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没有话题可说了，重嚼新闻的剩饭。世界风云瞬息万变，需要我们观察和思考的事情太多。只是安身立命于中国，不能对二十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级中发生的一个大事件熟视无睹，任由蜕变的犬儒和进化的物质们悄然消解掉它的意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里，向来不乏为一己出世悬梁刺股者，不乏为私人利害赤膊上阵者，不乏为个人恩怨揎拳攘臂者……但若要说二十余年来敢为公义挺身而出、孤身抗议的，恐怕唯杜建国一人。这就是为什么说杜建国抗议世行报告是一个大事件。
当然不能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堕落、全面腐化了，真诚者、勇敢者、正义者永远存在，尽管永远都是少数。我指的是行动精神，和对行动精神的肯定。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一群警惕地注视着社会、对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并永不满足；温暖地守护着民众与道义、以引领或捍卫为己任的人，那么，当笔墨的批判丧失效力、沉睡者不肯醒来时，该当如何？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站在异国的海岸边纵身一跃，投入骄狂扑来的日本海浪，以一死来唤醒国人；2000年7月3日，爱德华·赛义德站在黎巴嫩南部被侵占十八年的土地上，弯腰捡起几个石块，向傲然高矗的以色列隔离墙掷去，表明了自己的加入。
陈天华死后，公葬仪式上数万民众为之缟素，连奉命前来阻拦的军警也为之动容，肃立一侧不加干涉。赛义德在投石之后也曾感叹：“当我加入的那一刻，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股相同的冲动……一件小事却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好像这个投石事件比我过去35年来为争取正义、和平所做的努力还重要！”——这就是行动精神的力量。“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尽管《资本论》里的这个比喻是在强调思想的优先，但“蹩脚的建筑师”是在动手做了之后，才能证明他确实比蜜蜂高明。何况，中国知识分子的缺乏行动精神已久矣。
20世纪五十年代，围绕着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让松、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群体，演绎了一幕人类知识分子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辉大剧。除了道义上的彻底性之外，这幕大剧最动人之处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行动精神。萨特不仅在言论立场上坚决站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一方，而且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支持：在反战请愿书上签名、参加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出庭作证……让松则更坚决，当他认识到“法国的官方政策背叛了法国的价值观”时，亲自为阿尔及利亚民解分子解决会场、住宿、交通工具，伪造证件，帮助偷渡，建立了一个支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秘密网络（“让松网”），为民解组织募集资金、传送情报……比较起来，我国知识分子行动精神的缺乏，相差的距离就不知其几了。
脱离现实、不屑与泥腿子民众为伍，不关心民众疾苦和国家命运，终日高高在上作蹈空之论，早已成学风的主流。至于那些精微计算好风险系数、准确拿捏了分寸之后，躲在安全线内嘤嘤嗡嗡冒充“异见知识分子”者，以及那些踩稳了大洋彼岸的坚实阵地，背靠花园洋房的中产堡垒后放胆叫骂者一流，实在算不得什么英雄好汉，甚至连正经的抗议也算不上。而杜建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以匹马单枪，对峙的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体系——金融资本主义的代表机构。观点的对错尚且不论，单单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了思想的启蒙意义。
有人讥诮杜建国不配自称学者，妄僭了学者的神圣封号，我看杜建国在危急的情势下喊出“我是中国的独立学者杜建国”这样一句，在今天这样一个“学者”越来越成为贬义词的时代，实在是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了一份尊严和荣光——在世界的面前，在民众的心目中。大家不必为难，且领受了罢。有人呵责杜建国缺乏费厄泼赖精神，殊不知佐利克们在拉美、在非洲、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费厄泼赖修养是何等的令人心惊肉跳。更何况，敢于跟恐怖分子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他国实施恐怖袭击的爱德华·赛义德，那可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世界顶级的美国知识分子啊！如果说连他也没有费厄泼赖，那这个“费厄泼赖”不仅需要暂缓，简直可以抛弃了。还有人解剖杜建国的内心动机，以“出位搏名”向他泼污。这不仅是要“触及灵魂”，简直近于一种诛心之刑了！
观察一个社会行为，应当约束于外在行为的本身；结论一个社会行为，应当局限在它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范围内——这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也是一个公道的态度。评论一个人的行为，自古有道“观其言”、“察其行”而未闻有“剖其心”者。若允许仅就行为的社会影响和意义而论，我将再重复一句：
2012年的春天，一个叫杜建国的青年，以行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书写了一件大事。
2012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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