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载中国左翼评论第五期(2012):民主：批判与展望(http://chinaleftreview.org/?p=755)。
黄德北教授是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所长，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博士，学术专长为中国大陆研究、劳工研究、政治发展，开设课程有中国大陆发展、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分析、劳工研究、农村发展研究、政治发展等。著有《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城市新移民治理政策之研究：一个比较的分析》，《亚洲研究》，60期(2010年2月)，pp.111-147;《当代中国雇佣工人之研究》，台北：韦伯文化，2008;《跨界流离：全球化下的移民与移工》上下两册，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8等。
本文对台湾民主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批判地考察。指出台湾和东亚其它的转型国家一样经历了波拿巴国家的阶段。援用恩格斯对波拿巴国家的描述，认为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工商业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社会是波拿巴国家出现的温床，这时不论资产阶级或劳动阶级的力量都很微弱，农民仍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因此国家只要满足农民的需求，获得他们的支持，就能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取得某种独立性。而台湾的民主体制是在“外来波拿巴”体制下发展出来的，新的体制仍然带有旧的波拿巴体制的痕迹。一方面，台湾民主固然是台湾人民经过数十年反抗威权统治争取得来的政治成果，另一方面，台湾民主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发展，因此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与侷限：如选举高度昂贵、资本对政治有着强大主导力量、缺乏左翼政治力量、行政与立法的分立导致政府政策无法有效落实、残补式的社会福利制度等。文章认为，台湾民主发展的局限一方面有台湾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代议民主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不能统一，实质民主缺席。如果台湾民主不能克服它的严重不足，那就不应该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其他华人社会所应该效法的对象。
一、前言
199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出现民主化的转型，先是举行立法院(国会)全面改选，其后又在1996年实施总统直选，2000年更出现政党轮替的政治变天以及2008年的第二次政党轮替，如果按照已故的美国保守派主流政治学者SamuelP.Huntington(1991)的说法，出现两次政党轮替后的社会代表完成「民主巩固」(democraticconsolidation)，这意味着台湾民主发展的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台湾的民主表现也成为海内外许多华人称羡的对象，咸认这是华人民主政治的典范及其他华人政权未来政治发展的主要参考对象。
但如果我们将台湾民主放在一个比较政治发展的脉络下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台湾民主还存在许多问题，台湾民主模式更绝不应该成为未来华人社会政治发展的典范。本文希望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探讨台湾民主化的发展过程，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侷限，并据此分析资本主义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台湾民主发展的侷限一方面有台湾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代议民主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透过台湾民主发展的分析，进而探讨资本主义代议民主的发展与问题，本文第二节是对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发展所做的历史性回顾，第三节则针对1949年以后到台湾民主化前的台湾政治背景进行分析，第四节介绍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及其出现的问题，第五节探讨台湾左翼在台湾民主化过程的角色与主张，第六节提出小结与反思。
二、自由主义民主的内涵与发展
当代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是由两种内涵所构成：即依据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所建立的法治(ruleoflaw)政府，以及以直接普选方式产生的代议政体。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宪政主义的发展是先于民主选举之前先发展的。宪政主义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开始要求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在与旧有的政治势力进行不断的冲突与对抗后，资产阶级或则遭到镇压的命运，成为驯服的资产阶级，继续接受传统政治势力的统治，19世纪的德国与东欧都曾经历过这段经历。但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可能战胜传统政治势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掌握国家机器，并进行一连串翻天覆地的改革，将旧社会打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以老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英国为例，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是代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开始，此后，资产阶级开始要求国家机器必须遵守依法而治的统治原则。此后宪政主义的政体在西欧逐渐被建立起来。
当代代议民主政治既与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因此民主政治并不保证人民生活一定会得到改善。甚至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总是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本家的政策，使劳动者陷入生活的困境。
19世纪以来经过工人运动的长期抗争，社会主义的主张逐渐被系统的提出，工人运动不但要求普选权的实施，以争取工人的参政权利;同时还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体制，使社会生产的成果能够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分享，包含经济民主与产业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不但要超越自由主义的代议民主，还要求人民生活实质改善与直接参与的人民民主。
不过，社会主义的革命后来并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西欧实现，因此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只是将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主义政府与建立在普选权为基础上的民选代议政体)全面实施。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二次大战后多个共党政权的建立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被迫开始引进社会福利体制以化解劳资之间的对立，有些国家甚至在工厂的管理上开放工人部分参与决策的权利，以化解劳资之间的对立。但这些措施事实上离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还有很长的距离，自由主义代议民主终究未能与社会民主的理想完成有机的结合。
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大陆等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以国家的力量将劳动人民的实质生活进行大幅的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得到相当程度的落实。但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之初都曾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围堵以及内部保守的旧势力反扑，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与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力量，因此只有采取一党专政的统治形式，未能建立起类似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词汇正反映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上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当前主流民主政治的论述只强调代议民主政治程序的重要性，忽视人民实质民主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则只强调人民实质生活的改善程度，无法兼顾民主程序与监督的重要性，显然都有不足之处。我们认为在评量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时，应该要同时兼顾代议民主程序的遵守与人民实质民主的改善，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比较全面的评价。在下面探讨台湾民主发展时，我们就将秉持此一原则进行分析。
三、波拿巴国家的兴衰
探讨台湾民主发展时，我们要注意到台湾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使它与一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这个特殊性就是台湾是在波拿巴国家(theBonapartiststate)的统治形式下进行民主化的转型。
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社会，当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强大后，他们要求参与政治、进入议会，进而掌握政权，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国家政权机器，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台湾只是沿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前进。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差异，台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与西方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发展有着很大的不同，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中，英国固然是典型的代表类型，但法国、德国却是采取其他的方式完成，这些国家发展的差异，BarringtonMoore(1966)认为，主要是与该国的阶级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此外，社经发展的时序，位处的战略位置，国家机器应付危机的能力也都是重要的因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提到了「波拿巴国家」的概念(马克思，1852/1972)，这本是用来描述法国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以对应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英国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在十七世纪发动革命，推翻王权，由资产阶级掌控议会政权，然后推动一连串保护及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及政策，并在下一个世纪末终于导致产业革命发生，资本主义社会于焉诞生;法国则是更接近一种由上而下的革命，在两位波拿巴家族成员(拿破仑一世及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大力推动各项经济建设与制度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逐渐形成，其中法国社会转变最重要的阶段当属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第二帝国时期，它也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波拿巴国家的原型。台湾的政治发展正是循着波拿巴国家发展的模式而演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对波拿巴国家有如下描述：「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出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也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阶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恩格斯，1884/1972:168)
波拿巴国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农业高度发达、工商业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社会，正是波拿巴国家出现的温床，这时不论资产阶级或劳动阶级的力量都很微弱，农民仍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因此国家只要满足农民的需求，获得他们的支持，就能凌驾于各阶级之上，取得某种独立性。
对于大多数开发中国家而言，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并不能适用在这些地区，因为这些国家都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及其他配套的条件，反而法国的波拿巴国家模式，才比较适合他们。东亚近年经济成功转型的国家与地区，事实上都曾出现一个波拿巴国家的发展阶段。
1948年起，国共内战出现急转直下的局面，国民党在大陆各个战场上纷纷遭到严重挫败，尤其1948年底至49年初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蒋介石将他的黄埔嫡系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不幸却全军覆没。这场战役改变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力量相对变得强大，于是出现「逼宫」的局面，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不过，在蒋介石下台前，他先发表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以为今后的对抗先行铺路。
由于台湾已经先由陈诚有效的掌控住，因此在大陆战局逆转后撤退来台的军队都遭到有系统的改编与控制。另一方面，桂系则计划将部队带往广西与海南岛，但在转进过程中却遭到共军的围勦，以致全军覆没。这些非黄埔嫡系的将领最终不得不被迫来台，从此完全臣服于蒋介石的领导，否则就只有流亡海外，终老异国。一个完全效忠蒋家的波拿巴主义式国家于是在台湾诞生。
就在波拿巴国家正在形成之际，整个国际环境也发生改变，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冷战体系不只是限于西欧，开始积极介入朝鲜战争，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国际冷战体系于是全面形成。在得到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政权不但长期在国际上成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拥有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也因为取得国际的正当性以致能在台湾内部获得统治正当性，随即展开在台湾内部的政治清洗，将所有左翼思想与相关的人士加以扫除，建立一个完全效忠蒋家的威权统治政体。随后美国所提供的军经援助更成为蒋介石政权维持台湾早年稳定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1960年以后美国更透过美援以及开放美国市场的方式建立起台湾对美国高度依附的经济关系。
不过，在建立独裁统治的同时，蒋介石为了消弥共党可能产生的影响，国民党在台湾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大批独立的自耕农，也消除了农民可能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蒋家统治的时代，由于其政权所具有的外来性质已及早先曾经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镇压，在台湾社会潜藏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使得蒋家对于贫富差距的问题一直比较敏感，特别重视分配的问题。因此在台湾民主化之前，台湾是少数能够同时保持高度经济成长与平等分配的地区，构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奇迹。
不过，波拿巴国家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因为波拿巴国家统治期间，会致力发展经济，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最终导致波拿巴国家的消亡。在波拿巴国家统治的后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政治上也将会出现一连串的松动与解禁，这主要是与经济上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波拿巴国家统治期间会采取一连串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会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经结构的改变，要求改革的声音与力量愈来愈大，最后会迫使政府进行相应的变革。以拿破仑三世统治后期为例，许多政治上的改革纷纷出笼，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限制也随之取消，以致第二帝国的后期已被人称为「自由帝国」，它与前期的专制帝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蒋经国政权的晚期。不过，台湾的波拿巴国家面临的处境要比法国艰难许多，因此发展的情况也稍有不同。台湾的国际处境从1970年代开始面临到重大的转变，先是美国因介入越战国势日衰，因此不得不打中国牌，联中抗苏，美国与大陆关系大幅改变。在美国的默许下，大陆于1971年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随后就是大量邦交国与台湾断交，使台湾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日益下降;1979年美国与大陆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更是对台湾波拿巴国家的严重打击。面对这些严重的危机，蒋经国政权一方面采取镇压的方式维持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则采取某些改革措施，以争取民众的支持。198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了某些自由化(liberalization)现象，民众可以透过党外杂志与地下电台获得许多批评国民党的信息。有些学者用软性威权主义(softauthoritarianism)来形容蒋经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特质，以别于蒋介石时代的硬性威权主义(hardauthoritarianism)(Winckler,1984)。
尤其从1986年以后，旧有的体制已经无法规范新兴的社会力量，许多抗争活动不断上演，但此时波拿巴国家已经完全不能对这些违规、脱序的行动进行有效镇压。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象征着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原有的波拿巴国家也就随之消逝，这情形正如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俘导致法国波拿巴国家的解体。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在波拿巴国家体制所建构的体制下发展的，因此存在着严重的「强国家、弱社会」以及一党独大的执政格局，但也因为它的「外来的波拿巴国家」特殊性，使得民间一直潜藏着一股不满的氛围，可以成为反对人士操控动员的动力。1985年以来部分党外人士开始利用这一不满的情绪，将传统「反对国民党威权、独裁统治」的口号改为「反外来政权」的诉求，很快就赢得部份民众的共鸣，却也使得台湾此后陷入统独对立的民粹主义政治动员中。
当一个社会由波拿巴国家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后，波拿巴国家的性质并不是就突然完全消失了，事实上某些波拿巴国的残余痕迹仍会遗留在新政权内部，特别是如果在转型过程并未出现重大动荡的局面，新的政权继承了旧的国家机器，自然会带有旧政权浓厚的色彩。不论是在统治方式及文化思想上，这些传统因素都会影响日后台湾民主的发展。
四、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侷限
1950年代初期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透过宪法解释机关「大法官会议」作出宪法解释宣称：由于大陆地区沦陷无法进行改选，所以中央民意代表在大陆光复前继续行使职权不须改选。这就使得国民党政权可以长期垄断中央政治权力，不必接受定期改选的政治挑战。不过，1945年后台湾曾经试行过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此一选举在1949年后也仍然持续进行，这使得台湾处于威权统治时期，却留了一小扇窗容基层民主得以有所发展。
国民党的二元统治─中央民意机关不改选、地方民意机关定期改选，使得基层民主得以得到实践，包括乡(镇)长、县(市)长与乡(镇)民代表、县(市)议员、省议员都得以由人民直选产生。透过基层民主选举的开放使得台湾人民能够满足部份的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基层民主的选举经验对于台湾人民认识民主选举的程序及透过选举产生的效能感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国民党也藉由基层选举的举办，拉拢部分本土地方人士以国民党籍身分参与政治，稳固国民党的地方统治基础。此外，国民党透过地方公共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起侍从主义(clientelism)政治，使其与国民党建立起紧密的利益关系。国民党还会对地方政治人物采取分而治之的处理，形成地方派系政治，以利于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掌控。这些作法都为台湾地方民主发展埋下贪腐、贿选与分赃政治的种子。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遭到空前的质疑，不得不推出某些政治改革，以显示其革新保台的企图心，因此在台湾进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即在保障老的中央民意代表继续在职不改选的前提下，增加部分中央民意代表名额开放给台湾民众选举。此后台湾民众也得以有选举中央民意代表的权利。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并非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大选，它只开放部分名额进行定期改选，立法院等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中不用改选的老代表仍然是多数，因此选举结果并不会影响中央民意机构的权力结构，国民党仍然能够稳定的执政，但此一改变对于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加快了台湾政治化的速度，并使各地的政治异议份子迅速组织与集结起来。
1979年党外的政治力量透过「美丽岛」杂志集结已经日益组织化时，国民党立即对党外政治菁英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逮捕，但国民党此举只能暂时遏止党外人士组党的企图，但并不能延后台湾人民争民主的浪潮。1986年9月被国民党控制的法院判刑即将入狱的党外年轻政治领袖林正杰发动一连串街头示威活动，抗议戒严体制的不合理，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响应，官方对此完全束手无策。同年9月28日民进党正式成立，这次国民党并未采取任何镇压行动。
国民党1986年对于民进党的成立未采取镇压手段，主要是与这段期间国民党已经面临内外压力与矛盾，迫使蒋经国在晚年必须进行改革。从国际环境来看，1974年以来由南欧引发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为台湾当局被迫进行改革的重要国际因素。尤其1985年以后美苏的和解，使美国开始改变原有对外政策，不需要再支持第三世界的独裁政权，开始大打民主牌，并对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必须进行政治及经济的变革。这股民主化的浪潮也朝台湾扑面涌来，国际的压力迫使蒋经国在采取镇压措施时都必须格外谨慎。
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经济的长期高速成长，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人民对于政治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高，但1980年代的台湾内部却因蒋经国晚年身体日益恶化，继任问题持续不确定，政治继承危机引发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与不安定感，并导致民间部门投资意愿日益低落。国际与国内的压力迫使蒋经国不得不从1985年以后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以避免台湾成为另一个马可仕统治下的菲律宾。1987年7月15日，台湾政府宣布解除戒严，11月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蒋经国在他的晚年终于将各项政治禁忌解除。
1988年1月蒋经国过世，李登辉随即以副总统继任总统，结束强人政治，并推动一连串民主化的改革。但为了击败旧有的老国民党势力与新兴的民进党的挑战，李登辉加强与本土地方政治势力与资本家的结合，依靠这些力量建立起他的权力基础。到他的统治后期，国民党已经被许多人批评是一个黑金结合的政权。
2000年趁着国民党的内鬨，民进党的陈水扁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台湾出现首次政党轮替，许多民众都对执政的民进党抱有高度期待，但结果却令人失望。陈水扁的贪腐与违法乱纪情形完全不逊于国民党，两岸的对峙更使台湾经济处于空转停滞，以致2008年台湾再度出现政党轮替，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政治今后显然就将由这两个保守的政党轮流执政。
民主化后的台湾，人民可以放声批评政府，并透过选举决定统治者的去留，但人民的实质生活却未见改善，贫富日益拉大，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像许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显然在台湾无法兼得。
台湾民主所出现的问题固然有着台湾社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因素，但它也反映着资本主义民主所存在的普遍问题。首先是资本与民主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民主选举是非常耗费经费的选举，如果国家不对竞选经费作严格规范，并且采取某些公费竞选的制度设计，则选举势必需要大量经费支出，选举将成为有钱人的玩意，美国可以说是代议民主恶质化的最典型代表。台湾是一个高度受美国宰制的社会，因此在实施民主化改革的论辩时，美国政治体制的特质如两党制、总统制、美式选举宣传方式就成为台湾主要的参考经验。
依照台湾现行选举法律规定，台湾各种选举候选人都需要缴交选举保证金，国会议员选举的保证金为20万元新台币，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选举保证金金额，一般受薪阶级根本无法负担得起。对于选举经费虽有上限规定，但因选务单位并不严格查核，所以选举经费呈现无限制的上升，总统选举基本是以十亿元起跳，国会议员的选举动辄要上亿元，县市议员选举往往需要数千万元，这样的选举方式使得候选人都必须向资本家进行大额募款，当选后自然也就必须向资本倾斜。
在这样美式的选举体制下，公共政策势必高度向资本倾斜。以财政收入来看，台湾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下降到12%，政府财政收入的连续减少，使得政府透过财政机制进行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削弱。台湾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但政府仍然持续减税政策，不愿意调整税收制度。同时，工薪阶层的所得也长期停滞不前，在台湾代议民主与实质民主之间显然是无法求其两全的。
不过，资本主义国家要同时维持资本积累与统治合法性双重功能，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合法性是来自民主选举的获胜，因此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政党不得不经常开出选举支票以吸引选民的认同与支持，并在当选后将这些社会福利的支票兑现，此举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JamesO’Connor(1973)早在1970年代就指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财政危机出现的政治经济因素。
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只有靠滥印钞票暂时度过难关，但累积的财政赤字却愈滚愈大，终究有一天会面临破产的危机。近年来发生的欧债危机，正是欧洲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显现。这种资本主义的财政危机也在台湾浮现，民主化后台湾虽然也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制，但由于主要的两大党都是右翼政党，并非根据一套社会福利的理念建立制度，完全只是想满足选举的短期支票，以致社会保险的准备金已经远远不足，潜藏的基金债务高达十余兆新台币，很可能在2020年前后台湾就会出现欧洲式的债务危机。
五、左翼与台湾民主的发展
台湾的左翼在台湾民主化期间抱持何种态度与扮演何种角色?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1940年代末期，台湾许多进步青年受到大陆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也投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希望能为中国民主社会的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陈明忠，2012:239-276)。但随着1950年韩战的爆发及全球冷战体系的形成，获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开始在台湾进行白色恐怖的全面镇压，所有在日据时期曾经有过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组织经验的左翼工与知识分子都遭到逮捕与扑杀，台湾左翼出现断层。
此后直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民主化的前夕，才有新一代的左翼人士(包括白色恐怖镇压的幸存者)计划成立左翼政党，投入台湾民主化的运动。1987年由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义雄、1950年代白色恐怖镇压残留下来的左翼人士所组成的「夏潮」与少数留美回台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筹建工党，但工党成立初期就因路线问题出现分裂，留法的法律学者王义雄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对于当时频繁的劳资纠纷力主调和方式解决，此举引起左翼团体与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坚持应该以积极抗争的方式支持各地的劳资冲突。双方的歧异终于导致分裂，由于王义雄掌握工党的组织，「夏潮」与左翼知识分子被迫退出工党，「夏潮」随后另组建劳动党，但左翼的知识分子却对加入新的左翼政党裹足不前。双方主要的歧异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之二是是否应该批判中共?
劳动党在1990年代初推出部分候选人参加选举，但都未能赢得选举。此后台湾社会已经被台湾族国主义论述所瀰漫，强调改善两岸关系与两岸统一的统左派主张愈来愈难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但劳动党继续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对抗主流的论述。近年来，劳动党更将焦点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与反战的活动中，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运动的一体两面。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还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分别投入学院左翼研究、论述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实践工作。1990年代初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卡维波、陈光兴、吴永毅、王墨林等人提出人民民主的论述，强调为弱势与边缘群体发声，并以此与主流论述进行对抗。另外一些人如蔡建仁、郑村棋与吴永毅等人则积极进行社会运动的抗争与组训工作，动员许多年轻人投入社会改造的行动中。郑村棋与吴永毅等人另成立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工委会)，以工运组织的形式进行抗争。
1987年台湾宣布解严，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逐渐松绑，各种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民进党新潮流系迅速潜入各个社会运动的活动中，企图掌握运动的组织与主导，如果遇到社运内部有人反对社运为民进党政治服务时，新潮流往往对这些运动组织者加以抹黑、打击，若仍未能达成目的时，新潮流就另外成立一个性质相近的社运团体，透过分裂方式来掌握部分社运力量。新潮流此举对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打击，新潮流提出的「社运政治化」口号，更使得民进党掌握相当比例的民间社运组织，成为右翼的民进党的外围力量。
自从1985年林浊水提出「反对外来政权」作为反对运动的主要论述，取代原先的「反对独裁」论述，台湾的反对运动就逐渐以民族主义情绪来动员群众，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更以此来强化他的统治权力，此后族国建构与美式的自由主义论述成为台湾的主流论述。与此同时，1989年六四事件与苏联、东欧解体等一连串的冲击，更是对全球左翼运动的沉重打击，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都面临退潮。处于当时剧变，台湾左翼更面临左翼典范消失与族国主义狂热动员的双重挑战。
2005年国民党与民进党合谋将台湾选举制度改为日本式的单一选区两票制，更是对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沉重打击。从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显示，此一选制会导致政党体制发展成英美式的保守的稳定两党制，排除左翼小党生存的空间，台湾的政治成为彻底的分赃式政治。在实施旧的选举制度时，台湾的立法院中还偶尔会出现一些特立独行的立法委员能为弱势者发言，但实施新的选制，立法院再也无法听到这种另类的声音。庞大的选举经费使得政治人物必须向资本家高度倾斜，资产阶级透过选举机制得以将其意志顺利贯彻。
从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以来，台湾民众多数都陷入蓝绿对立的格局中，选票也向蓝绿双方集中，如何突破此一困局考验着左翼运动的未来发展。2004年工委会发起废票运动，主张在当年的总统大选时投废票，并提出选制改革的主张，希望能动员民众摆脱蓝绿的宰制。随后参与的人士组成人民火大行动联盟，并推出个别的候选人参与政治选举。到2012年大选时，这一运动正式登记成为「人民民主阵线」组织，以一个政治组织的形式出现。但严格来说，人民民主阵线目前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组成的若干个小团体的松散组织，当前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进行成员政治认识与行动能力的提高，离真正意义的左翼政党还有一定的距离。
今天台湾虽然有一些小型的左翼政治力量，但都缺乏群众基础，现行的选举制度对左翼小党高度不利，加上蓝绿主流论述的夹击，更使左翼政治力量在台湾发展面临严厉的考验。如何让台湾左翼政治力量整合成为更强大的组织，是每一个左翼人士都应该努力的任务。
六、结论
1990年代以来台湾历经民主化的过程，台湾政治上的发展使得它与其他华人政权比较起来，相对显得更为开放与自由，以致许多人都对台湾民主寄予厚望，甚至希望成为今后大陆政治改革的参考典范。但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存在许多问题，它固然是台湾人民经过数十年反抗威权统治争取得来的政治成果，但台湾民主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发展，因此与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存在着相同的问题与侷限。尤其在冷战时代台湾的政经发展受到美国高度的主导与宰制，因此台湾的民主模式是与美国民主有着相当程度的类似：选举高度昂贵、行政与立法的分立导致政府政策无法有效落实、资本对政治有着强大主导力量、缺乏左翼政治力量、主流政党之外没有其他政治选项、残补式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与欧陆的资本主义民主有着长远的差距。因此，如果台湾民主不能进行更深化的改革，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其他华人社会所应该效法的对象。
不过，我们在以批判的角度反思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及其对大陆不适用时，并不表示民主的发展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它将是中国大陆正面临的严峻考验，随着晚近大陆的快速崛起及内部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民主已经是一个急迫的课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正在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从台湾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是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步发展的。因此中共如果仍然坚持邓小平的路线，则伴随着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陆今后势必会面临愈来愈强大要求民主的呼吁与压力，自由主义式的民主改革势必会在近期内提上议程，否则社会的不满与对立将持续发展，终致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如果大陆仍然继续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应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探讨。社会主义本应是对自由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超越自由主义民主的更高层次的民主发展。但从俄国革命以来，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内沙皇余党的叛乱干扰，社会主义政权不得不采取「专政」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讨论也逐渐减少，终致沉寂。但我们认为这是当代左翼人士的重要任务，因为唯有我们能够针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出完整的理论与具体可行的方案，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重建的目标。
在大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台湾左翼人士可以将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不论是正面的与负面的，整理出来供大陆关心此一议题的人参考，相信这对于两岸民间的交流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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