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著名时评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国内大学教西方哲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侧重于比较政治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现为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于2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研究报告。而在同一天，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遭遇到中国学者杜建国的抗议，抗议的主旨是反对把中国的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抗议事件发生后，大约有80%左右的中国网民支持杜建国的抗议行为。这份研究报告和杜建国的抗议事件在全国引起的反响透视出中国现实的国情跟未来改革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于国于民、于改革都非幸事。
从目前公布的这份关于中国改革和未来发展报告的主要内容看，很难说是一份严肃的、基于中国现实国情对未来改革与发展提出规划的研究报告。在世界各国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很少看到在时间上这么长远的展望。中国三十多年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抛弃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乌托邦规划，脚踏实地地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主导作用，适当的经济规划仍是必须的。但中国政府的规划也基本以5年时间为界限，很少有超过5年的规划。对于十年或二十年后的发展，中国政府最多也就用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或国民经济翻两番这样的模糊语言来描绘。而这份历时一年多，以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五十多位专家制定的对未来的展望竟然延伸到了2030年，这可比当年中国搞计划经济时的规划还要宏大，还要有计划性。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乌托邦吗？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经济发展，哪一个国家不是走一步、看一步，边发展、边根据现实情况修改？美国政府的施政纲领不就是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吗？美国政府有讲5年10年以后的事吗？为什么到了中国就要讲差不多二十年后的事？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如果在美国，有人要讲2030年以后的事，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当作愚人节的幽默而付之一笑。 为什么像佐利克这样在美国政商两界阅历丰富的专家不对美国提出一份展望未来二十年的改革规划，而却对中国提出这么一个前苏联式的乌托邦展望出来呢？从经济层面看，美国比中国更需要改革。
当然，把这份报告的责任归结于世界银行的佐利克先生是不公平的。如上所述，这份历时一年多的研究报告是中国国务院的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专家共同研究出来的。从这份报告的内容看，笔者以为，简单地把这份报告说成是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是不准确的。其实，这份研究报告就是中国体制内专家头脑中臆想的产物，只不过是让这份报告戴上了世界银行的光环而已。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想使得这份报告显得更有国际价值而已。笔者这样说的根据并不是说这份报告的执笔者大多是中国学者，因为文件由谁来执笔并不重要。关键之点在于，这份报告必须要依赖中方提供基本的素材才能写得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在哪里？是“国进民退”还是“国进民也进”？中国劳工阶层的弱势地位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改变？在中国的公共领域里究竟是政府行为多了还是市场化过度了？中国普通老百姓不满社会的根源何在？民众主要对什么不满？希望在什么方面进行改革？如何改革？显而易见，这一系列的基本信息决定着这份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报告的结论和建议。也就是说，给这份研究报告提供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专家实际上决定着这份报告的基本走向和对未来的建议。如果说，中国真的是“国进民退”，真的是“国企垄断”，那么结论和建议自然就是应该限制或收缩国企。结论和建议是来自对现实的理解。如果理解有误，那么结论和建议自然会离题万里。人们常常说，西方妖魔化中国，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少能够有第一手的资料，即使有也未必准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基本来自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自身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西方误解中国，不如说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有意误导西方。
今天的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改革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十八大前后中国聚焦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个核心问题并不是改不改革，而是怎么改革？是以少数社会精英的利益为改革的主要诉求，还是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改革的主要诉求？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这次杜建国抗议世界银行报告所引起的网上反映从某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各大网站，包括凤凰网这样的网站，大多数网民都对杜建国的抗议行为表示支持。虽说网民并不能代表所有民意，但毕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份花了一年多的研究报告和对未来改革的建议是缺乏民意基础的。很难想象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缺乏民众支持的改革能够在现实中获得成功。
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和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对老百姓真实感受的了解。政府只有对症下药、凝聚民意才能使改革在现实中进一步推进。这份花了一年多的研究报告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中国的各个村落和工厂？花了多时间在市井街头？造访了多少老百姓的家庭？坦率地说，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的纸上谈兵已经越来越走火入魔了，“市场经济就是好”已经成了他们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在全世界都少见。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曾说过一句话，“除了中国，没什么地方还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了”。当然，阿米泰－埃齐奥尼理解的中国并非现实中的中国，而是通过中国知识精英这幅有色眼镜看到的中国，这个虚构的中国离现实的中国距离实在太远。
【观察者按】2月28日北京独立学者杜建国在世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上公开抗议世行报告是“毒药”，本网第一时间组织多位专家对此事展开多方面分析，更多文章，请见本网推荐栏目。
世行报告在推销过时的“华盛顿共识”
图片：独立学者杜建国抗议世行报告
世行报告里一条核心要点是这样表述的：“改革须包括推进银行系统的商业化，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深化资本市场，进一步建立独立的、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支持中国的金融部门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未来二十年的金融部门改革应该是果断、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一个合理排序的路线图推进。一个优先重点是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利率的自由化。
这实际上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洛克菲勒系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共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提出的。会后“华盛顿共识”得到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推行。
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利率自由化；竞争性汇率制度；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私有化；贸易自由化 等。其最核心的其实可以概括为：外资自由进出。
而外资自由进出，是写在世行的宗旨里的。
世界银行集团不是一个单一的机构，而是拥有五家机构，其中最核心的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建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一部分“宗旨”共五条，前三条如下：
一：通过使投资更好地用于生产事业的办法以协助会员国境内的复兴与建设，包括恢复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使生产设施回复到和平时期的需要，以及鼓励欠发达国家生产设施与资源的开发。
二：利用担保或参加私人贷款及其他私人投资的方式，促进外国私人投资。当私人资本不能在合理条件下获得时，则在适当条件下，运用本身资本或筹集的资金及其他资源，为生产事业提供资金，以补充私人投资的不足。
三：用鼓励国际投资以发展会员国生产资源的方式，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地增长，并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协助会员国提高生产力、生活水平和改善劳动条件。
逐条分析这三条遵旨，第一条大意是“投资于欠发达国家生产设施与资源的开发”，这个投资的主体是谁呢？无疑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当然属于外资；第二条核心是“促进外国私人投资”；第三条主张“用鼓励国际投资的方式……”
不难看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存在的目的本身就是促进外国资金进入发展中国家。
而世界银行的历史也表明，它的确就是这么干的。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界银行主要按照第一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即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储蓄和外汇两大缺口，推广国际贷款。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银行主要致力于按华盛顿共识的模式工作。可是实际执行效果如何呢？
两缺口模型失败了，这是世行自己上世纪80年代承认的。华盛顿共识呢？2009年，英国时任首相戈登•布朗在20国集团峰会上宣布了华盛顿共识失败。
可是就是这么个失败了的理论，这次世行却重新包装之后，推销给中国。
世行这份报告的包装方式是：先写了一些明显符合中国当前改革方向的建议，其实却是中国的政策里面已有的，这部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撰写。讲完一通实质上是中国已有政策的东西，然后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改革。这里有个吊诡：其实中国已经在改了，那还往什么方向继续改呢？这时世行报告做够了铺垫，把华盛顿共识那套陈词滥调推销出来。
居心不言自明。需要强调：该报告的版权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一家的，并不代表中国国务院的意见。
（系北京集成创新经济咨询中心研究员，青年思想者、经济学者、历史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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