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张维迎的９个伪命题

驳张维迎的9个伪命题

目     录

伪命题之一：企业家是社会最优秀分子…………………………………1

伪命题之二：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中国的今天……………………………3

伪命题之三：地方政府有功无过…………………………………………5

伪命题之四：不打仗就没有“经济安全”问题…………………………7

伪命题之五：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爱国主义的问题……………………9

伪命题之六：保护工人利益会带来严重后果……………………………9

伪命题之七：国有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10

伪命题之八：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12

伪命题之九：伟人做事只讲“合理”不讲合不合法……………………14

结束语………………………………………………………………………16

沈水根

(2007年元月5日)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辞旧迎新之际，在互联网上连续看到张维迎先生对《新青年·权衡》（简称《权衡》）杂志所作的题为“什么改变中国”和“群众利益的真正维护者”2篇访谈，顿感有话要说，实难保持沉默。张维迎在专访中，不仅要人们知道，如今的中国已经改变了；而且更要告诉人们，是什么在改变中国？他给予的答案是企业家、是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是外国企业，是这“四样东西”改变了中国！

中国确实改变了，但“改变”的是什么？是指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成就举世瞩目、2006年GDP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呢？还是指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贫富分化的速度也达到世界第一，老百姓早已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了老，就业难，“三农”、治安、交通恶化，穷人开始企盼“陈胜吴广”早日出现；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生态失衡正在贻害子孙万代，生活质量全球排名第116、生态现代化第100名呢……？

虽然张维迎没有明讲“改变中国”的具体内容，但从访谈的字里行间充分显示，他所说的“改变”，只是指经济发展的成就。因为他要把这种成就归功于企业家、归功于房地产、归功于地方政府和外国企业，他要利用这个访谈的机会，不仅为这“四样东西”大唱赞歌，而且还要在舆论上为它们继续取得更大的自身利益而排除障碍。

因此，人们从访谈中可以看到，身为经济学家和“改革风云人物”的张维迎，又一次在忠实地履行资本代言人的职责，他不仅为资本权贵进行了高八度的歌功颂德，而且从资本利益集团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还表达了不少颇有歧见的微词，这倒很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更需要指出的是，张维迎在为资本利益集团进行种种辩护时，依然运用他那带有偏见的“理性思考”逻辑，通过乱扯一些是似而非的概念，来得出某种荒谬的结论，形成他特有的伪命题。为此，很有必要对张维迎的伪命题作番剖析。

伪命题之一：企业家是社会最优秀分子

访谈的开篇，张维迎就高度赞颂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他说，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好的制度下，社会中最优秀的人都会去创业(即当企业家)，而在落后国家，最优秀的人往往都去做官。

他的意思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下，社会上最优秀分子都会去当企业家，因为做官能得到的好处，现在企业家也都能得到了，诸如坐飞机、坐火车软席等。正是企业家，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还将继续改变中国。因此，企业家是社会的最优秀分子。

当然，谁也没有否认，企业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给社会带来物质财富等方面对的贡献，但是，如果因为企业家有这样的贡献而把他们高抬为“社会最优秀分子”，这恐怕就是一个伪命题了。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企业家不过是众多社会职业中的一种。其他职业人员也都在为社会作贡献，有的创造物质财富，有的创造精神财富。即使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也未必是最优秀分子都当企业家。张维迎说企业家是社会的最优秀分子，不仅是肉麻的献媚，更是荒唐的谬论！用谬论去献媚，实在可悲，不如闭嘴！但张维迎偏偏不肯闭嘴，为什么？

这就涉及到张维迎作这个访谈的背景：2006年由于媒体又报导了不少民营企业家的各种丑闻，再一次引发了社会舆论对“资本原罪”的质疑，搞得企业家灰头灰脸抬不起头来，极需有人为他们鼓鼓气。出于这样的背景，张维迎利用专访的机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资本代言人的职责。为此，他一方面用谎言来忽悠民众，说什么“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事实是，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GDP倒是增长了，但未必“收入差距越小”！因为在雇佣劳动制条件下，资本积累规律、贫困化规律、马太效应规律恰恰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促使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小。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张维迎之所以要伪造这种谎言来忽悠民众，是因为目前社会的不和谐，最大的矛盾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虽然这与腐败和垄断有关，但企业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张维迎为了替企业家开脱责任，不得不靠编造谎言来为企业家歌功颂德。

另一方面，张维迎又以献媚的方式，把企业家高抬为“最优秀分子”，企图博取社会的敬重。什么是“最优秀分子”？张维迎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他的前言后语，人们还是能理解到他的意思。在张维迎眼里的“最优秀分子”，似乎就是那些办公司、搞创业、挣大钱、为社会带来财富的人。简言之，就是那些“会逮老鼠”的“好猫”！

如果要追问：这些“好猫”是怎么“逮老鼠”的呢？是比别人聪明？能干？专业特长？还是会拉关系？会钻营？会不择手段？会行贿？会走私？会偷税漏税？会造假帐？会骗贷款？会操纵股市黑幕？会瓜分国有资产？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张维迎就不说了。

当然，不可否认，企业家中确实有不少凭德凭才为社会带来财富的优秀分子。但是，同样无法否的是，在过去的28年里，无数的企业家在参与走私、偷税漏税、造假帐、欺诈行骗、制造不良贷款、掠夺国有资产……。即使没参与这些勾当的，也未必是不想、不敢，而是苦于没有机会，只要有机会，几乎都是照干不误。从总体上看，企业家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对形成社会的严重不和谐起着极为恶劣的作用！企业家对“改变中国”所起的双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此现实，能把企业家说成是“最优秀分子”吗？如果只把好事归功企业家，坏事统统与企业家无关，这岂不与“清官是官、贪官不是官”，或“好人是中国人、坏人不是中国人”的说法一样荒唐吗？

其实，企业家队伍与其他职业群体一样，都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其中，优秀分子毕竟只占少数。如果从人格、品行、道德的角度来看，整体上的企业家素质远不如其它职业群体，甚至可以说，“最优秀分子”的称号，绝大多数企业家根本就不配！“十商九奸”的古语便是写照！这并不是对企业家的故意贬低，而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从理论上说，企业家不过是资本人格化的代表，而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欲壑难填、永无止境。企业家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地整合各种资源，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利润，而不是为了财富本身，财富只是利润的载体。财富只是企业家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其真正的目的。但他们总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说法来掩盖真实的目的，如果只创造财富而没有利润，这样的事企业家是从来不干的。反之，只要有利润，即使不创造财富，企业家也不会放弃这种机会。为了利润最大化，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企业家就会不择一切手段，《资本论》中描述的资本为了300％的利润可以不惜冒上绞首架的风险，现实生活中一批又一批企业家进大牢，完全应验了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说法至今尚未过时。因此，企业家“被人看不起”、“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种状况，不是什么人故意强加上去的，而是企业家的本性和行为决定的。只要这种本性不变，社会对企业家的这种评价也不可能因为企业家带来了财富而改变。当然，企业家更不会因“被看不起”而改变自己的本性，也决不会因此而不发展、不成长，他们连冒上绞首架的风险都在所不惜，“被人看不起”又算得了什么？资本趋利的强大动力令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他们人生的最高信条，所以，张维迎完全不必枸人忧天，瞎操心“企业家的成长”会受什么舆论的影响！

在“马无夜草不肥”、“成者王、败者寇” 的人文环境里，想要企业家不犯事也难。企业家的职业环境，充满残酷的竞争，也迫使企业家难以洁身自好，充其量也就只能守住不犯法的底线，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打擦边球正是商家高手的绝活，道德的防线根本不在话下，利益的诱惑无情地在摧毁人格、良知、信仰……，即使雷锋再生，一旦成了企业家，恐怕也难免不做“黑心老板”。这种职业特点，不能不使企业家犹如一个铜板的二面，一面是“成功人士”，另一面是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就看有没有被举报！从“成功人士”瞬间变成罪犯或犯罪嫌疑人，早已屡见不鲜。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尚且如此，要是法制健全了，这样的案例岂不更多？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每一个巨大的财富背后，必然有一个重大的罪恶。”活生生的现实，怎么可能令人相信“企业家是最优秀分子”的鬼话呢？

“为官不德”、“为富不仁”是社会的常态，如今在人人都想发财的潮流中，人们不去揭企业家的老底，已经相当给面子了，宽容也使老百姓学会了睁只眼、闭只眼。但张维迎不识时务，非要说些令人作呕的话，那就逼得人家只好把话说说清楚了。企业家毕竟不是慈善家，即使企业家本人，也往往只敢自称自己是好商人，而不敢轻易标榜自己是好人，更没几个企业家敢于坦诚自己的发家史。张维迎想拍马屁也不该这么拍吆！

伪命题之二：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张维迎说，“企业家改变中国，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这句话的意思是：房地产企业家是房地产业

的代表，“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可表达为“沒有房地产企业家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企业家是社会的最优秀分子，房地产企业家更是最优秀分子了！

正当房地产商遭到社会普遍的质疑、在一片斥责“黑心房地产商”的咒骂声中，张维迎恰恰站出来为房地产商高唱赞歌，而且他的赞颂之词，把“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等同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把房地产商吹捧到如此之高，这种说法，充分展示了张维作为资本代言人是如何为其主子卖命的形象！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对改变中国的巨大作用，确实名不虚传。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满眼都是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包养情人的豪宅别墅、寻欢作乐的五星级酒店、藏垢纳污的夜总会、世界最顶级的政府办公大搂、进行权钱交易活动的高尔夫球场、显彰官员政绩的城市广场、为官员争面子的形象工程……。唯独没有的东西就是穷人的住房！房地产业大发展的最大成就，恰恰就是让穷人永远买不起住房！

当然，张维迎是从不考虑穷人的住房问题的，认为那是政府的事，根本不是他要“研究”的课题。他需要操心的是如何为房地产商对付中央的宏观调控而出谋划策。如所周知，房地产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行业，秘诀全在“攻关”：房地产商看中某块地后，先对地方政府“攻关”，拿下地后便向银行“攻关”，有了贷款之后再回过头向政府“攻关”——修改规划图纸，把原方案的建筑面积扩大几倍，最后巨额利润便会滚滚而来，官员、行长、房地产商“三赢”，共同赚得钵满盆满。所以，只要具备“脸皮厚、心肠黑”的条件，阿猫阿狗都能当房地产商，皆能成为张维迎说的“最优秀分子”！

而在拿地、贷款等一系列“空手掏白狼”的把戏中，房地产商又很少不采取商业贿赂手段，所以，房地产业也就成了中国最大的腐败重灾区。从乡镇干部到政治局委员，凡因腐败落马的，几乎没有与房地产无关的。仅2006年下马的高官就有，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天津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青岛市原市委记书杜世成……。靠腐败支撑的房地产业，与其说“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中国的今天”，还不如说“没有腐败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更为确切！“国六条”、加息、90平米70%、限外、征税、收紧土地审批权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难见成效，反而成为房地产商的笑柄，就是因为它没有击中要害。其实，只要真心反腐败，不出一个月就能把房地产调控下来！

张维迎深知民众对房地产业中腐败的痛恨，为此，他“以攻为守”大赞特赞房地产商，可谓用心良苦！尤其在土地问题上，由于拿地是经营房地产的核心，所以，张维迎特意要为房地产商如何获得土地出些主意，并为房地产商在城市的野蛮折迁、在农村的强行征地找些“合理”又“合法”的依据。

张维迎说，城市里很多国有企业(或城市居民)处在黄金地段，但“抱着金饭碗讨饭吃”，不如“把土地一转让”，土地“成百上千倍地增值”，不仅可以安置职工，还有钱可以搞城市建设；对于农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只要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卖地时就可以“按市场规则”与政府和房地产商讨价还价。只要土地到了房地产商手里，“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了。……张维迎这些零零碎碎的话语，表明他在绞尽脑汁替房地产商策划“点石成金”的主意！

一、城市国有企业卖地，其实就是卖国有企业本身，这是张维迎的一贯主张。把卖掉企业的钱来安置职工下岗、并作为地方政府搞市政建设、形象工程的资金来源，这也是他自认为的好主意。但这种贱价买断工龄，使大批下岗职工沦为城市贫困群体，而房地产商则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大发横财，这是不是在人为制造社会的不和谐？

二、城市里的国企土地或居民宅基地转让，关键是补偿问题，而房地产商却故意压低补偿，使转让土地的企业和个人不仅没有因土地“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而致富，反而要倒贴重置成本，为此，在强制拆迁过程中，人为制造了无数悲剧，甚至发生多起血案。张维迎为受害者说过一句公道话吗？

三、对于农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话倒是说得好听，张维迎明知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不可能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他故意空谈不可能的事，实际上就是说，在现行条件下，房地产商通过地方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制造大批失地农民，甚至动用警力拘捕拒迁农民，都是“合理”的。谁叫国家不允许土地私有化呢？张维迎的这种逻辑，可谓得了便宜又卖乖！因为正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才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能够勾结起来强行征地，才有这种野蛮拆迁、任意逮捕拒迁居民的自由！这正是张维迎竭力鼓吹的“竞争自由化”！这种自由是政府和企业家可以胡作非为的自由，也是民众只能受欺压、受凌辱的自由。印度是土地私有的民主国家，政府和企业家不可能有这种强征土地、野蛮拆迁的自由，所以，印度的基础建设、房地产业永远落后于中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曾想在波茨坦建造一座行宫，却遇到一位死不肯搬迁的“钉子户”，皇室运用权力强行拆迁，结果被“钉子户”告上法庭，法庭判令皇帝“恢复原状”并赔偿拆迁造成的损失。这种中国人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恐怕正是张维迎最忌讳制度！所以有人(张五常)说，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经济学家们常常把一些昏话当作“理性思考”的高论来唱，不能不令人目瞪口呆，除了哀叹：鸣呼！只能无言以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农民真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绝不可能会有房地产商的今天，房地产也绝不可能“改变中国”！

四、张维迎竭力吹嘘房地产商通过改变土地用途、重组生产要素，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种垃圾语言，不仅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而且也颠覆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源泉，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都承认的基本原理。创造财富的概念不等于是赚钱、创收、创造经济效益；反之，能赚大钱、能创收、能创造经济效益也并不一定都是创造了财富。把赚钱、创收、创造经济效益等同于创造财富，完全是一种误区。许多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未必都赚钱和有经济效益；而能赚钱、能创收、能创造经济效益的经济活动，也未必都创造了财富。第三产业可以使有些人赚钱、创收，但并没创造财富。甚至走私、偷漏税、行骗、卖淫……也能赚钱、创收，但都没有创造财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过是重新瓜分财富的“零和”游戏，尤其是虚拟经济的资本运作、证券买卖等，更是如此。房地产商手里的土地、资本，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企业家对劳动、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的整合与重组，只能说是为社会带来了财富，而不是“创造”了财富！房地产业的财富是建筑工人、设计人员创造的，把经营管理视为创造价值的活动，早已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张维迎彻底抛弃劳动价值论，恰恰证明他不过是个资本代言人而已。

伪命题之三：地方政府有功无过

当专访记者问张维迎，如何看待有人指责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在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征用农民土地中的恶劣行为等问题时，他一言以蔽之：“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并逐一加以驳斥。

他说，地方政府“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他批评“有人认为地方竞争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并强调今后“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面对社会舆论对地方政府的各种指责，他仅仅承认“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例如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等。”即便如此，他也作了开脱的说明：“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至于腐败问题，他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人们并没忘记他过去曾经大力鼓吹腐败的“功劳”，称赞官员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简而言之，张维迎所说的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地方政府只有功、而无过！

中国老百姓历来把官员当作“父母”，只要地方政府做了好事，民众都是永远感恩不尽的，谁也没有否认、更不敢否认地方政府的成就与功绩，但是，如果因为地方政府有了成绩，便可否认它的过错、过失，那就成了张维迎的伪命题了。

这里要追问的是，一、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有功无过？二、张维迎为什么如此反感民众对地方政府的的质疑？

中国国情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同时兼有管理社会和经营国有资产的二种职能，也就是张维迎说的“角色冲突”。为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政企分开，让国有企业尽可能退出竞争领域，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弱化干预经济的职能、强化社会管理的职能。28年的改革实践表明，通过整合、重组、变卖国有企业，除了保留一部分骨干大型国企，其他的基本上都股份化、民营化(私有化)了。地方政府在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确实如张维迎所说的，起了“重要动力”的作用。本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革，政府应该随之转变职能。但是，改革的结果并非如此，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号下，不仅没有弱化对经济的干预职能，反而在干预过程中使政府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主体，明目张胆地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又在市场化的旗号下，不仅没有强化社会管理的职能，反而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应由政府承担的公益事务推向市场，由此形成一大堆社会问题。地方政府这种背离改革目标的一系列做法，以“诸侯经济”向上与中央分庭抗礼，使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用地方土政策扭曲宪法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又在管辖范围内合谋哄抬房价、挪用社保基金、抵制绿色DGP、大搞教育医疗的泛市场化、以腐败拉大贫富差距……。地方政府如此严重的过失、过错，难道不是事实吗？用DGP高速增长的成绩就能掩盖得了的吗？如果让老百姓给地方政府的功过打分的话，也许“有过无功”、“小功大过”的说法不一定恰当，但“功过参半”的评价就相当客气了！

当然，平心而论，地方政府所犯的这些严重过失、过错，责任不全在地方，最主要的原因是考核官员政绩的错误指标造成的。用GDP和招商引资规模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不仅不可能实行政府的职能转变，反而可以用“发展是硬道理”为籍口，成为强化政府干预经济职能的依据，从而削弱管理社会的职能，使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公益事务不被重视。而政府在强化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又势必陷入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腐败泥潭。

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民众选举谁来执政，只看谁能为老百姓带来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福利、更好享受国民教育与医疗待遇，而且还得少交税……，老百姓是不会用什么GDP和招商引资规模指标来衡量政府政绩的！因此，只有彻底改变考核地方政绩的指标，设计一套科学的考核政府本份职责的指标，把GDP和招商引资考核指标，改为就业增长率、社会福利增长率、教育与公共医疗投入增长率、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的绿色GDP、治安与交通条件的改善……等指标，才能真正实现弱化政府干预经济、强化管理社会的职能转变，才能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真正归位把政府该管的事管好，不该管的别乱管！

但是，“理性思考”的张维迎，坚信自己的“正确观点不能靠投票”的逻辑，凡民众批评的事，他总要倒过来加以赞扬。所以，民众指责“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他偏要说，那“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出去才行。”

其实，民众并不是不要GDP增长，而是不要“片面追求GDP”，因为片面追求GDP，不仅造成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更重要的是它脱离了民众利益，民众不能从这种GDP中享受到什么成果！这种GDP只是为地方官员充当脸面、升官发财的GDP，是空心的、野蛮的GDP，甚至是损害民众利害、腐败的GDP！

统计显示，2006年广州市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但广州人过的是发达国家生活吗？这样的数字游戏对谁有意义？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陆大道，以“触目惊心”来形容目前各地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的城镇化“冒进”现象：中国已有48个城市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由此造成“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困境的失地农民越来越多。2004年底已有5670万农民失去土地，估计到2020年，失地农民还将增加6,000万。地方政府按照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三倍、四倍进行城市扩张，在市区、开发区修建大马路、大立交、大绿地、大学城，导致城市发展空间严重失控。尤其在兴建奢侈的政府办公大楼中，成片成片地摧毁民居和耕地，配以几百亩或者上千亩的广场，并在附近建设豪华的会展中心，或人工景区。2006年9月7日公布的“绿色GDP ”(绿色GDP是指从传统的GDP 中扣除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成本)账单显示，中国一年环境污染损失5118亿元，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造成大量村庄被毁的行为依然从未停止，绿色GDP却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有不少省份要求退出核算试点。地方政府不支持绿色GDP测算，绿色GDP动了他们的“奶酪”。只讲求经济效益，而不讲求社会效益，一些地方“哪怕污水滔天”也不管不问。……

这种“世界奇迹”的GDP，难道不是胡乱投资吗？在资金流动性严重过剩和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在盲目投资，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GDP所发生的胡乱投资，不进行宏观调控能行吗？然而，张维迎竟然说“不是问题”。

对于“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的问题，张维迎认为，“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完全是推卸责任。”那么，是谁在推卸责任？张维迎说，“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他所指的有些政府部门，显然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的某些部门，即推高房价、老百姓买不起房的责任，不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而是在中央政府！为此，他明确反对中央收紧土地审批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理由是“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有了寻租的机会”，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说，出现更多的腐败。”这话不仅表明了张维迎反对削弱地方政府权力的立场，而且也道出了土地审批中腐败现象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真相，这正暗示了地方政府掌握土地审批权的腐败现象其实并不少。

张维迎认为房价降不来，是市场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要应付一下“老百姓抱怨房价”，

只要“针对房价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意思是说，房价高企是市场供求形成的，不能怪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老百姓不该把怨气撒到地方政府头上！至于穷人的住房怎么解决？张维迎认为那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宏观调控爱调不调，但决不允许损害富人的利益！“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想靠同情、怜悯使他(穷人)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的这些话语，令人可以感觉到，他对构建和谐社会、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充满了抵触情绪。这不能不令人要问：张维迎为什么只为地方政府评功摆好，避而不谈地方政府的过错？为什么他对民众质疑地方政府，如此反感，非要唱反调？

其实，从张维迎赞扬地方政府作为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即私有化)及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话里，已经有了答案的线索。因为在漫长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无论“两权分离”时给谁承包、承包基数是多少？还是在“国退民进”中国有资产如何估值？国企卖给谁？卖多少价？……最终都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因此，在暗箱操作国企私有化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培植了一批又一批象牟其中、周正毅、顾雏军、张荣坤那样的私人老板(即张维迎所说的民营企业家)。地方政府需要这些企业家来增大GDP，既显彰地方官员的政绩，又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而企业家则更需要地方政府这顶大保护伞，获得土地、资金、资源各方面的支持，以便做大做强。这样，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便形成了一条绳子上两只蚂蚱的密切关系，不仅桌面上需要这样的官商关系，桌面下的权钱交易更需要形成这样的关系。他们一起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好事，又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既勾结又博弈的关系，使企业家时而被地方政府捧上天，时而又成为阶下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总的来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作为资本代言人的张维迎十分清楚，地方政府这个靠山绝对需要保护，质疑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是质疑企业家。民众指责地方政府对他来说，感觉上就象有人指着和尚骂秃子。民众批评的板子虽然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却痛在资本代言人张维迎的心上。尤其在GDP和房地产问题上，一旦揭开真相，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丑恶关系便暴露无遗，如果再刮“反腐风暴”，则二者全完了。这种利害关系，迫使张维迎必须与民众唱反调，不仅要把片面追求GDP说成是“不是问题”，而且要彻底否认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并把穷人买不起房的责任推给中央。尤其要回避地方政府腐败的问题，以免影响他对地方政府的歌颂。可见，张维迎为了“反驳”民众的舆论，可谓费尽心机，他只说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功绩，闭口不谈问题！这正说明，张维迎是典型的腐败官员、行贿商人、无良学者“铁三角”的铁杆分子！

伪命题之四：不打仗就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是被张维迎赞赏为“改变中国”的又一个“功臣”。

他说：“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对“外资并购会不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的问题，直言：“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如此“理性思考”的“高论”，可谓张维迎的又一个伪命题，足以令人晕倒！

引进外资企业，究竟是如何在“改变中国”？这与企业家、房地产、地方政府“改变中国”一样，也是表现在二个方面。从正面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每年100亿美元、90年代每年500亿美元、21世纪每年600亿美元的平均速度，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以来，确实促进了GDP增长，扩大了进出口贸易，提供了2400万个就业机会(尽管与国有企业下岗的6000万人数相比还不到一半)，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加快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但是，从负面来看，出现的问题却更多：⑴本来，引进外资的目的不仅是要利用外国资金，还要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及先进管理办法。但实际结果只达到了利用外资一个目的，其他三项基本都没实现。引进的设备大部分是二流、三流，甚至是淘汰的设备；先进的核心技术人家不给，想用市场换技术又屡遭失败；虽然引进了某些公司治理的先进管理办法，但引入更多的却是资本主义最早期的“血汗工厂”制度，加班加点、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打骂工人……，并迅速扩散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启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⑵培植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内奸、洋奴、卖办、出卖国家利益的新阶层。⑶外商用“高价”进口设备、原材料，“低价” 出口产品，赚取超额利润，并以“虚亏实盈”逃税，每年避税300亿元以上。商务部部长薄熙说，从1990～2004年，在华投资的40万家外资企业，其中28万家已经汇出利润达2500亿美元，平均每年盈利170多亿美元。⑷外商享有“超国民待遇”，打击、挤压民族经济。⑸中国成了劳动力、土地、资源最低成本的“世界加工厂”，油、电、煤、水等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付出了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⑹外资企业的“鲶鱼效应”变成了“吃人鱼效应”，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已有21个行业被外资所控制，并不断扩大并购范围，深入到金融、机械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出现中国经济逐步殖民地化趋势。⑺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无法不依赖外资，一旦外资撒走立即崩溃的境地，犹如吸毒者无法离开毒品、但过量吸食就会死掉一样，目前过多的外资已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人民币不得不升值、贸易失衡、资金流动性泛滥的怪圈之中。……

但是，张维迎对外资“改变中国”的作用，只说正面的效果，不谈负面的效应。眼晴里只有GDP和利润，其他的都“不存在”！只要外资能带来GDP增长、为资本带来利润，管它什么“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国家利益、经济安全……！
    唯一令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外资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他说：“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中外企业的平等待遇问题，虽然与经济安全有关，但毕竟是二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解决中外企业的平等问题，并不意味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即使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享受同样的待遇，也不能不对外资有所限制。对外资有所限制，决不是张维迎说的“毫无意义”。 但是，张维迎对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毫无兴趣，似乎只要“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经济安全问题也就解决了。

从国际惯例看，世界各国都会从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对外资的进入与并购有所限制。因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主任张国宝明确表示，严禁承担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任务、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简单地一卖了之。“如果任由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国家将失去对装备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和国防体系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并强调，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要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产业安全为前提。但是，张维迎反对对外资设限，认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他以打不打仗、有没有粮食吃为标准，对“经济安全”的概念作了全新的诠释，那怕中国沦为殖民地，只要有地方种粮食、有饭吃，就“没有经济安全问题。”似乎国人关心经济安全问题，纯系吃饱饭没事干，在瞎掰！张维迎对经济安全问题“重新考量”的这番昏话！能不令人晕倒吗？

伪命题之五：对民营企业的态度是爱国主义的问题

如果说张维迎把民营企业的平等待遇问题，等同于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那还只是学术上混淆了二个概念而已。但是，他又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这可是从政治上给人施加压力了！

如果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那么，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岂不更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照此逻辑，也可以说：“爱一个国家，就要支持国有企业，瓦解国有企业，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延伸下去，还可以说：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也是一个爱国主义问题，爱一个国家，就应该让老百姓都有房住、都有书读、都有医疗和养老保险、都有工作做……；如果老百姓没房住、没书读、看不起病、养不了老、没工作做……，就是对国家利益的最大损害。这样表述爱国主义，岂不是更好、更全面？

但张维迎单单只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不说其他，这正表明“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不过是个伪命题！

虽然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的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至今仍有不少条款还没有落实。但是，相比较，有关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环保、三农……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甚至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都还远未落实，即使2006年新出台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至今也不能全部落实不来，这又该怎么说呢？这些更表现为爱国主义的大问题，为什么张维迎就不说了呢？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缩小贫富差距，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建设新农村、加强环保等，远比落实“36条”，显得更为迫切！张维迎不仅没有为建设和谐社会呼喊点什么，反而一味站在资本利益立场上，竭力反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说什么“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而他所维护的民营资本利益，不过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却冠以“国家利益”，拉大旗作虎皮，想吓唬谁？

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国家利益”？恐怕都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国家利益是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利益，民营资本的利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民营资本的局部利益来冒充国家的整体利益，显然是在偷换概念。既然要讲爱国主义、国家利益，那么，起码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做起，不去损害国家的利益。比如，不偷税漏税、不瓜分、不流失国有资产、不破坏自然资源、不污染环境、不要让老百姓买不起房、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养不了老……。如果企业家只顾增长GDP、只顾增加自己的利润，不顾老百姓死活，不顾祖国山河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这能叫维护国家利益吗？能叫爱国主义吗？现在的怪事恰恰是，明明在损害国家利益，却自我标榜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作贡献”！张维迎连“爱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含义都没搞懂，有什么资格高谈“爱国主义”“国家利益”？

奉劝张维迎一声：民营企业该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别拿“爱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帽子来说事！

伪命题之六：保护工人利益会带来严重后果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维迎一边为维护资本利益集团大声疾呼，一边却明目张胆地挑战维护劳工权利的国家法律，开公反对中央用法律来保护劳工的权利！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专访中，张维迎主动谈起对修改《劳动合同法》的看法。他说：“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因为实施新的劳动法后，“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劳动部门不管你的企业搞得好不好。按照这个规定，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账，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有点像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深究起来他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我们的国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的劳工大众，已经从国家的“主人翁”，彻底沦落为臭苦力。无论是外国资本家、还是本土资本家，都在用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手段拼命压榨他们的血汗，其悲惨境地，远远胜过恩格斯在160多年前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在过去28年的时间里，维护资本家权利的法律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却没有一部法律能够真正维护劳工的权利。因此，“血汗工厂”制度遍布神州大地，不仅劳工工资被压在最低线，而且还常常被扣克、拖欠。以至引得温家宝总理不能不流下同情的泪水，亲自为工人向资本家讨欠薪。这种劳工权利受到肆无忌惮的侵害，全球独一无二，而这种现象恰恰发生在工会组织十分健全、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可谓世界奇观！外资企业过去误以为中国工会会象西方工会一样，为维护劳工权利持以强硬立场，故而长期反对成立工会组织，后来又纷纷同意成立工会，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工会并不完全代表劳工权利，仅仅是一个协调劳资关系的中介组织，并不对资方利益构成任利威胁。所以，中国的劳工大众一直是任由资本利益集团宰割的羔羊。2006年6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副部长陈杰平终于说了句良心话：“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加班成为企业文化一部分的今天，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猝死，劳累、生活不规律、开夜车、高度紧张是最大诱因。”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劳动法》作了适当的修改，虽然执行起来的效果还不得而知，但毕竟为保护劳工的权利提供了最起码的法律保障，这是值得庆幸的！

可是，修改过的《劳动法》却刺痛了张维迎的心，说它“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他所说的“严重不利后果”，无非是指劳工大众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由资本家宰割的羔羊了，劳工大众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的权利了。这种“后果”只有对资本家来说，才是“不利的”、“严重”的！这是西方国家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成果，是处理劳资关系的先进经验，也是改善中国社会和谐的进步表现。但是，却把张维迎吓成那个样子，令他满腔的悲愤宣泄不止。他把过去28年长期剥夺劳工权利的不正常现象，当作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把今后劳工权利受法律保护，视为“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如此颠倒是非，张维迎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岂不昭然若揭？

一个农家子弟，靠劳工大众的哺育，不用交学费就上了大学。但是，当了大学教授后却翻脸不认人，连替劳工大众说话公平话也不愿意，劳工大众是不是应该剥夺这种人的一切？

伪命题之七：国有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依据前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国有企业，既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更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企业。其弊端多多，已为所有经济学家所指诟，在此不必赘述。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使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了，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虽然名义上还称为公有制经济，实际上早已变为名符其实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都已实行雇佣劳动制，劳动力已经成为商品，工人所得的仅是其必要劳动的价值，剩余价值统统被官僚资本无偿占有，而国企高管阶层通过超出自身必要劳动价值数十倍、数百倍的高薪政策、启动股权激励机制、MBO等形式，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瓜分。由于这种官僚资本企业目前在国家的一些重要行业霸占着垄断权，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张维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并不相容，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因为“国有企业像残疾人”、“是懒汉”，其“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物权法》并不能解决国有资产不受侵害。国有企业也无法靠自身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它只是靠处在产业链上游的垄断地位、靠“一种全员 (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及普通员工)寻租”在维持生存。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民营企业在竞争行业的发展。”因此，他从“冰棍理论”出发，认为国有企业的出路，最好是统统卖掉、卖光，以此消除垄断，来“真正创造效益”。

张维迎的改革思路，概括而言，就是国有企业都不好，应该全部“消灭”。不可否认，国有企业的弊病确实不少。但是，如果据此判定国有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只有私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恐怕又成了一个伪命题了。

新自由主义理论从来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只对自己的东西负责任，只会做好属于自己的、对自己有好处的事。从这个哲学理念出发，它一直主张产权必须私有化，认为只有明确产权的私有，业主才会对自己的产权负责，才会形成责任与权利的匹配。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而且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人格缺位，无法令责任与权利相匹配，从而滋生各种弊端，因而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其实，这种理论有失偏颇。企业究竟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产权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虽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全部。美国每年就有500多万家私人企业在破产。中国也是每年有大量的民营企业维持不下去；反之，在竞争性行业中也有国有企业办得非常成功的，不见得都是靠“全员寻租”在维持生存。决定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完全取决于产权关系。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早已把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产权的约束作用已大大弱化，即使是私人企业，也都委托给职业经理人在经营。经营权层面上的责任与权力匹配，比所有权层面的匹配，对企业的竞争力显得更为重要。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再表现在“只有自己的东西才会做好它”，竞争力取决于公司运作的人才、组织形式、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设计，以及各种管理、经营、行政的技巧等。这一切，又有懒于理念的创新。所以，在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产权关系的权重意义，越来越被弱化；企业究竟是私有？股份制？国有？已经不再显得那么重要。正如IBM创始人托马斯所说，“一个公司的成败，并非得力于组织形式及行政技巧，而在于信念的力量，以及信念对组织成员的吸引力。信念给人以灵魂，没有什么能比灵魂更能让组织成员产生驱动力的了。”黑格尔也说过，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某种思想。因为人的行动来自思想，先有思想才有行动。

所以，国有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真正的出路是改变理念，用新的理念重塑企业的运作机制、架构与组织形式，并非一定要走私有化道路不可！如果没有新的理念，即使私有化，也未必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其实，私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私有企业，也照样存在国有企业的那种机构臃肿、繁文缛节、官僚主义、铺张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俄罗斯、委内瑞拉反而搞起了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改革，恐怕未必全是政治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不能通过理念的创新，来重新塑造国有企业，只知道一味地卖！卖！卖！只能说明改革者的智商低下，不够资格谈论国企改革的话题！

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弊端，究其深层根源，与其说是产权的人格缺位所为，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一党专制所致！人格缺位的问题，又何止是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这个执政党、这个国家的运作，难道没有人格缺位的问题吗？难道责任与权利都匹配了吗？张维迎等自由主义人士一味批判国企的垄断、没活力、没效益等等，说穿了，无非是想把国有企业统统卖掉、瓜分掉！既不是出于真正想搞好国有企业，也没有那个能力来搞好国有企业！最近国资委提出7个行业必须由国企垄断、某些行业还要国企绝对控股的改革方案，张维迎除了耿耿于怀发点牢骚，还能说些什么呢？有什么高招拿得出来吗？

时至今日，官僚资本的国有企业依仗自己的垄断地位，不仅获取垄断利润，而且滋生腐败，已遭国人的痛恨。但是，张维迎们批判国企垄断的真正用意，其实是想通过打破行政垄断，放宽准入门槛，为民营企业扩大地盘。所以，反垄断问题，表面上是垄断与自由竞争的矛盾，本质上却是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矛盾。这种狗咬狗的争斗，对民众来说，有多少实际意义？可以设想：如果消除行政垄断，所有行业都向私人资本开放，经过若干年的竞争，必然还会出现新的市场垄断，届时都成了私人资本的市场垄断，那么，目前存在的官僚资本垄断的种种弊病，难道在未来的私人资本垄断中就不会重现了吗？

伪命题之八：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

若干年前，张维迎曾因鼓吹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令国人大跌眼镜。后来又因竭力呼喊“赦免资本原罪”，而博得了企业家们集体排队给他鞠躬的感谢。去年，因为发表了被称为“舆论轰炸下逼出的大实话”——《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提出“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反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的观点，又赢得了包括原先批评他的人在内的很多人的赞赏，认为他的这种醒悟，“终于回到了民众的立场”。果真这样吗？

当然，应该承认，张维迎对反腐问题的进步还是有一点的。这主要表现在从制度的层面研究“原罪”、“红包”等腐败问题了，这与以前鼓吹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的张维迎相比，确实犹如换了一个人。遗憾的是，他从制度上研究腐败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腐败严重的根源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反腐败的根本办法是削减政府权力。”这恐怕又成了一个伪命题了！

他说：“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许多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属于公民应有的商业活动的权利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进行投资都需要政府批准，使得很多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特殊手段(其实就是行贿手段，但张维迎心疼用‘行贿’二字)去‘赎买’这些权利，由此产生了权钱交易”“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还可以“利用民意扩权牟利”“如果把腐败简单归结为人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的本质”对于“医疗领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张维迎认为“不能归咎于‘市场化’，而应归咎于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是“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导致了严重的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再加上价格管制，又导致了药品回扣、收红包等医疗不正之风。”……所以，“中国社会要想减少腐败，必须削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这些话，作为描述腐败的社会现象来说，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把它当成制度层面研究腐败的学术成果，那就太失水准了！

从制度层面揭示腐败的根源，需要回答的是：是什么东西在使权力产生腐败？难道只是权力的“过大”使权力产生腐败？权力“不大”、或权力“不大不小”、甚至权力“过小”就不会腐败了吗？现实生活中即使没有权力，也在滋生腐败，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要说政府的权力“过大”，莫过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权力“更大”，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多少腐败呢？显然，张维迎的研究结果是不及格的！

其实，权力会不会产生腐败？问题不在权力的“过大”、还是“过小”，而是在于权力有没有被资本化？权力本身没有任何罪过，有罪的是转化成资本的权力！只要权力没有转化为资本，即使“过大”，甚至“极大”，也不会产生腐败；反之，权力一旦转化为资本，那怕只有芝麻绿豆似的一点小权也会滋生腐败！甚至没有权力的人，只要令自己的良心、人格、道德转化为资本，也照样能够滋生出腐败来！

因此，仅仅缩小政府的权力，并不能真正解决反腐问题，更不能作为反腐之本！缩权，连“治标”都谈不上，岂能“治本”？权力的“过大”，或“缩小”，不过是“量”的区别，文章的要害应做在“质”上，而不是“量”上！为此，真正的反腐措施，必须是切断权力转化成资本的过程！

以张维迎所举之例来分析：他认为办企办、搞投资这些“本来属于公民应有的商业活动的权利”，由于被政府垄断，有人不得不去“赎买”这些权利，才“产生了权钱交易”。其实，这个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腐败的源头并不是“权力”本身，而是在“赎买”权力的行为！在旧体制未经合法程序改革之前，有些商业活动必需经过审批，政府部门掌握审批权是一种依法办事的正当行为。如果有人用行贿手段去“赎买”，就是以犯罪手段把权力转化成资本。在这里，“赎买”行为是腐败之因，权力变为资本则是其果。这是一种因果的关系，而不是张维迎所说的“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并列关系。腐败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反腐措施没有去斩断腐败的源头，不去消除腐败之因，仅仅打击其果。虽然严惩了“源尾”，却宽容了“源头”，怂恿了行贿者继续把更多的权力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可见，真正的反腐之本，并不是什么对政府的“缩权”，而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依法办事！即使现行法律法规已经滞后，显得多么不合理，也只能先执行了再说。如果要“特事特办”，则必须完全透明操作，绝不能暗底私下交易！并尽快修改现行法律法规，通过合法的程序让不合理的旧法，变成合理的新法，这才是真正的反腐之本！

张维迎只知道为资本利益集团鸣冤叫屈，把腐败之源归咎于政府权力“过大”，把企业家的行贿、“赎买”说得那么的“无奈”“迫不得已”，竭力为“原罪”开脱。按照他的逻辑，即使政府“缩权”后，“企业家”依然可以认为政府的权力“不合理”，依然可以置现行政策和法规法律于不顾而去“合理”行贿，依然可以认为“赎买”是出于“无奈”和“迫不得已”。张维迎的这种反腐药方，能治理腐败吗？

虽然张维迎自称这种反腐的“理性思考”，是“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和对策”，但他的诊断却都是错的！他所认为腐败的原因，不过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权力“垄断”。其实，这仅仅是“病因”，并不是“病根”，所以他开出的“缩权”药方，根本就治不了腐败！

对医疗问题，他完全否认“看病难”“看病贵”与市场化的关系，把医疗领域的腐败统统“归咎于政府对医疗供给的垄断”“导致了严重的供给不足”“再加上价格管制，又导致了药品回扣、收红包等医疗不正之风。”

如果说，老百姓看不起病与政府的医疗管理体制没有分为不同层次、对公益性的医疗投资不足等等有关，还是说得过去的。但张维迎却把问题归咎于政府对医疗资源的垄断，归咎于医疗供给不足，那就几乎是胡说八道了！

医生行医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是各国政府的通常管理制度，也是一种国际惯例，谈不上是政府垄断医疗资源。事实上，现在够资格、有条件办私人诊所的医生，很少没有不被批准的。反倒是大量没条件、不够格的“医生”，都在办“黑诊所”、建“黑医院”。医疗领域早已不是医院里人满为患，而是门可罗雀。所以，老百姓看不起病，绝不是什么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而是泛市场化的医疗改革所致！医疗领域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市场化使医疗资源统统转化为资本，医疗事业已经失去了公益性，失去了“治病救人”的功能，转化为只顾赚钱的资本功能。这才是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本质原因！

教育领域中老百姓读不起书，也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权力，还是医疗、教育等等，本来都是不会腐败的东西，但市场化的改革却使它们都变成了商品。当整个社会都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原则来运行的时候，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势必会依据自身的资源来获取各自的利润，这样，凡能够带来利润的东西，无论是权力、医疗、教育，还是肉体、良心、人格、道德等等，也就统统转化为资本了。因此，就市场经济的本质而言，它是以激活并膨胀人性之贪婪的经济形式，也是刺激并鼓励人去犯罪的经济形式！它通过组合资源的配置，一方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视各种压抑贪欲的观念、信仰、道德、法律为障碍，无情地加以摧毁，从而滋生各种犯罪活动。对此，西方国家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良的道德教育和神圣的宗教信仰，作为三重约束机制，来制约市场经济的罪恶本性。即使如此，市场经济的各种犯罪活动依然无法根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既缺乏健全的法律，道德又已沦丧，更没有宗教信仰的约束，于是，短短的28年，中国便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滋生腐败的温床和犯罪分子的天堂。而且，腐败早已超越政府权力的范围，扩散为全民腐败、全社会腐败。人人嘴上咒骂腐败、心里却渴望腐败。腐败已经浸透到中国人的血液里、骨髓中，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

在这样的“中国特色”国情下，想靠缩小政府权力就能治腐败？恐怕只有张维迎这种痴人，才会说出这样的梦话！拉倒吧！

如果真的要反腐败，最有效的办法是搞群众运动！如果不搞群众运动，就只能靠法治，即健全法制，严格依法办事。真正实行司法独立，排除任何党、政干扰，严格执法，对一切犯罪活动严惩不怠！无论“原罪”、现罪，一律严加惩处！否则，全是空谈！

伪命题之九：伟人做事只讲“合理”不讲合不合法

2006年9月，张维迎荣升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立即对学院的办校方针作了新的定位，提出“光华是培养精英的学院”的办校目标。并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对“精英”的概念作了具体的阐述。

张维迎说：“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可以想象得到，当张维迎以“培养精英”的精英的姿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必定是踌躇满志、一派春风得意的样子！

但是，仔细观看张维迎所说的“精英”标准，令人感到，似乎套在黑社会分子或蹲大牢的罪犯的身上也挺适合！因为这个“精英”标准，虽然罗里罗嗦，却唯独缺少“为人民大众服务、献身”之类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这些内容，这样的“精英”，就不能不令人怀疑，究竟与黑帮分子或蹲大牢的罪犯有多少区别？

张维迎阐述“精英”的概念，还只是在开导学生“怎么做人”，接下来，更精彩的是，张维迎要教导学生“怎么做事”了。

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也是衡量一个人做事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准。”“在现实中，‘道’——或者叫‘理’，跟法律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所谓‘理’，就是看你做事是否为社会创造价值。‘理’是在‘法’之上的：合理的东西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法律的制订应该按照合理的要求进行，不合理的法律是不对的。　　但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法和理之间都有很多错位，这样一来，有时候很难简单地判断违法行为是不是合理的。”“在社会中，所有人做事分为四类：合理又合法；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既不合理又不合法。最伟大的人干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合理不合理，他不管合法不合法。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想把那些合理但不合法的事变得合法。所有革命家、改革家就干这样的事。次伟大的人干事有两个标准，既要合理又要合法。合理但不合法，他不干；合法不合理，他也不干。普通人干事也就只有一个标准，只要合法，不合理他也干。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法律要求他去杀人，不合理他也去杀。这就是最平庸的人。最后是坏人，做事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他没标准，以自己为标准。”“你们很难做到伟大的标准，像孙中山、邓小平那样，但你们也不应该是平庸之辈，只对自己负责。你们就按照次伟大的标准做事：既要合理又要合法。有些合法但不合理的事，做的时候不需要承担责任，但不创造社会价值、甚至损害社会，那样的事不能干。有些合理但不合法的事，对推动社会进步是好的，但是那样做个人会有麻烦，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所以也不要做。要把对自己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统一起来，必须同时满足合理、合法两个标准。”

读了张维迎的这一番肺腑之言，确实令人“大开眼界”。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悲哀！光华学院究竟在“培养精英”？还是在误人子弟？呜呼哀哉！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道”的概念，一般是指自然法则、客观规律；“理”是遵循的意思，即遵循自然法则、按客观规律办事。所谓“讲道理”、“替天行道”都是这个意思。“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是指应按照客观规律去赚钱，不能乱来的意思。但张维迎却把“道”与“理”混为同一概念，都解释成“对社会的贡献”、“为社会创造价值”。他眼里的“贡献”，只有“创造财富”，其他的都不是。这种随心所欲的解释，真不知道是哪门子的学术流派？而且还说“‘理’是在‘法’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创造财富，管他什么违法不违法！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教唆犯罪吗？就这样的这种胡言乱语，张维迎竟然作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大言不惭地贩卖给学生，不能不让人领教了一回什么叫做“厚颜无耻”！

更让人观为叹之的是，他那整套的“四种做事方式”，实在是“拍案叫绝”！

“无知当有趣”呵！呵呵！呵呵！……

张维迎谆谆告诫学生：伟人只做合理的事，不管合不合法；(请注意，张维迎心目中的伟人有孙中山、邓小平，但没有毛泽东，这恐怕不象是粗心大意的忽略。)平庸的人只做合法的事，即使不合理，只要合法就干；坏人做事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由于伟人的做事方式，一般学生做不到，所以张维迎不要求学生当伟人，但也不希望学生做个平庸人，更不让去做坏人。他要求学做个“次伟人”，即低于伟人、高于平庸人的人。“次”，即“退而求其次”，这是张维迎常用的思维方式。当年他为腐败进行辩护的时候，也说过，腐败是一种“次选择”，不是最好，但也不错，搞点腐败“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一回，他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教导学生做个“次伟人”，即“你们就按照次伟大的标准做事：既要合理又要合法。有些合法但不合理的事，……不能干。有些合理但不合法的事，……也不要做。”

解读他的这些话，很是耐人寻味。他的“理”，就是“创造价值”、“创造财富”，通俗的说法就是赚钱、创收、创造经济效益等等。“次伟人”应做合理又合法的事，既不做合理不合法、也不做合法不合理的事。也就是说，能赚钱但不合法的事别干，而合法但不赚钱的事也别干！这样看来，张维迎所说的“次伟人”，虽然不做不合法的事，但也不做不赚钱的事，那么，这样的“次伟人”，岂不是一个专门赚钱的经济动物？凡是不赚钱、不创收、没有经济效益的事，尽管合法、又有社会效益的事，“次伟人”是不干的！这种人其实还不如“平庸人”，“平庸人”至少会做合法但不赚钱的事，诸如无偿地为大众服务、公益捐款……。而“次伟人”实际是一种极端自私、只知道赚钱，没有任何公德心、公益心的人！怪不得，中国的富人很少慈善捐款、也少有做公益事，原来都是一些“次伟人”呵！呵呵！呵呵！

其实，做“次伟人”是张维迎“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他真正追求的是想当“伟人”，只做合理、不管合不合法的事，而且要把合理但不合法的事变成既合理又合法！

按照这种标准，革命家、改革家，如孙中山、邓小平，固然是这样的人。但是，似乎希特勒、东条英机……以及中国的陈良宇、牟其中、赖昌星、周正毅……也是这样的“伟人”！黑社会头目和所有的经济罪犯、以及谋财害命和杀人越货的刑事犯，都是把“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当作“合理”的事来做的，而且都是只要“合理”，管他妈合法不合法，一心一意要把不合法的事变成合法的“伟人”！张维迎说他所谈的“精英”标准，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那么，他提出“伟人”的做事方式，更是有的放矢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给一大批犯有“资本原罪”或现罪的企业家开脱罪责！在他看来，下大牢的企业家都不是罪犯，而是不管合不合法专做“合理”事的“伟人”！张维迎向学生灌输这种理念，不能不令人怀疑，莫非是他想把光华学院办成专门培养罪犯的基地？

诚然，生活中“理”与“法”发生矛盾和错位的事例并不鲜见。“合法”，包括本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二层意思。从法治的原则来说，程序的合法比本体的合法更为重要。“合理”的概念，也有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或曰程序合理)二层意思。由于对“合理”与否的判断，常常带有主观的理解，各人从各人的角度，都可以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因此，究竟“实质合理”与否？只能是以能否被大多数人所赞同作为其客观标准。而对能否为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判断，又只能以立法机构的投票为准。这是一个形式合理的确认过程，也就是程序合法的确认过程。经过形式合理(亦即程序合法)确认后的实质合理，也就成了本体的合法。这正是“合理的东西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的意思，但它的前提必须是为大多数人所支持和赞同，决不是张维迎所说的“正确观点不能靠投票”，而是恰恰必须靠投票！

因此，伟人做的合理事，都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的事，虽然可能暂时不合法，但只要具备实质的合理，必然能够实现最后的合法。如果不具备实质的合理，自以为“合理”罔顾合不合法就去干，那就可能是在进行犯罪活动。可见，伟人与罪犯的区别，就在于所做的事是否“实质合理”，即能否为大多数人谋利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伟人做事必定是既讲合理，又要合法，决不是那种不管合不合法的瞎干。

但是，由于程序合法确认的滞后性，在形式合理的确认过程中，也会有一种伟人做事“只讲合理，不管合法不合法”的假象，其实那是一种错觉，如果把错觉当真相，就会误解或曲解伟人的做事方式。张维迎正是如此！

张维迎十分欣赏，先干起来再说，事后让(中央)行政或法律来认可的做法，认为那就是伟人“只要合理，不管合不合法”的办事方式。其实，“先干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实质合理的确认过程，只有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中央才会认可。这表明实质合理是有客观标准的。仅靠某个领导的认可，并不意味具备了实质合理，未经正式的程序确认，也就表明本体合法并不成立。如果以为只要干起来，既成事实，不管实质合理与否，以此来逼迫中央认可，那么，这并不是在示范伟人的做事方式，而是在教唆犯罪！

虽然“为社会作贡献”、“创造财富”很好听，但未必全是“实质合理”。这要看它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否则，贪官可以说他受贿把事办成了，客观上作了“社会贡献”；挪用公款的、骗贷款的、走私的、偷税漏税的、搞欺诈的、做假帐的、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都可辩解他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社会贡献”“创造财富”能否经得起实质合理的考量，正是改革家做事方式与犯罪活动的根本区别！张维迎对此不能加以区别，既是对伟人、改革家的污蔑，又是对罪犯的包庇！把犯罪活动视为改革家的做事方式，正是张维迎别有用心的表现！在他看来，法律是人制订的，是人为的东西，只要修改法律，原来不合法的皆可变成合法。这样，罪犯也都变成了改革家。他把法律具有本体合法与程序合法确认过程的客观性，曲解为纯粹主观的东西，这完全是出于为企业家的“原罪”开脱罪责的需要。其潜台词是，身陷囚囹的企业家，并不是真的有罪，而是法律本身不合理、陈旧了、过时了，是法与理发生了“错位”，只要把法律改一下，他们全都是为社会作了“贡献”“创造财富”的改革家！这就是张维迎反复研究“理”和“法”之间关系的“学术成果”！

人的好与坏、善与恶之分，不仅是看他做什么？更是要看他怎么做？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做？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本身没有错，怎么创造？是合法地做？还是管他合不合法地做？甚至违法地做？正是守法公民、改革家与罪犯的分界之处。而张维迎恰恰把守法公民视为平庸人，却把经济罪犯捧为改革家，处心积虑地为“资本原罪”寻找到法理根据。足以可见，其颠倒黑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敢把谬论当真理来卖的，恐怕只有张维迎，絕了！佩服！佩服！

结束语

通过剖析张维迎的9个伪命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基本立场：他赞赏GDP增长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他颂扬创造财富而不管合不合法；他歌颂企业家的社会贡献而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段；他欢迎引进外资而不顾国家经济安不安全；他崇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竞争；他追求没有任何宏观调控和管制的市场化；他竭力为企业家的“资本原罪”和种种丑闻辩护；他反对劳工维权；反对民众指责黑心的房地产商和“血汗工厂”；反对民众批评地方政府的种种错误做法；反对民众质疑改革……。张维迎的所有言论，都是从这种立场展开的。

张维迎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显然代表了资本权贵利益的声音。作为一个穷苦家庭出身的农民子弟，为什么不站在民众的立场为劳工大众说话，反而替资本权贵代言？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不是张维迎的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这种思潮以物质主义的哲学理念为基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凡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人，都会走张维迎同样的道路。他们不仅会背叛自己的过去，而且会毫不留情地埋葬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

物质主义(或称经济主义)思潮源于近代西方哲学，从霍布斯开始，就把人看作是一种激情、欲望的载体。休谟和斯密都认为，人乃是被自利激情所支配的动物。斯密还周密地论证了，个人自利的动机完全可以利他。主张社会应当允许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文明的，一个好社会就是一个工商文明社会，即人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培根更是认为，人人自由追求自身的利益，就是满足肉体欲望的物质性利益。这种哲学理念把人仅仅看作是追求物质以满足感官享受和刺激的动物，看不到人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和追求。把人的本质定位在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的水平上，正是物质主义的最大局限。但它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刚刚在兴起的历史需要。在这种哲学理念的背景下，经济学从诞生的那天起，便被物质主义深深地扎下了根。因此，财富至上、效率优先、市场挂帅、自由第一，就成了经济学的全部，其他东西都被排除在视线之外。经济学家也都成了财富崇拜的物质主义者。直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揭示了人类不公平的秘密和根源，提出正义、公正、公平、人人平等的理想目标，开辟了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

　　当物质主义哲学延伸到国家管治领域，国家的物质性便不断被强化，而国家精神、民族道德却逐渐衰落。物质主义哲学崇尚“丛林法则”，以此为原则处置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痴迷“落后挨打，强大可打别人”的信条！个人物质主义者关注的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产与生命；民族物质主义和国家物质主义关注的则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增强国力、提升国家地位，成了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发展经济成了整个社会运行的轴心。
　　当GDP被整个世界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物质水平的标尺时，全球都为追逐GDP而疯狂旋转。尤其在缺失宗教精神的国家，物质主义倾向显得更为突出，全体国民都为追求财富而奋亢，不惜丢弃传统的民族精神、损害生存环境，还甘愿接受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

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学，强调私有财产的保护、竞争的绝对自由和市场决定一切。受这种经济学熏陶的经济学家，都会本能地排斥法治、民主、公平、正义、工会结社、劳工维权等。他们认为市场是最合理的无形之手，自由竞争高于一切，拒绝民主与法治对市场的约束，向往、追求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约的自由，视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福利体系、劳工权利等等，全都是干扰市场自由竞争和妨碍效率增长的障碍。
　　接受这种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也都把自由化体制看作是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最佳体制，甚至把官员恩典或默许的放任、放纵当成了最理想的自由化状态。张五常就非常赞赏这种状态，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的还要自由”。他们对任何批评自由化体制的言行，都视为对改革的否定。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够快速增长GDP的制度，便是最好的制度，那怕这种制度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劳工权利保护、没有福利保障等等。中国因为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张五常便据此把中国的社会制度，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中国经济学家唯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政府仍然在垄断经济和管制经济，因此，反垄断、反管制就成了他们所追求的改革的全部内容。而法治、宪政、民主、公平、正义、工会结社、劳工维权等，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成了不屑一顾的东西。贫富差别、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险……等社会问题，更不在他们的话下。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财富就是一切，效率高于公平、市场统帅一切！

张维迎就是这伙经济学家中的一个，他与民众唱反调的所谓“理性思考”，其实并没有任何创新，都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都是在贩卖别人的旧货。可悲的是，张维迎并没有把物质主义哲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真正读懂、读透，如果真的读懂、读透，也许就不一定全盘接受那些垃圾了。

哈耶克的经历颇能绐人以这样的启示。这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在中年之后，竟然改行了，从研究经济学转入研究法学，最后从事宪政设计。因为他认识到，经济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治国之术，它的视野是有限的，它思考的对象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经济学的“制度”概念是狭小的，远不足以涵盖宪制性制度的丰富内容。物质主义的心灵无力思考更大更深的问题，这是经济学固有的局限性。即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过是技术层面的经济学家而已。哈耶克的转行启迪人们，虽然不是不要经济学，但经济学受物质主义影响的本身，无疑是限制了经济学家，从更广更深的视角去思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发展，显然不能局限在物质的强盛方面，还有比物质更高层次的人文精神建设。也就是说，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环境保护、道德培育、民族精神风貌建设……，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远比发展经济更为深远。

中国28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充分证明了这种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虽然GDP、外汇储备、综合国力、生活水平都成就巨大，但在缺失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的环境里，社会风貌却日益衰落。物质主义的浪潮冲垮了所有的道德底线，粉碎了一切信仰和精神的追求，除了对金钱的庸俗崇拜，人们失去了高尚的理想和生活目标；物欲横流、心灵空虚；人心浮躁、世风日下；灵魂堕落、精神颓废；道德论丧、腐败泛滥。国民精神充斥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市侩哲学，对丑陋现象熟视无睹、明哲保身、麻木不仁。整个社会失去价值的准心，公理天理泯灭，善恶信仰缺失、价值观错位，黑白不分、事非颠倒；13亿人口竟然不知道什么是“荣”、什么为“耻”，以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亲自提出“八荣八耻”，作为国人的行为准则。“不许随地吐痰”“不许乱扔垃圾”的《七不》运动，成了全民道德教育的必修课，竟然收效甚微，表明国人的道德水准连幼儿园的水平还未达到。华人已成为全球“不文明人种”的标志，以至中央不得不专门发文，规定国人去外国旅游的行为准则……。国民素质的溃烂和民族精神的衰败，不能不令人担忧，亡党亡国未必出现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反而可能发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盛世”之年！　　　

市场经济是物质主义理念的最佳载体，但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以一定的约束机制为前提条件，如果缺失法律、道德、宗教这三重约束机制，那么，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都是个问号？即使实行了市场经济，也必定是个混乱的、跛脚的，甚至是罪恶丛生的市场经济。16年前嘲笑俄罗斯的中国经济学家，曾经深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而自豪，想不到16年后的俄罗斯经过短暂的阵痛后，经济发展得比中国更健康。虽然目前俄罗斯的GDP增长速度、外汇储备都不如中国，改革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初步的民主、法治的框架里起步，确立了最起码的公平原则，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又有宗教信仰的机制作用，因此，俄罗斯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较好的社会和谐。从1996年起，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近年来达到高于2倍的水平；政府财政收入的1/3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福利事业，广大民众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俄罗斯的改革，被世界赞誉为“为穷人利益的改革”。对照中国没有任何公平、一部分人靠野蛮掠夺先富起来、不顾穷人死活的改革现状，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智能底下，应该为鼓吹物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羞愧！应该反思改革走上邪路的恶果！

张维迎自叹：“像我这样的人，尽管在学术上有一些影响，但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来说，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

愿张维迎在以后的日子里好自为之！              (全文完)

注：www.hexun.com专访(1)《什么改变中国 》(2006.12.27 09:04)来源:中国青年报 ：岑科. (2)《群众利益的真正维护者》(2007.01.04 08:56)来源:经济观察报 ：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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