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日薄西山时，总理衙门成了买办官僚们盘踞汇集之所。英国人赫德被聘请为“总顾问”，一应外交事务，都需听取总顾问的建议。
时光流转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了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由国际银行家来指导中国的金融业改革。
同年，“非公36条”，准备让私人资本进入战略领域。
2005年，非公36条抛出，遭遇了大型国企的强烈抵制。同年，国资委发布文件，宣布要“强化国有企业对战略领域的控制”。一前一后两个文件，竟是相互抵触的。
2010年，又抛出“新非公36条”，包装了一番之后，卷土重来，但效果依旧不佳。于是今年2月，国务院宣布，要把“放宽民资准入领域”作为全年首要工作任务。
我深感纳闷，为何改善民生、控制物价不是首要任务，放宽民资准入领域，却成了重中之重呢？
最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今年2月底，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表了一份报告，声称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国有企业，中国要想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改革国企。如何改革呢？报告给出的答案无非是政企脱钩、变卖部分国有资产、放宽民资准入领域。说白了一句话，继续私有化！
报告的支持者之一胡祖六，是高盛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代理人，他说：“中国政府必须作出决定，它要的是大型国企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自由市场的企业精神！”
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导经济的模式，导致了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紧张关系。
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因为与美国关系紧张，就必须放弃国家对国企的控制吗？
中国的状况实在是很令人无奈的。打开了私有化和引进外资的闸门之后，就必然会促使买办势力的诞生。因为民营资本家，其短短30年的积累，根本不足以抵抗外国金融资本的庞大势力，也不足以与庞大的国有部门抗衡。
最后的对决，必然是在掌控国企的与外国金融寡头之间展开。
买办精英，只是外国金融寡头的代理人。
一些已经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家，也可能加入买办势力，因为只有彻底私有化的国度，才能保证他们的私有财产永久安全。
总结：
中国的经济，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了，因为中央就那么120家大型国企。但是，大型国企，毕竟是中国原有体制的最后骨架，也是执政党拥有合法性的真正基础（习副主席最近刚刚表达了这个观点）。
买办势力在西方金融寡头的威逼利诱之下，千方百计地要搞垮中国的国有企业，这是怎样的居心，可以说路人皆知。
谁都知道，私有化才是贫富差距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但偏偏有些人喜欢指鹿为马，把自己造成的问题，全都推给国有企业。
中国入世谈判时，允许美国银行在中国入世后立刻全面进入中国，并且允许进口转基因大豆。
许多左派官员甚至在入世协议达成前，根本不知道谈判的具体内容。
如今的中国银行业，25%的股份控制在外国银行手中。外国银行家们一直希望，这一持股比例能够达到50%。
......
这就是中国的当代史，没有在公有制前提下进行改革，而是走了私有化的修正道路，最后，当然也免不了被买办精英们一步步劫持，重新走上丧权辱国的可悲道路。
爱国青年们，请看明日之中国，将成谁家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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