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秦城冷月》上（1-15章）

秦城冷月

（上）

第一章
 

江青在牢房中检讨，自己一生的唯一错误是推荐了华国锋。毛泽东曾问她：“你有坐牢的准备吗？”六二年，刘少奇决心纠正“错误”，彭德怀上书中央要求平反，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日子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同志（1914-1991年）

她终于尝到了铁窗的滋味，尽管这里还不是真正的监狱。但是，过去那种生活，不，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她都失去了。是暂时？还是永远？她不敢断言。

当然，她希望的是前者。

现在信息全无，甚至多数时候连报纸也看不上。她仿佛被置身到一个全封闭的铁桶里，听不到一点社会上的动静。这时，恐惧像一股电流击穿了她的全身。她觉得房间里的灯全熄了，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她，难道就永远锁在这死一般的黑暗中吗？她自己问自己。

她永远忘记不了那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八时。

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到她的住地。不，按照她的词汇，是闯进她的卧室，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然后，他们不理会她提出的要求，把她强行押走：

这是非法绑架，是赤裸裸的政变！她这样大喊着……

她被押上了汽车，窗帘全被遮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清开到了什么地方。她闭上眼睛。这一瞬间，她想起了永远闭上眼睛的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她的所有的战友们。她下一步事业的发达、受人尊敬、十届三中全会……天哪，要是全国全世界知道了实情……简直不敢想象。

当她从车里被拽下来时，她丢失了自己口袋里的一支钢笔。那是珍贵的留念，是毛泽东送给她的礼物。自从嫁给毛泽东后，她自认为自己是白璧无瑕，她一生犯过的唯一错误只是推荐了华国锋，让毛泽东提拔他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当时，张春桥曾提醒她：“华国锋大奸似忠，得提防。”但她不以为然。而现在，后悔也晚了。

江青沮丧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由于挣扎，乌黑而秀美的头发弄散了，零乱地搭在前额和脑后，且沾上了很多尘土。一个政治家，即使是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一旦失去权势也会像瘫倒的病人那样变得手无缚鸡之力。自己已快六十三岁了，政治家到古稀之年本是职业上最成熟的时候，可自己还能再期望什么？

“江青，”一位女看守提着饭盒进来，“该吃饭了，你听见没有？”

“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用这个口气说话，滚，去把你们的主子华国锋、汪东兴请来，我有话跟他们说！”

“你是审查对象，提这种要求根本不是时候。”看守她的负责人听到她的喊叫走过来，半是劝解半是警告地说：“现在你别无选择，还是把态度放老实些好。文化大革命中你们整了多少人？你总该懂得专政者如何对待被专政者吧？”

江青又火了，她挥舞着拳头咆哮道：“我们整的是什么人？是敌人！是钻进我们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你们，你们整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是好人。你们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中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是犯罪……”

警卫和看守们无动于衷地望着她。这正是他们的职责！！什么都不会惹怒他们，他们对一切都顺其自然！！只要你不逃跑，不自杀。他们对这位刚来的审查对象一开始还有很大的新奇感，渐渐地并不感到新奇了，因为她身上并没有新奇之处。不过，这位负责人还是感到了某种心酸。听了江青的怒骂，她怎能一点触动也没有呢？

终于，她朝江青望了一眼，然后向楼梯走去。

囚室里又剩下江青孤零零的一个人。

其实，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器的严密注视，只是她自己没有感觉到而已。

江青一会儿坐在床上，一会儿烦躁地在地下走来走去。她多么想走到大街上向人们诉说自己的一切啊，但此刻她已失去了这种自由。这时她才体会到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珍贵，而以往自己对此并没有珍惜。她想起一位著名学者的话：“政治是残酷的艺术，某种意义上讲是同死亡在捉迷藏和游戏。”她曾骄傲地宣称：“我不是戏剧家，而是政治家，我是搞政治的。”那么，她终于体会到了残酷和死亡的滋味。政治家失去自由，就是死亡的开始。她对周恩来的话不屑一顾，周恩来曾对她说：“政治家要选择和使用、培养、结交有实力、有本事的人，把权力交给他们。梅兰芳唱戏可以，作总统无论如何不行！”她不相信这些话，整天和唱戏、跳舞的人混在一起，而冷落了抓枪杆子的将军和老帅们。同不懂政治而玩政治的人在一起，只会陷入难以自拔的窘境。这时，只有这时，她才感到了自己和周恩来的差距。要早听他的劝告，改变一下策略就好了。不过，人在感情冲动和沉溺于赞歌颂词之中的时候，又有谁去听规劝呢？

毛泽东的话又在她耳际轰响，那是整整十年前给她信中的一段话，早已在全党公开过：“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自己究竟有什么弱点、缺点和错误呢？这和自己目前陷入的困境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江青陪同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她帮他换上泳衣，并肩向大海走去。她发现他的眼睛总是默默地凝望着波浪起伏的远方，让他瞧吧，让他望吧，他一生喜欢大海江河。游泳时，快乐如在天堂，可是一完……他就把快乐、幸福忘掉……忘在九霄云外，直到坐回到书房或办公室里。她帮他冲刷身体，往身上打肥皂，拧开淋浴的水龙头，冲洗全身。她希望他会尽快从沉思、忧虑中解脱出来。也许她得给他找点轻松些的读物，通常说说笑笑也就够了。

毛泽东披上浴巾，照了一照镜子。他今年六十八岁，可是看上去像五十岁左右，身材魁梧，一双能看透人肺腑的黑眼睛，一头稍有灰发的背头发型。他的外表酷似他的母亲，智慧、精明却和父亲相同。

江青找了几本杂志，回到办公室。毛泽东已经穿好了衣服，背向着屋，望着窗外的大海。

她清了清嗓子，让他知道她已进来。这些天，毛泽东好像有些神经过敏，如果你冷不丁进来弄出响声，会把他吓一大跳。她把一本画报放在桌上，小声嘟嚷起来：“你看人家王光美多会出风头，跟着刘少奇出国访问、接见外宾，越来越得意忘形了！”

毛泽东转过身，一脸严峻：“你羡慕了？你就喜欢那种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在大场面上出风头，讲排场。让人们吹捧你、奉承你，那样不好。少奇同志总是把王光美抬出来，实际上是害了她。我希望你埋头苦干，把精力用在研究国内的问题上。没有管理国家、治理天下的真才实学，迟早要跌跟头。今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暴露了党内的严重问题。别看彭德怀倒了，但是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洁，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江青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她脑子却迅速地闪过无数念头。丈夫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他到底想干什么？党内究竟出现了些什么事？

“江青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依然是你死我活的。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只要你在台上，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把你赶下台。你知道酒场上的划拳吗？名义上‘哥俩好’、‘四季财’、‘好好好’，实际上总想着把对方灌醉、撂倒。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人，你给他让一个位，他还想彻底让你坐在地上，把位置都占了。人心不足蛇吞象，酒桌宴会是战场。”

江青感到一阵翻肠倒胃的震动，仿佛整个宇宙间陷入黑暗，自己进了万丈深渊之中，很难辨清方向。

毛泽东指着她的胸前问：“你有坐牢的准备吗？”

江青一阵颤栗，茫然不知所措地摇摇头。

“有杀头、开除党籍和离婚的准备吗？”

江青感到了惊恐。

毛泽东说：“搞政治就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准备。就拿我来说，我是随时作好下台的准备的。一个是被帝国主义里应外合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集体搞垮，我们成为俘虏；另一个就是被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赶下台，像彭德怀一类人是把我恨死了的。为了不下台，就要同这类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内外、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

她终于明白了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用意。

毛泽东已对刘少奇有所警惕了。

离开毛泽东的办公室，她回到自己的卧室里，照了照镜子，对自己的脸色很不满意：满脸倦容，眼皮下浮出了黑圈。她需要躺在沙滩上晒一晒太阳。可是，眼下她抽不出身去，因为有许多材料和文件还没有看完。

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很清楚引起他忧虑的各种因素：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间，彭真指示北京市委的项子明、李琪、王汉斌等人在西郊公园畅观楼秘密审查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以来中共中央发至县、团级以上的全部文件。彭真说：“你们要从中找出问题来。有些文件是个人批发的，难保没有问题，你们要敢于从中央文件中找问题。这几年，毛主席骄傲了，使中央犯了一定的错误。党的历史上凡属路线错误，都不是能靠自己纠正的。这几年的问题就出在反右倾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这些人整理了一份一万二千多字的报告。

但是，毛泽东一直没见到这个报告。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几次在会上表示：“我们不能仅以是否反对毛主席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造成连续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大跃进只注意了多快而忽视了好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现象，结果使人民饿了两年饭。还有，中央一些领导人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令毛泽东吃惊的是，刘少奇还公然说：“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有不少还是实事求是的，并不算犯错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是党重犯了过去二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现在，我主张凡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

紧接着两个星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刘少奇号召中央机关要勇于揭露假象，他说：“动不动就说形势大好，那是哄人。不把假象的盖子揭开，我们党就无法前进了。希望大家不要怕揭，要彻底，可能过一点，也没有害处。有人说，揭露，有人会说成漆黑一团，如果确是如此，就说它漆黑一团，这是实事求是。我看，这两年来我们国内出现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我们硬要搞独裁是绝对行不通的。现在，非常时期就要有解决非常问题的非常办法，反正再顾一些人的脸面是不行了。”

同年三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也强调指出：“这几年，批判、处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倾、整风、补课等，百分之八、九十是错了。党中央一定要抓好平反、甄别工作。这项工作进展得很慢，不能调动积极性。县以上的要赶快平反，可能发生错了的，但这是少数，将来在工作中改，不要怕出偏差。”

到了六月，彭德怀便写出了八万多字的申诉书，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问题，并给自己重新分配工作。

毛泽东读罢这些材料，忧心忡忡地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紧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彭德怀叫嚷要上台，赫鲁晓夫在周围密切配合，我们的日子不那么好过哟。”

和毛泽东在一起，江青的感觉毕竟不一样。她暗暗感叹，幸亏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一九五九年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两次斗争，从党内、国内清除了隐患，才在眼下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国际压力下，党和国家都能经受住了考验。毛泽东始终掌握着驾驭形势的主动权。江青是一位极端聪明的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她对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宽容和灵活表示出衷心赞同。“让他们放手干吧，引蛇出洞，放一放再说，”她对丈夫说，而且毛泽东也有这个打算。

毛泽东经过四、五年的观察和准备，发动了被他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送上了断头台。同刘少奇一起的邓小平等人也分崩离析，陷入被囚禁和批斗的境地。那时，江青是多么的舒心解气而又得意忘形啊！因为谁都知道，她在这场政治较量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江青没有想到，在同刘少奇等人斗争中曾同她并肩作战的林彪，最后会成为她的死敌。从来围绕权力的角逐，政治家都无什么风格、谦让可言。江青是在同刘少奇较量中变得羽毛丰满的，当她认为自己足以能够同林彪相匹敌时，便不再把那个“亲密战友”和“毛泽东的接班人”放在眼里。她略施手腕，便让林彪、陈伯达在全党面前出乖露丑，最后林彪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的一堆黄沙里。

“江青，你要谨慎呢。”毛泽东的声音带着奇特的鼻音，日渐衰老的面孔显示出严酷的政治斗争给他带来的憔悴和劳神。“现在你已成为出头的鸟，好多枪口对准你了。包括反对我的人不便出口，但会拿你出气。资历和才能是政治家立身的基石，而这些你都不占优势，惟有和大家搞好团结才能渡过难关。你面前会有许多的关口呢。”

江青后退一步，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别以为你打了胜仗，人家就怕你。怕你不等于服你。”毛泽东说，“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恨你，你已积怨很深了。只是由于你是我的老婆，大家不吱声，应付你罢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一旦我见了马克思，看你怎么办？”

江青这时反而镇静了。她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叠文件，冷笑道：“我知道有些人背后骂我、咒我，这没有多大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人骂，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和他们是不动真格的，一认真他们都得完蛋。造谣、诬蔑、诽谤，都是下流的三等坯子的武器，根本不敢堂堂正正地出来挑战。我从心眼里蔑视他们。党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我遭受一点攻击有什么了不起，武则天还被儒家谩骂了几千年呢。”

“你有武则天那两下子吗？”

“事在人为，可以学嘛。”

毛泽东哼了一下：“武则天应付满朝文武那两下，我看你一辈子也学不会。志大才疏，好胜逞能，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是你致命的毛病。”

毛泽东做事深沉，胸阔如海。他一手把邓小平从软禁中解放出来时，举世皆惊。江青当时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在她眼里，邓小平是个批臭了、降服了的老虎，可以供她使唤而不会再来咬她的。但是，当邓小平在短短的一两年内一升再升，最后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她才着实慌了。她对毛泽东说：“你放虎归山已成隐患，再把虎养肥养足你就不怕伤人吗？”

“敌存免祸，敌去惹过。我就是有意要给你设置一两个对立面，不让你养尊处优。”

很快她就领教到邓小平是个很难对付的强手。在毛泽东、周恩来同时重病在身之际，邓小平对任何情况都能应付自如。他很快地控制了全国的政治局势，每一个重大决定都使江青这些人处于被动。当然，一般的困境要是江青遇上，她准会知道怎么对付的。可是，既然邓小平是毛泽东点的将，她怎么不对他留点情面呢？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其实一直在观察着邓小平。当他终于认为邓小平的举动会导致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等于他临终之前再一次把江青推向了政治波涛的最高峰。

不是资历和才能是政治家的基石吗？选一个基石比自己还要低的人当总理以取代逝世的周恩来，不是更能使自己发挥优势吗？江青看准了华国锋。

华国锋在江青面前不仅规规矩矩，且低三下四，他连高声说话的胆量都没有。他对江青甚至毛远新的每一句话，都是开口“指示”闭口“教导”，其肉麻的程度连张春桥都觉得可笑。这当然是在毛泽东生前。

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这个所谓“老实人”翻脸无情，竟干出了连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都没有干的事。一个晚上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侄子和其他几位得力助手与身旁人员。自己真是瞎了眼，以前竟没看出这条披着人皮的狼。江青嘴里咕噜着走来走去，她那表情多变的脸上眉头紧锁，脚上那双皮鞋的后跟踩在地上嘎吱嘎吱作响。唉，党的主席毕竟老了，他的慧眼真睛跑到哪里去了？

江青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九点三十分。自己一直在这间囚房里白白地浪费着时间，不，是在消耗着生命。“他妈的！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刀！”她失声骂出来，又急忙望了望四周，怕让人听见了。其实，天色已晚，巨大的天井里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怎么办？和华国锋谈判吗？他现在肯和自己坐下来谈吗？这个混蛋究竟想把自己怎么办？江青这么想着……

江青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样的，毛泽东，我是你的妻子，我不能在他们面前忍气吞声。生当人杰、死为鬼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应该是强者，她告诫自己。毛泽东生前教她如何经营政治，如何击败竞争对手。可是，现在他永远站不起来了。虎死威在，他们不敢砍倒毛泽东这面大旗，他们把自己关起来，实际上是恐惧她。不错，他们怕她。权力——可以把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也可以把笨猪变成英雄。中国的家业现在落到了华国锋手里，而且他打算长期掌管下去，她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第二章
 

汪东兴审问江青，抓住江反周总理的问题作突破口，逼江就范。江青却辩解说，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他。

江青、周恩来文革中接见红卫兵

看守顺着地下室的楼梯走进房间的时候，江青正在看报，连头都没有抬一下，目光接触往往造成错觉。又是老一套寒暄话：“吃饭怎么样？”再不然就是“今天想开了没有？”和他们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江青连屁股都不挪，她在埋头想着自己的心事。

“走吧！”

“上哪里？又是过堂？”江青把头一昂，“我不和专案人员谈话，他们没有资格和我谈论党的机密。我要亲自和华国锋、叶剑英谈话。你们把我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该捎的都捎到了，上去你就知道了。”

江青整了整衣服站了起来。她很想照照镜子，仔细看看自己的面容，不能让他们看到自己的半点狼狈，然后头一扬，将她那稍微零乱的头发用手指按乎。

她穿着一条灰裤子，上身穿的是一件淡蓝色的中山装，钮扣扣得严严实实，前胸平平的，没有那种女性的魅力了。她从床上的挎包里取出一枚毛泽东像章，别在自己的左胸前。她本想穿一身军装的，但不能如愿了，只好遗憾地叹口气。

她准备上阵，哪怕只是把他们臭骂一顿呢。她讨厌回到自己的空荡荡的家里，就是这间囚房。两名哨兵押着她，把她引进一间房内。

江青定睛一瞅，不由得怔住了。

是汪东兴。

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有些不安。因为他太具有权威了，他曾经守卫着毛泽东几十年，任何时候都控制着中南海的安全。在江青眼里，汪东兴似乎就是安全的象征，他似乎能主宰着自己的命运。但是，她知道他背叛了自己。

江青望着汪东兴，故意含笑不语。

她那至今都保持着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使这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少感到了些不安，刚才进来时他强挤出的庄严和笑容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

这是一种习惯性权威与胜利者的较量。

“江青，这几天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考虑什么？”江青一仄脑袋，音调里带着极大的愤怒和鄙视。“好啊，看来这件事你们完全知情。我要提醒你汪东兴，不要走得太远了！”

汪东兴不善辞令，脸稍稍一红而逝：“该走什么样的路，党中央自会决定。我只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什么什么，你们能代表党中央？”江青尖叫起来，“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只有我们才能代表党中央，你们是谁？竟敢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全党。再说我有什么错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和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你说我有错误，那么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

“谁都不是圣贤，你怎么能没有错误呢！”汪东兴似乎抓住理，一下子发了火。“你这个人从来就是自认为一贯正确，从来不愿作自我批评。难道过去毛主席批评你多少次的指示都不正确吗？”

江青仿佛气得说不出话来，她鼓着腮帮子憋了好大一阵，才说：“那好，我倒想听听，你能给我举出什么样的错误来！”

“好，我也想领教领教你究竟有多么大的能耐。”汪东兴把手中的皮包往桌上重重一放，坐在了审判席的椅子上。江青左右环视了一遍，也气鼓鼓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们的目光对峙着。

“你最不得人心的事是反对周总理。”汪东兴打开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叠材料放在桌上，然后一字一板地说：“你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从一九七四年起就一直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事不正常的活动。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你们召开了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一月二十五日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完全是为突出你们自己而造舆论的大会。经过你们的策划，你和王洪文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出场，迟群、谢静宜气焰嚣张地作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你们提出批走后门，是一个阴谋。参军、入学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是应当反对的。但是，你们在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上，夹进批走后门这样一个牵扯几百万人的问题，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目的就是要转移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借这个题目，整一批同你们有不同意见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江青一怔，没想到他会抓住这个问题来打开突破口。

她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等人整理林彪关于尊孔颂孔的一些言论材料，以便进一步掀起批林的高潮。在江青的具体指挥和参与下，他们搞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仔细看罢，批示：“同意转发。”

为此，姚文元于一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发了下去。文件还在印刷之中，江青和王洪文就匆匆忙忙地召开军队和中央机关大会作动员。一直蒙在鼓里的周恩来听说此事，大为震惊。

“批林批得好好的，许多被林彪颠倒的是非还没有得劲很好的纠正，怎么又突然拉扯到孔子来了？”周恩来质问江青，“孔子已经死了两千五百多年了，他和林彪又有什么关系呢？”

江青故意卖关子道：“怎么你连这个精神也吃不透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历来的反动派、历来的机会主义者头子都是尊孔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召开中央机关的动员大会，而且也该把郭沫若请来，让他当个反面教员嘛。”

周恩来想了想说：“我看不必要惊动郭老了，他年事已高，不宜再受刺激。”

“这可不是刺激，而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方向的政治斗争，人人都得参加，郭老怎么能例外呢？”

“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们得请示毛主席。”

“总理啊，你开口请示主席闭口请示主席，好像对主席多么尊重，其实你根本没吃透主席的思想。我看呀，你的头脑里也深含着许多孔孟之道的东西，也得在这场斗争中消除余毒。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周恩来沉思着说：“不管怎么说，得留给全党全国一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搞得太突然，好像我们党又出现什么大事似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央的同志概念不明确，给地方上的同志和造反派们留下了混乱，甚至出现了故意作文章的事情。所以，我不那么赞成在全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搞那么多动员，还是让秀才们先写些文章吧。”

江青脸一沉：“你认为批林批孔只是学术界和秀才们的事吗？”

周恩来说：“广大工农兵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儒法斗争其实并不那么熟悉。我说的是实话。别说群众和普通干部，我也难说对这部分历史就那么精通。所以，在全党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召开一系列的动员大会合适吗？”

“总理呀，你太保守了呀，太低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觉悟了呀。”江青拉长音调，不慌不忙地从她的白色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召开大会可不是我的发明，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你看看吧，这是今年的第一号文件，主席布置已经久了，我们都落后了。”

周恩来接过文件的抄件，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一遍，无可奈何地说：“好吧，那就开会吧，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也出席大会。”

江青离开周恩来的办公室后，得意地对王洪文及身旁人员说：“你们看怎么样？周总理也被我弄得没有办法了吧！我就是要向全党证明，到底是谁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迟群在会上讲了一番批林批孔的认识和重要意义后，话锋一转说：“批林批孔如果不联系实际，完全是无的放矢，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江青抬起头，大声说：“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现在走后门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参军，没有门路根本进不了学校和部队，不给当官的送礼，不走歪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的几个老帅、老将，光他们写的条子就够一个营、一个团，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完全变成了后门兵、后门大学。这样下去，我们的工农群众能答应吗？我主张彻底关闭后门，在这场批林批孔中要当作大事大抓。”

迟群又说：“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

谢静宜马上接着说：“现在党内的不正之风猖獗得厉害，社会风气不正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会后，迟群、谢静宜等人修改、整理了讲稿，准备向全党印发。叶剑英于一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后，反映了这两次会议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二月十五日看了这封信，并作了批语，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时，叶剑英在会上说：“召开全军会议动员批林批孔，为什么不经过政治局会议研究？为什么不向军委和中央打招呼？当然也没有请示主席。我真不知道，谢静宜和迟群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讲话的？我们党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

邓小平坐在沙发里，观察着每一个与会者的衷情，一言不发。

周恩来说：“我觉得主席的批示很重要，剑英同志向主席报告情况也很及时。这点比我的政治觉悟要高。我以为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主席，没想到主席对会议的一些提法会有这么多看法。”

江青瞪了周恩来、叶剑英一眼，说：“小谢、迟群同志的讲话有缺点，但并不是什么大错。为了批林批孔搞好深入，不宜再夹着批走后门，但并不等于说走后门就对，或者说主席赞成走后门。这是两回事。我想有些人并捞不到什么稻草。”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妥善解决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入学等问题。通知强调：“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江青认为这本是小事一桩。汪东兴，不，应该叫华国锋政变集团竟把它作为自己的一条大罪来置自己于死地，她气得眼珠充血，大声喊叫道：“这叫什么错误？即使算错误，就能够把我当敌人一样地关押起来吗？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走得太远了，”说罢，眼眶也湿润了。

这倒使汪东兴稳住了神，心中暗暗得意。他鼻子哼了一声说：“我讲这些，只是证明你不是一贯正确的。你犯下了其他错误和问题，中央正在认真地进行审查。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与中央配合，认真考虑你的问题，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告诉你一点的是，自你被隔离审查后，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包括你最亲信的人，都开始揭发你的问题了！”

江青冷笑道：“江某人行得正、走得直，无事不可对人言，我不信别人能揭发我什么。除了邓小平一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相信我还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的。”

这回轮到汪东兴放声大笑了，他把一份复印件扔到江青面前，说：“现在，连你的秘书刘真、刘玉庭都站出来揭发你了，你还要充什么硬头，简直是打肿了脸充胖子！”

江青认得她的秘书刘真和刘玉庭的字迹，他们在她眼里曾是最忠实的助手，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和她反目了。她的手颤抖着，把那份揭发材料一字一句读完了：

“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江青却伙同王、张、姚借批林批孔，大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整垮周总理和党政军一大批老干部，篡党夺权。她无耻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她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抓点，煽风点火。她同迟群、谢静宜精心策划了‘一·二五’大会，江青向迟群、谢静宜口授了讲话内容，江还要姚文元在会上多讲一些话。大会前，江青得意忘形地说：‘哈哈，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有办法了！’大会录音，江和姚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迫不及待地要发到全国。后因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和制止，并且扣发了录音带，所以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政治局讨论毛主席的批示的会议后，江一回到家，就大发雷霆，发泄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不满。”

“叛徒！”江青看罢以后，脸部一阵抽搐，从牙齿缝里挤出这两个宇。她把这张纸又扔到桌上，嘲弄般地对汪东兴说，“这并不奇怪，革命到了紧要关头，都会出一些叛徒。如果今天抓的是你，你身旁的人也照样会揭发你。这很正常。”

“你认为他们揭发你不是事实吗？”

“不是，”江青坦然地说，“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事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我承认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都是维护他的，他也同样维护我。我从来不反他、也没有反对他，他也没有反对过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造谣、挑拨，我感到很可怜。至于说我反对毛主席，更是荒诞无稽了！”

“中央希望你能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来，以便求得党的宽大。”

江青冷笑道：“你说这话，实际上是让我当叛徒，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承认你们的作法合法，好让你们盗名欺世。哄骗全党全国，是不是？告诉你，没门！我早就作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使我明天死去，我也认为自己值得！”

第三章
 

“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江青对着审讯人员喊到，“我是毛主席的未亡人！”江青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十五岁考入山东省实验艺术学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捕，被送进上海警察局看守所。

一九三〇年代的江青

江青和那位穿军装的哨兵几乎是在同时移动，只不过一个是在铁窗内，一个是在看管犯人的哨位上。

江青喊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想到自己反而被专政了。她开始诅咒这种剥夺了做人的一切自由的机器了，连想得知外面消息的权力都没有了，他妈的。怎么办？绝食？她曾几次没吃饭，那个滋味更不好受，还会闹笑话，看守人员会破门而入强迫你鼻饲，结果又会怎么样呢？被捕前，她曾和张春桥、王洪文说：“我们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精神抖擞地和修正主义斗！一个政治家离开了斗争，便会无事可干。即使杀头、坐牢，那也是政治家最精彩、最辉煌的壮烈时刻。”

莫非自己果真到了这种时刻？

她承认，她实在不愿表演这种“最精彩、最辉煌”的事，现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主，更糟糕的是，自己落到这班地步，会给跟随自己的所有人都带来很大的不幸。她曾信心百倍地给他们鼓气，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现在，自己落了个最惨的下场，这真丢脸。所有的人都会说她无能，自己还自比武则天呢，其实比不上那位古人的一半！

想到这里，江青暗暗掉下了眼泪。

他们究竟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靠他们释放是不可能了。他们害怕我，恐惧我，一旦我出去，就像一颗炸弹，会把这伙政变分子炸得粉身碎骨。江青这样想。

他们会不会暗杀我？悄悄地拉出去枪毙……

这时候，只听见铁门猛烈的响动。三、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绷着脸，神态威严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刀枪都有，随时都可能将她处决，然后给她编造一个谎言。

“你们要干什么？”

“请你出去接受讯问。”

“我，身体不适，现在我要休息，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江青你放明白些，现在你是专政对象，而不是昔日那个作威作福的女皇。”

“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毛主席的未亡人，是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我希望你们尊重我些。”

“那你先得尊重党、尊重人民。”

蓦然，江青产生了一种迷路的感觉。周围的人们和街道、房屋她从前很熟悉，现在却显得丑陋、陌生了。她坐在带有空调的小车里，望着车外那些令人绝望的街道，到处都是“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华国锋荣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打倒白骨精江青”、“向四人帮讨还血债”一类的大字报、大标语。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和人们议论纷纷的神态，使她觉得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不，是到了讨伐文化革命的时代！

本来应该是在她的囚禁地附近审讯，大概是为了让她看看外面的形势，领略一下“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几辆警车开道，有意拉她在几条街上转了一下，将她置于一种陷身于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的气氛之中。

江青却毫不介意。

她下了轿车，被押进了警卫森严的审讯室。

尽管外面寒风刺骨，屋子里却热浪烤人，使她热得烦躁，怒气一触即发。她总以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预计别人都会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她或对待她。其实，好多人并不正眼看她，或许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江青，这使她实在遗憾。

今天审讯她的人，她不认识，也不想主动问对方。她只是扫了一遍坐在席上的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负责记录的，然后挺胸坐在椅子里，把脸扭到一边。

“江青，我们向你提问的问题，你写材料了吗？”

“没有！”江青轻松地说完这两个字后，又特意强调说，“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一个字。因为你们成立这样的专案组，本身是非法的。”

“不管你对中央专案组采取什么态度，并不影响党中央对你的审查。”那个年纪稍大些的负责人，骨碌碌的黑眼睛在她身上转来转去，用排练过无数次的语言机械般地说，“根据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被捕后写了自首书，是叛变出狱的……”

“无聊！”江青猛转过身，咬牙切齿地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和陷害。毛主席生前就看到过不少这类反革命的材料，你们不过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而已。我是叛徒，主席会和我结婚吗？你们说我写了自首书，有什么证据？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构陷，决无好下场！”

“中央审查你，当然要有一定的人证、物证。如果你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推倒别人对你的指控，当然也可以嘛。我们将给你充分说话的机会。”

江青把额前的散发往后一拢，紧接着扶正滑下来的眼镜，大声说：“你们先把我抓起来，剥夺了我的自由，然后再去搜集罪证，这能公道吗？如今我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你们宰割，但是历史的真相你们是歪曲不了的。关于我的历史，早就有人造过谣，挑拨过我和主席的关系。但是，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主席是了解我的。主席早就对我有评价，你们想了解吗？春桥、文元知道，就是华国锋也知道，你们敢去问他吗？”

江青的历史，毛泽东的确派人了解过，自己也亲自向江青等人调查过。特别是他仔细阅读了江青早年写过的许多短文后，他相信了她。

江青是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商户之家。她的父亲李德文，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决心去碰一碰发财的运气。他干的一手好木匠活，家里的箱箱柜柜大都出自他手。后来他收下几个徒弟，便开起了木匠铺。当他娶了老婆五年后，又看上了一个妙龄十八岁的漂亮姑娘。当时他手头有些钱，买下了邻街的七、八间破房，自己动手修补了一番后开起了旅馆，就让他的小老婆管起了这个摊摊。那时，李德文年青力壮，充满幻想，很想在诸城这个小天地里大干一场。他把全部家财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余亩，全部出租，用以维持生计。

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典入土地赔本而和那家人财主反目为仇，于是他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李德文家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脾气变得乖戾、暴躁，对他的小老婆，即江青的母亲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因为街上的算命先生给他测过八字，说他倒运起源于娶了二房。“你是个败家的祸根！”李德文挥舞着拳头对小老婆吼骂。江青那时的名字叫李进。她才七岁，就亲眼看见父亲打过十多次母亲。不过，她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自我保护的能力强，很会躲闪父亲的拳头。年幼的李进几次劝母亲逃走，离开这个家。母亲起初难舍此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才撇下儿子，带着小女儿离开李德文，到别的有钱人家里当佣人。“流浪生活与李家相比，犹如天堂呢”，李进对母亲说。就从这起，李进恨透了算命先生，称之为“魔鬼”、“妖孽”。

李进在家时，和姐姐、哥哥一起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由于母亲受全家歧视的缘故，她显得少年老成，机智伶俐，懂得该说的才说，不该说就守口如瓶，因此受到街上顽童和家里兄姐们的羡慕和尊敬。大孩子们常常喜欢叫她一块儿去玩。

那时，她喜爱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对《水浒》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曾对哥哥李干卿说：“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李进十二岁的那年，和母亲一块到天津去找她的姐姐，她的姐夫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名叫王克铭。正是从姐夫的嘴里，她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这个名词。

“姐夫，天津有共产党吗？”

“有，而且还不少呢。共产党无孔不入。前些日子，城里杀了不少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造反，专造有钱人的反。”

“那就该！我要长大，就去参加共产党。”

全家人都被她的话吓坏了，母亲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女孩子家瞎说什么，你难道不怕杀头坐牢吗？”

“不怕！”李进斩钉截铁地说，“与其糊糊涂涂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了。就像一堆干柴一样，埋在土里只能烂掉，点着火焰能烧塌魔鬼的宫殿。”

“小妹的思想过激，得提防些。”她的姐夫王克铭悄悄地对妻子说。

一九二八年底，李进随着姐夫来到济南。

那时，山东省实验艺术学院正面向社会招收学生，其待遇是颇有诱惑力的：学校免收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每个月还发给两元钱的津贴。

为了糊口求生，已经改名叫李云鹤的李进决心要试一试了。

“你行吗？人家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有的大学生都被淘汰了。你高小文化程度能够通过考试吗？”姐夫试探地问。

李进的回答充满着信心：“我觉得我有表演才能，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果然，临决定她命运的面试时，她刚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水面，谈吐清晰稳健，古文功底雄厚，一举一动都举不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她马上被拍板录取。她兴奋得掉下了眼泪，这年她只有十五岁。

在剧院，她把全部聪智都用在了学习上。不仅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和剧本，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负责教授的老师严格地训练她，以至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那里，白天的纪律非常严密，晚上还得加班排演、练功。有的学生厌恶极了，忍受不了体罚而逃走，但她坚韧地熬过来了。直到三十多年后，她能指导排演《红灯记》、《沙家浜》等八、九个样板戏，不能说她不是得力于当年良好的艺术功底。

一九三一年春，由于李进的指导教师兼院长赵太侔对她的赏识，把她推荐到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在那里，她攻读的仍然是艺术系的课程。五花八门的学科和流派吸引着她，她也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书，她开始写文章、写剧本，她的学识在飞快地长进。就在这年夏天，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的请愿高潮，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江青身上压抑已久的反抗的火星一下子被点燃了，她再也坐不住了。

“赵老师，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什么什么？”她的老师，同时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赵太侔大吃一惊，“你想毁掉你的艺术生涯，而去惹麻烦吗？”

“请愿也算惹麻烦？”

“学生就是上课、读书，抗日救国是政治家的事，你们管不了。不守本份必然要惹麻烦，到时你会后悔的。”

李进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着他。

在赵太侔看来，这位十六、七岁的姑娘是一个颇有才智和自制力的人，但是她那双眼睛使他感到担心。他见过懦弱者的温柔、湿润的眼睛，庸俗者暗淡无光、迟钝呆滞的眼睛，投机者多疑而警觉的眼睛，以及一双双形态各异的眼睛。这个姑娘的眼睛很特别而且坦然，几乎是闪烁着无所顾忌的疑惑之光。他隐隐地感觉到，他是无法左右和控制住这个人的。

他没有预感错。

李进与他疏远了。她一声不吭地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并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了反帝大联盟。她在学校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犯中国，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软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蒋介石的枪口除了对准自己的同胞而大施淫威外，他们对外寇却是一副奴才的嘴脸。爱国青年不团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人民不反抗，光明不会到来！我愿把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人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

她的演说和表演的抗日剧目，一下子使她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

为了自立，她在赵太侔夫人俞珊的弟弟俞启威的帮助下，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了出纳兼管理员。这下，她能够随心所欲地阅读各种各样的图书了。她怀着某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偷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新青年》等大批进步书籍。有时，俞启威也悄悄地在她的住处放些抗日的传单和宣传品，这当然瞒不住她的眼睛。

俞启威比她大三岁，是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伸腰运动，等等。对自己长了一头黑色的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就擦发油将卷发梳平，但是李进并不为他的外形所动，她从他身上发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那天晚上，他们参加完一次抗日宣传的集会后，李进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们走的不是一样的路。”

“奇怪吗？”

“不，这是正常的。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政治上的靠山和出路，但它就像云里的山雾里的水，若隐若现，就是找不着。但是，我的心早已到了它的身边，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共产党。”

“对！我想加入，不知道你能帮忙吗？”

“党也发现了你，李云鹤同志，党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那么，我没看错，你就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点点头。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谈了个通宵，心情特别愉快，虽然俞启威身上只有几个铜板，脚上的鞋子满是泥巴，他的姐夫和姐姐讨厌见他了，那有什么关系？他想奔赴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难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吗？当然，李进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也是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受党组织之命来专门发展她的。

没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市委书记。党组织考察了她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她加入组织。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的一天，李进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寂无人，海上吹来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有什么关系？孩子们跑到海边，尽情地叫呀，笑呀，捡起沙块打沙仗。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人，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她就和他手挽着手，像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里，她面对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拳头宣了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眼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李云鹤同志，”青岛市委书记满脸严峻，神态非常认真。“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由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的。”

李进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俞启威，他似乎有点求之不得。但她强调了一句：“注意，我们只是假扮，而不是真的。”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紧紧抓住她的手。

李进并不在意，只要她感觉正常就行了。

至此，李进和俞启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同居了。这使赵太侔夫妇大感意外，但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在从事着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

每次接头回来，俞启威从李进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好吗，云鹤同志。”

就是真夫妻也享受不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赵太侔对夫人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长得挺漂亮，到年底，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其实连半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李进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作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作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俞启威痛苦地答应了她。

五个月后，俞启威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青岛的党组织迅速转移。由于叛徒不知道她也是共产党员，使她得以逃脱。

李进和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联系中断了。

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她隐隐知道，上海是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同时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和戏剧家都云集那儿，找到他们，也许就能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姐姐，我想去上海，”当俞启威的姐姐俞珊前来看望她时，她表达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要去哪儿？上海乱糟槽的，并不安全哪。”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也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李进说，“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在活动，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的。姐夫不是认识田汉和他组织的艺华电影公司的人吗？我想去投奔他们。”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在俞珊的安排下，青岛一些朋友将她送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并指定一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年轻人照顾她。这是李进第一次出海，船开不久她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那个随行的小伙子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乘扶她之际伸手去乱摸，李进暴怒地推开了他：“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她却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到了上海后，她见到前来接她的人，激动地跑过去，连行李都丢在了码头上。

刚开始，她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她的领土，她的家园。最初的感觉还很不错，心里挺轻松的，没多久，她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她要找的田汉和他领导的艺华电影公司非常不容易，他们的住地飘忽不定，像浮萍一样，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此外，文艺圈子里的人对这位不速之客表现得非常冷淡和疏远。除了极个别不怀好意者，谁也不愿收留她。

几个月下来，盘缠花尽，穷困潦倒，她处于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无奈只得又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她专程赶到上海，领着李进辗转搜寻，终于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拉过十九岁的李进，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一副近视镜打量了一下李进后，不紧不慢地问：“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李进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和歌剧。她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所以不等俞珊答话她就抢先说：“田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的那一年，我就已经加入了青岛的分会，我参加了你们的很多活动呀！”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依然严重，田汉对她的过分热情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他不露声色地把廖沬沙介绍给她，说：“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稿，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源是同学。你们可以常来往。既然你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上你住到我家，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田汉的母亲接待了她，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了一起。这对刚刚结束流浪生活的李进来说，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她向他们讲述了她所熟悉的青岛党组织的情况后，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以后她又见到了周扬、阳翰笙，她向他们施展了自己的才华。

在他们眼里，李进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好像在深深地望着人，又像在温柔地谴责着什么。他们听了她唱的如泣如诉的京剧后，赞叹不已。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里干吧。”

“我很感激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先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群众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李进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作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田汉想了想，同意了她的要求，把她安排到由剧作家张庚领导的无产者剧团里工作和学习。这个剧团，实际上是由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田汉特意让弟弟田源陪她学习，并负责汇报她的各项工作，甚至干预她生活的各个方面。

田源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他比她大两岁，穿着考究，风流潇洒。他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他对此感到很自豪。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是独具慧眼。他色迷迷地对李进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们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你！”

“我……我受不了这种干扰，”李进几次摆脱他的纠缠，找到田汉诉述他弟弟的不轨行迹，又跑到廖沫沙家里，请求他给予帮助。“我对此恨极了！我是一个有追求的女性，我不想过早地结婚。”

“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廖沫沙建议道。

正好，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于是李进住到了他家。当廖沫沙的妻子回来后，见一个陌生女子住在她的屋里，就和廖沫沙大吵大闹。为了完成政治上的活动，李进尽量忍耐着，克制着，她对廖沫沙的妻子解释：“我和沫沙交往，纯属事业上的需要，绝对不夹杂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他别有用心！”她指桑骂槐地唠叨个不停，终于使李进再不能忍受了。她向一位朋友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然后搬走了。直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起此事，还余恨未消地说：“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完全由周扬、田汉、廖沫沙这些人把持，他们在政治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根本不做群众斗争工作，生活上男盗女娼，还想打我的鬼主意。我和这批党的败类一直进行着斗争。”

一九三二年秋天，李进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她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和反政府、要求抗日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她的安全受到威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巧妙安排下，她转移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她搞了一张进入市图书馆的借阅证，一边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一边贪婪地读了大批藏书。

一九三四年春天，已经使用“李云鹤”名字的她被中共地下党派回上海，在一个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个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领导权。李云鹤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兼教女工们学文化。她常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宿舍中搞社会调查，体验工人们的生活，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因而受到了她们的尊重。

一个漂亮的姑娘如此抛头露面地频繁活动，肯定要受到男性青年们的关注，包括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年轻人都在暗中追逐她，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和行踪。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李云鹤在上海街头认出了她在青岛参加地下党时同支部的熟人。他让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说：“信件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李云鹤不敢延误，但她还是机警地向她所属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同意她为那个熟人办事，并告诫了她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

几天后，李云鹤奉命再次到由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和那个名叫乐若的交通员秘密接头后，他给了她一本《世界知识》。她便匆匆离开兆丰公园往回返。半路上她碰到了当年在青岛地下党组织里当秘书的一位女青年，那人热情地邀请她吃饭。但她想起了刚才交通员乐若的警告：“你已被敌人注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头。今后，你要投身到文艺界去，用当演员来掩护你的身份。公开场合，要以黄色面目出现！”

李云鹤冷冷地拒绝了那个女人的邀请，乘着夜色离开那儿。她觉得很快就有两个男人盯上她的梢，她加快了步伐。

“站住，别让她跑了！”

“你们这些蠢猪！快把她抓住！”

李云鹤拔腿就跑，但还是被身后的两个大汉抓住了。她拼命地挣扎，身上的衣服给撕破，她大喊：“快来人，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

“放开我，你们这些混蛋！”

那个矮个子壮实的像头牛，他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李云鹤的嘴唇上，顿时鲜血直冒。

他们从她身上搜出那本《世界知识》，然后又要搜身，她大声哭叫起来：“你们是流氓，这种绑架是犯法的，你们懂吗？”

“别叫了兔崽子，我们是警察局的。”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

“不，我不去，我还有事，”

那两个大汉不由分说，一人架着她的一个胳膊，连推带拉把她送进了上海警察局看守所。顿时，那个城市从李云鹤眼前消失了。城中的万家灯火犹如海市蜃楼，令人眼花缭乱，瞬间却化为乌有，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她听说过不少飞檐走壁穿出铁牢的奇迹，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眼下，江青再次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第四章
 

政治局召开江青专案审查报告会，华国锋说，“谁能想到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但有的委员认为材料难以信服。汪东兴对一些证词持怀疑态度，却不动声色。许世友说：“给江青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一句话把大家部逗笑了。

毛泽东、江青在延安

中南海西楼会议室里，华国锋亲自主持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室的另一端，电话总机上的灯光像绿豆灯泡一样闪烁着。不断打来的电话使华国锋的秘书应接不暇。他同时对着三、四部话筒，对方的听筒里同时也就收到了好几种“喂喂”的声音。

除了已死的和被捕的江青等人外，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十二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等四人。

除刘伯承等一、二个人请了病假外，其余的都聚集在这里，审议来自江青专案组的报告。

前来汇报的是一个脑袋稍微有些谢顶的中年人，他坐着的桌前，已经摆好了各种文件夹。他刚转了一下身，发现华国锋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刚上任不久的党中央主席已经宣布会议开始，他当时感到颈后有点发热，不小心走了神。他轻轻咳嗽了一声，开始他的报告：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调查、取证，我们终于获得确凿的证据，说明江青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请问，”韦国清举了一下手，回过头去向叶剑英点点头，看了一眼桌子上那堆材料，问道，“你们发现了她写的或她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

“没有，”报告人说，“但是我们找到了人证。其中一个叫先大启，是中统特务，一九三四年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负责办理被捕人员自首手续。后任中统局四川省调统室主任等要职。解放后被我逮捕，一九七五年特赦。”

“哦，就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特赦的那批战犯。”李先念自语了一句。

报告人说：“他给我们写了一份揭发交代，详细说明了江青被捕叛变的经过。”这时，两名工作人员给所有与会者分发了先大启写的材料的影印件。华国锋低下头，仔细地审阅这份揭发：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警察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占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和保证书我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一九三四年间，自首的女性如张蕙芬等人的自首手续，都是经我报送南京特工总部的。”

底下是先大启的签名，时间落款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陈锡联问：“材料里提到的赵耀珊和阎松年还在吗？”

“赵耀珊的绰号是‘黑大汉’，也是叛徒，中统特务，一九五四年被我镇压。阎松年也是叛徒，后来当了中统特务，一九五一年被我镇压，他们都死了。”报告人说。

赛福鼎也提问：“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先大启确实审讯过江青呢？”

报告人打开案卷，说：“我们从公安部先大启案卷中查出了他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写的供词，其中有一段话是：”我还审讯了个女的叫李云古，左翼文化方面的，被捕后我同她谈过话。”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他亲笔供词中又写道：“李云古被捕案件：李云古，山东人，女性，一九三五年初被捕，经过不详，当时经匪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长赵耀珊谈话，据赵谈李参加左翼文化组织。”这两个供词，能证实先大启确实见过江青，知道她的一些问题。

“但为什么先大启那时候对江青，即李云古的自首叛变，没有一个字的揭发和交代呢？”赛福鼎讲话比较随便，他首先笑着摆摆手：“我绝没有替江青辩护的意思。我只是想把我们审理的案子办得扎扎实实，不能有半点经不起检验之处。从先大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交代李云古案子看，他似乎对李云古的情况毫无所知，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当年的李云古就是现在的江青。但到江青被捕以后的现在，先大启好像什么都清楚了。他洋洋数百言揭发江青写了自首书，而且还有具体词句，这实在使人难以信服。”

叶剑英冷笑了一声：“当年江青整人的时候，用这种手段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许多叛徒、特务的罪名，就是这样被判定的。关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些战犯和罪人，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能写什么，这有什么奇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华国锋说：“这只是江青叛变材料中的一个旁证。还有其他叛徒的交代嘛。有个叫徐明清的女干部，一九三二年是上海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一九三五年被捕叛变，后又混入党内。她也有个材料，发下去给大家看看嘛。”

于是，又一份影印件到了与会者手里。

纪登奎扶正眼镜，很吃力地辨认着上面的每一个字：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上海被捕，一九三六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江青从上海来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辞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江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八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三七年九月中旬，我也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江青到招待所对我说：‘在西安对你说的有关我在上海被捕后写声明和填表的事，你不要去对别人说。’并威胁我‘你如果说出去，我可要找你算账，叫你吃不消。’接着又拉我‘我好你也好嘛，你也光彩嘛。‘那时我正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我只填写一九三五年上海被捕后，经保释出狱，隐瞒了自首叛变的问题。我把登记表给江青看，江青看后说：‘我的事只要你不胡说，你就照这样填吧，我也不管。’江青为了混进中央党校学习，还要我给她写个假证明，说她是‘九一八时的党员，在上海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也照办了。三八年七、八月间，中央组织部的负责同志问我：‘江青被捕有问题吗？’因为江青曾威胁过我，我不敢把她的自首叛变情况说出去，所以我回答：‘没有听说江青有问题’，又一次欺骗了组织。”

纪登奎注意到徐明清写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比先大启的早十天。很明显，这些材料都是经专案组的人员做工作后才写的。专案组的工作，他很熟悉。里面的成员，大都是些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且又心毒手狠的家伙。他们能够采取一切措施，让被审查者和各种罪犯，写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同样，汪东兴对徐明清的揭发，也持明显的怀疑态度。他不相信江青会对她说那类话。他对那个名叫徐明清的女人的情况，略知一二。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曾给国务院打了个报告，声称：“一九三五年四月，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在上海‘教联’（全称‘左翼教育工联盟’）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因叛徒莫仲侨出卖，在上海被蒋匪警察局逮捕，三个月后解押杭州蒋匪浙江反省院小车轿分院。徐在蒋匪反省院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向敌人屈膝投降，写了‘自白书’、‘悔过书’，填写了‘自首自新人登记表’及‘同党线索表’，供认了参加‘教联’活动和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身份，据本人交代出卖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九人（证明材料为五、六人），叛变了革命。根据这次审查结果，徐被捕后，丧失革命气节，向敌人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性质严重，应重作组织处理，为此，我们认为：应定为叛徒。”

徐明清看了此决定后，以当初写的材料都是在刑讯逼供下写的为由，多次申诉要求重作决定。其中，好多信是写给“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其中一封信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为了能够正确的解决我的政治生命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您请求帮助，请原谅。”

江青看了这些信件，随手一丢，很轻蔑地说：“自己写了自首书，白纸黑字，别人能帮你什么忙？这个徐明清呀，我对她还有印象，软骨头啊，”她亲自对汪东兴说，“告诉中办的同志，凡是这类翻案材料，一律不予理睬！”

“江青同志，”汪东兴小心翼翼地提醒她，“据说，徐明清过去和你非常要好，是你的战友，是不是……”

江青很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就是再好也得讲究原则呀，我总不能站在叛徒的立场上来给人民群众泼凉水。”

汪东兴想到这些，不由自主地笑了笑，是啊，政治斗争就是如此残酷。没有铁石心肠，没有置敌于死地的勇气，没有敢于冒险而不顾一切的气魄，是很难战胜对手和取得胜利的。

在江青专案组汇报的材料中，还有一份汪东兴认为纯属低级趣味但又能起败坏江青名誉的材料，所以仍旧使用而且决定向全党公开。

这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名叫斯季英的揭发：

“一九三四年十月问，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警察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这份揭发的时间写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也就是说，江青被捕两个星期整，斯季英就写了这份不伦不类的材料。而且汪东兴很清楚，材料中所提到的郑毓秀已死。这是一份死无对证的流言之作，怎么能拿来充当证据呢？汪东兴暗暗埋怨专案组的无能和低劣，但此刻他不能说这个话，只能默认。

看得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有疑问，也都不便表示而已。

最后，专案组又拿出一份名叫覃晓晴的揭发交代，她于一九三四年被捕叛变，现在浙江省。她的材料是这样写的：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来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汉’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掂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过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进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戏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一九三五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材料落款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华国锋听完汇报，看完材料后，显得很激动地说：“看来，阶级斗争的确非常复杂。谁能想到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老婆是个隐藏多年的大叛徒呢？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她的事呢？”陈永贵问。“道毛主席就毫无察觉吗？”

吴德犹豫了一下，也说：“仅凭现有的材料就定江青是叛徒，似乎有些勉强。当然，她是不是叛徒都不影响对她的处理。但是要向全党全国公布，我们就要慎重。”

叶剑英打断他的话说：“这些材料很重要，足以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当然，我们要是能找到她写的自首书的原件，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是，我要提醒诸位，江青一伙整整猖狂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借破四旧、抄家、破坏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案件，搜走和销毁了他们大量的罪证。这就给我们的专案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究竟会不会有自首书那样的罪证？这是问题的关键。”吴桂贤说。

报告人马上回答：“肯定有，只是我们没找着。”

韦国清说：“我看定江青是叛徒的问题，还是不要太操之过急。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以前，也不要这么说。我们最好听一听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对这类事有经验。”

李先念迟疑地看了叶剑英一眼，又望望华国锋，说：“叶帅分析得很好！江青的自首叛变的直接罪证，恐怕现在很难找到了。但这不能说定她叛徒就不妥当。其实，他们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和罪行，极为严重。给他们定什么罪名，都不会过份。”

“对，对，”许世友马上响应道：“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江青这个卖嘴货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所以，她的灭亡是肯定的。给她戴什么帽子都可以，戴个‘叛徒’帽有何不可？她就是毛主席的叛徒嘛！”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苏振华说：“据我了解，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一伙相勾结，派人查找有关他们历史问题的材料，秘密转移销毁。他们还在上海、苏州秘密组织人，伪装红卫兵，以‘扫四旧’为名，查抄知情人的家，收缴、销毁有关他们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对了解他们历史情况的某些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私立专案，秘密逮捕，长期关押，残酷迫害，杀人灭口。”

倪志福盯着那位负责专案的报告人问：“你们有这方面的材料吗？”

“有！”那人端详了一下摆在桌上的那些纸张，略微寻找了一下，说：“原在江青处工作过的秘书和服务人员周金铭、杨银禄、刘玉庭、刘真、周淑英都分别写了材料和揭发。前四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揭发中说：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恶历史，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偷偷地销毁她的历史罪证。每次销毁罪证材料时，都要把门紧紧关上，烧完了还要把纸灰捣碎。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有一次她抱着一堆材料，还有许多她自己保存的她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到十楼一个小房间去销毁。她让杨银禄同志去拿火柴，并作贼心虚的对杨说：‘这是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他们整我的黑材料真是挖空心思啊！你去吧，我自己烧！’江青关上门，烧了一个多小时，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江青还经常对我们说：‘有人整我的黑材料，谁也整不出个名堂来。’江青自己保存五个保险柜，保险柜的锁匙她自己随身携带，从不离身，洗澡时都要带到浴室。一九六七年以来，她清理了五次，每次清理时她自己都要销毁一些材料。这个事实，也从侧面证明一个问题。”

陈锡联怔了一会，说：“我们也常常烧毁一些过时的但又不能流传出去的材料，每个领导人都可能有这种经历。江青烧的究竟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查证。”

华国锋说：“肯定是罪证。如果对她有利，她早让拿出来展览了。江青我早把她看透了，她是一个恬不知耻地为自己大肆树碑立传的人。”

说到这里，他对着房间那头的一面镜子照了照，在镜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眼睛直对着坐在自己这张长桌另一头的一个女记录员的眼睛。她正在吴桂贤耳边窃窃私语。吴德和纪登奎也咯咯地笑着说什么。华国锋轻轻地搔了一下脑袋。这些日子，他正蓄发，以便把他往日的小平头变为像毛泽东那样的背头。干政治家这一行，生就一副招人喜欢的样子是个有利条件。

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的声音：“这份材料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哦，这是周淑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揭发，她写道：大约在六八年或六九年时，有一次江青发疯似地大怒，说有人整她黑材料，并说已被她拿到手。她说：‘谁想整我，什么都别想抓住’。她把许多材料和照片都拿到十一楼楼上的一个房间全部销毁了。不许我们任何人进，烧的满屋子都是烟。江青为了掩盖其丑恶历史，私自销毁许多材料。周是江青的生活秘书嘛。”

汪东兴不动声色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但没有让给任何人。他对这段历史了解，而且有些材料是他亲自办的。

所谓黑材料，是戚本禹指示北京几个院校的红卫兵搜集来的有关江青在二十年代的材料，其中有她和俞启威的一些照片。俞启威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后，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他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并和她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出狱后也一直在找她。他后来改名叫黄敬，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共冀中区和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在广州病逝，活了四十七岁。戚本禹等人看到有关江青的这些材料后，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我要写江青同志的回忆录，她在三十年代的经历和入党的情形，就是一部最精彩的作品。”江青听后脸色大变，吼道：“好啊，你竟敢私自搜集老娘的材料，你胆子不小啊！”不久戚本禹被抓后，江青指使汪东兴去搜查了他的住处和办公地，收集到了那些材料。

汪东兴没有往下再想，也没有作解释。他抬了一下手，对负责专案材料的那个报告人说：“请你重点把有关江青掩盖她被捕那一段的材料给大家介绍一下。”显然，江青是否叛变已成为一个有着含蓄而炽烈吸引力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着，以免听错。

“赵耀珊是一九三四年直接审讯江青的中统特务，也是江青自首叛变的重要人证。前面的材料已经说过，他就是所谓的‘黑大汉’，打过江青一记耳光。江青在和记者及一些场合的谈话中，也念念不忘地记着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指令饶漱石专案组查找赵耀珊的下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原中央专案二办饶漱石专案组给江青写了一个报告，说：‘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郑玉龙、老韩，安徽人。一九三二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或苏北劳改农场。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二三号。’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才不再追问那个人了。”报告人说。

“她心中肯定有鬼嘛，”华国锋咧嘴笑着说，“她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历史总怕人们知道，所以千方百计地迫害知情人。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亲笔揭发说：‘一九六四年江青在上海停留期间，曾对我说过，她一九三五年左右，在上海南市区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问我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的指纹档案，要我查找送给她看。一九六六年我还听说，江青要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同志去查过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这是江青企图销毁她被捕叛变罪证。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揭露，反咬一口，捏造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我们逮捕关押，进行残酷迫害，使王济普同志致病身亡。王济普在被关押期间也写了一段话，说：‘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没有敢讲出来，就是六六年的四五月间女客人要我到市局档案处查过一次材料，去前她同我谈了一下经过及大体时间，当时敌人是误捕了人。’这些也足已说明，江青是千方百计地毁灭她叛变的罪证的。”

虽然华国锋说得振振有词，纪登奎还是感到疑问越来越大：怎么他们查了档案后都闭口不谈江青究竟有无写自首书的事？如果说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四月间就开始销毁她叛变的罪证，那么是谁帮她查找的泥？那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并无权力和地位，他们根本左右不了上海的形势呀！他坐在会议桌前，一边喝着茶水，一边无聊地用一根火柴棒清洁牙齿。

报告人请示华国锋：“还有两份比较重要的材料，你看还需要念吗？”

华国锋说：“文字太长，不要念了，给大家把影印件发下去，大家审议后再说。”

于是，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面前又多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江青逮捕不到一个月内写的揭发，内容血淋淋，读罢令人毛骨悚然；另一份是王育民写的他的遭遇，他当过中央专案组的成员，读了也令人感慨万千。

陈锡联像读小说那样读林立衡的材料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到上海，才知道林立果也在上海。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开始不说，并叫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江腾蛟就安排我在另一处住。后来我又一再追问林立果在干什么，他向我吹嘘说：江青、叶群给他一个‘任务’，借‘除四旧’、‘查黑帮’，同江腾蛟的女儿、周建平的女儿等，抄三十年代跟江青在一起的一些人的家，把凡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搜集起来，装了一麻袋。二月份，我回北京后，在毛家湾见叶群、林立果连夜清查麻袋里的东西，听见叶群说，江青这么多化名，除了‘蓝苹’这个名字外，不知哪些是有关她的，还是交给她去处理吧。”

“约于一九六七年，我听叶群对林立果说：江青要逮捕孙维世，说这个人是‘特务’。叶说江青要叶群派人到大庆去抓这个人，江对叶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叶群说孙维世是个老演员，知道江的老底。后来我曾问过叶，孙维世怎样了？叶群听说‘死在监狱里了。’江青杀人灭口、蛇蝎之心，何其毒也！”

陈锡联很清楚江青后来和林彪、叶群一家的矛盾，最后闹得你死我活，迫使林彪、叶群乘三叉戟飞机逃跑，摔死在蒙古沙漠里。作为林彪的女儿，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江青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但，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考虑这份材料，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至于王育民的那份揭发，更叫人感到莫名其妙，陈锡联几乎是轻声读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和叶群、戚本禹等人在京西宾馆，布置我们四个人到上海调取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当时指定陈虹同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我们在上海接收档案的过程中，市公安局管档案的同志说，有一部分‘通天’材料，让我们最好也带回北京。当时经请示，江青批准我们把材料全部带回来。我们把材料运回北京后，江青要我们看看这部分材料是些什么内容，并写一报告。我们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破一个案件的材料，内有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杂志、报刊资料等。报告江青后，她说这些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可以写个报告销毁。我们根据江青说的内容，以陈虹和我二人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经过江青反复修改，上送批准以后，这些材料就全部销毁了。”

“到了一九六八年，江青却反咬一口，说我们搜集她的黑材料，搞她的黑专案，对我们搞逼供，把陈虹同志关进监狱六年多。江青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对我们进行迫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她三十年代的一点丑闻，欲置我们于死地……”

陈锡联闭上眼睛，面前出现了江青的身影。

根据他的直觉，这些揭发人的材料，并不完全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问题远远不会那么简单。不过，到了政治斗争一边倒的时候，他也只能随潮流了。

第五章
 

江青在狱中始终未暴露身份，她对特务说肯定有人陷害我，我好冤枉啊。两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出面保释江青。毛泽东后来说，江青这个人，毛病可多呢。但她不会当叛徒，这点我放心。

一九三〇年代的江青

江青翻来覆去摆弄着她那支钢笔。那是十年前毛泽东送给她作纪念的。她叹了口气。眼看就要到达另一个彼岸了……很快一个凶猛的浪头打来，把她卷进漩涡里的最底处。

“你需要什么吗？”警卫和看守从她身旁的铁窗外擦过去。她摇了摇头。

可是，站岗的警卫却握着枪，非常耐心而又安闲地守在他们的哨位，眼睛不时地望着囚押她的那间铁窗。

在江青的历史上，她是第二次坐牢。

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四十二年前刚进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的那段日子……

灯光惨淡，空气恶浊。

所有被关进去的共产党员或嫌疑犯，一个个都像垂死的老太婆，被折磨得暗淡无光。随着岁月的流逝，囚犯们一天天地萎靡下去。来的时候是含苞未绽的，没多久就叶萎花残；本来瘦俏而营养不良的，很快就摧残得骨瘦如柴了。她还是初次跟囚牢和看守、特务们打交道。她如果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样当然要给治罪了，最少也要判几年的徒刑，而且还会送到龙华监狱去！！那是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方，环境十分恶劣。要不想牵进去，就得给他们来个铁嘴铜牙。

“你叫什么名字？”

“李云古，云彩的云，今古奇观的那个古。”

“什么案子？”

“我也弄不清，稀里糊涂抓来了。”

“那就是政治涉嫌。”

一个满头灰发、衣衫褴褛的老太婆凑到她的跟前，盘问了几句，低声哼吟了几句《国际歌》。她惊喜得差点叫起来，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老太婆问她能听懂这首歌吗？她摇了摇头。她明显地感到，在她和这位女囚之间，产生了一层隔阂。老太婆似乎希望江青能暴露身份，完全听从她。但江青有自己的主意。尽管她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却藏着一团烈火。她决心要重新点燃这团烈火，而且不让任何人知道她心中的秘密。

她看出，那个女囚显然想献身于一种事业，她从未想到一个女人会有这样强烈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是令人可畏的，因为她知道在这种精神面前，许多东西，包括她自己在内，那个女囚都可以弃之不顾。

“云古姑娘，记住：只要是他们没有抓住证据，那就死也不能承认。此地好进难出，他们除了哄、骗、诈外，没有什么真本事。你要自己拿定主意，不要被他们所吓倒。”那个老女囚低声地告诫她。

江青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在她陷入牢笼之后，第一个给她力量的人。很快，女囚又一次给揪了出去，这次，江青实在忍不住了。眼见那可怜的老太太又是呼叫，又是挣扎，可是军警仍抓住她的膀子，拖进后屋，砰的一声将门关上，立即从屋里传出一阵撕裂人心的惨叫。

当天深夜，她就被押出去接受审讯。

“知道为什么把你李小姐请到这里吗？

她演戏的技艺此时派上了用场，她装出惊恐的样子，双肩索索地颤抖着，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摇头。

审她的黑大汉狞笑了：“别装模作样了，我赵耀珊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共产党。你在兆丰公园接头的时候，早被我们看到了。老实告诉你，一年前老子也是共产党，还是头子呢。但我看透了这个党，跟着他们毫无出路！你只要老实坦白，你是很有前途的！”

她仿佛恍然大悟，瞪圆了那双漂亮的眼睛，瞬间里“哇”地大哭起来：“天哪，冤枉死了，你们没有本事抓真的共产党，倒把我这无辜的女人绑架来凑数。你们瞎了眼，我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教员，我要控告你们！我要控告你们！”

这一手奏效了。她看到赵耀珊和另外几个特务束手无策地对视一下，顿时抓了瞎。她开始以攻为守：“肯定是有人陷害我，说我是什么共产党。我要和他对质。我敢打赌，说我是共产党的人肯定是共产党。他们嫉妒我，想阻挡我的事业，所以才拿出这一手来借刀杀人。我好冤枉哪。”

她装得痛不欲生，好像蒙受了奇耻大辱。当警察、特务不再审讯时，她又装得羞羞答答，对人体贴入微而又贞洁娴淑，只是稍有迟钝。到了监房里，当着难友们的面，她表面上拘谨冷淡，只是对十分可靠的人才暗示一下她的身份。当已经暴露的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唱《国际歌》等违禁歌曲时，她却唱起了京剧，那悠美的歌喉镇服了整个监牢：

“奴好比水上花无依无靠，

狂风吹冰霜打四下飘摇。

含屈愤无处诉向天帝乞告，

恨不得把阎罗大火焚烧！

倘若是再不能把贼告倒，

满腔血表清白死在天朝……”

对国民党警察局的头头来说，这种迷惑手段还是起了作用，证明这位李云古的真实身份成了他们压倒一切的急务。潜伏在女房中的特情内线报告：“李云古不像头脑迟钝，但也没有发现她有共党言论。没事的时候，她喜欢唱京戏，偶尔也表现出对时局的不满。”

但是，赵耀珊等人对她的疑惑还是难消。

李云古又被提出审讯了。

“李小姐，你挺会演戏啊！”赵耀珊皮笑肉不笑地盯着她。那双眯缝眼好像能看穿她的五脏六腑。她心头一惊，马上装出一副痴呆呆的样子，忧郁地点点头：“先生你说得很对，我是会演戏。我从小进过戏班子，在山东的好几个班子里扮过角，要不是信了基督，我也许已经成为名角了。”

“你都唱过什么戏？”

“《打渔杀家》、《宋江杀惜》、《走雪山》、《告庙》，我都会唱。”

“唱过新戏吗？”

她摇摇头：“我们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张女性解放，要组织妇女俱乐部，改善工厂女工的劳动培训、文化培训以及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当然，有的人也赞同抵制日货运动，编排抗日戏剧，安排以爱国为主题的演讲和讨论。但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为什么？”

“艺术只有超脱政治和现实，才是永恒的。我向往的是自由和回归自然。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她在青岛时从赵太侔那儿学到的东西此刻可以尽情发挥了。

赵耀珊打断她的话：“我希望你别在我面前演戏。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你已经参加了包括左翼教育家联盟、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在内的文化团体。你很清楚，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你的活动范围也证明了这一点。”

她火了：“你说的这些，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的活动范围，是外国传教士给我划好的。我不按照他们规定的去做，就要饿饭，就吃不饱肚子。你不能听信别人的瞎说就诬良为盗啊！”说到这里，她又痛哭起来，抹了一把鼻涕说，“我知道我在夜校的那班不良子弟对我不怀好意，他们有意造我的谣。因为他们追我，打我的鬼主意，我拒绝了他们。我耻于和他们为伍，所以他们就陷害我，说我是共产党和什么左翼文化人。我再说一遍，谁说我是共产党他们才是共产党，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共产党的规矩。而我，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你敢写保证书，说你绝对不是共产党，也没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吗？”“我心里没病，当然敢写。”

“可是一旦看出你不是你写的这样，你说该怎么办？”

“只要你拿出证据，那就杀我的头吧！”

警察局对她的话半信半疑，但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判定他们的怀疑。再加上这位李云古风姿绰约，能歌善舞，极会打扮自己。她在狱中不像别的女犯留着激进分子常梳的短发，而是蓄起了辫子。她的言行中，满腹屈辱、不解和痛苦。她独自久久地呆立在监房里，直到看守给她端进饭来她才猛醒过来。

那天，她领着监所里的女犯从早哭到晚，一个个哭得痛不欲生，好像忍受不了这里的生活，随时都可能走向轻生。女人的哭，究竟是逞强的武器，还是示弱的表示？就连对付共产党的软化专家也弄不清楚了。

“你这是干什么啊？李云古！你想象孟姜女那样把监狱哭塌还是怎的？”看守长和几个警察被女犯们哭得实在不耐烦了，把她叫出来讯问。

“我平白无故地被你们抓进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哭有什么办法？我好伤心哪，大家的心都是肉长的，谁也不是铁砣子。不死不活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只好哭呗。”说完，她又放声号咷大哭起来。

“好了，好了，别哭了。”看守长说，“如果你能证明你自己是无辜的，那我们也可以放你嘛。”

“你们抓我，又有什么证据呢？总不能仅凭‘嫌疑’二字来定我的罪呀？”李云古时而吞吞吐吐，时而伶牙利齿，倒也把看守所的当家者们弄得一筹莫展。

一段时间后，外面有人给她送进来了被子、面包和一些钱。她看到那件熟悉的棉被和被看守们揉搓得稀烂的面包时，心里激动得好像穿过一股热流。党组织没有忘记她，她也没有出卖同志。给她送东西本身就意味着外面的组织正想尽一切办法和她取得联系。

这时，那位在监狱里已经关押很久的老共产党员在轻轻呼唤她的名字，她转过身凑到她跟前，认真地听着她说出的每一个字。

“小心上当！敌人正在考察你，给你送东西的人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墙角旮旯里的老太婆拾起满脸伤痕的脸向着她说，脸上的汗闪闪发亮。她两眼紧闭，究竟是由于受刑挨打的浑身肿块所致，还是由于灯光的关系，李云古无法一时确定。她即使对老太婆，也绝不打开内心的那扇窗户。她望着那张面孔停了一会，看见她嘴巴张开好像又要说话。一小堆呕吐物从嘴里涌出来，嘀嘀答答地挂在胸前，流到她膝间的一摊呕吐物中。头又耷拉下来直到下巴接触到胸部。与此同时，一头蓬松的乱发挡住了她的面孔。她的话音又开始了：

“你没有暴露。我们的同志听见了敌人打电话，你依然还是嫌疑犯。”

江青心头发热，真想扑上去拥抱她，但是不能。她透过老太婆破烂的衣衫，看到她胸前、肩膀、肚皮等处都隐约的有青紫色的肿块，显然是拳头，靴子和皮包棍棒踢打的结果，心里痛得要流泪。但是，她得保持距离，不能表示出和这位公开的共产党人一丝一毫的亲近。

果然，没多久，又有一批新的女犯入狱，其中就有给她送被子、面包和钱的两个女青年。

李云古震惊了。这时，她才深深地感受到，一个革命者丰富的经验竟能使她产生高度准确的判断。她怀着无限尊敬的心情，长久地凝望着那位奄奄一息的老布尔什维克。

“报告看守长，我有话要讲！”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喊叫起来。

看守长和赵耀珊等一大帮警察、特务闻讯而至，他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哗啦啦地站了一院子全副武装的士兵。年轻、凶悍的看守长站在正中，右边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特务头子。只见李云古披头散发，满面怒容地带上来。破口大骂：“你们都是白吃党国饭的笨猪、蠢驴，你们行凶作恶、乱抓好人，你们不知道如何去抓真正的坏人，却只抓了几个为我送东西的善良女孩，你们为什么不杀我？你们杀了我阿！”

“你这个泼妇，你要干什么？”

“我要替这些孩子们说话！”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她们是我的学生！她们为我送东西，我不怕受牵连！”

“啪，”地一声，赵耀珊狠狠抽了她一个耳光，把李云古打得踉跄倒地。但她挺了挺身子，又站起来，指着那个满脸横肉，裸露着毛茸茸的前胸，看上去十分思心的赵耀珊骂道：“你、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打我！我主基督是不会饶恕你的！我要报告我的外国传教士，到国外的世界法庭去控告你！”

赵耀珊余怒未息，大喝了一声“混蛋”，走上一步把她抓起来摔倒在水泥地板上，从这一手就显示出他是受过一定训练的打手。李云古乘势打滚，更加哭叫地大骂起来。他还想冲上去打她，被看守长拦住了。

“也许李云古真的不是共产党，充其量不过是个唱戏的。”看守长和警察局的头目们商量。“从她身上，看不出半点过激党的气息。”

赵耀珊说：“想不到这姑娘野性十足，发起泼来还真厉害呢。”

“女人嘛，到一定的时候也会咬人。兔子急了不也咬人嘛。”

“看样子，把她再关下去也没多大油水。让她找担保人把她保释出去算了，”赵耀珊说，“放出去以后派人暗中监视，这也算放长线钓大鱼嘛。”

李云古当然比旁人更能清楚她自己的处境。她焦急地想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每次有女犯出狱，她都要设法让她们往外捎信。尽管她知道这样做很冒险，但渴盼自由的欲望已经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你准是觉得我是个胆小鬼，”她对那位老囚犯说，“不过你还是不了解我，我的心情已没有那么紧张了。但是我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事要干，很多的人需要我！”

“你要沉住气，不要让当局察觉你的急切心情。否则，他们会跟你讨价还价的。”

“哦，是这样的，我明白您的意思。”李云古透过铁窗望着蓝天、白云和夜间的灯海，觉得自由的前景，真是最美丽最漂亮的画图。她常常禁不住地喊起来。

“李云古，你干什么？”同牢里的人吃惊地问道。

“没有什么，”李云古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同牢里的囚犯已经够紧张的，她说出自己的心思她们的神经肯定经受不了。也许有的人知道她的想法，准会激动万分的。

由于她知道同牢里有几个叛徒，所以她处处像防贼一样地提防着她们。直到她教过的一位小姑娘被释放时，她才托她捎出去一句话：“敌人并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们自己也承认是误抓。现在是想办法找一个证明人，能证明我与政治无涉！”

为此，那个老共产党员也替她想办法。

“对了，你不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领导的夜校的教员吗？如果能搬动一个外国传教士来保你，敌人肯定不敢得罪外国人。现在，外国人可比中国人要吃香啊！”

李云古有了主意了。她一次又一次地给那个组织的熟人写信。看守所里被她感化了的看守人员也给她想法送信。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一辆红色小汽车停在了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门口，从上面下来了两个黄头发、白皮肤的洋太太，她们很引人注目。她们的衣着气派，雍容华贵：钻石发夹，钻石耳环，还有钻石戒指，这些珠宝都是她们身份的象征。

“我们要保释李云古小姐出去，她不是过激分子，她是我们基督教最出色的教员。你们显然是抓错了人。”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实际上成了最安全的保险。

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的机构只填写了一份释放审批表，让洋洋得意的李云古作了指纹登记后，就把她释放了。

她出狱后，见到左翼教育联盟的党组织代表，故作轻松地说：“这只是夏天很平常的风景，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很快安全度过来的。”

那时，由于俞启威已经出狱，江青的党员关系得到确认。被捕期间的表现，经左翼教联党组织的审查，所作的结论是：“李云鹤被捕期间从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出卖党的秘密和同志，没作损害党的活动，可以视为是经受得住考验的女同志。”

对江青的这段历史，后人众说纷纭。

一九七五年夏天，康生重病缠身之际，托人向毛泽东转送去两份揭发张春桥和江青的材料，说：“已有材料说明，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被捕写了自首书，是叛徒。请主席注意，必要的时候给予审查。”

毛泽东看罢材料，很生气地扔到地上，对身旁人员说：“康生同志头脑已经糊涂了。作了一辈子肃反专家，把神经都搞乱了，以至好人坏人分不清了。不要杯弓蛇影嘛。”

一个月后，毛泽东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人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谣言不少，我劝大家要作具体分析。比如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从林彪时就这么讲。春桥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过，怎么能是叛徒呢？江青在三四年十月被敌人抓过，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把她放了，怎么能是叛徒？可见造谣的人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敢于这样干，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张春桥说：“这也是在造谣言造舆论。”

“我看不会有多少人信它。”毛泽东接着说，“江青这个人，毛病可多呢。缺点和错误可以用火车拉，但是她不会当叛徒，这点我放心。她反刘少奇、林彪，都是立了大功的。毛病是后来很骄傲，开了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以势压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我希望你们都去帮助她。不然，她的错误不得了。”

华国锋说：“江青是功大于过，功劳把错误都掩盖了。”

“不，应该是功是功，过是过。还是两者分清的好。”毛泽东说。

回想这些，江青的眼睛又湿润了。唉，这个女人呀，眼泪就是多。

第六章
 

华国锋审时度势：不能让江青活着出去。当年陈永贵被整，全靠江青全力支持，树立权威，陈永贵拉着江青的手说：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如今，江青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却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

刚把江青抓起来的时候，华国锋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党内国内出现反对力量，整个形势就会发生急剧变化。

他和汪东兴亲自检查了关押江青的地下室后，稍微放心了。这至少不能使这个婆娘逃出去。他详细询问了她的表现，但没有勇气和她见面。几年前，他就领略到了她的厉害，现在果然硬不可屈。是的，这个女人掌握毛泽东的东西太多了，对党最高层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不能让她活着出去。

“让我再审问她吗？”汪东兴急于露一手。

华国锋摇了摇头。他怀疑是否能从这个女人嘴里掏出能使他们认罪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她是不能活着离开关押地的。当然要同政治局几个核心人物商量。中共中央不大轻易杀人，这与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不同。可是，他已无法召开会议公开研究这件事，因为一旦传出去后果难以预料。形势如果紧张起来，一切要靠他华国锋做主了。

当时，上海吵吵闹闹要策划起义，搞武装暴动的时候，政治局里就有人提出要干掉江青和张春桥。

陈永贵对他说：“好我的华主席呀，自古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海那帮小子敢于犯上作乱，无非是以为有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嘛。我看杀了江青、张春桥这两个人，他们都会变成草鸡。”

“永贵，你还真有些头脑。”

陈永贵“吃吃”笑着说：“这也是学着毛主席的思想而想办法呗。阶级斗争很残酷、尖锐，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嘛。”

“你估计这个主意提出来，政治局会一致通过吗？”

“我看差不多。现在‘四人帮’人心丧尽，想杀她的人多得很。”陈永贵说完后，果真开始了他的活动。

江青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寨大队批判她的文章，马上想起了陈永贵在一九六九年初见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请求毛主席和你给我做主啦！”陈永贵一见江青，“扑通”一下跪倒了，顿时泪如雨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今天，也没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撑腰给挺过来了。”

这些话把江青弄了个莫名其妙，连忙把他扶起来说：“永贵同志，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反而把我弄糊涂啦。你不是好好的吗？”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给我定‘日伪汉奸’，还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资格。”陈永贵开门见山地说。

“他们谁敢这样！”江青板着脸儿，“谁要是想砍倒大寨这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们干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的阴谋绝对得逞不了！”

这话很管用，陈永贵马上止住了眼泪，坐到沙发里，开始一五一十地汇报事情经过：

“我从小讨吃要饭，死去父母，早就过上了孤儿的生活。”陈永贵看着江青的脸色，想把话尽量缩短些。“后来我在大寨村立住脚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就不说了。抗战爆发后，大寨成为日本人、八路军和伪军交战的游击区。按照边区抗日政府的方针部署，阻止日本人扫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得时刻冒着让鬼子杀头的危险。”

江青插了一句：“这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这方面的事。当演员，那是为了作掩护。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事了。”

“是啊，当时让我当伪村长、伪代表，参加日本人的‘兴亚会’，我是至死不干，”陈永贵来了劲。激动地说，“但是，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首长，化名为‘老曹’，为这事给我反复做工作。他说：‘你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八路军信任你，穷哥们也信任你，你不出头让灰鬼干了，受损失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这时，村里的穷哥们也到了我家，好说歹说让我出头，还向村长贾泰元积极推荐。贾泰元是个地主，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为鬼子一来，他家的粮食和房产保准第一个挨抢。再说，他的兄弟贾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来维持一下，这对村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为然说：“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军派你打入敌人内部的，这就算参加革命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永贵说，“我当了维持会代表，参加了日本人的‘兴亚会’后实际上是多方应付，不管什么人进村，全凭我忙里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过不少灾难。我还掩护了好几个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党送了不少公粮。抗战结束后，为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贾泰元为了保护他自己，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发动农民斗争我，说我是‘鬼子汉奸’。幸好八路军首长和穷哥们知道底细，才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解脱了我。”

“这事应该有档案记载嘛。”

“有！我有八路军部队给村里的立功信。”陈永贵说，“抗战中，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八路军首长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个叫贾承维的民兵扛起了枪杆，前往阳泉参加打鬼子的战斗。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带领着十三个战士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阳泉的战斗打得很残酷，好多战士都死的死、伤的伤。我看看跟在我身边的贾承维和其他战友，高喊着‘谁是英雄，跟我上’的口号，一下子冲到最前线，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救回来我们的几个伤员。这些事，是日伪汉奸能干了的吗？”

江青笑了：“谁也没说你是日伪汉奸啊！”

这下，陈永贵才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有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们背着我给六十九军的领导写黑信，说我当过维持会代表、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棒棒队’，还从档案馆里听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他们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不管是谁想整你，不但我不答应，党中央不答应，毛主席也不答应！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和江青面对面的谈话。

陈永贵拉住江青的手，一个劲地摇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我和大寨的党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说，拥护江青同志就是拥护毛主席，我们要象听毛主席话那样来听江青同志的话。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决不让他再泛滥！”

这些话，要是放在别人嘴里，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从这位农民口里讲出来，她却认为入耳得很。她对周恩来等人说：“陈永贵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完全可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雷锋要是活着，可以当总政主任。我主张把铁人王进喜、大寨陈永贵都选为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觉悟高得很！有他们在中央，走资派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于是，陈永贵顺利地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一口咬定谢振华是林彪的人，不断向江青告状。

江青想起了当年的事……

当林彪接到电话通知，赶到中南海来见毛泽东时，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五点钟。自从上海发起向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来，毛家湾的指挥一直和钓鱼台、中南海保持畅通的联络；为了使军队在支左中不出差错，林彪手里始终掌握着来自八大军区和一些重点部队的情况报告。他起床后，匆匆忙忙准备着他已阅读过的这些材料。

“是不是向主席请个假，或者在电话里请示一下主席有什么指示好不好？就说你刚发汗身体不适。”叶群披着衣服赶进林彪的卧室，对他唠叨。“春寒袭人，从毛家湾到中南海还有一段路，小心感冒。”

“去去去！”林彪烦躁地推开了她，皱着眉头说，“一号的通知不是商量，而是必须去，如果不发生重大事情，他能在这个时候召唤吗？妇人之见！”

“好好好，听你的！”叶群撇了一下嘴巴，“谁让你是伟大导师的亲密战友来，我不过是给你参谋参谋，听不听全在你。”

二十分钟后，林彪的轿车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门外面停住了。当他被等候的秘书引领进去的时候，他表示歉意。

最先从毛泽东卧室里走出来的是江青。她脸上放光，毫无倦意。双方握手说了表示问候话之后，江青便说：“主席正在给济南军区的一个报告上作批示，马上就出来。本来，主席和我是怎么也不愿意打搅你的，但我想，当整个形势处于最关键时刻时，中断一下你的休息也是可以吧。”

林彪点了一下头：“当然。主席和您不是也中断了休息吗？”

“他从昨晚到现在还一直没休息。”江青说，“前半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开会，后半夜看报告和材料，始终没合眼。”

“一定要让主席注意休息啊……”林彪关切地说。其实，说这话完全多余。毛泽东这两年多来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和工作情况来决定他的作息时间的。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就连自己也很难掌握他的规律和活动线索。

但他知道，毛泽东在前几天和一些人谈话时，对夺权后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黑龙江省的革命造反派率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以潘复生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三天后，山东省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由王效禹当了主任；张春桥、姚文元闻风而动，摘下了他们成立的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招牌，把他们最早成立的夺权机构也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仍由他俩任正、副主任；到了二月十三日，贵州省的革命造反派由李再含挂帅，也夺了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之为“西南的春雷”。

当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山西这块土地上时，发现这些夺了权的各路诸侯们，正吵吵嚷嚷，为争座次、争名额、争先后而闹得不可开交。江青火了：“我为某些不识大体的造反派的头头们而感到羞愧，放着最主要的敌人不打，而热衷于内部起讧，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支左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份，经受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保定地区作为北京的南大门，我看交给三十八军镇守就可以了。把驻守在河北的六十九军撤到山西去，让他们担负支左和部分厂矿的军管任务，以确保我国煤炭基地的正常运转。”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下了决心。

当着林彪的面，江青说：“六十九军到山西后，对山西文化大革命所起的作用会很大。你要跟这个军的负责人打好招呼，让他们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林总啊，我们主席已对这方面的所有问题考虑了好几天了。尽管中央以极其热情的态度支持了格平同志，但还有人想拆他的台。为此，我很担忧啊，”

“是的，”林彪说道，“昨天一整天，我让军委的一些同志对全国支左的军以上干部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没有审议最终的计划；现在我们也许不得不这么办了。我将在两天之内把各军军级干部的名单和基本情况都给你，请你当全军的总顾问。你看怎么样？”

江青笑着连连摆手：“我可担当不起，担当不起。不过，我将尽力而为。但我们只是在解决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大事，主要是用干部，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如果那是可能的话，不论多难的问题，都会处理好的。关于这一点，你信我的话好了。”

“那是，主席早就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正说到这里，毛泽东出来了。

林彪慌忙从沙发里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和他谈论起北京军区所属的几个军的情况。这时，江青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毛泽东和林彪正通宵达旦地研究一些军队的调动问题，要求他很快地赶到中南海。她从厨房里要了一壶新煮的咖啡，给他们俩每人倒了一杯。这些琐碎事情安排好之后，她打电话到康生家中，就在非保密线路上询问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近况，她要求他马上与刘格平取得联系，告知他六十九军将开赴山西，负责山西境内的支左工作。

毛泽东问林彪：“六十九军是谁在那里当家啊？”

“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林彪说。

“你给我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林彪张口结舌地支吾了一阵，最后才想起随身所带的材料放在轿车里了，马上叫人去取。当秘书把他的公文包拿进来后，他才有了依据。

“谢振华今年五十一岁，是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梅甲村人。他一九二九年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起义，那时才十三岁；一九三〇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六月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掰着手指算了算：“哦，不简单嘛，也算红小鬼出身喽。”

林彪拿着材料继续往下念：“参加革命后，谢振华历任红三军团指导员、营政委、五师十四团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抗战时期他于一九三七年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一九四〇年任新四军一二师组织部长兼敌工部长；一九四一年任团长兼政委；一九四五年任苏北淮海军分区政委兼华中军区新十旅政委。解放战争一开始任华野十二纵队副政委兼三十五旅政委；一九四八年任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司令员，参加淮海战役；一九四九年初任第三十军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重大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政委，军事学院基本系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军军长，回国后任六十九军军长。”

毛泽东慢慢地点着头。林彪感到一阵紧张，因为他对谢振华的了解仅限这些，如果党中央主席继续问下去，他肯定会感到尴尬的。好在毛泽东没再往下问，事情过去了。

“这个军的政委呢？”

“政委叫曹中南。”林彪找到了他的简单介绍材料，往下念道：“他比谢振华大两岁。是河北景县人。原名炳荣，字雪村。一九三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三年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曾在景县地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任冀南军区第三纵队政训处政训员。冀南东进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科长，第三团政治处股长，新编第七旅教导队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清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六旅政治部主任，第十四纵队四十二旅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平汉、陇海、豫北、安阳战役。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政委，华北军区干部部处长，军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兼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六十九军副政委、政委。”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地说：“看来这两个人的条件都还好，一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老红军出身，经过了长征，完全可以信得过；另一个长期搞地方武装斗争，对地方上、部队上的政治工作比较熟悉。我看就让曹中南进入省核心小组里，让谢振华负责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个山西的形势稳定下来。山西是北京的第一道后方，一旦打起仗来，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大军阀阎锡山很会利用山西的地理位置，干了许多有声有色的事情。我们的共产党人，总应该比阎锡山强吧！”

林彪说：“还有几个军的领导有问题，不便于让他们支左、介入地方工作。”

“怕什么，让他们介入，让他们支左，无非是支了右。军队一支左，也就把军队内部的问题暴露了嘛。”毛泽东风趣地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哟，有问题你想包也包不住，只能是因势利导，解决问题。”

当周恩来、康生先后赶到后，毛泽东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共识。

后来，在江青的头脑中一直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谢振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点将把他派到山西的，而郑维山在一九七〇年八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大反张春桥和她，主张设国家主席，成为林彪的党羽。而谢振华也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于是，他也是林彪的人。所以，当陈永贵频繁在她面前说谢振华不是的时候，她对陈永贵表示出了信任和支持。

毛远新曾经提醒江青：“你可千万不要为了维护一个农民而得罪一位军长。谢振华在北京军区军以上干部中威信很高，也打过不少胜仗。多团结一些军队干部，一旦有事，他们靠得住！”

江青不屑一顾地说：“哼，什么军长，我一句话就可以马上把他变成光杆司令。像谢振华这样的人，在军队里呆了大半辈子，他认得是什么司令、大将、老帅，心里哪能瞧得起我们。像陈永贵就不一样了。他硬是我保下来的。谢振华等人抓住他的历史问题的把柄，要置他于死地，是我替他说的话。没有我，他别说当政治局委员，连中央委员也当不成！我帮了他，就是为了将来我们需要的时候，让他帮我们。别小看他是一个农民，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将有关键的一票呢。为了一个陈永贵，就是把十个谢振华打下去，我也干！”

这是江青当时真实的心态。

当陈永贵伙同王谦等人频繁告谢振华时，江青就说：“你们要沉住气。问题总要有一个暴露过程。山西的问题我了解得差不多了，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文化部组织了华北地区戏剧调演，中共山西省委推荐了晋剧《三上桃峰》参加演出。文化部长于会泳一口咬定：“这个戏的背景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为‘避嫌’而改为《三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且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于是，江青找来陈永贵，毫不掩饰地说：“你看，谢振华的问题暴露了吧？搞政治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引发问题。文艺战线不可小瞧呢，它历来是阶段斗争的前沿阵地。你回去可以搜集谢振华、曹中南的所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算总账了！”

陈永贵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江青同志的指点，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文章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军装的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带着陈永贵，来到北京“二七剧场”，特意审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时，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个在场的人发表讲话，她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这当然不能怪演员了，演员同志们是无罪的。这主要由你们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你们都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消息传到谢振华耳朵里时，他并没有觉得突然，甚至感到这是预料中的，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从查出陈永贵当过日伪维持会会长、情报组织“兴亚会”三人小组组长等历史问题的证据，并上报中央后，陈永贵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职不断高升，直到进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计到陈永贵肯定要对他打击报复，只是没想他们竟选择了这样一个突破口。

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讨论的嘛。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会议，也同意而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为什么现在单单叫我一个人负责？”

“你是班长嘛。”周恩来说，“具体原因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好好作检查就是……”

三月十八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陈永贵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正式揭开了盖子。为了壮大声势，他们把周恩来也请来，并让全体山西省委常委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指着谢振华的鼻子说：“人家都说你很凶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厉害。我为什么要带头炮轰你，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说：“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你不是不懂文艺，你是喜欢修正主义文艺，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张春桥很生气地挪了一下屁股，说：“你很不谦虚，连陈永贵的意见也不听。你对大寨没有感情。”

谢振华马上说：“陈水贵同志并没有向我提过《三上桃峰》有问题呀？他也赞成这出戏进京嘛！”陈永贵马上说：“那是为了让你充分暴露。”

谢振华冷笑一声：“我这个红军战士愚蠢，比不上日伪汉奸聪明嘛。”

“你这是什么态度？”江青吼叫起来，“当着我们的面你就敢如此放肆，可想你在山西会怎么样！你假借批极‘左’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刚才春桥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我看你不是不抓文艺，而是抓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我看到一个揭发材料说，你说过‘演样板戏，让我去我都不去’，你说过没有？”

“样板戏我都看过，一个也没落下。”谢振华说，“现在有人报复我，就给我捏造事实，希望中央不要上当。”

王洪文拍着桌子站起来：“你这是无法无天，搞法西斯专政，你连陈永贵同志都反，山西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在你的眼里。你不批林，不批孔，专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江青瞪着眼睛说：“谢振华，你不要在那里顽抗，人家说你是山西的太上皇，我说你是土皇帝，新军阀。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抓住人家的一些小辫子就想作文章？这是不高明的！你以为你是红小鬼出身就再不犯错误了？你居功自傲，看不起别人，这要碰壁的。谢振华，你的错误已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要悬崖勒马。”

周恩来也在会上批评了谢振华，他说：“你回到山西后，要认真地作检查，接受省委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你要转变立场，以求得大家对你的谅解。”刚说到这里，王洪文马上插话：“谢振华，你回到山西要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

周恩来站起来对陈永贵交待：“对谢振华你们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由你负责保证。”

陈永贵怔了一下，点点头：“知道了。”他很聪明，懂得如何借刀杀人。他清楚由自己出面布置揪斗他的对手，很容易由他自己承担引起的后果。于是，他打电话给山西他支持的另一派群众，把谢振华回山西的具体时间和车次告诉了他们，实际上是授意他们就在火车站揪斗谢振华。造反派们当然会意了他的暗示，立即组织了近万人的队伍在车站等候，高帽、黑牌也做了好几件。

周恩来很快得到情报，立即通知山西省委常委不乘火车回太原，而是派了飞机送他们回山西，使大规模揪斗谢振华的目的没有得逞。但是，陈永贵还是不死心，他在布置约一千七百余人的所谓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时，特意强调：“这次批判要敢于刺刀见红，对待谢振华像水缸里的葫芦，按下去就不准他再浮上来。”

一连数日的批判会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了：（一）你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二）、你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三）你为什么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

那天的大会，是在太原有名的湖滨大会堂举行。数千人挥舞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说：“谢振华反大寨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要好好交待。你把阳泉作为反大寨的桥头堡，是不容抵赖的！对待大寨和陈永贵的态度与感情，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这时，有人给大会主席递条子，要求点名让阳泉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周云涛交代：“阳泉是怎样整理陈永贵同志的材料的？”周云涛站起来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讲合适不合适？”

主席台上无人答话。于是，周云涛便说：“我和谢振华一没搜集，二没整理陈永贵的黑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清队整党，从阳泉商业局职工李观海（炊事员、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他在一九五五年镇反时交待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日本帝国振兴亚洲救国总会’，任情报员。”

“该情报组中还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他是大寨金石波人。他们都供认陈永贵是他们的领导人。为了弄清真伪，我们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二一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名字后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的身份。陈永贵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话没讲完，陈永贵的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

当时任会议秘书长的王谦慌忙站起来，大声喝道：“周云涛，你住口！现在散会。”

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

但是，陈永贵因为有江青等人的支持，还是把谢振华整了个狼狈不堪，被撤销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纪和军内的职务，曹中南及一大批干部都受到了株连，批的批、撤的撤，被整了个不亦乐乎。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谢振华被迫给毛泽东写信，承认：“由于几年来我对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学习、理解不够，学大寨的感情不深，没有把对陈永贵同志、对大寨的态度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对陈永贵和大寨实际上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因此，阻碍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看了谢振华的信后，批了“到此为止”四个大字。以后又把他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又东山再起。

事后，江青见到了陈永贵，得意地对他说：“怎么样？这会舒心解气了吧？我捅谢振华这个马蜂窝，就是为了树立你和大寨的威信，不这样，就镇不住他们，立不住脚。”她没想到，两年多后，她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不仅没有帮她说句公道话，还要向华国锋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以此来体现他自己的“革命”。

伴随着一阵痛苦，江青倒在床上。这时候，她眼前的种种光圈消失了，她清楚地看见了政治斗争的恐怖景象。

第七章
 

唐纳，蓝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杭州钱塘江畔，三对男女举行了婚礼。

1935年主演《娜拉》的江青剧照

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隐私。

政治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人民中的形象将决定着他们政治路线的成败。所以，政治家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也讲究自己的言行，尽量在政治舞台上亮一个能赢得阵阵掌声和喝采的相。

政治家为了战胜对手，就要想法把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搞臭。而搞臭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想法揭隐私。

当初，江青审阅彭真的罪行材料时，看到了类似的词句：

“彭真损公肥私，过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生活。他在五反时就说过：‘什么多吃多占特殊化，我就不检查，什么时候我比你也要住的多，用的多，检查了也改不了。’他向市委机关要地毯，办得慢了一点就生气了，直接找来市人委秘书长贾星五说：‘我这个市长工资越来越少，家具买不起了，给办点福利吧！’人委很快就把价值一万元的地毯送去了。”

江青说：“这叫屁问题，都是些上不了纲的鸡毛蒜皮。搞政治斗争要能够抓住大是大非的问题，尽在这种小事上吹毛求疵，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邪路上去。”

说罢，她继续往下看：

“钓鱼台是我国招待国宾的地方，设备都是高标准的。可是彭真还是要安一个冷气机放到他的卧室里。这个冷气机是进口的，是北京饭店招待外宾用的。这台冷气机由钓鱼台又霸占到彭公馆里去了。彭真到北戴河去避暑，叫人给他从十几里远的地方担水洗澡，西山住的不好，搬到东山。每天的生活更是令人气愤，一天一只鸡，每天喝一次人参汤。为了‘长生不老’，搞了个仙方叫“桑葚膏”，立刻命令大管家组织人马行动，到百花山买蜂蜜，又去颐和园摘新桑葚，由大管家监制成功。以后彭真和张洁清每天服此膏，算是找到长生不老的药了。他口头上提倡现代戏，而实际上对旧戏极为欣赏，对现代戏毫无兴趣。他经常以审查为名，大看才子佳人的旧戏，而且以鉴赏唱腔之名，三次大录封建糟粕的古戏，甚至把演员叫到家里去录音。”

“彭真在监狱里，跪倒在监狱长面前，高声叫道：‘你要说我们请愿是暴动，我就跪下磕头，再不起来了。’……”

江青拍案叫道：“丢死人了，丢死人了，我真为这些人而感到脸红。帝、修、反看到这些材料，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党呢？他们是党的败类，人民的败类。当我看到他们腐朽糜烂的生活时，都感到肉麻！”

现在，该她看看充满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的关于他们这伙人的词句了：

“张春桥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崔万秋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的时候，江青同崔万秋的关系也很密切。她自首叛变出狱后，结识了崔万秋，同崔来往频繁，关系很深。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经常发表文章，刊登剧照，大肆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姚文元一九三六年在南京拜国民党特务头子、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和徐的小老婆费侠为‘干爹’‘干娘’……”

江青想起了当年他们攻击别人的言词：

“大党阀彭真，大军阀罗瑞卿，大学阀陆定一，大特务杨尚昆组成反党联盟。他们网罗了一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流氓、恶棍、社会渣滓、民族败类，组成反革命班子，进行了一系列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活动。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臻、林默涵，前人民日报主编吴冷西都是彭真的干将。周扬、林默涵、吴冷西控制文艺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许立群、姚臻是彭真的狗头军师，彭真走到哪里，他俩跟到哪里；前市委书记郑天翔，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前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月犁等人，是彭真过去的秘书；前市委常委、教育部长张文松，是彭真的小舅子；前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如前书记处书记赵凡，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余涤清，市委常委、副秘书长项于明，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刘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长吴子牧、副部长宋硕等反党分子，都是彭真、刘仁的亲信、老关系、老部下。长期以来，他们紧密勾结、网罗党羽、排除异己，独揽全市党政大权，把北京市委变成他们反革命据点。彭真还在哲学界抓了杨献珍、冯友兰；在文艺界抓了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邵荃麟；在史学界抓了吴晗、翦伯赞；在教育界抓了蒋南翔、陆平等，把他们作为反党骨干，委以重任。这些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好多人感到头晕目眩。这里面的大多数人她都认识或者熟悉，如果他们都成了坏人，中国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不是漆黑一团了吗？这样推论下去，各省、市、地区的领导班子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和人物，整个党还有希望吗？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内；有人测了他的八字，劝他住到更靠水的地方，命中缺水，靠水而吉安。毛泽东不信算命，但他却爱水，尤其喜欢游泳，于是搬进了游泳池住。那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地方，但为了让他住的舒坦和安全，周恩来派人考察一番后作了比较大的整修，以后毛泽东找人谈话就改在这里了。

江青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两、三次，她把游泳池称为“二〇二大院”，她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则叫作“二〇一小院”。除了宽敞的客厅外，她的书房在所有的住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她让人给她把书作了统计，仅她自己作了记号的藏书已多达近万册。一九六七年元旦之后，毛泽东特意来到她的书房，对她的藏书评头论足，作了赞许。然后话题转到了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安排上。

“现在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阵线已基本分明。依靠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继续工作，不会再有益处，必须来一个从下而上的夺权斗争。”

江青记得，毛泽东最初提出夺权的概念，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那时，他还提出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论断。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再次肯定了要解决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问题。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前夜，毛泽东称他批准广播和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在江青和许多人看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

想到这里，江青对他说：“夺权斗争一定要抓典型。各省、市的条件中，上海和山西比较成熟。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去抓，山西则有刘格平同志去搞。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很快，自从刘格平向中央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在一九三六年的北平反省院写《反共启事》的问题后，实际上端出了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专案组和小将们几次审讯、批斗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这些人，他们都把责任往刘少奇身上推。”

“那好么，让他们狗咬狗。当走资派的队伍分化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发展自己、巩固自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包括过去还想观望、等待的那些老右们也都坐不住了，看了《反共启事》和薄、安、杨等人的材料，都说没想到刘少奇是这种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说，“看来，对付党内走资派，唯有借助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等走资派往下堕落和灭亡时，革命派会闹得更凶。我看了各省、市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四川省出了一对革命的夫妇，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听说多年来也是受他们迫害的。”

江青说：“我让王力查了他们的档案，文化革命前开除刘结挺党籍，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他们小题大作，抓住刘、张两口子的一些问题，硬要把人往死里整。”

“那就要翻案呢。”

“山西对待袁振也是这样。”江青说，“袁振作为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在华北局的会议上给山西省委提了一些意见，尽管有些牵强附会，山西省委和李雪峰这些人便把人家打成‘反党分子’、‘野心家’、‘伸手派’，最后还要撤人家的职。我看他们是典型的法西斯。走资派掌握了天下，中国非大乱不可。山西过去彭真、薄一波抓得很紧，是个出叛徒的地方。这次正好选择为突破口之一。”

“山西的革命造反派起来了吗？”

“起来了。去年底，山西的一批领导干部站了出来，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还有我说的那个袁振，还有个副省长叫刘贯一的，都发表声明，要退出黑省委，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再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会议。这样，实际上给他们准备好了掘墓人。”

“我看山西和上海的夺权条件都成熟了。可以跟那些革命的领导干部打个招呼，要他们争取群众，行动起来，开展夺权斗争。”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七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最关键的一年。在党的历史上是处于最不平常的时期，所以必须打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和陈规陋习。他对江青说：“现在，无产阶级不怕乱，怕乱的是我们的敌人。我希望中国来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彻底冲垮走资派们的顽固堡垒。”

当年他们绞尽脑汁要夺人家的权，现在他们手中的权反而被人家夺了。江青终于尝到了她曾给别人酿造的一杯又一杯苦酒的滋味……

李云鹤出狱以后，面临着一个选择：今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她的生活无依无靠。贫穷和饥饿伴随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姑娘。但是她聪颖的天资和漂亮的外貌却吸引着外界对她的注意，形形色色的人都在打她的主意。尽管她的政治身份在社会上并末公开，但是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和党的地下组织却清楚地知道她是共产党员，而且知道她的政治追求及其在狱中的表现。

“密司李，你应该作演员，凭你的才华，我敢保证你会一炮打红的。当然，一个演员的成功，一半的命运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另一半则在赏识她的伯乐掌中。自古以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是明白人，该怎么定将取决于你了。”周扬对她说。那双色迷迷的眼睛一直在她身上转悠，不时地伸出手来触动她的身子的某一部分。李云鹤明知他是左翼文化团体的最高决策者之一，但对他的言行却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尽量躲着他。他的皮肤发黑且亮，脸上有粉刺。她对她的一位朋友说：“周起应的酸相我看着难受。”

田汉曾是她最崇拜的作家之一，她尤其喜欢他写的剧本和歌词，但她对他和他弟弟田源同样厌恶。她认为弟兄俩都是两面性格的人。除了他们令人羡慕的职业和才华外，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搞女人，而口头上他们还把一些女演员称之为“臭婊子”，说：“她们只想跟男人睡觉，女人只配给男人玩。”有一次，她闯进田汉家里和他商量一出戏，亲眼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鬼混，而那个女人正是她的一位朋友。所以，当弟兄俩轮流向她求爱而表示亲近的时候，她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在事业上是朋友和同志，但在生活上我们永远走不到一块去。”

“哼，走着瞧，我准会让你回来乖乖上我的床头的！”田汉、田源一出门成了正人君子。他们双手插在裤兜里，洋洋得意地走了。

这些人掌握着剧联、作联和电影界的领导权，要想走演员的路，除了投靠他们，就得和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剧团和电影公司打交道。为了隐蔽自己的面目，李云鹤只得在两者之间游移、徘徊，同时也在暗暗地努力。她发誓要在被世人鄙弃的这个行当队伍里保持自己的贞操和清白。于是，她到了这些人面前，总是挺起胸脯而不卑不亢。而他们，时而大摇大摆的，时而跳起来，时而前俯后仰。有一伙无聊文人和演员一见到她和漂亮的女演员不是吹口哨，就是脏话调戏：“密司李，咱们想跟你睡一觉，赏脸吗？跟你玩一玩，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她想洁身自好，遭到的报应是他们偏和她过不去，有角色硬让条件比她差的人上也不让她排；正经的工作偏不推荐她干；更有甚者，他们在她背后放出冷言冷语：“密司李昨天晚上和一个漂亮军官吊膀子压马路去了。”“我亲眼看见她和副刊的小白脸编辑吃夜宵，肯定他们已经睡觉了。”

适合李云鹤的工作很难找。她不得不靠打工、讲课，偶尔也写些文章挣稿费，有时还干些杂活来养活自己。她的自尊心很强，决不轻易向男人开口求助。即使党组织内有人散布她是托派的谣言时，她也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由于自己的争取和朋友的推荐，她在左翼教育联盟和剧联的《玩偶之家》里主演“娜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后李云鹤又主演和排演了一些剧目，她逐渐然而又是很快走红了。在一群文化人羡慕的目光下，在电影公司任职的夏衍和导演张庚等人都纷纷由过去的冷淡转为热烈的吹捧。

夏衍说：“密司李是天才，长得漂亮表演也漂亮，称得起是东方美人。她如果上了银幕，我保险她会震动影坛。”

“云鹤姑娘是我发现的，是我的人，你们谁也别想争功拉夫。只要我当导演，她就只能在舞台而不会上银幕。”张庚和前来争夺李云鹤的人吵嚷着说。他把保护这位走红的女人视为天职。私下里，他公开向她求婚，甚至说：“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能没有你，你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失去你，我会死的。别忘了，是我给你创造条件，使世人对你刮目相看的。”

但李云鹤并不领情，她认为自己从十五、六岁时就学戏并进入青岛、济南的高等戏剧专业深造和学习。演戏本身是自己的特长而决不归功于任何人。她对张庚说：“你不该这样。作为一个好演员，应该是没有艺术限制的。我属于民众和整个社会，而不能属于你和极少数的人。”说完这话后，她的脸颊却泛起快活的红晕。

左翼联盟的阳翰笙和夏衍等人，终于把她拉进了电影界，并给她起了新的艺名：蓝苹。

为了回击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者，她以蓝苹的名义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的《大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听见人家说到‘天才’一字，不知怎的，就会莫名其妙的肃然起敬，不过，在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头脑里，却又时常起伏着以下的疑问：天才？天才是什么呀？难道是天给的才？那么，天才是谁给的才呢？最近和朋友们重又谈到了‘天才’的问题，争辩所得的结论是：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质上分着高低而已，光靠着先天的赋予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的！”她还断言：“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

二十五年后，当蓝苹成为江青，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与林彪相抗衡的巾帼领袖时，这篇文章又成为她反对林彪、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的证据。她得意地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我从来反对天才论，认为那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当初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矛头是针对周扬、夏衍四条汉子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不相信那一套。林彪、陈伯达们重弹老调，只能说明他们和那些江湖骗子是一丘之貉。”

蓝苹主演了《狼山喋血记》影片后，又是一片喝采声。这部把日寇暗喻成“豺狼”的恐怖片，一上演就得到世人的重视。随后在一九三六年秋天遭到国民党警察和英租界警察的禁止而引起一场涉外官司，更使这部影片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知名度。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把蓝苹当作影星而仰视了。联华电影公司和蓝苹签约，拍摄了第二部影片《王老五》。影片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沉重压迫和民族反抗的主题，由蓝苹扮演王老五之妻。当影片最后由她伏在丈夫的尸首上倔强地抬起头，痛骂外国敌人和中国的叛徒，她认为她体现出了自己的本色。

这时，蓝苹自以为自己在电影界已羽毛丰满，可以展翅高飞了，就在一个较好的房东家租上了房子，买了不少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书，钻研理论与演技，决心拼命地干。她认为自己有了和周扬、夏衍、阳翰笙等著名人物平起平坐的资本，在和他们座谈时，她提出了她主张：“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要想真正起到鼓舞国民的作用，得拍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戏，我反对把眼睛只盯着贵族阔太太。我演不了那样，到工厂和农村去，更贴近我的本色。”

她的言论，在他们眼里，简直是狂妄。他们背地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作“骄傲的蓝孔雀”！！给她招来了数不清的侮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既然要在影艺圈子里混，她就摆脱不了他们的纠缠，就得接受这个现实。

电影演员赵丹，不止一次地挖苦她：“蓝小姐，你知道蒙太奇是什么吗？在电影这一行，你还未开苞呢。演了几部片子，就想当明星，你不觉得太容易吗？”

顿时，蓝苹很气了，先是和他，接着又和他的帮腔者大吵起来，先是互相对骂，接着又是互相揭短。当时，蓝苹已经二十二岁了，但仍然过着单身日子，她感到自己不是生活的强者。为了有个依靠，她需要结婚。

虽然许多文人名人都追求着她，其中还有左翼联盟的领导入。有的，只不过是想占她的便宜而已，因为他们已有妻室儿女，可依然不知羞耻地死缠她。她对他们嗤之以鼻。

蓝苹的心中只看中了一个人。

他就是唐纳。

他和她同岁，原名叫马季良。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生于苏州。他二十多岁，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为《晨报》、《申报》等报刊撰写影评，常用唐纳、罗平等笔名。那“唐”姓，是他奶妈的姓。大学毕业后，他在艺华、明星、电通影片公司任过编剧和宣传主任。在田汉被捕、夏衍被艺华等公司解聘辞退后，他一度成为影圈里的台柱子，有人预言他将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希望或大师。随后，他也参加了左翼电影工联盟，与袁牧之、郑君里、赵丹义结金兰。《大公报》上海版创刊时，他主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任大公读者会总干事，从事进步文艺工作，还邀请陈波儿、袁牧之等名演员演出，为抗日救亡运动捐献过资金。他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是一个火爆的人物。

唐纳看了蓝苹的演出和拍的电影，又读了她写的许多文章后，对他的好友赵丹、于伶、夏其言说：“蓝苹是上海演员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的潜力相当大，我要认识她，和她交朋友。”他情真意挚，仿佛透过热带的椰林，迎着雨云中的霞彩看过去，发现了一座金色的天地。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为她着迷了。

尽管赵丹、郑君里劝他：“蓝苹这个人心高志远，她不一定能看上你，你又不是高官达贵，很多人都碰了钉子，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呢？最好还是死了心。”但是，唐纳发了誓：“我是非蓝苹而不娶，即使将来死到她手里，我也心甘情愿！”

于是，在郑君里的介绍下，唐纳和蓝苹认识了。交往没多久，蓝苹就被唐纳的满腹才学的谈吐和仪表堂堂的形象所倾倒。他，成为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蓝苹过去说过：“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只要彼此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但是，唐纳闯进她的生活圈子里后，她改变了说法：“真正的爱情，必须得以结婚的方式加以确定。只有名正言顺，爱情的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本来，她很少外出活动。认识唐纳后，蓝苹很快就尝到爱情的甜头，不管他什么时候来访她都热情地接待。她常常出去活动，在家呆的时候越来越少。她在昔日那些同事们的目光下，得意洋洋地挽着唐纳的手臂，把胸脯挺得老高。虽然他们年纪相仿，但她的统治气魄却得到显露。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杭州钱塘江畔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随着星光的模糊，红霞吐露，朝日徐升，湖边的花朵和水里的香荷都从睡梦中醒过来。就在这时，由郑君里和尊者沈钧儒主持，三对男女欢天喜地地在六和塔举行了婚礼。这三对男女是：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

郑君里作为司仪，沈钧儒作为著名律师成为他们的证婚人，在闪闪发光的摄影机下，照了许多照片。沈钧儒还随口颂诗一首：情侣浪游在沪杭，六和塔下影成双。瑰丽清幽游人醉，沉酣风波会自伤。拾级蜿蜒登高塔，居高一览钱塘江！

第八章
 

唐纳与蓝苹分手后，一直活跃在报界，他甚至想回国参加建设。但当他收到江青的信后改变主意，毛泽东评论他是“文人无行”。上海解放后他远赴巴黎定居，隐姓埋名，并始终恪守自己的诺言。

1935年主演电影《自由神》的江青

满天星斗，一弯明月一动也不动地挂在万木梢头。当整个城市从喧嚷中沉寂下来时，就像雄狮吼叫累了熟睡着一样，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黎明……

任何强大的铁腕人物，一旦失去自由而又无力挽回时，便只能依靠回忆过去来打发日子，填补精神的空虚。江青也不例外。

她的神经很敏感，能从看守人员的眼神中判断外界的形势以及最高层对她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待遇仍然很高，依然享受着相当一级的生活标准，但所有的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地从她身边走过和递送东西。偶尔有人神秘地互相眨巴一下眼睛，往她的住处打量几遍后匆匆离去。她惘然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而又低下头。

“唐纳……唐纳……”

她隐隐约约地从看守人员嘴里听到了这个名字，浑身像触电一样地感到一阵颤栗。越是不愿回首和希望永久忘记的往事，越是像电影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现在看来，她最不愿意公开的往事，已经弄得举国沸腾，家喻户晓了。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晓她还有过其他的婚恋……

偏偏唐纳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文坛上也轰轰烈烈，有过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

唐纳啊！唐纳，你为什么没有死啊？

当他听到自己又身陷囹圄，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他又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呢？他会公开那些难堪往事吗？

多少年来，她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唐纳会写他和她的回忆录或发表他们过去共同生活几个月的趣闻陈事。须知，毕竟他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啊！

她和唐纳婚后几个月，不辞而别，最后宣布决裂。然后，她几经曲折，到了延安。随后，她改名江青，成为毛泽东的妻子。

但是，她没有忘记唐纳，依然关注着他的行踪。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她同岁的唐纳以《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赴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前线进行采访，写了一篇又一篇悲壮的战地通讯。他，一个讨人喜欢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一个说话急促、易动感情而又义气十足的大男孩。他当时挥笔疾书，急于找机会出去闯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当时，《大公报》迁移武汉，他又赴这座名城，创作了话剧《中国万岁》。这出话剧由大公报剧团义演，轰动了大江南北。而后，剧团到了重庆、南洋等地演出，唐纳的名字也和抗战必胜的主题一样，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此刻，正是他文思若泉、创作极盛之际，接连写出《陈圆圆》、《重逢》、《生路》等话剧。他还创作了一批歌词和《塞外村女》《聂耳谱曲》、《星星》《冼星海谱曲》、《明星之歌》（贺绿汀谱曲）等。

每当周恩来、郭沫若、叶挺等人从国民党战区捎来各种报纸后，江青总要翻阅着寻找唐纳的名字。

“就是他吗？”有一次毛泽东指着唐纳的照片问江青。

江青的脸红到耳根，点点头说：“是的，别看这个小白脸长得文质彬彬，他有个绰号叫作公羊。的确，在上海玩小姑娘搞得最多的就算他了，他当时才二十一岁呢。”

“文人无行嘛。”毛泽东哈哈大笑道，“不过，他写的文章还是不错的。我看过数篇，才华横溢哟。不过，他的笔锋只能绘书绣花，不能杀人。而我们共产党人视笔为刀枪，三寸竹管是武器而不是帮闲笔哪。”

毛泽东放下毛笔，转向江青，微微一笑，然后以他那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顺着延安窑洞门前的小院边沿，踱起步来。

四十年代前期，唐纳到了重庆，为《商务日报》主编《每周影剧》，宣传评介一些爱国抗战的电影和戏剧。他巧妙地通过英国新闻处，向国际进步人士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事迹。那时，他得知了昔日的蓝苹已经改名江青，并和毛泽东结婚的消息。一次，他见到了周恩来，向他打听起江青来。

“毛泽东怎么会同一个上海的电影演员结合呢？”唐纳故意提问。

周恩来平静地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早在江青同志还没有到上海之前，她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作为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一员，她以演员为掩护，做了许多党的秘密工作。她长期以体验生活为名，深入工厂和农村作社会调查。她写的《农村演剧生活》等文章，实际上探索出一条文艺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新路。抗战开始后，她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又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唐纳失声惊叹道：“想不到她早就是个共产党员！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思想偏激的女演员呢！”

“你们虽然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我相信我们最终都会走到一起的。”周恩来说。

是的，抗战胜利后，唐纳出任了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主笔，重回上海。经夏衍同意，他邀集徐怀沙、毛羽、李之华等几位朋友组建了编辑部的基本班子，利用这块阵地宣传为国民党政府所不容的主张。最后终于引起孔祥熙的干涉，他遂与编辑部的朋友愤而离职。他对夏衍说：“现在我算看透了，说来说去还是共产党走的路得人心、顺民意。我想投奔他们去，不知道……”

“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为好。”夏衍对他说，“也许这样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唐纳出任《文汇报》总编辑，他和宦乡、陈虞荪、徐铸成、柯灵、孟秋江等人一起，很快把报纸办成一面旗帜，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文汇报》遭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后，他去了香港。

一九四八年九月，香港《文汇报》创刊。唐纳重任总编辑。他一身担任数职，昼夜撰文筹款，解决各种杂务。在那段日子里，他常和潘汉年、夏衍等人畅谈联络，预言中国的未来和政局。

“我看，得人心者得天下，将来中国的大总统，非毛泽东莫属。”唐纳说。

潘汉年问：“听说毛泽东的妻子是你当年的老婆？”

唐纳战战兢兢地点点头：“不错，我没想到蓝苹真能成了大气候。她可不是一般的女子，你很难掌握她的性格和脾气。她需要你时，甜言蜜语，温柔顺从，令你想入非非，难舍难割；她不需要你时，马上就沉脸怒骂，一脚把你踢开。我真担心，一旦共产党得了天下，这个女人会在毛泽东面前说我什么！”

“拿你问罪，置于死地。”

“我难道就那么坏？”

“凭你的出身，凭你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关系，她可以随便找一条罪名就把你送上断头台。君难道不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话么？”

“可朋友们都说我是个赤子，心如明镜，纯洁无邪，是至可亲者，至可爱者，至可贵者呀！我并没有伤害过共产党的任何人呀！”

“你别忘了，你是江青的前夫，而毛泽东是吃的你的剩茶残饭。这在中国的传统上并不光彩，并不入时啊！如今毛泽东很快就要作大总统，那是事实上的皇帝。他能容忍你这个御用文人在他眼皮下著书立说吗？即使毛泽东不说什么，凭江青那样的脾气，她难道不想采取什么行动吗？”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那天，唐纳离开香港到了美国，在《纽约时报》等中文报刊社找到了工作。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欣喜若狂。那时，他才三十五岁，极富青春活力，他情真意挚，轻松洒脱，旺盛而又幽默，托人几次向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联系，想回国参加建设。

然而，就在这时，他收到了郑君里转来的一封信，信里转述了江青给他的话，含义十分清晰：“纳，时过境迁，你还记得我吗？十多年不见，我们显然走了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我现在的地位、环境和所任的职务，这一切都需要你我忘记过去那段历史，和任何人都不要再提及了。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你还是洁身自好，给自己想得长远些为好。妥否？请你三思而后行。”

唐纳是条汉子，他立即明白了江青这封信的意思。他回信一封，答应照她的话办，“保证今后过一种恬静、安逸的退隐生活。”一九五一年，他定居巴黎，改名马季章，开始了一种新的笔耕生涯。虽然他远离故土，精神常常为此失却平衡，不时会感到无以报效祖国和社会的不安与忧烦，有时烦躁、有时牢骚、有时落泪，但他始终恪守着他的诺言。

随着江青地位的逐渐高升，她越来越讨厌唐纳、恐惧唐纳、憎恨唐纳。当港、台、澳及海外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有关她和唐纳的流言时，她曾气得拍桌子大骂：“一定是马季良那个鬼东西在搞无中生有的材料，他想凭着谣言给他也给我增添一层又一层令人莫测的色彩。”

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连窗外的小鸟和蟋蟀也不再喳喳唧唧的叫了，好像意识到现在不是它们乱叫的时候。当她站在窗前时，负责看管她的警卫和哨兵一个个傲岸、庄严地从她面前走过，连理睬也不理睬她。

灾祸有时候是从过份得意开始的。

她想起了她被捕的那天，张耀祠恶狠狠地对她讲的一句话：“你是凭借伟大领袖毛主席而高贵起来的，所以你也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而失去那些本来就不该属于你的东西。”

她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表情望着他。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她问自己。

凭心而论，唐纳对蓝苹痴心迷爱，爱得真切，爱得发狂。他把她看作了心中的太阳，能积蓄取之不尽的内动力，能释放用之不竭的创造力。他的轻率之处，在于难以真正改变自我天性。

如果从他七十五年的人生历程看，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才子，在勤奋读书中长大，天资聪颖。舒适的环境造就了他本人不善争斗发狠的女人性格。在那个影艺圈子里，他十几岁便开始寻花问柳。英俊的外貌，健美的体魄，使他情场得意，小小年纪便成了猎艳老手，同时使几个漂亮的姑娘为之倾倒。

他之所以迷爱蓝苹，除了她漂亮的外表，还有她同样勤奋好学的孜孜追求和写的一手具有柔情感触的好文章。他认为她会成为他事业上的好帮手。自从他们结婚后，他把她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她的社交、外出和社会活动作了种种限制，这使蓝苹根本无法接受。为此，他们开始发生口角。

“别这样，蓝苹，别这样！”

“为什么？我是嫁给你而不是卖给你！”

“这个我是知道的，可你毕竟是属于我的。”

“再告诉我一遍。”

“别这样，真的，你只属于我。”

“错！我属于全社会，我属于一切喜欢我的民众和影迷。”

每次都是老一套。争吵，摔家具，互不说话。最后双手道歉，拥抱言欢，结局都是皆大欢喜。有时，他请来了郑君里、赵丹相劝。

郑君里是个一边倒：“蓝小姐，你别不识抬举，我兄弟看上你是你的福份。你得多尽妇人之道，明白我的话吗？女人就得服从于男人，再提倡妇女解放，也得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总不能颠倒乾坤。”

顿时，蓝苹和唐纳又大吵起来，先是互相对骂，接着又是讨价还价。郑君里作为长者，也看出了唐纳不是生活的强者。当着蓝苹，他训斥他的金兰兄弟：“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你连个老婆都管不了，我真为你的窝囊而丢人。女人永远是男人的衣服，不给她来点厉害的，你永远得受制于她！”

蓝苹在电影公司拍片的时候，唐纳把她托付给赵丹照看，她很听话。每天下午五点半钟，唐纳就来接她回家，因此每天他都早早就到了公司。偶尔，赵丹也送蓝苹回家。他对她同样是居高临下：

“你这一辈子能跟上季良这样的男人就该知足了。外面提倡妇女解放，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作为女人家一天在外面疯跑，参加什么社会活动，这叫我们当丈夫的怎么放心得下？再说社会这么乱，一旦有事谁也搁不下！听说当年你就被捕过，还不是……”

蓝苹火了：“我的事凭什么轮到你来管？你算干什么的？别说你是唐纳的什么结拜兄弟，就是唐纳，也没资格这么教训我，我参加社会活动，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利，谁也夺不走！”

这天晚上，蓝苹挨了唐纳的一顿饱打。

第二天，唐纳满脸愁云，看上去好像老了十岁。

蓝苹开始写文章了，题目就是《家庭里的事》，她写道：“新家庭幸福的起点在哪里？有的人说，有了钱万事满足；也有人说，生了优秀的儿女，家庭才有幸福。这话自有相当的道理，但金钱未必是家庭的幸福。有时因金钱作祟反而造成黑暗恐怖的事变，可见金钱是靠不住的。我以为康健生活才是快乐与幸福的起点……”

在另一篇题为《我们的生活里》，她写道：“另外还有一些人却把这从事于新兴演剧的人看成眼中钉，恨不得拔掉扔出世界去，看成炸药一样的危险物，多方设法来销毁。对新型演剧的这样的进攻，帝国主义者可说执行得最力，他们时时刻刻为保持那种古老的世界和特殊的利益，到处暗放着猎犬，直接或间接地来摧残，阻碍新兴演剧的活动。他们这样进攻的触角不仅在租界上随意触伤我们的演剧，他们甚至还企图使他们那样的贪婪的触角伸展到租界以外的各地……”

蓝苹把这些文章有意拿给唐纳看，对他说：“我文章里的每句话，每个名词，都是有所指的。我憎恨一切封建、专制的恶势力，为了批判他们，我不得不学习鲁迅。对于，你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吗？”

“我不晓得什么鲁迅，我只知道艺术。”唐纳咕噜了一下，便蒙头躺下不睬她。他的家仅有三间屋子，吃睡都在那间北房里。

蓝苹还想争取他，便坐在床头掀开被角，拍着他的肩膀说：“不晓得没关系，可以多看看他的文章，特别是杂文。在所有的作家里，我最崇拜、最景仰的就是他。他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偶像。我从他的杂文里，不但认识了整个社会，而且懂得了怎样生活。我……”

“好了好了，我不想和你再争论什么。”唐纳不耐烦地说，“在我眼里，鲁迅不过是个脾气古怪，思想偏激的糟老头而已。他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看不起他。”

蓝苹暴怒地跳了起来：“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觉得你说话太狂妄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还能吃几碗干饭！”

“你崇拜他，那好，你给我滚！”

蓝苹扭头就走。唐纳等了她一个晚上，不见她回来。他承受不了这种寂寞，就找来三个女演员，将她们一个一个地哄着玩弄了。他认为这是对蓝苹的报复，其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而已。

后来，蓝苹被郑君里、赵丹等人找回家，又和唐纳共同生活了几天。她越来越觉得她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了，她很讨厌这个家。唐纳的几个朋友仿佛像监工的把头，一见到蓝苹和别的陌生人走在一起就告诉唐纳，于是蓝苹一回到家，便是一顿毒打。他们已照顾过她几次，气得她往他们的脸上吐唾沫。从此，等不到三天，她就要和唐纳大吵一次。

终于，她给他留下一封信后失踪了。

唐纳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才收到蓝苹从济南发来的第二封信：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我相信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失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此时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的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唐纳看到这里，痛心得呼天号地。和她在一起，就是天天在吵架也觉得心里是莫大的安慰。离开她，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自己，他忍受不了这种孤独。

对于蓝苹的心声，他知道得最清楚。

两年前，蓝苹完全是为了摆脱“左翼联盟”的某些领导人对她的纠缠和刁难，甚至是迫害才和他交往结合的。

周起应明白无误地提醒他：“唐先生，你以为蓝小姐是爱你这个人吗？非也。她不是爱你，而是看上了你手中的笔。她投入你的怀抱，为的是借你的笔为‘天梯’，从而登上‘大明星’的宝座。”

田汉和他的弟弟田源，甚至有意策划，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的《娱乐周报》上，放出消息曰：“据该公司有人云，蓝苹已经不是一位未嫁的小姐了。在北平，她早已有了丈夫了。如果此事属实，不是要闹出一场醋海潮了吗？好在他们不过是同居而不是结婚，否则蓝苹不是要犯了重婚罪吗？”

蓝苹气得浑身哆嗦，她对唐纳说：“这种谣言不是公开的法西斯能造出来的，是左翼联盟内部的毒箭。我想起了鲁迅的话：‘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了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我和鲁迅有同感。”

唐纳对这些人的作法也很愤怒。对一个女演员，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精力来执意搞臭她呢？突然，他仿佛感到他们攻击的是自己的亲人。在一阵昏眩中，他好像看到了弱女子在挨打受骂，寄养在别人家的狗窝，只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他还想继续同情那个女人，但事实证明他的主意打错了。

他捧着蓝苹的那封信，好像捧着一颗滚烫的炸弹，随时都可能将他炸得粉碎……

第九章
 

华国锋问：“毛主席当年对江青，究竟是什么态度？”汪东兴表示，揭露和批判江青，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蓝苹厌恶上海的舞台生涯，向往延安，她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有关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材料，华国锋都要亲自审阅。

他听说，“四人帮”粉碎后，唐纳跑到香港放映旧片《王老五》。江青在这部影片里饰演“王老五”之妻，形象丑陋，令人厌恶。唐纳此行此举是为了对江青发泄积怨宿仇，而故意出她的丑。

当华国锋问汪东兴时，汪东兴摇摇头：“我看不可能。他已没那个精力了。不过，他在法国，与人合伙开设了‘玉泉楼’餐馆，又开办了‘天桥’饭店倒是真的。这‘玉泉’、‘天桥’之名，寄托着他对故土的怀恋嘛。”

“不错，听说是在法国开了个饭店，二楼餐厅安置了一间精室，墙上挂满了他和江青的照片，凡上楼就餐的，价贵一倍。”看来，这位新上台的党中央主席对此很感兴趣。

汪东兴说：“这也不可能。据有关部门报告，美国作家维特克到巴黎找他，要与他合写一部与江青婚变的书，被唐纳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太无聊，太无赖了。各种谣言和文章，不是捕风捉影，便是无中生有。他和阳翰笙、于伶、金山、郑君里、赵丹、夏其言、叶露茜、夏衍都是朋友。据了解，这个人后来表现还不错。他在海外多次提出回祖国定居，还忙于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他一生的回忆录。有关方面准备批准他的申请。”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案组又送来一些历史材料，包括江青过去写的东西。”

华国锋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秘书坐下。

“我想，现在‘四人帮’在群众中已经很臭很臭了。”汪东兴也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材料递给华国锋。华国锋看了一眼标题，全是一些漫画，画上的江青戴着大眼镜，和传统戏中的白骨精非常相似。他看完后把材料还给汪东兴，犹豫地说：“我们这样揭露和批判江青，会不会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呢？”

汪东兴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是江青自己的言行首先损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我们对她采取的种种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最好的办法。”华国锋非常满意这种回答。

“江青还有什么表现吗？”他问。

“给你有一封信。”

“给我？”华国锋迟疑了一下，又接过已列入案卷中的一封短信。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多少有点心惊肉跳。

国锋同志：

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

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革命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国锋没看完，就把信撕了，摔在地上：“都什么时候了，她还要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说话，真是不自量力！”

“她也是自讨没趣。”汪东兴说：“她还当是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呢。那时，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大家都不好说什么，即使有问题也是捂着的。你看看这份秦桂贞的揭发吧，真是血泪控诉。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史，什么坏事都干出来了！”

华国锋鼓着腮帮子，往下看那份材料：

“抗战前，我在上海给一个资本家当佣人，当时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夏，江青（当时叫蓝苹》租这个资本家的房子住，我服侍过她，和她熟悉，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上海市革委会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对我讲，北京首长叫你去。北京首长，我就认识江青。我会烧菜，可能叫我帮她烧菜。我就对姓王的同志讲，我回去和同事关照一下。当天晚上，把我送上飞机，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到北京。他们把我接到航空招待所，天天送饭到房间给我吃，也没有人来看我、问我。到了第五天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我叫叶群，我叫陈伯达，是江青委托来看你的。他们问我生活情况，认识哪些人？和哪些人有来往？第六天，进来三个解放军，把我的语录本和衣服都扔在地上，在语录本里夹有江青的照片也被拿走了。后来，他们又把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哭着吵闹，要求回家，他们就打我，说我是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第二次提审我，是从我家拿去的照片，一张一张地问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就是没有看到我原来保存江青的照片。以后又用汽车把我送到很远的郊区，关在监牢里，用各种法西斯手段迫害我，弄得我一身病，失去了劳动力。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江青关了七年，一九七五年释放回上海。

秦桂贞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华国锋看完这些材料，掩卷沉思地问道：“事情果真会这么简单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江青一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臭。华主席啊，”汪东兴的语调显得诚恳而又热切，“‘四人帮’人心丧尽，经营十年弄得天怒人怨，这是我们实行反击的最好时机。现已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四人帮’大量销毁罪证的情况下，这次审查工作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取得丰硕战果，是由于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充分发动了群里，正确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肃反工作路线。有关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委、山东省委、江苏省委主动地积极地协助王张江姚专案组，做了很多工作。”

华国锋感动地说：“要把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统统提拔起来。现在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岗位上，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这次斗争就是出干部、出人才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站了起来，学着毛泽东当年讲话的姿态和样子说，“这场斗争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许多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汪东兴觉得很可笑。华国锋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和背台词的语言，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舞台上的演员。况且他的这些词汇并不是他的创造，好多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发明。这些帽子和罪名，可以很自然地扣到任何一个被打倒者头上。

汪东兴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年，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讲起了这场斗争的意义，江青马上接着说：“震撼世界，震撼全球。我们的革命给全世界的革命造反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个叫德地顺子、丸野昌子的日本红卫兵这样说：中国有句古话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说‘兔死狐悲。’中国的、日本的、苏联的以及一切修正主义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狼狈为奸，串通一气，合伙干着反华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一年以前，当中国的那个赫鲁晓夫刘少奇还在耀武扬威的时候，日共修正主义分子就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大喊大叫，等待着刘少奇篡党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消息。哪晓得回答他们的却是刘少奇倒台的噩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使他们感到无限的恐惧，无穷的悲伤，同时，也激起他们刻骨的仇恨和拼命的反对。宫本显治、野坂参三之流用尽世界上最恶毒下流的语言疯狂地攻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他们又借撤回他们派往中国的走卒、他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砂间一良和《赤旗报》记者绀野纯一这两个大间谍一事，在反华的舞台上大演其反华的丑剧。他们的反华阴谋，从外部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拼死的新反扑，互相配合，互相呼应。这个新的反华阴谋是美帝、苏修唆使中国邻近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反动派挑起新的反华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历史的车轮是绝不会按照反动派的意图转动的！群丑反华的阴谋绝不会得逞，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另一种局面。

如果翻开他们过去的讲话，包括江青三年前同美国作家维特克的谈话，都会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此刻，华国锋正襟危坐，板着面孔给刚汇报完的秘书们作指示，汪东兴也坐在一旁帮腔。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党的队伍。”这些都是多少年来的官话，华国锋活学活用，讲起来非常娴熟。“这是基本的方面。但是，也确有极少数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长期没有被我们识破。这种事实，过去有，今后也还会有。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但是，不管反革命分子伪装得多么巧妙，隐藏得多么深，终将被我们党和人民群众揭露出来，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汪东兴点点头说：“中央将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关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的决议。我们应该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为十届三中全会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作准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秘书们记录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因为此刻他们都是中国说一不二的人物，很快他们的话就会在中国掀起特大的风暴……

周起应的皮肤很白，发亮，脸上长有粉刺。他的朋友有谁长了粉刺都觉得很难受，他却开玩笑地说：“这才是锦上添花呢。”

他看了蓝苹致唐纳的那封信，心里想了很久。信里表露的心迹，说明他们之间早该分道扬镳了：

“……在我计划回家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乐日子，可是你那几天的脾气却特别的坏，有时你是非常让我下不来台，而且使我非常伤心的，虽然在搬家时候，我忍不住和你闹过几次，可是过后我马上懊悔了，懊悔的想痛哭。我曾经在雨地里走了很久很久，那种悲哀是说不出来的，我想起我和你分别，我想起你所说的！！我是固执的爱着你，我想起南洋路！！这些使得我心跳，像是跳在咽喉里似的一样闷塞，浑身剧烈的抖着，一步都走不动了。后来叫车到阿丹家去的，这个是我永远不能忘掉的。其实呢，你那些天的坏脾气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现在想起来真是应该感谢那个坏脾气，不然，我也许永远永远沉埋在那个环境里了……”

周起应冷笑一声，对这个女人的文采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妒嫉。作为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蓝苹。对她的身世、性格、爱好、政治态度及周围的环境作了仔细的跟踪和了解。几乎田汉、张庚、夏衍这些人同时请求他帮他们的忙，以便把这个女人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

按传统的观点，蓝苹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鼻子稍翘！！嘴唇稍厚，不过她笑起来挺迷人的，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

“蓝苹同志，你别跟上唐纳走，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他这样的人。”

“为什么？”蓝苹盯着周起应的眼睛，轻轻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也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蓝苹摇摇头：“我看不出来。”

那时，她只知道周起应是中共在上海的一名领导人，并不知道他的详细底子。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她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阐述他的文学统一战线的主张。周扬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而周扬为证明这一点，特意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称赞这个剧作写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这时，蓝苹才明白了，周扬就是周起应。

那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蓝苹，和她商谈主演《赛金花》的问题。

周扬开门见山地说：“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的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感得多！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溶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夏衍作了补充。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长期在日本留学，直到一九二九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党。他和周扬等人一起，于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创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戏剧家联盟，并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办了个电影杂志，叫《电影艺术》。一九三二年二月，他们成立了“中国电影文联联合会”，吸引了一大批追求电影和戏剧艺术的热血男、女青年。一九三四年十月，明星电影公司解雇了夏衍，使他不得不加入联华电影公司，与蓝苹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关注着蓝苹的一举一动。此时，他是从心里赞成由她主演自己的剧目的。“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上都得听我们的。”

蓝苹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我不在乎。作为演员，不应该过份地挑剔剧本。但我再次申明，我不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作为一个人，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准备。”

最后，他们终于让王莹主演了《赛金花》，而在演出这剧目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

“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

“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张庚甚至拍着唐纳的肩膀说：“像蓝苹那样的女人，你能养活得了吗？她为了名利，什么都可以不顾，你趁早还是一脚把她踢开为好，免得将来受她的害。”

那一段，蓝苹在剧团或公司，都有几个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骂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围逛来逛去。

“今天晚上我们怎么打发掉？”她问和她作伴的秦桂贞，想到了不少主意，可是最后还是决定不动：“上海的痞子，不要理他们。他们只是无耻的讹诈。”

蓝苹亲眼看到，在剧团演出期间，又来了一位还没有满十三岁的小女孩，瘦得皮包骨头。她小名瘦雀儿，正好是那个著名导演下饭的菜，他总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却遭来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导演揪到后屋里，接着便传出她的一声声惨叫……

蓝苹换下了戏装，准备从那座又脏又冷的舞台上撤退。

“我们很快又见面吗？”夏衍追上来问。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总是在这附近。”

“我得去见我的经纪人”，她找了个借口。

走在半路上，她发现了一辆小车停在路边，而且里面有个在青岛地下党组织的熟人，运气真好，转眼间，她灵巧地挤进了小车，而他闪电般地将车开动了。蓝苹很富于联想，仅从这一动作中，她立刻意识到该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不大清楚。不过，听说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延安。”蓝苹神往地说，“我早已厌恶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么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我想拿起枪杆子，当一名红军战士！”

“谈何容易！”那人脱口而出，不过马上作了纠正。“只要有信心和决心，这个目的也不难实现。”

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临分手时，他给了她一张传单，是用粉红色的纸张印制的。

她一看题目，吓了一跳：《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惊喜？还是担心？她马上说不清楚。但那上面的字，她反复读了数遍：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门：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军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固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连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车、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贵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颇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几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蓝苹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后，终于安静了下来。她早已从好多的渠道熟悉了“毛泽东”三个字，对他充满了神奇的联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泽东其人。读了这篇通电后，她仿佛看见了一个老练、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仅从他气壮山河、稳操胜券的文字里，她就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之情……

上海的夏天又热且长。蓝苹坐在她租用的那张竹编床上，眼泪直往她那漂亮的脸腮上淌。她在这里，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知己，一贫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她认为本应是一个同一战壕的人，除了对她的肉体或艺术还有兴趣外，他们几乎根本无法理解她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别了那位街头相遇的熟人后，一连几天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东的“朋友们”又来了，刺耳的音乐声飘上楼来。一会儿，又传来牌九声，吵闹声，嘻笑声，还有各种数钞票的争执声。而她，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用她自己的心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诚挚感人的信……

第十章
 

毛泽东说：“江青的事，我都知道，我很了解她！”江青在牢中，回忆起在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的情形。康生谈到贺子珍时说：她是一个疯子，毛主席迟早要和她分手。

江青在文革中

负责审查江青的纪登奎通过电话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要专案组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诬陷邓小平的活动，作为审查他们罪行的一大内容。消息传到监所时，江青正在关押她的那间小屋里，全神贯注地看这几天的报纸。监管人员通过监视孔，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什么？要解放邓小平？”江青从监管干部的嘴里得到这个消息后，双肩猛地颤抖了一下，坐在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感到震惊，怎么这么快华国锋就敢离经叛道，而他们肯定又会潜意识地把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归罪于她。她仍然难以揣摩：究竟什么原因驱使毛泽东曾经很信任的人走上了叛变的道路。她不禁悲哀地想到，他们的事业是以流血开始的，文化革命多少人被关被斗而自杀，这个起点又终于成为这场运动的终点，只不过是翻了个个儿。想到此，她嘴唇哆嗦起来，脸上掠过一丝冷笑。“这是我预料中的事。华国锋终于露出了原形。同是修正主义嘛，他们上了台，必须要给他们的同类翻案。这毫不奇怪。邓小平不闹翻案，倒是件奇怪的事了。很好，很好。”

“江青，你应该好好考虑你的问题了。”

“我看不出我们的工作中和我这十多年来有什么问题。”江青为自己辩护道，“自从主席让我多过问国内的问题以来，我一直使自己不卷入任何毫无意义的宗派之中。我对无原则的纠纷不感兴趣。政治局里那么多冲突，而我没有陷到任何一边。这使我感到自豪。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的一切活动，都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开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没有一条一点的东西，离开了毛泽东的思想。”

“你别把话说得那么绝对……”

江青故作微笑地搓着她的两只手，自言自语地说：“历史会作出明确的结论的。他们走得远了，太远了。他们自以为得计，似乎天下已经成了他们的了。完全是自作多情，我看华国锋的日子今后并不那么好过了。这是他咎由自取。”

“那么，你认为下一步的形势会怎样发展？”

“他们还会给刘少奇平反。”

“江青，你这是胡说！”监管干部脸上露怒道，“华主席继承的是毛主席的遗志，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势不两立，你这是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种污蔑。”

“是吗？那就让我们看将来的事实吧。”说到这里，江青怒不可遏地从床沿边站了起来，在巴掌大的囚室的地上连转了两个圈，她双手抱怀并微微地颤抖着。时令虽是被捕后第二年的初春，却依然寒气刺骨。她在屋里散步，神经质地把脚往地下踢，好像是在踢一个假想的敌手。

“你到底想往哪条道上走？我可以告诉你，王洪文已经反戈一击了。他把你们的活动都揭发出来了。”

“我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也可以说我没有什么阴谋可揭。我有的都是阳谋。我无事不可对人言。”江青伸出右手的一个指头，几乎戳在了那个监管干部的胸口上。“你应该知道，我掌握了足够的材料能使那个英明领袖彻底垮台。只要敢让我见群众，他们一定失败。他们早就想背叛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学说了。对此，毛主席也早有预料，只不过，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一直不愿意希望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主席晚年时，我们所写的一切社论和文件，都是主席的思想，也就是主席的既定方针。毛主席生前，多次嘱咐政治局的同志要按既定方针办，这点华国锋明明知道，而且他也亲自传达过。现在他想赖帐。”

那个管理监所的头儿似乎对她的话产生了兴趣，索性坐下来问道：“你们所说得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究竟是什么啊？”

江青怔了一下，眼睛盯着他说：“看来，你还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内容。你大概知道，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的内部状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我国的现阶段，有老的资产阶级，有新的资产阶级；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新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政治代表。要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江青滔滔不绝地解释着她那套理论，眼前又陷入了两年前毛泽东和她及张春桥、姚文元的那次谈话。在座的，其中还有华国锋。

那天，毛泽东脸色苍白，但精神尚好。

他身子仰躺在沙发里，指着即将发表的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大字样本，说：“我听说政治局已经对这两篇文章讨论好几次了，你们都同意他们的观点。”

华国锋说：“春桥和文元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他们……”

毛泽东“哦”了一声：“现在，我们是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党内资产阶级，很多人搞不清楚。其实，他们有的是混进来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原来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大量的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派作为新老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既有老的资产阶级妄图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的疯狂性，又有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冒险性：既有老资产阶级分子的老奸巨滑，又有新的资产阶级无比贪婪的特点。他们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春桥同志的文章已经讲明这一点了。”

江青说：“我们很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糊涂的。”

“其实江青在过去，起码十多年前的一个时期内也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说，“我对江青很了解，他在大的方向上没有错，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她反刘少奇、反林彪，都是有功的。这次批邓，也是积极的。中国有个传统是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我不赞成什么事都是你江青冲到前头，搞革命是要靠群众，靠政党嘛。过去打仗是如此，现在的斗争就能例外吗？”

“对，确实如此，主席。”张春桥说，“经过了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和走资派都在这场大革命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从上层的政治斗争来看，大多数的走资派已经达成了秘密交易，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了。许多同志还需要一个事件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华国锋也说：“我学习了春桥和文元的两篇文章后，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党外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阶级力量的对比又不断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在变化，他们已经很难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来同无产阶级公开较量了。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党内。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时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是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确在党内而不在党外。我们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以及这次同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都是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毛泽东连连点头：“谁说国锋同志只懂的实干，我看他的理论蛮高呢。江青哪，你要注意把正确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相结合呢。国锋同志这一点就不错。你们为什么不向他学习呢？你们要互相学习嘛。”

江青打了个激灵，一下子清醒过来。这时她才感慨地连连摇头：“哎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果然不错哪！”此刻，她对华国锋的痛恨，要远远地超过邓小平。如果邓小平不被打倒，他未必敢对自己采取这种手段。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话：

“江青这个人，我很了解她。她办的事，我都知道。她的主要缺点是骄傲，看不起人。她能看得起的，没几个。我是不是还在她的眼里，很难说。除此而外，她的优点很多，在政治路线上，她是明确的。水至清而无鱼，在这点上，你要注意呢。江青，还记得我们刚认识时我跟你讲的话吧？”

毛泽东的面孔转向了她：虽然眼神有些混沌，但眯缝着的眼睛还是那样深远、透彻。古铜色的脸色显得疲惫而松软，全然不像三十多年前的他……

江青永远忘记不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那是一个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的会面。一九三七年初夏季节，蓝苹告别了上海，途经西安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她见到了周恩来。

“你还叫蓝苹吗？”周恩来微笑着问她。

蓝苹似乎早已考虑了，她很坦率地说：“当演员的蓝苹已经死了。作为长期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我决定改名，叫江青。”

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说：“江青，这个名字很好嘛。好，祝贺你开始新的生活。不过，我还是想看你演的戏呢。毛主席也很喜欢看戏，只不过在延安看不到你这大明星的演出啊！”

江青脸一红，低着头“咯咯”地笑了。

在前往延安的路上，江青说不上是激动，还是兴奋，总想放开喉咙唱歌、唱戏，那股劲，就像逃出牢笼的小鸟一样。她随同着一辆运输汽车，由于道路泥泞，山坡很多，她和一些干部、战士不得不经常走路，甚至推着汽车走。

烈日下，她急匆匆地走着、走着，感到一阵晕眩，脸色刷白。她支撑不住了，连忙靠在路旁的一颗树旁。剎时天昏地暗，身子倾斜，她歪倒了。

马上她被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扶起来，抬上汽车。江青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无力地望着这些淳朴、善良的战友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支队伍的温暖。

江青一行来到洛川，驻扎在附近一个村庄里。恰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开会。

江青正在收拾行李，领队的负责人跑进来喊道：“大家赶快到东院的大槐树下集合，党中央领导同志要看望大家，毛主席也要来！”

“真的？”江青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想到，初到陕甘宁边区，就能见到自己最尊敬然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伟大领袖。她觉得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动着，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刚吃完午饭，毛泽东等人果然来了。

准确地说，是周恩来、贺龙等人把他动员来的。开会中，周恩来打趣地对毛泽东说：“从敌占区来了一批热血青年，大多是知识分子。还有从上海来的几个电影女演员，蛮漂亮呢，你要不要看看他们？”

“不去不去，没得功夫。”毛泽东连连摆手，“要去你们去，我不去。”

贺龙说：“听说还有电影明星蓝苹，她可是个美人儿，把个上海掀红了半块天。你们不去，我是要去看看的。”

“主席啊，你去看看吧。”周恩来说，“蓝苹不但是电影演员，而且还是我们的老地下党员。这个人敢怒敢骂，很有股辣子风格。你亲自出场，表示对爱国青年的欢迎嘛。”

张闻天也说：“毛主席应该去！爱国青年们一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就是想见见毛主席和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嘛。”

在大家的劝掇下，毛泽东到了这批奔赴延安的青年们的驻地。

“同志们，大家辛苦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显得多少有点腼腆和不好意思，但一到群众中，特别是在这些充满激情和美好追求的年轻人中间，他那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和领袖气质一下子把大家凝聚到自己身旁了。“为了抗日救国，你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告别温暖的家庭和亲人，来到条件最艰苦的抗日前线，我代表中共中央，用一杯清水来敬大家，欢迎你们的到来！”

人群里立刻发出欢乐的笑声。

毛泽东在与这些青年们一一握手的时候，被一张清秀、健康而又漂亮的面孔吸引住了。她，弯弯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亮晶晶的丹凤眼，那双眼睛深蕴着激动、渴盼和某种追求。眼睛好似会说话的窗口，就在那瞬间里和这位伟人产生了共鸣。她的鼻子恰到好处地微翘了一下，显示出一种热情而又不乏高傲的神态。她的嘴唇稍微厚一些，但晶莹透亮的牙齿却更显示出她的精明和利落。她稍微甩了一下额前的短发，拉了拉非常合身的灰军装，便握住了毛泽东的手。她的手有些湿润，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这更体现出她那苗条的身姿和聪明中蕴含淳朴、文雅的风度。

同样，毛泽东魁梧、高大的身架在江青眼里显然就是座顶天立地的巨峰，与她在上海见惯的那些奶油小生、谦谦君子、忸怩作态、装腔作势的男人们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比。本来谈笑风生的这位党领袖，在这位嘴唇紧抿的女人身上，感受到了她某种倔强不屈的性格。

“你叫什么名字？”

“原名蓝苹，现在改为江青了。”

毛泽东几乎脱口而出：“你就是写了《我的公开信》的那个蓝苹？哈哈，文若其人。看来你不仅能文可演戏，而且以笔作枪，很能自卫了。我读过你的文章，很有特性。”

“我没有什么可值得一说的，我从参加共产党的那天起，就是准备奋斗的。”

“看过《共产党宣言》吗？”

“读过几遍，但有些观点还是吃不透。”

“你说，《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毛泽东松开江青的手，双手叉腰，把头稍微倾斜地问道，“不要害怕，大胆地阐明你的观点嘛。”

恰巧，江青在路途中刚看完一本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书，对里面的观点记忆犹新，就鼓足勇气说：“我认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或曰精髓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从十九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责备马克思，说他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他们的追求是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这一点，《宣言》里讲得非常清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之前写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里，也十分清晰地讲明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暗自吃惊，对她更加刮目相看了。他点点头：“江青同志，你来到陕北，可要准备吃苦呀！”

“想想红军战士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什么样的苦也不在话下！”江青回答得非常干脆，她朝随行的人环视了一下，倡议道，“为了报答党中央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唱个歌怎么样？”

但是，环顾四周，没有多少人响应她、支持她，相反还有人抛来一种嘲弄的眼光，认为她这是在出风头。也有个别人低着头，跟着她唱了起来。

就这样，毛泽东和江青认识了。

毛泽东那爽朗、幽默、谈吐风趣的神态和驾驭一切的博大胸怀，在江青的心目中留下再也抹不掉的印象。她到了延安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请教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但是，她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她那火一般的热情逐渐变得冷静了，她打听到毛泽东已经有了妻子，而且是个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她的名字叫贺子珍。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十六岁，是江西永新人。她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时和毛泽东结婚，跟随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她是一个疯子，根本不能和毛主席同日而语。我看，毛主席迟早要和她分手。”康生和江青谈起这个女人时，愤愤地说，“中央一些领导同志都对贺子珍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她动不动就和毛主席吵架，还动手打过毛主席几次，打得鼻子直流血。毛主席对她一直迁就着，忍耐着。贺子珍对中央其他领导人态度也不好，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她还勾引主席的警卫员，总之不是好东西。”

“干脆离婚算了！贺子珍长得怎么样？”江青问道。

康生说：“她的长相顶多算个中等。”

江青沉默了。

从那以后，江青完全改变了装束。

她的灰军装总是洗得干干净净，齐肩短发飘逸而闪闪发亮。她活泼，开朗，勤奋读书。见了领导人，热情中多少有点羞怯和腼腆，因而显得更迷人。那天，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刚出房间的门那一瞬间就看见了他。他没带警卫员，也没有任何人跟随就径直到了她的院子里。她很欢喜，而又被自己的激动弄得有点惶惑，有一剎那，当她迎上去和毛泽东相互凝望的时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脸上泛出红晕，嘴唇滚烫，等待他走到她面前来。他向她走过去，伸出手：“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呵！最近又读什么书啊？”

“我……”江青终于绽出笑容，显示出掩盖不住的惊喜：“我在学习《中国革命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主席的论述非常精确。读着读着，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哦，我这可是山沟沟里的学问，比不上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洋派头啊！”“你比他们强多了，他们根本无法和你相提并论。你是太阳，而他们不过是萤火虫……”

江青的这个比喻，引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是专门给你送票来了。”

“票？”江青的眼睛像闪电一样炯炯发光。“今晚有文艺演出？”

“不，不是你们文艺战士演，而是我们几个政治家演。”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今天下午的形势报告会，是我毛泽东唱主角，欢迎你去听报告。我怕发票轮不上你，专门给你送来一张。你可要准时到会啊！”

那时，中央机关召开报告会，除了有关负责人外，其余各单位的领导和代表都要凭票进入。除了保密的因素，也有级别的限制。显然，毛泽东让江青参加会议，既表示了对她的信任，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殊荣。她得到了心理上的最大的满足……

当江青从甜蜜中清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依然在冰冷的黑房里站着。不错，自己没有做梦，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他们把自己绑架在一间谁也不知道的地下牢房里。无数双黑眼睛，好像魔鬼一样盯着她。她紧抿着嘴唇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她相信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着她、嘲笑着她，给她编造着弥天大谎……

她不时地颤抖着，不是出于恐惧，而是由于气愤。她像霜打的茄子，脸上变得发青且黑，原先精神抖擞的眼睛凹陷下去，精力明显不济了。她依然挣扎着，不让他们感觉到她有胆怯的意思。尽管如此，她还是流露出了她的天性之弱点。她的确怕孤独和黑夜，怕黑影，即使有人走进来，她也会暗自吃惊。她坐在床上时，自己感觉到自己像个木偶人。她隐隐感觉到，自己就要像白毛女那样，头发会变得雪白，因为见不到阳光的缘故哟！

这群混蛋，你们把我比喻成“白骨精”，你们究竟把毛泽东置于何地？江青愤然地怒骂起来……

第十一章
 

汪东兴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九大时江青说汪没有什么本事，是个有奶就是娘的家伙，阻止他进政治局。庐山会议汪跟着林彪，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江青认为汪是两面派。只有毛泽东对她的感情和态度始终没有变。

江青随同毛泽东转战陕北

江青提审完毕，走回监房。铁门“当啷”一声关住了。她想站在窗口向人们吼叫，警卫朝她瞪了一眼说：“我们已经得到指示，如果你要捣乱，我们就把你从床下掀下来，扔到地下去。”

“你们都上当了，我是真正的革命者，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罪犯。”江青不甘心这样待着，她向窗外的警卫喃喃自语。

“你是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面派，是捣鬼的专家。”有的警卫朝她骂道。

江青这时才真正品尝到权力的威力。林彪说：“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如今看来，他才是真正掌握了政治家的真谛啊。华国锋原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领导人，就是因为大权在握，他们竟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到这里，她切齿痛恨华国锋，还有汪东兴。对汪东兴，她的痛恨还在其上。

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总认为汪东兴是在执行一件特殊使命，好像他对毛泽东的确忠心耿耿，始终是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造舆论，说他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似乎是老人家有所授意。

他自己甚至中央的许多人也这样认为，当然除了江青。

其实，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在江青的眼里，汪东兴不过是个不读书、不看报，只是唯上面是从的保镖，当然是高级的保镖。她认为，汪东兴既然是毛泽东的保镖，那理所当然也是自己的保镖。所以，她从来不把他放在心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开始的时候，汪东兴到江青那里办事，江青留他吃饭，他连坐都不敢坐，更谈不上说话了。而汪东兴也当着江青的面多次表态：“你的一言一行，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都要无条件地执行。请江青同志放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你和毛主席的人。”所以，江青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对他的举动，有所忽视。

不但江青，到后来连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把他当个人物了。中央工作的人都称他为“汪主任”，只有他们几个直呼大名。对此，汪东兴也不以为然，但背遍身他却经常说他们的坏话。他咬牙切齿地说：“走着瞧，我迟早要出这口气。”

汪东兴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只不过江青得罪的人太多了，连她都不以为然了。她根本没有想到汪东兴会找她算账。

和她相反，林彪和叶群对汪东兴却显得亲切得很！

一九六九年三月，毛泽东准备召开中共九大时，林彪特意对毛泽东说：“汪东兴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那天，叶群特意到他家串门，给他送来两筐橘子，说是林彪特意给孩子们的礼物。

汪东兴感激地说：“叶主任，你真好，要是江青同志也像你这样就好了。”

“江青同志不好吗？我看她对你没什么呀。”叶群故意这样说。

汪东兴知道江青也看不起她，叶群肯定心中有数，就说：“她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毛主席死了以后，才有她好看的呢！她眼里没人，谁又看得起她呢？”

别看汪东兴没有多少文化，林彪、叶群的心思他却猜得非常精确，他断定他们也和他一样，早对那个女人厌烦透了，林彪绝不甘心把自己系在江青的石榴裙下的，所以敢大胆直言。他的话，果然得到了他们的响应。

叶群说：“林总最信任经过战争考验的人，你也是经过枪林弹雨的人，林总心中有数。那几个笔杆子，就会卖嘴皮，林总不大放心。”

汪东兴对此敏感得很，对林彪和叶群的心思也摸清楚了，就顺着她的意思往上说：“老将帅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那几个秀才们有什么的劳，不就是会写几个字而已嘛。我就是看不起他们。他们投靠的是江青，其实江青将来还是泥菩萨过河呢。”

叶群听了，惊得直瞪眼：“想不到汪主任如此侠肠义骨，见解精确！”

汪东兴说：“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要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只有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以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忠于林副主席的。”

叶群说：“汪主任，你的身份特殊，林总认为你是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除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外，你还要向主席如实地反映材料，千万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得逞啊！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常给林总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像保卫毛主席那样的保卫林副主席的。”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希望林总能关心我的政治生命。”

就在这年四月，中共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起初，江青竭力反对。她说：“笑话，汪东兴凭什么当选政治局委员？他有什么本事？他和刘少奇有一定的关系，他是有奶就是娘的家伙。”后来，她见毛泽东也同意了林彪和黄永胜的意见，才不吱声了。但在选举时，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还是投了反对票。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斗争，不停的分裂，用智慧和手段战胜敌手的历史。所以，毛泽东很喜欢借《三国演义》里的话来说明这点：“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个真理。谁说我喜欢和平？错了！我这个人从来好斗，喜欢打仗。不过，我是喜欢正义的战争而不喜欢非正义的战争。我看大家和我差不多。打打闹闹才是不断的革命嘛。中国这么多人，不斗才是千奇百怪的呢。”

江青听到反映，说汪东兴经常到林彪那里去，于是向毛泽东说，“汪东兴这个人得小心点，他不那么老实。他在给自己留后路。你要小心他给有心人当特务。”

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和谁也搞不到一起呢？汪东兴跟我这么久了他还会反对我吗？我看他不会造反吧。他要害我早在刘少奇的时候他就下手了。你不要疑神疑鬼，这样不好，你们今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了。我看汪东兴不是别人的特务，倒是我的特务。我当初就让他在刘少奇和杨尚昆的跟前给我当特务来的。”

这下，才封住了江青的嘴。

一九七〇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并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他对江青和张春桥说：“有人想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我要给他们一个一针见血，干脆不设皇帝的位置，看他们再来争。”没想到，林彪果然着急了。他提出：“国家不能没有主席，没有主席则名不正言不顺。我坚决主张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叶群曾经找到汪东兴说：“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了。你应该在合适的时候说句公道话，一个大国怎么能不设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主席，林总怎么摆？总不能把林总排到周恩来的后面吧。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反对林总。林总既然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们不出来捍卫主席，让谁来捍卫呢？”汪东兴点点头：“你放心，我当然是听林总的了。”

叶群说：“这样好，林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亏待你的。”

于是，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时，陈伯达也参加这组的讨论。主持会议的李雪峰见到他们，热情地打招呼：“请伯达同志和东兴同志先讲吧。”

陈伯达先说了一通设国家主席的必要后，汪东兴接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党内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还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根据我们中央办公厅机关和部队的意见，热烈希望林副主席继续担任国家的副主席。”

当晚，全会的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出来了。

简报并没有多印陈伯达的讲话，却把汪东兴的发言登得很详细。

简报最后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里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恢复国家主席那一章……”

会后，陈伯达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你的发言很好，字字句句讲到了要害处。”

汪东兴当然没有想到，他自己为此掉进了一个陷阱里。

简报印出来以后，他碰上江青要到毛泽东那里，他主动打招呼，江青爱理不理地说：“你汪东兴什么时候也学会讲演了？看来你是要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汪东兴有点莫名其妙：“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跟上鬼了？”他找到陈伯达，把他的心里话说了以后，陈伯达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那几个秀才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的，他们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们要敢于和他们斗争，这是一场考验。”

汪东兴点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就是杀我的脑袋我也不会回头的。”

“林总知道你是受他们的气的，先忍耐一下吧。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战友的。这也是大局。”陈伯达此时此刻倒成了林彪的代表。

汪东兴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他还是认为自己是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

这仅仅是短暂的瞬间。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了毛泽东的住地，一见面就说：“主席，汪东兴露出真面目来了，他果然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了。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散会以后，陈伯达在礼堂门口给了汪东兴一份材料，就是他们搞的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他让会议秘书处打印了二十份。这次林彪、叶群、陈伯达他们大闹庐山，依据的就是那份反动纲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会上多次念他们编的所谓的语录。这件事，汪东兴肯定清楚。主席啊，这个人不能再用了呀。”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江青知道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斗争，在这些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他善于明察秋毫、洞察一切，驾驭全局，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所以，她的话点到为止，并不坚持。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多，汪东兴听到毛泽东通知他到他的住地后时，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了。因为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有关林彪和叶群的一些传闻，从他的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来看，这显然是真实的。

汪东兴于一九二八年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他一九三一年参加共产党以来，已有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了。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听到毛泽东的许多的故事，后来对他的性格和爱好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对他的隐私也一清二楚。他深知这种反常现象意味着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以后，汪东兴奉命担任了中央的警卫工作，一九四七年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一九四九年任中央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卫士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他又担任了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一九六六年杨尚昆被打倒后，他一越而成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从此进入了上层政治的漩涡中心。

当时，他对毛泽东说：“我这一辈子都交给你了，永远跟着你老人家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我都不会动摇。”

毛泽东笑了笑说：“对此我绝对不怀疑，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的党。自从党成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尽管我们不想分裂，但是这个问题不由我们。人家就是要分裂，你有什么办法啊？只好因势利导了。我看你跟着我，还是要多作打算，作最坏的打算。要准备人家把我们打倒。”

这话，在汪东兴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动荡。

汪东兴走进毛泽东的房间时，毛泽东摆摆手说：“坐下吧，你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汪东兴说：“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他说了谎。

毛泽东说：“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而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了：“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主席，我向你检讨。”说着，他哭了起来。

毛泽东严厉地说：“你汪东兴明明知道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为什么你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事到如今，汪东兴只得把责任全推到陈伯达的身上，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地手舞足蹈，我很气愤，就发了言。”

毛泽东盯着他的眼睛问：“难道就再没有人给你布置任务？我看你还是没有把问题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林彪对你讲了一些什么？”

汪东兴不敢隐瞒了，把他和林彪、叶群的一些谈话基本上和盘端出。

毛泽东说：“什么反革命听说我不当国家主席他们高兴，是有人当不上国家主席而不高兴，想干什么又不敢明说，就要耍滑头。甚至陷害张春桥、姚文元，要把人家千刀万剐，这是干什么！完全是阴谋诡计嘛，你作了人家的工具了。”

汪东兴说：“我检讨，我只知道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了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吗？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借口。我希望你能够把他们的阴谋向中央讲清楚，讲清楚就好。”

汪东兴流着眼泪说：“主席，我犯了错误我心里很难过，我自己辜负了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听你的话，再不会犯错误了。”

很快，他就写出了一份详详细细的检查。毛泽东对江青说：“看这个人的表现吧，希望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江青说：“分化一下林彪的人马是可以的，但是汪东兴这个人再不能重用了。当初他对刘少奇也是勾勾搭搭的，只不过是人家并不欣赏他罢了。这次他又跟着林彪、陈伯达走了。”

毛泽东说：“这个人，我还是需要他的。跟着我久了，对我的脾气和性格都适应了嘛，换一个人也不见得就比他好多少。他有点把柄在你们手里也好嘛。”

就这样，汪东兴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大家还是认为他是一个行使特殊使命的人。只是他自己知道，他正在失宠。一旦毛泽东百年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一定饶不过他。他跟着林彪、陈伯达走的这笔帐，迟早是要算的。

林彪死后，毛泽东的身体一落千丈，一天不如一天。汪东兴不得不从几个方面考虑问题了。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一天，邓小平问他：“主席的病还能再好起来吗？”汪东兴说：“我看够呛，李医生说主席的病只是一个维持的问题，不会恢复健康了。”邓小平说：“那我们就需要从长期打算了。”又问：“主席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到底怎么样？”

汪东兴说：“主席从生理上不需要她，但从政治上似乎还是离不开她的。”

这话，才是真正准确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汪东兴主动地把这话告诉了江青，说：“我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了，毛主席根本离不开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战友和学生。这些话，使邓小平没有捞到半点稻草。”

当时，江青对他的话，虽然有所怀疑，但也没有再说什么。

江青想到这里，心里愤愤地说：“这一切足可以说明，到底谁是真正的两面派！”只有她自己可以深刻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她的感情和态度始终没有变……

江青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三七年底的一天，毛泽东的警卫员再次将江青接到他的住地。毛泽东早就在院子里等上她了。他握住她的手说：“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们还是结婚吧。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我和贺子珍同志离婚。在这方面，我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说完，毛泽东哈哈大笑了。

在此之前，江青经常到毛泽东这里来，帮他抄写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已经成为他离不开的助手了。

周恩来打趣地说：“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才是天生的一对呀，贺子珍怎么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

康生也说：“贺子珍已经成为主席的负担，就是为了党的工作，主席也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比我都强了。”

毛泽东想起了那天书记处开会时的情形：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新策略，张闻天提出毛泽东的一些口号不符合《共产党宣言》里的精神。毛泽东说：“那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和精神是什么吧。”

张闻天一时语塞了。这时，正在记录的江青站起来露了一手。

她说：“这本书是在一八四七年召开的共产主义同盟的大会上委托马克思写的，当时的同盟已经进行了改组。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来把党纲的基本原理规定公布于世。会议至少开了十天，马克思和他的敌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自那时起，它已遍历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的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经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世界各国奋斗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下，书记处的成员们对她都刮目相看了。

毛泽东故意问道：“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难道没有讲他们的斗争策略吗？”

江青说：“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进入新社会的唯一门户，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立的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就坚持这个立场。’恩格斯在另一个信件中，再一次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即：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试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区别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只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江青说到这里，望了毛泽东一眼，“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都是从《宣言》制定的这些原则而出发的。”

不管怎么说，江青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完全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信任和好感。现在，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和她结婚的问题，倒使她感到脸红起来。

是的，从这起，毛泽东和江青的爱情便建立起来，而且始终在发展着……

第十二章
 

周恩来曾是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婚介绍人。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现在靠的是一文一武，文是周恩来，武是林彪。林彪讲革命，恩来讲生产，这是我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保证。江青坚信周恩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反对她的。

1947年江青随同毛泽东转战陕北

华国锋听说张玉凤又写出许多揭发江青和王洪文的罪行材料后，得意地对汪东兴说：“这个张玉凤也不是一个好东西，主席活着的时候，她跟着江青他们也是猖狂得很，连我几次要见主席都被她挡驾了。相反，江青和王洪文他们见主席，她每次都开方便之门。这个家伙必须好好地整一整。”

汪东兴说：“张玉凤也是一个势利小人，她以为跟着主席就可以万无一失，没想到会有今天。不过这也正常，我看还是让她多写点揭发材料吧。”

华国锋对张玉凤写的材料看得很仔细，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推敲：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呀。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说‘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这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干扰主席，直到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这笔钱本来就是江青在主席患病期间要的。事过几年她又改口，企图把这个资产阶级法权的罪名加到主席头上，用心多么恶毒。张玉凤。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华国锋看完她的一些揭发后，对汪东兴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杀伤力，有些还会给江青起到抬高她的作用。还是不要公开吧。”

汪东兴说：“还是公开的好，这也可以证明主席对江青并不是一切都大开绿灯的，她和主席并不是完全的一个人。”

说完这话后，他看到华国锋点了点头。

“东兴同志，主席和江青结婚是康生同志介绍的吗？”

“华总理，我的话会使你大吃一惊的，”汪东兴说：“当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周总理才是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介绍人。其实江青过去也讲过，后来总理也证实了这件事。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发出一阵笑声，汪东兴认为他的笑很勉强。他笑得把那张揭发材料都脱手掉到地上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控制一切消息的扩散，有些材料传出去会把事情弄糟的。”

华国锋说：“凡是有利于‘四人帮’的材料和消息一定要严加控制，不能给他们以半点可乘之机。对那些不自觉的提供者，也要提防。像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等人都不能让他们乱说乱动。”

汪东兴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对张玉凤也要控制住，我看她也是‘四人帮’分子，她在过去是反我的，同时她在照顾主席的时候，迫害主席。李志绥大夫在给主席看病的时候，她几次干扰。又是不让打针，又是不让吃药，是她拖延了主席的治疗，我看这事一定要追查下去。许世友一直说主席是被医生害死的，许多人也相信这一点。”华国锋提高了嗓门说。

汪东兴摇摇头说：“这样一闹，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我看还是以揭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为主比较好，其他人的问题放在以后再说。”

他讲得许多的话，都对华国锋有很大的启发。这时，华国锋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两条腿都没有动一动。

不错，就连江青也感觉到了，他们搞的这些材料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颠倒是非。

刺骨的寒风从窗口刮进来，冻得她觉得有些哆嗦。她想起了过去，似乎又闻到了香喷喷的生活。现在她只能是靠回忆过日子。

在这里，她彻底体会到了身在底层的艰难。她听够了人们对她的奚落和谩骂。这在过去完全是犯罪的言论，今天都成了“革命”的举动。这些，她都可以装作没有听见，但是，她不能容忍对她过去历史的歪曲啊……

那是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她已经和毛泽东深深地产生了爱情，但是他们还没有公开结婚。所以，党内许多的人并不知道她的情况。

事情往往出自许多人并不知道上。那天晚上，江青刚从学习的教室回到她的宿舍，一个人突然从后面紧紧抱住了她。她还没有来得及喊叫，那人的手已经伸进了她的衣服里，一阵乱摸。

江青跳起来，伸手一个巴掌闪过去，大声叫道：“好大的胆子，你敢在我这里耍流氓，你是什么东西！”这一下，江青看清了他。

那人涨红了脸，低下头说：“我们过去不是很惯吗？何必这么绝情？”

江青怒不可遏地说：“那时是我们搞地下工作，扮的是假夫妻。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你的任何要求，你这是干什么？再说，我已经和毛主席……”

那人一听，吓得变了脸，赶紧承认了错误，溜走了。

江青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把那位负责人狠狠批了一顿。然后对毛泽东说：“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马上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也长得漂亮，难免会有人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好啊，贺子珍走了，她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和我离婚。她对我不忠，长征的时候就和别人搞到了一起，我原谅了她。她一次次地和我闹，是她先挑起了战火，又是她不顾我的再三反对离开了我，我已和董必武同志讲了，我们离婚。我和江青同志公开结婚。”

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有的人劝毛泽东不要走这条路，说江青不过是个唱戏的，公开和她结婚影响不好。毛泽东冷笑着说：“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革命的工作，江青同志多年来就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的。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就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夕，以王世英为首的几个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劝他不要和她结婚，说：“许多的人反映江青的历史有疑点，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毛主席和这样的人结婚，对党的影响很不好。”

贺龙听了气得骂道：“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的狗日的。一个娘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周恩来找到王世英，专门和他谈话，说：“你的信，主席看了。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作用也不清楚。所以主席并不怪你。江青同志在上海的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动派的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风格非常赞赏。你们再不要说什么了。如果要问谁是主席的介绍人，那就是我。”

对此，江青似乎永远也忘记不了周恩来对她的帮助，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还说：“总理是毛主席最可靠的助手，是毛主席的参谋长。对此，我们决不能怀疑。”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毛泽东连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近千万学生及教师，从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潮。周恩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发动群众，从来的运动都没有这样的广泛和深入。群众真正起来了。”

无疑，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始终给予全力的配合和支持。

还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远在阿尔巴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就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场深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上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保证我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备将来胜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周恩来回国后，毛泽东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时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现在靠的是一文一武，文是周恩来，武是林彪。林彪讲革命，周恩来讲生产，这是我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保证。”

周恩来说：“我从江青同志身上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她的政治觉悟非常高，看问题非常尖锐和准确，而且她对运动的预见说明了她完全吃透了主席的思想，我要拜她为师了。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话用在江青身上不妥，还是互相学习吧。”

周恩来说：“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挥江青同志的作用，事实证明是犯了错误。”

半个月后，即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发表讲话时又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和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英雄的青少年致敬！”

周恩来的这番讲话，确立了他在人们心目中是毛泽东可靠助手的地位。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林彪发表讲话后，继续讲话。他说：“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这时，聪明的政治观察家们已经看到，周恩来日益感觉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员作用和难以控制的后果。他很想纠偏。当然，他的讲话是在一种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的。

紧接着，引人注目的是：这年国庆节和同年十一月三日，即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中央没有再让周恩来发表讲话。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在十一月三日的讲话中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的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以后被世人评论不休的一种观点，当然是毛泽东的观点。他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这番话，其实也是概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在接见几个红卫兵组织时，特意说：“你们知道吗？今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对刘少奇、邓小平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伯达、康老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刘和邓的检查很不象样，广大群众和与会者都不满意……”

有人问：“为什么周总理没有讲话？”

关锋意味深长地说：“他？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和他也在进行着斗争。他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我认为，周恩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块绊脚石。”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们要注意，关锋、王力、戚本禹在许多次的讲话中反对周总理，他们太自不量力了，总理怎么能打倒呢？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其他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也在不同的场合讲了类似的话，于是在北京的红卫兵中出现了反对周恩来的潜流……

周恩来对此，可以用“洞若观火”四个字来概括。

很清楚，毛泽东在密切关注着中央每个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态度。

当满头白发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他的目光在搜寻着同情者。他和周恩来相遇后，很想说几句话，他刚开口说了句“恩来你好”，周恩来就打断了他的话：“少奇同志，你不要有任何幻想了，除了认真地作检查外，你再没有任何的出路。”

“我想和你聊聊我究竟应该怎样检查才好，许多所谓的错误都是在中央会议上决定的，我们总得一块商量商量啊！”

周恩来说：“少奇同志，并非如此吧。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和毛主席分庭抗礼。这一点，你自己最清楚。从六十年代以来，你对毛主席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呀，这一条你还要和谁商量呢？”

表面上看，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发表长篇讲话，实际上他是具体日程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他分别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等人打招呼，让他们在会议上敞开思想地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知道，这种批判和斗争，意味着很多方面：他们的地位可以得到保护，向新的更高的目标迈出一步；还有就是对刘少奇的要害处能踢致命的一脚，这足以使他放弃一切幻想。

所以，刘少奇作了检查后，与会者对他的批判空前激烈，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气氛紧张极了。

周恩来说：“大量的事实证明，从遵义会议以后，彭德怀勾结张闻天、杨尚昆企图反对毛主席。你刘少奇也是在静观待变，你不是没有野心的。彭德怀大肆诬蔑毛泽东思想‘过时了’，‘不适用了’，‘没有系统化’，‘是狭隘经验’等等。你在许多场合也宣扬了他的这些观点。你不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而是根本上就没有举，甚至于要砍旗。这些问题，你除了从思想上，从你的野心上找原因外，希望你不要再耍滑头。”

刘少奇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你支持薄一波等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写《反共启事》是怎么一回事？”周恩来压低声音说，“这件事很多的同志又提出来了，你有责任把它说清楚。中央希望你还是实事求是，不要推卸责任。”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见了他们搞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得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此时，周恩来已经从一些事件中看到了问题的端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指令新华社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说：“凡是政治局常委，都要在报纸上亮相。”为了突出邓小平，他指示别人对照片加工，把邓小平的头装到陈毅的身上。报纸出来以后，江青拍着桌子骂道：“好啊，为了保皇，发明了‘换头术’，把陈毅的脑袋去掉，换成了邓小平。好，这也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死亡公告，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看了气愤地说：“正当群众起来揭发他的时候，陶铸这么干，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八日，经林彪批准，中央军委专门发出《重要指示》，指示说：“所有的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最大的失职。”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这一个文件是最重要的武器，实际上是向一切反毛主席的人宣了战，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展开大斗争，我认为刘少奇绝对保不住了，就是他要下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和他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了。只是主席在讲究策略。”

“我们怎么办？”叶剑英装作漫不经心地样子问，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刘少奇一倒，邓小平也得跟着倒，他们两人分不开呀。”

“分不开就一块打倒，这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不过时机的掌握要得当，还是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周恩来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复杂而微妙的部分，他探身向叶剑英这边靠着说，好让后面的人们都听见。他知道现在随时都会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打报告。

叶剑英说：“十月二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别有用心的说：‘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么一说，我看他们的矛头就不仅仅是对着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另有所指。他们还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和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些话，显然不是光指刘少奇。”

周恩来专心地和叶剑英交谈着，竭力地回忆着这段时间的重大事件。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及中央批示》，指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中央批示》完全同意这一紧急指示，并指出：这个指示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天，陈伯达和江青约周恩来来参加由首都三司发起的、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志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入。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看来是让江青出山了，是不是？”叶剑英问。

“是的，主席很信任她，”周恩来说：“她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是顺应潮流，为了保持革命的晚节，剑英同志，要忍耐啊！”

叶剑英头头点：“是的，我只能如此，总理，我要抽只烟。”当他一想到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听一个女人的指示时就感到腻烦，因为他从来看不起她。

“行了，剑英。你现在不是在军队里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再谈吧，不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和军队的干部们打个招呼，你看跟谁讲比较合适？”

叶剑英提了一串军队干部的名字，他预言，如果毛泽东不采取主动的措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明确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刘少奇的死党，很可能要制造事件。

“反正我已经和林彪同志打了招呼。”叶剑英说：“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跟毛主席讲一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新的混乱了。”他把这颗“炸弹”像随便扯家常似地抛了出来。

周恩来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沉思着。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叶剑英朝着窗口看了一下说，“毛主席也抛开了我们而行动，这样更可以打击刘少奇的力量。”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周恩来说：“完全可以用健康方面的原因嘛。”

叶剑英的脑袋耷拉着，下垂在两肩之间。周恩来仍然盯着他，说：“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扩展了，我对主席指示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叶剑英对周恩来的这种突然的表态大惑不解，但是他知道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后，便告辞了。

江青对周恩来对她的态度掌握得非常清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周恩来是不会反对她的。也正因如此，她显得在他面前非常放肆，甚至公开和他大哭大闹。

现在，华国锋们抓住一些表面现象，说她是反对周恩来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又想起了近四十年前，周恩来和她的一次谈话：

周恩来显然在她面前是长辈，也是上级，他说：“今后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了。你不再是过去的江青，而是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和主席连在一起，所以大家才尊敬你，也害怕你。如果你的言行违背了党的利益，就会有损主席的形象。这实际是给党造成了损失。你懂吗？”

“周副主席，我听你的。希望你多指导我，帮助我。”那时的江青显得温柔而又可爱，她在周恩来面前才是真正的小学生呢。

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仪式上，江青深深地给周恩来和康生、张闻天等人鞠了一躬，说：“我永远是你们的学生和下级，我的任务就是协助主席工作。”

“是照顾好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张闻天纠正地说。

周恩来也说：“协助主席也是对的，江青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得很好，这点上也值得我们向她学习。那天，她讲了她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体会，就比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还深刻嘛。”

在江青的眼里，周恩来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灵活的革命家。他能够在各种情况下保持着自己在党内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形象。他在党内总是以多数人的意见和党的决议为自己的准则，所以他是能被各派力量所接受得了的人物。相比之下，自己就根本无法和他同日而语了。

当她终于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时，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第十三章
 

当年，华国锋对江青唯命是从，江才有意向毛推荐他任代总理的。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牢房里，江青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对此，江青心里非常清楚。她时常盼望着能够出现奇迹。她觉得自己好像身后出现了大火，大火冲到了她的身上。她多少次正好从窗口跳下去，摔在结结实实的地下，身上淌着血。睡梦中几次喃喃地说：“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醒来以后，一切都是空的。

江青慢慢地将床上的灰尘打扫干净，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茫然。她真想偷偷地大哭一场，可是眼泪早就哭干了。这种哭，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气愤。自从她的丈夫毛泽东去世以后，她在背后不知哭了多少场。被捕之后，面对着审讯和关押她的人。她痛斥、怒骂，也多少次的痛哭过。她说：“我哭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痛心于这种政变的竟是我曾经最信任的人，他们太使我伤心了。”

她讨厌见人，痛恨这里的一切。她恨华国锋，恨汪东兴，恨叶剑英和政治局的那几个推波助澜者。她认为，与其让政权落到他们的手中，还不如交给邓小平更好些。

江青喊了二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她却被真正地专政了。她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暴跳如雷，她知道那样已经无济于事了。她开始相信自己的命运，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列宁死后，他的妻子科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也是搞不到一起，但是斯大林对科鲁普斯卡娅没有采取什么过份的行动，无非是不让她过多地介入政治而已。科鲁普斯卡娅退出政治局后虽然有点茫然失措，但是她还是有事干的。可是，她现在的命运远远地不如科鲁普斯卡娅了，岂但不如，简直是到了最底层了。华国锋、汪东兴之流连斯大林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她断定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天，汪东兴代表专案组又来到关押她的住地。他还没有说话，江青就喊起来了：“你们给我定了多少罪？给我捏造了多少罪名？华国锋和你汪东兴我亏待了你们多少？为什么还不悬崖勒马？我希望你们不要走得太远了！”

不知怎的，原来准备好的许多话，汪东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临走时，他给江青留下了一份《揭发‘四人帮’的罪证》，让她准备回答问题，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汪东兴意味深长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四人帮’并不是铁板一块，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向党中央如实地交待了你们的大量的罪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不然，你才是会后悔的。”

江青等他走后，看了那份材料，不禁感到有点哑然失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四月七日，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策，‘四人帮’极为不满，疯狂反对。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在批邓问题上另搞一套，千方百计地要把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搞下台，要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搞下台……”

江青看了，在那张当天的报纸上写道：“真是活见鬼，华国锋当代总理和总理是我江某人亲自向主席推荐的。明明是忘恩负义，偏偏要倒打一耙，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鬼花招。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是的，周恩来逝世以后，江青曾对病中的毛泽东建议：“中央不能没有人主持工作，原来是王洪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大家反映他不太老练；春桥同志目前还不宜出头露面，我看还是让华国锋同志主持工作比较适宜。他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在和刘少奇斗争的时候也曾经立过功，我们和林彪斗争时，他还比较听话。相比之下，还是华国锋同志成熟些。”

毛泽东问张春桥：“你看华国锋怎样？能不能担当大任？”

“起码比他们强。”张春桥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很轻率地回答。

于是，毛泽东下了自己的决心。他对毛远新说，“就让华国锋干！”

江青那时对华国锋有好感，起自一九六七年那场和刘少奇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华国锋从湖南来到北京，几次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湖南的运动和刘少奇的问题。他对江青说：“我们湖南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出了刘少奇这个大坏蛋而感到气愤和耻辱。湖南必须要把刘少奇批倒批臭，不然就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实话，我这次是要拿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同刘少奇斗了……”

看来，华国锋对刘少奇的问题是做过认真研究和调查的，不然他不会说的那么准确：一九三六年春天，刘少奇到天津时，他使用的干将是他的秘书林枫和林枫的老婆郭明秋。他对别人说：“郭明秋政治上开展，政治性很强，聪明能干，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在政治上比林枫还要强。”很多的人都认为，刘少奇和林枫的老婆不是那么干净……

江青对此不感兴趣，马上说：“我们批判刘少奇还是应该严肃点，不要象群众组织那样搞丑化和低级的东西。”

华国锋说：“据我所知，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担任了北方局的书记以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以前我总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没多大本事，感到别人能管一个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的工作，而我却不行。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我领导一个国家是完全能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确是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可能他就要搞政变。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

江青很沉吟地点点头说：“不管他刘少奇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不是要把他彻底打倒吗？现在问题是在全党全国范围之内揭发他罪行。能不能把他打倒，关键是材料啊，主席跟我谈话时，专门讲了这个事。应该看到，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集团，有一帮子坏蛋。”

华国锋说：“是的，他那个集团是根深蒂固的，有历史的。刘少奇早在北方局的时候就有他的团伙，在晋察冀有彭真、刘仁、刘澜涛、胡锡奎、杨秀峰、林铁、蒋南翔和李昌、黄敬、杨速……”

在提到“黄敬”两个字时，江青不自主地打了个哆嗦。黄敬者，即俞启威也。他是引导江青走上革命道路的恩人。他和另一个共产党员于一九三二年介绍她入了党，开辟了她的政治生涯。建国后，这位来自浙江绍兴的三十八岁的年轻干部担任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一月初，毛泽东决定在南宁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省委书记会议。一月十一日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会场上碰见了黄敬，他饶有兴趣地说：“这不是俞启威吗？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怪不得江青看不上你！我要是个女人，同样看不上你。去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在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唯独你不赞成，你代表哪家的利益？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你的问题！”

黄敬听了这番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就病倒了。

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判了他和其他一些人的错误。会中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恩来和陈云同志大反‘冒进’和左倾，反来反去，你们反的是人民的积极性。在人民中蕴藏着的力量那些右倾同志是完全看不到的，比如有个叫黄敬的同志，历史上怎么样姑且不论，在社会主义高潮的今天是完全跟不上了，我看他只能当反面的教员。”

会议开到一半，黄敬跑到江青的住地，一进门就跪倒了：“蓝苹同志，快救我一命吧，现在也只有你能救我了！”

江青一看他这个样子，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滚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有脸来见我！”

黄敬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精神完全崩溃了。会后，他被送往广州治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他从窗户跳下去摔断腿后，治疗无效而去世。那年，他才四十七岁。

毛泽东闻讯后，冷冷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作大事呢？一点考验也经受不起，共产党不要这种花花公子。”当他把黄敬的消息告诉江青后，江青的眼圈红了，她对毛泽东说：“这事就算了吧，反正人也死了。”

现在华国锋又提到了他的名字，她怎能不震动呢？

“……在晋绥有林枫、乌兰夫、杨拉森、李青玉、李雪峰，在东北有欧阳钦、李运昌，在鲁豫有邓小平、薄一波、杨献珍、吕正操，在陕甘宁有高岗、习仲勋、杨尚昆、阎红彦、王林、张德生、彭德怀、贺龙、谭政、尹三等人。”华国锋当然不知道江青的心思，还在滔滔不绝地历数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他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讲话，他讲过第一、第二次党的组织建设的问题，都是恬不知耻地吹嘘他自己，闭口不谈毛主席的伟大功勋。”

直到他看到江青不耐烦了，才停止他的汇报。尽管华国锋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他的话引起了江青的回忆，所以对他产生了好感。是的，他讲到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的问题时，江青想到了她的当年……

江青于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和毛泽东正式结婚后，除了照顾他的身体外，就是帮助他整理文件和手稿，作了他的秘书。毛泽东的生活主要有公务员和卫士们负责，江青只是负责领导他们。她很勤奋，每天都要读很多的书和文件，然后就向毛泽东汇报她的看法。有时候，她还替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供他修改。江青经常到中央党校去听课和取文件。一九三九年四月，刘少奇从河南回到延安后，在党校作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正好江青参加了他的报告会。

“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江青回来后问毛泽东。

毛泽东说：“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作了很大的成就。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表示出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

江青说：“我刚刚听了他的一次报告，很不是个味。滔滔不绝几万言，连个‘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字眼都没有，却大肆地宣扬封建圣贤的修养之道。报告中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反而说什么‘有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装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我们党员象尊敬马克思、列宁那样来尊敬他’，弄不清他指的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他指的是王明那几个人，他的秘书何民说过：‘少奇最看不起王明和李立三等人，他们除了装腔作势吓唬人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才实学。去年他的儿子刘允彬从湖南到了延安后，我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他长期是受王明等人的打击的。刘少奇和王明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江青笑了笑说：“反正我看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啊！”

“何以见得？”毛泽东问道，“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看你有什么说法！”

“列宁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他严格要求社会科学应当用客观态度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条件。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江青说到进里时，望了一眼听得入了迷的毛泽东后，接着说：“我讲的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泽东一边赞赏她，一边提醒道：“你讲的固然都对，不过应该知道，理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行呢。陈独秀和王明都是背马列书的专家，但是我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只会用马列的一些只言片语来吓唬人。当然，我不是说你，希望你继续努力才好。”

从此，毛泽东对江青的确是更加器重了。江青对华国锋产生好感还有另外的原因：一九七五年夏天，社会上纷纷流传一些谣言，华国锋特意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谣言很恶毒，比如有这么个说法：一九七二年，美国的一位女教授采访江青同志后，写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泄露了党的许多机密。毛主席看了这本书后，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大家不用多说，肯定是谣言了。我们都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从来没有这么一个批示，更没有所谓周总理保护了江青同志这一说。我看，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的烟幕，其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我已经指示公安部用很大的干劲来破这个案。”

康生听了沉默不语，他是中共中央资格很老的情报专家，也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的老特科成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引起毛泽东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就是因为他比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都懂得多。他领导的特科成员现在几乎所剩无几了，特科在此时成了禁区而无人问津。只有康生把过去的许多历史材料都加以复制后，小心翼翼地锁在他的保险柜里。他保险柜里的还不止这些东西。他很清楚，这种消息的来源，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造出的，显然是出自中央。

他对江青和华国锋说：“我看这些东西还不是现在能够查清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我们大不必兴师动众，这些人迟早会跳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公安部都要干什么？”华国锋显得很气愤和着急。

当时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在不住地咳嗽。

华国锋说：“我不管这些，反正这种谣言都是针对着毛主席的，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和按兵不动，我们已经和底下的人说了，让他们限期破案。”

尽管此事不了了之，但是江青还是很感激华国锋的，她万万没想到他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江青正在回忆她的往事，有个人影出现在囚房的附近。尽管天气寒冷，那人没带帽子，穿着军装。他在墙上的小孔窥望镜里看了一会，又和另一个刚走上来的人小声嘀咕了几句，就消失在阴影里。

江青继续往下看那份她的所谓罪行材料：

“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四人帮’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到，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联，阴谋策划。他们伪造毛主席指示，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华主席、党中央觉察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四处刺探情报，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四人帮’长期苦心经营、早就预谋策划的产物。由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上海广大工人阶级、共产党员、驻沪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民兵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四人帮’预谋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顷刻瓦解，彻底失败……”

江青长叹一声，自语道：“无耻，无耻，真是太无耻了，他们就是靠谣言和骗局赢得了这个政权啊！”

第十四章
 

江青说：主席，你看到过我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吗？当年整刘少奇，汪东兴也很卖劲。并得到毛的赞扬。但整林彪时汪故伎重演却达不到目的。由于自己有把柄在江青手里，汪鼓动华逮捕她。

看守人员按照江青的要求，把她要看的书给她送来后，她从崭新的《毛泽东选集》里找到一张毛泽东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了墙上。

“江青，把毛主席的照片摘下来！”看守干部大声命令她。

江青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那个看守员进了监房，亲自动手去摘照片，江青制上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挂主席的照片？主席是我的丈夫！”

“不让你挂，我们正是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你很明白，进里是监狱，不是你当中央领导人时候的办公室。我们不能允许把主席的照片挂在监狱里！”

江青冷笑着说：“看来他们是很尊敬主席，这倒使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修正主义分子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证明阶级斗争的复杂和变化莫测。”

为此，她连续几天没有吃好饭。但是，没有什么人过来问她。一个女看守悄悄地对她说：“你不吃饭正合了有些人的心思，他们巴不得叫你死呢。你应该活着，而且要活得比在外面还要好才是对他们的打击。”

这番话，再一次启发了江青。她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了。

不知怎么回事，她现在想研究佛家的说教了。她想起毛泽东十年前给她讲过的话：“所谓的佛，其实都是人。释迦牟尼本是一个王国的王子，只是为了所谓解脱人生的痛苦，便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毅然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历经千险万苦终于成佛。佛祖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是古代印度北部迦妣罗卫国国王净饭王和王后摩耶的太子。他幼年沉默寡言，二十九岁时离开宫廷修行。三十五岁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而成佛。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也应该大彻大悟，那就是一心一意为了人民。所以，不经过受苦受难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江青的心情比原来好多了。

每天早晨，她都要大声地读一会儿毛泽东的书和马列的著作，有时还要唱几段京戏。她故意放开嗓门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休看我戴铁镣里铁链，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江青，不许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看守警卫干涉她了。

江青微微笑道：“这就是革命文艺的力量。它不但可以鼓舞我的斗争勇气，而且还能够震撼修正主义者们的胆量。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有时候，江青在监房里朗读革命导师的语录：“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的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斯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不能想象还有比这种曲解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恶的了。”

她还冲着铁窗唱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江青的性格和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和远景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为之奋斗不息。

一九三九年底，毛泽东和江青谈了许多个晚上后，决定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著作。于是，开始了她的调查研究工作。江青当然认为，这是她义不容辞的工作。

江青对毛泽东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泽东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江青记得毛泽东一开头写得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认为，现在的形势，比起当年来，何其相似乃尔！

就是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样，就把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阴谋都粉碎了。江青这样想。她知道，到了延安以后，周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说他们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她对毛泽东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再一个，不客气地说，是我……”

毛泽东点点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匕首和利剑。”

“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急先锋。”江青说，“主席，你看到过我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吗？”

不等毛泽东回答，她就从她的皮包里找出一卷旧报纸，从里面拣起一本题为《绸缪》的杂志，她翻开其中的一页，指着一篇署名“蓝苹”的文章《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说：“这是我含着眼泪写的，是怀着对那伙反动派的深仇大恨而写的。”

毛泽东仔细地推敲了江青的那篇文章，忍不住拍案叫绝！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上海，其精神和勇气更令人敬佩。毛泽东说：“通过这篇文章，我更加喜欢你了！”

他用红铅笔在江青的文章上划了记号：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后面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光。”

想到这里，江青的眼前闪现出汪东兴的脸谱。几十年前，他显得纯洁、精干、忠诚而又那么善解人意。他在江青面前，从来没有顶过嘴。他曾经激动地说：“江青同志，你和鲁迅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旗手。我最爱看你演的戏。”

一九六三年，汪东兴奉命陪着刘少奇访问了东南亚几个国家，其中就有印度尼西亚。

他回来后，当着江青的面说：“刘主席的老婆王光美，简直不像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的夫人。她在印尼的九天。处处都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和糜烂的生活。他们在访问中闭口不谈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而处处突出他们自己。当王光美看到悬挂刘少奇的画像，听到有人喊刘少奇万岁时，微笑着鼓掌，洋洋自得。王光美还拉着封建豪阀日若苏丹和特务头子警察总署在一起照相，说：‘有你们在，我们就保险了。’她比起江青同志来，差远了。江青同志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呢。”

汪东兴还在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的大会上讲话时说：“从一九六三年后半年起，江青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大抓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的改革，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她深入到北京京剧一团蹲点，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疯狂抵制，百般破坏并恶意中伤江青同志，但是她毫不理会，坚持革命，取得了成果。江青同志还亲自指导排演了我国第一个革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周扬、林默涵之流也破坏。江青同志同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为粉碎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统治，创建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就在汪东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和林彪进行着联系。林彪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汪东兴就经常向他作这方面的汇报。甚至毛泽东得了感冒和气管炎发作，他也及时地汇报，引起了江青和张春桥对他的不满。他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配合林彪活动，并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的问题败露后，使他不得不提心吊胆了。

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开始调查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的问题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彪和叶群一伙尽可能地缩小范围并开始采取新的反攻。林彪他们相信，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打倒毛泽东的力量或取得政权。林彪认为，大多数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势力都讨厌在鼓吹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些秀才们掌权的政权里工作，尽管他们还在那里应付着，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现在时机到了。

汪东兴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站在中央办公厅的房间里，身材魁梧而又仪表堂堂，张春桥又瘦又矮。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张春桥作检查时，张春桥似乎缩成一团，看上去像个坨子。

“我从来没有看见主席发这么大的火，”张春桥听了汪东兴的检查后，清了清嗓子才说，“你能认识到陈伯达和他的幕后策划者的阴谋是好的，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席已经讲过了，改了就好，谁也不要再揪住不放了。”

张春桥说的这些，正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等人已经布置了：“汪东兴这个人和林彪、陈伯达及他的四大金刚们不同，他对我还有用，你们出面对他保护，这有好处。一九六六年底，他给过我一份刘少奇的材料，现在他又揭发林彪了，我看他还是想跟我走的。”

毛泽东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汪东兴自己组织几个人整理了一份刘少奇的材料。毛泽东从这份材料中，进一步信任了他。

材料写道：“刘少奇早在一九四二年主持新四军的工作时，就和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新四军副政委）、黄克诚（保卫以刘少奇为首的军部的第三师师长）、叶飞（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刘震（新四军二师四旅旅长）、饶漱石及地方上的周小舟、陈少敏、舒同、陈丕显、曹荻秋和周扬、夏衍等人勾结到了一起。那时，他的秘书是赖奎。”

“一九四五年八月，刘少奇在延安不听毛主席的告诫，大作‘和平梦’。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于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的工作。他乘此机会，把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人派到东北。彭真把晋察冀的大权交给了罗瑞卿。彭真到了东北后，马上伙同高岗、陈云、安子文大反林总，搞得林总无法正常工作。刘少奇还帮助高岗修改了几篇类似《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企图组织他的势力，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才陆续开始纠正他的错误。”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的政协会议以后，刘少奇曾经指示全党：‘政协会议付诸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阶段。’这是典型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年七月，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到苏联留学，他亲自写信给他的儿子说：‘你要安心学习，不要过问国内的事，要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回国参加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前只有苏联独此一家。其他国家都要走苏联的道路，因此不仅要学技术，还要学管理方法，把苏联的一切经验搬回来，再加上苏联给予我们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建设就不要那么长时间，不要费那么大的劲了。’这也说明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由来已久的。”

毛泽东看了汪东兴整理的这个材料，满意地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江青也看了那份《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她最感兴趣的是另一段：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人能比上的。’”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

江青也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表示：“汪东兴同志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同志，他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的。”她把那份材料亲手交给了姚文元，让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文章批判刘少奇。

不等姚文元动笔，戚本禹来了个捷足先登，根据中央文革的精神写起了文章。

戚本禹抚弄着脑袋上那坚硬的头发，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一些。汪东兴暗忖，真奇怪，戚本禹并不见得比姚文元差多少，为什么江青独自喜欢那个姚篷子的儿子呢？当然，从各个方面讲，他都是希望戚本禹应比姚文元强一些。

戚本禹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时，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之一。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等负责人提意见，说他“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见领导拍马屁，在下级面前压制打击”等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杨尚昆反映后，杨尚昆说：“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还要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毛泽东很快从几个方面掌握了情况，气得拍了桌子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汪东兴重新回到中央办公厅后，在各种场合都是支持戚本禹等人的，他和戚本禹的关系搞得很好。他当然希望戚本禹远远地超过姚文元。

戚本禹看材料十分仔细，他在好几段内容上都划了红杠杠：

“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天津讲话中，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开道！”

戚本禹对汪东兴说：“汪主任的水平相当高，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整理出来的，没有对毛主席思想的精确理解和熟练的掌握，是根本搞不出这样的文件的。”

汪东兴尝到了动动笔杆子的甜头。

所以，这一回江青也原谅了汪东兴，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对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一分为二的好。有的人是真心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比如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他的整个历史看，他是毛主席的人。”

这一回，汪东兴也故伎重演，很快地拿出一份揭发报告来，报告说：

“通过这次上当受骗，我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更认识到：林彪、陈伯达他们在庐山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我让人查了一下，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苏修的反华文章急剧增加，他们的文章中开始不点林彪的名。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希望党中央能够引起注意。”

毛泽东看了他的材料后，又专门和他谈了一次活。

毛泽东说：“我看你还是再当一次杨子荣，钻到林彪的圈子里去，和他们好好谈一谈，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

汪东兴奉命而去。这时，他想起了一九六七年和刘少奇的谈话，当时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去的，毛泽东对他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应取的。”

那天，汪东兴带着戚本禹和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他的家里。

刘少奇用低沉的声音问：“东兴同志，我很想听听毛主席对我的问题的态度和指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此之外，谁也无可奈何。”他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着你挨批挨斗吗？”

刘少奇脸色惨白，半站着接过汪东兴手里的《勒令书》，双唇颤抖地说：“好，好，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并实事求是地认识我的错误。”几天后，他通过中央办公厅交出了一份他的《检查书》，其中说：

“中南海大队的同志们：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在五月一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一九六二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过《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责主要责任……”

汪东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慷慨陈词：“早已落水的疯狗刘少奇，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四面围剿中被迫交出了另一份所谓的检查书。这份所谓检查书，更加恶毒地和更加露骨地，更加狗胆包天，更加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指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为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翻案，妄图全面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刘少奇贼心不死，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把千仇万恨，化为无穷的力量，誓把刘少奇揪出来，坚决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他不投降，就让他彻底灭亡！”

现在，再让他到林彪面前扮演同样的角色，他感到有点为难。但是，他还是去了。

林彪在毛家湾他的住地正看从香港进来的电视录像，身旁坐着叶群。

“我们谁也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麻烦，”汪东兴说，“怎么办呢？”

“慢着。东兴同志，”叶群说：“这不是我们的麻烦，是江青、张春桥那些人捣乱，我们是在违心地作着检查。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还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林彪吼道，“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插什么话？让东兴讲！”

汪东兴是第一次见到林彪如此粗暴地对待他的老婆。叶群自己也吓了一跳，手中的茶水也撒了一些。

林彪站了起来，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吟。他伸手摸自己的秃脑袋，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说：“我到现在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正常的联系了，其中当然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怕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又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的。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毛主席会听信他们的谗言！东兴同志，你跟随主席多年，你说呢？”

叶群着急地向汪东兴耳语，汪东兴不慌不忙地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在这种形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冷笑道：“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我要写了检查，主席肯定要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国面前承认了所谓我的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们的当的，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都写了，结果还不是照批不误！”

“那，我们该怎么收场呢？”汪东兴故意问道，“总不能这样拖下去吧？”

林彪说：“我没有理由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情。还有叶群及其他的部队同志们应结束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讲完这些后，就闭上了眼睛。汪东兴又和叶群说了几句，退了出来。

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微微笑道：“看来人家对你已经不信任了。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他从来不做自我批评。”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谈了一次话：

“我看，林彪、叶群以及他们那几个人对主席的批评和挽救，毫无悔改之意。我劝你们还是有所准备比较好。就是黄永胜他们也是在等待时机，恐怕他们要闹事的。不管在任何时候，我是要坚决听从主席和你们的指示的。这点，我早已考虑好了。”

那些日子里，汪东兴每天独自看毛泽东给那几个在庐山犯了错误的人的检查的批示，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从这些批示中体味着下一步的政治风云：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吴法宪在检查中提到“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批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第二天，即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叶群的检查上批道：“你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你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是上当者都适用。”

汪东兴决心一切按毛泽东的意图行事了。但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还是时刻把汪东兴的这些问题当作把柄抓在手中，时不时地给他敲警钟，更加使他反感和痛恨他们。这次，他鼓励华国锋下决心逮捕江青一伙，正是为了报仇雪耻和往上爬……

第十五章
 

十月六日夜晚，李志绥突被召到中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志绥问汪东兴。几天后，毛的医疗组交出一份揭发材料，汪东兴说：他们都是证明人。这还能有假吗？江青对她与毛分居，有另一番解释。当年在延安作毛的秘书时，江青曾批评过彭德怀、邓小平，并得罪过王明。

江青、张春桥在文革中

从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一举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人以来，原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一批人就已经感觉到，过去权威的支柱正在动摇，崇高的偶像开始倒塌，人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信任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医疗组的人员对倒台的江青等人并不同情，但是对汪东兴、华国锋的清查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他们在毛泽东生前对江青等人同样奉若神明，竭尽吹捧之能事，但是一个晚上后却装出一付早已看破他们面孔的样子，把过去同江青有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都作为“四人帮”来清查。甚至抓住医疗组和江青照过相、吃过饭的例子来说明他们也是“四人帮”，更可笑的是连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成了江青的同伙而受到清查和批判。

昔日的矛盾，此刻成了互相攻击的原因。毛泽东原来的医疗组组长李志绥悄悄地对一个医生说：“我算把共产党看透了，谁掌权都他妈的一样，没有什么事实和真理，谁掌权谁就有理。也活该江青倒霉。”

中南海里的会议室和其他一些办公室里高音喇叭日夜不断，播送的都是所谓过去的国民经济几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这和他们鼓吹的大好形势似乎很不相称。华国锋和汪东兴一上台就显示出了蹩脚政治家的本色，他们在攻击自己的对手时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也给他们的脸上涂上了小丑的油彩。汪东兴装饰豪华的房间里灯光暗淡得很，没有一点光明的颜色。李志绥看到他的房间里的书柜里摆放着不少马列的书和经典著作，但这是为了增加气氛，而不是真正用来读的。

“材料写出来了吗？”“写出来了，不过我认为要把张玉凤的问题也写进去，那个人过去太猖狂了。毛主席的死和她有一定的关系。”汪东兴摇摇头说：“她的事华主席已有布置，现在我们还要利用她，让她揭发‘四人帮’，过去的以后再说”。

当李志绥把他们医疗组十一个人的揭发材料交到汪东兴手里后，汪东兴匆匆看罢就到华国锋那里去了。就连医疗组的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看出来了，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在竭力装出他们是维护毛泽东的架式，不惜颠倒黑白和伪造材料来对付他们昔日所口口声声要拥护和保卫的人。

华国锋正等候政治局和专案组的人就座。这一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几乎全来了。因为要听取和审查有关江青等“四人帮”的罪证，华国锋也暗自思忖，搜集的材料到底有多少准确性。他们从参加所谓革命以来，多次进行过质询审讯，也搞过突然袭击和逼、供、信，深知其中的奥秘。有些检举和揭发，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李志绥和别人埋怨说，汪东兴通知他赶到中南海的时候，他刚刚睡下。

深夜里，华沙轿车沿着长安大街一路疾驰，车速表指针在八十公里左右摆动。李志绥提心吊胆地猜测着此次叫他去的目的。

他们通过中南海西门时，警卫一挥手就让车进去了。汽车嘎吱嘎吱地行驶在碎石小道上，在怀仁堂门口剎住车。发动机嗡嗡地响着，他从反光镜里看到了汪东兴从门里走了出来。“出了什么事了？”李志绥刚说完，汪东兴就把他拉进了一间房内，挺神秘地告诉他道：“这回你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再也没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志绥脸上一片狐疑。汪东兴高兴地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江青和她的同伙正式抓起来了。怎么样？你高兴吧？”“我当然高兴。”李志绥这下清醒了头脑，露出笑容说道。“那就好，现在中央要你组织主席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来揭发江青和她的同伙。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谁不揭发也不行。”汪东兴又露出他那付面孔。

李志绥说：“可我又能了解她的什么事情呢？我又不是她的同伙，她有什么事情从来不和我讲。我没有可揭发的呀。”

汪东兴说：“现在是人人都要揭，人人都要批，谁和她划不清界限谁就是她的一伙的。你们就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破坏毛主席的医疗，迫害主席的罪行，反正怎么说都行，但一定要有份量。”

紧接着，中央办公厅就首先在中南海里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活动，凡是和江青等人有过来往的，几乎都成了清查对象。医疗组经过几天的讨论和动员，一份揭发材料出来了：“我们愤怒揭发‘四人帮’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扰破坏。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时江一再干扰说：‘主席没有病，医护人员谎报病情’，还说：‘医务人员都是反革命特务’，气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疗，延误治疗二十多天，造成对主席健康的严重损害。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给主席写报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报告，硬要主席同意。

“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们心情很沉重，而江青与医务人员每人握手，并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我们听了很气愤。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灯。江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执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她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谨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要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主席病重，张春桥值班守护时，很少进主席的房门，也很少过问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时，主席病情突然变化，我们到处找不到他。一次医疗组在汇报主席的病情时，提出需要查血、打针，张春桥声色俱厉地说：‘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后来我们查了血打了针……”

这个材料签名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志绥。其他的十名医疗组成员也签了名字。

讨论中，政治局委员陈锡联问：“这个材料的情况准确吗？这可要向全党公开，一旦有假，我们都不好交账。如果我们把问题都推到江青他们头上，是否会影响我们自己呢？”

汪东兴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个材料是所有的人员都签了字的，他们都是证明人嘛，这还能有假吗？实际上江青对主席早就没有感情了，主席和她分居已有好多年了，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华国锋显得有点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主席和她分居？是讨厌她吧。”

“兼而有之，”汪东兴说。“依我看，主席根本上就不喜欢她了。她和主席也没有什么感情，她认为阻碍她当党中央主席的第一人，就是毛主席。”

“说江青想当党中央主席，有没有根据？有没有证明人？说主席不喜欢江青，这有点勉强，为了说服全国人民，还是慎重一些好。”纪登奎也说，“这丝毫不影响给她定罪，不影响对她的处理。”

其实汪东兴非常了解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有多少。不错，江青是反对给毛泽东使用打针、查血和繁多的检查手续，但那不是出自江青本人的决定，而正是毛泽东自己的强烈要求。他多次和江青及毛远新等身边人员说：“你们不要相信医生的话，说我的身体如何如何，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有点咳嗽、气喘而已。”同时，他又给他们嘱咐：“我的身体状况要对外面的人一律保密，就是对政治局的人也不能全部公开，有的人是盼我死的，死得越快他们越高兴，我估计他们要在我死后会作文章的。我不想给他们留下更多的时间。”

他早就和毛远新在谈话时说过：“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工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是一个总体。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生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我对我的保健医生说：“我没病的时候你离得我远远的，你的话我也不是全信。你说得我心服了我才能口服。那个李志绥自以为医术还可以，但我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他还是一窍不通。他那个博士还是书本上的东西，我不会让他左右了我的。”

后来，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李志绥对你可是不忠诚，我多次见他和林彪的人勾勾搭搭，据三零五医院的人反映他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来往密切，说不定他就是林彪放在你这里的特务。”

毛泽东说：“不要这样说了，老换医生也不好。即使他过去是林彪的人，现在林彪已经死了。你再换上另一个还得重新熟悉我、检查我的身体，如果真有什么病，你能保证他就不会泄露出去，我看还是李志绥算了。他说的话，我们多找一些人核对就是了。不要让他单独地和我接触，不要让他直接动用药品和医疗设备，不给他留下机会就是了。这也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入之心不可无啊。”

这些话，汪东兴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现在他是不能讲罢了。

很快，李志绥的揭发材料通过报刊的批判文章和看守人员的学习时的讨论，传到江青耳朵里。她气得咬牙切齿地说：“这是用谣言来杀人。对主席的病，我历来有我的看法，本来主席的身体很好，在林彪没死之前，连李志绥也说不出主席有什么病。就是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偶然得了感冒，叫李志绥他们越治越严重，越治毛病越多。主席吃了他们的药，感觉很不好，难道不允许我怀疑吗？我好歹对医疗上的事还是有发言权的，幸亏主席没有全听他们的话，如果听了还说不定死得会更早。”

江青对其他的看守人员提起这事又说：“主席躺倒在床后，除了张玉凤同志会照顾外，其他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他们让主席躺在那里懒得给主席翻身，主席的身上都起了褥疮，不搽爽身粉能行吗？主席不能多动，是他们的理由，连主席多次提出想活动他们都想个法子拒绝，实际上是他们怕脏怕累。主席病倒后就数我去得多，他们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难道他们能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

提到她和毛泽东分居的事，江青说：“那是主席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给全党树立一个大公无私的榜样而有意这样做的，不料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造谣的口实，他们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随着我参加中央工作的地位的变化，主席不愿意让人说我们是夫妻治国，所以我们分居，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主席为此专门和周恩来、林彪打过招呼。主席还对我们说过：‘刘少奇那里是王光美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林彪也是步他的后尘，让叶群作他的办公室主任，连黄永胜他们请示林彪，都得经过他的老婆。我不学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我的秘书在我这里都是收收发发，不干预我的决策。江青同志也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她的话只代表她自己，我是我，她是她。我们各自有我们的观点嘛，你们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主席对他和我的严格要求，反而成了这些无聊的人造谣诬蔑我的根据，岂不更证明他们的无耻和卑鄙吗？”

尽管江青滔滔不绝地为她自己作着辩护，连她自己也清楚，并没有多少人听她的演说，充其量只是她自己的悲呜罢了。

江青想到过去为毛泽东作秘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和她的许许多多的谈话，那时似乎感到很平凡，现在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一个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彭德怀在讲演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念，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里，也宣扬这种观点：“诬蔑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觉悟可是太低劣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迎这点都不懂呢？”

毛泽东说：“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有例外的人啊，小平可能会好些。彭德怀是个野心家，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目的是为了‘保卫重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根本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争。”

江青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毛泽东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很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泽东站起来，划着火柴点着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彭德怀和朱德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举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们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中央请示。”毛泽东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彭德怀是个什么东西，我听林彪跟我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随时值得提防的人物。”

毛泽东不住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厉害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路线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泽东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说：“你说得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卖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奉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讲到这里，江青眼前立刻闪现出当年王明的身影来：

那时王明刚刚回到延安，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确，党内一部分人把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化身来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一天，王明来党校讲课时见到了江青，他对江青的漂亮身姿非常感兴趣，马上把江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问江青：“你对党内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江青坦率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八路军中，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比如红军改编以后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的建议是正确的。他主张反对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反对取消政治委员的制度，反对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等。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他都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议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

“你去过苏联吗？这可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共产党人取经的地方啊。”王明摆出一付老资格的样子说：“我承认毛泽东有一定的长处，但是他没有去过苏联，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对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并不熟悉，所以提出一些可笑的言谈是不足奇怪的。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啊，”

江青不客气地说：“去过苏联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没有去过的也有伟大的。苏联不是也出现了反列宁主义的反党分子吗？所以不能以去没去过苏联作为是不是列宁主义的标准。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上海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这里的原因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

王明打了个沉，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女人竟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来，脸一下子红了：“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盘问这位年轻的剪短发的女干部。

旁边一位穿皮大衣的军官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女朋友。”

王明立刻面带讥讽地笑了笑说：“我说嘛，她的话听起来怎么也有点像老毛的腔调，有其师必有其徒嘛。看来我们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很艰难的呀，连上海来的姑娘们都受到山沟沟里的人的影响了。”

当天，江青就把王明这番不怀好意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现在的共产党可不是当年的共产党，连共产国际放个屁都是香的，他们远在几万里，对中国的事了解多少，我们就是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能再听他们瞎指挥了。”

第二天晚上，延安礼堂里举行舞会，毛泽东、王明、康生、王稼祥、张闻天等人都来了。他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扭动着身子，在轻盈的乐曲声中移动着步子。

“嗷，嗷诺……”王明唱着俄国的歌曲，很老练地扭着屁股。

“看来这不是山沟沟里的东西，是洋货，但是我们这里的土包子欣赏不了。这种样子到外国肯定会是受欢迎的，在延安的老百姓中就很难说了。”毛泽东故意地说：“我看还是大众化一些好，就怕王明同志接受不了。”

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一片笑声。

王明瞪了江青一眼，他知道一定是她向毛泽东说他的坏话了。但是他出乎预料地没有发作。事后，毛泽东对江青说：“看到了吧，王明恨死你了，当然他也更恨我。因为我不上他那条洋船嘛。按照他们的逻辑，不听他们那一套的都是反苏，看来我和他们又要斗上了。”

江青记得很清楚，他的话说起来轻松，神态却是沉重得很！

>>师东兵：《秦城冷月》上（15-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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