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江青病了也不肯吃药，她怕人暗害。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林彪曾向汪东兴传授自己的“跟人之道”。当年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的一言一行是代表毛主席的。现在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江青回忆着。她还想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和江青
江青病了，病得虽然不太厉害，但是江青觉得难受得很。
她的厚嘴唇不停地搐动着，两道黑眉打了几个颤。她放下手中的《毛泽东诗词》，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囚笼里走着小步。不管审讯人员多么耐心地想和她谈话，她都始终没有吐出一个“错”字来。当医生随着看守干部走来时，江青扭转身子慢慢地走开，这时她的步伐越加不稳了。
医生照例做着她们应做的事，从头到脚给她作了必要的检查。也许是职业关系，也许包含着政治的因素，在她面前她们表现得冷漠无情。更何况，江青自己的警惕性就很高。
“这药是治什么的，有说明书吗？”江青把医生给她递过来的药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问道，“你们说，我得的是什么病？你们回去给华国锋和汪东兴说一下，我这个病人起码该保外就医，这是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呀。我得过癌症，是个病人，我的脾气不好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给予谅解，现在我疼得不得不每天捂着脖子。可是我还在坚持锻炼，我是不怕死的。我早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但是我不能这样死啊，我得说明一下党的是是非非。”
那天，医生来给她打针，她嘟囔地说：“你们要对我负责，起码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过去不是口口声声要忠于他吗？他虽然走了，但是我还在。我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安慰，就是我自从追随主席以后，我没有忘记他的教诲，我始终是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我不像那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医生早已接受指示，对她的任何话都不表示态度，她们只是恼恨地白了她一眼：都疼成这个样子还没有忘记那一套，现在谁听你的说教！
江青明白了她的地位，等她们都走了以后，她才瞥了一下给她放下的药，拿起来狠狠扔到了地下，她怕他们在暗害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她尽量不吃他们的药。
这一点，她和毛泽东是相同的。
在她感到疼痛难忍的时候，她开始默默地背诵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那首诗。
啊，井冈山，江青的精神又来了。
“凌云志激荡着铮铮铁骨，
锁牢笼压不倒顶天女囚。
休看我千军万马一无有，
好似有无数神兵在心头。
莫道说生前难见红旗舞，
我死后必定是万里鸿图……”
江青唱起了她自己编的戏文，而且边走边亮相，俨然是一个所谓的英雄形象。
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到达浏阳文家市后，在领导决策层宣布：“我主张我们的队伍到井冈山去开辟革命根据地，到农村去，那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我们应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当有人反对他的意见时，他说“目前长沙那样的大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先要找个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和敌人干下去……”啊，毛泽东的决策是一个划时代的战略计划！这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里程碑！这个决策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后燎原于全国。那时，星星之火正在黑沉沉的大地上燃烧时，有的人垂头丧气，认为“秋收起义失败了”，甚至作了逃兵。也有的人在军事上受挫折后，主张硬拼一场。只有毛泽东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什么是自己当前唯一正确的道路呢？
江青在这时候，才真正感到革命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重上井冈山，重新领导红军搞第二次革命！”毛泽东生前曾经和她多次讲过这样的话，现在这句话已毫无意义了，当年江青听起来是那么激动人心的语言，现在却是天方夜谭。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她指示姚文元写了《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爱解放军，信任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同时也要热情地帮助解放军。”但是，现在，这支可靠的解放军在哪里呢？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盲目的乐观已经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讽刺！
一九七〇年九月林彪在庐山失败以后，江青曾经和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说得非常尖锐：
“你别以为毛主席老了，你就可以改换门庭，另攀高就。”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我对你是了解的，你和田家英都有相同的地方。只不过，他投靠的是彭真和刘少奇，你想投靠林彪和陈伯达。你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没有感情，你给林彪和陈伯达多次通风报信，这点我们是知道的。你不讲，迟早也会暴露的。”
正是开饭的时候，汪东兴却毫无食欲。他刚刚端起饭碗，耳旁又响起了江青的话音。这些年来，他对中央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细想后伯，越思越冒冷汗。
开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陆陆续续走进会场，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是因为中央的事情太多，还是其他的因素？或者是他的问题已经传出去，没有人再敢和他接触？
平素，人们看见他，没有不打招呼的。早晨，当他拎着文件包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的人追着向他请示什么问题，现在这一切都一剎时消失了。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可名状的遗憾。所以，他想起江青的话不禁摇摇头：糟糕！
他对那个女人的厉害是最为了解。
以前，江青没有直接参政，她的话虽然汪东兴也要听，但那毕竟是另一层的服从。现在他对这个女人的话，已经到了按照组织纪律服从的地步了。而今，全党的干部都拿她的话作为圣旨对待，多少人因为对她的不恭而成为阶下囚，他怎能再等闲视之呢？
“东兴同志，庐山的问题没有完，要吸取教训呢。”江青唠唠叨叨地说，“你的教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了，是不是？主席对你是爱护的，但不能以此作为屡犯错误的资本，我看这一回你再不好好地立功，可就再没有机会了。”
汪东兴对她的文革中的言谈和行动记忆犹新，深知其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对青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那天，江青来到中南海，一见到他就说：“你看，还是我们胜利了吧？我早就说过，迟早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毛主席在任何时候都是会站在我这一边的。毛主席的表态晚一点，那是为了看清楚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是对一切人的考验。一年来的情况，你都了解吧？”
汪东兴说：“我知道，去年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青海省委内的走资派作了英勇的斗争，却遭到青海军内走资派赵永夫之流的镇压和屠杀。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他们浴血奋战，揪出了赵永夫，夺了权。今天，他们建立了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标志着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江青说：“建立这个革命的机构，实际是对一些人的警告。我早就说过，不要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听，现在他们后悔也晚了。哼，谁要是和我不得了，我就让他了不得！”
听到这话，汪东兴当时就打了一个冷战。
江青神秘地对他说：“再过几天，《人民日报》就要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可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你知道吧，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主席的这段话，指出了我们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实质。”
果然，没几天，《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同时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宜将剩勇追穷寇》，都反复指出：庐山会议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搏斗，彭德怀的失败是对中国赫鲁晓夫，即刘少奇的沉重打击，这场斗争使军权牢牢地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汪东兴反复地读了几遍这些文章，体会到其中的一些味道。
江青对汪东兴说：“从文化上打开缺口，这是毛主席的老办法，一用就灵。”
汪东兴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嘛。”
现在，轮到江青开始反思了。为什么毛泽东用的非常精熟的策略，被她们一用就失败了呢？
江青在看《三国演义》时，突然想到：如果诸葛亮连用两次“空城计”，会不会当俘虏呢？
汪东兴也想到那一天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夏天重游井冈山时，就曾经问跟随他的汪东兴说：“如果打起仗来，我重新上井冈山打游击战时，你还跟着我走吗？”
“那当然，我肯定是跟着主席走的，绝不会动摇。”汪东兴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席的人，都要跟主席在一起。”
“我要被杀头、坐牢、开除党籍呢？”毛泽东说，“现在斯大林不是被人家给打碎了吗？我也可能有那么一天被人家把我打碎的。那时，中国就得进行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第二次上井冈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如果说，当时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话还有什么不理解的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他对那句话的含义是越来越清楚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作好了重上井冈山的准备的。
后来，他把这句话告诉了林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汪东兴就看准了林彪。
那时，汪东兴就认定了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干将，跟着他是不会错的。
彭德怀刚刚被揭露，林彪就和汪东兴谈过一次话。林彪说：“在路线斗争中，跟谁走是一个大问题，其他的都是小节。我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现在我还是看准了毛主席，其他的人都不行，没有前途。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一切都对。战争年代，我们打仗靠勇敢，只要不怕死就行。和平年代，我们就要靠政治了，现在的政治就是跟毛主席。”
林彪的这番话，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说：“林彪是个明白人，他也是经过多年的经验以后才懂得这个真理的。是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历来强调我们是跟正确路线走，而不是跟某一个人。”
现在，他又有点糊涂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陈伯达和林彪同他谈话时，陈伯达很有感情地对他说：“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中，在艰苦的岁月里，在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关键时刻，总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革命的前头，战胜了党内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革命人民指明道路，引向胜利。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和我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研究了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惨痛教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以无比的魄力，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我们的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他是继恩格斯、斯大林之后的最可靠的助手和战友。主席年事已高，我们主要还是靠林彪同志。这是我们的革命事业不变色的可靠保证。”
还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在《解放军报》主持工作的毛泽东的女儿肖力，联合另外的两名年轻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公开揭发总政主任肖华和他支持的在军报的代理人赵易亚，指出：正是这个赵易亚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痴，破坏总政的文化大革命。并且和另外一些政治扒手相勾结，操纵“五一六兵团”，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那天，汪东兴得到消息后，立刻向江青作了报告。江青听了电话后，只是笑了笑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给我收集一下反映，特别是来自中央和军委的反映。毛家湾是什么表现，你也给我注意一下。我好像听到有人说，林副主席是支持赵易亚的，我不大相信。”
“我也听说林彪同志对刘志坚和肖力同志有好的印象。”汪东兴说：“我看他在这种情况下是会支持肖力同志的。他很清楚肖力同志的来历。”
江青哼了一声：“他不支持，照样是刘志坚他们的下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要挖到修正主义的老根子上。当然，林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表现还是好的。”
“江青同志，肖力同志的大字报中说，他们和政治扒手勾结，我不知道是指谁？”
江青哈哈大笑道：“谁反我们就是指谁。我可以给你透点风，很可能是我们中央文革的，但不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这场文化大革命，我靠的就是这两个笔杆子。有人很害怕他们，这是好事。凡是害怕他们的都不是好人。”
汪东兴心中有底了。以后，他在各种会议上，不管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只要是江青提出的，他都要积极支持。这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他的准则。
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跑到军报社，发表讲话道：“我坚决支持肖力同志的革命行动，肖力同志做了我迟迟没有做的事，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小将觉悟高。赵易亚是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我们要彻底地揭露他和他的黑后台。”
汪东兴还注意到了由江青亲自主持写的、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江青特意写了一段话：“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的一言一行是代表毛主席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江青同志。”
就在那年的九月初，汪东兴来到办公厅，一见张耀祠就问：“你们看到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了吗？中央文革小组刚刚印发出来。”
张耀祠说：“还没有看到。”
“我们马上印发下去，”汪东兴说。“那完全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件。江青同志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时，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她特别筹在大好形势下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左’和右的两个方面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是阶级敌人搞的，我们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它是新生的事物，是在群众基础上产生的，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戚本禹接着说：“江青同志还讲了，大家要注意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美蒋、苏修、日本特务的破坏，特别指出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五一六兵团’的组织以极左的面目出现，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
“同志们，”汪东兴来了劲头，放大嗓门说道，“江青同志这一重要讲话，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最新指示，指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对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出通知，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地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正确地估计当前的形势，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时隔十年后，汪东兴的讲话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
张玉凤打了个激凌，昨天那个情景如在眼前，但眼前这个同一个人却换了另一副模样：
“江青是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汪东兴咬牙切齿地说，“她在运动中煽动武斗，大搞‘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一样，反对我们的周总理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的罪行多得数也数不清……”
十年前，还是这个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的大会上，滔滔不绝地说：“同志们，九月五日，由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发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它高举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旗帜，深受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拥护。命令的发布必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效地制止某些地区发生的阶级敌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夺军队武器、大搞武斗的歪风和邪气。大家知道这是谁首先提出的吗？就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汪东兴的带头下，整个会场里响起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在全国的报刊上同时发表了题为《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
江青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反复讨论决定的，你们要组织警卫战士好好学习。这篇革命的战斗檄文，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体无完肤，毛主席亲自修改了文章，加了好多的段落。”
“是吗？”汪东兴对毛泽东加的话十分感兴趣，“主席加的是哪些？”
江青指着文章的段落说：“这些都是。主席没有时间写文章了，他的好多思想都是由文元同志来执笔，主席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他是主席一心一意要树立的人。”
汪东兴没心思听她讲那么多，他只是注意到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加的那些话：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有的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汪东兴坚信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他要坚决贯彻执行。
这当然是后话了。
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楼，汪东兴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他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政治上永远不会有固定不变的盟友，而只有彼此的利益和权力。在权力面前，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风格和永恒的承诺。他不再迷信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了，但是他变得更加顺从和老练，这是江青们所绝对没有想到的。
此时的汪东兴，中高个儿，腰直胸挺，仪表轩昂，尤其那两道卧蚕眉和一对奕奕闪光的眼睛，端端正正地长在白晰的脸膛上，很有一种聪明练达、儒雅大方的气度。可惜他的这种招人敬重的相貌往往被他那种一窍不通的文化知识所扭曲，使得有人说：
“汪东兴嘛，不过是一个政治掮客而已，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足虑之。”
这句话，弦外有声，汪东兴怎能不明白？他的心像针扎了一下，微微颤抖着。可是很快，他就为人们的这种认识而感到得意了。好，你们轻视我，但我迟早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的。他已经懂得在毛泽东和江青他们面前怎样说话，怎样行事了。
“同志们，”汪东兴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会议上讲话道，“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调动我们的军队。”他照着别人给他准备好的稿子念道，“想起了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湘东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秋收起义，亲手缔造了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九月八日这一天，在安源、铜鼓、浏阳、平江、醴陵等地胜利地打响了暴动的枪声。毛主席亲自率领第三团在铜鼓起义，一举攻占了浏阳县东门市。‘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打倒国民政府！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到了九月十八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胜利到达浏阳文家市会师。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会师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一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我们要为工农群众打仗，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只要有了革命的武装，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同志们，现在依然如此啊！毛主席还有一句话：‘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湘、鄂、赣和全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好比小石头，这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特意说，“我汪东兴也是小石头啊！”不过，当时谁也没有猜透他的意思。
江青注意到，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以后，在中央办公厅的一次会议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命进行了三年之久后，亿万人民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全面崩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告诉我们，再有修正主义企图复辟，那是绝对办不到了。谁也别想让中国人民再走回头路！”
现在，他们竟然是这样！历史无情地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江青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她用颤抖的手翻开那本《毛泽东诗词》，恭恭敬敬地默读“重上井冈山”的词篇。这时，眼泪无声地滴落在她那显得十分珍贵的书本上……
第十七章
江青说：“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但王洪文的揭发，却使她陷入困境。当年在延安，江青建议毛泽东给文艺工讲一次话。
华国锋开完政治局会议后，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声。
他为啥叹息呢？当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还担任着中央军委主席不是好好的嘛，从建国以来，像他这样一人担负数职的还没有过。就是毛泽东也没有当过国务院的总理，他还有啥不顺心的事呢？唉，这就叫不在其位不知其位的难啊！
这位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大人物，不知想了多少道了，他一定要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得随和，一定要像平时摆家常般、顺理成章地把话说出来，为此，他在心头默默地演习了多少回呀。可不知为啥，一到政治局会上，还没开口，那套话就忘得差不多了，连语气都变了，精神也变了，甚至要说的内容都不敢再坚持地提出来。在会下鼓捣他公开和那几个老人顶着干的人，一看他这副窝囊相，可怜地摇摇头，躲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连嘴都不敢张了。
老人政治的威严，使这些战争年代连鞋都给人家提不上的小字辈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
华国锋，哼，比不上毛泽东的千分之一！跟了他三年的人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汪东兴理解华国锋的难处，当他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交给中央主席时，华国锋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胡耀邦提出要将江青等‘四人帮’提交法庭审判，还说我们原来整理的‘四人帮’的材料基本上不能使用。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联系邓小平最近的许多讲话，我觉得他们的矛头越来越针对我了。我们不能前门拒虎，后门……”
华国锋不敢往下说了，汪东兴绷着脸，也没吱聋。
“为什么有人要‘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人家在湖南和公安部找到了你的大量的要揪军内走资派的讲话和文件。”汪东兴说，“他们审判‘四人帮’，是要把火往我们这边引，是为将来作准备的。”
华国锋一听这话，脸色大变。
专案组和有关人员太无能了。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江青一句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只有一个关锋、王力、唐平铸和胡痴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给林彪的报告。上面有胡痴的一句话：“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这个报告里讲道：“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写报告的四个人，都是被江青宣布打倒的，其罪名之一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这样的证据，江青能认账吗？
汪东兴拿来的材料更难说明问题了，材料罗列的大事记中写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之流在《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的反动口号。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强调了对党内一小撮的斗争。
七月三十一日，林杰之流在《红旗》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塞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一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中也叫喊这种论调。相反，人民日报却赞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高度评价三支两军的丰功伟绩。
八月上旬，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各大军区告急。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抢夺武器，抢劫军用列车，炸军火库，等等。
汪东兴把那个材料交给新的专案人员后，就和华国锋议论起下一步他们的措施来。是的，从心里说，他们对审不审江青兴趣并不大，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自己下一步的前途。
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江青一听让她考虑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就火了。
她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
“但是，在有关你阅过的一些文件和讲话中，就有‘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眼。”
江青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窍不通。毛主席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和范围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回事，军内的确有一小撮坏人是另一回事。过去主席的讲话里也有说军内有坏人的字眼。但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事件后，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浪潮，这才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严重问题。我们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指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这一概念。你们讲的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
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提供了一些她自以为是功劳的情况。
刚过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上作了“还我长城”的批示后，江青就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打电话，很严厉地说：“你们看到了吗？这一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要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把军队搞乱了吗？不管是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警惕政治扒手的阴谋。主席建议你们在一定的范围和场合，公开批判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八月九日，林彪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大军区代表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二是靠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现在有一股反军的逆流要注意。江青同志讲了，谁要是反军抢军队的武器，她一定要自卫。这是正确的。”
周恩来也在八月十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说：“现在到处反军，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敌人的花招。我们不能让敌人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要正确地分析当前的形势，要提醒小将，不要在大好形势下犯错误。”
江青跟专案人员讲完这些后，大声说：“在纠正关锋、王力等人的错误中，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我对军队最有感情，这是人所共知的。正是在我的亲自部署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组织了《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又在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连续下达了两个中央文件，部署了拥军爱民的战略措施，有力地粉碎了那几个小爬虫的破坏活动。现在你们把我们当年纠正的错误强加在我的头上，何其毒也！”
“关锋和王力难道不是你树立起来的人吗？我们认为，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专案组的人很严肃地说，“对此，我们是作过详细地调查的。”
江青说：“调查也是有阶级性的。在这个时候，所有被调查者敢不敢说公道话，就要分析。我最为相信的是原始的材料和当时所发的和我批示的文件及材料，这才是我们了解事情的出发点。比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在解决关锋和王力的错误时，我是第一个发言的，讲的就是批评他们不顾全大局，背着我和大多数文革小组的同志提出了那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起初他们还想辩解，但是在客观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错误。当时总理还想让他们代职检查，我说：‘不，必须停止他们的工作，不能让他们继续招摇撞骗了。’所有这些都有铁的事实为证。我知道你们是不敢正视这些的，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事实会讲话的。”
讲完这些后，江青抹掉刚才由于激动流出来的眼泪，继续说：“你们抓住我在一个讲话中说过‘文攻武卫’的词，把我说成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其实，这也是徒劳的。‘文攻武卫’最早还是我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是针对着走资派挑起农民进城，组织保守势力大肆屠杀造反派而讲的一句话。我们是主张军队在受到坏人的包围和抢夺武器弹药时，采取必要的行动的。这也是请示了主席的。而且周恩来同志也说过同样的话，为什么你们偏偏要把这一切都加在我的头上呢？还不是墙倒众人推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吗？”
“江青，你讲这些没有丝毫用处。你的罪行，是上了文字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和材料，说明你对军队是有刻骨的仇恨的。你听听，这是你支持的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会见驻军文艺团体负责人的讲话。”然后，专案人员给她念了一段陈亚丁的话：
“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现在既没有职务，也没有组织，我现在是孤军作战。想了好久，只好找几个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同志来谈一谈。我不敢找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楚，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江青同志让我夺权，让我把全军文化工作的权夺回来。我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你们这些同志我比较熟悉、了解。我现在是一个人，连个助手也没有，所以就把你们请来了。我也衷心地希望江青同志不仅管军队文化工作，而且希望她也管军队的其他工作。江青同志要我回总政去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念完后，那个专案人员显得很得意：“怎么样？这总是你让他回去干的吧？这还不是反军乱军的证据吗？这还不是铁的事实吗？这你总该承认吧？”
江青冷笑道：“一个陈亚丁的几句话能说明什么？你们如果敢让我出去，我能找回一千一万个这样的证据。不错，当总政在批林批孔中非常不得力时，我是让他，还有其他的同志回去点火，是点批林批孔的火。因为只有他们才对孔夫子和林彪的尊儒反法的典故和文字有所了解。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是主席让我和张春桥同志负责的，这也是一条罪吗？你们把陈亚丁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用来攻击和陷害我，究竟是什么用心？”
江青心中的疑团，随着这拨人离去，越发大了。这伙身份并不明了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来问这问那，是真正想把问题弄清楚呢，还是走个过场？或是……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不把自己弄个身败名裂、罪恶滔天，他们是不会甘心的。否则，他们怎么向全党全国全军交账？华国锋怎么能够坐稳他的第一把交椅？
江青的腰陡然地挺直了。她终于明白过来，为啥专案人员滔滔不绝提供这么多材料，为啥用那么一种复杂的眼光盯着她。他们的方针是早已定好了的，只是想把他们的对手永远蒙在鼓里才是他们的真正用意。多么恶毒啊。
过了几天，专案人员又来了。
这一回，他们给江青摔出一颗她绝对想象不到的“炸弹”：王洪文揭发她在批林批孔中，多次和他及张春桥商量，要夺军队的权，要把总政、总参的权夺回来。江青对他说：“过去我们把总政和总参看得太简单了，现在才知道这两个部门对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的军队和大军区可以不买国务院的帐，可以不买政治局某个常委的帐，但是他买总政和总参的帐。毛主席原来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林彪的问题暴露后，让李德生把总政的权要了。这个权不能给他，要夺过来。主席和我谈话时，让我提名，我就提了洪文同志，看来你掌握不了这个权，还是让春桥同志干吧。将来你干总参谋长，我就不相信你干不好。”
江青愣怔地瞅了他们一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这是她和张春桥说过的话。他怎么能把这话端出来呢？这是他们的核心机密啊。这几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中央当时决策的整个过程和背景。唉，王洪文毕竟年轻，缺乏上层的政治生活经验，把一些不该讲的话也给他们端出来了。她相信张春桥就不会被骗。就是像文化大革命斗黑帮那样被押去游街、坐上飞机，也不能这么慌呀，这会儿你怕什么呢？
还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张春桥就私下和江青说：“王洪文同志到中央以后可以把他的一些缺点暴露出来。以后你可得经常地提醒他注意，不然是会辜负主席对他的期望的。我说这话完全是为了他好，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你看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江青问道。
“一是坐不下来，二是好吃懒做，讲究虚荣，不能很好地学习，这是很危险的。一旦将来有考验，我担心他会经不住考验而变节的。”张春桥说：“未来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考虑问题如果不从最坏处准备，将来恐怕要吃亏。至于我自己，无所谓，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有所准备了。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国家不相信马列了，已经把马列打碎了，何况我们呢？’”
一听这话，江青不禁有点悚然：“还是和洪文同志多谈一谈吧，主席培养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主席的接班人从历史上讲，都没有选好。当然，我不是说王洪文就是主席的接班人。主席这次讲过了，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是，洪文毕竟是我们过去竭力推荐和支持的，他有什么问题，对我们也不好嘛。”
事后，张春桥和江青的确和王洪文谈了话，王洪文也表示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这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中，他还是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作出了糊涂的事。你就不好好地想一想，你就是跪下，他们能放过你吗？一个政治家的一生，不能只看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怎样，某种意义上讲，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这才不枉活一生，江青这样想。
“我已经很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江青对专案人员说。
“怎么？我们才刚刚开始就不谈了，你以为是在对你采访吗？这是审讯！”
“审讯又要怎样？我是个病人，我经不住你们这样的审讯。如果你们不顾我的身体允许不允许，我只得拒绝和你们再谈下去了，我就什么也不说了，让你们去审木头人去吧！”
果然，江青把头往旁边一扭，再也不理他们了。
没法，他们只好让江青回到她的监房去。江青进了她的囚笼后，还气呼呼地说：“这一套手段，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抗议，我不接受他们这一套。”
监管人员说：“江青，你不要不识好歹，这还算对你不错呢。当初，关在这里的犯人所受的罪比你厉害的要多得多。”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革命者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牢房，我是受走资派迫害的，不是反革命。真正的反革命是由革命人民来定的，是由毛主席来定的。现在，毛主席所定的坏人，统统地平反，统统地出来了，这还说明不了问题吗？你们过去也是口口声声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毛主席刚刚去世，你们的话就不算数了？”江青突然激动起来了，大概是说累了，她稍微平了平情绪，又放缓语气，对那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发这种脾气，我今天是太激动了。今天，我才算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世态炎凉哪。”
江青这时才表现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反而引得监管人员吃吃地笑起来，连声说：“妙，妙！我以为江青从来不会哭呢，原来她哭起来也是很伤心呀。”
江青猛省过来，立刻沉下脸来说：“你们懂个啥？我从来不是为自己流泪，而是为我们这个党，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即将失去什么，到你们也猛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了。我一个人无所谓，而我身旁还有一大批革命者呀，他们这一回可是跟着我受连累了。不过这样也好，革命嘛，总要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如果从这个方面说，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能够想得开！”
于是，她又破涕为笑了。
江青一转身，就看见门上的观察孔里有人往里望。她用鼻子哼了一声：“想看就进来，不要那么鬼鬼祟祟的，缺乏正大光明的勇气。我江某是公开的，无事不可对人言，”
是的，江青认为，自己的当年是一部鲜红的历史，特别是跟随毛泽东之后，她就开始了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为标志的历史。她很少和别人谈自己的当年。尽管戚本禹怀着万分尊敬的心情多次表示，他愿意把写好江青作为自己毕生的一件光荣的使命。但是江青还是很少和他讲自己的什么。倒是对张春桥，她曾经表示出愿意让他知道自己的过去。但是后来的工作，她才感觉到依靠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她断断续续地给张春桥和几个她最信任的人讲过一些事，但是很不全面。一直到她被捕，她都没有把自己的过去真实地公布于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江青曾经给毛远新讲过她在延安的一些帮助毛泽东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故事，尽管如此，毛远新却不想去找她多聊。为什么？他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去听她海阔天空地空谈一阵，乱吹一通。
江青可是经常地回顾她自认为辉煌的岁月：
从一九四〇年起，上海和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们纷纷来到延安。本来偏僻、荒凉的延安小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顿时活跃起来了。
还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了他和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江青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啊，上海滩的那些文痞们都跑到延安来了，我怀疑里面会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你要小心点才对。我对某些人的历史，一直是怀疑的。我向康生同志讲过多次了，只是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毛泽东说：“这是免不了的。肃反一定要证据确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想当然。否则。就会出乱子。这里有你认识的熟人吗？”
江青就点了张庚、周扬、茅盾、陈企霞、林默涵、徐懋庸、陈荒煤等人的名字。
毛泽东当时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便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务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伯奇、钱杏邨、洪灵菲等七人。鲁迅在成立的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说：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若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炙，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的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这个我知道，鲁迅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鲁迅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武器。当年，大概是三〇年的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左倾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实际上，鲁迅是反对了他的路线的。不过，很策略罢了。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点遗憾，就是没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天天见面嘛。”
江青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的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的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还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的态度是多么的明确。”
“这些文章要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
“我每想到当年去瞻仰他的遗容时，就浑身充满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毛泽东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时，江青的话匣子完全打开了，她滔滔不绝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是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捏造鲁迅与托派有关。果然，托派分子乘机拉拢鲁迅了。陈仲山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给鲁迅写信，恶毒地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寄来了他们的刊物《斗争》、《火炬》。鲁迅虽然是在病中，但非常气愤，抱病写了《答托洛茨基的信》，痛斥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以为光荣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民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特意指出，你们给我寄刊物，‘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出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对周扬们实在是个很大的嘲弄。这封信，当时在《文学丛报》、《现实文学》上全文刊登。但是，周扬、夏衍主办的《光明》拒绝刊登；鲁迅托茅盾送给周扬的《文学界》，也不予刊登。你看，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当时我在上海时，想向他们寻找一条保护的出路，哼，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女工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泽东说：“对这些人的过去，只要不是现在还从事国民党交给的破坏活动的，一般的就不要再追究他们的问题了。要往前看嘛。”
“我知道，在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路线。”江青说。
毛泽东说：“你讲得完全正确。三十年代的问题，如果可能就放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去解决。我想，有些人的问题并不需要我们讲话，自然会有人替你出那口恶气的，只要真理在你的手里。刘少奇同志的文章你看到了吗？”
“还没有。”江青说：“他的文章是谈三十年代上海的事情吗？”
“他并不是完全赞成鲁迅的，他认为鲁迅和周扬他们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
“放屁！”江青忍不住骂出声：“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多少？凭什么胡乱发表议论？”
毛泽东说：“你不要激动嘛。刘少奇起码在现在是支持我的嘛。他在党内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这个人长期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有一定丰富的经验。我劝你要多靠近他，团结住这个人。在下一个整风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一个清算教条主义的斗争。”
和毛泽东谈完话后，江青仔细地看了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
刘少奇说：“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叫‘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为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这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什么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那天，江青到鲁艺去听课，正巧碰上了张庚和田汉。
“蓝苹同志，想不到你也来延安了？”张庚显得格外的热情。
江青冷冷地说：“没想到我还会活过来吧？这可是了不起的奇迹。当初，为了糊口找你们，你们不给饭吃，只好走啊！”
张庚很尴尬地说：“如今到了延安，都是革命者了。过去的恩恩怨怨都不要讲了，让我们还是在一起干吧。”
田汉急忙给张庚使眼色，把他拉走了，悄悄地对他说：“这个蓝苹现在可不得了了，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了，担任着中央军委的秘书。你可别对她没大没小的了。”
从此，张庚见了江青非常客气。
一九三九年底，毛泽东特邀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说：“你对戏剧很内行，江青对你的这个专长可是很佩服的，要发挥你的作用嘛。我看延安的剧目可以上一些国统区的东西来，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来演嘛，这样我们就能多团结一些名作家、名戏剧家呀。排演《日出》，可以集中延安的老演员来演。你问问江青，她演不演？”
张庚红着脸说：“我不敢和她说话。她是一个个性非常突出的女同志。”
毛泽东哈哈大笑道：“我就是喜欢她这种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性格，人云亦云，那不和机器人一样了吗？你们这些戏剧家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嘛。不过，一个有希望的作家和戏剧家，都必须和工农大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那就没有了市场，为少数人服务是最没有前途的。江青同志在这个方面对我就有启发。我还是希望你们和她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工作搞上去。”
打这起，张庚和毛泽东之间的距离没有了。一九四〇年元旦，他们把《日出》搬上了舞台，演出后的效果果然很好。毛泽东对江青等人说：“这不，国统区的剧目也能为我们服务嘛。”
那时候，毛泽东和来延安的文艺、文学工经常交谈，江青也和他们往来密切。
江青对毛泽东说：“你应该给这些文艺工讲一次话，帮助他们分清一些理论的是非。现在他们一些人演的戏、唱的歌、写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这里就有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这支队伍还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好，你的这个意见很好，你帮我也进行一下调查研究，给我出些题目，我们一块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秘书没有白当嘛。”
江青这时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了，她不再在他面前讲当年的那些事情了。见了周扬、夏衍和当年那些人，她主动地打招呼，和他们共同商量文艺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她为毛泽东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提纲。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延安文艺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陆续地进入杨家岭的一个平房似的会议厅。许多木制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长榄排放在里面，挨着门口横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放了一块白布，便是主席台。当代表们差不多到齐时，江青出现了。
她穿着是身洗得很干净的军装，短发甩在后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朝她认识的人笑了笑，就坐到了毛泽东的后面去了。今天，她的任务也是负责记录。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讲话时，不时地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也不时地笑了起来。他指着江青说：“她是我的顾问，她在上海就演过戏，所以接触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为那时，江青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外人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各种小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讲如何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来写文章和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的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看到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家，在毛泽东的面前像小学生那样地听讲，江青一阵激动。
她又想起了她最初到上海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她开始是学京剧，接着专攻话剧和电影。她很想拜那几个专家为师，但是那些人对她可是十分的保密。他们怕她把他们一生的本钱夺去。她只能凭着她的天资偷偷地学习，她在学术上从来不怯生，靠着她的勤奋和努力，她终于获得了当一个好演员的全部技巧及本事。她在艺术的生涯里出人头地，得到了所有专家的公认和争夺。不管是妒嫉，还是敌视，都意味着她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
在包围圈里，她没有那么多的谦逊，那么多的耐性，那么多的羔羊般的好性子了。因为她已完成了她在艺术的奋斗和拼搏。在她厌恶了上海的蝇营狗苟时，她以一个崭新的面目来到了延安。毛泽东爱怜的不仅仅是她的漂亮的面孔和身段，更重要的是她的才气横溢、与众不同、谈笑自如、性如烈火和温柔顺从的良好结合。有人说：“江青一望而知是个好内助”，毛泽东并不反对。
这一切，奠定了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
但是，此时此刻，江青在所有的人面前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安分的神色。
“有人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确。”毛泽东微笑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两者必居其一……”
后来，江青在和一些人谈话时。就以一种权威人士的口吻说：“正当我党伟大整风运动大规模的开展时，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划时代的光辉著作。毛主席在这次讲话里，彻底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谓‘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正确地指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主席又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我们的立场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当有人对这一点表示还不太理解的时候，江青说：“主席的这个讲话是我帮助主席整理的，他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最明确、最完整、最彻底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解决了文艺工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话》全面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全面地、深刻地制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才又补充了这个《讲话》的意义。
她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特意指出：“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实质上是对二十年代文艺战线斗争的一个总结。主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大旗，给予文艺思想战线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以摧毁性的打击，彻底揭露了周扬一伙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动面目，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讲话》是延安整风的伟大指南，是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伟大灯塔。它以文艺问题为题，实质上是对政治问题的一次大论战的总结，是围绕着关于肯定工农兵还是否定工农兵这一当代政治的根本问题的大论战的总结。这篇光辉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它几十年了。”
第十八章
刘少奇、王明和张国焘都曾赞扬江青：“是毛泽东的贤内助”。但是彭德怀却不买她的账。江青受毛的委托看王明，对他说：“舞台上演戏的人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呢？”
江青接见外宾
这天，江青起了床，在囚她的小院子里活动了一会儿，便仰起头瞭望般地看着天空。这些天，她很注意观察天气的变化。一边看着，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嘀咕着什么。
监护人员注意着她一举一动，但是没有惊动她。
站在岗楼上看，远处的山脊上空无声地扯过一道光闪，满天云彩渐渐地罩住了秦城监狱的上空。又过一会儿，嗖嗖的凉风扑上来了，吹得地上的尘土滚动着，贴着地面飞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起雨点子来。这个鬼天气，和现在那帮人一样地不可捉摸，看起来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实际上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江青的脑壳里热烘烘的，一股火气直在胸口窜腾，今天她实在坐不下来了。昨天，她听到专案组的人要她讲延安时代和康生在一起迫害一批老革命的事情。无稽之谈！纯粹是栽赃陷言！江青根本不想和他们罗嗦什么。便不屑一顾地说：“你们问吧，我要方便去！”
去一趟厕所，足足有半个多小时。
报纸上对她和另外三个人的批判，掀起了新的高潮。用她的话来讲：“离奇的谎言和造谣越来越多，辱骂和丑化是所谓第三个战役的最大特色。看来，华国锋们再也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东西，只有靠这些骗人的货色来混日子了。”她随便地翻看着那些东西，上面充满了什么“王张江姚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叛徒”、“白骨精”等等词汇，更有甚者，郭沫若还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谱成歌曲，大唱特唱：“太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可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简直是狗屁不通的玩艺。江青公开骂道：“这真是人无打虎意，虎有吃人心。你郭沫若是个什么东西，鲁迅批判你是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真是一点都不错。当初批林批孔时，江某是保护你的，并没有什么难为你，将恩不报反为仇，是个什么狗东西！”
江青骂人的时候，脸涨得通红。
她仰靠在椅子上，没有动弹，闭着眼睛想心思。“华国锋之流的批判，根本拿不出什么事实，只会像疯狗一样的乱咬人，乱扣帽子，这叫什么政治斗争，完全是地痞流氓的伎俩。”江青念叨着，不去搭理进来的监管人员。事到如此，她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她在三十年代发下的大志，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全部的实现。现在的这个奇耻大冤，何日能报应呢？当她两年前，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衷情望着逮捕她的人员离开中南海，到了那个神秘的地下室的时候，她就有这样的念头，现在不过是越发强烈了！
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江青用一本名著的开头语来形容她和自己的这个家庭。毛泽东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其中包括他的家庭为他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作为代价来垫底的。在毛泽东于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以后，他的父母几乎没有得到他的多少孝敬。与此相连的是由于他而付出了家庭的安宁；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的六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没有想到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他又有六位亲人为了他的革命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江青向专案人员讲到这些时，眼圈都红了。但是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江青，这个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饱受欺凌的女孩子，怀着求生和解放的目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想到三十年代在上海又受到了自称左派们的文人墨客的百般侮辱，这种复仇的怒火始终在她的心头燃烧着，
只是苦于没有爆发的机会。
到了延安后，她得到了毛泽东的爱情，成为中国共产党首脑的第一夫人。这个名誉和地位，随着毛泽东的权力的增长而日益膨胀着。曾几何时，她要满足她母亲的愿望，成为人上人；她要脱离贫苦的生活而过得舒服且自由；她抛头露面要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一切，她都实现了，只有一条，即她复仇的怒火一直在她胸中藏匿着，压抑着。新恨旧仇，给了她无穷的力量。这时，她才真正明白了，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一是信仰，二是复仇。
每当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她就寻找报复的幻想成为现实的方法。她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想象中组织复仇的行动，她完全陶醉在她编织的这种推理之中。终于，她的这一埋藏在心中多少年的怒火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熊熊烈火，她梦寐以求的推理竟然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奇迹吗？
她甚至坚信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她办不到的事情。是的，她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但是，今天这一切，统统丧失掉了。她几乎是在一个夜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就像做梦一样。
现在，华国锋们以超乎寻常的规模宣传起杨开慧来，好像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她这个妻子似的，岂不是笨拙到了极点吗？
“毛主席早就讨厌上你了，连住都和你不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值得吹牛的呢？你多年来一直是反对毛主席的，你才真正是埋藏在毛主席身旁的定时炸弹。”那天，她和专案组的一个人吵起来后，连他都是这样说。可见要揭示历史的真相，是多么的艰难！江青这样想。
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笑话。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她实际上是在协助主席领导全党的工作。”三十七年前，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曾经这样向从前线赶来参加中央会议的人们说。
连王明也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是最贴切的语言来赞美江青和毛泽东。
但是，江青有她的基本信念。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个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消灭党内的孟什维克等等，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像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泽东警觉地问，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中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两年了，连柯庆施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同志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中唯一见过列宁的同志，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泽东立刻通知康生前来，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说：“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手抓的，少奇同志也插过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和肃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要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会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给我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亲自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这样才能弄清是非。”
康生从苏联回国后，对毛泽东十分尊敬，他多次在会议上当着王明的面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还不是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整个的红军力量。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再也不要违反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所以，毛泽东说了柯庆施的事情后，他马上去找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柯庆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监狱，就去找毛泽东，见了江青双泪长流，一个劲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黄泉之路了。”
毛泽东说：“要谢你就谢江青同志，是他向我报告了你的问题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起的作用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我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示我内心的话，还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吧。”是的，从这时起，柯庆施就开始紧紧地和江青联系上了。
柯庆施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在华北局的问题后，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详细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你先要学习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接着，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给康生等有关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专门说：“肃反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建议这几句话在防奸杂志上刊登，以让全党知晓。”
审讯中，江青多次向专案人员讲这件事，她撇着嘴说：“延安整风和肃反、抢救失足者的过程中，有人还把矛头指向我，要清查我的历史。我的历史是鲜红的，我在三十年代的影剧界所从事的活动和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极少数的别有用心者想把水故意搅混，说我是什么叛徒，写了自首书，就像刘少奇和彭真等人那样，把柯庆施这样的清白人说成是特务，其实是掩盖类似薄一波这样的问题。这可是白纸黑字，谁也赖不掉！你们把肃反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全部地推在康生一个人头上，符合事实吗？他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就像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强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一样，好像我成了无所不能的神，而你们这些自称立了盖世之功的人岂不是我江某人手中的玩物了吗？”
“你江青在历史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自有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可以作证，你还想瞒天过海是不行的。到现在你还这样地美化自己。实际上继续攻击党中央，是想翻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企图是绝对实现不了的，我们倒是希望你好好看看毛主席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或许对你还是有用的。”
审讯人的话还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就变了。
“江某人看什么，用不着你们来指教。”江青用鼻子哼了一声，大声地说：“我江某就从来没有承认过你们的案子，我当然要翻。我是言行一致的，我可不像某些口是心非的人，嘴上说是永不翻案，其实一到时机他就撕毁了他亲笔写下的东西。这种言而无信的人，能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你们说我这不好那不对，但是，我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毛主席都采纳和听取了，难道毛主席还不如你们聪明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妄加评说毛主席呢？现在冒出来那么多的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为什么不听他们的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江青说这话的时候，连有的审讯人员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是的，在延安的时候，江青和毛泽东之间是配合得很好的。但这并不等于夫妻之间没有口舌之争，而是双方都能很好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走走走，到外边打打篮球、玩玩射击比赛去，这对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江青看得出，毛泽东不想改变他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她每次邀请他出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都免不了费一些口舌。当毛泽东看书和写累了，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江青两手搭在椅子上，劝他出去锻炼。
毛泽东一使劲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
江青很高兴地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她想把他引导到操场和人多的地方去走走，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曾经使很多的中央领导人为此羡慕。江青漂亮，身体干练，行动敏捷，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子和紧抿的嘴唇，使她五官端正、线条分明的脸显得十分庄重。毛泽东的动作却威武有力，往往站在那儿，都会给人以力量感，谁都会注意这个不平凡的人。江青则学会了骑马、射击，处处使人觉得她像个英飒女将。对此，江青自豪不已。
“主席，你为什么不爱好打球、下棋、马术呢？”
“各人的爱好不同，这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不能强求啊。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德和毛泽东了吗？我看，我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党的主席嘛。”江青咯咯地笑了。
江青经常地在毛泽东面前汇报一些她认为值得注意的情况，以便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您看，在一九四三年初召开的太行分局高干会上，彭德怀和小平他们提出的‘民主建政’是中心环节的说法不好嘛。他们要实行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策，是同我们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是相对立的。还有，在抗日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彭德怀这位武将却在《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讲话中、宣传什么‘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我们要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助、互敬。这是什么话？”江青对毛泽东说。
“放屁之言！”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爱争出风头，也不管是不是应该他出来讲这个话，老毛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不感兴趣，就是热衷于孔孟之道，一个武夫，偏偏想搞点文的，所以就雇佣几个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说八道。”
偏偏到这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继续宣传这个观点。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学习这篇东西的文章。
江青看后，冷笑地对毛泽东说：“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鼓吹的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你替我起草一个东西，批评他的那套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他的那些谬论，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们的同志麻痹大意，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这回，江青写得飞快，一篇体现着毛泽东意图的信送到了毛泽东面前：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去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也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看后，稍作修改后，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时间：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老毛就是事情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要是这样下去，谁还敢讲话？既然国民党天天骂我们不讲人性，我们自己讲点符合人情味的话，又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彭德怀到了延安，专门找毛泽东汇报此事。江青告诉他：“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的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希望你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很不耐烦地说：“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吗？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了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气得江青满脸通红，她耐着性子说：“好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你以后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说完，扬长而去。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讲：“对彭德怀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在四三年给他的信中，用深刻的唯物史观的分析，用无产阶级对于当时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的观点，尖锐地批判了他的错误。但是，彭德怀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观点。相反地，他所领导的《新华日报》还擅自对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观点的话和部分加以删削和篡改。他的错误后来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这一套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支持的结果。不过，在毛主席批评彭德怀以后，邓小平是承认了他的错误的。他在太行分局的会议上说：‘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这也算他还有点觉悟吧。”
江青还想起当年在延安的时候，邓小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锄奸反特务斗争》的文章，他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悯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挽救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对江青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表示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这些人都吞下去。”
江青对他点点头：“好的，你这个意见很重要，我一定要转告主席，让他注意这些问题。”
康生还说：“王明同志在医院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着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太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能办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顶的时候，你就狠狠地碰他几下，不要让他看到我们手中没有掌握他的关键问题。”
这是毛泽东让她代表自己第一次和王明打交道。江青决定要表现得非常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
果然，王明见是江青代表毛泽东来看自己，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背朝着江青，沏了一环茶，放到身边的茶几上，自己才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江青说：“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的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的。”江青话中有话地说：
“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决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所以我对主席是完全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也很高。”江青说，“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同志。全党都希望我们这一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的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是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团结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应该是正人君子吧。”
王明仰靠在椅子里，没有动弹，只是翻起眼皮瞅了她一眼，说：“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也是尊重的，毕竟是他把这支最后的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帐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说：“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帐，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特别是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个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你说不是这样吗？”
王明垂下眼睑，结实而宽阔的脸盘上掠过一丝不快。他的左手在太师椅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环顾了一下屋子里的摆设，换了话题说：“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还是今天这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仄着脑袋问道：“这话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从来讨厌两面派的人。当年张国焘也用同样的话吹捧过我，可是后来他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着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要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的人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呢？”江青有意地停顿了一下，眼睛盯了王明一会儿：“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他只得点点头说：“对，很对，看来这一次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嘛，不过这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说：“这话就说得有点过份了，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呢？主席常说他自己是个土包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吧。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从苏联来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呀。”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换了一个姿势站了起来，有些神秘地对江青说：“有句话我要请你转告老毛同志，那就是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对狗都不忠诚的人，老毛要是跟上他，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打个怔，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问道：“你说的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吞吞吐吐地说：“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如果说老毛对我的话都有所不相信的话，这句话还是请他多作考虑。”
江青回来后，向毛泽东如实地汇报了王明和她谈话的全部情况。在讲到王明说康生的那句话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地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通过你来反对康生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事已到此，江青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她和康生、柯庆施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和文革中，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
江青在狱中对审讯人员说：“你们这样对待我，岂不是要全面地翻历史的案吗？这样也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吗？这和你们口口声声要讲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你们还是还其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吧。”
她讲这番话的时候，无疑是怀着巨大的苦衷的。
第十九章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曾发誓：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七大时，毛泽东亲自做工作，要代表选王明、李立三、博古等人当中央委员，江青自言自语，“现在哪里还有毛主席这样的人呢？”
1949年元旦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问监管人员要了几次纸，他们都没有答复。直到江青发了火后，他们最后才可怜兮兮地拿来两张白纸。江青把刚刚到手的纸张往床上一摔，大声骂道：“他们这么怕我写东西，无非是心中有鬼，害怕历史和人民将来了解了情况，和他们算总账嘛。你们在报上登了这么多的造谣诬蔑，而我江某人还没有说一句话，你们的民主、自由在哪里？完全是骗人嘛！”
这时，那个给她送纸的监管人员正走到门口，听到江青的叫骂，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要是其他的犯人，她早就把她拖到禁闭室戴上刑具了。但是对江青，她们还是留了情面的。不管是怎么一回事，她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她是特殊犯人，反正她从进入秦城监狱以来，从上到下的领导人，她都骂遍了。
绝大多数的时候，监管人员从镜子里偷偷地监视着她，对她的叫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江青也有骂累了的时候，她自己坐到床上去，然后把纸再拿起来，继续她的构思。
她想写几首诗词，以记叙她被捕以来的感想和遭遇。但是狱头奉上司之命，纸和笔都牢牢地控制着，使她根本无法随心所欲。有好多次的机会，她的情绪和努力都被这伙害人虫们给破坏了。他妈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连国民党的监狱都不如。江青心里骂道。
当她发现有人从监视孔里看她时，她把头扭了过去，她不想让他们看到她的本相。
刚进来的时候，她常常失眠。现在似乎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近来她的毛病又犯了。半夜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她坐在床头，对着昏暗的灯光，呆呆地向房间里看上一圈。她擦去额头的冷汗，觉得那股不祥之兆仍然笼罩着她，就像鬼影似的怎么也甩不掉。
她想起了当年革命先烈写的一些不朽的名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的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让我开口……”
这些革命的名句，多么鼓舞人心啊！可惜，自己现在没有这样的境域。
如果有朝一日，自己重获自由，把自己在监狱里写的东西公布出来，那该是一种多么光荣的写照。毛泽东曾经为自己所摄的庐山仙人洞题诗时，写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自己目前的遭遇，是一种多么危险的境地啊！这可真是够惊够险了，这也正是自己表现一个最崇高、最伟大、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时刻呀！
到了这时，江青自我感觉是非常的良好。
每到提审的时候，或者叫她出去的那一刻，江青总要把头发梳得光溜溜，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她要在任何人面前，表现出她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管别人说什么，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那些庸人们的批判和嚷叫，全当是狼嚎鬼叫……
这是江青此时此刻的真实写照。
“什么时候叫我上批判大会？开他个十万人的大会才好呢。我很想见见群众。”
“这时候见群众，你就不怕人民把你打死。”
“我可是从来不怕人民的，我坚信人民是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的。”
“可你并代表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人民的罪人。”
这话在空旷的房间里，就像一声响雷。但是，江青却纹丝不动。
“我没有什么罪，我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有罪的是他们，他们才是真正应该进入这个地方的。监狱是关反革命、反毛泽东同志的坏蛋的，不是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把我弄到这里来，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颠倒。这种历史的颠倒总有一天会再颠倒过来的。”江青慢条斯理地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顾一切了。她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接受这个局面的，在她面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此外是没有另外的选择的。
“算了吧，像你这个样子还想卷土重来，你看看你们当中哪一个是块成功领袖的料？中国是一个讲究真才实学的国家，没有资格或本事别想在最高层站住脚。”
江青瞪了他们一眼，但也不得不承认眼前的现实。她沉思下来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我这次倒霉，肯定是听了什么教授的那句鬼话，要不是那次夜闯定陵，也许……”她急忙收了口，因为意识到自己矢口了。
那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也就是她和林彪、陈伯达、黄永胜等人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候。表面上他们之间客客气气，问长问短，骨子里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张春桥多次和江青说：“九届三中全会如果不把林彪的问题摆出来，他还可以欺骗全党，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乱子。我已和主席商量过，九届三中全会要增补你进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增补为党中央副主席，还有……”
“其他人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你要增补为副主席，起码也要成为政治局常委。”江青说：“这场斗争关系到我们将来的命运和前途，不可不放在第一位啊，”她显得不好意思地问道：“当你建议我进常委的时候，主席没有表示意见吗？”
张春桥说：“主席没有说话，但是我看那个表情是同意的，只是需要我们做工作就是了。”
那几天，江青的神经整天整夜都处于高度的兴奋和紧张之中。她为林彪和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活动而感到颤栗。一旦他林彪要掌握大权，那我们可真要成为阶下囚了。同时，她也为他们目前的处境而兴奋不已。一个回合下来。陈伯达被隔离反省，林彪的其他干将纷纷检查，他们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了。只要毛泽东从南方回来，九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张春桥成为增补的副主席，那林彪的权力就大大地受到牵制了，说不定自己……
这时，请来帮她读中国历史书的一位教授在和她谈话时说：“江青同志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杰出的女性。我看你还会在中国的未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江青一听这话喜上眉梢，但是嘴里却说：“唉，我也难着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政治上的事情，并不是那么顺手呀。有人总是在算计我……”
后来，林彪一家乘飞机逃往苏联，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落了个暴死荒丘的下场。
江青得意地说：“看看，这充分说明了，谁要是反对我们的毛主席呀，是没有好结果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谁要是再走林彪的路，同样是这个下场。”
她当然没想到，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自己就被华国锋逮捕，送进了囚笼，真应了张春桥所说的那句“身后不利”的话。当时她还幻想这只是暂时的局面，目前看来这种盼望很可能要破灭了。特别是邓小平让华国锋解放出来后，这只“归山虎”，几乎得到了全国上下曾在各个运动中受过批、挨过斗的所有被打倒的那股势力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这种后果，可是她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江青有时想起这件事，就归咎于此。尽管她自己也不是那么相信这一点，但是闲极无聊的时候，这种念头不住地浮现出来。迷信也好，唯心论也罢，反正事实就是如此。一位哲人说过：“神鬼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不必强求。”江青也只好作罢。
她记得毛泽东刚刚和她结婚的时候，就对她说：“我们俩，今后谁也不要离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了。我和开慧、子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不会永远的，只是暂时的夫妻。自从和你认识后，我就感觉到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离不开你了。”她当时多少有点撒娇地让毛泽东发誓，毛泽东果然当着她的面发了誓。
这一切，恍惚还在眼前。
一九四三年底，延安评剧院排演了一出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还没上演，胡乔木就对剧团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彭真看了排练，也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这出戏的编剧找到江青，反映了这个情况，江青很关心这件事，马上去剧院看了戏。她很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帮你们修改一下吧。”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然后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果然像江青所说，对这个戏的主题很感兴趣，不但看了剧本，而且也动手修改了剧本。延安评剧院根据新的剧本重新作了排演，彭真、胡乔木等人看了还是不同意演。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懂得个屁！舞台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情。如果演戏变成了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看了延安评剧院的《逼上梁山》后，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深夜亲自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让江青整整齐齐抄出来，交给剧院的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泽东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当成一件大事来对待的，她不容任何人对毛泽东的指示或思想有任何的违背或不同的表示，因而引发了许许多多的所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件。
就以《逼上梁山》为例，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见样板戏剧团的时候，多次说：“大家应当反复学习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这封信实际上指明了戏剧革命的方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但是，自从毛主席发出关于《逼上梁山》的指示后，围绕着这个剧目，一直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企图扼杀《逼上梁山》。他们始则篡改毛主席亲自审阅的剧本；继而封锁毛主席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指示；然后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又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他们还一再要在剧目中把‘逼上梁山’砍掉；最后还发展到策划公开批判《逼上梁山》，说这出戏是‘漏网之鱼’。他们这样干，就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为了扼杀戏剧改革运动，就是为了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霸占我们的戏剧舞台，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造舆论。”
一位历史的观察家对此说：“本来是一件小事，放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就变成了整倒对手的武器，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悲剧。”江青听到汇报后，不屑一顾地说：“他们说的是屁话，根本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实质。本来已经分清的是非，让有些人随着把那批老人解放出来，又搞糊涂了。解放干部并不是说我们错了，而是让他们在实践中继续改正错误，给他们一条出路。现在搞成了这个样子，究竟谁应该负这个责？”
当时，没有任何人回答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该由她自己来思考这些事情了。
一次，江青当着监管人员的面，打开《毛泽东选集》的封面，对着毛泽东的相片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执行你的指示了，只有我还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是和你在一起的。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当年的成千成万的人都像在演戏一样，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个都不见了。只有我是始终如一的。这是革命的气节，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在和专案组打交道的时候，江青提起了战争年代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收不住尾：
“你们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在迫害彭德怀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彭德怀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批判他了。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之前，中央召开了华北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集中力量批评和解决彭德怀在华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彭德怀对此是怀恨在心的，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十五天还不行吗？’这说明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是要报复的。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决定不让彭德怀再回前线工作，但是还让他当党中央军委参谋长，他对党中央的决定同样是不满的，对工作消极怠工。有一次人们说他吃胖了，他说：‘坐在延安，像猪一样地吃，怎么能不胖！’实际上，他是在含沙射影地骂人。他决不是在骂他自己。”
“你不要讲那么多题外的话，还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主体讲一讲你的问题和错误，难道你就一点错误也没有吗？我们听了还是这么多的话，就是听不到你作一点点的自我批评。”
“现在还不是我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江青说：“假如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可能会作自我批评，假如我还没有被捕，我也可能会作自我批评。或者说，你们还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还会作自我批评。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们已经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我同样认为华国锋等人已经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再作自我批评，已经是多余的了。我除了为真理辩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辩护，再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你难道不知道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吗？”
江青冷笑一声：“那是毛主席的政策，也只有毛主席会有那样的度量和勇气。你这个小人物不明事理，太书生气十足。你可以去问问老华、老邓，他们敢这样吗？他们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不剩地统统打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一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替他们吹牛，他们可不会听你的半句。他们从宽的是他们所包庇的那伙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请原谅我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因为这都是毛主席的东西，我当然要用。”
“你是不是就不考虑你出去继续工作了？”
江青吃惊地说：“我不知道是他们在骗你，还是你在欺骗我。我可是绝对不会上这种当的。可以说，他们的路线不改变，或者政局不发生变化，他们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其道理很简单，他们害怕我，害怕真理，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怕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对生活会失去信心，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和他们坚决斗争。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如果你们还想实践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过的话，我只希望你们跟邓小平捎句话，让他像毛主席对待他那样来对待我就行了。谢谢，我已经累了，该休息了。”
回到监所，江青并没有休息，今天她可是一点都不累，她的整个神经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审讯员在她临走的时候，送给她一份材料，建议她仔细地看一看。
在这里，最大的贫乏就是看不到各种材料和文件，以致她很难准确地判断国内国际的形势。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那份很不及时、时有时无的《人民日报》。而这样的报纸，她自己很清楚，那是很不那么准确的，除了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外，其余的都要加以限制和封锁。而她偏偏是对限制和封锁的那些东西还感兴趣，千篇一律的文字她是根本不看的。不过在这里，这些东西也不是及时的，所以这些也显得宝贵了。
那份材料是八十五岁的梁漱溟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字字句句如一连串的电火和炸雷，以致江青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
“……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在旧中国，蒋介石就只靠人治，一切问题由他一个人主宰。进了新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按说有了人民的宪法，应该搞法制了吧。毛泽东后来变换了一个形式，主要也是靠人治。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年来，其宪法已成为最高权威，人人都遵守宪法呢？回答是否定的。就说大家所诉说的文革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这样做……
“时至今日，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因而也是最有本钱搞人治的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有，也许永远不会有。在未来中国，即使有人想搞人治，也不会那么容易，困难将会大得多……兴许还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搞人治，但我可以断言：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毛主席晚年的悲剧，难道还不足使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清醒、再清醒吗？”
江青对梁漱溟的印象不深，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她是知道的：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人家交待清楚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都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毛泽东狠狠地挖苦他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
现在，这个人也出来了，都出来了。所有毛泽东反对过的人统统出来了，就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人出不来，岂但出不来，简直是要斩草除根，一网打尽。
这就是当前的事实。江青这样恶狠狠地想道。“都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就在临她被捕的一个星期前，她对着华国锋骂道。当时，华国锋还说：“你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眼前的这些，究竟又刺痛了谁的心呢？江青几次提出要见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就是不敢来见她，这只能用心虚来解释。江青这样想。
江青又想起了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些日子里……
“江青呵，到了开党的七大的时候，你也要做工作，一定要保证王明、博古、李立三和王稼祥这些人选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他们落选了，这个会就是一个失败的会，分裂的会，很不成功的会。”毛泽东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是很严肃且十分庄重的，一点都没有往常那种幽默和风趣。
江青说：“别人，我估计问题不大，王明可就不敢肯定了。他的对立面很多，而且一直是反对你的。相当多数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让他们选择的话，没有多少人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毛泽东微微笑道：“历史上反对我的人很多，如果都不选，就没有多少人了。有人盼望的就是我来个一言堂或者是一人党，这是不得人心的做法。王明过去反对我，但是他的影响很大，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利多害少。再说，反对我的人中，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进来可以听听多种意见，这样好处大得很那。王明这种人留在党内也造不起反来，蒋介石来可就不一样了。”
江青聪明得很，马上就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这毕竟是毛泽东加入中共以来第一次完全按照他的理想和由他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的激动和重视是可想而知的。
江青看到大厅内的主席台正中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台上的五把木制椅上，依次坐着大会主席团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主席台顶端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标志着这次会议的宗旨。
当她看见王明和李立三的时候，特意热情地对他们说：“润之让我转告你们，他坚决支持你们竞选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他是要投你们一票的。他说了，都是老中央领导了，团结在一起有多好呀。他不赞成有些人搞的小团伙。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不相信那种纯而又纯的做法。”
李立三很感动地说：“有毛泽东的这番好意，我就是落选了我也是高兴的。”
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亲自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但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写上，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说：“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但是，当他主张还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但能够重新坚决革命的，也可以选为中央委员”时，康生、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坚决反对，没有写上。
六月九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到代表中继续做工作，让大家选举王明、李立三、博古等人。这天的会议过程中，他始终坐在会上听唱票，等到这几个人的选票过了半数时，才松了一口气。他喝了口水说：“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历史上哪里有孤家寡人能成功的例证呢？”
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邓小平成为中央委员。江青认为，这是他们坚决反对王明、拥护毛泽东的结果。因为毛泽东那时的威信，已经到了建党以来的最高峰。任何想在党内攀居高位的人，没有他的点头是不可能的。
监狱外的一声吆喝，江青从当年回到了现在，她哼了一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哪里还有毛主席这样的人呢？他们捞权，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样的人掌权，怎么会容得下像我这样的革命家呢？”
第二十章
江青目瞪口呆地看着邓小平复出后所打的政治式的“太极拳”，她说：华国锋迟早也是汪东兴的下场，你信不信。战争年代，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
江青1951年在无锡农村犁田
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当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审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意见时，华国锋才同意让中央书记处讨论并拿出一个方案。他忧心忡忡地说：“能把林彪和江青当战犯对待吗？我们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对彭德怀或其他党内的反对派们都没有这样处理过，单单对林彪、江青用这种手段，历史上能够站得住脚吗？”
邓小平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国家正在由人治到法制的过渡，我们这一代手里如果不完成这个历史的转变，还要交给后代们去完成吗？这就太对不起后代们了。对林彪和江青进行审判，就是这个过渡的第一步。我们要给后代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华国锋还是不放心地说：“这个问题要慎重地考虑，因为公开审判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江青这个集团，他们的事情大量地要涉及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态度。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我看还是先让大家讨论一下吧。”
这时的华国锋，虽然还是身兼数职，但他的权力已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共“十一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已经发生了结构上的很大变化。由于邓小平巧妙地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中国从舆论到权力的核心都在不知不觉的自然中进行着一场根本性的改革。
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后，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事实上就控制了中央的决定权。他完全把那位一年多前还在他手下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当作了木偶，政治式的“太极拳”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睁着眼睛钻进了邓小平布置的“天门阵”里。邓小平首先从解放知识分子作为突破口，推倒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张春桥组织制定的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的“两个估计”，他用激动人心的语言说：“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教育黑线怎么能专了我们的政？不符合事实么。”于是，知识界一片欢腾。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邓小平提议把胡耀邦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从组织上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平反昭雪的党员和干部到处称邓小平为“邓青天”，他赢得了人心和党心后，又开始了下一个部署，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央下达批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这一措施，使从建国不久长期实行的打击对象，一下子取消了五分之一。紧接着，邓小平又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全部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一律称为农业劳动者。这下，举国一片“太平景象”。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胡耀邦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后，邓小平推波助澜，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理论和思想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枷锁，为他首先在中央动“政治大手术”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半年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虚晃一枪，提出“今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要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口号和方案，实际上他思维的重点是在政治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平反内容，被紧接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这就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六十一个叛徒案件”等一系列问题。全会还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临时采取措施，增补黄克诚、胡乔木等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即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设立秘书长并由胡耀邦担任，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于是，一场举国举世瞩目的拨乱反正的活动，有声有色地拉开了帷幕。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并同意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所谓的‘一月风暴’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是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下，伙同王洪文在打倒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后，直接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政权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必须全面地予以否定。同时为陈丕显、曹荻秋和与此有关的一切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二月六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三个报刊彻底平反。决定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一伙借批判‘三家村’之名，行打倒北京市委之实，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经中央批准，现决定为‘三家村’事件彻底平反，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为彭真平反，中央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所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都属诬蔑不实之词，现在于以推倒，恢复彭真同志的名誉和有关的职务。”
二月二十八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一大错案进行公开的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的十七年来，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的人一律彻底平反。”与此同时，《解放军报》也报道了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的消息。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薄一波等为中央委员。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邓小平似乎是在和什么人抢时间，政治变革的进程大大加快。他在斗争策略上得心应手，所有的反对派几乎是不堪一击地步步后退。华国锋这个所谓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政治观察家说他“几乎是天天在自打嘴巴”，他的无能和愚昧在邓小平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面前更显得滑稽可笑，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谁也不再把他放在眼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是用小时来计算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并经实践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十一人为书记。这次全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了有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决定……
江青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到这些的。尽管有些是在她的预料之中，但她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
监管人员从窥望洞里看到江青长时间的盯着报纸发怔，发呆，不住地擦着额头的汗珠。但是，这个女人不愧是在毛泽东身边呆了几十年的政治家，尽管她内心紧张、恐惧、焦躁不安，可是一旦有人出现在她的面前，她马上恢复了镇静，双手一背，脸上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好像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她是一副看破“政治红尘”的模样。
说老实话，江青一时也作不出如何是好的准确判断。她的思绪每到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都要陷入一种复杂的矛盾和苦恼之中。这种苦恼和过去的事情都有所不同。华国锋刚上台时，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不断地伪造着毛泽东的所谓指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所以那是一种辨不清是与非的苦恼，苦得叫人受不住，完全是黄连般的苦。现在好了，谁是真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谁是真正的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完全一清二楚了。所以，这一次的苦里还掺了点糖，还有一丝的甜味儿。这种微妙的心理，江青还有她自己的解释。
“江青，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这是你要问，还是当局交给你的任务？要是你要问，我可以随便谈一谈。要是当局要你来试探我，对不起，我无可奉告。”江青永远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架式。
“我们是随便聊，没有任何人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也不会向任何人作什么汇报。”
江青微微笑道：“其实，我并不是害怕你们汇报。怕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也是毛泽东的老婆，这个历史事实他们能改变了吗？你看看，这么多的人物平反，都归咎于什么林彪、‘四人帮’，有头脑的人谁都会知道，这就叫掩耳盗铃。他们也知道，许多的事情是毛主席定的，偏偏要扣到江某人的头上，没有比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手段，更为毒辣的事情了。”
江青从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列宁的《怎么办？》来，很庄重地用右手扶了扶她的眼镜，打开其中的一页，指着说：“列宁这样教导我们，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学习马列的著作。你看看列宁讲的这段话多么好：‘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发生了理论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有许多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参加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实际运动胜于纲领一打’，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思想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人家送丧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句话出自他论述哥达纲领的那封信，就在那封信里，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买卖，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江某就是因为有坚定的原则立场，所以受到了如此的迫害。华国锋这个人就没有理论修养，他更没有什么原则立场了。他和汪东兴一样，为了自己的权欲，可以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当破烂卖掉，结果还是会毁了他们自己的。你看吧，华国锋迟早也是汪东兴的下场。你信不信？”
“我们这些人只懂得执行上面的命令，不会也不敢去胡思乱想。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中央让我们马上把华国锋抓起来，我们照样地执行命令。”
江青吃惊地看着他。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培养的那些革命干部吗？原来的汇报和实际的情况差距竟是如此之大。她的目光里，怨和恨交织着，溶化在泪水之中。什么马列主义的理论觉悟，一切的一切，都是空的。别看人们在革命的高潮中，一个个都说得天花乱坠，到了关键时刻，都要变成懦夫。唉，这年头，真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不多了，所以邓小平一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竟然是全国上下都响应。毛泽东思想的信徒们，这时都跑到哪里去了？望着监管人员的背影，她的心头涌上一股苦味。为什么？为什么？人们怎么这么蠢呀！
她和衣躺在床上，可是一点睡意都没有。风从铁窗外吹进来。有些凉，却很清爽。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窗外的一切。透过铁窗看上去，整个世界又像是罩在一张网里。她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原本就生活在一张网里，这是什么网呢？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得好好想一想。
“同志们，邓小平和陶铸都可以批判。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同他们斗，马列主义就不能发展。毛主席的许多文章是在斗争中写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出马克思主义，出毛泽东思想。大家都要批判刘、邓、陶，不断提高斗争水平。”这是陈伯达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接见首都造反派会议上的讲话。不知道他现在还是这种观点吗？
“搞革命，搞什么？就现在来说，主要是批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全国说，他们是最大的坏人。”李富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接见首都工代会全体委员时这样说。他要有知，这些人统统都已平反了，都成了好人了，他又有何感呢？
“现在造反派有个想法，认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都是死老虎了，没什么批的必要了，好像他们都已臭不可闻了。不，其实他们并没有死十是在装死。彭德怀至今还在反扑。邓小平口口声声承认他是反革命，其心里是怎么想得呢？我们不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就不能巩固我们的政权。”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接见首都造反派时的话，又出现在她的耳边。
还有那个戚本禹，可笑极了。他在同一天等张春桥讲完后，以老资格的口吻说：“你们搞几大派，什么谭厚兰、聂元梓、王大宾、蒯大富，走资派他们都要杀你们。什么学部傅崇兰、王恩宇派，他们都杀你们，不管你们什么派。刘邓陶他们念念不忘复辟，复辟了就是百倍的仇恨。所以，你们一定誓死把大批判搞彻底，一定要把刘、邓、陶、彭、罗、陆、杨批倒、批臭。”现在，不知道他们放了他没有？
江青此时此刻，想起了许许多多在当年纷纷起来批判这些人的人，他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政治，就是残酷的斗争。这里面既有胜利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苦。如果把政治作为终生的职业，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经历了痛苦后，会更真切地体会到欢乐的。江青这样安慰自己。
她在这时，想起了毛泽东和她讲过的生与死的那些话……
一九四五年夏季，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继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于五月八日宣布向美、英、苏、法等反法西斯力量无条件投降后，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内阁会议认为，“不管公告的内容如何，都将不予理睬，始终根据既定的根本方针，坚决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奋进。”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一枚原子弹，蘑菇云震撼了整个世界。就在这两天的中间，苏联对日宣战。毛泽东于八月九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毛泽东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中、苏、美、英四国政府。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开完中央会议后，和江青又谈了整整一夜。
“中国人民整整八年抗战，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看来，对反动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军事。这话始终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这个人，和各色各样的人打了一辈子，看来还得继续打下去，打赢了我们统治中国，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打输了我就是战犯，弄不好还得被蒋介石审判。你有这个准备吗？”毛泽东很风趣地问道。
月亮已经偏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这对夫妻之间的谈话却在高潮。
“我没有你说的那个准备，我认为我们不会输，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江青很坚定地说。
毛泽东说：“不准备打败仗的政治家不是好政治家。准备输，才能够避免输的一切条件，而最后不会输。如果根本就不考虑输，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输，这里可有好多的辩证法呢。你跟了我这么几年，也学会指挥战争了吧？今后你要掌管我这里的军事机要，学会指挥打仗。打仗也不难，只要能调动了自己的军队和敌人的军队就行了。不知己知彼，就只有死路一条。”
“为什么要我掌管军事情报？”
“下一步要和老蒋打呀。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大家可是都讲和平建国呢。”
“这是善良人的好心，也是恶人的烟幕。你说，蒋介石会把中国甘心地交给共产党吗？”
“当然不会！”江青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了。
“不但不会，蒋介石还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我们呢。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企图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力量。可惜像彭德怀、朱德这些人不去分析各种政治力量的真实计划和打算，盲目地发动了许多不应该由我们做主力的战争。不然，也许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要更强大一些。”毛泽东说：“你已经经过了七、八年的考验，可以担当更大的责任了。让你参与军事上机要或情报，就是为了更好地保密，更好地对付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你看吧，新的大战很快就会展开的。”
但是，毛泽东和江青谈话的第二天，蒋介石却发来一封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润之，你可千万不能去。”等候了大半夜的江青，一见毛泽东开会回来，迫不及待地告诫他。
毛泽东笑了笑说：“明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把戏，但是我还要陪他玩一玩。究竟谁玩得好，世人将翘首望之。依我看，很可能得去一趟重庆。蒋介石在那里果了八年，我去呆上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今天，他的心情很好，话语里充满着幽默。
江青说：“要去，我陪你一块去，我们生生死死也要在一起。”
毛泽东哈哈大笑道：“我还想让你作压寨夫人呢，怎么能说死呢。我比你的年纪大，要死也是我先死嘛。”接着，他转为正经地说：“我们都不能死，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好不容易胜利了怎么能死呢？我们要让敌人去死。政治说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你下我上的问题。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政治家，就指挥不了战争。我把你留下来，也是为了实现这个计划。”
毛泽东对此是用了心机的。
两天后，毛泽东给蒋介石回了一电：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和你考虑会见的问题。”
江青注意到，毛泽东在电文中，既称蒋介石为委员长，又表现出自己不卑躬的姿态，体现出两党领袖的平等地位，词句非常得体。她看罢文稿后收起道：“周恩来不愧为外交政治家，他的许多主意是很好的，可惜军事上不够火候。朱德也不行。这些年，要不是你以他们的名义发布一些命令和谈话，依靠他们的本事，可就差多了。这次去重庆谈判，我看还是慎重些好。蒋介石这个人，言而无信，他要玩起鸿门宴来，你怎么办？他要派刺客杀害你怎么办？他要让你交出军队、交出地盘，实际上让你投降，你要拒绝他对你实行逮捕怎么办？你离开延安，谁来代理你的职务？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后遗症可就大了。”
说罢，她把蒋介石的电报又取出来，提笔批了几个字：“存档备查”。
毛泽东板着江青的肩头说：“知人莫过夫妻，看来还是我的老婆是真疼我啊！”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派林彪直接奔赴东北，率领陆续出关的，十万大军和五万干部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由林彪任总司令。毛泽东曾和林彪谈话，江青也在座。
“东北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这里既是重工业的基地，又是紧靠苏联的后方。占领了这个地区，就为将来占领全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毛泽东还和往常那样，一边说着话，一边踱着步子，手里夹着烟卷，不时地吸上一口。“从全国的条件来说，那里的形势比其他地区要好一些。我看，只有你才能把那里的党、政、军、民都统率起来。下一步怎么打，你要有个全盘计划。要立足于打，非打不可。我同江青同志谈过，她已经对军事很感兴趣了。”
江青插话说：“林彪是你的一员大将，他对你的思想是吃得最透的。”
林彪点点头：“我佩服主席的决策，对主席的命令我是无条件地执行的。”
“也要用脑子，这点你比其他人要强得多。蒋介石邀请我去重庆谈判，我是准备去的。上一次他邀请我，我也有心去一遭，恩来劝阻我，才让你替我冒了一次险。这回的险，看来是没有合适的人代替我了。不过，我看蒋介石也不敢怎么样，关键就在于你这个主战派。你们越是坚决主张打，打得越狠，我在重庆就会越安全。这点，我也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讲明了。”毛泽东这样说。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其中的言词显得非常恳切：
“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我！特再驰雷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江青看了蒋介石的电报，对毛泽东说：“你先别急着表态，让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谈谈他们的看法。这也是体现各种人目的好机会。”
刘少奇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看还是你去较好，家里留一个可靠的同志临时负全责，以应付突然事件。如果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也会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回击蒋介石。”
“这个人，就非你莫属了。”
刘少奇说：“我会坚决按照你的意思办的。”
江青说：“即使主席要亲自赴重庆，也需要派周恩来先去打前站。”
毛泽东拍拍江青的肩头，又指指熟睡中的女儿，显得很幽默地对刘少奇说：“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她母女就交给你老弟了。”
刘少奇回答得很慷慨：“请主席放心，有我在，就有江青同志和李讷在。就是牺牲我，也会保护好她们母女的。”
毛泽东说：“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这对她是一个锻炼，同时也是培养党的妇女干部。有人说她如何如何，都是闲言闲语。不错，她参加革命后从事过舞台生涯，这难道就不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了吗？国民党利用此造谣污蔑尚可理解，我们的同志说长道短就不可理解了。”
“有些人是处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少奇也愤愤然地说：“实际上，从江青同志一九三八年调到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后，就参与了党的军事机要，这点我会和其他同志讲清楚的。”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替毛泽东给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图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于是，八月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会议同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毛泽东严肃地说：“这样，一旦鄙人惨遭不测，有你们几位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也是你们受命于关键时刻，立足于大战之中的使命。”
回来以后，江青稍有担忧地说：“我看中央里，起码有一两个人是盼望你回不来的。”毛泽东说：“这样好，这样才可以使我更好地准备下一篇文章的布局嘛。”
八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第三次给毛泽东来电，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前，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贵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毛泽东回来和江青说：“看来这一趟是非去不可了。斯大林也是同意我去的，他怕和美国闹翻了，他还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实际是蒋介石想借苏联来压我们。整个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力量都在看着我毛泽东。我不会扫他们的兴的，去就去，无非是演一场鸿门宴嘛。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演一场替夫报仇的悲剧嘛。反正我已经和他们都讲好了。”
这番话，倒使江青真的掉下了眼泪。
江青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在离开延安到重庆之前的八月二十六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指示，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但是，刘少奇却是一番另一种表现。毛主席刚刚离开延安，他就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快要到来了，这是一个划时期性质的变化。’他是充满对国民党的和平希望的。我对此早有看法。其实，国民党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秘密给他们的军队发下去《剿匪手册》，积极地准备内战。就等蒋介石的一句话了。他们的这套把戏，我对刘少奇当面讲过几次，他很麻木，或者是别有用心。总之，他没有听我的，直到主席亲自下令。”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受蒋介石之命，乘赫尔利大使的专机前来延安，迎接中共谈判代表团毛泽东一行。
当天晚上，毛泽东再和刘少奇等人谈完话后，又和江青谈话。毛泽东抱着小女儿，不住地亲吻她的脸蛋儿。他很庄重地说：“这是我们暂时的分别，不许掉眼泪。要显得高高兴兴，以此说明我们这个党是坚强的、有希望的。我走以后，一旦延安有事，你可以给驻重庆办事处打电报，就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就行了。如果真有病也可以来，反正随时联系就行了。”
第二天中午十二时，毛泽东在欢送的人群中，再一次和江青握手，紧紧拥抱了他的女儿后，向前来送行的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他登上飞机，一切还感到新鲜，不住地往下观望：“怎么看不见延安了？这飞机好快哪。”
江青一直等天上的飞机消失以后才和欢送的人们一道回去。她几乎天天都要向机要电台打听毛泽东到了重庆的情况，不时地询问各个解放区的反映。那时，她果然是以一个女将的姿态出现了。
“为什么主席走了快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回来的意思？”江青多次去找刘少奇，问道：“中央应该采取措施让他快点回来呀？”
“我们已经和重庆联系了，他们说谈判工作多次出现僵局，主席一时还回不来。请你放心，一旦有事，中央会按照主席的安排采取措施的。”
“当时主席要不去就好了。”江青皱着眉头说：“对蒋介石我们又不是不了解。他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出来的。他反共反了一辈子，抗日胜利了，他能容下共产党？我就不信。”
刘少奇说：“这话你就别说了，传出去影响不好。现在毕竟是在国共合作的时期嘛。”
江青看见刘少奇对她没有表示出过多的热情，就起身告辞。她按照毛泽东事先给她的联系方法，给重庆发去电报，要求到重庆看病。“什么病？主席在询问。”江青对机要发报员说：“我牙疼，听说重庆的医疗比较先进，我还是到那里去看看。”随后，机要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可以来，但是不能公开身份，只能是秘密进行她的活动。”
江青带上小女儿乘飞机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抱起小女儿，亲着她说：“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呀，好想我的娃娃啊。”
江青关切地打量着毛泽东的面孔，见他安全无恙，才放心地说：“怎么拖了这么久还定不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扣留起来。我实在不放心你呀。”
毛泽东说：“我也想念着你们母女。可是蒋介石老兄总是节外生枝，使谈判工作不能取得效果，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几乎是在进行着马拉松的比赛。我们来到重庆后，蒋公连起码的准备工作还没有搞，一切都是我们提出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蒋介石是没有什么诚意的。但是，我们还要耐心地往下谈，既然来了，不带回去一点东西，人民是不会满意的。我准备再作一些让步，争取把停战协议定下来。”
江青从口袋里掏出来几份材料，说：“根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不便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来了。”
毛泽东看完后，对她说：“你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也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完病就回去吧。”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他的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也好，你再和他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起草一个文件，给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一下情况。让他们对谈判的过程也有个基本的了解。我这次在重庆，对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也摸透了。美国并不都是帮助老蒋的，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嘛。苏联的同志们也不是一切都好。他们对蒋介石还是报有幻想，总希望拿出个满意的东西来。好，反正我们是两种打算都准备好了，一切看老蒋的诚意吧。”
于是，江青就在重庆留了下来。每天把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选择一些重要的内容秘密地通知着苏联政府。毛泽东听取她的汇报后，说：“对中国的事情，不管是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他们的策略的。我们的事，我们最有发言权，谁也代替不了我们。”
江青默默地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干着交给她的任务。她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里，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细，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第二十一章
重庆谈判期间，江青曾带着女儿飞赴“陪都”。江青说：解放战争，我是唯一留在延安前线的女同志。
江青手稿
江青自从对当前的政局不再抱幻想，心里也就安定下来了。这时，她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同当局斗争，以显示她的革命家的本色。审讯她的人对她的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从江青那闪着狡黠光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在搞恶作剧。她就像关在囚笼里的一只老虎，稍有人动动它就想发作，怒眼环视地朝人们张牙舞爪一番。只是，审她的人一点也不恼，日后见了她，依然是那么一副模样。
一般说来，江青对审讯她的人还是尽可能地采取着克制的态度。有时候，她还显得较为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犯过错误的同志多考虑那个七，我来多考虑那个三。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毛主席的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不能这样，那我是再不会拿上原则作交易的。我就是只能玉碎，决不瓦全。”
“江青，我们可以将中央的政策再一次地告诉你，现在不是考虑你愿意不愿意和中央团结的问题，而是中央要你向人民缴械投降的问题。”
“所以我们之间是再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江青慢慢腾腾地说，“我不想和你们说什么吧，你们是不断地向我提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不回答你们又不行；回答你们吧，简直是对牛弹琴。我也不知道该和你们怎样谈了。”
有时，江青坐在对面的椅子上，长时间地思考什么，对审讯人提出的问题闭而不答。即使回答，也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转来转去，还是她的老一套。
“现在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动不动就自称是什么老革命。别吹牛了，什么老革命，要说功劳，我江某也是劳苦功高。解放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是唯一留在延安前线的女同志，追随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赢得了中国革命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功劳要比他们吹得满天价响的牛皮值钱得多，伟大得多，也利害得多。为什么你们还要对我这样？”
这天，江青听到监管人进来带她出去，就拢了拢头发问道：“是不是又要过堂？”
“是审讯。不是过堂。”监管人员纠正说。
江青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朝着他微笑道：“这和过堂差不多。我当年坐国民党的牢房时，就是这样经常地过堂。可是我始终没有暴露我是共产党，报纸上攻击我是叛徒那是造谣、诬蔑和陷害。这一次，我又是过党内走资派的堂。我感到光荣和骄傲。今天，我倒要请教一下邓小平派来的人，诬蔑现在的这一切，和赫鲁晓夫又有什么不同？”
屋里的人正在说着什么，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大家嘎然而止。
果然，江青一进门，就来了一个深深地鞠躬。然后把那张她保存了很久的《人民日报》举在手里，带有明显挑衅地问道：“今天我要向诸位请教一个问题，邓小平和华国锋已经停止使用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英明口号，那我们现在的国家还叫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不是一回事情呢？”
“今天我们不回答你的问题，我们是让你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我们和你之间的地位，我希望你不要颠倒了。”
江青哼了一声，说：“我连你们现在的政策还没有理解，你们怎么能让我回答什么问题呢？”
“你把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大半打成叛徒、特务和走资派，请问你这是谁的主意？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和谁来研究的？你不要绕着回答，请直截了当地讲。”
江青本来要拒绝回答问题，听到这样的提问，她立刻改变了主意。她端过摆在她面前的那杯水，慢慢地呷了一口，脸颊显得红润了些，她带点得意地说：“我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奉毛主席，还不仅仅是他，而且还有周恩来的指示，审查所有的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的历史问题的。这和你们现在审查我的性质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是奉邓小平的指示来办的，对不对？”
她见没有人正面回答她，就接着说：“党中央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在当时都是人人明白的基本道理。我看你们在座的也都是拥护的吧？凡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执行这个理论。我就是按照这些审查所有中央负责人的档案的，这不叫我把哪一个人打成什么是什么，是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不同，主席是始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在当时八届十中全会就作了规定，只不过你们现在是在翻一切老账罢了。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的。你们知道这个理论基础吗？你们知道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什么吗？”
还是没有任何人回答她。
“你们不讲，好，我来给你们讲讲吧。”江青大大咧咧地说：“首先，毛主席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主席早就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质的。只有正确地划分和区别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我们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审讯她的人员感到不耐烦了，他们实在没有兴趣来听她的这种说教。
但是，江青却越说越来劲：“第二，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思想。”
“你口口声声地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你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究竟是什么？”
“这还用我来回答吗？”江青冷笑道，“眼下的事实究竟是什么，你们还不清楚吗？当然，现在他们的面目虽然已经暴露，但是还有一个发展和认识的阶段，只有到一定的时候，广大的人民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本来，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形势是大好的，正当全党全国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节节胜利的时候，华国锋可耻地背叛了毛主席，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局面。但是我不后悔，我相信，总有一天人民还会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继续这场革命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由于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之间的语言也不同。”
“不！”江青大喝一声，“我们本来是用一个共同的语言的，只是后来你们变了，你们也是背叛了你们原来所讲的一切，使用你们过去所批判的语言，而我江青，你们认为的坏人却恰恰始终如一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毛主席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你江青不用继续美化你自己了，你的历史我们通过审查全部弄清楚了。你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迫害，对一切知情者的迫害，都是令人发指的。你们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夺权。这也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你问的这话，就说明了你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一窍不通。”江青大声说：“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毛主席特别的强调：‘我们同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说老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一切坏人或走资派，并没有采取逮捕或关押的措施，我们是交给了群众，由群众实行专政，你们敢把我交给群众吗？你们到现在还和我们讲平等吗？你们对我们的迫害或残酷斗争还不是一模一样吗？”
“你们把专政的矛头对准党内，对准老干部，这也是毛主席的指示吗？”
江青也气愤起来：“我早就说过，江某在文化大革命和现在从来执行的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说得很清楚，社会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伙人，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他们也就是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权，向我们夺权。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从我们手里夺权吗？这一套毛主席也早就预料到了，只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华国锋。”
“中央认为，是你们这伙人利用了文化大革命……”
江青打断他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依靠我们发动起来的，何谈我们利用？我和毛主席是完全一致的，你们能把我江某和主席分开吗？你们还想硬要把主席和邓小平、刘少奇联系在一起，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你们的苦心能经得起历史的鉴证吗？你们翻开报纸看一看，短短的几年来，你们对江某的攻击变换了多少罪名？经常自打嘴巴，不能自圆其说，说明了你们完完全全是一伙手中无真理，肚里无事实的讼棍！你们骂姚文元是文痞，你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大文痞！”
说到激动处，江青多次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审讯人厉声喝斥她坐下，她才坐下。
话语又说到文化大革命，江青更起劲了：“我们所说的第五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经验。这也是我们的罪状么？你们究竟是在审讯我江某，还是在审讯毛主席！”
“江青，不准你在这里侮辱我们的毛主席。”
江青哈哈地笑了起来。这种笑，笑得很凄惨，像哭一样：“你们还好意思讲维护毛主席，毛主席早就被你们打烂了，你们走的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的路线，是我们批判了整整十年的路线。现在，他们翻过来了，我们失败了。我承认失败，但是，这是暂时的失败！”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长达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美龄号”座机回到延安。提前回来的江青扑上去，拉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你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有了这个协定，我们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毛泽东连连摇头：“纸上的东西还是空的，要把它变成实的，还要进行很大的努力，你们说对不对啊？”他把头转向前来迎接的刘少奇等人，刘少奇、任弼时等人都笑起来。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他住的窑洞里，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向大家汇报了重庆谈判的详细情况。一个星期后，即十月十七日，他又在延安的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此刻的毛泽东，虽然疾病在身，但讲起话来还是音宏声亮：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就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他的主意老早就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他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江青乘着给毛泽东倒水的空儿，悄声地对他说：“你再给大家讲讲前途嘛，将来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同志们都很关心未来的命运呀。”
刘少奇皱了一下眉头，他很不满江青在这种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来这些小动作。
毛泽东话锋一转，讲起了未来的远景，最后他说：“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同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图便宜。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跪在地上。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一个月后，江青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以中共发言人名义的谈话，向全国宣布：“事实上，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双十协定》，调动了一百万蒋军并指挥七十万伪军进攻解放区，内战规模已经日趋扩大。”
江青对毛泽东说：“现在，我可以替你指挥军队打仗了。从你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我就时时在想，总有一天，我也要领兵打仗，我对政治和军事的兴趣越来越大了。”
毛泽东笑着说：“仗是有你打的，我们这里还就是缺乏女将领，你能算一个，当然好啊！”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严重，但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在窑洞的煤油灯下为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百七十多份电文稿。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江青写好后，由毛泽东修改的；有些则是毛泽东口授，江青负责记录的。经医生检查，毛泽东患的是植物神经失调症，中央政治局决定，让他到延安城东柳树店的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进行治疗。这时，毛泽东的一些文件的起草和指示的发出，有相当的一部分就落在江青身上。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准备的是两种命运的决战，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不能由美国来回答，也不能由苏联来回答，更不能由蒋介石来回答，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回答。江青啊，我现在一天到晚睡不着觉，整个命运的前途主要是由我来作文章呢。我的这些助手们严格地说，都是不理想的，很多人是我的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我稍微忽视一下精力，我们的一些同志就要出乱子。很多的问题，我不说话他们是决定不了的。过去，有些同志是看苏联的眼色行事。现在他们看不成了。我们这个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党，已经成熟了。这个成熟的标志主要在于是我毛泽东掌舵。斯大林对我也不是那么满意的，他和蒋介石在那里作交易，我难道看不出来吗？但是，我还是顾全大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是会有个正确的解释的。”
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江青和毛泽东对视着，江青拉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床头。
这时，江青对毛泽东在整个时局中的思路全部掌握了。他实际上是同蒋介石一样的，即都不同意对方与自己坐下来，组成一个什么“联合政府”似的政权，都在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争夺对未来中国的领导权。毛泽东自己也不会同蒋介石讲什么联合，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她想起在重庆的时候，诗人柳亚子向毛泽东要诗，毛泽东把他写的《沁园春·雪》送给了他，这首作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公开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词，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词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始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据说，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这首词，连声骂道：“娘希皮，毛泽东的野心是当皇帝，他连中国历史上的五个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我蒋某人呢。他把他自己比喻成号令天下的英雄，而我呢，只能当他的陪衬。此人不除，心腹大患也。”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辉煌志愿。
“润之，你说，我们能打败蒋介石吗？”
“我有信心。这一步是非这样走不可。”毛泽东说。“你替我起草一个指示，命令各解放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务必牢记：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他们的中心任务。全党必须作持久的打算，把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三大任务搞好，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对东北局来说，要把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一项大的任务抓紧抓好。”
江青飞快地记录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她懂得了自己的丈夫这些话的力量和作用，她盼望着能快点实现丈夫的每一个计划。她也为此而日夜兴奋不已了。她坚信，这一天很快就要来的，是一定会来的。到那个时候，自己又是一个什么地位呢？想到这里时，她脸红了，她担心人们看破她内心的这个秘密。
林彪给毛泽东打来电报，请示新的一年的主要任务时，毛泽东让江青给他回一个电文指示，江青略加思考，起草了稿子，念给毛泽东听：“在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的情况下，你们在东北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方面，毛主席指示你们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大城市，把大城市暂时交给敌人保护，使其背上包袱，兵力分散，便于我军消灭；我军让开大路，转移到松花江和东、西、北满，派大批干部和武装工作团下乡，把正规军的相当部分也分散到地方，发动农民搞土改，闹翻身，并剿灭土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念完后，江青凑到毛泽东的耳边问道：“你看怎么样，可以给林彪发走吗？”
毛泽东点点头说：“可以了。这几年，你的进步不小，对我军的打法和基本原则都很熟悉了，今后就是灵活运用的问题了。这些战略和策略思想，我们很快就会用上的。”
很快，毛泽东的预言就被事实所证明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几个反共的决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毛泽东在协议刚刚签字的时候，就准备破坏了。他压根儿就没有打算执行那个东西，他朝思暮想的是建立他的政权，反对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想建立的正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双十协定》的作废。到了七月十二日，新华社报道，国民党五十万军队在苏皖八百里战场上向解放军进攻，全面内战开始爆发。
同年八月，江青陪着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思·斯特朗时，江青等毛泽东说完后，以最高统帅夫人的语气，说：“美国朋友将会看到，中国人民虽然没有外援，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上我们有农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会打败蒋介石的，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毛泽东暗暗地给江青喝彩：“讲得好，讲得好，这才像个毛泽东夫人，”
江青骑马、打枪、看地图、研究密码、摄影、查看地形，已经成了一把好手。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恢复了健康，更显出他那精神抖擞、谈笑风生的独特个性。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部署歼灭国民党的美式化武装军队上。他的自信、顽强和智慧，集中地表现在策划、调动、安排一场又一场的大战役上。他的情绪，完全感染了江青及其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几乎谁都不怀疑他已胜券在握了。
每天晚上，毛泽东讲军事，讲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国内形势，江青记录。
毛泽东风趣地说：“老蒋仗着兵多，几路进攻，这也想要，那也想夺。好嘛，我们就给他个先甜后苦。你要记住，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进攻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的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
江青极为聪明，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很快就吃透了。有时前线的敌情报告上来，她在旁边帮助毛泽东出主意，被毛泽东所采纳。应该说，江青凭其特殊的身份，已经成为毛泽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得力助手了。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宣布二十四小时之内便有惊人之举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他投入了一百九十三个旅的一百六十万人的兵力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但是，毛泽东声东击西，忽而大踏步后退，忽而出其不意地进攻，以一百二十万的总兵力，打得国军节节败退，共歼灭了六十六个旅七十万余人。毛泽东把歼灭蒋军的任务按旅或团的分配给他的各野战部队，他在会上抽着烟，得意地说：“按照这样的打法和速度，三年左右的时间打败蒋介石是不成问题的。那时，我和他就不是在重庆见面了，而应该在北平见面。我和他的地位要翻个个儿。”
蒋介石总结了教训，改变了打法。他放弃全面进攻采取以山东和陕北两翼为重点的重点进攻。三月十日，他调集胡宗南部主力九个整编师三十四个旅约二十五万人，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其中，以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直接进攻延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不过二万多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对准了延安。每天都有密集的炸弹落到毛泽东的住地附近。
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者们开始了最现实的讨论：解放区的大本营成了最前线，中央怎么办？
毛泽东知道人们的眼睛都在盯着他，拿出了他考虑很久的决策：“为着工作的方便，中央一分为二，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请朱德同志也去。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撤离延安到安全的地方去。我和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线委员会，留在陕北和老蒋打游击，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知道党中央还在陕北。”
决定后，毛泽东的眼睛转向江青：“我看你还是和后委或工作委员会到后方去吧。万一我有意外，我们还可以留得青山嘛。”
江青坚决地说：“我和你要在一起，不管是生还是死，都在一起。”
“可女同志们都走了，你……”
“我偏偏要留下来。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指挥，都需要我。我不能离开你，不能离开前线。”江青倔强地说，“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又不会拖累其他同志，到了后方我还能替你干什么呢？一个共产党员不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自己，还能起到什么带头作用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道：“好，好，到底是江青。你以为我能离开你吗？我不过是试试你有没有胆量和勇气，我就是要你留在我身旁和敌人斗一斗呢。敌人的二十五万人在我的眼里，好像是一群蚂蚁。陕北地方虽小，可地形险要，我们熟悉。陕北人口少，可群众基础好。我要把敌人的主力牢牢地牵紧，好让其他战场的同志们多打他几个歼灭战，这才是我的主意呢。”
周恩来见状，也说：“江青同志在军委多年了，人也精干，可以留在前委继续给你当秘书。”
于是，江青就这样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帮助他指挥歼灭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蒋军。
毛泽东在小小的陕北，和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这时，不管是周恩来，还是任弼时，都得听他的指挥。他率领两万人马绕着山脉走，炉火纯青地用兵，已经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在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实力的时候，勇敢和智慧胜过千军万马。”他对江青这样说。
江青骑马行军的时候，挺胸瞭望，一副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面孔。任弼时有时故意吓唬她：“胡宗南的马队和骑兵可是第一流的，抓住我们的人立刻五马分尸。”江青说：“革命还怕头落地？我早就把生死度外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的老婆可是铁娘子，也算从炮火中闯出来的人呀。”
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率机关的人员往徐家沟。行军途中，毛泽东的汽车遭到飞机的袭击，受了点损伤，但毛泽东等人平安无事。江青叉着腰，指着对面的青化砭说：“那里的地形非常险要，有利于我军隐藏，青化砭又是延安至榆林公路的咽喉，为什么不在那里打一个埋伏呢？”
周恩来拍着巴掌说：“好啊，这个主意非常好。主席，你看要不要给彭德怀同志去个电报，让他布置一下？”毛泽东点点头：“英雄所见略同，就让老彭策划。”
按照这个设想，彭德怀马上布置兵力，于三月二十四日先派一支部队佯攻，把胡宗南的主力牵向延安西北，然后集中所有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待蒋军进入埋伏圈后，突然发起攻击，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蒋军三千余人，活捉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毛泽东指示江青替他写了致彭德怀和习仲动的电文：“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胡宗南吃了亏，急不可待地到处寻找毛泽东和共军主力。毛泽东有时和他们仅仅一山之隔，擦肩而过，胡宗南就是找不见。几次危机关头，毛泽东镇定如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要在这里和敌人兜圈子，直到最后歼灭它。”
毛泽东和胡周旋到四月十四日，又瞅准一个机会，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布下陷阱，全歼胡的整编一百三十五旅，俘虏了旅长麦宗禹及其四千余人。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江青一蹦老高，亲自给毛泽东等人唱了一段京戏。毛泽东让江青誊写了他给各战略区的电报：“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宗南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解决胡军。此一胜利又证明耐心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夺得歼敌机会。”江青也以毛泽东名义发电：“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十分困难。我军自歼敌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人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
毛泽东一边拖着胡军跑，一边盯上了胡宗南的后勤补给基地蟠龙镇。江青看见他一直从地图上给蟠龙镇划圈子，就知道他打上了这一地方的主意。
毛泽东命令西北野战军抽出一个旅在清洞县集结行动，造成欲东渡黄河逃跑和寻找胡军主力决战的假象。当胡军上当倾蟠龙镇主力追击该旅后，原地不动的解放军主力集中优势兵力于五月二日攻打只剩一个团、外加陕北民军第三总队留守的蟠龙镇。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全歼守敌六千七百余人和缴获大批的物资装备。江青又是写报道，又是发贺电，忙得团团转。她连声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说：“大开眼界，大开眼界！这才是了不起的胜利呢。”
六月十日，江青从国民党的中央电台里听到广播：“国军数万劲旅，六月九日从延安向西北扫荡，占领保安、青阳岔、卧牛城等处，到达中共首脑所在地，毛泽东一行正冒雨向北逃窜。又据当地人士透露，共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身负重伤，危在旦夕；共党中央书记任弼时在雨夜逃跑时摔下山沟，粉身碎骨……”哈哈大笑道：“你们听，蒋介石在死鬼作乐呢！”
就在蒋军扬言要“活捉毛泽东”时，毛泽东率领只有八百人的代号为“昆仑支队”的人马，就潜伏在靖边城以南天赐湾一条狭窄的山沟里，和蒋军仅几里之遥，连马嘶人喊的叫声都可以听见，蒋军就是抓不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有好几次，江青为毛泽东的确捏着一把冷汗。
到了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蒋介石亲临延安督战，调兵解救被彭德怀包围了几天的榆林所部，立即撤兵布网沙家店，包围了曾经扬言靠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结束陕北之战的钟松和所属的三十六师。沙家店战役的三天三夜里，江青几乎一直陪着毛泽东坚守指挥部，连他的屋子都顾不上出。
战役一结束，江青立即起草报告，通知全军：“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的一师、三十六师、九十师三个主力师，只刘戡的九十师未遭歼灭性打击。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我西北野战军大反攻的开始。
后来，江青以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口吻，总结这段历史时曾经这样说：
“毛主席在陕北亲自指挥了这一系列重大战役后，在全国各个战场发生了连锁反应。胡宗南大批机动兵力被毛主席拖在北线，后方空虚，使陈赓、谢富治大军得以排山倒海之势，于八月二十三日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面威胁洛阳，牵制了河南的敌人，支援了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南下；西面直逼潼关，威胁胡宗南的老巢西安。”江青说到这里后，话锋一转，沉下脸来说，“这里我还要说一说彭德怀。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上几次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使我军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一时处于不利状态。毛主席在四月五日明确地指出：‘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通后路。’毛主席判断敌人向北进攻是要达到封锁清剿陕北根据地的目的，我军要乘敌在疲劳和饥饿之时歼灭敌人。彭德怀违反了毛主席的意图和命令，指挥军队攻榆林，攻而不破，造成了被动。这时毛主席又发出指示：要变被动为主动，敌人总会有过失的，我们仍应寻找有利战机。最后，找到了敌人援兵一路的三十六师一个旅及师部，全歼此敌于沙家店。按主席指示作战后，我军变被动为主动，由此连战连捷。但几胜之后，彭德怀又违反毛主席的指示，远攻宝鸡，我军又一次吃了打消耗战的亏。”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毛泽东作了历史上称之为“夺取全国胜利行动纲领”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讲话里，还正式提出了最著名的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用江青的话来说：“毛主席在这个讲话里，纠正了刘少奇在土改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方针，这就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扩大土改打击面的错误。’”
和毛泽东一块坚守陕北，留在前线，成了江青最为得意的一笔。
第二十二章
解放战争期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曾参与了一些重大战役的部署工作，因此，她自称：“我是协助毛主席打天下的！”
江青在1964年
江青在监所里和监管人员大吵起来，原因是江青写的一篇答辩文章找不见了。她怀疑是监管人员给她抄走了。“你们侵犯人权。就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也不会不准被告人答辩呀。你们通过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剥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为什么害怕我答辩？可惜我不能和姚文元见面，要是允许我们一块儿研究问题，我们一定能够争取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你们连法西斯都不如！”江青冲着铁窗怒骂道。
但是，不管江青怎样叫骂，监管人员没有一个出来搭理她。他们知道，只要这个特殊的犯人不会越狱逃跑，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想让毛泽东的老婆像末代皇帝那样地认罪服法，那可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她可不像王洪文和姚文元那样简单，他们完全是凭着江青或毛泽东的保护上来的干部，毛泽东归天，江青被捕，他们就完全丧失了赖以发展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低头可真是有掉脑袋的危险。
不知怎的，江青突然想起了《贺后骂殿》这出戏，又想起了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蒋介石弄不来，经常吵闹的故事。但是，不管是宋二世还是蒋介石，都没有对贺后或何香凝这些人采取什么强硬的措施。华国锋、邓小平连他们的半点容人之量都没有。现在她才想起了这一点。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初和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毛泽东对他们说：“依我看，这次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所有参加这个大革命的人能不能进行斗私批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就是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捞一把，所以他们都不能容下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要采取各种方法陷害姚文元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人只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华国锋为什么能够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就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说穿了还不是想当中国的第一把手吗？这就是典型的“私”字作怪。
但是，这些人却一步升天。而自己呢？毛泽东曾经当面对她说：“你的安排问题还是由我死了以后的政治局考虑吧。我不能再次亲手提拔我的老婆。”所以，他死了以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这一次轮到自己来好好地思考这些问题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按说华国锋和邓小平应该给她一定的面子，让她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们觉得不过瘾，非要把她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暴露了他们这样搞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她，而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们不过是指桑骂槐罢了。所以，她听说张春桥从被捕之后，不但不向当局低头，而且每次提审他都故意昂着头，目不斜视，真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们，哪一个敢这样蔑视最高的统治者？只有张春桥是这样。
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底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谈话时就说：“我看，文化大革命的算账派不会少了。这场运动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举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估计本世纪是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后代们去评论吧。”
这位伟人讲这话的时候，在场的每个人谁都没有从最坏处想这个结果。
听得出来，毛泽东对他身后的事情也是底气不足的了。不过，谁也不敢往这一方面去考虑事情的结果。但是，毛泽东生前一直防止和警惕的事情，在他死后的一个月之内完全变成了现实。只不过，替他遭受灾难的是他的老婆和他一手提拔和重用的所谓新生力量。江青这样念叨着。
张春桥曾用最精确的语言总结过这场革命：“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阶级斗争就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定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亿万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冲破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层层枷锁，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坚决粉碎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他们的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极大地强化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同时，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还揪出了一批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和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用毛泽东思想对各个领域内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革命的大扫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使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这一切全部、彻底地落空了，好像作了一个梦。
想到道里，江青感到自己的呼吸都艰难了，实在憋不住了，呼地从床上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她自己都感到声音有点抖。
一九七六年的元旦一过，周恩来就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当他的遗体送进熊熊的火化炉中的时候，一些人痛哭地扑倒在地，张春桥就说：“算了吧，别为个死的再倒下个活的。”
有人听见了破口大骂：“呸，你算个什么东西！周恩来是和我们这个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你们这些臭笔杆子怎么能和周总理相比？”
江青听了很有点吃惊：“我们是和文化大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呀，为什么不能和他相比？毛主席说他一生办了两件事，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等量齐观的呀，为什么人们的看法就如此不一样呢？”
她被捕的时候，曾经问那个抓她的人：“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你得罪的人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中你积怨太深。左一个一小撮，右一个一小撮，加起来成了一大批。人家都把你们恨得咬牙切齿，你们还在那里解放这个，解放那个地搞什么宽大，这不是活活地欺负人吗？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们不倒霉谁倒霉？谁也不敢跟着你们干了！”
江青批评人多，但她自认为自己是个不记仇的人，早把过去的一些事情丢掉在脑后。没有想到别人却一件一件地给她记得非常清楚。这还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吗？
她刚刚被关押起来以后，也曾经哭得很伤心，肩膀一抖一抖地说：“我的命好苦啊，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最后落了这样一个结局，我怎么会甘心呢？”再后来，她反而不哭了。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她的笑话。她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他们展开斗争，这才是她应该干的事情。
她也曾不止一次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但是怎么也想不出自己究竟有什么过错。唉，错就错在不该把邓小平从江西解放到北京来。毛泽东为了树立一个能够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并且改正了错误的人一道工作的形象，把整个革命的成果当作儿戏般地变来变去，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还能不犯错误吗？要说错误，就是自己没有很好地抵制这个错误的决定。邓小平鬼得很，他很会利用毛泽东的心理，抓住他在林彪死后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干部这个空隙，从地下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走他的老路。
这时，不知怎么搞的，她又想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她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时为了打倒蒋介石，毛泽东费了多少心血呀！那时苦苦奋斗的果实，落到了谁的手里了呢？
是的，三十六年前，当蒋介石大规模地向东北派兵，夺取抗日的果实时，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中央指示，命令林彪：“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以来，蒋军在美舰的护送下，由秦皇岛登陆向我东北进犯，你们应该争取时间，以便展开全东北的工作。你们必须紧守山海关，顽强抗击蒋军的进攻，并且立即以锦州为中心，集中主力，布置内线作战，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敌人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严重至相当严重时，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当时，进攻东北的蒋军只有三个军的八万余人，毛泽东认为他们孤军深入，地理不熟，脱离群众，弱点甚多，相比之下，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更优于蒋军，战胜他们是有充分把握的。
但是林彪却强调部队“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加上吃不惯高粱，又无群众的援助，很难集中作战。”导致蒋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气得江青连声埋怨道：“林彪不是能守善战吗？怎么这一次白白地丧失了这么一个好的战机？真是！”
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一面就东北停战问题和毛泽东谈判，一面命令蒋军继续向前推进，企图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四平，进而占领长春和哈尔滨等要点。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蒋军北攻时彻底消灭之。”四月，江青起草电令：“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而要：务使鼓舞士气，集中力量，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以利谈判和将来；控制四平地区要像邯郸战役那样，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全胜。”
毛泽东对江青起草的一些文件，非常满意：“好，就这样，你在军事上的进步是会很快的。”
但是，四平战役打得非常糟糕，江青总结道：“我们在控制四平街地区的作战上，从政治上讲是必要的，战略上也是正确的，在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是有条件取胜的。林彪借口‘在敌继续增兵和进攻的条件下，四平的巩固和夺取长春把握不大’，拒绝执行主席的指示，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完全错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当敌人主力分路向四平集中时，林彪却把我军主力摆在四平及其喇嘛甸一线，进行正面防御，实际上处于挨打的地位。战役中期，敌人疲惫待援时，林彪又把我军的十二个旅的九万多人部署在东起北丰、西至八面城以北约六十公里的战线上，分兵把守，那还能行吗？所以，五月十九日敌人集中主力突破我四平以东的防线，林彪慌忙擅自下令退出四平，而自己又抢先向哈尔滨逃跑，使我军失去了指挥。敌人占领四平后，主席多次指示林彪，要他坚守公主岭、长春时说：‘这样对大局有利’。林彪却于六月一日向中央报告说：‘目前无法集中兵力作战，现在的任务是收容部队，求得整体。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打游击战。’还是主席发火了，于六月五日和六日两天连续命令林彪‘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这才制止住林彪的退却。敌人占领四平后，十天之内前进了二百三十公里，连占我公主岭、长春、德惠、农安等地，使东北我军从此陷入被动达十个月之久。”
毛泽东说：“胜败是兵家常事，这不假。但是，有些已经估计到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例如，我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多次告诉林彪要彻底破坏敌人将要占领和即将占领的铁路，尤其注意破坏四平以南及四平至公主岭的铁路，说这是战胜敌人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但是，林彪不听，连沈阳至四平的铁路也没有破坏，致使敌人在进攻四平时，利用铁路运输迅速向四平前线调集援兵，接济粮弹。在敌北追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军吃了大亏。”
那时，江青就说：“看来，林总也不是常胜将军啊！”
毛泽东说：“军事上就没有什么常胜将军，十战能有六、七战打赢就不错了，八、九战打好那就是伟大的统帅。说百战百胜，那是唬人哩。”
从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以后，延安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里。但是，毛泽东的指挥中心却作了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江青陪着毛泽东离开杨家沟，辗转多处，从五台山进入河北，于四月十三日到了阜平县的城南庄。五月中旬，毛泽东为首的最高指挥部搬到平山县的西柏坡村，然后就在这里开始部署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
这时，蒋介石不断和斯大林联系，并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苏联政府出面调停，和毛泽东再次坐下来谈判，以实现所谓的和平建国。其中的信写得悲悲切切，听起来颇为中肯：“国共应立即停止内争，同心协力共商国事。国家连遭战祸，决不应再起内讧。当今应息事宁人，共同建国为重，决不可再次掀起内战，为害国计民生。若如此，既有愧于祖先，又对不起全国的父老兄弟姊妹……”
斯大林把蒋介石的信转交给中国共产党，让毛泽东决定，同时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即不同意国共继续打下去，主张划江而治，联合建国。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研究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拿给江青看，征询地问：“听听你这位女将的意见，是我们继续打下去，把蒋介石歼灭，还是给他一个喘息的时机。好让他再爬起来打我们呢？”
江青挥起手来，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说：“我主张采取鲁迅的办法，痛打落水狗，决不能给蒋介石半点喘息的时间。斯大林并不了解我们的整个形势，和我们看问题的立场及角度不同，我们不能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坚决打下去。”
毛泽东笑了：“看来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不愿意当那个可怜的东郭先生。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包围着徐州，辽沈、淮海两大战役正在进行，现在轮到我们不理睬他们的时候了。”
江青走到地图跟前，指着东北部分说：“国民党卫立煌集团的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个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而长春已被我军围困两个多月了。按理说，我们已经有了巩固的后方，而且有主力军七十万、地方军三十万，完全可以粉碎敌人的战略上收缩东北兵力、加强南线防御的企图。我的意思是切断北宁线，争取把卫立煌就地歼灭。”
“对，不能让他跑进关来，和傅作义在一起。”毛泽东果断地说。
江青说：“林彪的意思是打长春，认为那里才是敌人的薄弱之处。”
毛泽东说：“林彪在战略上懂得个屁！如果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敌人的弱点。但是敌人正是利用长春这个弱点来牵制我军的，借以掩护沈阳和锦州的敌军以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而锦州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锦州的敌人比长春多，周围有若干据点；攻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支援，敌人也可能从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下锦州，我军就会陷入被动，而且我军由北南下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沿线的敌人，孤立分散，歼灭和攻击取胜有绝对的把握。在北宁线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的敌军来增援，有利于战役的发展，还可以分割华北、东北的两大集团。打下了锦州，就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
江青拍着巴掌说：“太好了，这下，老蒋的资本就算是完了一半，剩下的敌人就好办得多了。”
随后，江青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共给林彪发了七十七份电报，强调必须按照中央军委的意见办。林彪不敢硬性抵抗了，只得照此执行。
事态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发展的。当锦州被人民解放军打下来后，东北的大门被关住了。辽沈战役共歼灭了蒋介石的四十七万兵力，使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毛泽东指挥辽沈决战的同时，又布置好了淮海战役。
江青在毛泽东考虑之前，曾经提醒他：“华东与东北不同，刘峙集团以重兵汇集于徐州附近，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保卫南京。黄百韬兵团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临山东，是刘峙的右翼劲旅。如果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不仅使刘峙失去右臂，也可使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
毛泽东点点她的脑袋：“仗把你越打越精了，和我想得完全一样。好，有进步！”
周恩来听了江青的介绍，右手捏紧拳头使劲挥了一下：“好，主席的决策英明！”
于是，毛泽东在给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本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此，在用兵上，他特意强调：“要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丘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此外，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里，他的用兵也显示独特的战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江青曾问：“为什么不集中重兵攻歼敌一部？”
毛泽东高深莫测地说：“在我有足够兵力的情况下，可以反之而用兵。”
于是，参战部队以此行动，顺利地牵制和阻击了徐州强敌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胜利，进而向西歼灭了黄维、杜聿明等各个集团的敌人。淮海战役，歼灭敌人五十五万多人，超过了原来的计划。
江青对毛泽东说：“现在华北的敌人会以为我们在东北的部队要进行休整，不可能马上进关，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里会作一些逃窜的准备。我想，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跑了。”
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平津决战的方案酝酿好久了。他立即密电林彪：“你们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要休整，火速秘密进关，配合我华北两个兵团，出其不意地包围华北之敌。”
这时，毛泽东给林彪和罗荣桓布置：“现在，唯一的和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他为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下决心命其部队从天津海上南下，又特意命令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的歼灭的部署，还命令山东方面控制要点，防上华北敌人向青岛逃跑。
江青微笑着：“主席用兵如神，这下蒋介石可是进退两难了。稳在华北的敌人已被我们分割开来，几乎陷入了收不拢、逃无路的境地。”
大兵压境之下，华北守将傅作义考虑再三，决定和平起义，使部署了很久的平津战役提前结束。整个这场决战，解放军歼灭和改编了蒋介石的部队共五十二万余人。
江青对毛泽东说：“这下，蒋介石已经穷途末路，没有几天的蹦头了，我们可以考虑建国了吧？定都我看还是北平好。”
毛泽东火了：“这个问题不用你考虑，这是全国各个民主党派的事情，你事先讲这个干什么？现在要考虑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你想作李自成吗？”
“我提这意见又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你发什么火？无非是不采纳吧，我又不想强加于你和其他的党派，你这种态度就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江青也不甘示弱，和毛泽东争吵了几句。
事后，毛泽东把江青叫过来，红着脸说：“我当时情绪不好，发了点火，特意向你检讨，希望你不必计较。大男子主义嘛，多少有那么一点，今后注意。你看怎么样？”
江青也不好意思地说：“我当时也不冷静，本来知道你在考虑问题，就不应该打扰你，这也是我今后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定改正。”
这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家庭生活，在当时是所有中央负责人羡慕的目标。
一九四九年的元旦前夕，毛泽东向江青口授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新华社的元旦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劈头就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江青手中的笔，如大江迸流，似波涛翻滚，一发而收不住了。
第二十三章
王鹤寿负责江青的案子，初次交锋，他就感受到江是不好对付的。“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江青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中对付对手的全部本钱。
1967年，江青与陆海空三军文艺战士在一起
“闹工潮，你亲爹娘惨死在魔掌，
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
他誓死继先烈红灯再亮，
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又上战场……”
这天一早，囚房里的江青被一阵京剧的唱腔所唤醒，那唱腔宏厚、圆润，带着悲壮的音韵美。她被这段唱腔所吸引，不自主地也跟着哼了起来。
她很熟悉这段唱腔，这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奶奶的唱段。
这时，她才感觉到外面的空气清新宜人，微风扑面，一股潮润的泥土气息，沁人肺腑。血红的朝霞给高墙电网抹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大自然的景象，多么令人留恋难舍啊！
坐在放风的天井里，江青想着专案组这一段对她连续的审讯。此时此刻，她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多么令她感慨万千啊！
她当然不知道，一个把她和林彪联系起来的更大的“围剿”正在向她逼近。
整整两年多了，对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揭发批判不仅没有丝毫的松懈，而且继续在升级。江青多少带着得意的口吻说：“好啊，有本事把江某人批上他两千年，越批江某的名声会越香，我就不相信中国的天永远会是黑的”，她似乎已经预感到，她面前迟早会有一场牵动亿万人心的表演，或用她的话来说叫“考验”。所以，她在监所里每天闻鸡即起，这个“鸡”当然是以钟表来衡量的，从不睡懒觉。每天早晨，她都要站在放风的地方和监所里作深呼吸，轻声地唱几段京戏，以示锻炼。她知道，那些监管她的人会把她每天的活动一点一滴地报告上去的。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要想把‘四人帮’揭深揭透、批倒批臭，非联系批林不可。因为，林彪同‘四人帮’早就勾结到了一起，‘四人帮’干的坏事和罪行，许多可以从林彪那里找到来龙去脉。”他在会议期间，对叶剑英说：“我看，依靠这样的环境和专案组很难把江青一伙斗下去。华国锋害怕追到他头上，其实是多余的。我建议成立两个办公室，把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合在一起来审理，这样才能出效果。”
陈云带头响应邓小平的建议，他说：“要想打倒江青一伙，天安门事件必须平反，彭德怀案件、六十一个人的案件、杨尚昆和王鹤寿的案件必须进行平反。不然，江青他们随时都有东山再起的可能。王洪文就说过：‘咱们十年后再看！’仔细想一想，这话的份量不轻哪。”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对陈云说：“现在看来，华国锋是不计划彻底解决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的。他主张彭德怀、杨尚昆、薄一波等人的冤案应由有关机构进行细致工作，稳妥解决。这实际上是他将要坚持‘四人帮’的一套东西。不过，在我们的坚持下，他承认康生有错误，无形中对我们有好处。”
“我看，中央组织部和即将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历史事件的清查和审理工作，包括对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案件的审理。”
邓小平连声说了三个“好！”
于是，一个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领导的审理林彪、江青两案的专门机构成立了。
江青的案子由刚刚站起来的王鹤寿负责。
王鹤寿刚接触江青时，江青乜斜着眼睛瞥了他们一下，漫不经心地说：“你们审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笑话！你们有这种资格吗？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具体发动和执行的，我们的情况你们了解些什么？邓小平当年说他是‘桃花源里人’，不知世上事，你们想让我讲问题，就得好好学习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还有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还有主席给我的信，等等。这些基本的历史背景都弄不清楚，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文化大革命呢？”
王鹤寿这才深深地感受到，江青的确不好对付，她的气焰太嚣张了！
“从现在起，你的案子正式交给中央‘两办’负责。”王鹤寿板着面孔说：“中央希望你要老老实实地和我们配合，把你的问题弄清楚。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算了吧，”江青不屑一顾地说。“我的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华国锋就可以说得一清二楚，但是，他敢正视问题的本来面目吗？文化大革命中我处理的许多事件，都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我执行主席的指示的，你们要查只能是公开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党中央早就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你们的罪行，毛主席和你江青不是一回事。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而你是属于坏人犯的反革命罪行。”王鹤寿严厉地说，“不错，我们对你的问题的具体细节还不甚了解，但这并不影响给你定罪。审你，也是要看你的态度，以便在给你定罪和处理的时候有所考虑。”
江青马上火了：“我早就知道你们是非要把我置于死地才甘心的，我已经料到了。本人也可以给你们交个底，江某从跟定毛主席的那天起，早已把我的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以身殉职。大不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了就是了，这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吗？江某人倒是想领教一下，我也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对你们并不报什么希望，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而已。你们这样对待我，无非是为了丑化毛主席而已。”
“你的罪行，怎么能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呢？”
江青说：“错了！我从来没有背着主席和党中央干过什么我自己要干的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都是主席派我去的，是执行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的。你想听听吗？”
江青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是一副挑战的面孔。
“对你的任何言论，我们都要记录在案。”
江青突然大笑起来：“那好，我正想把我的历史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呢，只要你们愿意，我倒可以给你们讲一讲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省得我们的后代对此一窍不通。你们敢记录吗？”
“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你的一切言论都将记录在案。”
“那我就从解放后说起吧，”江青摆出一副准备长篇大论的架式说。“毛主席在文化战线发动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派我去的……”
一九五一年初，周扬和夏衍等人组织力量拍摄了电影《武训传》。立刻，在报刊上出现了称赞和歌颂的文章，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武训的精神。武训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江青：“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经过我的审查的。”江青说，“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哪！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影片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事，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去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看了电影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他们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的社论形式发表。
立刻，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群众性的大讨论。
当江青代表毛泽东向周扬和胡乔木、夏衍、陆定一等人提出要严肃处理这部影片时，周扬马上不耐烦地说：“这件事，还要请示少奇同志。我认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我们还需要调查研究。”
胡乔木也说：“《武训传》的，在本质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只是在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我们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何况究竟真理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江青把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看到了吗？有人还是想秋后算账的。那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调查，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这年六月，毛泽东亲自派江青参加了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出面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先后对各阶层一百六十多人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采访。然后，调查团的成员们带着各自的结论，回到北京。调查中，江青用的是“李进”的笔名，几乎没有人认识她。连调查团里的成员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所以她在发表意见的时候，经常有人和她争论。
江青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首先提到这一点。她说：“我早就说周扬这个人不是好东西，他利用刘少奇的右倾错误作靠山，可猖狂呢。调查的过程中，他派去的一个叫‘钟惦棐’的人，处处和我作对，实际上进行破坏。他的观点，就是周扬、胡乔木这些人的看法。”
毛泽东问道：“你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二二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自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民萧振录（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调查的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都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缸里一拧，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而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之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泽东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账，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的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的改造。”毛泽东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既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诬蔑他‘破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们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作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在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再说。”
这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有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的，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的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还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的。”
周扬连连摇头：“只要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这就是江青对付她的对手的主要手段，也是她的全部的本钱。现在，这个本钱是彻底输掉了，她又恢复了她本来的面孔了。
第二十四章
“他们打算怎样收场呢？”江青苦苦思索着……
江青、周恩来和尼克松
江青起床后，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她只能在这个天地里，稍微地活动一会。天气阴沉沉的，像给这个世界上厚厚地蒙上了一层黑纱。她没想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得如此迅速，原先的那一套策略可能都用不上了。
囚房里静悄悄的，沉默得令人憋闷。什么样的遭遇江青都想过，这种场面，她未曾料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于二十二日通过公报向全国宣布：全国大范围的清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决定停止再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同时开始批评毛泽东晚年的所谓错误。这样的举动，震动了全国、全世界。
江青带有冷笑的意味，认真地读《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全会公报，她有意地读出声：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提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江青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审查方式是有阶级性的，不审查干部怎么知道谁是修正主义，谁是马列主义？我早就料到，到一定的时候修正主义会暴露原形的。谢谢这次会议，把我们过去争论不休的问题都解决了。华国锋不是自称是继承毛主席的接班人吗？这下可继承好了，他继承的是什么？历史已经作了回答，还要继续回答。毛主席在天有灵，会在一定的场合说话的。”
江青写完这段话后，禁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
公报还宣告：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会议决定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薄一波等人平反。
江青在旁边又批道：“太好了！这些自称马列主义的正人君子们一面大唱动人的高调，一面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继续进行迫害，同时给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实行什么平反昭雪，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这种精彩的表演能混到何时？人们将拭目以待，”
江青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她又要从那里寻找答案了：
“……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办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办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的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的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
江青在旁边又批示了：“主席讲得何等好啊，你可知道，你的老婆正在监狱里，让资产阶级搞得不让乱说乱动了？这就是阶级的不同，所做的一切事情也不相同。”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在批评胡风时针对他的观点写的。这，使江青想起了一九五五年打响批判胡风时的那场斗争。她，在这场风波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公开对毛泽东提出的“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成是“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还说：“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回北京商量一下，或者到北京谈一谈。周扬同志走后。彭冰山同志觉得这样下去不好，提议叫我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请示。我考虑了两天，虽然心里总觉得不安，但觉得《文艺报》那种做法要引起浪费和混乱，就冒然地写了信……”
毛泽东看了信后，对江青说：“胡风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让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组织批评。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必须于以彻底地批判。”江青当即向陆定一和周扬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陆定一和周扬又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对胡风可以开一个小会，对他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不是打倒他。”
毛泽东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后，决定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公开发表胡风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他对江青和周扬当面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把胡风先生的高见让大家见识一下，大有好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就发表胡风上书，写了卷头说明：“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的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方便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胡风得知《文艺报》要登载他的意见书后，于一月十四日晚找到周扬承认错误，并要求在发表他的意见书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内容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开始后，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时，我首先声明两点：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把胡风找他的情况和意见向陆定一汇报后，又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毛泽东微笑着对江青说：“你看，我说胡风也是一只纸老虎嘛，刚刚要发表他的意见书，他就恐慌了，可见其内心有鬼。他越怕，我们越要按他怕的来！”
江青也说：“不要给他喘息的空子。他的那篇检查不能发，好像他已经检查了。其实是在耍花招。这也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王明不正是那样吗？”
毛泽东当日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经他们圈阅。
于是，一场大讨论开始了。半年后，揭发胡风的材料越来越多，胡风也作了检查。这年五月九日，周扬根据江青转达的要求，把一批新的材料给毛泽东送上，请毛泽东定夺。
周扬托秘书送来胡风的材料后，江青最先看完。这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而例行公事的。尽管江青对周扬、夏衍这些人并没有好感，但是在他们反对胡风的活动中，她还是支持他们的行动的。她觉得，胡风这个人太猖狂了，自称体系，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完全是想把文艺战线作为他们自己的小天地，或曰“独立王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对胡风问题的批判，从一开始毛泽东就不是那么满意的。他对江青说：“他们抓不住要领，看问题太表面化了。依我看，这是一场我们同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继续。没有这样一场斗争。我们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会出问题的。”
江青记下了他的话，她翻开材料，刚看第一页时，就吃了一惊：胡风写信怎么都是暗语？
“我一到老爷那里，就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但是，我从心里憎恨这些披着红袍子的官僚。最高皇帝一声令下，新贵们都跃跃而跳，我还是有自己的气节，绝不想跟着皇家的节奏来跳舞……”
这里的“两位马褂”是指谁？“江青打电话问周扬，她要在毛泽东还没有看材料之前，先把有些情况了解清楚。
周扬说：“‘马褂’是指何其芳和刘白羽；‘豪绅们’是指一些进步作家；‘权贵’和‘老爷们’是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负责人；‘皇帝’是指……”
“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江青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再给主席写个详细的报告，把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个说明，这样主席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起床后，江青把当天要让他批示的材料送到他的案头。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毛泽东坐在床上问道。
江青说：“周扬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揭发送来了。这次整胡风的风，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好东西。我看了周扬他们写的按语，没劲！”
毛泽东伸出手：“拿来我看。”
江青把材料递上去后，给他念了周扬的信：
“主席：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
毛泽东问：“胡风的历史你都查清了吗？”
江青说：“差不多都清楚了。一九二七年夏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时候，也进行了文化上的围剿。可以说，胡风是他进行文化围剿的干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胡风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的主编，武汉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国民党第九军政治部教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特约撰稿人，国民党江西省党务干部学校教员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用谷音、张古因、鼓声等化名写了很多的反共文章、文件。如在《如此武汉》中，公开号召国民党要加倍努力，奔赴火线，驱逐共产党，为蒋介石效力。在《鄂南的悲剧》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用魔鬼的方法蛊惑农民，要国民党也来注意农民，领导农民，争夺农民。在《再论汪先生回国》中，胡风把汪精卫吹捧成‘伟大而有能力的领导者，党的领袖之一’，鼓吹要汪精卫回国重新领导国民党，与蒋介石一起合作反共。这些材料，足以说明胡风的政治立场是反共反人民的。”
毛泽东开始阅读胡风的信件：
“……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起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应该跳他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对于大师每的回敬，太斗鸡似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鞭打囚徒的办法，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认为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对我们党和党的文化领导人竟有如此的仇恨，太危险了，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出来呢？”
江青说：“依靠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些人，哪里能发现这种隐蔽着的反革命呢？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在四·一二大屠杀后，这几个人有的叛党逃跑，有的消声敛迹以求活命，有的则卖身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比如田汉就是跑到蒋介石的政治部里任职去了。他自己说，他到那里是因为哀叹南京武汉分家，出于对蒋介石的英雄的心的同情，表示‘愿意跟着蒋介石走，渡河杀敌’，‘遂直捣黄龙之愿’。他到了南京以后，在蒋介石政府总政治部宣传部主任何公敢的属下，掌管电影戏剧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田汉以国民党政府艺术顾问的名义，到日本京都、大阪、东京去聘请电影舞台装置师，准备拍摄他的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影片《南京》。他说：‘实在讲所谓革命的武汉也不是那么可以赞美的，所谓”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可做的事’。这个人……”
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现在是批判胡风，其他的事一律不提。到处出击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从现在起，和周扬、胡乔木、田汉等人的恩恩怨怨再不要讲了。起码十年之内不讲！”
毛泽东继续往下看那几份材料：
“我计量了太多的仇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人的可恶和可恨，是难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说明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了皇帝的支持？皇帝不懂装懂就要害相当的一批人了……”
毛泽东看完材料以后，从床上一跃而跳下来，大声说：“变了！性质完全变了！我们过去虽然不同意他的文化方面的观点，但是始终是把他当作进步的文艺人看待的，可是他却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他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反对我们整个的党，”江青说。“我一看这份材料就感到胡风的问题要升级。周扬他们的按语得重新写。”
毛泽东说：“你给他们改写一下，然后送我审阅。看来我也得做文章了。要不是革命成功，我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就要当我的作家和评论家去。我最喜欢的差事，还是写文章。现在，胡风给了我一个条件。这一段，正愁着没有文章可作呢。江青啊，我看这篇按语是不是你先写一下呢？”
江青笑了：“我估计你要把打草稿的任务交给我的。”
“巾帼女将，披挂上阵嘛。”毛泽东也笑了笑说。
江青写东西很慢，整整一个下午的空儿，一篇近千字的按语出来了：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他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进步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
江青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她用牙齿咬住铅笔的顶端，用心思索起词汇来。
“来，我替你接着写！”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出现在江青的身后，从她手里抽出笔，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接着往下写起来。他的用笔，如行云流水，气势立刻蓬勃而出：
“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员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意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该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作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江青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发动群众，搞一场运动了。”
“这场斗争，看起来是一个胡风的问题，其实通过胡风要教育一下文艺界所有的人。对秀才们不一定要用棍子打，杀鸡给猴看就足够了。”毛泽东划着火柴，点燃一支烟卷，很有滋味地品了一口，接着说：“我从来不怕什么秀才造反。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十年也不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反动言论如果不及时批判，会影响其他，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所以，对这种反动的思想，要在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除掉，不能让它产生气候。”
“我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种大家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年来，她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她很想在一定的时候，试一试她的这种指挥作战的才华。本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她表现的极好时机，但收尾却是这种局势，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启唇的羞辱和愁扰。
那天，毛泽东又把前头的段落作了若干修改，吩咐江青叫人抄出来。
这样，原来由周扬等人认定是一个属于人民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的问题，被上升到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原来的按语，无论是内容还是词汇，都是很温和的，现在一弄，整个气氛大变了。
三天后，即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关于胡风按语的起草情况，他的话语很谨慎：
“如果主席对胡风的问题作了考虑，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不过，考虑到胡风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他的事情上是否给他一条出路，请主席深思为盼！”
江青说：“胡风的问题现在显然已不是什么简单的‘文艺思想’的范围了。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胡风于一九二八年跑到日本，一九三二年春在日本被监禁了三个月，后回到上海，混进左联，伪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历史是可疑的，我们还应该查清。主席的态度是继续揭露这个反党分子，其余的问题等揭开以后再定。”
周恩来表示：“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样，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江青替毛泽东起草，毛泽东也亲自写了一部分按语和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上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经江青起草、毛泽东修改后的批示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除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胡风和他的集团的同时，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又有相当一批人落到了和胡风一样的遭遇。对此，全党全国一致拥护。
江青知道，毛泽东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都会在他面前低头鞠躬的。
按照常规来说，伟大领袖的权威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马上消失，但是作为毛泽东的妻子，他们竟能在一个晚上从天上打倒到地下，这里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江青苦苦思索着，思索着……
“这场戏，他们打算怎样收场呢？”她暗暗地自我问道。“现在，我和胡风的当年几乎是一模一样了。甚至，还远远地不如胡风呢，人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多次批《清宫秘史》，江青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但刘少奇、周扬就是不买江的账。联系当年解散“左联”，江青现在只能苦笑了。
1976年，江青和尼克松夫妇
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越来越感到恐慌了。
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她的脚步放得愈来愈慢了。当外面的哨兵喊叫的时候，心也咚咚地跳得急骤起来。仿佛她还在当年的中南海里，时刻都有人请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是啊，自己成为囚犯，到这儿，已经快三年了。这三年，政局变化有多大啊！想起当年他们谈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那些言论，她觉得脸上直发烫。
高墙的外面，喂着几条狼狗，时不时地发出“汪汪汪”的叫声，使她经常联想到过去的许多往事。她有时在狗叫的片刻里，轻声地骂道：“喂不熟的东西，长起毛来倒咬起主人来了。”
在狗的狂吠中，高大的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个牛高马大的看守干部走进来，随手丢给江青一张报纸，上面正好刊登着一篇批判她的文章。江青对此倒是比较注意的：
“江青是个迫害狂，她对女护士的迫害说明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江青是一个难伺候的人，她比在封建社会那些使唤丫头的贵妇人毫不逊色。她身边只有一个护士，一天二十四小时，可以说是片刻不能离开她。江青醒的时候要伺候她吃药、按摩、打针、洗澡、换衣服，跟着外出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后要为她洗衣服、烫衣服、取药。一九六八年夏天，江青生了病，连续发高烧三四天，护士连续伺候几天几夜不能合眼，她一天要打上百次铃叫她。大热天发烧，江青用四条被子轮换盖着，出了汗马上把被子晾干，把衣服烫平。江青发烧嘴里起泡，硬说是护士给她喝水时烫着了她。护士伺候她吃苹果，得把苹果切成花生米那么大的一块块，用牙签一块一块地喂到她的嘴里。吃完东西后不刷牙，要让护士用牙签给她一个牙一个牙地剔干净。江青要拉屎，自己完全不使劲，要护士用手指一点一点地往外扣……”
“造谣，完全是造谣，”江青看完这些，气得把报纸一撕站起来，大声骂道：“这是对我人格的诬蔑！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什么护士！其中一个林彪死党派来的特务，被我赶走了，用这样一些坏话来糟踏我、丑化我，这算什么革命！”
一连几天，江青还为此事愤愤难平。但是她很清楚，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得罪的决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个集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所以华国锋几乎把过去她得罪过的一切人都发动起来共同对付她了。这种诬蔑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想到这里，她的情绪才逐渐地平静下来。江青反反复复地这样安慰自己。
事到如今，江青基本上无计可施，除了不断地看她那几本当年的杰作外，就是回顾往事。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初，列宁、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竞被修正主义集体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教训。这一严酷的事实，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前……”
江青念到这里，念不下去了。她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历史的巧合？”
她继续往下看，越看越感到心惊肉跳：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江青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震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到了上海。江青曾经忧心忡忡地问道：“你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真正出现大规模的反革命复辟？到那时外面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依我看，右派是翻不起身来的。这场大革命的演习，使左派和右派都得到了锻炼，不管是谁要起事，都得打外面的旗帜。你看，陈再道这个走资派搞复辟，也不敢公开反对我嘛，他反对的是王力和谢富治，我们一露面，右派都垮了。这就是这场大革命所起的效果。”
江青很高兴。她很相信毛泽东，包括他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
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去看望他。那天，江青也在场。
毛泽东的脸色很好，昨天睡得比较香。一见周恩来，他就高兴地说：“怎么样？老同志们都满意了吧？关锋和王力利令智昏，走向反面是必然的。老同志们也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跟上时代嘛。”
说完，他把一份记录稿从桌上取过来，递给周恩来：“这是我在视察中的一些讲话，春桥和文元整理了一份，你可以召开个会议，给大家透透风，下一步就要这么干了。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党的九大了。”
“是的，九大问题应该提到日程上了。为了开好大会，全党同志都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第六卷。”周恩来说，“同时出版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以此教育全党全国。”
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包括从这几个方面抓好大批判。同时也要抓组织，要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把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些表现不好的人清除出去，把新鲜的血液吸收进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的这份材料里基本上都谈到了这些问题。”
周恩来一阵兴奋，接过那份文件准备认真地学习和贯彻。他突然地冒了一句：“这下可好了，整个运动该走向正规了。”
这话似乎说得不明不白，但江青看得出，毛泽东是听清楚了。江青和毛泽东相互对视了一眼，没吭气。周恩来撇了撇嘴，似笑非笑。旁边的工作人员更是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吱声。
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此刻，周恩来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张春桥整理的那份文件：
“毛主席在视察期间，身体非常健康，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和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的伟大号召。并作了一系列最新的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毛主席还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注意到，在这句话旁，张春桥作了一段批示：“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中，强调了‘革命’的原则。短短的一段话中，主席讲了六次‘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还说：‘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正在这时，陈伯达进来了。他来的时候，曾经向江青打了招呼。
“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看到了吗？”周恩来问道。
陈伯达说：“春桥同志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我看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周恩来笑着说：“你也学会这种会议语言了。”
“不学不行啊，”陈伯达说，“没有这种语言，红卫兵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在这‘子教三娘’的时代，就得学会这种语言。”
“从主席的指示当中，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主席有结束这场运动的意思呢？”
“主席早就想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不断地挑起新的事端，运动老是结束不了嘛。”陈伯达说，“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还得继续一个时期。总之，我也不同意这么乱下去了。再乱，就不是乱敌人，而是乱我们了。”
“主席的指示，报告林副主席了吗？”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也很关心主席下一段的部署和安排，这是大局啊。
陈伯达说：”军队那边的传达，由杨成武同志负责。他会向林副主席汇报的。据说，林副主席这一段也是很紧张，主席的部署有许多他也是没有想到的。看来还要倒一批人。关锋和王力的停职反省在造反派那里反响比较大。依我看，这场运动的主力军正向军队和高层中形成。革命小将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些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要犯错误。
“你知道主席最近在想什么吗？”
“我听江青同志讲生席现在关心的、所考虑的问题，已经往前想了，想明年的事。主席想得是党的‘九大’怎么开？主席就这个问题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他觉得今年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在坚持天天读，每天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怕这样还是赶不上主席呢。
周恩来岔开话题问道：“关锋和王力现在怎么样？本来主席对戚本禹也要采取行动，但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会把他挂一段时候再说吧。他们也可能暂时不好解决。主席指示，任何人不准提问他们，不准批斗或让群众组织去干扰他们。这是他们和那些黑帮分子有区别所在。”
陈伯达说：“我看杨成武同志和王力及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关锋和王力都隔离审查了很久，杨成武还去看他们。还给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什么指示？”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问道。
陈伯达说：“他说主席从上海坐夜航飞机回来后，对他说过‘我们和王力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锋只是个骄傲的问题。’杨成武当时说：‘除了江青的话外，其余的人的话他都不听。’毛主席说：‘那也不行。怎么能只听一个人的话呢？武汉的问题都是王力不听劝告造成的。他一下车就表态，那还能不乱吗？’这是个重要的机谋，他怎么能告诉给他们呢？对关锋和王力，江青也是不感冒的。他们俩在许多的场合公开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他们正是江青支持的。杨成武这个人，叫我怎么说他呢？”
从他的话语里，表现出对杨成武极大的不满。
“现在不管什么事，不通过江青同志几乎什么也干不成。”陈伯达见周恩来没有说话，就继续说，“我也和江青同志说过，让她少插手一些具体的事，这对她有好处。我完全是为她好，但是她并不理解。现在，林彪同志对她有一定的看法了。”
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对他们的话表示什么态度，好像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陈伯达相信，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当初，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话时说了这么一句：“刘少奇动不动就把王光美搬出来替他宣传什么。其实，王光美算什么，江青要比她强得多。江青早年参加革命时，就一直搞文艺工作，她领导文化革命是有其发言权的。”陈伯达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马上表态：“不错，江青同志在文化工作上是内行，政治上也是很成熟的，她作为文艺革命的主将一定能够胜任。”
他们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眼前这场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大革命。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发动向一个人的进攻是善于选择时机和打开突破口的。有时候，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小说都可能成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导火索。
那是一九五一年初，江青找他汇报说：“现在有一部电影叫《武训传》，是极端反动的影片，要在全国进行批判，有的人起码要检查。”周恩来此时还不了解江青的特点，就问：“有必要吗？”江青说：“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不感兴趣，却对一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如此歌颂呢？这里有一个立场问题，对人民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还是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一下，同意她下去调查。
结果，毛泽东亲自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社论特别指出：“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些话，都是令人感到石破天惊的语言。
周恩来知道。早在一九五〇年四月，毛泽东就通过江青向他转达说：“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又说：“《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同年十月十六日，他又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当时，周恩来曾经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向刘少奇传达过，刘少奇不以为然地说：“我们对这些事最好不要多插手，听其自然也就是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说一出戏和一部电影能够使一个国家灭亡的，这事是主席听从他的老婆多了无事生非而已。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那么好，总是想找他们一些把柄。我看我们还是都不要小题大做，否则，对党的工作不利。”
这话，周恩来始终没有跟毛泽东讲过。
后来，江青又对他说：“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时，江青担任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是，没有多少人把她的话当回事来看待。她只能处处搬出毛泽东来。她对胡乔木、陆定一等人说：“你们拍《清宫秘史》这样的电影为什么不向中央请示啊？这部影片有问题，起码要作一定的批判。”
“请示谁？”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请示了有关的领导同志。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呢？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胡乔木也说：“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江青到此，一见无法再说什么了，只得来找周恩来。
周恩来耐心地向她作了解释，但就是没有向她说明此事是由于刘少奇的原因。事实证明，毛泽东对一切不听话的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指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个推陈出新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院丫鬟。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周恩来带着周扬去找刘少奇，研究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说：“主席的这些话不能作为指示来看待，只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戏曲和艺术，不能搞行政命令似的领导。我们的领导很多，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人家到底听不听？这样一来，文艺工作就没法子搞了。”
周扬很赞成刘少奇的话，说：“少奇同志讲得对，是内行的话。”
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把这事再拖下来。
毛泽东的态度逐步地变得更加强硬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又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半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再次批示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年，毛泽东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是资产阶级！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催促下，文化部搞了一个《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道：“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江青对周恩来说：“主席认为周扬他们这么搞一下，只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周扬可狡猾呢。当年鲁迅和他们斗争的时候，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讲：周扬一伙‘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拨弄是非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是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到了现在，他们还是玩弄的这种手段。”
“江青同志，不要想得那么多，也许事情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总理呀，这可不是我的看法，主席也是这么讲的。”江青似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同周扬一些人的斗争可是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和夏衍等人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策划解散上海的‘左联’时，鲁迅就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周扬自己说他们‘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夏衍通过住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向住在莫斯科的萧三写信，商讨此事。王明立即指示萧三写回信，说‘左联搞宗派，要解散。’不几日，王明又敦促萧三说：‘你不写，那我就让别人写！那就说明你不赞成统一战线！’于是萧三急忙写了回信，提出解散左联的指示。周扬和夏衍立即行动，开始叛卖左联。”
周恩来说：“这事当时鲁迅知道吗？”
江青说：“周扬先是派他的亲信徐懋庸去打通鲁迅。但遭到鲁迅的拒绝。鲁迅说：‘组织统一战线的团体，我是赞成的。但左联不应当解散。现在的左翼作家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政治上其实是很幼稚的。去同资产阶级作家搞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人家统过来，反而容易让人家把他统一过去了。如果左联解散了，左翼同人没有商量的组织了，就更危险。我主张左联不解散，秘密存在，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但是，周扬还是不死心，又要派夏衍去说服鲁迅。夏衍不敢去，便让郑振铎约茅盾去游说鲁迅。鲁迅依然是那个态度。这下周扬不高兴了，便让沙汀打上王明的旗号去压鲁迅，说：‘鲁迅先生不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不要坚持了，这是中央的指示。我们已经从巴黎的报纸上看到外围组织可以解散。左联也是外围组织，所以必须解散。’鲁迅一下子火了，说：‘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是不是也解散共产党？’我早就不相信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了。现在看来，鲁迅的意见和毛主席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主席多次提到鲁迅，主席都是敬佩他的。”
周恩来问道：“最后解散左联，鲁迅参加讨论了吗？”
“没有，”江青说，“周扬、夏衍这些人不顾鲁迅的反对，背着他伙同胡乔木等人召开了常委会，作出了解散左联的决定。然后，才派徐懋庸再次去向鲁迅传达。”
“当时胡乔木担任什么角色？”
江青说：“胡乔木当时是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和周扬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对鲁迅很不尊重。鲁迅听到他们的决定，只好说：‘既然大家决定解散，我只好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是解散的时候，必须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之所以解散，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使这个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如果不声不响地解散了，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影响，以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那是很不好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鲁迅考虑得有道理。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
江青说：“主席特别佩服鲁迅的这种硬骨头的精神。鲁迅坚持公开发表宣言，实际上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大原则问题。但是周扬表面上同意鲁迅的意见。但又提出要交‘文总’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左联和其他组织不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宣言。鲁迅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是到了最后，周扬和胡乔木等人决定，‘文总’也不发表什么宣言了。”
“为什么？”周恩来问道。
江青说：“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周扬和胡乔木他们的说法是‘很快就要成立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怕使国民党把救国会当作文总的替身。那样就对救国会不利。’这完全暴露了他们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嘴脸。这笔帐，我看迟早要清算的。”
周恩来暗暗吃了一惊，只是没有表示态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关锋、艾思奇等人谈话时，第四次批判《清宫秘史》，说：“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我看他们能顶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一百年，我也要批判他们。”
那天，江青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向他转告毛泽东的有关意见。她说：“总理还记得吗？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在逝世的前夜，发表题为《死》的遗嘱，其中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又说：‘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也，如有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这里表示了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一伙人的势不两立的立场。我和主席学习的就是这种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当时认为，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文化大革命包罗的内容越来越多，打倒的对象越来越大，他实在有点吃不透了。
现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觉得这场大革命的目的可能已经基本达到，是不是会开始收尾呢？他这样想。
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想错了。
江青她能够把周恩来弄得在她面前服服帖帖，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她就一筹莫展了。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已经逝世了。他的威严再也不可能保护她了。
江青的目光停留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上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江青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以苦笑来对待了。
第二十六章
五七年的反右，江青曾为毛泽东选送了不少材料，得到毛的表扬。后来在一个公开场合她自豪地说：“我是毛主席的流动哨兵”
江青、周恩来和尼克松
江青有翻阅报纸的习惯。她翻阅报纸和别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别人看报纸是从新闻和文章中增长知识，吸取力量，她是从这些多如牛毛的报纸中发现问题和观察动向。而且她发现的问题还往往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成为他处理问题和决定政策的依据。毛泽东从建国后就对她说：“你给我从国内国际两个窗口盯着点。窗口虽小可见天哪，所有的动向总会在这个窗口内表现出一点端倪来的。外国的评论比国内的强。他们对世界上的许多观察，往往反映了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不可不注意。”
江青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曾经这样表白：“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和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作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这里，江青说得很谦虚，好像她只是提点建议。其实，她的权力大得很。她在毛泽东的身边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从她一系列事实中而不是从口头上看出来的。不过，江青的这些话也说出了她的一些工作的特点。
江青被捕之后，依然保持着她的这种特点。
从监狱里为数不多的报纸上，她很敏感地发现中国的政局将要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她得意地对监管人员说：“邓小平这个人，除了毛主席能够对付得了，谁也抑制不住他。我可以从他的言谈笑语中发现他的真实思想，华国锋就差远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十万八千里。你们看罢，邓小平非把华国锋赶下台不可。邓小平是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一个真正强者，尽管我和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和分歧。但是我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江青看问题的敏感和判断的准确，早在一九五六年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就表现出来了。
还在一九五五年，江青就对毛泽东说：“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显著减少，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的。”
毛泽东对此将信将疑。他对江青说：“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改变，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泽东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这样的行动的。”
毛泽东沉思地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这是肯定的。国际的反苏势力和我们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要遥相呼应，制造一些事端。这点我们可要早作准备。”江青说道：“这种政治气候对我们有所不利哪。”
毛泽东说：“我们国内也有反对派，也会利用苏共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作文章的，这是肯定的。依我看，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的路线，我们党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错误。”
“依我看，斯大林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宜在自己的国家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江青说：“起码这个人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政治品德不好，要是在中国，他也是个高岗式的人物。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保不住也会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那么一来，你就是斯大林了。不用到你百年之后，现在就可能会有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
这话说到毛泽东的心里去了。说心里话，从赫鲁晓夫一上台，毛泽东就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太好的。虽然他头顶的脑袋亮光光的，白衬衣外面的西服也很整洁，说话、办事显得非常精神和果断，但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气，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忍受的。江青这番危言深深地刺激了他。他不能不有所准备了。
苏共二十大开过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很直截了当地说：“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有一定的分歧。我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一生，要作具体的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总的来说，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所有这些，我们希望苏共同志们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情。”
江青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你讲得太好了，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当头一炮。在全世界都在拥护斯大林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些赞扬的话，这不足为奇，也不算先见之明。但是，当苏共和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来攻击斯大林的时候，你出来替斯大林说公道话，这就是伟大之处。”所有这些，江青的态度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这些话，如果是刘少奇或者邓小平讲，效果会更好一些。”江青说。
毛泽东冷笑一声：“他们？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反对个人迷信。他们热衷于什么集体领导，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集体领导似的，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带来的副作用。”
“刘少奇这个时候，不再提倡你的思想为指导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这根拐杖可以丢掉了。就像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一样。不过，也可能他和他们不一样，还是再看看吧。中国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我们的面前有许多的困难和许多的敌人，这要一个一个地来解决。”
“是这样的，不能到处出击。”
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的时候，再一次地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做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态度是极其有害的。”
大使耸耸肩膀，表示遗憾地说：“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只希望你如实转告赫鲁晓夫等领导同志，我毛泽东就是这种态度。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批判他们错误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其他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这种犯有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江青认为，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这样对待她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就是犯了同样的这种错误。
她在和专案组头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说：“我要见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请他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毛主席早就说过：反共的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这话是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讲的。让他们看一看，也许会震动他们一下的。”
说完，江青大笑起来，却是一种干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事情并没有按照江青预料的那种局势所发展，江青渐渐地沉不住气了。这时，她才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政权作保证，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谈。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党内的各种反对势力，是由于他手中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然后才能够把他的智慧和权力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出了无数的有声有色的话剧来。
一九五七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也说：“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并没有得到很及时的贯彻。
江青把这些表现，作为一种敌情动态报告给毛泽东参考。
“主席，党内的这些动向，是个信号。”江青说：“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满，可能还自觉不大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这次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泽东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毛泽东当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会上曾带有警告意味地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但是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洞，中国也是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活动。我看对待这些蚂蚁，不一定用滚水浇，用扫帚打扫一下就把他们扫除干净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代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毛泽东说完刚才那句“以退为进”的话后，背着手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的高大挺拔的松柏，很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你就是把最危险的后果告诉他们，他们还是要作垂死的挣扎。”
江青问毛泽东：“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毛泽东说：“他们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为了在我们有利的时候跳出来，就只好‘引蛇出洞’了。既然是迟早都要出现的事情，那就晚出不如早出。对那些即将跳出来的人，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们过去的历史。我看中国可不是匈牙利或东欧那几个国家。他们起不了大的气候。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跟我们走的。离了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出路嘛。只要我们自己的党不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力量打败我们。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就是你讲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他们会致我们于死地的。但是，我有准备。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犯上作乱。”
整个房间里，回荡着这位巨人对一切暗藏着的反对派的鄙视和轻蔑。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鼓舞。
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新闻和文化、工商等各界的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纷纷起来响应这一号召，给党的各级机关提意见、提批评，帮助执政党进行整风。
江青在后来的讲话中，曾这样讲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看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出后，毛主席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先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暂时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时不予反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暂时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全国人民分清了香花和毒草，认出了牛鬼蛇神，才为后来的反右斗争打下了基础。”
对此，刘少奇是反感的。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的谈话中，有所针对地说：“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在这个时间里，江青的工作也忙到了极点。她不停地搜集情况反映，帮助毛泽东听取汇报，从报纸上和内部参考里寻找材料，然后择要选送毛泽东。
江青对他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跳得最凶。他们叫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反对在机关中建立党的组织；叫嚷要搞‘政治设计院’，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他们甚至要‘轮流坐庄’，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一种舆论，将来也许会有行动的。”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充其量不过是喊喊口号、骂骂娘而已。”
江青不停地给毛泽东报材料，作汇报：“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向党进攻，叫嚷‘定息二十年不能变，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没有区别，党中央应该对资本家充分信任，不应歧视，放手工作，让他们抬起头来。’会内会外，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讲到这里，江青站起来，走到毛泽东跟前，点着桌子说：“还有那个周扬，这次表现也不好啊。他通过座谈等方式，在文教界鼓励人们向党进攻。他攻击党员‘像特务一样’，‘七、八年来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感觉到有点初春的气候。’还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靠知识吃饭。’‘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是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我主张办好同人刊物。’等等。这个人物跳出来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我们的同路人。”
“这次斗争中，我们还得有重点，还得保护几个人，不能没有团结对象。打倒一切，往往会导致打倒自己。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事情。”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革命来革命去，最后革命到自己头上的事，过去有，今后还会有。”
江青这才不吱声了。
毛泽东根据他掌握的材料，认为火候差不多了，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让江青誊写一份交给党内刊物发出，他指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江青在中南海“一组”，即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人员的党组会上说：“大家都看到了吧？眼前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是一场未来斗争的总演习。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就开始酝酿如何防止这个悲剧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引蛇出洞’，选择最好的时机，把隐患的社会基础给他搞掉，这样，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响应的人了。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场斗争的意义。”
有人问道：“这样搞下去，我们党的整风怎么办呢？”
“这次反右结束后，党内的问题当然还要继续搞下去。”江青说：“究竟怎么个搞法，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问题的特点来决定。党内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让我和大家打个招呼，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能经受住各种形式的考验。我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哨兵来说，倍感责任的重大。我想大家和我的心情是一样吧？”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江青调阅并替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江青得意地向毛泽东报告：“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反右烈火燃遍全国。六月八日和九日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工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和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整个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胜利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主席，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光明前途了！”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直指章伯钧和罗隆基利用报纸进行反党的事实，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他们完全置于人民的声讨之中。这样，原估计六月二十六日的人大第四次会议出现大规模的反共事件，结果会议出现了大规模的揭发批判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费孝通等所谓右派的高潮。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以为资产阶级右派有多么大的力量，原来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七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这是一小撮人。”紧接着，毛泽东又到青岛作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说：“反右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思想战线的革命，才能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的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反右胜利后，毛泽东在一组专门表扬江青，说：“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基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有大仗呢。”
江青和别人谈话时，微笑着说：“多年来，我一直是在默默无闻地发挥着一个战士的作用，一个警卫的作用。这个警卫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这样的警卫了。我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作用，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起过，也不值得讲。现在和你们谈一谈，就是告诉你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有人说我只会搞文艺，其实，他们不了解我的历史呀。知道了这些，大家就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政治家。”
讲起被捕之后，她不上一次地对审讯她的人说：“你们让我说什么？讲自己的历史吗？那全部都是闪耀着毛主席思想光芒的足迹，我感到无限的光荣。我这个人可以无愧地说，自从我追随毛泽东主席之后，我没有做一件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的事情，你们这样对待我，其实才是最大的犯罪，你们敢公开地审判我吗？你们敢让我面对人民讲话吗？你们只要是英雄好汉，就敢，否则，就不敢，我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第二十七章
文革前夕，江青以搞京剧革命为名，在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策划批《海瑞罢官》。她说：“不错，批判《海瑞罢官》就是我搞起来的！”
江青和周恩来接见非洲友人
极大的寂静有时比最大的喧哗还能扰乱人心。监房里的静谧，曾经使江青感到满足。刚刚把她关起来的时候，她还带有嘲弄的语气说：“这么多年艰苦的工作，我也感到确实累了，能给我找这么一个地方休息休息也不错嘛，谢谢华主席了。”
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来问她什么，她反而感到有点空虚了。她问监管人员：“他们怎么不来了？我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和他们说呢，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中央最高层的斗争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审理我的案子可是很不利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坐下来好好听我把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只要让我讲话，我相信同志们会理解我。”
“人家来问你，你又和人家吵。人家不来了，你又希望人家来。你这个人，真是不好理解。”监管人员这样说。
江青摇摇头说：“我希望他们来，但是我要他们听我实事求是地说。而不是按他们的要求让我说他们愿意听的那些话。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在这里。”
“我说江青哪，你考虑问题还是现实点吧。到了这里可不同于在你以前住的地方，而且你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应该考虑你晚年怎么办，就想在这里住下去吗？”
“这点，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江某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党的原则，我甘愿把这牢底坐穿。想让我投降，让他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坚信，总有一天，这笔账是要和他们彻底清算的。”
“得，得，得，你江青的骨头硬，牢房还没有坐够，我是已经晓得了。不过，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告诉你，哪个吃了豹子胆，敢于和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顶下去，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说完，监管人员左右环视了一下监房里的设施，背着双手，大模大样地走出监房。
没有人再和她说什么了。江青在寂寞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响动都会把她的烦乱情绪所点燃：“怎么搞的？就是对待国民党的战犯，我们也没有用这么残酷的手段，为什么对我一个有病的人采取这种法西斯野蛮措施呢？我要参加劳动！我要和人民在一起！”
有几次，江青唱起了《国际歌》，她竭力要在他们面前树立一种高大的英雄形象。
更多的时候，是她孤独一人。
江青想起了张春桥的一句话，她知道现在他也在监狱里和自己一样，正在思索问题。
“江青同志，有句话我考虑很久了。”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底的时候就对她说，“不知对不对？本来我不想讲这句话的，我相信主席会考虑到这些事情的。但是，今天我不得不说了。主席总有百年的时候，身后的事情一方面是他替党考虑，另一方面是我们来考虑。文化大革命看来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被打倒的或被整过的那些人，是不敢对毛主席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可以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迁移到我们的头上。那些庞然大物，什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丕显，等等。毛主席健在，他们是纸老虎。毛主席百年后，他们有可能成为真老虎。我们在战术上不重视他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可弥补的。这些人还在，心不死。人家在这个地方经营多少年了。他们有他们的接班人，他们的两面派手法会迷惑相当多的同志，包括主席。比如邓小平这个人，他就迷惑了主席。他还会迷惑更多的人。我担心我们不早些采取措施，他们有朝一日，一定会卷土重来的。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采取什么措施？”江青问道。
“一是权力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二是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资派必须实行专政，不能像邓小平那样，再给他们复辟的机会。”张春桥说，“细细地分析，有些机会是我们给敌人的。这不能怪人家，得怪我们。我们心慈手软就会给人家留下空子。”
“什么？”江青的脸色倏地一变，“你说，是我们手中的权力还小？还是我们再获得更大的权力才能保证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她的神情不知是恼意，还是糊涂。有的时候，她的表情是多变的。
张春桥吃惊了，感到浑身的冰凉：这话还不是明白无误的事情吗？不是我张春桥要权，是为这个阶级要权，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将来要权。好像我个人有什么……他所有的委屈一下子涌了上来，但是他隐忍着。
这时，江青仿佛理解张春桥的话意了，但是一切都悔之晚矣。
铁窗外的脚步声响起又消失，牢笼里依旧是一片死寂。空气像凝固了一般。突然，外面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又是监视！江青从心里骂道：“简直像狗一样，日夜守在老娘的身边！”
不大一会儿，铁门打开了，监管人员说：“走吧！”
“这回又要有什么鬼名堂？”江青冷笑着问道。
“我们和你差不多。除了比你自由外，其余和你一样，什么也不知道。”
江青走进专门审讯犯人的那间办公室后，看见里面坐着三、四个人，都是同一种面孔。有的人是第一次见到，看来是又换人了。她不等他们说话，就一屁股坐在了通常是她坐的那把椅子上。
“江青，这一段时间里，你对你的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吗？”
“我？”江青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只觉得自己的脑壳里嗡嗡作响。“我的考虑很简单，你们的这一切做法都是非法的，你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勒马回头，还能取得人民的谅解，否则，你们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你到什么时候了还在说这种话？你简直狂妄到了极点！我们愿意告诉你，你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要记录在案的，对你将来的处理，都要起一定的作用。”
“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江青丝毫都没有惧色，“你们拿出了对付刑事犯罪分子的一套来对付我，可以说是瞎了眼睛。江某人是不吃这一套的。你们趁早收起来吧，不然江某人拒绝回答你们的任何问话。”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负责这次审讯的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为首的放缓语气，说：“你的这种要求，我们回去后可以转告。你也知道，我们没有权力回答你提出的这种问题。我们的任务是把你的问题的责任搞清楚，以便将来对你处理时不至于偏重。这点，你应该清楚。”
“我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了。我们想弄清楚你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担负了什么样的责任？他们说了些什么？你说了些什么？”
江青坐在屋子里沉思了一会，端起给她准备的那杯水，慢慢地呷了一口，脸色发青地喘着气，一双骇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审讯她的人们。从他们的脸色上，她看不出一点点同情和怜悯，这样的回答还有什么意义呢？她觉得周围是冰一般的大山，一瓢瓢冷水往她身上泼，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她感到自己的全身愈来愈沉、愈来愈沉。冰冷冰冷的水从头顶落在滚烫的面颊上，使她感到麻木，脸庞上的肌肉不住地在抽搐、抖动。
“你想好了吗？”他们又追问了一句。
“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奉毛主席之命部署、安排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我为能执行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不胜荣幸之至！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职责。这个问题的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和春桥、文元无关！”
讲到激动处，江青竟站起来，比比划划地说：“我就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头儿。”
“江青，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们今天只是要全面地了解你的情况，谈不上处理和追究什么责任。是对是错，是你的问题，还是毛主席或周总理的安排，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后再下结论。你只要提供情况就行了。”
江青说：“那好，我愿意跟你们说一说这个问题的前前后后。不过，我们得定个君子协定，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不能插话。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别人打断我的话。如果你们遵守这个君子协定，我就讲。否则，我们就不要进行这种不愉快的谈话。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好了，你讲吧。我们在听你讲哪。”
江青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条斯理地讲开了：
“我得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讲起，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我为什么要批判《海瑞罢官》，当然就得了解这出新编历史剧究竟是怎么一出戏呀。”江青指着对面的一个审讯人员说，“请你不要说话，我刚刚开始讲话，你最好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讲到哪里了？对，就从庐山讲起吧。”
江青低着头，想了想，接着说：“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的三面红旗。一九五九年六月，他访问东欧几国，和赫鲁晓夫暗中勾结上。回来后，就准备要和毛主席算账，要反党。这是和苏修预谋好的，得到苏修的支持的。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主席就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不断地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总结和纠正。但是，彭德怀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人，恶毒地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一个意见书，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他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诬蔑成‘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还诬蔑毛主席是‘一人说了算’、‘不民主’、‘胜利冲昏头脑’、‘骄傲了’，所以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甚至，他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中央没有几个明白人’，要改组党中央。他们前呼后拥，一起上阵，向党进攻。”
“江青，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希望你能讲得简短一些。”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不了解前面的这些，就不可能理解后面的事情。”江青是有自己的思路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按着她想的那套路子往下讲，“毛主席洞察一切，他已经看透了彭德怀的用心是要打倒中央的大多数的领导人，最终的目的是他自己上台。所以，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在会上讲话后，七月二十六日又作了书面批一下。‘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进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毛主席的批示已经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但是他们毫不醒悟。一场大规模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不得不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我再说一遍，你讲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从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在庐山举行。毛主席在开幕的这天讲道：‘现在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自由。我看这个自由还是少给他们吧。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八月十日，毛主席在另一个书面讲话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干部也有。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党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证明之一。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别人，是彭德怀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撤销了他在军队中的重要职务。”
“这个情况，我们很清楚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审讯人说，“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这次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彭德怀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毛主席的。解放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是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决议宣布撤销彭、黄、张、周所担任的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他瞟了江青一眼，接着说：“我们是要你说你们所干的事情，不是让你讲党史。你看我们了解的也不比你少吧？”
这次，江青出乎预料地保持了冷静，她微微笑道：“这个大背景我讲清楚了，就可以讲关于《海瑞罢官》的事了。从一九五九年六月起，吴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质。就在这个时候，彭真在怀柔的一次讲话中，就散布‘北京这几年农业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搞得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正规，现在十几年也没有上轨道，政策来回变，怎么行？’这年四月，刘少奇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视察，攻击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搞调查研究已经不够用，不适用了。刮五风，中央不知道，中央只知道多征粮，搞得下面没有饭吃，家破人亡。’他们都竭力夸大灾情，企图嫁祸、毛主席。到一九六二年普遍地出现了翻案的风潮。”
江青列举了如下的事实：
一九六二年二月，广西、一拐建、安徽等省刮起了“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安徽大搞“责任田”，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说：“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于是，河南开始搞“借地”，山东搞“包产到户”，谭启龙说：“包产到户有利于党，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包产到户，一包十年、二十年不变。”河北也搞“十项小自由”。
这年六月，彭德怀在刘少奇的鼓励下，向党中央递交了八万言的翻案书。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他对翻案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这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次全会的公报，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对国内阶级敌人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倾向。”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主席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上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是和我讨论后，毛主席亲自写在一张纸上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形啊！”
江青讲完这些，带有挑衅地问道：“我讲了这些，你们有什么感想啊？难道不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预见而感到震惊吗？”
“你可以继续讲，我们对你讲的这些都感兴趣。”
“是吗？”江青沉下脸来说：“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他亲自指挥王光美，从原则到具体部署，都作了详细规定。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她大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反对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对准了社员群众；她扶植坏人上台，对抗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她所炮制的桃园经验，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这个所谓的‘桃园经验’，在天津和北京宣传一通后，由刘少奇动用中央的名义，批发全党全国执行。”
在场的人，此时都静悄悄地听她讲述。他们按照王鹤寿交待的话，静看江青如何表演。
“毛主席看了王光美的经验报告，很气愤地说：‘她懂得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让她在全党全国胡说八道，不如让你去创造和总结一套关于文化革命的经验，这也许比他们那套欺人之谈更为实际。’于是我开始了文化革命的准备工作……”
江青的回忆是苦涩的，也是她所谓的荣幸的：
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后，对江青说：“你看他们配合得多么密切，彭德怀要翻案，刘少奇、邓小平就支持他们。这个吴晗呀，完全是书生气观点，根本不知道彭德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他们完全是一种思想上的共鸣嘛。”
“可以组织批判，把他们的邪风压下去。”
毛泽东说：“现在不到时候，等时机和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再说。”
江青开始秘密地组织人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了。
她找以批判《红楼梦研究》而著名的理论家李希凡时，把这个计划向他透露出来。李希凡深知这件事情的后果难测，思索再三，婉言谢绝了。
江青一怔，这才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得不好，真会引起一场大的是非之争。当时，中央在讨论彭德怀的翻案的意见书后，都主张给他一定的工作，看看他今后的表现再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遮掩。搞政治的人都会耍这种手段，他们的目的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公布出来的。在实现他们的意图之前，说什么话都行，一旦目的达到，他们的真面目才会逐步地暴露出来。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一种不祥之兆早已袭上毛泽东的心头。他很清楚，他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多年来已经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明天分手，全党的最高层也不会有什么波动，这个地球上离了谁，也会转动的。与其把党的最高权力交给这些人，自己下台，还不如大闹天宫，把他们赶下台，自己稳稳当当地掌上几年大权，将自己开创的革命事业轰轰烈烈地继续进行到底。
毛泽东很清楚，要搞别人时，就要作好别人搞你的准备。谁也不会俯首帖耳地任你宰割，除非你有极大的权力永远能镇服住大局。他自信，他就有这种能力和本事。
一九六四年夏天，江青以搞京剧改革的名义来到上海，她把毛泽东和她的谈话精神告诉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柯庆施听罢，几乎没有犹豫就说：“北京不敢搞，你来上海搞。张春桥同志是我们这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完全可以全力配合你搞。彭德怀这个人可是不好惹的，他现在名声虽然不太好，但是党内总还有那么几个人愿意跟着他跑，他能迷惑一批人。我们党内也会有人利用他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点连我们的春桥同志都看透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情况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她对此人的评价是：看问题透彻、尖锐，待人忠厚、热情。江青对他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很信任他。她在上海和他搞京剧《智取威虎山》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她和毛泽东提起他时，毛泽东说：“让他多参与政治，多关心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理论家如果不和经济管理、政治斗争相结合，只会变成空头的政治家，于事无补，这点要告诉他。如果是人才，他一听就会懂的。”
张春桥曾用激动的语言讲述过他和江青最初的合作：
“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京剧革命也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就拿你们现在都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吧，上海京剧院五八年就搞出来了。但是他们有六年的时间，这个戏就几乎被打倒了，就再也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搞得站不住，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他们的帝王将相一下子就复活了，《智取威虎山》又退出了舞台。我是一九六四年接触这个戏的。那时江青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呀，是很艰苦的，不容易呢。’我当时对这话还不理解。我说：‘我不懂戏，二黄、西皮、我也不懂。要我去搞政治，大概还可以。戏曲剧团的演员我也不认识，恐怕搞不好。但是我可以试试干！’一干就是几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个戏算是基本上站住脚了。这两年半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细致。每一个唱段都很艰苦。现在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杨子荣第八场的一个唱，就是座山离试探他，他准备送情报的那一段唱，就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把初稿到定稿叠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大摞。好多的作曲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搞了一遍又一遍。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满足，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改。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搞来搞去，不过是搞了八个样板戏。但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小看它，就这八个就占领了舞台，夺取了阵地。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八个戏和他们的旧戏比一比，看看哪个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张春桥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的，他没有说明就是他在搞这个戏的掩护下，他们一直在策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毛主席讲了，写这篇文章要准备担风险，要有被那伙反革命分子陷害和攻击的思想准备。文章一发表，就会掀起狂风恶浪。围攻是避免不了的。”
张春桥说：“这次先把姚文元抛出去，练练兵，也给他树树威信。我们要有自己的笔杆子。”
江青说：“你的话像搞政治的人说的话。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我们的力量使尽，要有关键时刻的预备队，在战争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冲上去。主席说了：‘我给你们当后盾，等敌人的主力点都暴露出来后我们再进行总反击。’”
“我们尽可能地不要主席出马，主席出马就是总反击的时候。”张春桥说，“我现在还想象不到什么人会跳出来和我们唱对台戏。”
“你希望是什么人呢？”江青含而不露地问道。
张春桥说：“职务越高越好，打虎猎手不希望他的对手是个山猫。”
“我们的对手也可能你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我可以给你透个风，为了这次斗争，我已经作好了杀头、坐牢、和主席离婚的准备。”
到这个时候，张春桥的脸色才刷地变得苍白，眼睛也睁大了：“有那么严重吗？”
江青说：“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比民主革命还要广泛得多，还要深刻得多的革命，民主革命牺牲了多少人？我看起码也有几百万吧？社会主义革命不死几万人能行吗？”
“你说的意思是这场革命弄不好还会变成武装革命？”
“主席是有这个准备的。”江青说：“我们有了分工，我在文化上打缺口，他在武装上作后盾。一旦修正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就打他个屁滚尿流。”
这番话把张春桥激动得坐不住了。是的，一个未建功勋的有志者，最盼的就是有事可干，有仗可打，有人可整，有目标显示他的力量或才能。此时此刻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的感觉。
江青看出了他的心境，继续说：“主席为这个事考虑很久了，我们的商量是整天整夜的啊。有人想夺主席的权，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主席的话在北京就没有多少人听，有的高级干部跟我们说，主席和他们谈话以后，很快就有人问他们谈话的内容。要不讲，就用纪律处分对待。你看可怕不可伯？主席说：资产阶级想专我们的政，这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就要看我们的本事了。如果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就怪自己没有打赢，说明我们无能嘛。”
张春桥明白了，一个显示自己本事和能力的历史时刻到来了。
第二十八章
江青在上海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又通过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等人打倒，文革至此全面展开。
毛泽东和江青1963年与沈阳军区《雷锋》剧组合影
胡耀邦召集彭真、江华、黄火青、彭冲、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等人来中南海开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了。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审判江青和其他的被捕的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等他们一到齐，他就说：“书记处已经研究过了，不管是叫‘两案’领导组也好，还是叫审判委员会也好，成员就是你们几个人了。伍修权同志进这个委员会，主要考虑到受审的主犯里有一些资格很老的将军，必须要有个资格或职务都能镇得住他们的人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按照法律规定，这件工作当然是应由司法机关来独立审判，但是由于这一案件特别特殊，案情重大，一旦搞得不好，就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影响。所以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以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个审判指导委员会的主任由彭真同志担任。”
彭真马上说：“耀邦同志，我可是不宜担任这个主任的角色。我毕竟十二年没有工作了，对文革中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从分管的角度上讲，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了。现在是需要从底下的几个省里抽一批能力比较强的公安厅长迅速来京，组织成预审班子，依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工作。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胡耀邦马上说：“彭真同志的意见我们很快考虑，反正叫什么名称，还是由彭真同志挂帅，负全面责任。江青是你的老对手，你不挂帅谁挂帅？江青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发动文革的，一开始就是和你来交锋，那么还是由你来收尾嘛。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你看不好吗？”
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有一个人至今不敢参加这项工作，他怕将来‘四人帮’复辟了以后，再和他来个秋后算账。这种人就是观风派。”彭真说，“我看‘四人帮’是绝对不会翻身了。人民已经成熟了，再不会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了。如果他们复辟，我看就是中国的灭亡。”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要为全党维护党纪国法作出典范。也就是说，只能办好，不能办坏。搞好这项工作实在是不亚于写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某种程度上讲，比起草这个决议还复杂得多，因为江青这些人不但在，而且还会和你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可是真枪实弹的斗争啊。”
“所以，公安部要搞好预审。只要是他们的罪恶，都要弄清事实，江青等人承认了多少，不承认多少，他们在会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提出的是谁，都要弄清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厅长带三个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对付江青要选择能力强的精兵。”彭真说，“然后检察院搞好起诉，法院搞好判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不能只靠口供，假定‘四人帮’有一百条罪行，我们只挑他三、四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彭冲同志刚来，但是要抓住这件工作不放松。”
王鹤寿问：“如果有些证据扯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的怎么办？”
彭真说：“首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说怎么办。比如说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材料中，有很多的反证材料，江青没有向主席汇报，封锁了主席，主席错信了他们逼供信的东西。周总理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有时也和稀泥。所以，能使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搞的罪证，一定要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千万不能混在一起。还有，要作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争取让罪犯认罪服法。比如让王洪文、毛远新、张玉凤、汪东兴他们出来说话，对搞清案子有很大的好处。在我们历史上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时，王明虽然顽固，但是博古和洛甫都站出来了嘛，说明是可以分化的嘛。”
江华说：“我们列出的十名主犯即使再分化，也是一个量刑和减刑的问题，不可能把他们释放了。有人说，过去毛主席的审干方针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也有杀掉的，比如一个叫黄克功的，是个老红军，把未婚妻杀了，毛主席还是把他枪毙了。如果十名主犯有死的，头一个就是江青。她不死，那就没有该死的了。”
胡耀邦岔开这个话题，说：“只要能分化出三分之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啊。”
“当初，毛主席也是用的这样的办法。”彭真感情复杂地说，“一九六六年初，我搞了一个《二月汇报提纲》，有人说是修正主义的，我不承认，而且我也没有背着组织搞。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还有康生，他们都知道嘛。这怎么能说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呢？但主席那样搞，也有他的想法，也是为了分化嘛。主席是搞分化瓦解的老手，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几句话，勾起了在场的人许多的回忆。
江华说：“你那个《二月提纲》，我至今都没有见过。”
“是吗？那你应该看一看，起码知道我搞的不是什么修正主义。”
江华说：“那时，修正主义满天飞，动不动就是修正主义，结果搞的都不是，只有江青他们才是制造这起事件的罪魁。”
彭真笑了笑，继续说：“我们办案一定要从事实出发，谁讲了也不算数，只有事实和实践才算数，这就需要看原始的材料。”讲到这里，他问黄火青：“你看过原始材料吗？”
“没有。”黄火青实事求是地回答。
彭真的眼睛又对准江华：“江华同志你看过吗？”
江华说：“我也没有看过。”
彭真说：“不看不行啊，要有一个专门的班子看原始的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的时候可以作顾问。总之，不看原始材料是不行的。必须把好人办坏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分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有一年在怀仁堂，我们的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信这玩艺。所以说，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林彪、‘四人帮’，也要搞一下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是整人的，有的人先整人后来自己又挨整，还有的是先挨整后整人，总之很复杂。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的研究。”
“特别是军队奉命支左，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支左，不具体分析而处理人，势必把自己搞乱，把军队搞乱。”彭真说，“这次，公、检、法一定要按司法程序负责任。从各省调来的人，要让他们守纪律，不能给犯人通风报信，还要研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的具体罪行和特点。总之，是要把好关。看原始材料也要有一定的头脑，就是我那个《二月提纲》，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也不能完全肯定了。”
回到家里，胡耀邦就调来了当年彭真搞的那个《二月提纲》，看了起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斗争边学习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胡耀邦看完这份当年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对彭真在会议上的发言就有了深刻的体会了。平心而论，这个文件同样是左的东西。他简直不能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充满拥护毛泽东高调的文件，怎么还要被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呢？从字面上他几乎看不出彭真有什么替吴晗辩护的地方，为什么毛泽东还要为此把彭真打下去，而定他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看来，这个问题不通过这次审判解决了，真要成为千古之谜呢，
“彭真的《二月提纲》也不是好东西，都是要整人的，只不过重点不同就是了。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把彭真打下去，按照他们的提纲搞下去，很可能就是第二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一位学术专家对胡耀邦说，“对我们这些无党无派的人来说，毛泽东打击彭真实际上使我们免于其害。按照彭真他们的做法，保护的是吴晗这些跟着他的人，而把我们这些人作为他保全自己的牺牲品了。所以，在政治斗争中是无所谓是与非的。谁夺得了政权，谁就是英雄和真理。退一步讲，如果今天是江青他们掌权。彭真和邓小平还能如此讲话吗？邓小平和彭真等许多人，如果在十年前审判，难道不也是国人皆曰可杀吗？”
这番话，使胡耀邦好长时间里没有说话。
是的，从字面上讲的话和实际的斗争原因竟是如此的不同。胡耀邦毕竟没有经历过当时的中央最高层的那场较量，所以他对事情的理解也只能是从这些文件上来看了。其实，问题的复杂远远地要超过他的想象。他不断地看材料，越发感觉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
就在毛泽东酝酿反击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时候，以中央工作组名义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报告已经出笼。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抛出的这篇报告中的末尾，就特意写道：“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作好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的。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胡耀邦又仔细地看完了叶剑英等四人当时给毛泽东的信。
掩卷沉思，胡耀邦浮想联翩。为什么同样的问题，有时甚至是比江青等人还要严重的事情，别人就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而江青就是坏人办坏事呢？这里的标准怎么来定呢？看来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考虑了。林彪在世时，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人，毛泽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容忍林彪等人从各个方面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迫害。林彪一死。毛泽东马上就把他们从监狱里和其他流放的地方再请回来，这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是什么呢？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反复复就会永无止息。看来，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健全民主与法制。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后，他和胡耀邦进行了好多次的谈话，他们的见解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再不能这样折腾下去了，说老实话，如果再搞反复，我们这把老骨头就根本不会存在了。”彭真说。“这次审判要给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彻底地划上个句号。我们不能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这种没完没了的运动上了。不过，这个句号要划得公公平平。”
江青是富于联想的，尽管是在监狱里，但在温暖的季节里，她好像看到中南海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当晨星渐渐模糊而终于消失了后，水面上出现了一层青色的薄雾。湖边的花朵都从甜睡中清醒过来。她对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的心思猜得很准。当彭真被选为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她就断定专案组一定会来询问有关《二月提纲》的事情。
他们果然来了。这时负责询问的不是过去的专案组，而是担任预审的公安人员。
江青虽然并不了解内情，但是她等他们一坐下就说：“你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彭真《二月提纲》前后的情况？我知道你们迟早会问的，所以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今天我们可以详细地谈一谈当年毛主席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
预审人员相互对视了一下，莫非有人向她透露了预审的内容？他们的询问，倒成全了她的急于表露的心迹和她的荣耀，她的无聊和她的生命的火花：
“彭真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根导火索，尽管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拿上他来作为突破口的。是他自己迫不及待地首先跳了出来。整他的人不是我，而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反修战士康老。这个称号不是我给他定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承认这一点？”
讲的和历史档案对照，基本上没有什么差错：
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例如吴晗这个人，他在前三年写的《海瑞罢官》是在罢官问题作的文章。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他特意问彭真，“你说，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周扬和陆定一主持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多次说：“我还是我历来的观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党中央主席也好，还是普通百姓也好，人人平等。这几年，错误人人有，谁也跑不了。理论问题上，没有立，就没有破。先立后破。”周扬马上说：“彭真同志讲得好！”
十一月十日，江青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后，彭真下令：“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他在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和吴冷西等人开会，亲自打电话给曹荻秋和陈丕显等上海市委负责人，质问：“你们发表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不和北京打招呼？你们还有没有党性？”当曹荻秋告诉他这篇文章是江青组织搞的时候，彭真还对其他人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时，都比较积极。《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了，没发现什么毒害。”
毛泽东发现北京的报刊不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亲自指示上海出版小册子，当上海新华书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征求北京的订购数字时，彭真指示：“我们一本都不订！”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压力下，北京新华书店被迫同意，但最后仍拒绝发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会议，商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事情。彭真一到会，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说：“吴晗现在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主席也一样！”就在这次会上，彭真通知《北京日报》明天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你们赶快写一个编者按，特别要在唯物观上下功夫，凡是要点到吴晗名字的地方，都要加上‘同志’两个字。”接着，他干脆亲自口授了编者按。
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编者按一针见血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却说：“这是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
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批判》栏内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在他写的编者按中，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周恩来坚持要在按语中加上一段毛泽东的话：“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十二月一日，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吴冷西、胡绳等人开会，彭真强调要采取“放”的方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和赞成姚文元的都发表出来，才好讨论。这次讨论不仅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扯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等。要真正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还布置邓拓写了一篇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应付。
彭真根本没有吃透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是要从政治上打开缺口，来一场矛头对准中央最高层一些人物的大革命。彭真的做法，显然阻碍了他的部署。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时，再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还有《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第二天，毛泽东又和康生、彭真谈话。毛泽东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即为吴晗辩护说：“据调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直接的联系，所以，吴晗不是政治问题。”
两天后，彭真要求和毛泽东单独谈话。毛泽东同意后，他一见毛泽东就告周恩来和上海市委领导人的状，说：“吴晗的政治问题是有人人为地造成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想看北京市委的笑话。希望主席能够支持我的意见。”毛泽东说：“回去以后赶快抓对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彭真一回来却说：“毛主席说了，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可以作政治结论。”
十二月二十六日，彭真在上海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的时候，当着上海市委领导人的面，继续说：“你们没有党性，发表这样的文章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们想干什么？《文汇报》转载《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为什么放在了后面？你们缺乏党性！”就在第二天，吴晗的所谓“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彭真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要求保吴晗过关。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扬组织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说：“我一看，就知道是假批判。他们不想触动吴晗的那个要害。”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和有关的负责人开会，让胡绳传达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言的那一段，并阻止关锋补充。会上，彭真说：“我们还是要放，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现在是先混战一场。”到了一月八日，彭真指示邓拓和《北京日报》社社长范谨给吴晗写信，告诉他，他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其他没有问题。”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批发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和田家英商量，把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话全部删去。继续说：“毛主席认为，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可以作结论，”制造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事件。一月十七日，戚本禹打电话询问批判吴晗要害的文章可不可以发，彭真让许立群回答：“不行！”他们并扣压了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数篇文章，即后来的“扣压左派文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太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很不好的偏向。我们已经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邓拓也是左派，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为了放好，大家不要再谈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等等。”
陆定一也说：“以大局来说，还是不要联系彭德怀为好，这样会把事情搞复杂的。”
康生在会上批判了彭真的观点，指出：“我们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同吴晗划清界限。不要打击左派，要依靠左派，培养左派队伍。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和要害问题，要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还严厉地批评了许立群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问题。“
会后，彭真成立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彭真指示他和姚溱立即起草”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们神神秘秘，连同住一楼的康生都不告知。
二月五日，彭真在《汇报提纲》上批示：”此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内传阅和商榷，可直接提交政治局常委讨论批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除毛泽东不在外，其他几个常委都出席了会议，由非五人小组的许立群汇报，彭真插话，算通过了提纲。周恩来提出：二这个提纲一定要请示在杭州的毛主席批准方可作为中央的文件下达。”刘少奇便建议彭真亲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二月八日，彭真带着昨天出笼的“提纲”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通过调查不是。”彭真向毛泽东送了关锋和戚本禹、邓拓的几篇文章，提出要整左派的风。毛泽东说：“这个问题三年以后再谈，现在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彭真还问：“要不要下政治结论？”毛泽东说：“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
汇报以后，彭真无视毛泽东的意见，指示胡绳和许立群起草所谓中央的批示，要把他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达。二月十二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由刘少奇主持，在他的家里召开会议，讨论提纲并把它最后定稿，以中央名义批发全党：“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中，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第二天，自以为得意的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准再谈所谓要害，不准和庐山会议再联系，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个请你慎重些。这是彭真让我告诉你的。”
……
江青讲完这些后，身子往后一靠，愤然变色道：“像彭真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行为，就是放在现在也是不能允许的。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依然认为《二月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它扯起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破旗，祭起了‘五大法宝’：一曰‘放’。二曰‘先立后破’。三曰‘反对和防止左派学阀’。四曰‘纯学术讨论’。五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大家有份’、‘混战一场’。彭真的目的，是企图扼杀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要你还是尊重客观事实，你就应该承认这个铁的结论。”
“我们不允许你继续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也不允许你们肆意攻击毛泽东主席当年制定的中央决策。”江青似乎理直气壮地说，“我过去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依然是如此，将来还是这样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以他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我不是那种‘有奶就是娘’的政治庸人或骗子。我希望你们如实地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杀头、坐牢吓不倒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你还是共产党员吗？你早被党中央开除了！”
“错了！”江青厉声说：“那样的中央我是不承认的，我只尊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对那个反对毛主席的中央，我嗤之以鼻！开除，在我眼里，那是不算数的！”
“江青，你应该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已经不是那个中南海里的女皇了……”
“放肆！我在哪里还用你告诉我吗？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哪里，无非是监狱剥夺了我的自由罢了。但是不能剥夺我的思想！”话没说完，就被江青打断了：“我从来就没有当过、更没有说过我是什么女皇。这个词完全是谣言公司造出来的。你到现在还这样讲，只能说明你自己太无知，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过，我也可以谅解你们，你们不这样也是不行的。好了，你们可以走了，因为我已累了，我被你们折磨得够苦的了。”
预审员回到家里，回想这次预审，深感这位第一夫人的厉害。她的厉害在监所里都可见一斑。
江青在监所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她昂着脑袋，盯着铁窗外面那蔚蓝的天空。一只小鸟在牢房的上空飞来飞去，像是在留恋着这儿的主人或是还没有看够这儿的景物。望着它，江青的思想渐渐地接触到了实际，严峻的生活现实在她的面前触目惊心地表现出来了。不过，她没有像王洪文、姚文元那样消沉下去，也没有感到迷茫、费解。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是思考的开始。她知道从她被捕的那一天起，她的那种政治家的生活已经结束。但是，另一种政治生涯正在开始。她认为，不经过这一场风风雨雨，它的历史还不是最完整的，经历了这样的里程，历史将会更加尊重它自己。她从来就相信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力量。一场斗争结束后，她又想着下一场斗争。她永远想着和人斗，和一切她认为不合她的理想的思潮斗，她将要在斗争中渡过她那短暂的而又是漫长的一生……
江青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和她，还有康生的谈话。
那天，康生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彭真在北京的所有活动，特别是汇报了《二月提纲》出来的详细经过，“情况都很清楚了。”毛泽东沉默了片刻，端过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润润嗓子，缓慢地说：“看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气，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可不必。彭真把盖子捂得那么严实，心中有鬼嘛。我知道他本人也是支持彭德怀的，让彭德怀出来工作的，就有他的份嘛。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你不同意他们也不行了，他们已经连成一气。用正常的办法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我是不和他们去争一时一事的得失的。我在北京斗不过你，老子走！我不听你们那一套！我记得你在延安时跟我讲过的话。刘少奇和彭真的历史是有问题的。现在还不到时候。还要再看看。诬蔑我们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听了这番话，江青和康生眼前都一亮，急忙都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毛泽东的话。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反对。他说的渐渐地慢下来，目的是让他们记得更准确些。
“去年，我跟一些人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在说笑话。但是林彪同志听出我的意思来了。他说，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如果没有主席，我早就要重上井冈山了。有什么了不起，出了修正主义无非是再打一次革命战争嘛。林彪的话启发了我，与其让他们把我们赶下台，不如我们把他们赶下台。”毛泽东坚定地说：“你康生回去跟他们说，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如果再包庇坏人，打击左派，那就把北京市委、中宣部、五人小组统统地解散！我看你们再胡闹！不打烂这些坛坛罐罐，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就创造不出来！”
这时，康生和江青才看到，毛泽东的那双始终漠然的眼睛里闪出了虎气生生的目光。他那结实的面孔上，呈现出愠怒之色。他们仿佛受到了一种鼓舞，毛泽东的态度这样鲜明，尚能忍受一时之气，我们又有何不能呢？好吧，你彭真不是要跳吗？就让你跳！我等着你一个跟斗翻下去……
康生回到北京后，脸上红光焕发，马上召集关锋和戚本禹、王力等人开会，透露了一些毛泽东的意图。当然，许多的话，变成了他自己的了。“我要和这个彭真开个玩笑，剎剎他的威风！噢，这个人，也想搞一点什么的经验了，哼，什么都喜欢出风头，显示和别人不一样。这次很快就把风头出够了，栽了跟斗他才会知道，政策不是他彭真定的！”
康生直到三月三十一日，才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指示。
彭真立刻草鸡了，他的眉头拧成个疙瘩：“我可不是包庇吴晗，我只是想多放一放，是想钓出几条大鱼来呀。汇报提纲不妥的地方可以修改嘛。你千万要和主席解释我实在是没有反对他的意思啊！”
他不再活动贯彻他的《二月提纲》了，急急忙忙地一边准备假检查，一边研究所谓“提拔新生力量，加强领导核心”。彭真提出要李琪、范谨、项子明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不久再提王汉斌、张大中为书记处书记。还从四清地方调回他的内弟张文松，以加强市委领导。刘仁也迫不及待地和人说：“中央要彭真同志管军队工作了。”
康生听到这些汇报，立刻向毛泽东打电话：“警惕彭真的反革命政变活动，现在已经有反常举动了。如果没有准备，一旦有事，就不好应付了。”
其实，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早已开始调兵遣将，完成了他的特别部署。四月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后，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策，彭真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我们都以为他向主席汇报了，他欺骗说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我们才批准他的提纲的。回去立刻批判彭真，从组织上处理好他的问题。”
时机成熟后，毛泽东在四月十六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错误。会议一致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重新建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材料给北京市委，明确要他们揭发彭真。
彭真立刻给毛泽东打电话，表示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说：“我从来没敢想过要反对主席，我的确是想把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搞好的，我愿意一切听从主席的安排，主席让我干啥就干啥。”毛泽东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晚了。”就把电话放下了。
以后，彭真再也和毛泽东联系不上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和批判了彭真的《二月提纲》，撤销了他的中央职务，开始对他全面审查。于是，彭真被正式打倒了。而江青引为自豪的那个《通知》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务必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一场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大方向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还是在这次会议上，实际是以江青为首的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过批准成立。
于是，江青正式登台亮相了。
“你们好好看看那篇《通知》，我江某就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你们不都是检查过吗？为什么又要翻案呢？”江青带着鄙视的讥笑，多次质问审讯她的人们。
第二十九章
中央常委听取对江青审判的准备情况汇报，邓小平拍板说：要快点审，越快越好。
彭真刚在人民大会堂他的那间办公室里坐定，早已等候的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就进来了。他喝了一口浓味十足的龙井茶，见满屋的人都微笑着看着他，不禁笑道：“怎么样？这一段大家都辛苦了吧？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啊，你们准备好了吧？”
“基本上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
彭真说：“我们将要演出一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审皇后’，意义不简单哪。好了，你们把准备好的方案汇报一下吧。”
“鉴于侦察结果，这一次审判只起诉十名主犯，各个集团的一般成员，交给各地的司法机关去审理。这就是说，十名主犯将从林彪、江青集团的几十名成员中按照罪行程度挑出，同时照顾两案平衡，一案五个人。江青一伙中的康生、谢富治已死，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再加上两个案子都擦边的陈伯达，一共是五个人受审。林彪集团中林彪、叶群等在外逃中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自然首当其冲。鉴于他们在侦察中没有发现与林彪制造《‘五七一工程’纪要》、谋害毛主席和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有关罪证，那就要从承担这一罪行的‘小舰队’中定一主要人物同‘四员大将’一同受审。这一主要人物便是江腾蛟。”
彭真点点头说：“这里最难审的就是江青了。”
“最有意思的也是江青。如果只是审林彪的那几个，就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了。”
彭真说：“不错，这次审判得好不好，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江青的审判成功不成功。”
真是巧极了。十四年前，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们研究彭真的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其余的人都在静静地听着。
康生负责向政治局汇报毛泽东对彭真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主席多次和江青同志、我，还有其他同志谈话，严肃地批评彭真。主席说，彭真让你们打招呼，岂有此理，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从不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才是大学阀。”
“那还用说！”刘少奇以不屑作答的口吻哼了一声，“彭真历来不把中央，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看他比学阀还要坏，是大党阀，恶霸！”
“毛主席四月二十八日在和我谈话时，又说：‘北京在彭真的把持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要按照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它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的垮台准备了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情。彭真的事情从偶然中暴露出来，一步一步深入下来。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会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搞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打倒他了。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康生同志不要无穷的忧虑，灰尘不扫不净，阶级斗争不斗不倒。我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彭真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
刘少奇说：“彭真多年来对我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对他忍了好几年了。他的问题的暴露是他几十年反对党和毛主席、反对我们这些人的必然结果。”
“你们和彭真打个招呼，让他别再推卸责任了。”邓小平说，“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二天，好多人早就盯上他了。再辩护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今后少干些工作就行了嘛。”
周恩来也说：“彭真这个反党集团是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这个反党集团不仅在暗中活动，而且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两面派活动，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实际上暗中背着中央贩卖私货，反中共、反毛主席，最典型的就是一九六六年他的那个《二月汇报提纲》。毛主席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揪了出来，扫除了党内隐藏的反党集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决定对彭真进行审查，并且撤销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还是在人民大会堂里的这个地方，江青在接见批斗彭真等人的红卫兵时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前北京市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当然指的是彭真了，他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把持了许多的阵地和工具，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他们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集团。同志们，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我们这些人，就要杀头、坐牢了。你们在场的许多人，也将要受到迫害，有人就跪下投降，他们也是不会饶恕的。你们信不信啊？”
当然，她不会想到，历史还真的给她安排了这么一天。
当初，江青郑重其事地说：“彭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经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舆论。事实上，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抗战时，他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继续执行王明路线，执行刘少奇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反对林副主席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彭真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许多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美化资产阶级，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他吹捧叛徒铁托和赫鲁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干了许多投降主义的勾当。现在查明，这个彭真，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狱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刘少奇、邓小平相互勾结，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挖出了我们党内的这个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绩。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礼！”
讲到这里时，江青还真的站起来，给在场的红卫兵和学生们敬了一个不规则的举手礼。
现在，这个地方轮到商量处置她的时候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下午三点，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这几个政治局常委，来到大会堂的福建厅，听取和研究彭真提出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审判江青和林彪集团的方案。
当彭真亲自向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人全部列席旁听。
“江青等十名主犯的问题和情况基本上都查清了，起诉书主要解决这十个人的问题。”彭真说，“为了这次审判，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先后调集了四百多人，做了五个多月的审讯、收集、核实、证据提取和起草起诉意见书的工作。现在，起诉意见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都划开了。我们竭力避免混在一起。”
华国锋点点头说：“特别是在审江青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在审毛主席。”
彭真说：“不会的，这两个集团，江青和林彪是头子。康生和张春桥是军师，两派是狼狈为奸的一伙，判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扯毛主席和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中。不过，现在的起诉书中，有的问题用不用，还得考虑。例如，张春桥说邓小平是‘纳吉’的问题，现在查到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同意了。”有的同志主张去掉这一条……
“不能去掉！”邓小平抬起头。将手中的香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拧说，“张春桥是当面骂我是‘纳吉’的，为什么去掉？至于毛远新的汇报记录，不足为凭。谁知道他是怎么去汇报的？”
彭真继续说：“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过错问题，包括党纪、政纪、军纪的问题。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路线错误不审。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统统不提。”
华国锋立刻点头道：“这样好，可以少很多的麻烦。现在外国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已经来电来信，批评我们是在反毛泽东，提出不能杀掉江青的问题。我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也表示我们不会判任何人死刑。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我们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问题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
叶剑英说：“江青的问题和毛主席的问题如何分清，还是要好好地研究。还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的问题，这次审判也是回避不了的。对毛主席，小平他们正在搞决议。”
彭真继续汇报道：“比如说，整刘少奇的时候，抓了很多人。江青亲自批准抓了十一个人，已死两人。另外，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就是专讲政变的那次，诬陷了我和很多人。这次我们也不上起诉书了。还有，江青、叶群、陈伯达，过去下发的材料上，说他们是叛徒、托派，他们掌权后销毁了很多的证据，我们也无法调查，查不清。这次也不上了。”
胡耀邦翻动着手中的那本起诉意见书，说：“凡是弄不清的问题就不要上起诉书。因为这个案子不是管这一个时期，而是要作为历史传下去，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正在考虑，是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再审，还是现在审？”
“现在审好，”彭真说。“后审，外国报纸会说我们是审不下去，又要说我们是有分歧。我看还是先审比较好。我们不是根据党的决议来审，是根据法律审的。这对增强法律认识也有好处。”
李先念问道：“林彪和江青究竟是一案还是两案，是一块审还是分开审？我从这个意见书里还看不出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分界线。”
彭真说：“我们实际上是按一案来对待的。我看是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决。因为，这个案子很难分开。林彪和江青有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是作贼上一致，分赃有矛盾。这不能作为他们截然不同的根据。”
“还有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华国锋突然说：“这次审判，是公开还是秘密审？……”
“当然是公开审，”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但是外国人不能参加。其中有的事还要涉及到国家的机密。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江青这个人不好对付，所以审判她的时候，你们可以搞几个演习。找几人代表江青，你们先审审，看江青会用什么法子来对付我们。有一条是肯定的，她会把许多的事推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上。这是最令人头疼的。因此，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侥幸啊！”
胡耀邦说：“你们别看张春桥这时不开口，到了法庭上也许就会开口。他肚子里藏的东西恐怕不会少了。毛主席晚年的时候，经常和他谈话。他在一定的时候也会拿出所谓的尚方宝剑来和你们胡搅蛮缠，必须要有所准备嘛。”
说到这里时，政治局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彭真对着列席会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听见了吧？中央领导同志可是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这可是真枪实弹地干啊！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就要重视敌人了。这个举世瞩目的大案可千万不能出丑，出了丑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丑啊。我们请了这么多的法律方面的专家，有任何问题都是不应该的。”
到这时，邓小平该最后表态了。其实，从一开始，有经验的观察家就预感到了，这次审判江青的最高决策者不是华国锋，而是他邓小平。华国锋当初要逮捕江青等人，一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二是为了成全英明领袖的美梦。作为已是所谓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他，决不会让把到手的肥肉再丢给别人，哪怕是帮助过他的人。当江青口口声声要他出来作证的时候，他就知道江青要说什么了。他不愿意给江青提供这样的机会，传出去对他的声誉并不好啊！
所以，他在审判两案指导委员会起草起诉意见书的时候，再三给有关的人布置，一定要回避一些讲起来十分敏感的问题。看来，他的意见还是得到尊重了，尽管他也预感到，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毕竟不是好兆头啊，
“不能再等了，立即准备审判工作。用什么形式呢？”邓小平边问边答，“成立特别法庭，搞一审终审，不给他们什么上诉的机会。江青要狠狠地判，这个家伙杀头也不为之过。对黄永胜可以判轻点，他还是有功的人，和江青他们不同。王洪文虽然低头了，但这个家伙正年轻，放他出去后，还是要闹事的，总之是个危险分子。我现在不讲那么多了，一句话，就是要快点审。越快越好，”
散会后，彭真对他说：“给大家鼓鼓劲，争取在中央动华国锋的时候先把敌我矛盾解决了。中央进行一些组织和人事方面的安排毕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江青、林彪他们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嘛。你说呢？”
“是的，我们要用这次审判来为下一步的人事调整作些前期的准备。”
此刻，江青在干什么呢？她还在读书。除了读书读报，她几乎无事可干！
她又对法家们的著作有兴趣了。记得还在五年前，毛远新问她：“为什么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下场都不是太好呢？这里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笑着对他说：“你这是看戏落泪，杞人忧天，替古人操心。费那些闲心干什么？反正是过一天等于两个半天。”
江青可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不过，毛远新的问话还是把江青难住了。是啊，这个问题还是很不好回答呢。倒是张春桥解释了这些历史上的现象。他说：“革命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们的每一个措施都必然要触犯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旦既得利益者复辟了，就会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的努力来迫害他们。这就是法家人物一旦失败了，其下场更加悲惨的一个原因吧。”
每到这个时候，她就要想起毛泽东的一些话。
毛泽东生前已经看到了中央内部新、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他想通过他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弥留之际多次说：“你们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这话多么语重心长，但是感动不了这些老爷们。可见，政治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啊！江青这样想道。人呀人，是多么可笑而又复杂的高级动物呀！当初，政治局的多数人，在她面前信誓旦旦，表现得是那么的坚强和勇敢，包括华国锋，都是一群奴才嘴脸。可是，毛泽东的这条船刚刚开始下沉，人们的态度就变了，变了！她想起鲁迅在《半夏小集》中的一段话：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现在，那些曾经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好像突然间以“走资派”为光荣了。原来的检查和保证，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什么奥秘在其中，江青很想研究研究了。
“你们给我的女儿捎话，把我的《鲁迅全集》拿来，我要学习鲁迅的几篇文章，现在，我和他的心是完全地相通了。他在国民党的围剿中写的那些精言妙语，和我在党内走资派的围剿中的思想实际，有着惊人的一致了。”
江青肆无忌惮地、毫不遮掩地对监管人员这样说。有时，连监管人员也感到奇怪，这位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头？因为他们都不是政治家，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江青看到毛泽东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的若干按语时，那一幕幕往事浮现在她的眼前。也许她认为有她后悔的事件，也许她认为她永远是正确的，她日日夜夜提防的那些人并没有干她担心的事情，倒是她和毛泽东最为放心的这些人却干出了她和他经常提防的那些事。
江青想起了当年她批判林彪时的一句话：“孔丘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孔丘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林彪要把我们亲手打倒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派再扶植起来，他们都是要复辟的，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还会有我们的好日子过吗？”
这一次，终于还是实现了。不过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认为最听他的话的老实人华国锋。
当江青过上了她曾经使许多人过上的那种日子时，倒使她有时间来回忆许许多多的被她打倒的那些人的倒霉经过，也许这对她是一种更好的启发吧。
她又想起了胡风。她本和他有着同样的对手，但是她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这莫非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江青想到……
一九五四年九月，江青在翻阅报刊时，被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第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署名是：李希凡、蓝翎。江青看了这篇文章，不禁喊出声来：“到底有人向资产阶级宣战了！”不过，她对两位的情况一无所知，毕竟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嘛。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每天都要浏览很多的报刊和资料，然后把她认为重要的文章和有用的参考材料送毛泽东阅读。应该说，江青是很尽自己的职责的。这几天，她和毛泽东正在阅读《红楼梦》，而且毛泽东和她就里面的人物和思想进行了多次的谈话和讨论。也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很快被江青所喜爱。
江青叫人打电话了解情况。原来这两位都是年轻人，一个今年二十三岁，另一个也不过二十六岁。他们都是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刚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开始便对红学专家俞平伯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于是写了这篇批驳的文章。他们的某些观点，恰恰和毛泽东不谋而合。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个亲切的信息。
“润之，这是一篇令人很振奋的文章，你看看吧。”江青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毛泽东，然后又把的情况作了说明。
毛泽东很快就看完了，正像江青所预料的那样，这位党中央主席马上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他对江青说：“你去找周扬他们，先在报上发表，然后展开讨论。”
江青对周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正赶上蒋介石的清党，他便逃往日本。一九二九年初，在日本大检举时，一度被捕。出狱后回到国内，在田汉等人的介绍下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和夏衍、阳翰笙、冯雪峰等人在一起领导文艺工作。一九三二年周扬在党内担任了“中央文委委员”和《文学月报》主编的职务。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又成为“左联”的党团书记，和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人配合得非常融洽。但是，鲁迅对他们的一系列主张十分反感，撰文批驳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江青和他们在三十年代就认识，但是对他们始终没有好的印象，周扬等人也没把江青放在眼里。
他们都低估了这位不寻常的女人。
“李希凡，蓝翎是什么人？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和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都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
周扬说：“党报可不是自由讨论、自由辩论的场所，别说是小人物，就是有一定资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在这份报上随便登文章啊。”
江青并不和他们争论，也没有转达这是毛泽东的意见，扭头就回到中南海了。江青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说一些大话或威胁别人的话，甚至还要故意示弱。她是处处用最后的实力来显示自己的不可战胜和得罪自己的最后结果的。往往当人们意识到这位女人的力量时，一切都会悔之晚矣。
江青和毛泽东还有一个相同点，他们喜欢破格地扶持一些本来无名无势的“小人物”，直到把他们一下子提拔到吓人的高度。
毛泽东听了汇报，微微笑道：“他们看不起小人物，别忘了他们也是从小人物起来的。那好，我们就来个专门扶持小人物，看他们将来怎么办？我早就说过，俞平伯是胡适派的代表人物，解放以后，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评，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而我们那些共产党员却采取了投降主义的错误立场，这就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了。可恨的是我们的这些共产党员是干什么吃的！”
江青冷冷地说：“他们的眼里没我们，他们狂得很哪。那些胡适派的专家、学者自以为他们捧的是了不起的真经，其实不过是毫无用处的破烂。《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们怎么能理解得了？除了武断地作些臆测或推断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周扬和邓拓不是说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不能上人民日报吗？那就先上文艺报。老子这个人从不争第一，先让他们一局，再来个后发制人。”毛泽东说，“只有让他们表演得充分了，人们才能进一步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否则，好像是我们多事。压制小人物的文章，不公平嘛。”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艺报》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后，《光明日报》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还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对这篇编者按极为不满。他连批了三个问题：“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六天后，毛泽东给政治局所有的人和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评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大人物压制新生的“小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的错误，指出：“驳俞乎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主意的。”
这下，周扬才知道江青的意见是有来头的，他暗暗地埋怨自己的迟钝和轻视。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全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江青得意洋洋地说：“这是自批判影片《武训传》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斗争，我们一定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在江青的具体布置下，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修改，诗人袁水拍于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了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批判《文艺报》，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这一举动，使周扬等人着了急，慌忙向刘少奇、邓小平求救。刘少奇说：“你们不要害怕，沉住气，充其量不过是《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错误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邓小平也说：“《文艺报》过去是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改了就好了，没有其他的大问题。”
也正是这时候，刘少奇对胡乔木说：“你们再引用毛主席的话的时候或者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号，主席的话不用”教导“等语言，这样便于将来主动。我们没有听说把列宁叫作列主席的。”
胡乔木在一定的范围内传达了刘少奇的这个指示。
江青听到这个传达后，眉头一跳，轻轻地说：“哦，现在不用主席了，他已经爬到了党的第二把交椅上了，也可能会认为主席将来也是他的绊脚石呢。”说完，她嘱咐身边的人不要把这话告诉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
从十月三十一日起，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联合召开了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对《文艺报》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扩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分别在会上作了检查，胡风、俞平伯、老舍、何其芳、周扬、丁玲、茅盾、袁水拍、翦伯赞等三十余人在会上发言批判了《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
胡风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他说：“《文艺报》从来就没有支持过革命的新生力量，它的领导权完全是掌握在一批大党阀和恶棍们手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从领导权上考虑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的文艺界如何能走出死胡同？我看依靠现在这批人根本难以胜任。文艺界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是人和鬼并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斗争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那时，江青以普通的文化部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几次会议，听到了胡风的发言，她吃惊地说：“胡风要干什么？要夺郭老这些人的权吗？他比《文艺报》领导人的胃口还要大啊！”
胡风当然不知道江青的态度。他反而认为：“文艺界的反击现任领导人的形势非常好，这是我给中央的意见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看来毛主席已经转到我们这边了。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要抓住周扬这伙人，往死里整，不能给他们以喘息的空儿。”
胡风不认识江青，却对江青大讲要扫除扣在作家头上的“紧箍咒”，说：“现在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毛主席搞政治可以，搞文艺就不行嘛。从来的皇帝没有成为文学家的。偶尔作首诗还可以，真正让他当诗人就要出笑话了。”
江青从心里骂道：猖狂的东西，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十一月七日，胡风在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文艺报》现在所犯的错误是有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向资产阶级投降，表现在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具体的例子是五年前，《文艺报》就发表黄药眠、蔡仪等人关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文章，是对朱光潜这样一个胡适派的旗帜之一、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表示了投降和求饶的态度；第二《文艺报》对进步作家、对‘小人物’采取压制态度，具体例子是压制在美学问题上努力与朱光潜斗争的阿纶；第二，《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支配地位，基本上是用庸俗社会学作武器，特别是周扬等人是典型。第四，庸俗社会学表现在美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形式主义，具体例子是《文艺报》发表的关于诗的‘笔谈’中占支配性的意见是要求诗有固定的形式、格律、建行等等，提倡了形式主义等等。”
显然，这样的批评和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丝毫的一致处。
胡风还在会下和人谈话时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就是回敬周扬一伙的，他掩盖不了这个事实。周扬把持着《文学月报》，刊登了大量的这方面的文章。鲁迅专门给他写信，提出：‘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工农大众身上。诬陷、造谣、恐吓、辱骂，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吧，我们的如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一丘之貉的。’但是，周扬之流不仅不接受警告，反而全盘接受叭儿狗文艺家应该接受的遗产，用造谣、诬蔑、辱骂来对待鲁迅。这样的诬蔑行为难道能容忍吗？”
胡风的态度在整个的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少人站出来支持胡风。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愤愤不平地说：“胡风是在利用这次整风来夺权，来整垮一大批文艺工。”
不管怎么样，胡风的这个出头鸟是被许多的人所瞄准了。
周扬要求面见毛泽东，首先来见江青。这时他才知道江青的作用，不得不低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又犯了错误了，希望江青同志多多帮助。这个会议还怎么往下开呢？”
江青爱搭不理地瞥了他一眼，慢慢地说：“怎么开？方向错了就纠偏呗。主席现在正忙，到时候我通知你吧，你先回去吧。”
此刻，胡风还在起劲地发动他的人马向文艺界的领导人大举进攻呢。他认为，全面清算这些领导人的条件和机会终于到来了。
十月二十七日，胡风在给张中晓的一封信中说：“这里的情况已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来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即我的意见书）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好好地考虑考虑了。第二、今天的报上发表了袁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二则有些人（象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乘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是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实是有重大的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地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后来，胡风们的攻击失败了，这些信件作为反革命证据被交了出来，毛泽东在这些信件上批示道：“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他们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的思想和行为的错误。现在的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很显然，毛泽东是在借题发挥，因为这些话对一切的反对派来说，都是适用的。
现在，莫非自己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吗？江青突然地警惕起来了。
第三十章
狱中四年，江青终于见到了审判她的决定。
江青接见外宾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传到秦城监狱的时候，已是国庆三十一周年的纪念日了。江青漫不经心地翻开报纸。她被第一版的特大新闻怔住了。
他妈的，怪不得这张报纸送进来的时候，监管员是那么一副嘴脸，原来是这样，
特大新闻的全文对于江青来说，不亚于一颗炸弹的轰响：
“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重大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作出决定如下：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检察起诉。
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喻平、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为副厅长。马纯一、王文林、王芳、王振中、王瀑声、王耀青（女）、冯长义、曲文达、朱宗正、江文、孙树峰、李天相、沈家良、张中如、张英杰、张肇圻、孟庆思、图们、钟树钦、袁同江、敬毓崧为检察员。
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庭。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王文正、王志道、王战平、甘英（女）、史笑谈、宁焕星、司徒擎、曲育才、朱力之、任成宏、任凌云、刘丽英（女）、许继予、许宗琪、严信民、苏子蘅、巫宝三、李明贵、李毅、吴茂荪、沈建、张世荣、张敏、范之、费效通、骆同启、高朝勋、高斌、黄凉尘、曹理周、翟学玺为审判员。
任命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
三、特别法庭公开进行审判，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代表参加旁听。
四、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江青看完这个新闻，哈哈大笑道：“这有什么可怕的，我早就希望有这天呢。只是来得太晚了。要是早两年，我的出场就是他们的垮台。我有这种预感。”此刻，她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脑门子，血管都有一种涨裂的感觉。连她自言自语的时候，嗓音发颤，话都哽咽地难以辨别出来。但是，她竭力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镇定神态。
扫兴的是，国庆节的这天，得到的竟是这么一个消息。
如果除去被捕那年，她已经过了四个失去自由的国庆节了。在举国欢庆的时候，她却在这令人窒息、憎恨的铁窗里度过她本应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日子。这天，她都是凄然而过。她有时仍然不敢相信，她已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而是以被专政了的敌人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国庆节，勾起了她的多少回忆。她几乎能回想起每个夜晚的欢乐和度过的幸福或愉快的时刻，当然得排除她被关进这个囚笼里的日子。在这里，她只能靠信心和毅力来打发难熬的日子。
江青想起了一九六六年的国庆，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第一个国庆。
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她和刘少奇还说了话。看得出来，那位国家主席是怀着满肚子气的，但是不愿意表现出来。他对江青说：“你在文艺战线上是内行，我相信你领导文化革命会比其他人领导得更好些。希望你能帮助光美同志，她在政治上和你相比，要幼稚得多。”
江青说：“刘主席讲得话重了，我对文化革命也是不那么理解啊。你是老革命了，经历了无数的大场面，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才对。”当她看见刘少奇一直往毛泽东身边靠，以便让摄影记者们给他拍镜头时，恨得真想上去把他撵下城楼。她对林彪悄悄地说：“现在你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你要紧靠毛主席，不要给别人把镜头抢走了，你难道看不见那个家伙一直想往中心凑吗？”
纪念国庆十七周年的新闻影片，就是由于刘少奇的镜头剪不掉而无法批准上映。
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对江青来说，要比去年的形势好多了。不但刘少奇，就连邓小平、陶铸等一大批反对她的老家伙们也统统被赶下了天安门。
是她建议张春桥、陈伯达替林彪起草讲话稿的。张春桥给总理送审时，多少带点开玩笑地说：“我和文元其实是给他人作嫁衣裳呢。”周恩来严肃地作色道：“都是党的工作嘛，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张春桥讨了个大红脸，他对戚本禹说：“总理这个人，对待同志严肃得很，和他谈话可不能乱开玩笑，弄不好，会受他的批评。”江青也对张春桥说：“有朝一日你当了总理，也可以用这种口气和他们讲话嘛。”
当时，张春桥受宠若惊，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过八九年，他就对江青说：“当国家总理，我应该当仁不让才对。与其给别人作嫁衣裳，不如我们自己干！”
他和陈伯达替林彪写的国庆讲话中，特意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及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车间到工人家庭，从十来岁的娃娃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来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样广泛和深入，广大的工农群众，广大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的红卫兵，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一年来的斗争中，逐步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全面崩溃。”
“这是对文化革命一年来的基本总结，还是可以的。”周恩来说：“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中央文革小组一致同意了总理的建议。
于是，讲话稿中特意强调：“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倒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国庆节这天，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大街形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近五十万人汇集在这里，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广场上，十万多人手持花束、花球，组成一副极为壮观的图案：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欢腾不已的游行队伍，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真好像东海滚滚，红浪滔天。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被群情所感染，激动万分！
毛泽东和林彪几乎是同时来到天安门城楼底下的，早到的周恩来迎上去，和他们握手。
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很健康，这次视察大江南北，辛苦了。”
毛泽东指了指周恩来说：“还是他辛苦，把两个小爬虫挖出来了，大家都高兴嘛！建国十八年了，我就是愿意让这些开国的元老们都笑一笑。不管是闹别扭的，还是有牢骚的，这一天统统高高兴兴的，不要一人向隅，满堂不欢。恩来，你说是不是？”
当毛泽东和林彪登上城楼时，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杨成武、粟裕、戚本禹和叶群等人一起涌上来，争着和毛泽东打招呼。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这个时候都激动万分，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江青想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涌出：唉，毛泽东那时有容人之量，这时，他们连毛泽东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她不能不对眼前这群当官的表示极大的愤怒！
那年，参加国庆纪念活动的外国人只有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派来了两个政府级的代表团是专门赶来的，其余都是非政府和非官方的党、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毛泽东走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跟前，握着他的手说：“我们两国可以说是患难之交啊，我们并不孤立，这么多人，会少吗？我们专门和穷苦的人打交道的，富人们不来。但是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
周恩来听了，百感交集，只是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等人说：“让他们上一上天安门，造反派就知道我会是保他们的，喊了几个月打倒，把他们还是打到天安门城楼上了。”说完，他自己哈哈大笑，其余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十点整，乐队高奏《东方红》。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从城楼的休息大厅出来，出现在观礼台上。
顿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口号和欢呼声震动云霄，响彻大地。连谢胡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副主席黄文欢都激动地说：“毛主席太伟大了，太伟大了！只有中国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后，国歌高奏，礼炮齐鸣。
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八周年。在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党中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央军委，代表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切都是预料中的。当林彪拖着拉长的声调讲话的时候，江青走到周恩来身边说：“春桥、文元都赶回上海参加那里的纪念活动了，明天见报时把这一点讲清楚免得被坏人钻了空子。”
周恩来说：“这些大家都知道，明天的报纸突出上海就是了。”
这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了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的特殊的关系。
“……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的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大革命会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乱。事实同这些老爷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我们的工业生产胜利的捷报，正在不断地传来。我们的农业获得了连续六年的好收成。我们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我国氢弹爆炸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大大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陈毅戴着他那副特有的墨镜，嘴角流露出讥讽的微笑，不时地摇头。那些老右们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一个个都装出一副谦恭驯服的样子，一股劲地大唱赞歌。
叶剑英就说：“没有江青同志，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虽然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还有看法，但对江青同志是坚决拥护的。武汉事件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举国上下掀起了声讨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在全国各地代理人的新高潮。毛主席革命路线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加速了河南和湖南等地问题的解决。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我这个人一般是不大讲形势大好的，现在我要讲，形势就是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江青对陈伯达说：“警惕有人用吹、捧、哄的方式来麻痹我们的斗志。”
陈伯达后来把江青的话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很恼火地说：“我是怎么都不对了，干脆我今后不讲话了，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江青真难伺候。”
陈伯达说：“君子不记细胡。你怎么能和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我从来就是把江青当作一个一般的女人看待的。”但事后，他又把叶剑英的话告诉了江青。
最后，江青和叶剑英都知道了陈伯达的这一手。
林彪讲话以后，时间是十点二十分，谢富治宣布游行开始。
在毛泽东的巨大全身塑像的引导下，五十万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接受了毛泽东、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
陈毅走到周恩来的身边，说：“总理啊，今天不上天安门的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打倒了？”
去年的国庆节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都上了城楼，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受到邀请，这就标志着他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了。全国的政治观察家们大多是以这些象征性的举动来判断中央的态度的。周恩来瞪了陈毅一眼，没有说话。
相反，毛泽东在观礼台上倒是谈笑风生，他对林彪说：“我估计今年的国庆，是全世界的各种力量都关注的中心。他们通过今天的纪念活动来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就让他们看看吧，他们关心的那几个人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站在周恩来身边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有意地靠到周恩来身边，关心地问道：“刘少奇的问题怎么办？他还是国家主席啊！要不要人大常委会作个什么决定，也好向人民交待嘛。”
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暂时不经过人大常委会。党中央正在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等审查完后会向宋主席汇报的。”
毛泽东似乎也听见宋庆龄和周恩来的谈话，冲着他们笑了笑说：“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啊，大家都要斗一斗。我的许多话，刘少奇不听，还有一些人也不听。刘邓陶这些人，可能保不住了。我是想保一、两个，但是党内的大多数党员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啊。”
宋庆龄说：“我对刘少奇不了解，我相信党中央会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毛泽东说：“我也相信我们的中央，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前一段，刘少奇闹腾得很凶，谁也不在他的眼里，他想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改造我们这个党啊。”
“经过这场大革命，我们的党会整顿得更好。”周恩来说，“请宋主席看罢，明年的国庆将又是一个崭新的面貌。革命嘛，总是会有一些超出常规的做法的，如果死守一些法律的条文，对革命派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想宋主席是会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
在和宋庆龄谈话的时候，江青也凑了过来，拉着宋庆龄的手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叫作‘第二次革命’，用主席的话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这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就有所不同了。革命是不能够用固定的框框和格式来作规定的。如果那样，人们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就不会有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解放以来就开始尝试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包括前几年的‘四清’在内。但是不行，那种办法触动不了上层的走资派的权力。像刘少奇这样的人，他的问题太多了。随着今后运动的深入，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材料被揭发出来的。如果正常地按条文办，就不是我们要整走资派的问题，而是走资派要来整人民。这一点，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也可以看出来了。毛主席为此事想了很久，动了不少脑筋，最后，才找到了这条办法，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来攻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番话，使宋庆龄大开眼界。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么说来，我们的宪法可以作废了。”
“不，并不意味着这样。”毛泽东接过江青的话，进一步给这位国家副主席解释道：“我们发动群众并没有违背宪法。宪法就规定了人民群众有结社和游行的自由。这种民主是宪法给的，是刘少奇害怕人民的这种民主。所以，才有了他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我们批评了。法律赋予人民有随时撤换不合格的领导人的自由，我们就是要运用这种自由，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人民的自由。现在刘少奇要向我们要自由，恐怕人民就不会给他了吧，要不，还讲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
周恩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因为刘少奇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们是按照党的纪律来先处理的。主席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分晓了。一年发动，二年见分晓，三年收尾嘛。”
江青对陈伯达和起来起草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的姚文元说：“新年的社论一定要写好，总理对这篇社论是会很注意的，他要从里面寻找今后的根据。”
是的，当一九六八年元旦到来时，周恩来最为注意的是这天的社论。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开始，就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他很善于利用报纸来宣传他的主张。毛泽东最初的理想就是主办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他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后，还是念念不忘办报纸。也正因如此，他对一些写一手漂亮文章的笔杆子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厚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大量的观点和思想是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来表现的。以后，凡是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都要经过他的最后审阅。有些字句、段落，都是他亲自加上的。周恩来阅读这些重要文章时，总要询问清楚，哪些段落是毛泽东加的，哪些是毛泽东修改的，这样他才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打算。
毛泽东亲自规定：两报一刊的文章是要代表中央政治局的，必须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他的批准。
毛泽东说：“我不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把持在关锋和王力的手里，惹了一些乱子，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呀，要突出他们自己呀，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可见，这些秀才们的作用不能轻视呢，他们的破坏就在于搞乱人的思想，干扰我们的部署。江青和那个王力辩论过形势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形势不得了了，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认为军队出来支左是暴露了军内的问题，所以全国范围内要揪军队的干部。这样，我们这个国家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那样搞，谁高兴？刘少奇高兴！刘少奇就说：现在的好多问题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搞的。你们的错误要比他的错误大得多。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的问题，他要和我们辩论。所以，夺权也是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教给我们的。这一点，还得谢谢那几位走资派先生。凡是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我们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反动派逼出来的。城市里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你硬要进去，不是找死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王明那些人就是搞不懂。死了我们的不少人。”
周恩来说：“主席的话，都给我们交底了，这就是历史，我们不学习历史，就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今后，我们夺取这场革命的全面胜利，还是要靠毛主席掌舵。”
那天，叶剑英来见周恩来，也是见面就问：“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吧？”
周恩来说：“夺取了全面胜利，就该结束了。”
叶剑英说：“这场大革命再搞下去，人们的思想就会更乱了。现在动不动就是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连战士也学会了这一套。他妈的，当兵的造反不是打乱天下吗？我和林副主席说了，起码我们的军队里不能搞这一套，谁搞就镇压，他妈的。军队，还是林副主席说的：理解得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不执行，就得军法处置。这样，军队才能打仗。”
周恩来说：“你的看法是对的，说明你在大事面前不糊涂嘛。我想，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到了一九六八年，我们的工作就走向正规了。”
现在到了。今年社论的标题十分醒目：《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周恩来在元旦社论的一开头，就划出了重点：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掂量一下这段话的份量，不轻哪！周恩来琢磨着毛泽东审阅后的这段文字，体会着字面里的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就要结束运动了呢？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他回味着毛泽东前两年的一些谈话和批示，都是围绕着攻倒刘少奇而精心布置的。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他估计，党内解决了刘少奇后，全国人大再开会，正式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这是符合党纪国法的规定的。
对这场运动的具体部署，不仅自己，就连林彪也是胸中无数。
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周恩来曾经就一些具体事情和林彪商量。谈到毛泽东的部署时，林彪说：“我也是步步看毛主席指挥，事事听毛主席指示。小事你就看着办，大事请示毛主席。我正想着做文章，就是希望能够在毛主席的思想下，发挥一下我们自己的主动性。这大概是个新课题吧？”
这么一讲，倒使周恩来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了。
林彪接着说：“主席的思想也是不断地发展的，老人家还健在嘛。我看，他百年之后，他的一些话也是各有各的解释，不会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的。”
周恩来对林彪有底了。
想到这里，他继续琢磨社论里的有关段落：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空前广泛和深入的革命群众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革命的大批判正在各条战线上进一步展开，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罪行，大量地被人民群众揭露出来，使人民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有了更具体、更清楚的认识。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教育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正在逐步出现新的面貌。文化大革命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导弹、氢弹的试验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全国热气腾腾，到处是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很清楚当前国内的基本情况，甚至比其他人还要掌握得多。
他现在需要了解和吃透新的一年里，毛泽东具体的打算。
“新的一年，我们将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合的妄想彻底破产。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采取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中狠批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革命的大批判，要结合各项任务，持久地开展下去……”
周恩来理解，攻倒一个国家主席，没有足够的理由是很难向人民和后代们交账的。尽管毛泽东有着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权力，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必须考虑到这一切的因素。毕竟现在发生的这一切，将来是要写进历史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整党运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要吸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清除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出党。犯过严重错误的少数党员，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以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为领袖的、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
周恩来看到这里，已经明白了，下一步的整党肯定是为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也就是说，给刘少奇这些人从组织上作结论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所有这些，在江青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他都对江青和盘端出了。他对江青说：“我对你不能有任何的隐藏和保留。即使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也要对你说心里话。某种意义上讲，对你的态度就是对党的态度。”
江青也大为感动地说：“总理哪，这一年多来，我也深深地认识到，没有你，我们是不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粉碎了一切敌人种种阴谋诡计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总理，主席的这句话。重得很哪！”
江青想到这些，眼泪又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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