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我无法评论，因为在下是门外汉，以我有限的认知水平是无法揣度这些经济学家高深莫测的学术的，但是起码有一点，经济高速发展的我国迄今并没有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相比这些每每发表高论的学者们也会觉得愤愤不平，按我的看法某些所谓经济学界的无耻程度则只局限于你的想象力。
以厉以宁为例，“中国不存在穷人，都是待富者”，如此铿锵有力的话语确实可以安抚中国穷人躁动的心灵，不过窃以为，中国的穷人是不是“待富者”在下是不好说的，但是按照厉以宁的理论，以他80岁的高龄，他绝对不是个活人，而是个“待死者”则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一点我想厉大师是无法否认的，按照阁下的高论，称呼阁下这个活人是“待死者”我看是非常贴切，很简单，人总是要死的，这比人总是要富的要肯定得多。人在待富的时候肯定更也是在待死。
被“准确的打成右派”的茅于轼显然没有在牛棚中深刻反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的茅于轼老先生依然故我，这么多年下来似乎并没有明白穷人也是希望在家里有拉屎的地方的，“经济适用房不应建设厕所”，让穷人出门拉屎的馊主意出自茅于轼老先生之口确实有点出乎意料，我在想可能是牛棚的岁月使茅于轼老先生认为牛棚里可以解决拉屎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厕所了的缘故。当然，茅于轼老先生的初衷似乎是好的，因为富人是肯定要在家里拉屎的，穷人的房子不建设厕所可以让富人不与穷人争夺有限的经济适用房，但是，是不是只有牺牲穷人在家里拉屎的权利才能堵住经济适用房的腐败漏洞呢？这岂不是太可笑了，这不是公然嘲讽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打击腐败的信心呢？
刚刚下岗的张维迎就更加荒诞了，“国有资产是冰棍，自己会化掉”，“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学费太低”，“腐败是润滑剂，反腐力度要把握好，不能太重”，这些耸人听闻的高论确实有点水准，反正一般人是听不懂的，要搞懂这些问题，我看不钻在书堆里熬上几十年是不可能了，但是这些年国有资产被变卖导致“通钢事件”，穷人上不起学，腐败到处肆虐则做了最好的注解，说得再好，再有道理，总是抵不过现实的示范作用。英国学生因为学费上涨而导致学潮给了张维迎狠狠一个耳光，在经济学鼻祖的大英帝国尚且无法对学费的少许上涨表示理解，中国的学生凭什么一定能理解？难道你张维迎不是英国人的学生？所谓反腐的力度要温柔，恰到好处，是不是要让腐败分子感到舒适得像按摩呢？我想重庆的文强会对张老师推崇有加，但是薄书记，习副主席会认同吗？
这几位经济学家到底是代表谁说话呢？考虑过谁的利益呢？这些可耻的言论只能凸显这几位的无耻程度早已超出你的想象，归根结底还是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厉以宁可以安心“待死”，茅于轼可以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感受没地拉屎的痛楚，张维迎则可以耐心等待再就业的安排，顺带会牛津向英国学生们探讨一下学费问题，消停一段也是好事，老少右派们可以反思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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