等，造成很多问题。东方红汽车厂车间主任老包对我们说：“刘修路线可真给我们厂带来了好多恶果，年青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了‘奖金第一’的工人，怎能做革命接班人呢？少数工人为了拿奖金，出了质量事故也不报，为了赶数量，对质量更不注意，出的汽车常常发生问题，这怎叫为人民服务呢？更糟糕的是大家在一个班子里工作都不能团结起来。本来嘛大家同样生产，不分等级，要是一定分个三等，怎么成呢？又怎么能反映出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结果工人之间闹分裂，生产始终赶不上，一九六八年只产了一千三百八十辆。一九七。年把刘修路线狠斗了，把奖金取消，平均分配，每个工人都拿到附加工资五块钱。结果矛盾减少，生产质量和数量都提高了，一九七〇年就产了七千多辆合格的汽车，今年生产计划要订到一万辆呢。”　　

　　革委会的工人代表小李说：“刘修路线就是要夺我们工人的权。以前干部、工程师和工人根本不混在一块儿的。干部、工程师成天坐办公室，出门坐汽车，上他们自己的食堂，哪看得起我们？现在工程师不叫了，叫技术员，要不，叫老张，老王的。穿的一样，也不尽坐办公室，都要参加生产。干部一星期劳动一天，有些技术员就和工人一起在车间里工作。我们这些工人代表更是不脱产的。这样一来，工人和干部、技术员的矛盾，差距就可以慢慢减少了，文革的时候大家也都慢慢认识到刘修路线的可恶，我们工人说‘得了奖，忘了党；拿了钱，丢了权’。那时候连技术革新也有专门奖。按照创造的价值多少给的，这不是根本的脱离共产主义的革命路线吗？技术革新是为了个人发财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从前是专家搞技革，冷冷清清；现在是大家搞技革，蓬蓬勃勃，再没什么人为了奖金而搞技术革命的了！”　　

　　“文革这场斗争使大家更认识到政治挂帅的重要！”一个女工人代表小陆说：“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参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国际形势。我们工人当家作主，不政治挂帅，就会变修了。”　　

　　二、组织民主化——工人参加管理工厂　　

　　上海柴油机厂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多个职工扩展到七千五百个职工，厂房建地也由一万八干多平方公尺扩展到二十万平方公尺，今天全厂有八个主要车间，这样大的工厂是怎样管理的？工厂组织的民主化是怎样落实的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厂的组织上和工人权力上来了解。　　

　　人数：单位：管理蛆织；成员及权力：　　

　　七千五百人　　工厂　　革委会　　成员三十四人：干部五人，解放军三人，工人代表二十六人，工人代表由工人选举，为全厂最高权力机构（百分之七十七）。厂长制à革委会；从权力集中厂长制改成由革委会领导。　　

　　每车间约一千人　车间　　斗批改小组　成员十人：干部二人，技术员三人，工人代表五人。权力：①管理技术革新问题（技革小组不能解决的）。②修改规章制度，领导作风，管理方法。③生产和管理上的调查研究。④落实革委会措施。　　

　　每连约二百人　　连　　技术革新小组　　成员三人：干部一人，技术员一人，老工人一人。专门处理或专门成立组织研究技术革新问题，也有不脱离生产用工余时间研究。通常由老工人提出，技术员协助，干部负责调遣安排生产资料。　　

　　约十人　　班　　工管组　　老工人数名（全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权力：对革委会有建议监督权。　　

　　这个组织形式司工人有权力参加管理工厂，有权力监督批评干部，更使工人和技术员互相合作，它同时也减少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在文革以前上海柴油机厂有一千一百个职员，十六个科室，四个总工程师，一个厂长，行政权不是在厂长就在专家手中，现在有了革委会式的组织就只留下四百个职员，三科一室，工人自己掌了工厂的权。这是文革后的方向，国家的生产计划，每日生产计划等大事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经过“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达成最后决定。“民主协商”通常有三上三下的过程，自革委会讨论下去，一直到班，再由班一层层讨论上去，这样反复讨论至少三次或者更多次，务必要做到使绝大多敷的人都能同意某项政策的决定，更尽量使每个人充分发表意见，参加决定，这是今天新中国的民主。　　

　　三、工人主动的、积极的参加生产　　

文革给中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了管理权，更带来了参加设计和技术革新的权力。今天在美国和工业发达国家阶级矛盾外的一个密切相连的矛盾，就是工人生产道德低落，或是“Alienation”这个问题。随着工业的进步，工人劳动创造性减少，除了经济上受剥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也受到绝大限制，没法发展个人的创造力，使得劳动，或是一个职业，变成了混饭吃，赚钱的工具。今天在美国，工人所向往的是喝啤酒、看电视、度假，工人不但成了生产的工具，也成消费的工具，这是很可悲的。新中国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认为人所以异于禽兽、所以有今天进步文明的根本是因为人有“创造的劳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强调工人要积极的、主动的参加生产斗争，参加技术革新，把原来掌握在工程师手里的权力解放出来，让工人们自己来，让工人们发展个人的创造力！　　

工人参加管理工厂，工人搞技术革新，是使今日中国工人有一个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像上海柴油机厂从十月三号到十月十五号，小型的技术革新提出了八百五十七件，完成了一百〇一件，大型的提出了一百二十二件，完成了四件，工人们只要有了一个技术革新的好念头就可以找技革小组帮忙，利用工作时间或工余时间来试验。这种发动群众，发挥工人创造力的路线使上海柴油机厂在一九七〇年提前三个月完成生产八干多台柴油机（是一九六五年产量的一倍），万匹柴油机的建成也是依靠了这个路线！　　

　　在东方红汽车厂，我们就在车间里看到一位三十来岁的工人和技术员聚精会神的坐在一个桌子旁边，共同在研究一个划线的圆筒型工具。这个技革念头是工人想出来的，他对我们说：“以前要是工人想出一个技术革新的意见要经过三层关卡，从工段到车间到总工程师要层层批准，结果总是十有八九给打回来了，因为总工程师总嫌工人没知识，懂什么？审查时间又拖的长，现在只要工人想到，经过讨论以后就马上用三结合的方式（干部、技术员、工人）就地做，大家都满意，干得可带劲儿哩！”东方红汽车厂的流水线，装焊台都是用三结合的法子搞出来的。　　

　　四、工人生活的一般　　

　　工人一星期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八小时，通常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中间休息一小时午餐。有的工厂有三班制，像京棉二厂，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炼钢部门。各厂计算方法也略有出入。一星期四十八工时的分配也反映了中国工人生活的新面貌，我在上海柴油机厂抄下了第四连的一星期工时报导：　　

连　　　总能力工时　　一个工人平均工时　　政治活动　　（帮助其它工人）思想工作，好人好事　　

　　三四九人　　一五七〇五　约四十五　七九九.五　五九八.四　　

　　在一星期劳动之中政治活动和帮助别人都是工人生产活动的一部分。　　

　　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是有基本保障的，或许可以说是宽裕的。住的是工人宿舍，有煤气，暖气设备，有幼儿园，工人食堂，小学，中学种种的社会福利。工人自己看病免费，家属看病由厂方出一半费用，女工人生育时更有产假五十六到七十天。年纪大了可以退休，男的六十岁，女的五十五岁退休，退休以后工厂继续发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原工资。工人住宅区还有工人俱乐部，放电影和文艺体育活动。每个工厂从总收入中抽出一定比例的钱（如北京印染厂抽出百分之十七.三）来办工人福利，使工人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娱乐上有保障。　　

　　工人的收入是按工龄和经过大家评定的，按全国规定的级数有工资的高低分别，通常评级一年两次，五月中评，八月总结。工人级数分成一级到八级，收入是三十四元到一百〇八元。技术工人是从十五级到九级，收入从四十七元到一百二十元（一百二十元的数目不一定完全准确）；工程师收入较好，可以高达二百四十元以上，但在文革以后工程师这个分类就取消了。初中毕业学生要先当三年学员才能经大家评定为正式工人，第一年每月拿十六元，第二年每月拿十八元，第三年每月二十一元。学员夏天有单衣费，冬天有棉衣费，理发、洗澡、和煤火费，住宿舍大约一毛到四毛钱一个月，还有厂方供应的工作服和鞋子，一年发一次。　　

一般工人家庭都是双职工，父母都参加生产，一个工人平均收入六十到七十元，为了有个确实了解，我把参观的上海杨浦区一个工人家庭的收支表列在下面：　　

　　一家六口　　父——包金华——中学体育教员　　

　　　　　　　　母——沈文　——上海卷烟厂工人　　

　　　　　　　　子女四人，九岁到十六岁。　　

　　收入　　　　包金华，中学教员五级　　八三.五元　　

　　　　　　　　沈文，工人　　　　　　　七十元　共一五三.五元　　

　　支出　　　　房租（两间房）　　五.一七元　　

　　　　　　　　电费　　　　　　　一元　　

　　　　　　　　水费　　　　　　　四.二元　　

　　　　　　　　煤气　　　　　　　三元　　

　　　　　　　　菜钱　　　　　　　四〇——五〇元（每天二元多）　　

　　　　　　　　米　　　　　　　　二五元（一四〇——一五〇斤）　　

　　共七八.三七——八八.三七元　　

　　加上月票每人每月三.五元　　

　　娱乐，教育费五元　　

　　文汇报每月一元　　

　　（每月）约共一二〇元　　

　　一百五十元的收入是属于中等的工人家庭收入，收入和支出相比是有节余的，基本食住开支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左右，这和在美国一般家庭至少四分之一收入付在房租上，四分之三收入用在吃、住上，是不能比较的。食、衣、住、行、娱乐、菜、教育和医疗，都有了保障，月月有余，工人还愁什么呢？这不是讲国民所得（Per capita income）的高低，而要看生活的实质是怎么样？　　

　　* * *　　

　　先进工业在文革期间蓬勃的建设起来，我们看到的除了上海柴油机厂外，还有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东方红汽车厂，和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这些工厂是重工业方面的先导。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是一个建在燕山山脉脚下的一个庞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一九六八年十月才开始建厂的，预计有十二套炼油系统，廿二套化工设备，一九七三年完成，现在已经建成了十一套炼油和三套化工设备，年产油量五百万吨，是今天中国炼油技术上较先进的工厂。这个厂为了响应文革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路线，在建厂时采取了“四边方法”，就是边设计，边发展，边建设，边投产。这样可以马上生产，建厂的整个投资——七亿人民币，生产后一年的利润就可以完全还清，这个四边方法使得国家的资本可以更灵活的运用到各种投资、建设上。　　

　　这也是拥有两万多任务人的一个大工业基地，因为是新厂，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是中学刚毕业的。生产的过程几乎全部自动化，用电子计算器等仪器操纵。但是，最值得称道的是对污水的处理，在炼油过程中利用到大量的水。这些水使用后，成了含有硫的污水，北京石油总厂和清华大学合作，经过一千多次实验，研究出一种“种虫”（Vorficella），是从粪便中找到的。这个“种虫”可以把含硫污水中的毒素——酚吃掉，然后两败俱伤。于是便用污泥培养种虫，使污水经过脱硫、隔油、溶气、浮选、和曝气（去除酚）、快滤等处理，最后成了只含千分之三酚的清水，可以用来灌溉、养鱼和养鸭子。当我们亲眼看到饱含油脂的污水处理之后，引到养金鱼的池子里，真是不可置信。这个装备总共才花了三百万人民币，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四.三，但是它每小时处理六百吨污水，使附近住的人不会受到污水的危害，这是新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例子！　　

　　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是大跃进时建的，是响应自力更生路线生产大型机械和通用机械，但是一九六一年就停置下来。当时，刘少奇主张要进口大型机械，这个厂沦落到生产一些拖车、铁锅、鸡笼等小工具。通过文革，觉悟到刘少奇路线的干扰，厂里工人发动起来，扩建厂房，扩大生产，现在主要产品是破碎机、大化肥压缩机电铲，和发电机等等。一九七一年提前九十四天完成国家计划，产量是一九六五年的四倍，工人也从一九六〇年二干二百人增加到五千五百人。文化大革命给第二通用机械厂带来了新生命。　　

　　我们也参观了北京东方红汽车厂，它主要出产吉普车和汽车零件，汽车的生产，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除了东北，上海，青岛之外，各省都开始有汽车厂。东方红汽车厂的前身是国民党的汽车修理厂，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专门修理外国汽车，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才自力更生，开始试着做汽车，第一辆汽车奋斗了四十天才完成，接着用三个多月时间生产了一百辆，打破了不能自制汽车的错误观念。但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八年间受到刘少奇路线干扰，不鼓励自制汽车，专门要进口外国汽车，东方红汽车厂所生产的汽车很少，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开始大量生产，产量一千三百八十辆，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最高的。这两年来更是突飞猛进，一九七一年总计生产一万辆，汽车价格也从一九六五年二万元降低到一万四，以后扩大生产，价格更要逐渐下降。　　

　　东方红汽车厂大量生产汽车是近两年的事，在生产管理和工艺水平上都比较落后，有些生产过程还是用手工操作，不但产品质量不够稳定，而且声音噪杂，工作劳动力需要过大。我们在车身车间看到几乎每件压出来的车身部份都要经过人工用锤子敲打整形。工作效率很低，一天只能生产三十多辆汽车。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说：“整个车身工厂还有十三种零件要用手工操作，今年想取消七种，实行机械化。”全面机械化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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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业方面看了京棉二厂和北京印染厂，这两个厂都在北京东郊，距离很近。京棉二厂主要产棉织品，北京印染厂则供应北京全年棉布的消费。　　

　　京棉二厂是一九五四年建立的，规模很大，有六千四百七十名工人，十一万五千个纱锭，所用的二四六〇自动织布机全是国产的，现在产量已达到月产　二十一万公尺　。这个工厂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女工。有哺乳所，是照看两个月到两岁小孩的，托儿所，收二岁到四岁的小孩，幼儿园，教育四岁到七岁的工人子女，对女工人的幼儿养育上特别方便。这个工厂的革委会成员也都是女同志。　　

　　北京印染厂比较年轻，是大跃进时候才建立的，也是北京唯一的印染厂。一九五八年以前，印染棉布还是靠小作场，靠手工，现在这个印染厂从一九六五年　四千五百万公尺　产量进到一九七〇年　一亿〇二百万公尺　。三分之一的产品外销东南亚各地。除了外销之外保证每年供应北京　八千万公尺　花布，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楼北京印染厂有旋转台两个，展览最新花布。也派工人到百货大楼去调查顾客的意见，改进产品花色和质料。　　

　　* * *　　

　　文革时斗争最激烈，影响生产方向最大的可说是新华印刷厂了。新华印刷厂历史久远。原来是北洋军阀时印钞票的地方，后来改成新民印书馆，国民党时又改为正中书局。解放时有一百多个工人，现在有三干四百个工人。在文革时新华工人在斗争中揪出了潜伏在厂里的国民党和刘少奇派。革委会工人代表小张兴奋的向我们报告文革时的斗争经过。他说：“文革以前整个厂十七个部门有八个控制在刘修派手上，七个车间有四个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副厂长董维良掌了机械印刷权。工厂印刷要经他签名。他是国民党的旧官僚，硬规定四十台印刷机只可以用五台印毛主席、马列主义的书，其余三十五台全用来印刘少奇的黑修养，三家村等。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一共才印了一百二十六万部，刘少奇的《论修养》印了四百七十万册，《前线》印了七百三十万册。工人提出意见，上级就压制下来，说‘工人只管印刷，不问内容，印刷为出版服务’。工人都很气愤！”一位女工人抢着接下去：“现在不同了，我们印刷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四十台全用来印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用十六种文字印刷，销到一百二十个国家，让全世界人民都有学习机会！”新华的工人精神焕发，充满自信，个个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　　

　　街道工厂是文革时用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发展方向的新产物。我们在上海杨浦区看了一个有一百多个职工家属的电焊机加工厂。这个工厂是一九六六年建立的，和上海电焊工厂挂钩，机器由大厂支持，还有老工人来教女同志们学习技术，在这个街道工厂工作的女工人多半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或家庭子女太多，家务负担太重的家庭妇女。工厂上工时间只有六小时，早上一班由六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班由十二点到六点，以适应女工人家务需要。这些家庭妇女都有四、五个小孩，她们现在也能生产一百多种电焊产品，领取三十多块钱工资（九毛钱一天），不但在经济上独立，生活上也因为直接参加生产而有了改进。　　

　　总的来说，新中国的工业还不是最先进的，还有许多落后的地方，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效率和管理方式上都需要不断求进步，但是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工人一定要不断的提高政治觉悟，整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必须不断的向前推进，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路线的胜利决定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人积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的工厂管理组织民主化，工人参加技术革新都是这些政策的落实。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在一方面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飞跃，文革以后许多工厂的生产量几乎是成倍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真正逐渐地成为领导阶级，他们不但在生产技术上力争上游，努力自动自发地求日新月异，更加在思想意识上力求进步；建立为人民服务，去私立公等高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文革以后的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　　

江山如此多娇

　　我不晓得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很难说海外华侨有多少人是极端反共的，不过一提起中国的山水名胜、古迹文物，所有的人都会咂嘴嘬舌，摇首吟哦，大发思古之幽情。今天的新中国不但更加美化了以前的山川形胜，而且有更多的古迹文物和名胜建筑，如果一一道来恐怕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尽，何况我们也只看到了国内的几个地区。前几篇报导都该属于访问和参观的心得，似乎终究太过片断。现在正可以借这个机会以游记式的体裁报导一下祖国的江山，也顺便概叙一番我们的行程吧！　　

　　深圳——广州　　

　　在九龙的罗湖车站下车就已经遥遥望见深圳站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罗湖站的几个港警检查了我们持有的国民党护照，极神秘地笑了笑。走到横跨在罗湖深圳之间的铁桥中途，就是祖国的地界了。深圳的新检查站仍在兴建，我们绕道而行，由田间向临时检查站走去。　　

　　二十多年头一次走在祖国大陆的土地上，心情紧张而兴奋，我甚至于想停下来抓一把祖国的土，但是终于没有这样做。检查站有一位女解放军年轻、健康，用纯正的北京话与我们谈话。检查是很例行的，而且很迅速。往广州的火车已经升火待发，我们匆匆登车。高大宽敞的车厢开始缓缓北去，岭南乡村的景色尽在眼前。　　

　　广东省南方的农村酷似台湾的中南部，绿色遍野，芭蕉树、甘蔗田、水田、水渠纵横。田间农民集体工作，衣着朴素，但是绝不破旧。我们乘坐的是慢车，沿途每一站都停，乘客也多数是沿站的农民。他们在车厢里伸腿跷足，高谈阔论；有的更挑担携笼，鸡鸭之声此起彼伏。但是车厢内却始终维持它的整洁。火车过了樟木头，天色已经渐进黄昏，夕阳照在水田垂柳，竹篱村舍，拖长了影子；水塘的鸭子划动着粼粼盆波；傍晚的农村显得特别恬静、安适。火车不久就进入喧闹燠热的广州车站。　　

　　广州的气候也熟得像台北市的盛夏，可能还更潮湿一些。太久没有在亚热带生活，已经觉得很不习惯，不过一早一晚倒是凉爽宜人。次晨起个大早，站在楼顶遥望，珠江口红日冉冉升起，远帆历历可数，有一两个工厂青烟直上。身后是广州交易会大楼，十月初的交易会开幕在即，不少工人正在忙着装修布置。海珠桥从一大早就行人车辆连续不断，桥头的公园游人也很多。广州吃早餐是采取饮茶的方式，各种点心制作很精细，纯粹的羊城风味，肉粥鸡蛋犹称独到。　　

　　在广州停留的时间很短，只参观了当地的农民讲习所、博物馆和隔壁的星火燎原馆。　　

　　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此地办全国性的农民运动训练班，阶级分析一篇文章就在此时发表的。训练班旧址是一所大庙，现在一切都保持得很完整。另有陈列历史资料的地方，概括了农民运动的来龙去脉。隔壁的星火燎原馆是一九六九年完成的新建筑，设计很庄严，建筑顶端有三把火炬式的装潢，下书星火燎原四个大字。整个建筑占地广阔，气势不凡。馆内是革命历史博物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最好去处。每天有数千人到一万多人到这两个博物馆参观，他们都是学生、工人和公社社员。在广州的街道上总看到比想象中要多的人在逛街，甚至于在办公上班的时间里海珠公园总有不少闲人。探问之下才知道很多任务人不一定在星期天休息。而在广州确实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据说很多都是侨眷，每个月靠华侨汇钱给他们过日子。这些人可以不做工，有饭吃，社会主义的中国向来推行政策只用说服，对这些人只用政治教育去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绝不强迫他们去做工。　　

　　第二天中午我们赶到广州白云机场，搭飞机飞往北京。这也是头一回坐中国的民航客机。因为国内还没有发展民航机的制造，我们乘坐的仍旧是四引擎苏联造飞机，座位比较窄小。飞机上的女服务员白衫长裤不化装（在中国除了演戏的没有人化装），态度很亲切，　　

　　多数都会讲一点英语，常常自动找旅客聊天。茶水、糖、水果不断一道地道上。　　

　　北京　　

　　飞机在北京附近上空逐渐降低高度，俯视下的平原茫然无际，片片田畦井然有序，连绵数百里看不见有一寸土地被浪费，北京机场冠盖云集，送往迎来真忙极了。我们见到无数的中外名士，也见到了几个意想不到的朋友，似乎大家都赶在这时候来到北京。由机场去北京市的公路笔直而雄伟，树荫夹道，两旁农田果园不绝于途。快进入市区之前是新工业区，厂房和工人宿舍相当多。到了建国门前大街，街道突然转宽，然后接长安路可直抵天安门。　　

　　用天安门来代表北京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北京而没见到天安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迫不及待的我们，当天晚上就由旅舍步行到长安路看望这个闻名已久的天安门。由东长安路西行，路面宽广至少可以走十二辆汽车，晚间路旁灯火齐明。天安门附近的路灯十分特殊，可以列入艺术品类，圆球形的灯十二盏排列成花办状，灯柱上端有玻璃柜式的装置，中间也有灯多盏。天安门在报章、电影、照片上看过不知多少次了，真的亲眼看到，猛然一惊，觉得它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却比想象中的气势要雄伟。在深夜里的天安门广场，依旧是同样的开阔、整齐，平静中更有种逸然之美。在广场漫步所体会到的安宁与自由，恐怕不是在任何地方能得到的吧！　　

　　北京可以看的、可以玩儿的地方真太多了。古代宫殿，出上文物，古代公园，新式十大建筑，郊外的名胜，……你可以在北京一个月专看这些建筑和名胜古迹。在新式建筑里，人民大会堂最为名闻遐迩。人民大会堂是一九五九年十大连筑之首，长三百六十多米宽二百多米。主要是一个能容一万。三百人的大会堂和二十几个代表各省市的厅馆。参观所有的厅当然不可能，我们只看了一小部份。人民大会堂全部建成的时间共十个月，建筑材料由各地运来，人力由当地群众自动参加。万人大会堂共分三层，第一层是代表座，有写字台和十二种语言的翻译耳机。二、三两层是列席代表座，有区域翻译设备，小喇叭。主席台能容数百人，台下各个角度都能看见主席台。大堂顶有大红星一枚，场内有各种灯光布置，气象确乎不凡。各省市厅馆基本建筑都差不多，厅内的摆设和布置就依各省市的特色来独出心裁了。四川厅内有不少大银盘，上面雕出革命史迹故事，也有用银丝嵌成的国画。还有一幅壁画主题是红军抢渡大渡桥，是用竹子编成的。湖南馆的布置自然以湘绣为主。馆内满布湘绣，一幅韶山风景制作极为细致，另一幅大湘绣，据说是十九个红卫兵合制而成，上面的人物从各个角度看来都朝着你。辽宁厅有一幅用各种金属拚成的国画，和一幅用高梁杆叶做成的孔雀松枝图。广东厅的象牙雕刻自成一绝，所雕的多为工农兵塑像与风景。也有台湾厅，里面仅放置了几张沙发茶几，还有待台湾同胞去精心布置一番哩。　　

　　北京市的地下铁道是文革后北京的大工程。我们由军事博物馆前那一站进入地下，这只是一个中途小站，地与墙都用大理石砌成。灯火明亮，一尘不染。地下铁道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开始修建，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通车，现在只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全长　二十三公里　，铺双线。由北京火车站到石景山中间共有十六个站，一毛钱人民币坐全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放，只接待参观的。北京市人民大部份都参观过，还有许多外地来学习的。我们由军事博物馆站，经宣武门站，到起站北京火车站，坐了　十公里　的路程。地下车车厢漆做淡绿色，地板暗红，椅子是绿色沙发椅，车厢很高约　二米　八九，宽大约有　二米　五左右，窗户特别大，有游览车的样子。车头有两个司机座，驾驶仪表明净简单。车子行走时声音比较大，但是也不见得有纽约地下铁道那么噪杂。每一站的大理石选材都有不同，如宣武门站的大理石白中有绿苔色，另一站大理石做深绿色，而起点北京站有洁白色大理石的墙，缘褐色大理石柱子，及黄褐色的地，最为多采多姿。　　

　　管理人员提到北京地下铁道的缺点时说，电动车的噪音太大，车厢与站台距离约　四英寸　，小孩子的脚可能会塞进去，出危险。有几个车站灯光颜色不好，雨季时有的站太潮湿。等这一切毛病都改正了，再考虑开放使用。　　

　　其实地下铁道只是北京比较大规模的地下工程，今天的北京市所有的街道居民都参加建设地下防空工事。不但如此，全国各地也同样地在挖地下工事，这是响应备战的号召。我们曾经到前门外的大栅栏商业区参观那儿的地下工事。大栅栏是北京闹区之一，主街长　二百七十米　，商店戏院林立，在这个商业区工作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人。街道不宽所以显得很拥挤，每天在街道上流动的人数平均是八万人，假日星期天到二十万人以上。现在大栅栏区的地下工事已经构筑得差不多了。主要工事是一条深　八米　的隧道，支线隧道　四米　深，有九十多个进出口，全长是　两公里　多。我们是在一家服装店的后面听负责人员讲解，突然他把按钮一按，柜台边的一块地板缓缓移开，一排整齐的水泥台阶赫然出现；我们拾级而下，进入了他们自己建成的地下宫殿。　四公尺　深的支线墙壁俱用石灰砌成，间或用砖石，　八公尺　深的干道一律是红色火砖和水泥构成。里面有蓄水库、厨房、厕所、广播台、粮食储藏室、电话电报室，救护医疗室、指挥部、发电机等等。地下工程的建筑成功，完全靠发动当地群众，大家轮流工作。边学边干，一切自己动手，自己烧砖，几乎没有花国家的一分钱。带领我们参观的女同志说：　　

　　“等全部工事完成之后，是家家有洞，洞洞相连，一旦有事，五、六分钟之内全北京的人员都可进入地下，疏散到郊区去。”　　

　　北京市是一个直辖市，除了原有的北京京城之外，行政区域还包括了附近的十个县。明十三陵在北京京城之外（其实北京城早已经没有城墙了），却仍属于北京市的范围之内。明代十三个皇帝的坟都聚集在这里，我们先经过一段长约半公里的陵道，两旁有坐卧不同姿态的石马石骆驼雕像，再走近去看见的是十余座山头，每座山前都有一个宫殿式的建筑，那就是一个陵。明代皇帝的坟墓深藏在山底，发掘出来的只有一个定陵地下宫，就是明万历的坟墓。地下宫深八十余公尺，全部用大理石盖成，宫殿高也有　十公尺　余；两扇大门是用玉一般的大理石整块制成，共分中殿、左配殿、右配殿三部份，总面积一千一百平方公尺，内有三副大棺材，长明灯，石桌石椅，殉葬用的宝物都陈列在入口附近的陈列室。陈列室除了陈设万历夫妇戴的紫金冠、金玉实器之外，还有许多现代油画和塑像。主题是讲万历年代中国农民抗暴起义的一些史迹，更有许多具有批判性的说明，叙述了万历荒淫无道的一生。当年单单为这一个浩大的地下宫殿，就耗费了八百万两银子；陈列室也同时考据了当年中国农民生活的情形。有农民的卖身契和破烂的衣服。　　

　　从前的紫禁城现在是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由天安门进去第一道门是午门，之后是端门，都修整得金碧辉煌，与当年满清时代恐怕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城头上插遍了红旗。出了端门，进太和门就可以看见一片开阔的场院；层层台阶布满了雕刻，太和殿就在场院的那一头。太和殿是当年皇帝上朝的地方，气势自然是最雄伟的。殿内以金色为主，皇帝的宝座雕刻得细致无比，而且是完全金色。屋顶天花板也是金色花纹雕刻，中央还吊着个金色大球。其它的摆设、布置，看都来不及看，太和殿后面是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官，坤宁宫，都是类似的建筑，规模较小而已。再往后就是御花园，从御花园可以分东宫、西宫两路，可以任选其中的一路去参观，要是真的把故宫仔细看一遍，至少要三天的时间。在西宫最能吸引入的一部份，就是新出土文物展览。文化革命以后在中国全国各地所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多到一种惊人的地步，故宫博物馆特别辟出一个地方陈列这些无价之宝。从前也曾在纽约、费城等地的大博物馆参观过美国人从中国剽窃过来的一些宝物，一面看一面也恨得牙痒痒，而这一次在故宫看到这许多新出土文物，心境就截然不同了！　　

　　几乎每一样展出的古物都附有很详尽的说明和极科学的考证，在一旁解说的管理员，对于每个对象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更能够引经据典，做很科学性的分析和推论。金缕玉衣是不久之前在河北满城发掘出来的，汉武帝的哥哥刘胜被封在此地做中山靖王。这刘胜荒淫无度、贪财怕死，听信方士之言以为死后把尸体存放在玉衣里可以长年不坏，转世投胎以后可以恢复本来面目。金缕玉衣共两套，刘胜和他老婆各穿一套玉衣，把尸体的头部及身体一齐盖住，活似一副由头到脚的玉甲胄。寸来见方的玉片用金线一块一块地串起来做成这种玉衣。当然，玉衣里面的刘胜早已经尸骨无存，只留下这两件古代人民创造出来的艺术品。　　

　　同时展出的还有战国时代的石磬；中国最老的货币——楚国郢爰，那是用纯金做成，像巧克力糖式的小块，上面盖了个“郢”字。陈列中有新出土的唐代瓦陶器，和天宝年间的金玉器皿，金盘之中还存着千年以前的中药。其它还有北魏的石雕，在新疆出土的汉代文物，河西走廊发掘出来的唐代织锦，西周时期的铜器，东汉的墓俑等等，真是看也看不完，记也记不清。历史悠久的中国，有无穷无尽的古物和宝藏，它们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结晶。百余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外国来的侵略者，把这些古物大肆掠夺，横加破坏；人民的中国成立以后，这许多宝藏不但被妥善地保管着，而且新出土的古物愈来愈多，整理阐述的工作也愈来愈完备，陈列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内，供所有人参观欣赏。古代中国人民的创作又回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手里。　　

　　在北京的风景名胜地区说少了也有二十几处，像颐和园、北海、香山、陶然亭、紫竹院……。不过最突出、最令人兴奋难忘的，应该是我们的万里长城之游。八达岭上的长城距北京市市区约数　十公里　，登上往西北的游览汽车没有多久，就进入了山岭地区。燕山山脉是一片很长的山丘，到了近八达岭地段，山势就更显得峻险、雄壮。公路也益发陟斜，汽车环绕着山头盘旋而上。原木是苍褐色的山岭许多都绿化了。不到十年的松林柏林布满了山腰。比较平坦的地方也有叶树林，山沟旁公路旁开辟了不少梯田，种植了遍地的改良种水稻。车到居庸关，未作停留。这居庸关闻名已久，是当年由长城通往北京的重要关隘，如今只余下一个大城门楼子而已。快到八连岭的时候，山势更形险恶，每个山脊像用刀削过的一般，而且奇峰不断，起伏突兀，这一带的长城经过整修后，城头上遍插红旗，巍巍然雄风咄咄。连绵十数里，长城依山势高低而建，曲折逶迤，直达天际。长城两侧更有望不断的怒峰。迎北风，抚城头远望塞外，山峦间有盆地一方；盆地后又是一连数百里的山峰。城垛上的箭孔让强劲的北风吹得呼哨做响，游人登此无不为之心胸一阔，慨然而有诗意焉！我们由入口先爬上左边的高坡，上了左城楼居高临下鸟瞰长城，真如一条巨蟒盘旋而降，转折有致；而后又随峰升起，直插云霄。我们再试攀右边高峰，坡势奇陟，人在城头上走几乎要维持四十五度的角度。好不容易登上顶端已经是气喘吁吁，体力不支，双腿发抖；困乏之余未免兴起了老夫髦矣之叹，长城宽约　五公尺　，高约七八公尺到　十公尺　不一。每天的游人不断，多数是青年的工人、农人、学生和解放军，也间或有外宾混杂其间。长城上的砖和其它名胜古迹的建筑物一样，备受游客在上面刻划涂抹之苦。我们看见有一块砖刻着“某某某到此一游”，下面却被另一位游客添上“遗臭万年”四个字。那一天的游客有不少年青学生和年青的男女解放军，他们活泼健康，面色红润，在城头上尽情地奔跑，笑闹，给这座古老漫长的城墙带来了自古未有的蓬勃朝气。　　

　　游罢了万里长城，我们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词，用的是满江红的词牌，平仄对仗也许并不工整，但是颇能道出当时的情境。　　

　　满江红登八达岭万里长城　　

　　北出居庸，苍山结，秋高云淡，　　

　　古荫道，老树盘根，崖陟路险　　

　　随坡遍植南江稻，松柏成林北风软　　

　　且飞身起岭望难闻，红旗展。　　

　　万里城，遮未断，　　

　　塞内外，同一览　　

　　听勤飙呼啸，力透墙沿　　

　　叱咤猛虎卫京师，蜿蜒巨蟒霸幽燕　　

　　有英飒儿女竞攀登，朝阳暖。　　

　　南京——上海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还没有到达浦口，南京大桥的火车引桥就已经在前面缓缓地在伸展着。火车爬过引桥，进入南京大桥的第二层，速度并未减漫，巨大的铁架子飞驰在窗前，长江的水黄澄澄的，平静而开阔，没有两分钟的时间火车已经进入南京市区，这只是南京大桥的惊鸿一瞥。　　

　　当然，到了南京第一件事就是想赶到长江边上，再仔细看看这座久仰多时的南京大桥。在南京大桥的桥头堡上远望，会衷心的觉得这座桥的雄伟，江面已经够宽了，一共　一公里　半，公路桥向长江的两岸伸展下去，一共有　五公里　长。铁路桥的坡度比较小，延展的长度更甚，几乎望不到边儿了，桥下有九个硕大的桥墩，整齐地一字排开，看来外观上都是一般无一、但是实际上这九个桥墩是建桥工程中最困难的一环。这一带的长江河底最复杂，变化不定，经过多次的深水探侧，摸准了流沙和地层的性质，再开始一个个地建桥墩。几乎每个桥墩的设计都不一样，差不多每个基底都占面积四百多平方公尺，深入河底四十余公尺。桥面连人行道在内有　二十米　宽，两旁矗着尖梭形的路灯，桥栏杆上刻有向日葵的浮雕和革命史迹的雕刻。桥上有不少小学生排着队由桥的这头走向另外一头。我们由桥头堡坐电梯下到大桥的最低层，在钢架丛中沿着铁路轨道漫步，正好有由南上北的一列火车远远开到，汽笛声尖锐震耳由远而近，整个列车在眼前飞驶而过。当年的南京轮渡每两个钟头渡过一列火车，一天只能渡几次；现在南京大桥每天有上百次的火车列车通过，而它的使用量还并没有充分发挥呢！　　

　　再登上塑有三面红旗的桥头堡，向东去的长江极目远眺，虎头山露着光秃秃的白顶。山脚下有规模不小的金陵造船厂，宽广缓慢的长江，绕着虎头山盘旋而去，江的两岸还有望不尽的整齐的田野，碧绿青葱。“虎踞龙盘今胜昔”，谁说不是呢？　　

　　南京的中山陵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胜地。它坐落在钟山山脚，沿着山坡，有数百个石阶。上下一共有三个建筑，都用蓝色的琉璃瓦和白色的石头建成。最低的一个建筑是一个石头牌楼。中间一个是仿宫殿式的城门楼子，弯钧式的蓝瓦楼顶，白石砌成的城堡，据说是象征着青天白日。最高一层的建筑规模最大，也是蓝瓦白石宫殿式的建筑。门口有一石碑上书“中国国民党葬总理　孙中山　先生于 此年月日”。屋内有一个　孙中山　先生的大雕像，房屋四周的墙壁上刻了　孙中山　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我们看见有一位年青的红卫兵在那儿振笔疾书，抄写建国大纲的全文。内屋应该是　孙中山　先生灵柩存放之地，原来的玻璃棺材和遗体，在国民党撤离南京的时候把它带走了，现在到底在哪儿还是一宗疑案。取代棺柩的是一座石刻孙中山遗体。　　

　　南京市市街最突出的一点是绿荫遍地，解放以后这里一共种植了一千二百多万株树。街道不如北京那么广阔清爽，但是比广州要整齐悦目。南京另外一项有名的特色是南京的红小兵表演，我们曾经看过南京朝阳区红小兵的演出。他们都是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们，有一个中西乐乐队，几十个大小演员。有一位八岁大的小男孩表演样板戏，能唱、能做、眉目传神、表情十足。还有位大约只有六岁大的小女孩，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表演琵琶独奏，小小的个子，笑眯眯的面孔，在比她大好多的椅子上，爬上爬下。另外还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能演奏几种不同的乐器，一曲二胡独奏“北京有个金太阳”令人击节再三，不一会又见他在乐队中拿起小提琴奏出《白毛女》中的一段主题音乐。今天在中国年轻人学习中西乐器的多得很，其中天分高，演出水平高的，恐怕更是数不胜数了。红小兵们最后全体合作演出了歌舞剧白毛女的片断，他们的演奏，熟练紧凑，剧力感人，有意想不到的水平。　　

　　由南京到上海要坐四小时的火车，路过的都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有大小纵横的水渠，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苏州地段也看到了运河。快到上海市的时候，风光翠丽的阳澄湖就在眼前呈现着，这里是当年新四军出没的地方，有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就是个以阳澄湖为背景的真实故事。傍晚的时分我们进入了上海，整个上海市区有一万多个工厂，上海郊区给人的印象是工厂连着工厂。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罪恶都市，冒险家的乐园，廿二年后成为一个工业重镇，一个生产都市，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居领导地位的都市。文革期间上海工人的表现最突出，也最有力量。教育改革方面，上海机床厂办的工人大学是全国第一个红专大学。工人们的技术革新，上海是最蓬勃兴旺的一个。上海市郊的人民公社，机械化程度都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灌溉系统都是地下输水。社办工厂、亩产量、医药卫生等等都是全国最先进的。我们住在上海大厦，就是当年的百老汇大旅社，由高楼上俯视，大厦旁就是苏州河，河上架着有名的外摆渡桥。黄浦江接着苏州河口昂然北去。夜上海不再有那么多红绿霓虹灯了，高楼依然此起彼落，望不断、数不完；但是却看不见任何纸醉金迷的歌台舞榭了。劳动人民是忙碌的，外摆渡桥总有来往不断的车辆行人，苏州河上总有走不完的运货船，由彻夜直到天明。　　

　　清晨五点多钟，上海市的人们就忙碌起来。我们也赶了个早，走到黄浦江边去。江口的黄浦公园；就是当年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早就让练拳的人占满了。有位练拳师傅带着几十个年青人在练一套硬工夫，还看见一位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手执一柄古剑，肃立好一会儿；突然踪身舞剑，一口气练了一趟剑法，真是飞腾踪跃剑光闪闪，快速得难以形容。几位老先生老太太也在旁若无人似的练他们的太极拳，缓慢轻柔，看得叫人发急。公园的墙壁贴了一张招生广告，是这样写着：　　

　　各种拳术招收学生　　

　　资格：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学生和革命群众。（修、资、右、坏、反份子不收）……　　

　　在上海的南京路依然是最热闹的地区，百货商店林立，货色比北京广州都齐全。当年的霞飞路改成淮海路，路旁的法国梧桐长得格外茂盛。以前所谓的哈同公园，早就拆掉，建立了上海工业展览馆。里面经常展出新中国最新的工业成就。当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展览馆内陈列着许多文革以后的新成果，十二万五千瓦的火力发电机，是一座庞然巨物，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机。三十二吨重的大卡车也相当壮观。有许多车床机器的改良与发明，和纺织工业的改进等等，但是恐怕非得要行家才看得懂了。石油工业是重要的一环，大庆油厂制成品展览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今天中国有许多炼油厂早就超过了大庆，但是石油工业还要继续加速发展，因为中国早已不是石油贫乏的国家了。中国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一位，而且工业、运输发展快，对石油产品需要愈来愈大，展览馆里还陈列了许客轮船模型，反映了今日中国造船业的情况。不过最特殊的是废物利用这一部门，不少曾经被认为是废物、垃圾的东西，经过工业处理之后可以提炼出很多有用的原料来。我们看到由垃圾中炼出的大金块、水银……。上海工业展览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工业成就的缩影，也很简扼地告诉我们中国工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五十年前的七月一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当时参加会议的，今天只有毛泽东主席与董必武副主席在国内，在海外的也只有那位当过戴笠手下走卒的张国焘了。第一次大会的旧址仍然健在，是一个不很醒目的民宅，屋内的摆设尽量依当年的旧式样来布置。开会的地点就在一间小客厅里，只能坐十二三个人。当年在此开会的时候只开到一半就被巡捕发现，搅散会场，后半段的会场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完成。　　

　　与会的十几人，几乎有一半为革命牺牲了，像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李汉俊等；也有一部份做了汉奸，像周佛海、陈公博，更有做叛徒替蒋介石干特务的张国焘。真正坚持路线、坚持原则、革命到底的，现在只剩下毛主席和董副主席两个人，令人不禁想到革命事业是多么艰巨，革命的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充满了挫折和起伏，不过五十年后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坚强的党，也是最正确的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最能确切地形容这段历史了。　　

　　杭州　　

　　想去杭州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游一游西湖。清早冒着微雨搭车南下，一路上总盼着天气能好转些，到达杭州之后，当地更是烟雨如雾，湿气逼人，迷迷蒙蒙只能看个几丈远，心中未免有些沮丧，不过又想起雾里看花之说，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景色罢。首先坐车登上吴山，山势不高，可以鸟瞰杭州市。西湖就在山下，西湖十景之一的双峰插云在雨雾中也隐约可见，吴山山顶有一棵古木名宋樟，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前人有诗说：“倚马吴山第一松”，又有“吴山点点愁”，不知是不是都指这个吴山。　　

　　“花港观鱼”这一景在解放之前是徒具虚名的，解放后开始重建，把一个六亩大小的私人庄院买下，修了一座精致的花园，花卉垂柳的布置，处处表现出设计人员的匠心独运。养鱼池中有数百头红色金色大鲤鱼，万头攒动，到水面上来争吃鱼食。由花港公园走出来，沿着西湖边西行，湖心不远就是柳荫夹道的苏堤，现在的苏堤在柳树中间再夹种着桃树，每逢春季桃花盛开，比较矮小的桃树红遍枝头，交映在飘拂着的柳荫下，真是应了那句桃红柳绿的话。可惜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时分，桃枝开始落叶了，柳条儿仍旧在随风飘荡。　　

　　西湖的游船以手划的小游艇为主，那是一种可以坐四到五人的小划子。顶上有平型的篷，主要靠坐在船后的人用单浆划动。机动游览船也有不少。最大的一种上下三层，马力很大，开动起来有点惊涛骇浪，把湖中的鱼都搅得纷纷跳出水面来。比较之下，乘手划的小船在湖中轻泛应是相宜一些吧。　　

　　我们登上游艇，在西湖的外湖慢慢荡去。有名的断桥残雪是堤上微拱起的一座石桥，圆形的桥洞像花园中的圆拱门。远处烟雨如雾却隐约地看到尖锥似的保俶塔。三潭印月是三个石头筑成的石潭，呈三角形立在湖心。据说在月满的时候划船到石潭后望月，可以看见湖中的月正在三座潭的中间。三潭后面的九曲桥公园是我们都公认的天下最美的公园。整个九曲桥都是用人工在湖中间搭成。曲折回转的石桥，连接着一处处的亭合假山。庭园中的奇花异草，松枝苦竹都依着国画中的意境来安置，身在其中只觉得是身在画中，回身四望无一处不雅致，无一处不脱俗，中国的庭园艺术我们在这儿真的体会到了。同行的人告诉我们，这些前人传下来的古老艺术在今天不但没有失传，反而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反而比从前发展得更快，更有生气了。苏州是中国庭园艺术的大本营，据说苏州有几处花园比这儿还要美。　　

　　船开到平湖秋月，我们弃舟登岸。平湖秋月是一栋筑在岸边的宫殿，有平台一方伸入湖内，是个赏月的绝好去处。现在在两旁仿古式建筑加盖了两所楼阁。从这儿步行不远就是孤山了。孤山上有放鹤亭，亭的四周植满了各种珍品梅花。宋代的隐士林和靖当年在此咏梅放鹤，自命清高的干了不少风雅韵事，这也是放鹤亭的来历。文化革命的时候林和靖的事迹曾经被红卫兵们提出来批判过，由许多历史资料证明了这个不事生产的高士，实际上是一个坐收田租的大地主。孤山曾经是乾隆的行宫，山中的屋宇、庭园都颇具规模。翻过了整个孤山，西泠桥就已经遥遥在望。西泠桥畔的湖面上，盖满了残荷，随风摆动着。雨在这时候也一阵紧似一阵了。雨滴落在荷叶上，更显得风急雨骤。远处隐约有人声，似乎传自湖的那一端。吴梦窗的词句“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有点像这时的写照。不过“秋怨”二字未免太灰色，那只是宋人的私怨闲愁，今日的西湖是没有这些的。　　

　　雨下得再大，灵隐寺也必须要去。灵隐寺前的飞来峰是座很小的山峰，传说中是说它像印度的灵鹫峰，所以有灵鹫峰飞来中国的说法，以后就称做飞来峰了。山上有不少古代雕刻，有远自北魏年间的，以佛像为主。有一付笑弥陀的大石雕，一千多年的历史，刻得极为生动，笑哈哈的脸上还有一个大肉球，谁看了都会忍俊不住。灵隐寺以大雄宝殿为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卅　五米　高，里面一尊大坐佛的金身塑像就有廿多公尺。两旁的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一个个面貌狰狞，体态雄伟。宝殿后面有一尊十来公尺高的立佛、观音菩萨、和上千个其它的牛鬼蛇神，每个都代表了一个佛教中的故事，塑造雕刻都是精工细活，不知耗费了多少宋代人民的心血呢。　　

　　由灵隐寺出来，雨落得更急，天色也变得更昏暗，面对着益发迷蒙的西湖，有人不禁诗兴油然，草就了一首卜算子：　　

　　卜算子 烟雨访西湖　　

　　楼外波青山，寒碧压西湖，霖波千顷泛轻舟，十里残荷舞。　　

　　花港望断桥，浪柳忆白苏，空惊飞来鹤蹄去，独立黄昏雨。　　

　　我们也曾经在清晨去看西湖附近的六和塔。八角形的六和塔是北宋年间的建筑物，至今仍旧保存得完整无缺。六和塔一共十三层，直入云霄，大约有　六十公尺　高。塔的颜色是土红，出奇的宽阔，底层的面积大概有一亩半大小。由底层盘旋拾级而上，一口气爬到第十三层，只把人累得气喘吁吁。由塔顶远眺，塔后是重重的山峰，一个迭着一个，雨雾中还可以看见四个高峻的峦岭，争先地起伏着，近处的山坡种植了不少茶树。在另一面看到的是宁静如带的钱塘江。钱塘江由西而来，没有潮水的时候江平浪止。这一带的河面相当宽。比它更宽的是钱塘江大桥，安逸地架在钱塘江上。那天有不少帆船借着轻微的风在桥下来去。我们看见有五艘帆船，一个跟着一个排成个一字，鼓起一般大小的帆朝着江口愈移愈远。远处的丛林隐约露出几栋楼舍，那是浙江大学的一部份。　　

　　六和塔矗立在这儿一千年了。它不知看了多少次钱塘江的潮水，看到了多少次钱塘的繁华和衰落，也看到了多少次人民的苦难、兵燹、炮火。六和塔真该是位历史的好证人。但是它恐怕从来没有看过像现在这样的钱塘吧，人民的钱塘，人民的中国，有着惊人的成就，惊人的建设，古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古所未有的新社会，这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始。同行的一位朋友作了一首咏六和塔的诗，他说。　　

　　六和高耸烟雨蒙，四峰重叠五帆风，　　

　　钱塘黯尽繁华日，未若江山万里红。　　

千锤百炼的样板戏

走在文化大革命尖端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戏剧革命。当修正主义者与造反派的路线斗争渐趋白热化的时候，有关戏剧的发展方向也是一个很激烈的争论点。在修正主义这一边，比较具代表性的意见有彭真所说的：“四郎探母这种戏为什么不能看？四郎在台上卖他的国，我们还是革我们的命，咱们就喜欢这个调调儿。”工农兵现代人物上舞台他是坚决反对的。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夏衍在《三家村札记》中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红楼梦》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说贾母在大观园听戏，管理戏班子的贾蔷叫小戏子龄官唱指定的两出戏，龄官偏偏不肯，偏要唱另外两出戏，贾蔷抝她不过，也只得依了她。夏衍的用意在这儿当然很清楚，他认为搞戏剧文艺的应当依自己的喜恶、兴趣来干！　　

注：《三家村札记》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不是夏衍。此处有误。——扫校者注　　

　　以江青为代表的革命文艺路线工，对戏剧有不同的看法。戏剧既然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那么戏剧至少也应当做到和食衣住行一样，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而在人民生活中最最首要的一点，是建立革命化的思想戏剧，由于它的易于流传，易于普及，更应当为建立正确的政治思想来服务。秉承这个原则，那种卖国式的《四郎探母》和中国大部份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式的老戏，都不适合于演出了。同样地，由外国原木照搬的西方芭蕾舞剧、歌剧、电影、话剧等等也不合乎革命文艺路线。中国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文艺一定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服务，迟去所有的戏剧都要经过批判和改正。另一方面依照目前的文艺路线，文艺界要创造出一些新的戏来，这就是现在的革命样板戏。样板戏并不是唾弃所有的“古”和“洋”，而是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目前的革命样板戏有下面几个；　　

　　红灯记——现代京剧及钢琴伴奏演唱两个演出方式。　　

　　沙家浜——现代京剧，交响乐。　　

　　红色娘子军——现代芭蕾舞剧，及现代京剧两种。　　

　　智取威虎山——现代京剧。　　

　　白毛女——现代芭蕾舞剧。　　

　　海港——现代京剧。　　

　　奇袭白虎团——现代京剧。　　

　　这七个戏的题材大半都是取自解放以前，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真实故事，其中解放军的故事占很重的比例。唯一的例外是《海港》这出戏，它是讲解放后发生在上海码头工人间的一个故事。样板戏的来源和发展程序很能反映出新中国的革命文艺路线。上述这七个戏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有相当高的普及性。譬如说《白毛女》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流传了二十多年。《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早在文革以前以不同的形式在舞台上出现多次。这七个戏的共同之点，是政治意识比较正确，而且已经受了多数工农兵观众的欢迎。这几个戏被选出之后，每个戏又分给一个人员整齐、演出水平较高的剧团，由这个剧团负责改编、创作、排练，最后再作多次的试验演出。改编有三个主要原则，就是正面人物突出于反面人物，英雄人物突出于正面人物，主要英雄人物突出于一般英雄人物，试验演出是整个程序中极重要的一环。每次试验演出的时候，负责单位把票分给各个不同的单位、机关、工厂、商业区、公社等等，演出之后负责单位再向领票的各单位收集意见和批评。综合了这些意见之后可以再修改剧本重新排练，再作下一次的试验演出。通常一个样板戏在各个都市试演多次，最后才订为样板，要真正做到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正式订为样板戏的几个戏是：　　

　　红灯记——北京中国京剧团。　　

　　沙家浜——北京中国京剧团。　　

　　红色娘子军——北京中国芭蕾舞团。　　

　　智取威虎山|——上海中国京剧团。　　

　　白毛女——上海中国芭蕾舞团。　　

　　其它由上海中国京剧团演出的《海港》，和由山东京剧团排演的《奇袭白虎团》，还在最后试演阶段，不久就会正式订为样板戏了。这几个负责编排的剧团叫做样板团。由样板团演出的样板戏，那是最最样板不过了的。而且通常样板团演出的艺术水平都相当高。　　

　　在国内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奇袭白虎团》这出戏没机会看到，《白毛女》只看到一部分，其它几个戏都看到了样板剧团的样板演出，并且也看过非样板团演的样板戏。　　

　　样板戏中历史最长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这出戏经过长时期的斗争，首先推出订为样板。主持其事的是名演员浩亮，他曾经是文革期间戏剧改革的急先锋。《红灯记》是一桩发生在抗日时期东北某地的真实故事。铁道工人李玉和在东北日军占领区火车站当扳道岔工人，一方面秘密为共产党游击队做连络工作，李玉和有铁道上用的红灯一盏，也是他用来做连络工作的信号之一。当时有密电码一本需要转交给柏山游击队，事机不密，被日本宪兵队探到消息。李玉和转交密电码发生困难，并且被日本宪兵队捕入牢中。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对李玉和威逼利诱、非刑拷打，李玉和昂然不屈、坚持到底。李玉和家有老母李奶奶，女儿李铁梅，祖孙三代一条心，三人一齐被捕后，日本宪兵依然得不到密电码。鸠山就将李玉和李奶奶杀害，故意放李铁梅回去，铁梅返回之后，经邻居协助摆脱特务监视，乔装而走，顺利地把密电码转移到柏山。　　

　　浩亮饰演李玉和，造型很威武，唱工是好得不能再好，应该算是国内的一流须生。高玉倩演李奶奶，演技最突出，在痛述革命家史的一场戏里，直唱得声泪俱下，生动极了，刘长瑜饰李铁梅，戏份儿也很吃重，造型恰如其分，唱的也不俗，声音窄了一点。老牌黑头袁世海演鸠山，刻划入微，演活了日本军阀的那副德性。　　

　　《沙家浜》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江南根据地老百姓掩护新四军的故事。阿庆嫂是戏中的中心人物，是共产党的秘密工。她机警、沉着，在沙家浜开茶馆做掩护。日伪军占领沙家浜，有一部份新四军伤病员来不及撤走，隐蔽在阳澄湖的芦苇荡内，阿庆嫂几经周折，终于把伤病员安全转移。而后新四军大队来到，重新收复沙家浜。这部戏就结构上来讲，不如其它几部样板戏来得紧凑。饰演阿庆嫂的女演员洪雪飞，非常突出，有几场戏演得俏皮、活泼。茶馆前与伪军斗智的几段唱腔颇似“二进宫”的韵味，而胜过“二进宫”多矣，演新四军指导员的是谭元寿，据传他是谭富英的儿子，待考。谭元寿的唱工是最值得一提的，他唱来味道特别足，任何调子或高或低，或转弯抹角的地方都游刃有余。戏中有一段昆腔——“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先由谭元寿独唱，众战士随而合唱，有唢呐配音，腔调盎然有古意，词句也写得不俗，未敢自秘，谨抄录于后：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烈日喷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葱。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崇高品德人称颂，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　　

　　再配上十几人的舞蹈和变幻适当的灯光，雷电风雨的效果，这一场戏的独特神韵，就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　　

　　另外有《沙家浜交响乐》，已经订为样板，机缘不巧没有机会听到。　　

　　如果说《智取威虎山》这个戏是样板戏中的佼佼者，我想这决不算过誉。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牡丹江地区。解放军某侦察排排长杨子荣，智勇双全，在东北牡丹江一带与当地土匪常有战斗，适有土匪头子座山雕，被国民党收编为保安旅长，聚党成众于威虎山。凭险而守，时而下山烧、杀、掳、掠，老百姓不堪其扰。而座山雕霸占威虎山更为解放牡丹江之障碍。杨子荣于无意间获得土匪连络图一张，更得知座山雕要开设百鸡宴庆生日，经解放军参谋长及诸战士研究讨论，决定让杨子荣化装为土匪小头目胡彪，只身入威虎山做内应。杨子荣熟黯匪情，精通暗语，且胆略过人，上山献图竞取得座山雕之信任，封为山寨老九，又乘机勘察地形，探得工事设备，巧传情报到山下。在设百鸡宴的当晚，山上高举灯火，解放军与民兵由山后滑雪飞降，大破威虎山，生擒座山雕。就整个剧情和安排来看，这出戏相当紧凑，绝无冷场，节拍属于快的一类。　　

　　饰演英雄人物杨子荣的演员名叫童祥苓，是前名伶童芷苓的弟弟。此人生就一张国字脸，浓眉圆眼，方下巴厚嘴唇，中等身材，嗓音能放能收，唱腔也掌握得很好，做工尤其令人击赏。最突出的一场戏是打虎上山。布景是深山老林大雪初停有阳光缕缕穿插在林间，杨子荣唱闷帘二黄导板：“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然后杨子荣扬鞭入场，戴皮帽，围白围巾，着虎皮挂子外罩羊皮大衣，在舞台上有各式不同的步伐、身手，表示出骑马、下山坡、上高岭、越山涧、穿密林，几十个动作一气呵成，再转到台前来了个潇洒的亮相。打虎的一段由后台配出虎吼马啸的效果。杨子荣的马惊失蹄，下马、脱大衣、拔枪拧了个旋子，再隐身探虎，突然翻身腾然跃起，发枪射虎。这一段叫杨子荣飞身射虎，看来自有他一股不同凡响的帅劲儿。几个配角都该是一时之选。演参谋长的唱工不错，嗓音稍尖，扮相也文雅了些。演铁道工人李勇奇的演员造型好极，看去就像东北老乡。他唱演了几段受逼受苦，对解放军先误解、后欢迎的戏，感人极深，看了泪不自禁。几个反派角色如座山雕和乐平也都恰如其分。栾平的戏不多，但演来十分入戏。一场解放军与民兵一齐滑雪行军，翻山越岭的舞蹈，独出心裁，混合了西式舞蹈与京剧武工，是场很美的象征艺术表现。　　

　　革命现代京剧与从前的老京戏差别当然很大，现代京剧的台上人物都是工农兵，不再有宽袍蟒带甩水袖的古人了。几个戏里的人物都是时装，或穿解放军的绿制服。女角的服装比较鲜艳一些，像智取威虎山里面男角都穿东北人穿的皮袄，解放军穿绿色笔挺军服戴皮帽，女角有的穿红袄、花袄不一。《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穿灰蓝色工人制服，戴圆边帽。旧剧中沿用的脸谱，样板戏里也不再采用了，不过正反人物的化装依然有显著的区别。正派人物脸孔画得比较红润，浓眉大眼，反面角色多半脸色灰白，青暗有点不清不楚，也可以算是具体而微的脸谱吧。唱腔方面是改变得比较少的，仍然以西皮二黄为主，对白全用北京话，不上湖广韵了，可是独创的腔调也很多。同一个二黄导板可以自由发挥，拐弯抹角的地方变化万千，想学唱一段可得真下些工夫才成。　　

　　曾经听喜爱京戏的人谈过，说唱京戏非得戴胡子不可，否则的话演员唱得呲牙裂嘴，甭提多难看了。这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唱须生的上台就戴须子，平时练习对口腔的形状不太注意，没胡子的时候大约唱态并不很雅。不过即使在旧剧里面也有唱青衣老旦的，有演小生太监的全不戴胡子；这些人唱起戏来并不让人觉得不好看。看了样板戏之后也有同感，没有什么使人觉着别扭的地方。唱戏就是唱歌，声音和表情姿态都注重，效果一定不坏。也有偏好旧剧的朋友说，现代京剧绝比不上旧剧，旧剧的唱调多么古雅，现代京剧演些工农兵故事，唱词一定是粗俗不堪的，其实恰巧相反，旧剧里的唱词大概都是那些考不上秀才的老童生写的，半文不白，半通不通，管自己的妈妈叫“老白发”，什么“贵客临门到我庄”，或是“乌鸦噪喜鹊鸣所为何情”等等，还有“张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陈伯愚年半百无有后苗”，这一类的旧剧唱词到底有多少文学价值？有多少生命？革命戏中的唱词有很多平铺直叙，白话实说，也有不少“古雅”之作。譬如《沙家浜》的那一段“泰山顶上一青松”就颇近元曲的味道，“智取威虎山”也有一段名“迎来春色换人间”也颇值一录，原文是：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旧剧中象征性的表演被集中起来加以改良美化了。现代京剧的布景场场不同，都经过精心设计。所以现代京剧中的细节动作，如旧剧中的进门儿、迈门坎、闭窗子、开门等等，不再用象征性的表演。象征性表演集中在某一场戏里，每一个动作都有象征意义，非常精致，也非常注重姿态的美观。譬如《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射虎的一段和解放军进军威虎山滑雪登山的一场戏，都是很成功的象征表演。样板戏中的音乐是一项最大的改革，以前的广东戏曾大胆地把西洋音乐介绍到广东戏，常常在台上才子佳人正谈情说爱的时候，旁边的乐队忽然奏出一段探戈舞曲，弄得观众以为台上的男女主角要身穿宽袍水袖来舞上一曲西班牙探戈。其实广东戏的尝试精神是相当可佩的，只是犯了生吞活剥的错误，不了解洋为中用的真实意义。革命戏中有钢琴伴唱《红灯记》，只听过片断。钢琴所弹奏的旋律以演唱者的腔调为主，变化音及装饰音较多，而且钢琴演奏的介入合奏也显得自然而不突兀。不过就一般听惯了胡琴的老戏迷，还是认为胡琴伴奏是正宗。每个样板戏的乐队都有西洋乐器在内，如洋琴、小提琴、管乐器等。演唱以外的音乐常用西洋乐器演奏，从前旧戏中的那套锣鼓胡琴弦子都依然如昔，加入了西洋乐器使整个戏的音乐效果多了变化、多了生气。但是西洋乐器的加入，并不是一蹴即得，这过程中所花费的心血，恐怕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现代京剧中最大快人心的改革，莫过于采取了现代化的接场、过场，使整个戏能成为精简、紧凑、完整的故事。其实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改革，不过熟悉旧京剧的朋友一定明瞭，那些老戏都有一个通病，戏演到换场的时候，新出来角色通常是青衣老旦之属，上台来先自报姓名，唱四句定场诗，这就去了七八分钟。然后坐在台中央，唠唠叨叨讲一大堆话，说的都是前面演过的那些戏，这一下又去掉十几廿分钟，台下性子急一点的朋友往往会被这些“复习”急得吐血。其实这种开场复习用意也很简单，为了是适用于分场演出，如果几场戏连在一起演出，那分场的“复习”自然可以免了，可是旧时的中国京戏工（现在在海外唱老戏也是如此）硬是食古不化，说是祖师爷订的规矩不能改，改了就是欺师灭祖，诸如此类的大小毛病还多着呢！旧京剧怎么能不改革！　　

　　《海港》这个剧本与其它的样板戏取材大不相同，故事是讲一九六三年上海码头装运工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算是真正的时代剧。它也的确能很完备地介绍了解放后中国工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九六三年夏，上海码头某装卸队党书记方海珍，装卸组长高志扬与码头工人正在忙碌装货。他们为了支持世界革命和反帝斗争，抢挑重担要赶在台风之前把运往非洲的稻种装船出海，同时把出国小麦运进仓库。当时码头有一个旧社会的资产阶级份子名钱守维的，担任调度员的职务；此人心怀叵测，常常图谋不轨。又有青年工人名韩小强，解放后出生，在红旗下长大，中学毕业一心想做海员，要飘洋过海，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对于装卸工人这一行心存鄙视。钱守维洞悉韩小强的心理，就乘机在一旁扇阴风，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在抢运当中，韩小强精神涣散，跌散麦包，钱守维抓住机会将玻璃纤维混入散包，并且将麦包与稻包对调，企图破坏我国的国际声誉。幸而方海珍及时到现场，发现散包现象，立刻发动工人讨论，说明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道理，引起群众的关切与觉悟。于是发动连夜翻仓，务必查个水落石出。韩小强的舅舅马洪亮是上海码头的退休装卸工人，正巧来到码头探望旧友，对韩小强的表现与轻视装卸工作的思想大为痛心，就利用当年码头工人挑货的一支杠棒对韩小强痛陈当年码头工人的生活惨状，和韩小强父亲受工头虐待惨死的经过。韩小强听了愧怍而后醒悟，同时也体会到干革命海员与装卸工人是同等重要。方海珍机智、沉着地与钱守维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钱露出破绽，韩小强也揭发了钱守维的罪行。装卸队追回错包，完成了援外任务。　　

　　《海港》这出戏尚在试演阶段，定板儿以前相信戏情与唱腔大致不会变动，剧中没有战争场面，所以没有京剧式的武打；但是整个戏的唱腔却能推陈出新，有不少独创的韵味。演方海珍的演员叫李丽芳，唱做都不亚于杜近芳，饰老工人马洪亮的朱文虎嗓音洪亮本钱十足，演技也比较突出。《海港》的特点是它能很生动地描述了解放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一些矛盾与斗争，这些斗争会经常存在，也必须要经常提高警惕作正确的处理，继续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样中国的新社会才能确保，才能进步。　　

　　《红色娘子军》舞剧是一出长二小时余的芭蕾舞蹈。这一个样板戏的成为样板照理说应该不太容易。因为对一般工农兵观众而言，芭蕾舞不如京戏那么亲切，那么容易被接受。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西化华人”，对于那种神话连篇的“天鹅湖”和庸俗不堪的“睡美人”都觉得难于附庸风雅。问题就在芭蕾舞能不能成为普及于全中国的一种艺术？如果能真正了解“洋为中用”这四个字的意义，这问题就不难解答了。芭蕾舞不过是一种表达艺术的一种技巧，任何技巧都可以被使用者采纳、改良、应用。西方芭蕾舞的艺术价值绝不在《天鹅湖》和《睡美人》这种幼稚荒唐的故事本身，而在演出者技术的高低，如果我们熟练了芭蕾舞的技巧再加以适当的改良，它为什么不能用来表演中国自己的故事？来为中国自己的广大群众服务呢？《红色娘子军》正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　　

　　它的故事比较简单。解放前在海南岛椰林村地方有少女名吴清华在地主南霸天家中为奴，受南霸天百般虐待摧残。后来逃出南府，困乏不支倒在林中。适有解放军红色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乔装侦察救了吴清华，并指引她投奔娘子军。吴清华加入娘子军后时刻以复仇为念。不久，解放军计划解放椰林村，洪常青化装华侨混入南霸天宅内做客，以便里应外合，吴清华也负有任务与另一同志携枪，半夜探南宅，巧与南霸天狭路相逢，清华不能忍，连发数枪，全局震动，幸而娘子军及时赶到打散了南宅的庄丁，夺了宅院，但是南霸天却逃之夭夭。吴清华因不守纪律，被缴回枪械，而吴清华也因此体会到了无产阶级要在解放了全人类之后，自己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这个道理。逃走之后的南霸天纠合了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军发动猛攻，吴清华率领娘子军及民兵据险死守，党代表洪常青却受困被俘。南霸天对他诱降不成就放火将洪常青烧死，洪常青慷慨就义。不久援军到达，打退国民党，吴清华亲手枪杀了南霸天，全体在洪常青殉难处默然凭吊，吴清华继任党代表，继续革命，继续战斗。　　

　　全部演出没有对话，女主角前半段着红紫色唐装衣裤，裤脚宽大，衣袖也很松宽，舞起来另有种翩然的姿态。吴清华在林中奔逃，被捕、被打的一段泰半以西方芭蕾舞为主，再加上力的表现。战争场面音响效果很强烈，应用了京剧武打的技术，飞腾跳跃，再配合上芭蕾舞的平衡与舞姿，两种艺术相互为用刻划出一个自然而紧凑的场面，男主角被捕后的一段舞蹈，也处理得很细致，很有力量，最后登高而立烈火焚身，是一个很突出的英雄造型，饰演女主角的演员是薛菁华，身材修长，舞技的精湛自不必说，兼之很会演戏，能很自然地把感情溶入舞蹈中去。　　

　　这个舞剧有许多与西方芭蕾舞不同的地方。首先当然是服装，男女演员都是现代的服装，一半是中国式的唐装，一半人物穿解放军制服。有一场舞是红色娘子军连操练的场面，一队女兵着灰色制服，手执步枪，做出整齐划一的舞蹈。还有一场舞是男主角洪常青受难前穿破烂解放装痛斥敌人，看来都很自然真实，另有它朴实的美感。舞剧中的服装只应该是用来陪衬加强剧情的，不一定非要绫罗纱缎才算好看。音乐方面仍旧以西方音乐为主导，但是乐队中有中国乐器，许多中国民间调子都应用了进去。战争场面中也加进去炮火连天的音响效果。全剧有六个不同的布景，其中有几个景是南海风光，椰影山色，海风送波，确实费过一番心血。　　

　　也曾有机会看了正在试验演出的京剧《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演出，女主角是名演员杜近芳。京剧的安排大体上是比照舞剧，只是大半的舞蹈场面都用京剧唱做来表达。有些场面也同样揉合了些芭蕾舞的技巧。杜近芳的嗓音高而圆润，确实不同凡响，只是年龄稍长，演十八岁少女并不恰如其分。　　

　　除了未窥全貌的舞剧《白毛女》和我们完全没有机会看到的《奇袭白虎团》之外，国内当然还有其它的戏。至少在北京就有四个不同的戏在做试验演出，它们是：《龙江颂》，《杜泉山》，《平原作战》，《沂蒙颂》。将来全国各地会有更多的戏出现，制作和编写的方式，都会沿着现代革命戏的路子走。革命文艺路线是一条新创的路线，短短数年之内只奠定了一个基础，也只在萌芽阶段，离开花、结果、丰收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一个新艺术境界的建立与开拓，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了。　　

　　也许有人愿意知道，文化革命以前所拍的电影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完全禁映？文革前的老电影一律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放映。目前在国内经常上映的电影还有许多外国片，多半是阿尔巴尼亚、越南、北朝鲜制作的，还有好几部苏联老片子以列宁的故事为主。其它都是六六年以前摄制的，经过审查在全国放映的老电影有《南征北战》，《夜半鸡叫》，《地道战》，《地雷战》，《打击侵略者》等等，和最脍炙人口的《英雄儿女》。　　

　　《英雄儿女》这部片子在香港的同胞大约都看过，据说在香港上映的时候一连二十余天场场客满，下不了片。其实《英雄儿女》是一部豆腐干黑白片，论规模、场面、服装等等都不能与西方的宽银幕、伊士曼彩色等类型的巨片相提并论。但是论内容，论演员的演技，论导演的安排，却没有几部西方电影片子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　　

　　也许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来看，国内近几年来所发行演出的电影和戏剧就数量来讲似乎太少，但是一般人对此往往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普及性的问题。戏剧与电影的价值衡量不在于数量多寡，应当在于普及性的大小和受欢迎的程度。我们常常看见在西方的电影制片事业每年粗制滥造数百部片子，迎合观众，提倡低级趣味，为的是急于捞本儿，对社会不负责任，对观众也不抱服务态度。国内的几个样板戏其受欢迎的程度和普及的程度不是亲眼看到实在难以相信。就拿北京市做例子：北京市大戏院子能容两三干人的有十几个，小戏院能坐数百至一千人的有上百个，每天能容纳的观众达七八万至十万人，这些戏院大多是上演样板戏电影和地方剧团或样板团演出的样板戏，这些戏院的票大约都得两三天前订好，而且场场客满。观众大都把样板戏看过多次，但是兴趣依然很高。记得有一次去看《沙家浜》样板戏电影，银幕上那人正在开始唱，就听台下观众起着嗡嗡的声音，原来不少观众都在那儿跟着哼哼哩，光是欣赏还算不得很普及，事实上今天全中国学唱学跳样板戏的真是不胜枚举，每个工厂的文艺队，大中小学的文艺表演，公社的文艺宣传队，甚至于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化上装随着音乐伴奏唱上几段，或是跳个几场。在这里面能够发现有艺术表演天分的人，更是车载斗量。由于这种需要，各地方各单位，也培养出数不清那么多的乐队来，演奏西洋乐器、中国乐器的人遍布在今天的中国。　　

　　有一回我们去看《沂蒙颂》舞剧的首次试演，半场休息的时候，就和座旁的一位工人同志讨论起样板戏来，他说：　　

　　“《沂蒙颂》——这个戏原先是个山东地方戏，我看过几次，唱的是山东腔还挺不错，现在改成芭蕾舞剧就差点儿事。芭蕾舞咱们原先看着不太习惯，现在看多了也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戏里有几个角色跳得不够水平，看着有点摇摇晃晃地，还有戏里有几个挺要紧的节骨眼儿，舞出来的意思看着不太像，要是没看过原来的山东戏恐伯不容易懂。舞剧本来是个麻烦事儿，没有唱也没有说话的，这才是头一回试演，等观众一块儿提提意见慢慢改进；哪能第一次就好的呢！　　

　　“文艺戏剧替工农兵大众服务，也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事儿，原先我们看戏花钱买票，挤在里头听名角唱压轴大戏，也不太懂上面在唱什么。名角只在最后几分钟出来哼了两句，大伙儿全说好，咱也就跟着说好，我还听过唱洋歌儿的，表演的人穿上外国衣服两只手捏在一块放在胸脯前面，唱得不错，就是不懂她唱些什么。也看过从外国翻译过来的歌剧，中国剧团来演，演员都是中国人穿西洋古代的衣服，也用中国话唱。不过就是蹩扭，他干什么都得唱，有时候一个人叫另外一个人进来，他也唱，进来不就进来了吗，还唱个什么劲儿。现在的样板儿戏，那敢情好，故事是咱们工农兵自己的故事，唱的调子也是咱们喜欢的调子，中国还有多少群众提供改良的意见，群众怎么会不喜欢？这才是为工农兵服务嘛。原来的旧京戏也非改良不可，文化革命以前三十来岁以下的年青人没有去听京戏的，现在连几岁的小孩儿都能唱两段样板儿戏了。”　　

　　其实在中国又何止是小孩儿们喜欢学唱样板戏呢？连上了岁数的老人家，照理说是最不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很多也都能学上几段儿。在北京的一天早上，我们看见路边有位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大爷，手拿着一把扫帚慢吞吞地扫地，悠然自得地唱着《智取威虎山》里的一段二黄导板：“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字正腔圆，声音里带着他独有的一股苍劲之气。　　

　　样板戏不是阳春白雪，因为它是群众所喜爱的，也是在群众中流行的艺术；样板戏也不是下里巴人，因为每个样板戏都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样板戏应该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统一。　　

风流人物今朝数

　　我们在国内参观访问，最能引人入胜的，最能启发我们的，应当算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人物。毛主席在那一首“咏雪”的《沁园春》的最后一句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应当就是今天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新中国正不知有多少风流人物在活跃着，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兵，可惜的是我们接触的人物并不多，接触面也不够广，不过也不妨来数一数所知道的几个风流人物吧，正是：风流人物今朝数，七亿尧舜遍神州。　　

　　* * *　　

　　十月间的北京，中午依然暖和得让人发懒，在五四大街口上的一问杂货铺里，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嘴上叼着根烟卷儿，神色悠闲地望着对街，杂货铺里有不少货色。我朝着这位老者问。“这个包怎么卖？”老头儿把烟头由嘴唇上拿下来，仍旧保持着那份悠闲劲儿说：“我不在这儿做事，我是隔壁自行车车厂的。”攀谈就这样开始了。　　

　　老先生说：“我在解放之前也干这行，那时候人家管我叫修理自行车的，现在叫车厂工人。解放前和现在比？那简直不能比了。甭说别的，解放前我还能坐在这儿抽烟休息？不行，每天干十来个小时还混不饱肚子。现在我一家六口，吃饭、住房、买东西、看戏、玩儿，钱也使不完。社会主义吗，那还能错的了？　　

　　“手艺从哪儿学的？从前做学徒跟师傅学的。当年的学徒和现在的学徒不一样，现在我们厂里的学徒工在厂里有地方住，发伙食费、洗澡费、理发费、零花，每天工作八小时不到。当年我在做学徒的时候，先写好卖身契，上面写着：学徒病了、死了，概不负责。学徒要是中途逃跑了，保人得赔钱，跟师傅学手艺天不亮就起，起来干什么？嗨，什么都得干，给师傅打洗脸水、替师娘喂孩子、做饭、打杂、啥都得做。每天也学点手艺，不过师傅总要留一手，一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哪儿还有洗澡理发的事情。那时候的学徒身上长虱子。三年学徒完了之后，您猜怎么样？找不到工作，最后又回到乡下替地主当长工。”　　

　　一个年约七八岁的小男孩走了进来，冲着老者说：“给我九毛五买那个盒子。”小男孩儿圆脸但是并不很胖，乌黑的眼球透着股机灵劲儿，老头掏出几张票子，抽出张一块钱递过去，小机灵鬼儿瞧见了老头手中余下的毛票儿就说：“都给了罢，才一块三毛，给一块三毛罢！”　　

　　“要那么些钱干吗？回头都吃冰棍儿了。”老头仍旧把手中的三毛钱给了他。然后笑眯眯地望着走出杂货店的小孩说：“这是我最小的小子，我还有三个姑娘。”　　

　　小男孩儿一会儿就回来了，手里抱着个大盒子却并没有买水棍儿。我看见他胸前挂着一个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问他从哪儿得来的，他竟然大方得出奇：“你喜欢吗？喜欢就送给您了。”　　

　　跟这个小男孩儿谈话，也挺有意思，他口齿伶俐，讲一口动听的北京话，知道不少事情。他晓得白求恩大夫不是美国人，晓得美国嬉皮乒乓球员叫科恩，也知道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份……。我说：　　

　　“知道这么多事情，你在学校里考第几啊？”　　

　　“我们没有考第几的，您说是学习啊，光是学习好没用，还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我又说：“尼克松是坏人，干吗要他来中国呢？”小男孩儿想了一想才说：　　

　　“那是尼克松他自己要来中国的，现在好些国家都承认中国了，他非来不可。”　　

　　老头儿眯着眼睛把快烧到他嘴唇的烟头拿下来说：“来吧，叫他们全来看看，全来看看，甭瞧别的，光瞧瞧红小兵练扎枪就够他们呛。”　　

　　* * *　　

　　与我们最熟悉的人物应该数小于和老陆了，小于廿来岁面色红润健康。个子高肩膀也很宽，在中国应当算是个胖子。在国内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替大家开交通车到各地去参观。小于的开车技术是他经常引以自豪的，他常常说：　　

　　“我这个开车技术可以算是先进，原来那辆上海牌的小汽车，让我开了多少年，一直开到走不动。这辆老车我也开了好几年了，这先进经验你们可得向我学习。”　　

　　有时候我们也会夸他两句说：“小于这车开得真不错呢！”小于听了不免就得意一阵子，可是转念一想他就说：“技术好，不算什么。不能技术挂帅，要政治挂帅才好，不然就成刘修派了。”　　

　　当交通拥挤的时候，小于钻车缝的本事可不亚于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有时候车子太多停在路中间完全走不动，小于就说：　　

　　“将来这汽车最好发明个蹦档，路面走不动的时候，一上蹦档，腾一家伙就蹦过去了。”　　

　　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和小于谈起交女朋友的事情，他有一个女朋友，我问他：　　

　　“怎么样？她跟你还不错吧，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结婚？”　　

　　小于说：“都是朋友了，那还能错得了。我们打小儿就在一块，大家都知根知底的。像我们这样的，放在那儿两年不结婚都不要紧，反正大家都说好了，又何必急着结婚呢？”　　

　　“那你们选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呢？”我又问他。　　

　　“找对象这玩艺儿还是以政治思想最重要，政治思想不合的话放在一块怎么过日子？还要生活习惯好，要是找个对象每个月赚伍拾花一百的那怎么受得了呢：你说什么？长得漂亮不漂亮？这个倒没有什么标准，有人就喜欢鼻子尖的，眼睛圆的，也有人喜欢脸胖点儿的，还有人喜欢脸上长点小麻子的，我看身体健康倒是很重要！”　　

　　我又问他：“你和你的朋友多久见一次面，天天在一块儿吗？”　　

　　小于听了颇不以为然说：“嗨，老弟，现在咱们大家都忙着革命，不讲究那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事了，除非你在初恋，那时候真有天天见面的事，现在两个人都说定了，每个礼拜天见一次面也就够了。”　　

　　* * *　　

　　老陆是位四五十岁上下的干部，老烟枪一天能抽掉两包烟，更能喝酒，一口气能干上十来杯茅台。老陆长就一副北方人的相貌，方脸细眼，态度很平和谨慎，讲话做事都很有分寸、有尺度，从不随便谈论任何政策性的问题。但是一旦讨论起他熟悉的问题的时候，他却能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讲得边譬入里。　　

　　而老陆最突出的性格是他的幽默感。记得有一次在吃酒席的时候，我三番两次地找老陆干杯，他于是说：“唉，你这人怎么老是对我念念不忘啊！”又有一回去看文艺节目，节目单有一项叫剑舞，我随意问了一句，“这剑舞不知是个什么节目？”老陆在一旁很严肃地说：“剑舞就是舞剑。”待一会节目开始，一个女孩在场中随音乐舞剑，他又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看是舞剑不是。”　　

　　八达岭上的万里长城有意想不到的坡度，在城头上走着确实相当吃力。走在我们后面的一群游客有一位累得吃不消了，就说：“长城上边有平地儿没有啊？”老陆走在前面就回过头来说：“有啊，你横着走都是平地。”　　

　　* * *　　

　　我们在上海杨浦区访问了一家工人家庭，男主人是服装店工人，就是以前所谓的裁缝。女主人是毛纺织厂女工。两人看起来都不过四十出头的年纪，已有五个小孩，最大的廿四岁，早已到吉林省农村去安家落户了。二儿子也在东北铁路局工作。现在一家五口庄在一所工人宿舍里，共五间房，有煤气、暖气、电气和现代化的卫生设备。每月房租六元二角半人民币。他们夫妻二人每月的收入有一百五十九元人民币，过得十分富裕。当然，他们也谈到过去的日子，特别是在日本军阀入侵杨浦区的时候：光、烧光、抢光。女主人的母亲就在那时候被杀死的。两个人自小都做过学徒童工，暗无天日的生活一直遇到解放以后。男主人对我们说：“们一九五四年搬进这个房子，现在杨浦区新盖了许多工人新村，比这些房子更要宽大多了。解放以前是没有房子住的，我们住滚地笼，没有听过罢，那是用铁丝网编的大圆筒筒，上面糊些泥巴稻草，人就住在里边，一下雨可就遭了。”　　

　　“现在自然不同啦，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共产党和毛主席帮助我们穷人翻身，让穷人掌权的缘故。以前我们没有权真受尽了苦，以后一定要好好巩固红色政权。所以我们工人更要努力学习，学文化，学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国际形势，关心国家大事。妇女们也一样要学习。”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好奇地想知道文化革命对于服装工厂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啰！”他说：“红卫兵来到服装工厂扫四旧扫得凶来西！”　　

　　“服装店里也有四旧吗？”我们就不太能了解了。　　

　　“一样有的。譬如说从前的服装店多少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诸如做点特别式样的剪裁，用特别贵的料子，服装的设计只由几个人来负责，不听顾客大众的意见。又好像过去许多人把衣服裤子裁得腰身很窄很窄，或者是精工细作，搞许多花边绣花等等的东西，这些都不符合劳动人民目前的需要。更有人从前在服装店里搞利润挂帅，这简直完全不符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了，文化革命以后在服装工厂有不少改变，服装店不光替人民做衣服，有人愿意我们替他裁，他自己缝，也可以，服务不分大小，甚至于有人要我们替他缝扣子也可以。服装工厂要经常到百货商店去听取意见，不断改善，不断进步，有好的式样、好的剪裁大家学习；不再搞独家经营、独家销售那一套了。现在一般的男女服装也有规格。男同志的裤脚要七寸以上，女同志裤脚六寸以上，上衣长不过手。”　　

　　我们发现他家里有一台缝纫机，一台收音机，门口还有一辆自行车，有人问：　　

　　“一辆自行车谁用呢？你们不是两个人都上班吗？”　　

　　“自行车都是他用，阿拉弗会踏也弗敢踏。”在旁边一直没开腔的女主人笑眯眯地说。　　

　　“侬这就是封建思想，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做，踏自行车也弗敢！”男主人立刻提出批评说。　　

女主人依旧是笑眯眯地。我们也遇见了他们住在家中的三个儿女，都是中学生了，我说：　　

　　“你们希望这三个小孩将来做什么？做工人？”　　

　　男主人说：“他们将来做什么我都高兴，反正都是为人民服务。从前的一句话叫‘养儿防老’，现在不用防老了，国家把老年人照顾得好好的。现在是‘养儿防修’，最怕的是自己的小孩走修正主义路线，天天想做官发达，那就比什么都糟糕。”　　

　　* * *　　

　　　魏老　先生是我们家的世交，到了北京之后无意中问起了他，也很快地就见到了他。廿多年前见过　魏老　先生，存留下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他是个长脸声音有些沙哑。这次见到他，发觉这两个小时候存留下的印象竟然完全正确，只是　魏老　先生比我想象中要矮得多。他自然不认得我了。经过介绍之后他说：　　

　　“喔，我记忆中的你只有这么高。”说着还把手在茶几附近比了一比，惹得所有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好像我又成了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儿似的。于是我说：　　

　　“魏老伯，当年就是您拼命劝我父亲到台湾去工作，而您自己却在解放前夕由台湾回到北京。我们全家在台湾一困就是廿几年，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　　

　　　魏老　先生很爽快地笑着说：　　

“老实说，我当年由台湾回到北京也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认识和政治觉悟。那时候只一以为解放不会来得那样快而已。”　　

　　　魏老　先生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年青的时候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几十年来只有几次短期离开北京，大部份的时间都住在北京做教育工作。解放以后仍旧在大学当教授，支领最高的薪水。闲谈中很自然地触及到他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和体会。他说：　　

　　“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系里第一张大宇报就是批判我的。他们说我在搞业务挂帅。以前我是在培养整理古书的人才，并没有认真批判过古典文学和古书，起初受批评当然不服气。两年以后才慢慢理解群众的批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是对以我为代表的那种错误思想，而不是对我个人。到了文革后期我自己也能够自动参加批判古典文学。以前听犯的大毛病是批判的认识不够，也不正确；那时候也搞过批判，不过是个形式，怕一批就没有古典文学了。其实是不破不立，旧的、错误的一定要认真批判，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古文学要为建立新文化服务，这才是古为中用的意义。　　

　　“文革期间受批评的人太多了，现在多数都在工作。像俞平伯被批判了，现在仍旧在文学研究院工作，冯友兰被批判得最厉害，现在也还在北大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待遇都和以前一样。‘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两句话起初我也是不了解，经过了知识分子再教育，才稍微认识了些。工农兵的文化水平也许不高，但是他们的批判能力很高，在农村中批判刘少奇十分精简有力。知识分子长篇大论批来批去，人家也不知你在说什么。这两方面的相互教育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充实劳动人民的基本知识，生产与知识一定要结合。”　　

　　我听他提到知识分子再教育就好奇地问他：　　

　　“你也下工厂、公社劳动过？“　　

　　　魏老　先生很自豪地回答；　　

　　“当然去过。不过像我这么大年纪，也不能劳动什么，只在那儿做劳动量最轻的事，可是教育意义大极了。在公社里和许多农民们谈话，有一位老农谈他在解放前的生活，说他一年之中省吃节用只存下了一百三十吊钱；在齿轮工厂里一位老师傅谈他以前在北京捡破纸的日子。而我那时候在北京做大学生，还用一个听差的。我每天穿着大褂过老爷生活，什么劳动都没做过，甚至于体育课都叫听差代自己去上。毕业以后不久做大学副教授，一月的薪水是他们当年挣几十年也挣不到的，现在这些劳动人民经过苦难翻身，每个都在努力积极地替国家忘我的生产，而我呢……虽然掌握了一些知识，却替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服务。现在我与一些青年人一块工作，批选古典文学，编讲义，大家合作集体编作。”　　

　　魏老伯说到这里显得很兴奋，也让人觉得他年青了些。他又接着说：　　

　　“真的，在今天我确实感到老年人的幸福，七十多岁的人了，工作愈做愈有意义，身体也愈来愈好。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得了气管炎，这个你父亲是知道的，几十年来，年年要犯。去年出了一种新药，是文革以后各地汇集许多秘方，当局由四十几种方子里提炼出一种新药，我吃了五付，气管炎就完全好了。”　　

　　魏老伯沉默了一会，然后很诚恳地说：　　

　　“我总觉得毛主席对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过优待了。”　　

　　* * *　　

　　在参观北京某小学的时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红小兵团负责人。团长马云川，四年级学生，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是个很精明的男孩子。书记杨力，五年级女学生，圆脸蛋儿，眉眼鼻子都长得极为可爱，他们告诉我们说，要加入红小兵团当一个红小兵需要五个条件：①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②献身世界革命，③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⑤向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争。红小兵的选拔先由个人向红小兵团申请，再由团委员会交到班上的红小兵先讨论，再由全班一同讨论，最后由团　支部和　老师共同决定。小学生们每学期也有去工厂、公社劳动的时间，向工人农民学习。杨力是红小兵在工厂中学习比较突出的一个，她在工厂的时候帮助工人师傅办墙报，板报，因为她能画能写；也跟工人们学节约，一个星期只化了两毛四分钱的菜钱。我们就怂恿她谈谈自己的经验。杨力嘴角上老是挂着笑容，很有条理而又大方地说：　　

　　“其实真算不了什么，平常我在家里生活都过得挺好的，嘴里也常说要向工农兵学习。这一回在工厂里看见工人叔叔们节约抓革命，有些工人叔叔吃最简单的饭菜，一顿饭只化几分钱，我就跟着工人叔叔们学习这种节约的精神，也吃同样的饭菜。起初吃着觉得不好吃，后来也就习惯了。这回只在工厂十天，下学期再到工厂去要学习的更多一点。”　　

　　红小兵团团长马云川能有条不紊地指挥全校学生操练，他告诉我他长大要做空军，上天空去保卫祖国的领空。又告诉我们红小兵团刚刚办完了整风。　　

　　“整风？”我们有人觉着诧异了，“红小兵怎么整风啊？”　　

　　他回答我们说；　　

　　“红小兵的整风是办整风学习班，让其它的同学帮助一些表现比较差的红小兵学习进步。”　　

　　“怎么样才算表现差的红小兵呢？”有人问。　　

　　“譬如说在某班有两个红小兵很不热心，凡是红小兵的活动他们老是想溜！”　　

　　“像这样不热心的学生当初干么选他们做红小兵呢？”又有人问。　　

　　马云川说：“当初他们申请红小兵的时候表现得都很好，很积极；等当上红小兵之后就觉得革命到头儿了，就开始愈来愈不热心。”　　

　　他又说：“整风的方法就是批评和谈心。批评是公开的，红小兵和不是红小兵的同学都可以批评。大家都要帮助犯错误的红小兵改正，就用谈心和用阶级教育来帮助他们觉悟，我们有一位红小兵在整风的一个月中间同人谈心谈了八十三次。还有好几个不是红小兵的同学在整风运动里很努力，表现非常好，后来都加入了红小兵团。所以这次整风不但帮助了犯错误、不热心的红小兵。同时也吸收了好些新的红小兵。”　　

　　这两个红小兵干部正是下一代中国人民的典型，聪明、健康、活泼、勤奋，有很良好的政治训练和清楚的政治认识，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杨力和马云川呢，　　

　　* * *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参加的国家有五十一国之多，各项比赛的结果都由中、日、朝鲜三国包办了前三名，中国只得了女子单打，女子团体和男子双打三个冠军。在乒乓球赛结束了没有多久，我们也是在一个很巧的机会中与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同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十位男女乒乓球员都是国际乒坛知名之士，他们并没有每天拼命练球。充分休息之后，教练带着大家跳绳，还玩了一场老鹰捉小鸡。　　

　　用左手执板，善于急抽快攻的李景光是个很健谈的小伙子。他是天津人，大块头，性格开朗，嗓子也不错，曾经听他唱过两首歌，还会唱阿尔巴尼亚民歌，用原文唱，就是他唱出来的阿尔巴尼亚文有几分天津口音。李景光在这次亚非乒赛里成绩不太好，几场对日本选手的比赛都输了。我们曾经问他：　　

　　“瑞典本格森的球是不是挺厉害的？”　　

　　“本格森的球儿不厉害，”他说：“他的球就是稳。”　　

　　“那你的球看着挺厉害的，就是看来还不够稳。”　　

　　“我的球儿也不厉害，厉害就好了。”他说。　　

　　“现在到底哪个人球打得最好，哪个国家的球技水平最高？”　　

　　李景光说：“我看大家都差不多，匈牙利、瑞典、南斯拉夫、日本、中国的选手水平都差不多，谁也不能说谁一定能赢谁，到时候看谁的体力情况足，政治上过得硬，谁就能赢。前些年中国的乒乓球水平高一些，比赛优势也就大些；现在别的国家也进步了，那不能说别的国家就不会进步，啊。各有优点，大家互相学习呦，嗨，其实输赢算个什么？我现在的理解和原先不同了，胜负是暂时的，友谊是永久的。你看亚非乒乓球赛那许多非洲国家的选手们，干吗来的？他们明知道球技跟不上世界水平，来参加就为了来输球儿么？那还一来来几十个国家呢。当然不是。老远地来一趟就是为了友谊，乒乓球也得为政治服务才行。当然技术水平也要维持住。” 　　

　　我们看了几场选手们的表演赛，李景光、郗恩庭，对刁文元、余长春的双打表演，打得虎虎生风、惊天动地。后来他们硬把我们中间的一个拖出来和亚非乒赛女子冠军郑怀颖比赛一场。那人胆怯心虚慌忙推说打不过、打不过；他们的教练就对那人说：　　

　　“怎么着，你还想赢啊？友谊第一不就得了吗！”　　

　　* * *　　

　　小陆和小谢是一对最好的朋友，她们自小在一个中学读书，毕业以后又一同分发到同一个车间做女工；在工人宿舍里，她们又是同寝室，睡上下铺；可是小陆和小谢的友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　　

　　文化革命的时候，她们的工厂有两派不同的组织，一个叫东方红，是走毛主席路线的，另一个是联合造反司令部，后来证明是一个走资派的组织。小陆参加了联司部，小谢是东方红的成员。开始的时候两人在工作之暇互相辩论，互相劝服，都希望对方能脱离组织，加入到自己的这一方面来。可是两方面的说服工作都做的不好，渐渐由辩论演变成咒骂，最后两人成了冤家，见面不打招呼，住在一块儿也不讲话了。甚至于还趁对方在熟睡的时候故意敲桌子打脸盆，成心捣乱。到了文革的后期，坏份子挑拨得逞，引起东方红和联司部互相殴打。小陆听信别人的谣言，误以为小谢是挑拨是非的份子，有一天小谢在联司部门口经过，小陆瞧见了就唆使了几个人上前揪住小谢，没头没脑地乱打了一阵。这真把小谢气得跳脚，扬言下次只要在路上遇见了小陆，非把小陆砸扁不可。而这时候小陆已经搬离了宿舍，到别处去了。　　

　　不久解放军宣传队进厂，成立革命委员会，组织学习班，解决对立情绪，努力进行大联合。小陆和小谢都参加了学习班，但是两人都有一个条件，就是有小陆的学习班小谢不参加，有小谢的学习班小陆不参加。可是解放军同志是最有耐心的，不断地与小谢谈话，要小谢提出自我批评。小谢说：　　

　　“小陆自己站错了队，参加了走资派的组织，不肯认错，不肯站过来，凭什么我要自我批评，要我认错？”　　

　　解放军同志说：“小谢，你是不是左派？是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小谢说：“当然是，我是最忠于毛主席的。”　　

　　“好，”解放军同志说：“如果你是，你就应该比别人高风格，比别人度量宽，你应该主动的去找小陆谈心，消除你们之间的隔阂。”　　

　　小谢揣摸再三，终于想通了，自动地去敲小陆的门。小陆一打开门看见是小谢，还没等她开口，“嘭！”的一声就把门甩在小谢的脸前。这下子更把小谢气昏了，发誓这一辈子不再和小陆讲话，　　

　　学习班依旧不断地在推展着，小谢和小陆在不同的班上继续学习。又经过一段时期，小谢和解放军同志经过多次的谈话，终于再下了决心，要再度找小陆和解。这一回在路上，小谢找到小陆，小谢说：　　

　　“小陆，以前我们的意见不同，发生争吵，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好，没有好好的说理，没有好好地做工作去争取你。后来妳虽然打过我，可是我也曾经说过要打回你，这两下都不对的，就算扯平好了。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工人，不应该互相仇恨，应该团结一致……。”　　

　　小陆没等她讲完，早已握着小谢的手感动得哭了起来。　　

　　现在小陆和小谢又是厂里一对最要好的朋友。　　

　　* * *　　

　　北京大学的新学员都是由工人、农民、解放军里选拔出来的，叫工农兵学员。在北大的食堂吃午饭的时候，刚巧与一位东北来的女学员同桌。她是东北吉林省人，曾经在内蒙古的公社工作，学过牧牛牧马，也曾骑马在大原野上奔驰过，生活经验很丰富，也极有趣味。她谈吐天真热诚，一顿饭就没见她吃什么，一个劲儿地替我们夹菜；一面还说：“这是我们学生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猪，你们可得多吃。”谈论了许多她在内蒙的生活，又谈到她现在在北大的学生生活，许多的事情由她的口里谈出来，都显得那么生动，有活力，有生命。我们问她：　　

　　“你学过英文吗？”　　

　　她说：“以前在中学没有怎么学，现在要加紧学习呢，你们从美国回来的，我得跟你们多学习学习才成，让我说一句你们听听对不对，我只会说：My major is ChemicalEngineering，对吗？”　　

　　她在没有去内蒙插队之前是吉林某中学的红卫兵，谈起红卫兵的事她就更兴奋了。我们问她去哪儿串连过？来过北京吗？看到毛主席没有？她说：　　

　　“在一九六六年底我们从吉林步行串连过三百里。天气冷着哪，大家劲儿都很足，也到过北京参加第七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外，我看见毛主席站在敞蓬汽车上，慢慢地愈走愈近，我的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愈想更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我的眼泪也愈多，内心更想起以前许多的事情没有按毛主席的话去做，还有许多对不起毛主席的地方。心里头一难受，眼泪就流得更快了。”　　

　　她的话也触动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怀。“近乡情怯”是句过于软化的形容词，而海外的游子们对祖国的向往仰慕，也许与红卫兵对毛主席的仰慕有些相似。现在祖国就在我们的眼前，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我曾经为祖国做了些什么？努力吧，让我们举着红旗朝前走，风流人物也能在海外数出来。　　

不落的太阳

　　一九七一年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繁忙的年头，除了要加紧抓革命促生产之外，国内更要忙着送往迎来，因为一九七一年的访客特别多。几乎每一个去过中国的访客，回到了居留地之后，都会有一段异常忙碌的时间。不晓得有多少位关心的亲友们来探询，有多少个热心的团体来请他们报告一下访问的感想。的确，二十多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无理的封锁，任意的诬蔑，使大多数的在台湾、在海外的中国人，和所谓西方自由人士，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感到迷惘而好奇。　　

　　我们也有相同的经验。在刚从国内回来的一段时间里，与许多不同的团体和亲友们谈起自己的体会与认识，各种不同背景的朋友，有着他们不同的兴趣与好奇。有的朋友喜欢听中国的最新建设，有的喜欢知道一般人民的生活状况，像每天吃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有没有抽水马桶等等；有些人最希望知道中国有没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也有人想知、道中国落后的一面和今日中国的缺点。不过最通常的问题是：“你在这一次访问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或者是：“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地谈谈你访问的印象？”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相当难回答。在国内短短的八个星期中，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极其深刻感人的印象与感受。但是最深刻的印象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印象，也不一定就是最具理性的印象。用一句话来谈整个行程的心得，更是难到极点。不过，尝试着把我们由参观学习中得来的理解，综合地报告一下恐怕也是很必需的。　　

　　——思想革命化的具体表现　　

　　政治学习是今天在新中国人人都进行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最常用的材料就是“老三篇“，熟读毛主席著作的朋友们自然都知道老三篇是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简括地来说，《为人民服务》这一篇著作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为纪念一位名叫张思德的解放军战士，他为人民服务直到因公殉职的一篇演讲。文中很精简有力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接受批评的精神。《愚公移山》是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作品里面特别引用了愚公移山的寓言，强调了不畏艰难的精神，也肯定了群众的力量。《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阐扬了世界革命的伟大思想，推崇了白求恩大公无私的精神。　　

　　在中国，“老三篇”是人人熟读的一二篇文章。“老三篇”里的基本精神也是人人所熟知的精神。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新中国的社会里，我们到处可以看见这些精神的具体表现。有不少具体的例子可以提供出来。　　

　　中国有上百万的赤脚医生，最常见到有关赤脚医生的故事是，他们为了掌握针灸技术不惜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有“宁在自己身上错扎千针，不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的口号。针治聋哑的由来，就是因为赵普羽冒生命危险试扎扎出来的。我们在上海农村曾与一位赤脚医生谈话。别人告诉我们他经常在自己身上试扎穴道，当我们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只笑了笑，彷佛做个赤脚医生就该这么做似的。他们如果不是因为有高度革命化的思想，有着深刻的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我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忘我，不畏牺牲地来干。　　

　　有一次在北京的闹市中买柿子，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位老头儿，性子特别急，没有等售货员同志替他秤，他自己就动手在篓子里挑起来了，选得还净是好柿子。售货员同志看着可就火气大了，板下脸来说：　　

　　“是您秤还是我秤啊？是您卖柿子还是我卖柿子啊？”老头儿讪讪地笑着，把手缩回来。　　

　　事情不论大小都要为人民服务。一篓柿子总有好的，有烂了一点的。那烂得不成样子的柿子自然不会拿出来卖。售货员同志在那儿分柿子，平均地把好柿子和烂了一点的柿子分给顾客。要是排在队伍前面的人把好柿子都抢光了，排在后面的都该吃烂柿子？这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呢？无怪乎那位售货员同志要生气，那位老头儿要赧然的歉笑了。　　

　　在国内的乒乓球赛，提倡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技术高低相互都可以学习，互相增进球艺。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早就是全世界第一流的了，现在中国的乒乓球员在全世界各地作友好比赛，推动了全球的乒乓运动，目的并不是在中国运动员到各地去拿锦标，而是希望有更多国家的运动员都能打出好球来。我们遇到的中国乒乓球员们最喜欢津津乐道各国出色球员的球艺。这种胸襟，这种认识，可以说正是世界革命大公无私的具体表现。世界革命的主要精神是要求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民应当帮助尚未获得解放的人民求解放，这种精神我们在山西大寨体会得最为深刻。大寨是全国农业的模范，是大家学习的样板。我们在大寨所得的印象是，大寨的人们希望他们所在的昔阳县的每一个生产大队都和大寨一样好，更希望全国所有的生产大队都成为大寨大队，或者更好遇大寨，他们没有人认为，大寨应该永远是模范，永远是全国第一。　　

　　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全国更是普遍极了。大寨自然又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我们在北京看到一所小学，小学生能自己动手挖出一座庞大的地下防空工程，连砖都是自己烧的。上海的一家街道工厂，几十个中年以上的家庭妇女，不畏艰苦自己合力盖了一所宽大漂亮的工厂厂房。各个学校、公社、自力开办的工厂，都是在极困苦的环境之下，一点一滴地创立起来的，这种例子多得不可胜数。五七干校的建立，许多干部们亲身经历了拓荒的生活，由沙堆里开出良田，建起一个个新的生产单位，这更是最具体的愚公移山了。　　

　　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思想革命化之后在社会上的具体表现。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造反精神　　

　　调查研究这四个字在中国很流行，不管办什么事情不经过调查研究而闭门造车，那就是唯心论的干法，在国内是最受批评的事情。中国的理论力学权威钱伟长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经历。钱伟长曾经下过工厂劳动，有一阵他与一批建筑工人一齐工作，刚好那时候他们正要盖一栋新建筑，在设计的过程中工人们需要许多有关的力学计算与数据。钱伟长一见是这般情况，觉得他的工作机会来了。于是当晚就到图书馆去，查了有关数据连夜把一切需要的数据计算都赶了出来，第二天喜洋洋地把数据计算都交给了工人师傅们。谁知道老师傅见了之后摇摇头说：　　

　　“你这些恐怕都不能用。”　　

　　钱伟长听了之后万分不服气，觉得以他力学权威来算简单建筑结构数据，已经是杀鸡用牛刀了，居然还说不能用？工人师傅又说：　　

　　“你的计算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是不牢靠的，我们现在立刻就去实地勘察测量再做计算。”　　

　　勘测的结果再经过计算，发现如果用钱伟长的老数据的话，要耗费比实际情形多几倍的建筑材料。　　

　　五七干校的学员们由坐办公桌的行政人员或教员，短期内变成熟练的农民、工人，这里他们的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见到一位五七干校的学员自己发明了一具扬场机，这本不是件很复杂的机器，但是这位学员没有学过任何有关工科的课程。他在设计的过程中，调查研究的工夫下得惊人极了。除了从书本上获取知识外，更到附近的工厂去向工人师傅和技术员学习，自己再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几十次实验。具备了这种精神，会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　　

　　工农业比较先进的地方，像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和大寨等地，每天总有几千人来“取经“——吸取先进经验。一般来说这些参观的人都有极严肃的调查研究精神，点滴不漏地追根问底。当我们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们座谈的时候，他们认真研究的态度也是很惊人的。他们对海外留学生、华侨的情况非常关切，对美国社会的种种也异常有兴趣，无论是谁讲了什么，都不厌其烦的记下来，过后还反复核对看看是不是记错了。遗憾的是我们自己调查研究的精神不够，回想起来当时说了不少姑妄言之的话，真是唯心得很，须要好好批判才对。　　

　　只要你去过中国访问，你一定会感觉得到中国国内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那里很少人说大话，吹牛皮，甚至于一般人不说自己不清楚的事，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似乎没有人会讥笑别人孤陋寡闻的。我们在参观北京车站的时候，有位朋友特别喜欢收集数字，就问北京站站长，整个车站的建成用了多少水泥？站长想了好一会说：“这个说不上来，得详细查查才好说。”大寨大队副书记宋立英同志，当我们问她大寨十年来新开了多少亩田？她记不清实在的数字了，就很坦率地说不知道。北京车站站长和宋立英同志都是他们自己单位的负责人了，也经常做接待工作，这些数字数据一定有许多参观者会经常问起的，问了而不知道，按我们的想法岂不有些丢人，不过我相信在国内认为丢人的事恐怕不是这个，最丢人的事恐怕是强不知为知，用些虚假的数字和数据来搪塞罢！　　

　　与实事求是不可分的是国内的批评制度。批评与自我批评由来已久，今天在中国批评制度经过文化革命的洗礼已经完全确立，而且是求进步的最佳工具。文革期间的大字报多到满街满地都是的地步，我们在国内的一段时间里也见到了不少大字报。在工厂里最常见到的是车间工人对组织、对干部、对领导的措施提出很具体严苛的批评。我们也看到一些大字报批评团体里某些个人。大字报的内容据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也是捕风捉影，被批评的人可以答辩澄清事实。大字报只是批评制度的一部份，更重要是自我批评。文化革命以后，工人与工人之间搞大联合大团结，最后达到了触及心灵，最真挚诚恳的大团结，所用的法宝只有两个，一个是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另一个就是展开自我批评。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代表小张对我们说：　　

　　“军宣队进厂之后，大家停止武斗搞大联合。你们今天可以看见我们无产阶级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了，可是当时谈联合、团结，哪儿那么容易啊，前一阵子还跟我打得头破血流的人，坐在对面一块儿开会，我看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就像个牛鬼蛇神。往后通过学习就开始自我批评，起头也是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自我批评一阵。但是批评了几次就愈来愈实在。最后两方面都说了真心话。把坏份子由队伍里清理出来，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的弟兄，还有什么仇恨？还有什么不能团结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最醒目的一点应该是举国上下的一片造反精神。毛主席自然是造反派的总司令，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造反精神是向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条文规章造反，向未经过调查研究的洋教条、土教条造反等等，这造反精神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可能在将来也是推动中国前进的最大动力。在工厂里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工人们敢尝试，勇于破旧立新。　　

　　上海柴油机厂敢于承当制万匹马力柴油机的任务，就是一个好例子。各工厂的技术革新，不怕失败，每个工人都动脑筋想新办法，使全国工业都蓬勃起来。教育界的变化更大，新的教育制度完全是造反精神的大胜利。新教育制度还在不断地改进中，也仍旧在不断地造反中，不断前造。革命样板戏，更是向古今中外的戏剧造反，打破了一切陈旧的框框架架，建立出新的艺术领域。……中国的革命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下去，每一次革命就把中国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推进一步。要革命就必须要有造反精神。　　

　　——毛泽东思想　　

　　最后我们必须要谈到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思想是这一切现象的起源。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早已毋庸置疑了。然而他的领导地位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经过了十次路线斗争，以最近的一次文化革命，斗争最激烈。十次斗争中每一次都证实了毛主席的路颢是正确的路线，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文革以后，全国全面展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除了在前面提到的老三篇之外，重要的著作应当是“五篇哲学著作”了。这五篇是《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国内有许多学习《实践论》或《矛盾论》的例选书刊，报导的是工农兵大众学了哲学思想怎么样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上去，也就是一些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例。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在这儿只能举一个很短的例子来说一说。　　

　　黑龙江有一位农民写了一篇文章叫“在养猪实践中学会使用唯物辩证法”。里面有一段说：　　

　　“我发现有些猪长癞……。兽医说，猪长癞是因为圈潮湿。我想，不让圈湿只要勤起、勤垫、勤换草就行了。所以，我一天一打扫，三天一换草，把车扒出来晒一晒，再扬些小灰起消毒作用。可是，第二天早晨，猪窝还是湿的。这是怎么回事？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一琢磨，主要矛盾还是在猪身上。要是猪不在圈里撒尿，猪窝不就干了吗？怎么使猪不尿圈呢？我每天晚上把猪轰出去撒尿……。”　　

　　这也许是一段很微末的乡村生活中的问题，但是这位农民很生动地描述了他如何学会了而且运用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增进了分析能力，也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人民常尊称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在人民心目中，毛主席的确是最有耐心的导师。文革以后在中国实行各种政策，像技术革新，社办工厂，农业纲领，鞍钢宪法，农村医疗，自力更生，革命样板戏等等，大多数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就提了出来的。他的预见性与道路的正确性，确实是空前的。可是十几年前并没太多的人了解他指出的道路。甚至于最近毛主席推动的革命外交，初期也没有太多的人理解，而不久它的效果就很明显了。毛主席有超乎寻常的耐心，慢慢使人彻头彻尾、口服心服地去体会他的思想，去走他指出来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他不鼓励别人盲目地追随，而敦促大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他希望全国每一个人都会运用唯物辩证法，要让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变成人民手中尖锐的武器，到那时候全国七亿人民是七亿个马列主义者，七亿个有哲学思想、有分析能力、有判断能力的人，也是七亿个尧舜，生活在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里，这是多么深长远见，多么伟大的心胸啊！　　

　　也许这时候又有人愿意问：“你能不能用一句话谈谈你访问祖国的印象？”　　

　　我想我已经有答案了，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我们这一次回国的感想，我要说的是：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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