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穷人的孩子还能靠什么改变命运?
附：李北方：大学的门朝哪边开？
报道一，《长江商报》：近日，一名中学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
报道二，《南方周末》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报道三，华中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自陕西平利县的农村大学生雷磊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走到只剩我一个》：2007参加高考那年，他是县里仅有的考分超过600分的尖子生，但是大学里与他同班的来自西安的同学却是中学同学中的“差生”。
知识，早已改变不了命运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称作最“霉”的一代。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十数年寒窗苦读，换来的白领不过是一个冷笑话
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曾经的白领，早已风吹雨打流落去。
知识改变命运?这像个远古的童话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近年来，高校收费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却在不断下降。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随着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作用日趋加强，“毕业即失业”、“没关系找不着好工作”，更让许多贫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做出更为现实的选择——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知识未必能起作用，但却是唯一的选择
八成蚁族出身贫寒家庭。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遇到了一个竞争残酷的年代，他们的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他们，大多是出身贫寒无关系可找无处立身的大学生。
世袭招聘断绝最后的希望
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36位新招36人中有至少15人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一位前任领导为使女儿进入单位，以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条件为她“量身定做”。
愈多的人因绝望而放弃
“学费又贵，毕业了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还不如跟我们一起做假发票。”2010年夏天，重庆市学生万美高考结束后，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父母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命运。
“寒门难出贵子”这个社会病的深了
寒门难出贵子，非豪门之福。
多年前，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时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近日，读了若干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报道，不由自主地模仿李昌平的话来造句：“农村孩子真可怜、农村教育真穷、教育真危险”。
“寒门难出贵子”，对富家豪门，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学生相处，所带来的人文多样性，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力，同时这也是教育活力的来源。为社会提供价值引领与智力资源，是教育的使命。据了解，美国的大学在招生上遵循的主要是精英选拔的原则，但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价值尺度，一是保障教育公平，补偿弱势群体;二是文化多元化。
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
以“人际关系，人士背景”的以“人”为本的“现金(今)”社会，想“寒门出贵子”比“富豪变乞儿”还难!很多富二代、富三代已不太在乎“钱”这个东西。因为从来不用愁!
现在他们连获取知识都变得艰难了
寒门子弟难读一线高校农村学生北大仅一成。
2009“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但不得不暂停，因为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并不开心
“如果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喻为一次探险，我就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
“成绩是用钱堆出来的”
一个中学老师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条件都很好。“现在的尖子生，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穷人的孩子，靠吃苦已经跟不上了。
还没上起跑线就已经输了
网上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网友跟帖感叹，很多事情，像是一出生就被定格。
有人连起跑的资格都没有
20岁的农村学生陈宋绩今年高考成绩为716分，却面临上不了大学痛苦困境。陈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积劳成疾，因为供不起两个儿子同时上学，几年前，父亲让初中毕业的大哥把上学机会让给他，大哥因此精神失常。
让他们拿什么去梦想
阶层固化让社会板愈发严重。
“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我看来，这一划分不仅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阶层的现状，也指出了阶层固化的根源。而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部门化、权力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制度化、权力使用交易化等，都是权力异化的表征;而阶层固化则是权力异化的副产品。
失落的年轻人承担了多少不公平
“身份决定命运”,是特权制造了社会不公。
2009“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无奈。
寒门子弟在不平环境下走向没落
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这个现实背后，隐藏着多少寒门子弟的无奈、悲观与失望?
“拼爹”何时有尽头?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家境贫寒，父亲找不到工作、作为少数族裔又备受歧视……可他的命运因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而改变，此项法案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等方面受到优先照顾。
寒门出贵子要闯多少关?
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展开了实力悬殊的闯关，但从求学到升学，从毕业到就职，中间无数道关口，任何一道都可能让他们梦碎。穷困学生惟一的“武器”，是借助教育的公平与公正实现翻身，但现在这个“武器”，生锈了。
寒门还能有春天吗?
以权力为轴心和以城市为轴心，所有的资源分配，都是围绕优先满足这两个轴心在进行。只要高速运转的两个资源分配轴心还在，那么寒门的春天注定迟迟难以到来，并且势必陷入恶性循环，底层所面临的不只是困境，甚至绝境。
少数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穷二代求上流不可得何去何从。
刘丽的家在临沂农村，4年前考上省内一所高校，学会计，父母觉得脸上很有光。她很刻苦，也很能干，上学时年年拿奖学金，老师同学都夸她优秀。这些褒奖让她非常自信，可毕业前，她拿着一沓证书找工作，却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岗位。老家的父母很着急，但他们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孩子，只能在家干着急。
几乎在刘丽当初为找不到工作惆怅的同时，一个同学不声不响地签了一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那同学上学期间“不学无术，考试全靠补考”，开始她想不明白，后来她知道，同学家的“底子”很好。
还有些“家底子”不太好的同学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工作，刘丽经常跟他们联系，开始大家还相互鼓励，后来，悲观情绪逐步蔓延，大家开始感慨:“生得不好能怨谁?”
刘丽身边也有成功的案例，那是她的朋友，在遭受一次次的打击之后，无奈考研。经过一个个漫长的自习夜，最终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并在毕业时如愿得到一家中意单位的录用通知。她说，为了这个通知，她等了三年。
“其实我们醒着，常常睡不着”
流浪在城市的穷二代：“其实我醒着常常睡不着”。
他们的精神属于城市，却无法在城市立身;他们已经没有了故乡，却误以为还可以回去;他们满怀改变人生和世界的光明梦想，最终却被命运的黑暗吞噬……在这个世界上，悲伤深了。“走一步/看一步/脚指头/总是会犯错误……我就是这么着/常常犯糊涂/其实我醒着/常常睡不着”…。
改怎样给孩子解释“寒门难出贵子”?
我从寒门出，仍是工薪族，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仍生活在农村，皆为寒门。作为寒门中人，我又该怎样给我们的孩子解释“寒门难出贵子”呢?寒门的孩子，也许注定无法过着安逸的生活，你会早早地尝到生活的艰辛，也会更懂得生活的不易。既然现实不那么容易改变，那么只有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孩子，别怪你的父母。
拿什么拯救你，那些贫穷而无出路的年轻人?
写出《蚁族》一书的学者廉思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他们或者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或者在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复制者父辈们无力改变的命运。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那是一种无奈和不甘心的痛
我是一粒乡间的草种/被风吹起在城市的上空/跌落在无人的墙角/寻找自己盛开的梦
城市里听不到鸟语花香/只有机器的阵阵轰隆/这里没有松软的泥土/只有钢筋水泥的裂缝
那些辗压过我的车轮/走得是那样的匆匆/那些从我身上踏过的脚步/是不是和我一样有着美丽的梦
我滚进公园的花丛/那里的花瓣早已凋零/我在阴沟边小心的经过/却险些掉进漆黑的脏水井
我遇到了来自故乡的同伴/它们和我一样的惊恐/我们在车水马龙里继续奔波/等待着下一阵温暖的春风
寒门学子的身份与家庭，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但这，并非是重点大学和社会遗忘他们的理由。在社会资源分配越来越两极分化，而既得利益者还在津津乐道其公平性的时候，“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混的阶层越低”这样的趋势越走越远，那么，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公平与正义，尊严与幸福，都是扯淡。
附：李北方：大学的门朝哪边开？
又到了开学的时节，又有无数的青年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他们心里必定是怀着新奇、激动和希望的。回想我本人独自扛着一个小包袱，跋涉千里到学校报到，已是17年前。
看到一个报道，北大2013年招收的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为14.2%。就是这个14.2%，已经比上一年高1.7个百分点了。17年前情况如何?我没有那时候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切身的经验，那时北大的农村大学生比例远比14.2%要高。
放在更长的时间坐标下，城乡大学生生源比例的变化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2009年，前总理温家宝说过一句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越是好的大学，这个问题越严重，在一些二本学校，农村学生比例还能达到30%以上甚至更多。这是因为好大学更“进步”，更加“跟国际接轨”，自主招生的力度更大，北大的说法是向“主动多样化选拔最适合北大培养的优秀学生的战略转型”。
自主招生构成了对农村学生的体制性歧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是由教育水平决定的，教育水平又由国家投入的不均和城乡间差距决定。单纯比高考分数固然有诸多的不足，可是高考的范围明确，除个人努力程度和禀赋之外，其他因素在影响考试结果方面的作用不大，所以传统的高考形式更适合大学选拔人才的本意。而所谓的招生改革，不过是另一种披着进步外衣的倒退而已。
农村孩子进了大学之后呢?他们将面临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社会背景的差距一直是有的，但快速的发展变化一边拉大着差距，一边为差距的凸显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条件。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和个人电脑还没有普及，大家都没有，但没过多少年，这些东西就成了大学生的必备物品了—这还不是个人消费的问题，教学方式的改进完全是按照每个学生都有笔记本电脑为前提假定的。逐年在上涨的学费，加上这些开销，对农村家庭构成何种的负担，可想而知。
问题是现实的，也是心理的。范美忠(范跑跑)在解释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时，就提到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在大学期间是如何在城里长大的同学们面前感到自卑，又是如何重塑自信的心路历程。范跑跑上大学是20多年前了，现在的农村大学生们在怎么想?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接下来的问题是，农村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怎么办?温总理那一代农村大学生毕业之后，不但不用发愁找工作，而且工作之后就有能力回馈家庭。现在呢，社会全面进入“拼爹时代”，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找到工作也要面临养活不了自己的问题。日常经验足以表明，刚刚工作的学生的收入，难以支持个人在城市里的体面生活，不少城市青年工作之后还要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农村毕业生的艰辛可以想见。
这样下去，大学将沦为彻底的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成为阶层固化的催化剂。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将一句俗语做这样的改编，“大学的门朝南开，有才没钱莫进来”。
大学时代本该是青春飞扬的，是可以自由畅想未来的，可是残酷现实告诉农村大学生，你们的未来不是无限可能的，未来有多远，取决于父辈的肩膀有多厚实。
如果我们能辩证地看问题，也可以发现其中的积极因素：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大学不但能教给年轻人自由的理念，也在同时剥去自由的伪装—它时时提醒这一代年轻人不要忘记自由的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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