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低效率”与私有化的最后疯狂
曾飞
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官儿好当，说什么对自己有利，就说什么；干什么对自己有利，就干说什么；反正权比什么都大，爱咋说就咋说，爱咋干就咋干。对此，网友“翠岭斯干”讥笑道：“一会儿国企低效率，民企高效。一会儿民企可怜，利润不及国企零头。信他们粥都没得吃。”信不信由你，反正他们都要捞个够。一个中国让他们折腾了几十年啦，国人早就麻木了。他们终于认定国人好欺负，于是伙同华尔街大佬的御用工具世界银行发动了最后一轮私有化的疯狂，不把中国人民的最后一点全民财富吞吃光就誓不罢休！
2012年3月7日署名“领先多路”的流言制造者就在网上散布了改革者不敢正式说的谎言：平民生活改善慢主要是国企低效率拖后腿。国企的低效率继续下去，根本不能支撑必要的国民福利，只有减持一部分国企变现资金才能提高效率改善平民福利。国企该私有化的部分就该私有化，该证券化的证券化，该减持就减持，不论好歹一味投入，百姓遭殃。政府就是要少介入微观经济。国企投的越多将来亏得越惨。尤其把百姓的福利款无限制的行政划拨给国企，会更惨。违反规律的事必然受惩罚。不改革死路一条，及时部分私有化也要改革。——这帮人把他们搞私有化掠夺中国人民的巨额财富，制造两极分化，导致“平民生活改善慢”（贫困化）的罪责直接推给国企，煽动人们仇视国企，改革者自己好溜之大吉，还反过来趁火打劫，“深化国企改革”把最后的全民资产私有化，吞进自己的肚里去！
为此，国家发改委甚至公开炮轰国企“与民争利”，指责说：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和低效率等问题仍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以盈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可能暂时掩盖国企低效率的本质，如果忽视进一步的改革，国企暂时的繁荣或导致体制的复归。（羊城晚报《国家发改委炮轰国企“与民争利”》）——他们这些改革者害怕的所谓“体制的复归”就是国企在竞争中反而取胜和繁荣，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
2012年1月20日，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就明确指出：
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经常受到不切合实际的指责。如果国有资产增长快了，利润率大幅提高了，会指责你是“国进民退”，挤压了非公经济，甚至说你是明盈实亏；如果利润率低了，说你低效率，国有不如私有，主张“国退民进”。最近看到有人用统计数字批评国企：“近几年国进民退，国有资产从1999年9万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3万亿元，是10年前的5倍。令人震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并运用了一些数据。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论断。……只根据国有资产10年增加到5倍，就认为是“国进民退”，是一种片面的武断之词。国有资产的绝对量增加并不是靠挤压私有制经济取得的，与私人资本更快的增长相比，国有资产的相对量是降低的。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看，2004～2008年，国有资产在全国资产所占比重中下降了8.1百分点，而私营企业增加了3.3个百分点。多年来，国有工业资产在全国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从2002年的近70%，下降到2008年的43.7%。
断言国有企业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也是违反事实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社会责任，不是只以盈利为目的。即使如此，通过改革，近些年来国有企业的利税率还是很高的。从全国国有企业的利税指标来看，1993年的利润总额为1142亿元，上交税金为1,634.9亿元，3级及以上企业户数为190,780个；到2009年，企业户数减少为115,115个，但利润总额增加为15,702.9亿元，上交税金增为22,795.5亿元，分别为1993年的13.8倍和13.9倍，而且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上交税金远大于企业利润。再从国有工业企业来看：2002～2008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从2633亿元增加到9,063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利润总额达8,151.2亿元，同比增长17.1%，；2002年～2009年，中央企业交纳税金由2,914.8亿元上升到11,474.8亿元，增长近3倍。根据有关单位的综合统计数字分析看出，2003~2008年间，国企税费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以上。截止2009年底，已有1,561亿多元的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划归社保基金，使国企收益供全民共享。我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都有可靠的出处，而有些人士为贬损国企所运用的数字并不真实可靠。近年来，许多学者运用多种统计资料和实证分析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远高于私营企业。如张波和张益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所发表的《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都比私营经济高，而社会效率高于私企一倍。然后得出结论说：“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国有企业无论整体上的效率还是经济效率都好于私营工业企业，而在社会效率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并且是不断提高的趋势。”并指出：“只有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才可能实现高效率的观点是毫无科学依据的，也是违背实践经验的。”另外，宗寒同志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的论文《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反驳了《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所发表的刘瑞明和石磊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中的有关观点和分析判断方法。刘瑞明等认为，“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构成了民营企业的拖累，从而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深入理解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以此作为进一步要求“国退民进”的根据。宗寒同志运用统计数字，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国有企业不是“双重效率低”，而是双重效率高。统计数字表明，从工业增加值率来看，从1998年到2006年，国有企业最低为2005年的32.44%，最高为2002年和2003年的35.27%；而私营企业则最低为1998年的24.44%，最高为2006年的27.86%。这就是说，国有企业2005年最低值也高于私营企业2006年的最高值；从成本费用利税率来看，2005年和2006年，国有企业分别为8.44%和7.09%，而私营企业为4.93%和5.27%；再从劳动生产率来看，2005年和2006年国企分别为117,653元和144,954元，而私企分别为54,790元和75,976元，差距很大。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效率高低问题，国外学者也有讨论。斯蒂格利兹不赞成国企低效率论，他指出：“韩国的国有钢铁企业比好多美国的私有企业同行还有效率。”“傻瓜式的经济理论暗示，私有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提供了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好多年以前，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曾对这个逻辑谬误在何处做过解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也对此作了论证：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一个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层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率进行科学全面的评判。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整体效率并不比私营企业低，无论在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近年来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只有私有化才可能实现高效率、私有化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实际上，并非私企就一定高效率，国企就一定低效率。企业效率的高低更多地决定于经营管理符合事物规律性的程度，决定于经营管理符合符合人性规律的程度。美国的一些著名企业的所谓“高效率”，其实很多是建立在欺诈或非人道的基础上，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诸如，新华社纽约电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试图通过虚报财务等欺诈手段蒙混过关的美国企业在日益增多。近两年来，有迹象表明，美国一些大公司竟然也卷入其中，铤而走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日前提供的资料显示，2001年政府管理部门调查了112起企业财务报告涉嫌欺诈的案件，比1998年的79起增加了415%，其中就包括目前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安然公司和废物处理公司等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美国连续查处大公司财务欺诈案》）——美国的私企也不全都高效率，反而因为效率低下不得不用欺诈手段混日子。
更有甚者，据纽约时报《苹果的血汗代价》披露：“2011年五月一个周五的夜晚，爆炸的冲击波穿透了A5大楼。火光四射，声音震天，扭曲的金属管像被丢弃的稻草一样四处散落。在食堂吃饭的工人们跑到空地上，眼见窗户震裂，滚滚黑烟正不断从里面冒出。爆炸事发地点是生产iPad一个抛光车间。在那里，工人们每天都要为iPad打磨成千上万的铝制外壳。两人当场确认死亡，十数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到救护车上，有一位伤势特别明显：他的面部已经血肉模糊，被爆炸的冲击力和高温灼得不像样子。他的五官已无法辨认，原本鼻子和嘴巴的地方只能看到红黑一片。”（按：何其血腥野蛮的苹果啊！）“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一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但根据访问记录，工人工资单以及第三方团体的调查，在富士康，很多工人的工作时长都超过了60个小时。小东的工资单显示，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迟到的要写检讨，有时还要罚抄总裁语录。这里还有一种制度叫“两连班”，指的是工人需要连续工作两个班次。”“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供应链上生产环境恶劣的电子产品公司。戴尔、惠普、联想、索尼、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都被发现其生产车间内的工作环境严苛。而且，苹果的前任和现任高管都曾声明，近年来苹果在改善其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譬如它启动了一项积极的审核计划，一旦发现供应商工厂出现问题，将及时令其整改。就在这个月初，苹果首次公布了它的主要供应商名单。而它的供应商责任进度年报，经常率先披露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苹果的高管也对消除童工、非自愿加班等问题相当投入。但是很多重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在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中，对劳工问题，安全保护问题以及其它很多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据苹果发布的报告，自2007年以来，至少有半数以上经苹果审核的供应商违反了起码一项准则规定，有的甚至还存在违反当地法律的行为。“苹果基本上只在乎两件事，一是提高质量，二是降低成本。工人的福利好不好跟公司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李明启说。李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在苹果最重要的制造伙伴富士康工作了多年，直到爆炸发生前两个月。李曾经支援过成都新厂区的建设，就是5月份发生爆炸的那座工厂。”——苹果－富士康的血汗劳动的掠夺制造了企业的超额利润，不等于企业的高效率和高效能，更不等于企业的社会高效能。其实这些企业的非人道严重危害社会。
而中国的许多优秀国企，诸如厦门工程机械和金龙汽车（厦门海翼集团）不但有很高的企业效率和社会效益，而且比很多私企更具有人性化的管理水平，既有更强的竞争能力（美国自吹用“和平竞争”战胜前苏联，如今却极害怕与中国的国企“和平竞争”）。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原厦门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2006年5月底，集团旗下有工程机械和客车等四大事业领域，是厦门市直管的十家大型国有集团之一。厦门海翼集团总资产300亿元，净资产90亿元，职工2万人，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之列。组建以来，公司通过资产重组、管理整合、技术创新等措施，形成了竞争力更强的产业发展格局。目前，CCRE海翼集团已形成了以厦工、金龙为龙头，以发动机、结构件、薄板件、液压件、底盘、车架等上百家零部件企业作为配套的完整的工程机械和汽车产业链，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规模宏大的工程机械和汽车生产与出口基地。海翼集团精心打造海翼、厦工、金龙三个核心投资品牌。厦工机械和金龙品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厦工装载机和金龙客车荣获“中国名牌产品”。2010年，“厦工”以110.83亿元的品牌价值，荣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第67位,“金龙客车”、“海格客车”、“金旅客车”也分别以84.16亿元、80.11亿元和65.70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居该排行榜第101位、第108位和第141位。厦门海翼集团用自己的创新和优秀的产品质量，用自己的优秀管理和员工的积极性打造了强大竞争力，包括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根本无法污蔑他是垄断的结果。笔者作为管理学教师，对厦门工程机械等多家国企、ＴＤＫ等外企和其他私企进行过大量的培训和辅导，从中直接感觉到厦门工程机械（海翼集团下属企业）等国企在经营与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甚至优于某些私企和外企。比起某些私企和外企的非人性管理要人道得多，科学得多，工人的待遇也较高。笔者在辅导培训中就对某些私企指出过，任用无德无能的亲戚充任高层管理者，任意欺压辱骂干事的中坚力量，任意逼迫员工加班，过度压低薪水以追求利润，日后必然引发骨干流失、技术停滞、质量下降的恶果。果不其然引发了该私企的经营危机。同时，某些外企和私企简单地依靠业绩目标的高压、辞退的压力或过度加班以追求超额利润，造成了人员的过度流动，影响了企业的管理与技术素质，其实很不可取，反而是一种很野蛮的管理。因此很多情况下竞争力反而低地下，很多不得不依靠行贿和回扣来进行竞争。再如某些旅游私企，不给导游工资，听任他们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坑害顾客；相比之下国企厦门建发旅行社的旅游产品就比较货真价实，有序管理，不坑害顾客，这样的社会效益难道不好？国企厦门的公交公司，管理完善，车好价廉，大部分路线一票制1元，造福了居民，这样受约束的垄断地位如何不好？相反，某些私人的巴士公司，用承包代替管理，车辆长期无人维修，肮脏不堪，司机缺乏培训，乱闯抢客，安全隐患重重而无人过问，这也叫做私企高效率？人家苏州的电业公司，还特别对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进行科学的技能训练，配备专门的技能训练设备和场所，认真服务社会，这样的国企如何扣上“国企低效率的本质”（国家发改为的断语）的高帽？其实，当前某些国企。如银行和中石油的严重问题，基本上是由于官僚当政，也就是官僚直接入侵国企，篡夺了国企的实权说造成的官僚罪恶。铁道部造的孽直接是官僚的罪恶。根本与国企的本质——全民所有制、公有制企业毫无关系。这就和刘少奇刮共产风、大锅饭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无关一个样，这也是一种官僚权术，把自己胡作非为而造的孽归罪于“国企”的本质——全民所有制，然后依此为借口私有化全民资产，而据为己有。
改革者不敢看国企和私企的主要事实，更说不过真正的学者的科学论证，于是只好请来了美国华尔街大佬的御用工具《世界银行》来当太上皇，以势压人，蛮不讲理地直接发布懿旨“敦促”中国缩减国企，进行商业化，指定私有化是商业化的最好办法，为中美垄断资本私有化国企的最后疯狂定调。
此时，资深金融工余丰慧也急忙跑出来为《世行报告》缩减国企的懿旨辩护：压缩国企战线，推进国企私有化，作为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不失为一个好建议。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现在推进国企私有化与上一次有着本质区别。上一轮是将国企物理属性的东西比如：资产、土地、技术、厂房等全部变卖甚至廉价变卖，确实造成了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轮如果推进国企私有化的话，主要是通过变卖国有股份完成私有化的。
上一轮国企私有化浪潮，被迫停止于通钢和林钢事件，中国产业工人狠狠教训了这些居心不良的改革者。前事未忘，教训已失。新一轮国企私有化浪潮，即使变换手法，使用更加隐秘的障眼法，但只要是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民众的教训与总清算还是难以逃脱的。
显然，上一次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是世界银行自己的报告所承认的：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轮如果按照《世行报告》的懿旨推进国企私有化的话，那就是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掠走了中国的几乎全部全民所有的资产。中国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将落入中国官僚资本和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手中，中国的新“四大家族”和华尔街就可以任意利用这些资本掠夺中国的劳动者，人民大众完全失去了劳动的自由权利，劳动报酬将进一步被压缩，物价将任意高涨，人民大众的生活将进一步贫困化。国家也将被分裂，任由美国等列强吞噬。从而步入前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灾难之中。
《普京发誓：将对私有化寡头进行倒逼清算》的文章指出：
上世纪90年代来，俄罗斯实行哈佛私有化计划和盖达尔改革方案，致使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实物产出下降50% ，物价上涨了几千倍。私有化的改革，使少数寡头受益，绝大多数人受害。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蛀虫侵吞。俄罗斯的鲍里斯 . 别列佐夫斯基等9 大富豪，控制了全国一半左右的金融和产业资本。他们任意挥霍，荒淫无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受苦受难，惨遭洗劫，两手空空，40%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名为休克疗法的改革，使得很多的国有资产落入了私人手中，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寡头，确使普通国民更加贫困，现在俄罗斯的一些两极贫富分化，也造就了一些人成为普京的反对者。普京就是要继续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普京在他的治国纲领中许诺说，要建立新的民主体制，广泛启动基层的选举，要把财富按照民主原则分配大众。
根据普京的指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局长斯捷帕申最近宣布，俄罗斯国家准备重新评估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倒逼垄断了国民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垄断寡头和富豪们吐出巧取豪夺掠夺来的资源和财富。
2003年俄罗斯统计局曾经作出了90年代私有化的数字统计，今年普京提出要彻底终结不公平的私有化，于是国家统计局就计算出当时国企的实际价值和拍卖之间，存在巨大的货币价值差距，准备通过法律程序一次性从寡头手中索回这些差价。相信普京当选后，会以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计算为法律依据，进行清算，向寡头们索回被侵夺的国民资产重新进行分配。
中国人民不能无视这些惨痛的教训，让美国在俄罗斯制造的国企私有化灾难在中国重演。国人不能等待中国出现普金式的强人来发誓将对私有化寡头进行倒逼清算。这一切掠夺的图谋必须在发生之前就用自己的力量来制止改革者的最后一轮私有化疯狂。今日的中国人不全是低智商的傻瓜。
至于中国的“国企改革”，其实很简单，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务院不再直接管辖“国企”和“国资委”，“国企”和“国资委”由“人大”直接监管；依照新制定的法律把“公企”委托给企业董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并立法禁止任何官员插手“公企”，已经入侵的官员或前官员立刻退出，回去当官，否则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在此变革总原则之下，一场中国国企改革的风波也就自然尘埃落定，一切顺理成章，“公企”自然就会顺利发展而造福民众。一场争吃唐僧肉的狗咬狗丑剧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不再让民众揪心。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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