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了”

  零几年的某星期天，亲戚朋友们聚会，我听到隔壁包间的表弟正在高谈阔论。我这位表弟平时沉默寡言，什么事使他这么兴奋？我好奇地走过去，正好听清他讲的最后一句，“鬼子进村了。”
 “你看了什么电影，这么高兴？”我问。
 “你表弟不是看电影，而是演电影。”一位抢先回答。
  “他这个样子能当演员？”
  我正纳闷，表弟的解释使我更不得要领。“哪是演电影，我是真正地当了一回‘鬼子’” 
  表弟又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上个月，我参加了县计生工作队下乡进行计划生育成果巩固检查，刚走到一个山村前，有位推着单车上坡的青年看见我们，先是对我们微笑了一下，然后飞身上车返回村里，远远听到他用当地土话喊，他以为现在这里的县乡干部都听不懂他们的土话，可是我听出来了，他喊的竟是“鬼子进村了”！我心里真窝火，恨不得追上去上扇他两嘴巴。
    进村还真使我害怕起来，在山顶上还看见村里热热闹闹的，怎么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了，想起刚才那人喊的话，我顿感有些毛骨耸然，连推开村长的门都有点担心，门上会不会有地雷？
   村长的客气地招待我们，“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你们现在到，没有出去接你们。”
  我正想质问，“你没听到有人喊吗？”工作队长对我使了一个眼色，止住我。然后问村长“你们村最近有超生情况吗？”
“没有，绝对没有！工作队来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超生户都罚得倾家荡产了，谁还敢哪？”
“那韦大寨是怎么回事？”
“啊？那家伙又偷生了，我不知道啊，他们防着我呢。可是他们家再也找不到东西可罚啦。”
   我们叫村长带着我们来到韦大寨家。我震惊了，只见家里空荡荡的，那床只有几块样子似旧棺材板，四下望去，真的是找不出值出一块钱以上的东西。四五个衣衫褴褛大小不一的女孩，像小猫小狗似的，蜷缩在草堆里取暧，呆呆的望着我们。一位工作队员取下墙上挂着的一只尚可用的破铁锅，我想阻止他，问，“这种东西也要罚吗？”那家伙真不是人，“叭”将锅摔成碎片，嘴里还不干不净，将人家的小孩都吓哭了。这时我才理解村头青年为什么要那么喊，我们这帮人真他妈的像当年的日本鬼子。
 “你真笨，人家坚壁清野了嘛。”有人说。
   表弟答道，“那些偏远山村的生活我知道，家里劳动力充足的，生活都相当清苦，何况他家还养了这么多的小孩。”
  “怪谁？自讨苦吃，我们在城市都养不了这么多。”
   看着那位毫无同情心的人，我心里在说，你真是坐着不知腰痛。
   我曾见到的那位劳累大半生，拉扯大了五个女儿，风烛之年还要下田的老农颤抖的身影又在我眼前晃。
    在座的大多都是公务员，七嘴八舌地叙说自己所见所闻，可笑可悲的故事。
    上级把计生工作的好坏，当作审核干部的标准，把有的干部逼急了，于是干起了类似鬼子的勾当。
    一般的村干部都通“八路”，在乡情亲情面前，国情显得小多了。工作队活动的情报，“超生游击队员们”统统的知道。他们一般找村里儿女出外工作，只剩老人在家的安全户，作为“超生游击队”的庇护所。有一位企业职工说，他家原来放粮食的阁楼每次都要藏二三十个小孩，有时还有了肚子的妇女。
    为了躲避强制性人流，怀孕妇女白天都躲藏到山里去。工作队学起了鬼子，“白天的睡觉，晚上的行动，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半夜三更，摸起村去，把“钉子户”包围起来，将屋里的女人抓上警车，净了身再送回来。
    上述的是广西贺州市计生工作的冰山一角，据说还有更惨无人道的，因不是亲眼看见，就不敢说了。
    对于计划生育这条“基本国策”，是听不到反对的意见了。问题是这个基本国策在广大的农村能发挥多大效应？我国的人口统计，含多少水份？没有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靠这种猫捉耗子的办法能维持多久？由此带来的农村问题，决策者们不知想过没有。
    早在七十年代，“计生工作队”已经进村，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那时的农村计生工作，可谓破天荒，可谓史无前例，工作比现在难做多了。但是“工作队”，非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反而与农民和睦相处，休戚与共，他们就是活跃在农村每一个角落的“赤脚医生”。我敢说，如果把那时的农村工作延续至今，即使计生工作再加力度，也不至于如今如此的原始野蛮。因为在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农村里，是看不到老人下田的，养儿防老的意识不会有今天这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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