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秦城冷月》下（1-15章）

秦城冷月

（下）

师东兵著

 第一章
 

江青在狱中体会到毛泽东晚年的意图：他是想让华国锋作第二个周恩来的。当时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事确有先见之明。

江青1973年在十大主席台

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历史老人像迈开了大步，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地向前奔跑着。

历史的车轮伴随着巨大的回响和震动，滚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那天，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对华国锋说：“现在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作法律处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应该审判他们，这对进一步团结全党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剑英也是这个意见。”

华国锋早在去年，就听到了这方面的反映，只是考虑到党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他一直没有采取配合性的措施。现在邓小平既然再次提出，他决定给予响应和支持。就说：“那就提交有关方面研究吧。”

驾驭中央早已轻车熟路的邓小平。微微一笑：“我看还是由人大提方案吧。”

人大很快作出决定，成立特别法庭来审判江青和林彪两案。

此刻，日夜处在企盼和煎熬中的江青，已经在监牢中度过了三个春秋。

江青一直自信，审判她除了给华国锋、邓小平们带来尴尬外，不会有任何的益处。是的，两案专案组的人们在审理他们的罪行时，派了最好的审判员。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感到最头疼的问题就是许多的材料上都有周恩来的批示和签名。当然，这些东西现在都打上了“绝密”的字样。

“问题搞得太复杂了，公布出去会造成混乱的。”有人说。

李先念摇摇头：“你们真是没有头脑，有些东西本该销毁的，不该存档。如果破坏了这次审判林彪和‘四人帮’的工作，造成将来的历史被动，你们都该打屁股。”

江青在回答预审人员的问题时，也很潇洒：“我什么也没有决定，那都是党中央的决策，有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批示，你们可以作笔迹和指纹鉴定。这种鉴定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它们的证据会很多的。我要求你们给我取出我需要的证据来。”

当然，专案组的人不会给她找什么有利她的证据。他们不会把那些对她有利的材料继续留存下来的，那些东西会给历史造成理不清的麻烦。他们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把许多的东西都销毁了，有些退给了本人。他们认为，这是对的，传播出去则是泄密。

江青虽然不知道这些，但她坚信她的估计和判断。

她感到可笑的是，华国锋竟然敢于出版了连党内的中间派都有些担心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公布了毛泽东的若干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这意味着他将越来越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政治危机之中。因为第五卷中的文章来自建国后，这正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酝酿和形成的时候。她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将会对华国锋、邓小平们造成极大的不利和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胜利和他们的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定，她没有想到邓小平的复出，将会公开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挑战，随着时间的发展，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日益被多数人所接受，动摇曾经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指导方针的那些说法。邓小平的威望在全党事实上动摇了毛泽东的根基。这些，不但使全国全世界大吃一惊，也从这次审判上对她造成极大的不利。

江青凭着政治家的敏锐和感觉。意识到中国今后的命运渐渐会落到邓小平的手里或者是他那一帮追随者手里。她对看守人员说：“你们看着吧，很快‘英明领袖’的桂冠就会落在邓小平的头上，华国锋不过是个过客。”

也许只有江青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体会到毛泽东晚年的意图和打算：他是想让华国锋作第二个周恩来的，让他来完成自己百年后的历史转变。江青很奇怪：为什么人们看不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一直树立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是把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继承者和解释者来培养和看待的。华国锋这么搞，实际上只能说明他是地地道道的毛泽东的叛徒。

对于习惯了常规走路的人来说，他们的确是越来越跟不上了。怎么搞的，中国是不是在走回头路？有的人早就咬牙切齿地说：看来中国的确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就连华国锋，对中央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方案也并不是都拥护的，但迫于形势和压力，这个身兼数职的党政一把手，此时此刻经常自打嘴巴，朝三暮四，不停地变来变去。连一直紧跟他的汪东兴也觉得，此人越来越靠不住了。

“华主席，这样下去不行呀，中央到底是谁说了算，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不然要大权旁落了。”汪东兴说。

华国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还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吧，反正他们都老了。”

江青通过报纸，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央的动向。她能够从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中看到端倪。如果说，邓小平不站出来，江青还对华国锋抱有某种希望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复出便彻底粉碎了她的企望。“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啊。”她这样对看守人员说。“杀头不过是碗大的疤，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能有好日子过。这种结局，我是有准备的。”

她自己已经作好了走向审判台的打算。“我希望我能和群众见面，就怕他们不敢这样做。秘密审判就没有意思了。我估计他们会对我来个秘密判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不会向他们投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给我拿来我的马列的书籍，我要学习。我要从马列的书里找答案。”江青对有关人员这样讲。“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上我决不妥协。”

她开始阅读列宁的《怎么办？》。她注意到里面的一句话：

列宁在谈到俄国组织工作中的问题时，批判了那种革命人才缺少的说法，指山：“不，社会提拔出来的能够‘做事’的人才实在很多，但我们却不着于尽量地利用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运动的危机的过渡的状态可以用两句话来表示：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心怀不满、愿意反抗、决心尽力帮助反专制制度的人，而专制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虽然还没有为一切人所意识到，但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日益尖锐地感觉到了。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领导者，没有政治领袖，没有擅长组织的人才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分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革命组织的增长和发展’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后于一切人民阶层中的一般民主运动的增长。”

作为系统地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江青自己也认为，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了。列宁的这段话，从组织上讲，可以说也是他们这次失败的一个教训。

现在，她才真正认识到：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凭后台和感情想持久地掌好权或者仅仅依靠什么演员、美术师是不能够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的，关键时刻还得靠军队和政治家。自己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一个用错人的问题。她又想起毛泽东和她谈的一次话：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刚刚被粉碎，毛泽东深沉地对她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都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能够定国。在这个方面，你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毛泽东说，“林彪是搞小圈子的人，我看你也是个搞小圈子的人，你不能一天只是和那几个唱戏的、唱歌的搞在一起，当然他们不可缺少，但更重要的是要和政治家、军事家们在一起。政治家不懂军事就不叫政治家。你顶多算半个政治家，你再不议政、议军那就要把你从政治家的行列中清除出去了。民国时期，有个叫吴禄贞的人，是湖北云梦人，字缓卿。他十六岁即入伍为工程兵，后在湖北武备学堂接受德式、日式军事训练。十八岁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回国后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廷吉边务、新建陆军第六镇统制，期间他利用这些地位和职务宣传革命，积极图谋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西起义军打死巡抚陆钟绮，成立革命军政府，宣布山西独立。清政府于十一月四日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他却暗中和当时革命的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等人联系，说：‘我算什么巡抚？阎都督你才是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带兵。’于是他当了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制定了张绍曾、阎锡山、吴禄贞三路大军进攻北京的计划。仅仅三天，他就被他手下的年轻军官马布周等四人暗杀，只活了三十二岁。一九二一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表彰他的开国功勋。你说他算不算政治家？我看他算，但不是。你连他都不如，当然我希望你能超过他几百倍。”

江青说：“我争取超过他们吧。”

“那当然好，”毛泽东说，“林彪们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的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个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作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为好的政治家？我担心你在我死后就对付不了林彪那样的人。别看有的人现在在你面前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心里早把你恨透了，你信不信？在我死后不久，我看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了。”

这一切，全都实现了，不能不说毛泽东的确有先见之明。

唉，看来政治上的事情是不允许试验的，当你一旦发现不妙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这就是许多有志之士抱恨终天的原因啊！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伤站起来，望着窗外的秋景说：“我已经老了，根据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凡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是宫廷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刻。你不要以为林彪死了天下就太平无事了，不会的，还会有林彪那样的人物，谁是林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肯定会有的。这才是正常的规律。因为在中央，我看没有多少人同意把权利交给你们。林彪的许多看法有市场，也许有一天他们的人会一拥而上，重新把林彪抬出来当旗帜高举的。不要大意。这是很可能的。”

“勃列日涅夫搞过逼宫的把戏，会不会还有人搞呢？”江青问。

“当然有人想搞，刘少奇就准备这么搞过，只是他们不承认。林彪就要公开的搞，这点大家都不怀疑了。”毛泽东说，“我看他们的阴谋都不会成功。中国经受了多灾多难的岁月以后，人民已经认识到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这个觉悟是我们这个党不会改变颜色的保证啊！”

两年后，张春桥也对她说：“我认为，主席让我们评论‘水浒’，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别看有人现在说得好听，什么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其实大大的不一定。到一定的时候，他们也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我们可以把宋江和高俅比较一下，他们两人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呢？有。高俅官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为‘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蹇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高俅是一下子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不成，功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家‘怀才不遇’心理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结语。’宋江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的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江青知道他这番话的矛头所向，但她没有采取措施。因为她知道。即使现在她向毛泽东讲到这些，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江青想到这里，又翻开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那篇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文章，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就指出：“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个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是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江青认为，这段话同样适合今天的实际。天天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死活不认账。今天他们统统都亮相了，事实证明没有冤枉他们。她又想起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时和她说过一句话：“我是主张历史应该有点反复的。反复才能识别人，看清人，考验人。正像列宁讲的，大革命高潮到来时，所有的人都会宣布他是革命者，连混蛋都会是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上来，相当的一个多数都要反正。所以，我看还是多一点反复好。我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的演习。真正的反复辟斗争还在后头呢。”

江青多么希望这场斗争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啊！

第二章
 

江青对检察官说“我才是保总理的！”文革中反周恩来的种种内情，又一一浮现在她的眼前……

江青在1970年代后期参加国庆游园

江青一听检察官让她谈他们反周恩来的计划和原因，立刻火了。

她气愤地说：“你们说我反总理，究竟有什么根据？不错，也许我和总理亦一些问题有分歧，这在党内是正常的，毫不奇怪。根本扯不上是反他。”

“你们搞的批林批孔和评论‘水浒’，难道不是一场阴谋？”

江青冷笑道：“看来，你们对当时的历史一窍不通，也根本没有吃透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这是很可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四年初，毛主席亲自审批了由姚文元同志执笔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得非常清楚：“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段话讲的明白无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是决不会把它和周恩来同志牵扯到一起的。”

连检察官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记性，时隔几年，她对过去的历史还记得那样清楚和完整。看来，让她回到今天的现实当中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只能靠过去的回忆来过日子了。

讲到评论《水游》，江青更是滔滔不绝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市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这丝毫没有要整周恩来同志的意思。有人故意这样讲，只能说是别有用心。要说实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保总理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江青说她保周恩来，是指十三年前的事：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对江青和那些文革新贵无疑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周恩来来说，却恰恰相反。一些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要手握大权的人，把下一个要整的锋芒对准了周恩来。导火线是从红卫兵发现了周恩来的一份历史材料开始的。材料最初落在关锋和戚本禹的手里，很快江青就看到了。她报告毛泽东以后，毛泽东让她采取谨慎的态度。

紧张的会议和文件的处理之后，周恩来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观察了好几天，毫无结果。那几个工作人员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会被别人监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央文革小组还会派人在秘密地盯梢着他们。这样，负责监视的人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非常枯燥无味。

周恩来注意到毛泽东最近和张春桥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曾问毛泽东：“左派到底有多少？”毛泽东回答：“大概百分之十吧。”张春桥又说：“到了运动后期了，左派是不是会多一些？”

毛泽东说：“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吧。如果都是左派，也就都不是左派了。”

张春桥深有体会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我看在革命时期，走在革命前面的总是少数，但要争取多数。在新的难度面前，左派要从少数到多数。唉，左派永远不会是那么多的呀。只有世界观非常革命化，真正坚定地、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左派组织是标志着大方向和整个路线的，不容易啊！”

对此，周恩来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他很清楚现在的左派意味着什么。

不但是他，而且整个中央的高层人士都在观察着目前的局势：

还在一九六六年十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个叫吴传启的就说：“我们有没有雄心壮志使学部成为北京各机关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现在北京还没有中心，我们抓两条路线斗争比清华还早，搞好有条件。提到路线斗争没有界限，要加强串联，到外边去，我们要成为第四司令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还有一个司令部，我们就是第四司令部。”

周恩来闻之，冷笑一声：“简直是狂妄。”

有人揭发，吴传启是由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支持的。他和林杰、赵易亚、穆欣及潘梓年、陈大伦等人是一伙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声张。他当然不知道，有人从他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整理了一大包材料，送往钓鱼台。收件人下班时收到了东西，并马上送到了十一号楼。

还在前三、四天时，毛泽东决定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决定向全国公开，在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问起了三十年代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情况，询问起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问题，而且问得很详细。

这使周恩来感到有点纳闷：是不是老人家又要追究自己在三十年代执行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恩来在大革命和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捕过，所以不存在着叛变的问题。刘少奇口口声声吹嘘他是什么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他几次被捕，而且过不了敌人的审讯关。这叫什么正确路线呢？相比之下，还是恩来的办法多。”

江青突然问道：“总理，你在三十年代是不是有一个化名叫伍豪？”

周恩来点点头：“不错，我在党内的代号是五号，以后就叫伍豪了。”

“据红卫兵揭发，他们从三十年代的报纸上发现了你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再和你讲吧。”江青冷冷地说。“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其实，毛泽东在这个时间里，已经向康生了解情况了。

康生说得很清楚：“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在被捕前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情报保卫机关即特科的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叛变对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当时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周恩来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事件的重担。我和他，还有其他的同志，比如陈云等人，都参加了处决顾顺章的家属的战斗，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使敌人妄图破坏我党中央机关、逮捕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计划遭到破产。”

那天，周恩来刚进他的办公室。房间是长方形，约三十尺长、二十尺宽，满铺地毯，办公桌和书橱典雅而朴实。他的旁边是两厢双层花玻璃窗，下面是花丛。右边墙角有一个门，可能是通往卧室的。左边墙上有两个门，一个半开着，另一个关着，估计是通往内廊的。

坐下不久，秘书就送来了当天的文件。

翻开第一篇，周恩来的脸刷地变了。那是一份报上来的材料，有江青的亲笔批示：“请总理阅示。”材料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上海《申报》上刊登的题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运兵，且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看罢材料，一种不祥之兆涌向他的心头。

现在是一种非常时期，人们的头脑都已到了热得不能再热的地步。政治野心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迫不及待地要打倒一切阻碍他们的人或力量，为此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一切手段的。谣言和诬蔑在此时此刻便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和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他知道，眼下这份材料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制造的一场骗局，现在拿出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不敢往下想了。

“我要江青同志。”周恩来拨通了十一号楼的电话。

“是总理吗？”江青很快作出回答。“你看到我给你转去的材料了吗？这是红卫兵小将们搞的，已经引起了众怒。关于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解释。”

“江青同志，我正是为这事打搅你的。这是反动派造的谣言，康生同志和陈云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当时的党中央也知道这件事，为此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江青“哦”了一声：“那好吧，脚正不怕鞋歪嘛，事实总会弄清楚的。”

这种不冷不热的回答，更使周恩来心事重重，陷入巨大的不安之中。

那天，康生也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请他证实这件事。康生说：“这是明摆的事嘛，你不要着急，事情总会很快弄清的，要相信党中央和我们的毛主席嘛。我建议你写个东西说明一下嘛。”

陈云闻讯来见周恩来，他显得焦急而又忧心不已。

“恐怕不是好兆头，”他说，“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有关你的传闻，冒出个什么五一六的组织来反对你，听说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人在支持他们。当然，反对的人也是参差不齐的。真正反对你的人是极少数的可怜虫，但是你也不能轻视他们。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人们的头脑已经发昏了，他们可以置起码的事实而不顾，一味地在那里胡闹。恩来啊，你可千万要保护自己，就是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保护自己。这值得。总之，我们不能让阴谋家的龌龊计划得逞。”

周恩来想了很久，他已有了自己的全盘考虑和打算。

“主席啊，我终于也向你喊冤了。”周恩来听到毛泽东亲自接他的电话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叛徒，决不是叛徒！”

毛泽东哈哈大笑了：“恩来同志，我也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了，这没有什么关系嘛，用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们的诡计嘛。”

周恩来的情绪有所平复，整整一夜，他奋笔疾书：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理，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门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斟酌好久，才在信的结尾处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信，第二天便到了江青的手里。她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审阅了信和周恩来提供的大事记：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四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迁移。

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人……

江青看到进展，想起了周恩来前两天给她讲过的话，是对这件事的解释：

“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们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的地址。顾顺章叛变后，经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我们只有采取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锺玉同志送回家乡代为抚养。”

江青继续往下看，她眼前出现了惊心动魄的烟云：

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同年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到了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二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从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共七天）；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共六天）；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共七天）；民国日报（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共四天）。登得最详细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共三天）；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口至三日共五天）；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江青看到这里，突然对顾顺章的悬赏启事感了兴趣，忍不住翻到后面，仔细地看起了那篇奇文，她轻声地读了起来：

“周恩来夫妇：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军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女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因在上海犯绑案拘入巡捕房，业经派人向巡捕房查问核办。”

她把这份附件看了又看，觉得不像是顾顺章的手笔。又翻到第二篇，才找到那篇东西。她觉得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很有点像。她一连看了三遍：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遣。对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这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料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也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缔该犯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付讫共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江青看到这里，不禁对周恩来油然产生一种敬意。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布尔什维克，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丝毫不过分。只是现在需要为我所用了。

周恩来从政治斗争的经验出发，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对江青等人说：“今后，你们中央文革小组作决定，我们照办就是了。”

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得很清楚：周恩来是清白的。

对比，周恩来列举的大事记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我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二十日左右，我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江青觉得王世德的声明很能说明问题，特意用红铅笔划出来，请毛泽东留意：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毒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按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人名李龙章者，实即敝人之化名。因该惨案却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也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分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毛泽东看罢，站起来好一阵沉思。良久，他才坐下继续往下看：

上海登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据报，南京日报登在一月二日。

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报未登。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罢周恩来写的信和提供的材料，当即批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和江青看罢，马上作了圈阅。但是，关锋等人看后，却私下议论：“总理的辩解站不住脚，难道这不会是他临危而采取的一种留后路的策略？根据总理在每一个紧要关头的表现，这是很可能的。”

江青得知后，瞪了他一眼：“此事今后再不要讲了，谁讲谁负责！”

当然，关锋和戚本禹们不知道，此时江已经看到了更能证明周恩来没有丝毫污点的材料。那就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刊登了“伍豪启事”，驳斥了那种造谣和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作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同时，康生也向江青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善后事：

“总理脱党的事，肯定是谣言。当时，我们为了向广大人民公开揭穿敌人的诬蔑，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此事的。我们党便通过一定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别名，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康生说到这里，又把找到的那份材料给江青念了一遍，“兹据周少山来所声称：渠撰投文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之名除撰诉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其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康生还告诉江青，他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有关材料上，就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江青说：“那，我要替总理说话了，总理还是我们的人。”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她就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你们不能怀疑他，炮打他。”

针对着关锋、戚本禹和王力等人，她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说：“那个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允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文化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工作中可能有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但像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允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江青亲自向林彪作了通报，在她的具体安排下，林彪当即作了批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同时，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也作了相应的指示：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指示：最近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的内容是极其恶毒的。‘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军委办事组首先指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来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大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把反周恩来的那股潮流镇压下去了。

这就是江青口口声声所说的她保周恩来的全部经过。

这件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无疑给周恩来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阴影。从此，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

第三章
 

江青回忆起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斗争，不禁骂出声来：“他们比刘少奇要坏得多！”

1966年8月18日，江青（前排右一）在天安门城楼

连续几天的审讯。江青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是正义的，我无罪！”江青反复向检察官强调。

“江青，你现在讲这种话纯属多余。在法律上，你的地位是犯人。从政治上讲，你是失败者。你没有任何理由在我们面前再讲你那些功劳了。”

江青鼻子哼了一声：“请别以一时的成功和失败来论得失。我不要暂时的利益，作为毛泽东主席的妻子和战友，我把继承毛泽东的事业作为我的己任。”

“你？”检察官失声而笑道，“你不配，你能和毛主席相比吗？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运用政治斗争的策略和政策方面。同样是一位得心应手的专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斗争历程来看，他在对待他的敌手上完全采取的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手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定，这是非常管用的应敌措施。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这句至理名言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政治透视镜。而你呢？口口声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请问你继承了多少？”

江青此刻哑口无言了。是的，政治家为了追求权力的扩大和达到自己的一定的目的，不仅要攻倒对手而且要更善于保护自己。连自己都不会保护的人，也就谈不上保护别人了。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的一举一动决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批人和一个集团甚至于一个政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在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是司空见惯的。如果不从这一方面来看问题，那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江青的教训正在这里。

“他们比刘少奇和林彪还要坏！”江青不停地这样骂道。

她想起了有人告发的一件事：

陈毅曾经问周恩来：“我们当初干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革命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后，干嘛还要这么折腾？”

周恩来说：“这也是革命，革命从来就没有舒服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一样的。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代价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陈毅问：“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别说是别人，连我都糊涂着呢。我在外交部的大会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谁搞好了，谁就可以升官，谁要搞不好，就要罢谁的官，可怎么个搞法啊？说老实话，连我都弄不清了呢。”

陈毅那年已经六十五岁了，是个快人快语的硬汉子。

江青反复审查过他的历史：

他于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一个地主家庭，他十五岁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十八岁赴法国勤工俭学，认识了周恩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参加了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十月，他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运动被当局押解同国，第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的文艺副刊主笔。同年秋到北京中法大法大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安份的青年，喜欢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反抗当局的洪流之中，得到了陈独秀和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袖们的重视，被派到四川万县，推动川军响应北伐，并在合川参与泸州顺订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二七年春到武汉军事政治院校任中共党的书记。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后，他转赴江西。八月上旬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的队伍，担任了十一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指导员。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与朱德等人整顿余部，转战闽赣粤湘边区，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同年四月，他和朱德率部到了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先后任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区特委委员，参与领导创建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说老实话，那时他对毛泽东并不服气，公开说：“毛泽东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农民而已。他那两下子只配抄抄写写。”他和朱德等人几次反对毛泽东，把他赶出了军队，还和一些人主张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对此，江青从来就对他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但是，陈毅对他的错误从来不隐讳，他多次讲：“我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讲这个话我也是很沉痛的。当我犯‘左’的错误时，打击了许多好同志。当我犯右的错误时，就给革命带来了损失。我现在两边的话都要听，有人说我和稀泥。这句话说到了本质。列宁说：‘革命的妥协需要，改良的妥协反对。’我就是和稀泥，我就敢于和稀泥，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不和稀泥怎么办？”

遗憾的是，陈毅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当作他当初参加的那场运动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从中央各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院校领导运动时，陈毅积极支持，从部里派了工作组去外交学院等单位搞运动。他当时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越南的报纸刊登了毛主席的像，坦桑尼亚报纸都有介绍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文章，标题是‘毛主席是活的列宁’，副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世界人民赞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伊拉克人民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我们带出国外的毛主席像章，不要散发就被外国朋友们抢光了。美帝苏修很害怕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我们没有拿枪，他们就怕这个。我们这里也有害怕文化大革命的，我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就敢字当头，我就不怕，跟毛主席远了，我就害怕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少数人反对，多数人拥护，这是新形势，新特点。”

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针对着刘少奇的，但除了江青和极少数的人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就违刘少奇本人也是蒙在鼓里的。他们都把这场大革命作为整他们对手的一种手段，都不遗余力地登台表演。

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异口同声唱赞歌，现在却把一切错误归于我，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她对当时的历史记得一清二楚：

六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主张“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反党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和斗争，也可以戴帽。”批示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着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同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大字报，刘少奇立即对师大附中的工作组发出指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你们要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

第二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工作组的名义来到清华大学，亲自发动了反对蒯大富的斗争，把近八百多学生和教师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六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再次指示师大附中的工作组：“你们要敢于碰硬，要追查反工作组的后台，对那些反动言论，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他们？他们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

从七月八日到七月十二日，刘少奇几次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听取汇报，他反复强调：“对一切极右派，只有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有出路。不管他是学生还是教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这是毫无异议的。”

为此，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份《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革命运动汇报要点》，提出：“运动以来，一小撮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们提出要夺工作组的权。我们遵照少奇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干扰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斗争，使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健康地发展。”

那天，刘少奇问周恩来：“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搞怎么样？”

“我看可以，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的运动不会有大的错误。”

仅仅几天后，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口，毛泽东视察南方后回到北京。当天，他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说：“你们派工作组的办法是错误的，整个运动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工作组一不斗黑帮，二不批走资派，而是专整学生和左派，那还不是搞鬼吗？”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们的时候，再次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办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我看学校的斗批改主要靠学生们和他们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他对周恩来说：“你给中央文革小组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下去搞调查研究。看看工作组究竟搞了一些什么。”

周恩来点点头：“我也觉得依靠派工作组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

此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四次到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和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了解情况。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江青两次召开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她公开说：“我们认为工作组不是革命的，要革命的眼我们走，不革命的请走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听了两次辩论会的录音，微笑着对周恩来说：“我看这下把盖子揭开了呀，揭开比不揭开好，我就是喜欢公开的搞，不要偷偷摸摸的嘛。”

七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工作？我认为派工作组的办法还是可以的。大多数的工作组还是好的，问题是有的方法不对，不能够一笔抹煞嘛。党的领导总是得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呀。”邓小平也说：“我看，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的撤换的办法。”

“恩来，你看呢？”毛泽东问周恩来。

周恩来说：“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果断地说：“工作组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绊脚石，统统踢开之。所有的工作组，一律回到原单位去，一个也不要。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倒是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刘少奇见势不妙，立即对在师大女附中的女儿布置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也使你们的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了。”在他的布置下，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私下指定了自己的人把持着革委会和其他的领导机构。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公开说：“工作组有成绩，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刘涛和贺鹏飞，你们一定要顶住，不能让牛鬼蛇神翻天。”

七月二十五日，按照江青的意思，《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的消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分别发表题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和“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向奋勇前进”的社论。这寓意深刻的舆论手法，使全国的青少年掀起了更加旺盛的造反热潮。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陈伯达急急忙忙赶到北大，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压制学生们搞革命的盖子，现在我们要搬掉这个绊脚石和障碍物。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同学们，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公布撤销工作组的通知。第二天，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

于是，举国大乱。红卫兵和学生组织像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天津、西安等地的学生们高举造反的旗帜来到北京，北京的学生和红卫兵也开始到外地煽风点火，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的高潮。这种状态，也波及到工厂和农村。

学生们到处揪黑帮，揪走资派，冲击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各机关。

陈毅对这种情况表示坚决反对。

他在一些会议上说：“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我还要坚持这些看法，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因为我讲话多而受到批判，犯了错误或惨招不幸被打成黑帮坐班房，被罢官撤职。这不要紧。我不愿做和事老，不表态躲在角落里。我要发挥共产党员的的作用，也可能是好作用，也可能是坏的作用，但是我还要讲，而且讲就必来，一讲就必有批评。讲话以后总有很多的大字报，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有时你还没讲完，大字报就送来了。有人劝我说：老总，你少讲点话就没事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但是我压不住。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要不讲那些话，学生们就要发生一场武斗，要出现流血事件。如果我是怕字当头，我就不讲了。我就是不怕，敢讲，我向中央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对他说：“你要注意讲话的态度。”

“八月二十九日我的讲话是对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那次讲话完全是为了避免一场流血，我看有时候脾气还非发不可，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我在人民解放军中也是那样用的，有时两个部队要打起来，我说你们要打就先把我这个司令员打死！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经验还是通过实践来体会。”周恩来缓慢地说：“过去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干部见学生，不知怎么行。我们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可能会不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之。”

“学生们搞大串联，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串联不适用于工厂、机关、农村，我们不能去串联。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如果我们也去串联，包括部长在内，背起背包去长征，去延安去井冈山，那怎么行？光有革命的热情不行，还必须要有冷静的头脑。”

周恩来不再说话了，他从心里是同意陈毅的意见的。

“总理，这场运动的目的究竟是要干什么呀？我总觉得现在的实际和毛主席讲的不那么一致。”周恩来默默地从文件包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陈毅。

那是柯庆施的夫人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批示后转到了周恩来手里。

信中说：“……我认为刘少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可以揭发：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少奇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就一直从宗派的立场出发，依靠彭真，打击柯庆施。他对柯庆施和各地报上来的材料连看都不看，说：‘这些报告连擦屁股纸都不如。’他把叛徒彭真和林枫塞进北方局后，成了他的打手。当时，很多的同志都对他不满，柯庆施和李青玉等数十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撤他的职，但在张闻天的包庇下给压了下来。后来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对柯庆施恨得要死，几次欲置于死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让人给他贴大字报，胡说柯庆施是特务，当时彭真是党校的副校长，他们硬把他关了两年多。最后是毛主席给他平了反……

陈毅看了这封信，迟疑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动刘少奇？”

“从他犯错误的性质看，毛主席还是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来看的。”周恩来迟疑地说，“不过，我们是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那就是他……”

“你看这场运动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啊？”

周恩来心事重重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在看毛主席的啊！”

陈毅看了出来，周恩来的话，的确是他的心里话。

但是，彷徨中的周恩来有一条是非常清醒的，那就是他说的一句话：“政治是一门斗争的艺术，它会给你带来痛苦，也会给你以无穷的乐趣；它时时布满了陷阱和黑暗，但也处处给你以光明；它使智者通往天堂，它使蠢猪走向地狱；所以，研究这门学问便成了政治家的主课。不过，研究和实行其中的奥秘，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和本钱的，这也需要我们反复推敲和理解。”

江青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处心积虑地剪除了一批又一批异己，造了一遍又一遍的舆论，最后的政权还是落到了比刘少奇还坏的这些人手里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四章
 

江青提出请律师，最后她又都拒绝了。她想给特别法庭一个意想不到。于是，法庭内外的人都传遍了：江青根本不认罪！

1950年，江青陪同毛泽东、朱德等会见柳亚子

华国锋听说江青要请律师，嘴里嘀咕着什么，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耳旁又响起江青的叫骂声。

当年，她不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刺耳的斥责经常回响在他的身边。如果让她在法庭上讲话，天知道她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能讲出些什么。他找了点药用棉花塞住耳朵，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才入睡。

不错，江青对他来说，始终是块心病。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当特别检察厅给江青等人发了起诉书后，特别法庭正式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华国锋就担心她会请律师在审判她的时候大闹一场，甚至会来个倒审判。早在十月二十二日。江青就正式提出：“我要请律师替我讲话，我是无罪的，我要向人民公布真相。”

果然，江青一接起诉书，就提出了她要请的律师名单。“我要让史良来给我辩护，她是国家最有名的律师，我信任她！”她这样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哦。不行啊，那我就坚持吧。我考虑的律师除了史良，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我过去陪同主席接见外宾时认识的。他很好。我考虑的第三个人是周建人，他的年纪也大了。你们都不同意？那就让我的亲属替我辩护吧。”

消息传到中南海，一片议论声：给她当辩护律师，谁敢替她讲话？顶着这个头盔，莫非想遗臭万年？“史良也不敢冒这个险。”华国锋说。

但是，江青还是提出要请律师。她说：“按法律，我完全可以请我的亲属嘛。他们敢于替我说话，也应该替我说话。你们否决我的意见，那就请你们为我指定律师吧。”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彭真提出：“我们可以给江青指定律师，让律师给她辩护。我就不相信她能把罪辩成功。”

于是，特别法庭的看法统一了。

尽管没人愿意如此，辩护组的律师们还是准备接受江青的请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两律师前往秦城，会见江青。一路上他们想了许多，提了许多设想。

那几天，江青也在思索着。

她反复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毛泽东指定让她好好读的书。过去她就读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切：“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驾驭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看来，国家就是一个阶级镇压一个阶级的工具。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有了一切。现在，她终于尝到了失权的滋味了。她不由得想起了林彪的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个家伙的话还是不假啊！想到此，她心里一阵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江青急迫而又无奈地走出监房时，有意问道：“法庭给我请律师，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见识一下吧。”

“我们国家刚刚有了自己的法律，是真是假你自己体会吧。”

“那为什么不让史良给我当律师呢？”

江青瞥了看守干部一眼，伸手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又故意挺起胸脯，神色安然地走进接待室。在律师的眼里，年近七十岁的江青一点都不像古稀之人。她保养得很好，身穿黑色的棉大衣，头上还戴了一顶列宁帽子，脸上露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扫了坐在对面的两位律师几眼，礼节性地给他们鞠了个躬，说：“你们好，辛苦了。”

两个律师对视一下，依然紧绷着脸。那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请坐吧。”

江青笑了笑，缓慢地坐在椅子上。

“我们是特别法庭给你指定的律师，我姓张，叫张思之。他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刑法专家，叫朱华荣。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可以对你的案情交换一下看法。”

“呃，我已知道了，我向法庭提过，我要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特别法庭的意见，我们没有听见。但是，我们作为律师，可以告诉你，你的这个要求很不合适。史良现在已不是律师，而且年事已高，她不可能作你的律师。”

江青一直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微笑着说：“关于你们的材料我也看过了。你们是很有名的律师，好嘛，我知道你们也很有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派来的，但这并不可怕，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的这种斗争就一直在继续着。他们是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多少年的党内斗争，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党内斗争……”

“我要提醒你一句，我们和你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的问题了。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被起诉的。你的问题你自己应该清楚……”

江青被激怒了，她的脸一下红起来：“谁是反革命？我看他们才是反革命！我还要起诉他们、控告他们呢。华国锋、叶剑英们在我没有思想准备、无法自卫的情况下，给我戴上手铐的，我抗议他们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坏蛋！”

张思之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江青到现在还是如此的嚣张，便急忙说：“你不要再说这些了，还是表示一下，你到底要不要我们给你当你的律师，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谈吧！”

江青怔了一下，说：“我还想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根据是什么？”

朱华荣扭头看了张思之一眼，很平静地对江青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所以，你的案子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

“哦，原来是他们干的。”江青冷笑了一下，“我对此嗤之以鼻！”

“特别法庭的起诉书，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江青说：“那真是一件绝妙的反面教材。他们把我和林彪拉在一起，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谁人不知，林彪是反我的元凶，他和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是杀我的罪魁。你们把杀人的和被杀的、害人的和被害的混淆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法律？完全是颠倒是非嘛！”

“江青，你讲得太多了。这不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朱华荣说，“按照刑事诉讼法，对特别重大的案件，全国人大有权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现在时间很紧，我们来征求你的意见是否同意我俩当你的辩护律师。如你同意，我们还要赶回去写辩护词，你看如何？”

江青打了个怔，随之微笑了一下，“我之所以想请律师，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话要在法庭上讲，本来我打算自己讲的，但是我怕时间长可我的身体吃不消。而且我这个人过去被坏人迫害过，受过刺激，容易激动。我一激动起来，许多话会忘记掉，因此我要请你们作我的律师帮我讲话。至于同不同意你们当我的律师嘛，我得先建议你们先读读党的九大文件和党的十大报告。党的九大报告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写的，林彪只是在会上念了一下，连字都念错了。”

“我们是律师，哪些文件应该先看，哪些文件不应该看，我们自己知道，请你不要对我们发号施令。”张思之说。

“你不要这样和我说话，我是请你们替我和他们辩论的，不是让你们来和我辩论的，这大概是基本的常识吧？”

朱华荣平静地说：“律师的职责是……”

江青说：“请你说话的声音大一些，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声音小了我听不见。”

张恩之大声说：“你讲的那些东西，涉及到案子方面的问题，是要在你是否同意我们作你的律师之后，才能开展研究……”

“我请律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说话，你怎么先冲着我来了？”这时，两个律师几乎同时说：“你到底请不请我们给你当律师，请你能早点回答我们！”“让我考虑一下吧，行不行？”

江青回到监房后，开始了她的紧张活动。

她向监管人员要了一本《刑事诉讼法》，对照着发给她的“起诉书”，仔细地看了起来。

她一边看，一边在上面批写道：“这完全是对我和毛泽东同志的诬蔑，华国锋和邓小平们完全是想通过对我的丑化来否定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我没有背叛我的诺言。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看守干部进来问道：“你还要他们给你当律师吗？”

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邓小平派来的，那个姓张的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不要，他说话态度不好。先要姓朱的，如果一个还不行，就再请一个。”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华荣和特别法庭重新给江青指派的代替张恩之的傅志人一起去秦城监狱。

江青第二次见到他们，显得比较热情些了。她一进门，主动拿起桌上的暖水瓶，给他们倒水，说：“特别法庭请你们来，我表示欢迎。我请律师不是为了包打赢这场官司，而是需要你们帮助我辩护。”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们不好辩护是吗？那出庭时你们替我念一下辩护词好吗？”朱华荣说：“我们律师工作，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你的辩护词只能由你去念，去辩护。这也是维护你的合法利益。”

“他们还给我合法权益吗？我要告诉你们，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我完全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的。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你们认为真理在你们手里，我认为真理在我手里。我没有罪。我不妥协。起诉书把我同林彪列在一起，真是有点不伦不类。林彪和叶群叫我给主席一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因为我当时兼任主席的秘书，不得不转嘛。这有什么罪？真是岂有此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权回答。”

“我可以理解。所以，我让我的女儿李讷来当我的辩护人，法庭为什么不回答呢？”“这类请求，你应向法庭提出，由法庭批准。”

“他们不回答我的问题，只好请你们了。”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辩护吗？”

“可以，”江青从怀里取出她写的那些东西。朱华荣和另一个律师看了后，摇摇头说：“这个材料我们不能替你读，还是你自己亲自念吧。”

“我请你们，那就是让你们来作我的代言人！当我在法庭上说不出话时，你们得代我说话。”

“你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我国的辩护律师不是被告的代言人，而是国家的法律工，我们不能接受。”

“既然如此，你们连辩护都不敢念，怎么还敢替我说话呢？这个伪装我也不要了。那就不麻烦你们了。”江青轻蔑地说。她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华国锋听了汇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江青拒绝了律师们后，回到她的监房里。

她对着铁窗冷笑连声：“什么律师，纯粹是欺骗世人，我决不给你们这种机会。走资派审判我，是我最大的光荣，我可以不理睬他们。但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罪行，我决定利用他们给我的一切机会。”

她明明知道窗口有人在监视着她，但她还是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现在倒好了，刘少奇成了英雄。他是什么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他就以李醒华的笔名代表北方局发言，表面上拥护张学良和杨虎城，形左实右地提出要打死蒋介石，造成了北平党内思想的混乱和意见分歧，使学运领导工作很不得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说：‘党中央还没有表态，与其匆匆忙忙做错了，不如等中央表了态再做更好。’致使学运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她拍着桌子大声骂道：“到现在，又把刘少奇吹捧成‘白区工作的模范’，简直不知还有羞耻二字！什么‘白区工作模范’，难道竟有扑灭白区革命烈火的‘工作模范’？难道竟有美化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早在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书记的时候，就追随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抗战爆发前夕，他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示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他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打下去，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在革命队伍内部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还抛弃广大工农群众而不顾，对抗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拜倒在卖国贼的脚下，乞求他们领导华北的抗日；这一切决不是什么模范们干的事，而是汉奸们干的事！”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场噩梦……感到窒息……想叫出声来……能听见自己的呼叫。

她猛然睁开眼睛，跳下床来，闻声赶来的监管人员也到了。虽然她曾经发出极度恐怖的惊叫，但当人们赶到后，她却若无其事了，只是眼泪在眼中打转。

有时，她猛地冲向铁窗，“放我出去，我要控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江青咆哮如雷。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江青才更能够回忆过去的往事。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曾经和她谈过几次话。

那天，他们谈了个通宵。

“江青啊，文化大革命要是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啊？”毛泽东说：“不是我悲观，这是很可能的事。以我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失败的因素更多呀。”

江青说：“文化大革命要是失败，杀头、坐牢我一个人顶，我不会往主席脸上抹黑的。”

毛泽东摇摇头：“那是极而言之，其实我们都是跑不掉的。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跑不掉，就是投降人家也不会要。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这些人，恨死我了。只不过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暂时隐瞒他们的本相而已。我们向人们揭露这一点，只是提醒罢了。”

这些，江青已经对律师讲清楚了，她感到欣慰。

她在紧张地打主意，她决定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不管怎样，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她相信在法庭上能够征服民心的，她有这种预感。想到这里，她显得年轻些了：满头富于光泽的黑发，目光清澈。

江青饶有兴趣地读着“起诉书”，越看越气愤：

“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谋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同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自由。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和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和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光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的决定，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光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和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林彪、江青等人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致死……”

对刘少奇的每一步决定，都是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现在，他们不敢把矛头公开对准这两个人，却让江青代他们受过。为此，她实在觉得可笑。

“你们知道吗？对刘少奇的处理是经过党中央全会通过的，现在华国锋们把一切都归过于我，难道公平吗？”江青在和律师谈话时，公开这样说：“这里，我丝毫不是感到委屈，而是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她想起特别检察厅审讯她时的那段情节：

“你多大年纪了？”检察官问道。

江青抬着头正望着洁白的天花板，听见那粗暴的声音，冷笑着没有回答。

“江青，你应该如实回答特别检察厅的问题，这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每天都是老一套。她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她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

“你在刘少奇的问题上，作了哪些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而已。”江青回答得很轻松。

“你觉得你在刘少奇问题上有罪吗？”

“有罪的是刘少奇，而不是我。你们已经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江青气得白了脸，“终有一天，这个问题会重新提到桌上来的，但不是现在。我保留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这时，特别法庭和参加旁听的人都传遍了：江青根本不认罪！

他们预感到，审判江青将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热闹的一幕。

第五章
 

“华国锋欺世盗名，把谎言加在自己头上，要利用‘反诉’回击他们”，江青在审判之前已下了决心。

江青在文革的群众大会上

江青斥退了法庭给她指定的律师，她认为这是她的胜利。

她给自己制定了斗争策略：一定要在法庭上建立坚持真理的形象，树立自己毛泽东革命路线捍卫者的地位；要揭露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真面目，决不低头。

她反复研究对她的起诉，除了捏造和诬蔑外，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一切，恰恰是在她和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的。他们这样干，不仅是反毛泽东，而且是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他们不是口口声声是维护周恩来的吗？恰恰周恩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和毛泽东及自己保持一致的。她会拿出数不清的事实来说话：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上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走向讲台。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对前来汇报的张春桥和纪登奎、华国锋等人说：“报告要突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这一点，不然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有意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在考验我们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言行一致，让毛主席放心。”

江青回忆着那天的情形：

会议一开始，就是由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疼痛，但脸上还是保持着平静。

他在讲话前，特意对江青说：“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不是儒家，我不是投降派。”

整个大会堂里庄严而寂静，只有周恩来那深沉且充满激情的声音：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抬起头，环视了一遍整个会场，接着说：“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言犹在耳，怎么能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归咎于我一个人呢？真是岂有此理！

当时，她坐在主席台上的前沿位置上，默默地观察着代表们的情绪，想得很多，周恩来的报告丝毫引不起她的兴趣。对她和许多人来说，这些都是一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没有半点现实意义。但这都是有所指的呀。毛泽东当时就说：“不要看现在人们都说文化大革命好，其实心里并不说好，人家是在应付你们的，到一定的时候，人家就会站出来亮相，那时也许就晚了。”周恩来说：“不管什么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正我不会反对的。我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啊！”

周恩来的嗓门还是很高涨的：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宽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听见了吗？”李先念舔了舔厚嘴唇，“总理老是这样委曲求全，迟早人家会把他一脚蹬出去的。”

邓小平一心一意地注意着台下，不理睬他的议论。

“小平呀，怎么这个时候你却一言不发了？”李先念的身子靠近了他，“这样下去，他们的计划还会得逞的。”

邓小平还是老谋深算地点点头，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觉得自己被从天而降的好运弄得云里雾里的。他知道他已经被内定为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包含着周恩来的一片苦心。该怎样对李先念他们讲呢？照实说吗？说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以便把他们一网打尽。还是撒谎？说一些不疼不痒的屁话？此刻，最好的办法还是沉默。

当时，有人把他们的话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报告，江青对张春桥说：“这是一个问题，就连周恩来也在说着违心的话嘛！他们在下面是搞了鬼名堂的。为什么他不向中央检举啊？”

毛泽东听了汇报，深沉地笑了笑，说：“不要逼人家嘛，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的。隐瞒是不会长久的。让他们自己跳，总比你逼人家好嘛。”

江青想到这里，又看着起诉书中华国锋对自己的诬蔑觉得十分可笑，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但恰恰是周恩来的报告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国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年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尽管有些人内心不愿意撒谎，不过撒谎要明智些。这样，他除了可以保全自己外，还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政治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置敌于死地放在第一位的。为了这一点，这些政治家们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伪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和言论。华国锋不是硬把他刚刚传达过的毛泽东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我们的伪造吗？其实，真正的伪造者正是他自己！

她当然知道周恩来的报告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毛泽东了解周恩来的病情后，明确表示：“政府工作报告还是请恩来作，为了总理的健康，要给他准备一个不太长的报告，能让他一口气作完。”

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报告时，写了大量的批林批孔和研究儒法内容的东西，经周恩来的删改并报告毛泽东批准，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总理啊，我们谁也弄不清研究什么儒法斗争是想干啥，我劝你要谨慎些，不然会像过去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残酷的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周恩来对邓小平说，“回去吧，回去再好好想一想，给我找出一个积极的措施，靠它能争得人心。这是最最需要的。”

这也是周恩来告别政坛的最后一句话吧，当然他当时并没有想到。江青看了这个揭发后，对张春桥、王洪文说：“看来，有人是想把总理当他们的旗帜，总理不上他们的当，这一点我很清楚，主席也很清楚。当然，总理要是反我们，他早就可以得手，何以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呢？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总理不是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跟不上主席，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必须肯定。”

现在，华国锋们为了盗名欺世，把一些编造的谎言强加在自己头上，我不站出来讲怎么行？法律上不是允许反诉吗？我就要利用这一条回击他们！

她又想起了周恩来的一句话：

“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要背叛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要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谁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敌人，我们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样，把他们彻底打倒！”

这些话，还灵吗？江青这样问道。

第六章
 

起诉书把江青和林彪并列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引起她的极大不满。她对检察官吼道：真正反林彪的人，是我！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上义正辞严

离审判的日子越近，江青越是感到焦躁不安。

紧张？仇恨？恐惧？兼而有之。这种滋味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会不会把自己枪毙？按华国锋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他们是不准备把自己判死刑的。但是，华国锋能不能左右局势？她不得而知。大量的事实证明，华国锋已经成为傀儡或者叫“木乃伊”，她很喜欢这样称呼这位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点本事也没有的家伙，当初怎么瞎了眼睛，选了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东西！

江青反复阅读那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不住的冷笑。真有意思，全然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帝、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

江青忍不住提笔在这份起诉书上批道：“真是一份难得的教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杀人的和被杀的统统搞在一起，是见其炮制者的昏庸和卑鄙。谁人不知，林彪最恨的是我江某人？今天的审判者哈哈就是林彪的同伙和继承人。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骗局和把戏。”

往事的回忆，更使她久久难以平静……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其实他们最仇视的是江青。他们知道，江青是张、姚的真正后台。

脾气自傲的林彪是不会甘心情愿的。

林彪不止一次的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向正轨，解放军的作用可能要转向国防，文人的力量要加强。笔杆子该起作用了。我看，张春桥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说不定会取代我。”

一九七〇年八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的这种感觉更加强化了。

“最坏的家伙是江青。一切的一切都是她起的作用，她是现代的武则天，她是想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作工具，自己操纵国家和我们的党。”林彪多次和叶群、黄永胜等人讲，“中国要想发展，必须除掉江青，我们要让毛主席下决心，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当然，我们尽可能不这样做。”

江青不是傻瓜，她早已看出了林彪、叶群对她的仇恨和不满，但是她不表现出来。说老实话，在中央的这些老将帅和领导人中，她对林彪才真正有敬畏之感。

那些天，她总是在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喜欢读书，他一辈子不能离开书。而她，也是喜欢看书，而且喜欢练书法。她的字，毛泽东非常欣赏。

江青觉得自己很熟悉丈夫。每天整理他的床铺，更换他的衣服，擦洗他的文房四宝和书桌、书房。有时候，她久久站在挂着毛泽东手书诗词的条幅下，浮想联翩。

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像害了一场大病，毛泽东最痛苦的是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自由自在地谈论天下大事了。他必须对林彪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他随心所欲地可以指挥全党，但严重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离开他制定的党的纪律和规定，也尽管他有一定特权。

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缔造者，这是历史的地位和需要所决定的。他很清楚，这种权威和地位，今后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他的思想和路线可以学习，他的独特的指挥方法及权威绝对不能有第二个，否则只能给他带来灾难。

林彪的下场，难道不是一个证明吗？江青这样想。

那天，她在给毛泽东读书，给他读书，谈何容易！

毛泽东书房的书，她几乎都浏览过。她对古今中外的书卷，熟悉得如在掌中。而毛泽东更是如此。给他读书，一个字的错误，他都辨别得非常清楚。

江青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对毛泽东说：“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像荀子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而是时事——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主席，我的看法对吗？”

毛泽东说：“你的见解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他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他想当国家主席，世世代代为王嘛。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一下嘛。不设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搞那种世袭制，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进是还政于人民吧。我不主张设国家主席的根本意义其实在这里。还是你看得清楚些。”

“林彪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把我恨死了，也恨春桥同志。”

“所以你要谨慎些。”毛泽东说：“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林彪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只有把你打倒，他才能够巩固住他的权力和圈子。你要谨慎呢。果然，后来林彪、林立果他们搞的那个杀人名单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赫然在首位。林彪摔死后，张春桥对江青说：“好玄哪，就差一点作了林彪的刀下之鬼了。”今天，他们没有成为林彪的刀下之鬼，却成了邓小平、华国锋的阶下囚，她怎么能甘休呢？当检察官又来审讯她时，江青气汹汹地说：“你们是颠倒黑白的，知道吗？真正反林彪的人，是我！我和林彪作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现在你们却成了英雄，而我成了罪犯，简直是开历史的玩笑！”

后来，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才逐渐使自己又冷静下来。

那天，毛泽东突然对《盐铁论》产生兴趣，发表了一番与众不同的感慨。

“你看过《盐铁论》吗？”毛泽东问江青道，“这可是一场意义不同寻常的大争论啊，你知道吗？读一读这篇文章，可以认真总结西汉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儒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江青连夜拜读了那篇文章，并同张春桥研究了一番。

张春桥老谋深算，完全看到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它实际上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的。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虽然没有出场，但他用孔夫子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桑弘羊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政策。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经过几年准备，他伙同党羽杜延年，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实行突然袭击而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以勇敢的反潮流的精神，舌战群儒，力排策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尽管《盐铁论》的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的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鲜明的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法家思想的光辉。毛主席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确有他的深刻的含义啊！”

他把毛泽东的评论整理出来，江青看罢，立刻通知姚文元，让他准备写文章。

张春桥也连夜起草论述的提纲。

江青激动地说：“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他早就和我谈过儒法斗争的意见，这点总理也知道。这次主席又讲，当然是有重要的意义。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儒家都是古代的投降派。而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对手们，推行修正主义，复合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伟大意义。我们把主席的指示公开，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

于是，姚文元立即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议要组织班子写评论文章。

毛泽东提笔批示：“同意”。

一场轰轰烈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江青心事重重。她的辩护怎样开展？数千名旁听者将是这场历史的见证人啊，她应该说些什么，才能使那些修正主义者无法和她较量呢？她脑海里浮现出她在中央会议上所看到的他们的丑态，他们都曾在她面前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这时，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行的答案。毛泽东曾把这些两面派们称之为最危险的敝人和阴谋家，因此，全国人民也都是这样看的。为什么我不这样斥责他们呢？

当她想起历史上的失败者英勇地就义和被押上断头台时，她想到自己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下场，甚至比那还要惨。然而，到了这一步，英勇就义的吸引力却是很强烈的而又是她唯一的一种选择。她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不管他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谁都抹煞不了的事实，她是毛泽东的妻子。

第七章
 

面对“起诉书”，江青回忆起当年康生提供“黑名单”的内情。彭真恨得直咬牙根：奇耻大辱呀。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上慷慨激昂

江青决心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要挺起腰杆子来显露一番了。

就在审讯的前夕，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哼起了幽婉的京剧，把这寂静的监狱衬托着愈加寂静。晴朗朗的月色里，天空和大地好像格外的近，如同咫尺之间。她真想一步迈到天上去，然后再返回这个世界，重新来一个大翻身。“孤好比蛟龙困沙滩，落难之人盼月圆。只恨我手中无有杀人的剑，雄兵百万在哪边……”

如果从瞭望孔里看，江青完全像个纤小瘦弱的女子，忧心忡忡地凝望着昏暗的灯光，丝毫看不出她的内心世界翻卷着的汹涌波涛。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上午，她被押出来领取《起诉书》时，她特意挺起胸膛，在那几个法警面前表现得坦然而又自豪。她自己断言，那天她的形象比《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还要精彩，还要伟大。面对着摄像机的灯光，她恰到好处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我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了，但是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这个身份可是他们开除不了的。除非他们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江青对身旁的卫兵说，“这对我来说，就是力量的源头。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审判我的幕后，不，是前线指挥者就是彭真。这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哼，真是巧合吗？如果他是原告，那就更有意思了。整个一场文化大革命又从反面重演了一遍。”

尽管没有人回答她，她还是感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书记员向她宣读法庭规则的时候，江青侧过耳朵说：“请你大声些，我听不清楚。”

“……第二条，诉讼参与人在法庭的发言、辩论、陈述，须报经审判长许可。对于与本案无关和无理拖延时间的发言、辩论、陈述，审判长可予制止……”

江青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她知道，就凭这一条可以把他们害怕泄露出去的事实真相轻而易举地阻挡住，使他们的审讯完全在他们所需要的活动中进行。她本想质问几句，但是那个书记员说得很快，她几乎插不上嘴。

“第二条：旁听人凭特别法庭发给的旁听证进入法庭就座。旁听人必须遵守以下规则……：二不准记录、录音、录像和摄影；三不准进入审判区；四不准发言提问、递条子；五不准鼓掌、喧哗、吵闹、喊口号和其他有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

江青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听不听都无所谓。”

“江青，你现在有什么感想？”监管人员故意地问道。

江青坐在监房的床上，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我现在很想系统地研究一下法律。可惜这时候的资料太少了。在外面的时候，由于工作忙，顾不上。现在清闲了，但是条件没有了。我可不像彭真那样，一个狗屁不是的东西，竟然成了什么法律委员会的主任。他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吓得要死，然后又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来和毛主席对抗。这样的人来导演审判我的丑剧，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不！一点都不奇怪。如果他们要是对我采取热情、宽容的态度，那倒是奇怪了。他们谁都不会有毛主席那样的胸怀和胆量。”

“你可以看看起诉书中哪些和你对不上，到时候可以申诉。”

“你以为我写的这些材料是为了供他们了解情况的吗？错了，我的材料与其说是为了现在，不如说我是为了将来。我要给后人作研究的。他们不会根据什么事实作什么结论的。他们对我的处理早就策划好了，这样的审判不过是作个幌子而已。他们需要用这个方法来欺骗全党全国和他们自己。现在，他们用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制造白色恐怖，使人民根本不可能站出来说心里话，但是这一切毕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事情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是不是还认为在中国会有很多的人同情你呢？”

“你难道也相信我是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吗？错了，真正恨我的人是一小撮，他们也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革命造反派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如果不信，将来我们可以作一个民意调查。我就不相信我已经臭得不可闻了。真正在人民中臭了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资派及其他们的帮凶。”

“你到了审判的那天，也是要这样说吗？”

“那要看情况。”江青扬起脑袋说，“如果他们让我充分讲话，我是会按照他们的那个规则办事的，如果剥夺了我讲话的资格，我当然要向他们提抗议。这也是为了让人民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现在已经有好多的事情难以分清了。随着这些家伙们的所谓平反，大量的他们的罪证将会被销毁，这是肯定的。”

在她未被捕之前，中央政治局好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和全国一些地方一遇到重要点的事情，都要来向江青讨主意，等她表态。这不仅仅是她的脑袋上有什么乌纱帽，也不是她有什么威望，更不是她通过笼络人、讨好人得来的，而是她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中的权威所造成的结果。谁也不敢公开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江青在政治局里曾经具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的审判，《起诉书》躲躲闪闪，还是不敢正面接触这个问题，江青深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觉得非常好笑。

打发走那个讨厌的监管人后，江青又专心致志的研究起那篇她认为不伦不类的《起诉书》来：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早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举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十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察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看到这里，江青感到好笑。起诉书的们根本没有了解这个名单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从档案里搜集到一些文件就妄加结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来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中共“九大”作准备。会上，毛泽东问道：“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和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化呀。”

江青说：“这个数字我没有统计。我对底下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毛泽东：“不了解可以调查嘛。你们得很快作个统计，此事不宜再拖。”

周恩来说：“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作个调查，以便为会议的召开作好准备。我看，康生同志了解情况，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负责全面。”

于是，就有了这个名单。

江青看名单后，曾经对康生说：“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了党内嘛，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呀。”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法定程序召开。哪怕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的人参加也要把这个会议开成功。不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会造成影响的。”

“我同意康老的这个意见，我们不能只是从档案里搜集到一些文件就妄加结论。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群众中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张春桥说，“上海在讨论党的九大召开时，就多次提出要不要选一些犯有错误的人进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

屋子里的空气沉寂了。江青望着康生，康生盯着那两份名单。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在等着他们拿主意。特意从上海赶来的张春桥也是瞪着眼睛，观察着这个在他的心目中很了不起的人物。

江青说：“康老的意见很有道理，就这样如实地向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吧。”

毛泽东看了康生拟的那个名单后，对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等人说：“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会里，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不看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这就叫作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是经过认真地思考的。还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他在接见某国的外宾时，就这样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

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经过多年来的研究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林彪对此就是看毛泽东的眼色行事的，他见毛泽东讲了这些，也跟着说：“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现在，这份材料又用到了这个地方。江青不禁笑出声：“不同时期的材料有着不同的用处。你们否定了我们的东西，难道将来不会来个否定之否定吗？”

这话很快报了上去，引起了彭真的深思。

那个名单里，就有他的大名。而且在后头，附着他的一篇罪行材料，正是江青亲笔修改过的：“……彭真千方百计保护走资派。正当广大贫下中农起来揭发四不清干部的问题时，他大肆叫嚷‘剎车’，并且把通县的干部全部集中到县里闭门‘搞四清’。开会期间，免费让四不清干部吃炖肉馒头，不准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只许‘互相批判’、‘劝善规过’，否则就是‘立三、王明路线”，就是’一棍子把人打死“。他说：‘就是对于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是小会帮。’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他强调核心班子”要有改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叫嚷：‘原有干部撤换面不许过大。’撤换走资派，他诬蔑是‘轮流坐庄’，‘互相拆台’，威胁说：‘这样非亡国不可。’，他公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说：‘换掉一半，就没有问题了吗？你换人的觉得没有问题了，被换的人觉得还是有问题。有些新干部虽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但就是不能领导三大革命，就是废物。’运动一开始，彭真就对中央派下去的干部制定了‘一不欢迎，二不合作，三刁难，四搞臭，五赶走’的反革命方针。他还疯狂破坏北大社教运动，残酷地打击以聂元梓为首的革命左派……”

彭真看完这篇东西，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对一位法官说：“你看看他们整理的我们这些材料，苍白无力，一点份量也没有。他们整理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要我们手中的权力，我们今天整理他们的东西则是为了要他们的命。”

那位法官打了个激灵，很快恢复了平静。

彭真没有看到这些。他的思路飞到了十二年前的这个时候……

彭真脖子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被四、五个红卫兵反剪着双手，和另外几个“黑帮”分子押上了批斗台。一阵暴风雨般的耳光后，他站稳了脚步，垂下脑袋，听候批判词句。

“彭真，你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当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却公开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把我们同苏修的斗争说成是家庭兄弟姐妹、父母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而引起的吵架。说什么‘攻击我们的人，他的脑袋就是那么长的，只好等待。’你这是不是公然和毛主席山对台戏？”聂元梓的语气里不乏恼意。

“我有罪！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彭真抬起头，额上的汗珠子一个劲地往下流。“我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对人民犯了罪，我要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现在我的脑袋涨得很厉害，我请求你们能够让我休息休息。”

有个红卫兵揪住他的头发耍猴儿地比划着说：“这比你迫害我们这些群众时强多了。”

聂元梓陡地大喝一声：“挖你的思想根子，说，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喔，嗯，”彭真被人揪住头发仰起了脸，眼睛骨碌碌地转动了两下，如梦初醒般地翻了翻眼皮，背书似地说：“我反动，我反动，我对不起毛主席，我要对毛主席请罪！”

“你这是想蒙混过关，为什么不挖你的思想根子？”有人不满地大喝一声。截断了他的话头。

“我是个叛徒，我早就背叛了人民和党，所以我的这些思想，反革命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也是不奇怪的。这是反革命思想的必然结果。”

“你还想翻案吗？”聂元梓像是松了一口气地问道。

“我想也没敢想过。全是肺腑之言哪。”彭真好像心服口服地说。

于是，彭真在这些造反派眼里落了个态度好的名声。也有人认为他已是一只死老虎了。想到这里，彭真恨得直咬牙根：“奇耻大辱呀，奇耻大辱呀！如果这次不把江青、康生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他们再来这么一场大革命，这个国家不就是完蛋了吗？”他把眼前的那份原始的材料给了办案人员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常看常惊，常看常新的。这才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这段历史让我们的后代好好地总结去吧。”

是的，这些天来，彭真调看了许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材料，对当年整他的若干细节都弄清楚了。他也在想，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轻而易举地发动而无人敢说半个“不”字？难道仅仅能用“毛主席晚年缺乏调查研究”几个字说明吗？

彭真的回答是否定的。

毛泽东从中共“八大”以后，逐步地启用林彪。

一九六五年夏季，毛泽东指示反修的写作班子，让他们赶写一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文章，以林彪的名义发表。这年的九月三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长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果然引起了举世的注目。

江青曾用激动的语言说：“林总的这篇文章，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路线、政策、战略、战术，论述了毛主席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理论。这不仅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而且也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林彪同志的这篇文章，通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一步掌握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进一步坚定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彭真曾经对罗瑞卿说：“这是吹牛，强加于人。我就不相信林彪的文章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不是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吗？别的书都不读，你知道发展了什么？我看林彪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变成了苛捐杂税，搞疲劳战术和社会压迫，完全是形式主义，这个形式主义要害死人的。”

后来，他们的这些讲话就被人揭发出来，成为打倒他们的炮弹：

“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的中央书记处讨论共青团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会上说，‘对年轻人，主席著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都这么搞也不行。不要只是老三篇和《反对自由主义》，四篇文章可以学，但是年年都是那几篇作用也不会很大。工会工作和青年工作要把知识面搞得宽一些。’他们就是以此来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一想到这里，彭真对法官们说：江青也好，还是林彪也好，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曾几何时他们是相当猖狂的，但是他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后来还是完蛋了。”

那位法官在奉命检查有关人犯的思想时，来到了江青的住地。

这是高墙内的一个小院，设计的时候就是专为一些特殊的犯人而准备的。

江青正在全神贯注地翻阅那篇《起诉书》和从别处搞到的一本《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她不停地用手中的钢笔在上面作着记号。她的眉头蹙了起来，手托着下巴，惊觉地四处环视了一下，好像已经发觉有人在监视着她。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特殊环境中的生活。对当局这种马后炮似的审判，她除了感到愤怒和可笑外，再没有其他的感想。当初那些所谓的“篡改毛主席指示”、“叛徒”等等捏造，他们提都不提了。相反的，罗列的竟是一些人人都在那个时候讲过的或说过的东西。她敢说，像这样罗织罪名，可以从任何的领导人的批示和讲话里都能找到一大堆。

“这位刁娘，还想在演戏！”身旁的一位法官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江青恰恰听到了这句话，她抬起头来搭话：“不是我再演戏，是华国锋和邓小平们在演戏。我只不过是奉陪而已。我演戏是无可奈何的，而他们却是精心准备的，连脚本都是多人的创作。”“他娘的，会叫这位老娘听见了。”那位法官吐了一下舌头，索性走进了她的监房。江青坐在那里，连屁股都没挪一下：“何干？难道你们要进来提审我吗？”

他们竟然一时无话。监管人员说：“他们是来检查监狱的，要过问一下你的生活。”

“你们还是在演戏。”江青冷笑道，“我知道你们对我的过去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并不了解根本的东西，我作地下工作时，为了宣传群众而搞过舞台生活，这有什么奇怪的？当年有人从组织上对我诬陷的时候，毛主席就生了气，批评道：‘今后再有人作这样的文章，一律开除他们的党籍。’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我来的，而是对我们无数的文艺工的一种轻视嘛。何况我完全是为了作掩护呢。这个道理现在也许你们听不进去，但是总有一天，后代们会理解这些的。”

“我们不想和你议论这些，我们只想征求一下你对当前生活的意见。”

“我是艰苦惯了的。虽然我们在中南海里，但是同志们都知道，主席对他的身边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从来没有过过铺张、奢侈的生活。我知道他们是要我死的，但是我不怕。只要给我一口饭，我就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说到这里，江青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我可不像某些走资派那样，一进入这个地方就吓得要死，我从来没有想过向他们投降过。我过去是个共产党员，现在也还是个共产党员，将来这个称号也不会改变。”

那几个人都没有兴趣听她讲这些，收起笔记本就要告辞。

“你们不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吗？我的意见还没有的呢，怎么就要走啊？原来我就说你们在骗人吧，马上就露相了。你们根本不敢接触实际问题。你们只是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行事。这点我很清楚。”

“江青，你还是别再放毒了吧。到了这一步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呢？难道你真还想重新获得自由吗？我看你是等不到这一天的了。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的主权不是由你来掌握了，你还是多想一下你的下场吧。”这几位法官随口说。

江青的脸色大变，她立刻沉下脸说：“你们回去可以告诉你们的主子，江某人是作了各种思想准备的，你们就是把我的脑袋割了，世人也会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话我早在被捕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过了，你们可以记录在案。我最后的遗言就是：中国是属于人民的。”

他们忍不住笑出声：“你别以为你就会死的，以我们看就是你想死，人民也不会让你这么死的，你还是一个反面教员嘛。我们只是让你死了心，你不会看到你所希望的那种结果的。”

“天地良心，我现在还是要给你们讲一讲良心和党心、阶级之心。”

“当你们斗争走资派的时候，可曾讲过良心吗？”

“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把邓小平抓起来了吗？你们可以想一想。当时要是进行对他的审判，难道全国人民会不拥护吗？”

“全国人民早就把你们都看透了，说是为了人民，请问：你们所干的哪一件事情是真正为了人民？还不是你们这些人说了算。为什么把你抓起来后，人民都拥护，就是因为你们早就脱离了人民。人民再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江青扭过头去，不再理他们了。这时，她才似乎感觉到，什么“人民的意志”，什么“真理的标准”，都是从权力在谁手里而决定的，当然这是从中国这个政局来讲的。原来的一切是是非非，在邓小平的统治下，统统都作为历史了，造反派争来争去的权力，随着她的被捕也统统地失去了。这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一个对各种政治集团有所启示的教训。

她想起了杂乱无章的一些往事，竭力想从这些往事中能理出一点头绪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代表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九六六年的任务，特意讲到了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五项原则，即：（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当时，罗瑞卿就反对林彪的有些提法，他说：“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难道还有最低指示？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明知彭真与林彪有一些历史上的矛盾，便故意在他跟前说：“军队的问题还是要抓技术第一，要从方法上解决问题。单纯地讲政治，最容易变成空头的东西。林彪这些年来，天天讲毛主席，天天喊‘毛主席万岁’，能解决什么问题？还不是要我们从技术上发展科学？不然，美帝、苏修能怕我们吗？”

罗瑞卿的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问林彪：“罗瑞卿不是你点名的将吗？怎么地反而不听你的话了？这可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呀？”

江青对林彪说：“你对他有恩，他反而恩将仇报，那我们再对他好也没用。一旦他羽毛丰满，还不把我们都打下去吗？”

林彪说：“罗长子是想投靠反我的人，然后再来夺我的权。实际上是从毛主席手里夺权。他是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他的眼里的。他看中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

毛泽东考虑了近一个月后，才下了决心，把罗瑞卿干下去！

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是利用毛泽东在下方百计地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把毛泽东当作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的钟馗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来打击毛泽东的力量”，林彪小集团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他不能再忍受这种替人受过的屈辱了。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下决心把凡是林彪打击过和反对过的人统统地起而再用。于是，这批人陆续地站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那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林彪拥护的人也有好的，他反对的人也的确有坏的。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许多坏人都解放出来了。而林彪重用的有些好人也打击了。这种政治斗争的处理实在是弊多利少。要是我还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江青面对着铁窗，又有点想入非非了……

她想起在一次揭批林彪的座谈大会上，她见到罗瑞卿、谭震林等人的情形。这几个人在周恩来带头讲话后，二人一堆，五人一伙，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起林彪摔死的情形。他们那种幸灾乐祸的表情，简直是难以言表。

江青环视着会场上津津乐道的那些老右们，心里浮起了一丝隐隐的不安。她把目光移向邓小平的时候，只见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默默地抽着烟卷，似在仄着耳朵听着人们的交谈。她当时就敏感地觉得不大对劲，但是毛泽东似乎毫无感觉。他说：“他们让林彪欺负得够厉害了，让他们这一次好好地高兴一下吧。谁是谁非，让历史去给他评论吧。”

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想到他们还会东山再起，反过来对他进行评说。这下子，把他几十年来要提防的事情完全地实现了。只不过，他们认为的赫鲁晓夫没有上台，倒是勃列日涅夫真正地上了台了。

“江青，我跟你说，别以为你聪明得能把人们都哄住，现在可不是你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了，广大的人民都看清了你们的本质。你想用毛主席的那张牌重新翻起，那是用晾衣竹竿子想钓星星，痴心妄想，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着法制，人制的时代正在逐步地走向灭亡。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绝不允许你们这样的人再从事那种侵犯人权的事情。”

江青清了一下嗓子，往旁边的痰盂里吐了一口，清脆地拍了一下巴掌，嘲讽地说：“好好，我可算是开了眼界了。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要进行法制吗？好，你们就把我重新放出去，来一个民意调查，看看我江某人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人民作评论嘛。你们都是在运动中被人民揭露出来的牛鬼蛇神和从事过各种侵害人民利益的坏人，你们怎么可以代表人民来审判我呢？是谁给你们的这种权力？你们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审讯江青的检察官们都愣住了。他们当检察官到现在，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犯人。他们眼睁睁地瞪了江青半晌，才回过神来，意识到眼前这位人物，正是当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之一。今天的遭遇，她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不了的。她直到现在，还想把要审她的人连锅扣起来呢。

第八章
 

文革中，江青千方百计整垮了刘少奇，毛泽东曾明确说过：“这都还是功劳”。可如今却要为刘平反，她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

江青冷眼看修正主义法庭

江青躺在床上随手把那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拿在手中，侧着身子翻看起来。当年排演《沙家浜》的时候，阿庆嫂的唱段里有“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的句子。现在，自己就深深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味道了。

从给刘少奇平反的那天起，她就感到了一种危机。这对自己是大大不利的事情。如果他们还在刚刚被捕时的那些问题上纠缠自己，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呀，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呀，什么“反对华主席”呀等等，她都可以一一地驳斥，唯独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她将会有摆不脱的关系。毛泽东就明确地说过：“江青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这都还是功劳嘛。”

毛泽东肯定的功劳，就要变成罪恶，江青过去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那时即使说一说，也是为了激励造反派们，而不是自己真有这么一种思想考虑。现在，她才是真正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她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当你要打别人的时候，就得作好别人打你的准备。不作好这样准备，你不但打不倒别人，还得被别人所打倒。”

看来，毛泽东已经把话都说到家了。现在，就是别人打自己的时候了。

当初，江青亲自主持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的起草工作，她曾经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在分组会议上讲话时说：“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么厚厚的一本材料，里面可是花费我们大量的心血呢。就这么些东西，是经过了几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掌握证据的基础上才整理出来的。我们这个东西呀，就是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鉴证，经得起时间的鉴证。我们不怕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如果他真能反得了那才算他有本事呢。就这个东西，就在历史上彻底宣判刘少奇的死刑了。”

康生也在会议上说：“这本材料呀，字字句句都有江青同志的血汗呀。江青同志在这本审查报告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呀。”

江青至今都能背下里面的内容：“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人民在中共党的领导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罢工工人，展开了反帝宣传示威运动。二十日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造成了惨案。这起事件发生后，刘少奇畏惧斗争，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私自离上海到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判处‘斩决’，经刘少奇后台与赵恒惕进行反革命交易，刘少奇完全接受了敌人的条件，做了可耻的叛徒，随后，他跑到广州重新钻入党内。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时，在武汉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重要职务的刘少奇，心惊胆战，极力破坏工人运动。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忿，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弹药拱手交给了国民党。武汉‘七·一五’大屠杀，刘少奇躲在庐山，向汪精卫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情况，要汪、陈‘速除’，又一次出卖革命，充当可耻的叛徒……”

这些，当时都是反复经过调查该实的材料，没有半点虚假呀。怎么他们说推倒就推倒了呢？这段历史果真能像一块面团，说捏成什么样子就成了什么样子了吗？她到了这个时候，真佩服邓小平的本事，竟然能够把毛泽东定下的铁案一件一件地推了个干干净净，翻了个底朝天！

江青想到进展时，又回忆起自己在说到刘少奇第二次被捕叛变时，特意指出的一句话：“刘少奇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党的‘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利用全党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痛恨，和一部分党员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提出了一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当时的形势是什么‘不断高涨’，否认第一次革命的失败，反对向井冈山进军，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希望的地方起义。毛主席坚决反对了这条路线，所以瞿秋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就基本上结束了他在全党的统治。刘少奇一开始是追随瞿秋白的，到一九二九年八月。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第三次叛变革命投降了敝人，充当内奸，致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你们说，刘少奇这样的人选不是死有余辜吗？”

现在看起来，邓小平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这时，江青反而欣慰地笑了笑，讲了十几年五不怕的原则，今天才到了考验的时候。既然大难临头，只好明知前途凶险，也得赴汤蹈火了。

当开饭的时候，江青嘴里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段，故作轻松地大口吃着饭，对监管人员说：“我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准备上法庭和他们辩论去呀。只要让我说话就行呀。”

“你现在还有这个心情说这种话吗？”有人问她。

江青说：“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刘少奇和他的同伙们是绝对不理解的。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截然不同嘛。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们为了活命，可以给人家下跪，写悔过书，写《反共启示》，可以无耻地带上敌人搜捕共产党。叛徒哲学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的活命第一，他们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是他们的座右铭呀。他们一切以生命为转移，只要让他活着，什么坏事都乐意干。彭真、刘仁有一句话就是：‘有人虽然叛变了，不要紧，只要出来就行。’这些人到了共产党审查他们的时候，就耍两面派。邓小平、彭真给我们写检查时候，说得多么好啊，娓娓动听呀，很令人感动呀，其实呢，你们和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江青，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讲这些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定要与人民为敌呢？”

“我说同志呀，我现在还称你为同志，你大概不会反对吧？”江青依然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子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他们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因此。他们可以在战场上不怕枪林弹雨，浴血奋战，毫不退却：他们在敌人的牢狱中，宁肯把牢狱坐穿，也不愿从狗洞里爬出；他们可以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给刘胡兰烈士‘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就是千百万革命先烈光辉形象的写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迷轻。’那些叛徒们，死了也是遗臭万年的。”

“江青，你说了这么多，那你要是死了，是重于泰山呢，遇是轻于鸿毛？”

江青意味深长地笑了：“关于我自己嘛，我不好评价，还是让人民去说话吧。现在报刊上对我的胡说八道，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我想，人民对我的了解不但应当从拥护我的人中来听反映，而且也应该从反对我的人中来听攻击。毛主席对我的认识，就是从一部分反对我的人那里掌握的。说来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知道外面的人是怎样说你的吗？”

“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历史上如何如何，全是诬蔑。那才是真正的诬陷呢。那些材料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是地地道道的造谣。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可是不那么容易呀，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愿意当革命造反派，那时左派和造反派光荣呀，老保可耻呀。当革命成为时髦的时候，用列宁的话来说，所有的混蛋都可以宣布他是革命者。现在，当革命造反派是要杀头、坐牢、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许多人就叛变了。这也是一种叛徒。不过，这是我们的后代来评说的问题。”

江青说完此话，站了起来，将饭碗一推：“你们看，尽管我的身体不好，还是要锻炼着坚持呀。”

还是刚刚被关押起来的时候，江青就得意地对那时的专案组吹嘘：“你们这样对待我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刘少奇和林彪翻案。你们知道吗？我是最早看透刘少奇的，没有我江某，你们会有今天吗？”她讲这话的时候，是针对着华国锋的。

那时，华国锋和汪东兴指责她是“和刘少奇一类同样的走资派”、“要把批判江青等‘四人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批”。江青的主要罪行是伪造了毛泽东“按照既定方针办”的指示。江青当然不服。江青说：“你们回去告诉华国锋，他才是真正伪造毛主席指示的罪魁。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子。在全国传达‘按照既定方针办’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华国锋。这是有账可查的。当时，毛主席还活着，他和我们清清楚楚地讲了这句话。现在，华国锋想赖账。”

平心而论，江青说的是实话。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也就是毛泽东临终的一个月零九天之前。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吴德、纪登奎、吴桂贤、苏振华和倪志福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的省、市、自治区的全体代表。华国锋和王洪文两人作了讲话。

华国锋首先讲了唐山大地震的情况，接着就大骂邓小平，号召全国全党进一步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然后，话锋一转说道：“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的问题要注意。’还指示过我们：‘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中央的规定去办。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深入批邓，把革命搞好。要抓革命促生产，要鼓大家的劲。上半年的生产情况总的是好的，但发展不平衡，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农业生产情况是好的，自然灾害多，夏粮还是丰收，产量是历史最高的。搞好生产，对于发展大好形势，反击右倾翻案风，具有重大的意义……”直到江青被捕后的近三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还振振有辞地说：“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党直接依靠广大群级，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

现在，华国锋摇身一变，成了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追悼大会的主持人，成了所谓为邓小平平反的立大功者，江青能服气吗？她多次对监管人说：“你们给我向党中央捎话，我要见见这个华国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还有没有点中国人说话算话的气味？”

当然，监管人不会给她向华国锋捎这种话的，但是却把江青的言谈活动如实地向中央汇报了。

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对赵紫阳、习仲勋等人说：“你们看，华国锋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吧？形势就决定了他老是这么自打嘴巴不是个办法，连江青都不怕他了，当然那个娘们现在是谁也不怕。不过，华国锋这一下在全党是彻底地失去了威信了。让他继续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职务，实在是丢我们党的脸。说得好听点，他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领导人，说得具体些，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两面派和投机分子。这样的人作领袖是对党的丑化。”

胡耀邦的这个分析，无疑代表了相当一批人的看法。

江青凝视着那份即将审判她自己的新闻报道，也在总结着自己的教训。当然，她的教训和中央类似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给她总结的教训是截然相反的。她此刻的心情实际上是很不好受的。一大批受自己压抑的中央领导人他们如今都出来，成为决定她命运的要害人物，这还不是凶多吉少吗？这使她不得不日夜担惊受怕、惶惶然不可终日也。当然，表面上她还是要挺能沉得住气，一付视死如归的模样嘛。

至于教训嘛，江青又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根据了。

毛泽东住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讲了几句含义深长的话：“我们的同志要学会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起那种战争来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确挖出了一堆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但是也有搞错了的，这就需要慢慢地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因为许多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究竟我们还搞不搞到底，大家可以议一议。”

江青想过来，又想过去，得出的结论是：造成今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挖出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又复辟了；复合的原因是华国锋为了篡权而当了叛徒；再一条嘛，就是毛泽东同时也包括她自己认人不准，吃了选错接班人的亏；最后，就是她自己麻痹大意了……

至于她自己的错误，她是怎么也看不到，认不清，死活不认账的。

但是，她想起了一位朋友跟她说过的话：“自己的身旁要警惕这样的人；对你的缺点和错误不是直言相谏，而是幸灾乐祸；不是尖锐地提醒，而是口是心非地奉承、吹捧，或者千方百计地为你遮掩。但是当你跌倒爬不起来时，他们就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非要把你置于死地。”

江青恍然大悟道：“华国锋、汪东兴不正是这样的人吗？”

她想叫人给她找一本关于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方面的书看一看，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也要写一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和教训方面的著作，这一定会对后人有所启发的。她一下子又有感想了，毛泽东在和她一起学习《法兰西内战》这本书的时候，曾经说了一句：“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对反革命太仁慈。”江青这下又感慨万千了：是啊，是啊，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是对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太仁慈了！宽大无边造成了今日之大患。

江青的思路又回到刘少奇问题上来了。当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成员表决，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她费尽心血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时，江青的激动和兴奋，是难以形容的。时过一年，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刘少奇被押往开封。十一月十二日，到河南还不到一个月的刘少奇，终于病逝于开封。江青听到这个消息，拍着巴掌对张春桥等人说：“刘少奇死了，这下可为人民除了一害。这个家伙一天不死，我一天都不得安宁，现在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我看他刘少奇再想翻案，翻不成了。”

但是，江青高兴得太早了。她何曾会预料到，就在刘少奇死了的十一年后，他的事业的继承者们会为他报仇雪耻呢？这种历史的辩证法是多么的无情啊！

第九章
 

开庭前，江青回忆起在狱中与华国锋的交锋，回忆起整彭真、整陶铸的种种经历，自觉无悔。她说：“我要微笑着走向法庭。”

修正主义法庭进行人身迫害

江青在特别法庭开庭的前一天，连唱了几次《国际歌》。毕竟嗓子不如当年了，她的歌声已经没有了韵味。多的只是一种悲凉的泣调，给人一种难受的感受。监管人也熟悉了江青的这些大小动作，对她的行动一般地不作什么特别的制止。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乃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江青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毛泽东和她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一次谈话。那时，林彪已经摔死了，毛泽东对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语调里充满苍凉而悲壮的气氛。

“江青，这首歌你还唱吗？”毛泽东问道：“我们这些人是唱着这首歌干革命的，奋斗了整整一辈子。有的人唱着唱着，就不愿意唱了。我说我就不是什么救世主嘛，别人偏偏不信。其实说我是救世主的人本身也许不相信。他们是他自己想当那个救世主。或者说他们是要骗别人也骗我自己。而我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我就很清楚。这是我不同于林彪这些人的地方。”

江青说：“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领袖，也需要热爱自己的领袖，这同一些别有用心人的阴谋是不同的。我和陶铸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相信林彪的那个‘顶峰论’，我就说：“你是想搞你那个顶峰嘛。凡是说别人是搞个人迷信的人，实际上都是让别人搞他自己的迷信。”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好长一段时间里低头不语，接着低声吟哼起国际歌来。

望着毛泽东的老态龙钟，听着他铮铮作向的话语，江青感叹万千了：自己的丈夫在迟暮之年，还总是把国家的大事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念念不忘地记在心上。他有千言万语想倾吐，然而林彪事件对他的打击，他实际上是难以言表的。

看着毛泽东沉吟不语，江青禁不住热泪盈眶了：“政局险恶，人心叵测，前途也可能凶多吉少。我们还是同林彪和他的党羽斗下去吧，事到如今，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可走了。主席，你的心情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我党的一批人，都是以他们自己的那个心来度你的胸怀，包括那个死去的林彪。现在是不是没有人想走林彪的路了呢？我看还是大有人在。相当的人，他们看上的是你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你的事业。能够把你的事业继承下去的人。几乎寥寥无几。”

“依你看，谁可以呢？”毛泽东第一次和她这样谈问题。

江青怔住了，她该说谁好呢？说张春桥吧，毛泽东似乎还是没有拿定主意。

还是毛泽东说话了：“我对春桥和文元是抱有希望的，但是他们还是经验不丰富呀。管理一个国家，没有丰富的经济头脑不行，春桥搞政治还可以，当国务院总理就不行了。军事也不行，没有打过仗，没有带过兵，到时候谁听你们的？还是要找个过渡的，春桥多在副手的位置上磨炼磨炼，就有了政治资本了。我在党中央也是长期得不到那几个大家长的重视，总认为我不行，经过实践的考验，是他们不行，这才得到了全党的承认。所以，我常常和你们说，你们不要争那个核心，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那个自己以自己为核心的人，是最终形不成核心的，是最终要被历史所抛弃的。真正的核心，是善于思考而埋头苦干，不出风头又谦虚谨慎的人。在和平的年代里，没有长期的中央工作经验是很难征服人心的。林彪从你们的大量活动中。预料到张春桥可能要取代于他，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春桥了。因为你们是他的竞争对手嘛。这样的人就是最胸怀短见的人。所以呀，我就看出来了，什么天才的争论，什么要设国家主席，统统是假的。而他要急于上台，急于夺权，这才是真的。表面上看，他们的矛头是针对你们的，实际上是针对我的。

这番话，才使江青真正大彻大悟了。

问题是毛泽东临终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华国锋这个人挂了帅，使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华国锋有什么资历？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研究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周恩来就说：“华国锋这个人的水平不高，让他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恐怕难以胜任吧，还是由黎源同志担任，让华国锋搞个副职比较好。群众对华国锋站出来工作意见很大，说他是投机派，我看这个人说话总是在察言观色，也有看法。但是主席建议让这个人出来锻炼锻炼，那就让他出来吧。”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让戚本禹代表小组协助周恩来处理湖南的问题。

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时，就专门讲了这个问题：

“湖南军区是好军区，黎源同志是个好同志，我们准备让他当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主任。陈再道在武汉还有点不太敢动是为什么？你们要想一想。你们对野战部队要拥护，要顾全大局，不要打乱中央的部署。章伯森、华国锋在湖南的干部中算比较好的。华国锋有错误，但他愿意改。过去有功，能力较强，你们对他不信任可以看看他嘛。他还没有登台你就打倒他不好吧？你们让他表演表演嘛。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演员嘛。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一是看，二是帮。华国锋当然不能和章伯森相比，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唯一没有逃跑的。他和群众有广泛的接触，这点要比华国锋强。他在今年三月份左右就向党中央写信，为《湘江风雷》翻案，还是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的。这点。就值得华国锋同志好好地学习。”

华国锋马上表示：“我一定要向章伯森同志学习，他的政治觉悟比我强。我不如他。刚才戚本禹同志代表中央讲的这些重要指示我完全赞成，一定要坚决照办。”

戚本禹接着说：“造反派你们不要刚刚翻身，就要打倒别人。这不好嘛。你们要和野战军好好合作。要知道中央未明确表态支持你们的时候，是解放军站出来支持你们的。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特别是‘湘江风雷’，你们别忘了你们曾经是‘反革命’！你们要感谢北航红旗的同志，在二月逆流中他们给中央送来了许多材料，后来在民族宫你们又送来很多的材料，江青同志都看了。她看到这么多的革命小将受到压制，被关进监狱受折磨。她很难过，很同情你们。后来毛主席又看了许多的材料，他告诉我们，也是批评我们说：‘以后批什么东西要调查研究，不能看了东西就批，这样最容易出问题。’从那时起我们就对‘湘江风雷’作了研究。我们看了‘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同志的材料，认为叶卫东是个好同志。但是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这个人骄傲，毛病不少。但是他不是反革命，他说过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江青同志说过，现在有人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来反对毛泽东思想，说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种人当然要打倒。但是，叶卫东同志不是这样。我们看了他写的材料，认为他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地发展的，从一个高峰到一个高峰，这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样的规律本身是正确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一分为二。那天我问毛主席，主席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我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一分为二？’主席给这件事情定了案，但是叶卫东不能骄傲，这不是说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华国锋同志，你也要这样地看这个问题。”

华国锋连声说：“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坚决地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不能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再犯错误。戚本禹同志在江青同志身边工作，理解毛泽东思想比我们要强得多。你真是幸福的呀！”直到会议之后，华国锋还对戚本禹说：“请你转告江青同志，我今后一定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绝不做一件违背中央文革指示的事情，请党来考验我吧。”

那时的华国锋在他们面前温良恭俭让，没有一点不尊敬的表示，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毛泽东几次对周恩来说：“华国锋这个人还是老实的，没有野心，看上去比较本分。”周恩来说：“还是再看看吧，湖南的问题目前看，黎源比较成熟。”是的，毛泽东看到华国锋似乎很老实，却是没有看到一个人本质是绝不会轻易地流露出来的。华国锋在没有羽毛丰满的时候，怎么敢在中央要员面前张牙舞爪呢？

一世精明善断的毛泽东，在他晚年的时候，对一切头角突出、不受羁绊的拥权自重的高级干部都是怀有戒心的，唯独对华国锋这类在中央既无根底，又没有什么势力的碌碌之人感到放心。一直在他临终之际，还对他最后的这个选择自鸣得意。他看了看那个留着小平头，对毛远新、江青，甚至连对他的机要秘书都点头哈腰的华国锋，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军队有陈锡联挂帅，政务有华国锋处理，春桥、江青你们掌握方向，这个格局可以了。”他临终的前几天这样对江青、毛远新说。

就在江青被捕大半年后，那天天气清朗，寒气逼人。江青披着军大衣正在监房里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时在江青面前消失了很久的华国锋出现了。他见了江青，把帽子一摘，露出明晃晃的大背头，和当年的毛泽东留的发型非常相似。这和当年，简直是天地之别。

监押地的警卫林立，军容整齐，哨兵们井然有序地侍立两旁，监管人员们恭而敬之地迎接了这位英明领袖。他的架式，比起江青的当年，强多了。

“还认识我吗？”华国锋低声地问江青，音调里含着杀气。

江青一见他就感到恶心，但是他是经她多次要求才大驾光临的，她没有破口大骂，只是坦然地点点头：“大概还不会健忘若此吧，你现在身为中央主席，想的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把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看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仇怨，这你不否认吧。”

华国锋听了这话，一股愠怒之情直冲脑门。好啊，直到眼前，你还想教训我！他声嘶力竭地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劝你向人民投降，你承认不承认，你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看看现在的全国人民，听到把你抓了起来，大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人民早就把你恨透了，你还以为了不起哪。你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我告诉你，现在你回头还为时不晚，否则，你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

看到他那副沉不住气的样子，江青却哑然失笑了。

“你笑什么？”华国锋立刻镇静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江青还想使他能够幡然悔悟：“你好好想一想，你今天的这一切是怎么来的？难道就这样忘恩负义吗？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对党的感情，就是这样吗？毛主席把国家的重任托付给你，你却不以毛主席的事业为重，反而和毛主席亲手领导我们打倒的敌人相互勾结，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我死而无憾。只可惜，一个好端端的革命事业就丧送在你这个叛徒手里了。”

华国锋被“叛徒”二字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是从牙齿里发出这几个字：“你太放肆了！你有什么资格奢谈毛主席的革命事业。你才是毛主席的叛徒呢！你既然没有诚意，我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这样空谈下去，有何意思？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说完，扭头而去。

又剩下江青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江青有时也轻轻地捶打着她的脑袋一个劲地反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并没有得罪这么多人嘛。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对我采取这种态度呢？”

她就不想想，当初刘少奇也没有得罪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那样对待刘少奇呢，这种历史的复杂情况，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吗？

就在江青面临法庭审判的时候，她再一次地想到了这些……

江青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她多么想对所有的人剖白心迹呀，可是现在谁又能听到她的解释呢？谁又愿意坐下来听她的唠唠叨叨呢？那白纸黑字的《起诉书》似乎已经对她作了判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制造冤案，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这些语言，都是她曾经批判走资派们的，现在反过来全部扣到她的头上了。笑话呀，笑话！

她想起了周恩来一九七四年夏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这样说过：“有些同志在最近的一些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态度，据我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受过冲击的干部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三个指头的缺点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重新工作后，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了可贵的努力，也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注意。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如果一味地纠缠江青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陈旧老账，就会犯新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只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分裂。”

这些话，和毛泽东的许多指示一样，都已经失去了作用。从表面上看，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倒是满高，几乎捧到了天上，但是他们对他所说过的话和他处事的原则，完全抛到了脑后。这些人，一意孤行，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了法庭上，我一定要揭露他们的这种鬼脸和阴谋。江青想到这些，捏紧拳头发下了誓言。她暗暗地骂道：“这些得势的小人，就像用废纸糊下的风筝，乘风而起，摇头摆尾，倨傲地俯仰嘲弄它下面的人们，一旦失去风势，就会像折断翅膀的野鸡似的摔在地上，碰个稀烂。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能猖狂几天！”

唉，沉迷于醉意中的美妙幻梦，就是害怕清醒。可惜，江青还在沉迷的醉意之中。

此刻，正在开会中的彭真也是非常的兴奋。明天，就要把江青这伙人押上审判台了，这对他来说，不亚于一个胜利的盛大节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彭真还正出席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尽管已经对他展开了批判，但是他还没有被撤销职务，他还在参加着中央的会议。这天一早，秘书送来了两份报纸，一份《光明日报》，上面有署名“何明”的文章，题目是《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另一篇是发表于当天的《解放军报》上的文章，题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炬”。“何明”是关锋的化名，他早已知道。这个“高炬”是何人呢？他叫人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的编辑，回答是：“这是最高机密，不能外泄。”彭真费猜详了。

高炬的文章写得杀气腾腾：“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彭真断定：“这文章肯定是江青那个娘们写的，听她的口气，一副洋洋得意的架式，很像她独特的风格。她早就说过，我们决不放过一切反党的坏蛋！”

关锋的文章口气也不小，也是胜券在握的言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的、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画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吗？江青不是一定不放过我吗？好，我们也来个针锋相对，一定不能放过你江青的半点罪行，一定要跟你详详细细地算个一清二楚。彭真想道。

当然他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的文章不是江青写的，而是她和康生，还有另外的人布置《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写的。文章早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发表。江青看过清样后，指示说：“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所以，文章排好版后，就秘密地存在保险柜里，任何人不准泄露和打听。直到中央政治局就要揭开整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对几个报刊的负责人说：“现在可以给彭真一点厉害的东西了，也和他开开玩笑，关锋的文章还是以何明的名义发表，解放军报的文章用‘高炬’的名义发，也就是要高举大批判旗帜的意思嘛。”

这就是文革前一场大战的前奏曲的来历。

就在这时，彭真又和江华研究：“为了体现我国法律健全的大好形势，在这最后的一刻，是不是给江青指定一个律师比较好呢？”不等江华说话，他又补充说，“这不是律师们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大事。律师不仅要辩护，而且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江青的指定律师，要真正能够负起责任。”

江华当然知道，还在十月十一日，司法部就向中央“两案”领导小组推荐了十八名律师。由于江青的拒绝，法庭就没有再考虑给她指派律师。既然彭真又重提此事，不妨再在开庭之前通知江青一下，以体现特别法庭的法制严谨。反正现在还有几个律师集中在一所大宾馆里待命呢。这些律师都是中国法律界的知名人士，最年轻的已近五十，年纪大的已经七十多了。如果江青同意给她指定的律师，那当然会对特别法庭的这次审判更增加一些特殊的色彩。

“你们怎么这么好心，就要开庭了还要给我指派律师？”江青仄着脑袋，微笑地问传话的法庭代表，“是不是这场演戏还觉得道具不够，再来点给你们装潢门面的东西？是不是？我看你们还是收起这一套吧。我有没有罪，我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也清楚，人民更清楚。谄媚的笑脸，往往隐藏害人的黑心，而正义的呼声，常常是以威严的面孔出现。奉劝你们还是少玩弄些花招，多干些好事吧。”说完这话，江青把头扭过去，再也不理那个来人了。

彭真听到汇报，摇摇头道：“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那就别给她考虑了。让她自己去喊叫吧。”

是的，从一开始，江青就对这次审判抱有刻骨的仇恨，她发誓决不和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她有她的一套看法。珍珠被人民普遍地当作石头的时候，你坚持说它是宝贝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一个人的信仰却是坚持一个人力量的支柱。她认为，革命的追求，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有甘愿吃苦的准备。有理想，有追求，就必然会有痛苦。然而这种痛苦是有价值的。胜利的希望之花就是诞生在这种痛苦的土壤上。所以，她决心在法庭上以一个新的英雄的身份，岿然屹立。

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当江青于一九六五年初准备发起一场大革命的前奏时，她就为此事的后果作了考虑。“无非是让修正主义者把我的党籍开除，要不就是被他们的特务把我暗害。反正我是不怕死的。与其让他们默默地把我折磨死，不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革命的事业，英勇悲壮地就义而死。毛主席也和我是同样的想法。”江青和张春桥说。

张春桥回答得也很干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个真正的要在历史上造就事业的革命家，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情操。没有这些，他的一生是苍白的，混浊的。或者是悲哀的，真正的悲哀。我不愿意虚度自己的年华，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写一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歌。这点，江青同志，你相信吗？”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江青把张春桥当作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看待，她对他那一整套的豪言壮语是十分欣赏的。她为他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可以说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包括这一次坐监在内。这一点，将在的另一部书《张春桥在狱中》里详细地介绍。

“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曾经问过许多人，也包括张春桥。

张春桥说：“也可能我们这些人都得死，也可能我们起来和他们展开了新的武装斗争。依我看，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的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高。许世友说他会重新带上兵打回北京城，那就要付出大代价了。现在还是我们这些秀才冲锋陷阵吧。”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道：“回答得都很好，我将来会看到你们的行动表现的。”

江青想到这里，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下好了，现在张春桥也和我一起坐监了，这也算是一种回答和表现吧。用这种行动来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想想历史上的无数英雄豪杰，他们青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究竟是什么标准呢？她的思路就像一匹奔腾的野马，漫无边际地飞跑着，驰骋着，既没有界限，也没有上息。就是在睡梦中，监管员也可以听到她的叫骂。

江青，总也算得上是一个奇人吧。

她总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半夜里的大风呼叫着，发出令人恐怖的怪声。天气冷得出奇，连高墙外面的枯树，也冻得哆嗦着发出呻吟。江青醒来后，又有感想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翻了几次《起诉书》，好像没有把她和陶铸的斗争列入进所谓的罪状里。其实，她和陶铸的斗争可算得上她的一个独特的“功勋”。“看来，陶铸这个两面派，名声也不是太香呀。”她又想入非非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科委系统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人到后，发现陶铸、聂荣臻等人没有来。江青说：“怎么不通知他们？让他们也来！”临时接到通知的陶铸和聂荣臻赶到后，很不满意。陶铸说：“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下？老搞得我这么被动？”江青瞪了他一眼：“你咋呼什么？革命群众随叫随到，你懂吗？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参加会议的人们一下子都注意到了他们。陶铸下不了台了，就咕嚷了一句：“打倒就打倒，我怕什么！无非是让我回家种地去罢了。”

“哼，那倒便宜你了。”江青气呼呼地说。

会后，江青指示一些人说：“你们要注意陶铸的问题，这个人可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他的历史也很复杂，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不倒他。你们可以回顾一下他到中央来的表现。”

于是，一份材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邓把他们的亲信陶铸从中南局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带来大批干部安插在各文教系统。两天后，他进入中宣部，立刻包庇周扬、陆定一和许立群等人，指责：‘这里的大字报太多了。用不着吧。’这月中旬，陶铸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向各单位派工作组的建议，也向中宣部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八月二日，陶铸和邓小平一起到人民大学去保郭影秋，他俩一唱一和，说走资派确实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说：“所谓二月兵变这回事，没有，绝对没有。”邓小平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别说彭真，就连我也调不动。郭影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点，陶铸同志可以保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上、中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但是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工作组撤出学校后，陶铸、王任重和北京新市委的联络员，仍在暗中操纵成立‘文革筹委会’和‘文革小组’，夺得学校领导文革的大权，然后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围绕‘赶’和‘保’，展开了斗争。八月十九日，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监委同志的帮助下，揭开了安子文的盖子。当晚，陶铸急忙赶到组织部为叛徒安子文定保护的调子。第二天，他再次去保安子文。八月二十三日，当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陶铸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跑到北京医大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一切都可以怀疑，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其余的人部可以怀疑。……’”

材料送到江青手里后，江青立刻亲自让周恩来批阅，周恩来说：“陶铸这个人从来就不是老实的，我看了他几次讲话，都是掩盖一些重要的事实，然后吹嘘他自己。这个‘怀疑一切’的论点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讲，实际上是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都架空了。这还了得吗？”

江青、陈伯达、康生把陶铸的问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再观察观察，总理的看法是对的。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怀疑一切’的人就是不怀疑他自己，你看怪也不怪。”

这时，江青笑了。起床后，还笑个不止。当监管人问她时，她故意打了个岔子，卖个关子说：“我要微笑着走向法庭呀，对我来说，这就是新的战场！”

第十章
 

久违了，江青女士！特别法庭终于开庭。江青对《起诉书》的指控不以为然，她更关注的是人们对她在现场的反应。

江青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江青有一种临战之前的感觉。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愈是空闲愈感到浑身无力，愈无力精神愈空虚，愈空虚那枯燥的白天和漫长的黑夜就愈难以消磨。整天呆在那屁股大的囚笼里，没有任何值得她研究和对付的工作，她觉得自己的脸色苍白，眼神也呆滞，日子就和大锅白水汤一样，乏味透了。现在，马上面临着一场对她的审判，激动得她都有点坐不住了。这天，她特意照了一下镜子，保养得很好的脸色，这几天也泛出几丝红晕。谢天谢地，总算给她一个和大众见面的日子了。

这，就是江青真实的内心世界。

几天前，她觉得喉咙里堵得慌，不停地咳嗽。喝了狱医送来的药也不见效，天刚黑就想睡觉。她真有点担心，害怕在审判的那天，自己坚持不住。于是，她开始有计划的锻炼身体，决心在将来的几天里，给自己再树立一个闪闪发光的形象。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四、五名法警和特别法庭的书记员给江青送来了出庭的传票。

那是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白纸，注明了开庭的时间和内容，并有江华的签名。江青看罢，随手一丢，像扔了一张废纸似的。她轻蔑地说：“我的身体不好，狱里的伙食差劲得很，你们要是让我能坚持到审判结束，非改善伙食不可。否则，我不敢说我能坚持到那一天。”

“我们回去后可以反映你的要求。”

“还有，审判的时候，我要求我的女儿和其他的亲属在场。”江青说，“让他们知道我江某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别以为报纸上任意胡说一通就可以只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办不到！”

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本应是酣睡的时候了，江青却一阵比一阵的忧郁。某种意义上讲，那一刻是她希望的机会也是她害怕的时间。夜寂静而漫长，铁窗外面的风，发出像鬼哭狼嚎般的叫嚣，使她感到惊恐和不安。说老实话，当监所里没人的时候，她就呆呆地坐着，孤寂、凄清，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转。那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她在暗暗地盘算着。

《起诉书》里透露的一些情况，曾经叫她激动不已。过去，他们把这些事实，包得像罐头瓶里的食物，密不透风。她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字字句句如同风雷滚动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十月九日，施尚英召集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车辆二百二十五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指挥所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系……”

江青看到这里，拍着桌子叫起来：“哎呀，如果动了手就好了，只要组织起一支队伍，就不怕这些王八蛋了。树起造反旗，就有纳粮人。我不信全国的造反派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统治。我相信，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她甚至盼望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全国的造反派来一个大劫狱，那就太好了！江青异想天开地这样遐想着。她把这一段翻来翻去，连续看了好几遍：

“……钟定栋进一步制定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他们决定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其他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十月十二日晚，王少庸和朱永嘉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等又开会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发布的消息，准备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决一死战’……”

江青浑身热血冲动，虽然时隔几年，它如同就在眼前。如果真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会立刻投身到指挥这场伟大的反击战争中来，那将定一场多么声势浩大的壮烈景象呀！虚无缥缈的幻景，把个江青激动得吃下下饭、睡不着觉。她认为，迟早是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是她看上或看不上的问题。她对监管人员说：“毛主席早就讲过：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不管你们现在还和信不相信毛主席的话，反正我信！”

与此同时，负责这次审判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各大报刊和电台的记者进驻了办案机构；中央电视台为此更新了部分设备，下决心拍好这部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重大审判事件；新闻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组织专门人员制片录像；各航班、私站、码头接到命令，组织专门队伍护送旁听人员进京轮换听审。

“听说江青的头发是假的，她也是一个秃子。”

“张春桥不是死了吗？怎么会要审判他？审判他们的时候，江青这些人会出来吗？”“江青到底认罪不认罪？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

“给不给江青戴手铐和脚镣？”

“这次审判也应该把汪东兴带上，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天安门事件中，他和华国锋的责任最大。如果要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应该把他们都拉出来。”

彭真，这个审判林彪、江青两案的最高领导人，运筹于帷幄之中，把电视的转播交给了中央台，让他们架设了专线，使邓小平、华国锋等领导人可以在审判台的后面看到审判的实况。他提议让朱穆之负责对审判的全部报道和宣传。

“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妇女组织和人权机构，纷纷给我们来电、来信、甚至亲自来京，要求我们不能杀掉江青和其他一些人。她们似乎对这些人还有什么好感。你看怎么办？”

彭真说：“我已经请示了小平同志，他的意见是不要理睬他们的反映，一切按照我们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办。我们的内政不能让他们来干涉。”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们处处考虑到了外界对这次审判的意见和要求。

等了好几年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对彭真和许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在秦城监狱被关押的时候，他就经常地想到了那个女人，即江青。他暗暗地说：“如果有一天，能把江青关到这个地方，那我死也甘心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诅咒竟然实现了！

这天下午两点多，彭真就早早来到了他和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人看转播的那间舒适的房间里。他们相互地祝贺着、谈笑着。“今天既是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我们真正欢呼胜利的一天。可惜的是这一天来得太晚了。如果能让刘少奇同志也看上这一天该有多么好啊！”邓小平的这句话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愿。

审判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北京市正义路一号，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参加旁听的代表，都把这一天看作是他们历史上最荣幸的一刻。

江华、黄火青登上审判台的时候，对视地笑了一下。“老兄，今天可是看你的了。”江华说，“第一次开庭你是主角。干了一辈子革命，就数这一次露了脸，我们俩演了一场《审皇后》的戏。怎么样？手心冒汗吗？”一阵玩笑后，他们面对摄像的灯光和旁听席上的人们，沉下脸来，摆出那付威严而充满神圣意味的面孔。

下午三点整，江华用他那浓重的声音宣布开庭，接着拉长音调喊道：“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出来的竟是那个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被人称为“年轻、英俊的政治新秀”的造反司令！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也陆续出来，站到了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当张春桥作为第九名被告出现在大厅里时，人们的视线更加集中了。张春桥从他被捕以后，就当了“哑巴”，他以沉默为抗议，拒不回答任何人的提问而受到特别检察厅的愤恨。人们从多如牛毛的揭批“四人帮”的材料中，没有看到张春桥的一个字而猜测他已死亡。现在，他露面了。

他微仰着平顶头、敞开着衣领，近视眼镜后面的那双骨碌碌的眼球仇视地扫了审判台一眼，就站在了给他指定的地方。

三点十五分，江华喊道：“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这下，礼堂里的气氛才达到了沸点。连坐在旁听席上的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贺龙的夫人薛明、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都坐不住了，她们一个个伸长脖子站起来，怀着一种复仇的怒火盯视着她们恨不得一下把她撕碎的仇敌。

江青出现了。令她们大吃一惊的是：江青并没有像她们想象的那样狼狈不堪，而是继续趾高气扬地背着双手，东张西望地来到了她们的面前。她穿着一件黑棉衣，脖领子后面打了一块补丁。嘴角现出微笑，好像当年她接见红卫兵那样的神奇。有些人竟然被她的气势所镇住了，和她打照面的时候却低下头，不敢看她那双眼睛。

好一个江青，在这样庄严的审判她的时候尚且如此，可想她当年得势的时候是个多么利害的人物。有人说：“幸亏她倒了，她要不倒，我们这些人简直没法子活了。”

江青也看到了她出场的效果，左右环视了一遍大礼堂，鄙视地哼了一声。

两名女法警把她押到她的位置时，她才看见了她当年的战友王洪文、姚文元和张春桥。她本想给他们个力量，说几句鼓励的话。但是，昔日发誓要跟定她的王洪文，此刻低眉锁眼，连面都不敢朝她这边瞅。江青暗暗地骂了他一句：没出息的东西，你这么窝囊他们就会饶了你吗？人家就是要你这样，你就果然这么松蛋，这不是给毛泽东丢脸吗？再看姚文元，他也是目不斜视，全神贯注地盯着审判台，全然不看看昔日的江大姐就在他们的身边。倒是张春桥很有胆量，她和他的目光相对的时候，她看到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柔和的眼睛里闪出一丝问候的光来。虽然彼此没有说话，可他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无数的话语尽在此刻的不言中。

江青扫了身边的黄永胜一眼，她狠狠瞥了他一下，她从来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个林彪的走狗，以为攀上了什么粗腿，和叶群勾勾搭搭，在政治局会议上一唱一和，出尽了洋相。林彪摔死后，黄永胜给她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我想找你谈一谈，我从今往后就要靠你了。我要在你的旗帜下好好工作。过去实在是没有看透林彪的本质……”

“你不要和我谈这些。”江青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没时间和你谈，也不想和你谈。我这里是不需要改换门庭的二姓家奴的。”

现在，江青在这里见到他，依然是那么个样。她轻蔑地笑了一下，悄声骂道：“和你这种人站在一起，实在是丢人、恶心！”

黄永胜气得一下子变白了脸，他正想对江青大骂一通，忽然听到江华宣布由黄火青宣读《起诉书》的声音，他只好咽了一口气，静听检察长的起诉：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察终结，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的诬陷、迫害当一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和揭露。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

江青最不能容忍的是，法庭把她和林彪等人划了等号。她已经在口头上和预审中，多次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依然如此。这说明了他们除了把她和林彪等人混搅在一起才能引起人们的仇恨外，再不能说明任何理由。她在收到《起诉书》的时候，就对监管人员说：“我是被林彪判处了死刑的人，我和林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林彪最怕的是我，最想杀掉我的人是他。这本来是最明白的事实。为什么你们硬要指鹿为马呢？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说老实话，林彪除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作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他和我江青从来就没有合过伙，更别说什么勾结和为奸等话了。江青这样认为。

她最初对林彪的认识，是通过毛泽东的介绍才有所了解的。

林彪比江青整整大八岁，他是一九〇六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岗县回龙村的，十九岁时进入黄埔军校。四个月后出师北伐，在叶挺的部下当见习排长。毛泽东曾对江青说：“林彪参加一九二七年周恩来、贺龙他们领导的南昌起义时，不过是个小小的连长。你要注意，不要提是他领导了那个起义，那样会在历史上闹笑话的。但是，林彪有他的特点。一九二八年他在湖南宜章一带打游击时，在耒阳以一个连的兵力打退了敌人十二个连的进攻，用勇敢和机智赶跑了敌人两个营。占领了耒阳城。小伙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井冈山会师后，他是我任党代表的红四军下属的二十八团团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我说：‘毛委员，你是对的，跟着你打仗不会输。其他那几个人，谁也不懂。’所以，一九三二年我建议他担任了红四军军长和红一军团团长，聂荣臻是政委。他们和红五军组成的东路军南征闽南，打了很多的胜仗。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所以，你不要以为打仗多么艰难，其实只要你愿意学习，什么样的仗都能学会。林彪这个人就是善于学习。打仗的时候，他什么心也不操，就是埋头研究军事，研究敌情和我们的军情。他也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不像叶剑英、贺龙他们那样，喜欢沾花惹草。”

江青问过毛泽东：“黄永胜、吴法宪他们说林彪是一个常胜将军，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哈哈大笑道：“战争中就没有什么常胜将军，林彪也是打了许多败仗的。不过，他是善于打硬仗的。他比彭真、彭德怀强多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中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刘伯承的队伍打过了大渡河，开辟了我们的道路。我当时对林彪说：“你要给我打不过去，我就毙了你。林彪红眼了，也给部队下了死命令，队伍一下子就过去了。战争中，没有强命令作为动力，就不能打仗。他还是比较听话的人，一九三五年的直罗镇战役，我给他下的命令，他执行起来很顺手。他对我说：‘我就是服你，其他人不行，他们指挥不了我。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配合我们的一个原因。’”

这些话，是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江青讲的。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看法和态度。于是，便成了江青对待林彪的依据。

“……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林彪就指示叶群于八月十一、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示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还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

把正常的转一封信件作为勾结的证据，这真是办案史上的一大奇闻。江青坐在那里，气得脸都白了。她在预审时已经给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他们是再也拿不出什么更为过硬的东西了，只好死咬住这点把柄不放。实际上，林彪提供的材料既不是打倒刘少奇的唯一依据，也不是打倒他的根本原因。特别法庭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旨在搞掉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机和原因，抓住一些鸡毛蒜皮当旗帜，完全是为了整我江某人。如果这条能够站住脚，那么今后谁还敢替领导人转送材料和文件？更何况我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妻子，转送和接受给毛泽东的信件完全是份内的事情。特别法庭的人，可以说就根本没有查清或者说是有意掩盖毛泽东搞掉刘少奇的真实过程。这样的办案，怎么叫人能心服口服呢？

江青闭上眼睛，面前出现了毛泽东当时决心搞掉刘少奇的点点滴滴……

一九六五年的国庆刚过，毛泽东就对江青说：“北京没法子呆，得赶快走！这里随时都可能要出点什么事情。刘少奇这些人是要搞鬼的，他们想在党的九大上弄出点名堂来。舆论已经好了，我的材料他们也准备好了，就差举拳头了。我们再不和他们争时间，恐怕条件一成熟，我们就是再说什么也来不及了。彭德怀已经到了西南，这是一个信号，他们动手的信号。”

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名义上是审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在部署对刘少奇的批判或解决他的问题。沿途，毛泽东和许多的负责人谈了话。毛泽东把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批判刘少奇的九篇文章找了出来，让一些人看。他对陶铸、张春桥、林彪等人说：“刘少奇这个人，社会主义这一关怎么也过不好。我当初批评了他许多次，全心全意地是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他也和我多次表示要改，但是事情一过，他还是老样子。他是年年上大学，年年不毕业。看来，这一次要给他动一动手术了。他的问题不是什么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和少奇是学问之争。”

那时，毛泽东想通过发表他的这些文章的方法来公开他和刘少奇的分歧及矛盾，以便重新组织中央的力量和队伍。但是，他试探了几次，几乎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们都不太同意他的主张。陶铸说：“我看还是让少奇同志给你作个自我批评算了，过去的错误就不要纠缠了。少奇同志还是尊重你的。”有些人还偷偷地把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在来上海和杭州时，主动地向毛泽东道歉。从这一系列活动中，毛泽东发现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林彪得知毛泽东的意图后，公开表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站在主席一边的。为了防止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搞政变，有两个办法可以采纳。一是把可靠的部队以战备为名调往北京附近；另一条凡不是主席决定的会议，主席不要去参加。他们会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用勃列日涅夫搞掉赫鲁晓夫的手法来对付主席，那就防不胜防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只要军队在我的手里，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可以对付的。我对刘少奇从来没有好印象。只是他在延安时，口口声声地要树立毛泽东思想，为了大局我投了他的赞成票。其实，这个人可是有野心的。”

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毛泽东提议让林彪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年的四月，即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提议，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通过，林彪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后的第二年，他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

这下，才使林彪在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他的作用。这和我江青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江青在两天前就对送达传票的人说：“你们的这份《起诉书》是冲着毛泽东主席来的，只不过你们认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时机还是不够成熟，就把矛头对准我来丑化他。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你们有话不敢明讲，就用这种指桑骂槐的策略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你们的一大发明。从这点上讲，江某人佩服你们。”

想到这些，江青筹划着她到了法庭辩论的时候，再起来揭露这个阴谋。

黄火青继续用高昂的语调宣读《起诉书》：“……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还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四十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住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脸上一阵火辣辣地发烫。要是在允许她说话的场合她早就跳起来了。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下，她不能不保持沉默。用她的话来说，这是审判者们和林彪的势力勾结起来整她的暴露。预审期间，她反复地说：“我在三十年代的活动都是正常的，没有必要采取你们所说的这些活动。我写的信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林彪、叶群这些人早就打上我的主意了。他们对我的历史很感兴趣，就像现在有这么一些人一样。他们以为我会对我在三十年代的东西忌讳，所以一方面讨好我，另一方面在我的背后搜集、整理我的黑材料。抄家既然是他们干的，那当然他们就是这案子的后台嘛。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在另一次审讯中，江青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她说：“关于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的问题，完全是林彪和叶群企图整我的一个阴谋。我想起来了，林彪摔死后，以清查为名清理他们的反革命据点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整我的大批黑材料。当时姚文元同志起草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中，就这样揭露他们说：“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档案和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法，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策，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营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你们所说的抄家，就是林彪整我的黑材料和非法搞我的专案的一个部分。你们应该审问他们才是正确的，现在他们刚打一耙，反过来把矛头对准我，就是为林彪翻案。对此，我只能表示极大的愤怒。”

“你说得这些站不住脚，叶群指挥江腾蛟等人抄家的时候，你和林彪的关系还没有破裂，你们正是亲密战友的时候，怎样能说他们是为了整你而搞你的黑材料呢？”

“你们说林彪们抄家是和我勾结，有什么证据？”

“吴法宪等人的揭发和他们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是为了整我而去抄家的，他们想用这样的手段来败坏我的名誉，以达到他们打倒春桥和文元等同志的目的。这是我和你们根本不同的观点。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通过你们的手实现了。这才是一种绝妙的配合或默契呢！”

“你这是对特别检察厅的诬蔑。”

“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

江青和检察官们的唇枪舌剑的辩论，并没有能改变事实的真相。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还是作了同样的认定。这次开庭的庄严场合下，再一次给了江青当头一棍，

“……综合上述犯罪事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叛乱，证明他们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他们所犯的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遭受诬陷、迫害和遭受株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骗的干部、群众，都是他们罪行的见证人。……”

江青已经把她的耳机拔掉了，她仰靠在椅子里，闭上眼睛，她认为她是在不住地嘲笑黄火青那付装腔作势的架式和口气。他们不敢正视一个事实，即：林彪们正是出于反对我江某人才落了个暴尸荒野的下场的。林彪是我江某人坚持斗争，才有了今天的。现在，《起诉书》硬是把我江某的事实和林彪过去的一些活动生拉硬拽在一起，就混淆了是与非，弄得整个事情的面貌模糊不清，有功的变成了罪大恶极，无耻的小人却成了受害的英雄。江某人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呢？

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已经接近尾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和规定，本厅确认，下列主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厅依法提起公诉……”

江青转过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其他几个被告人，林彪集团的那些人一个个弓腰弯背，早就成了一摊烂泥。只有张春桥可真有种，表现出对这个法庭不屑一顾的神气。江青不胜惊异地注视这位身板挺拔硬朗的男子汉：他半闭眼睛，满不在乎，潇洒而又超脱，只是那不够舒展的眉宇间，暴露了他的忧虑和愤怒。“经过考验的革命家，你这才是英雄呀！”江青不禁心中暗想。

还在来这个法庭的路上，江青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她总是觉得可笑，有时在思考这些事情时，她被他们的愚昧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无知弄得失声笑了起来。连押解她的卫兵都奇怪：这个江青是怎么回事？别人连哭都来不及，她怎么在临受审的时候还要笑呢？江青看到这些小战士纳闷的面孔，竟然自我解嘲地说：“你们不了解我，我是无罪的人，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中国可能会发生这种局面，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出于华国锋的叛变，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

“闭嘴，江青，我们不听你的煽动！你不要在这里放毒！”

江青扫了他们几个一眼，只好不再说话了。当一个小战士推了她一下时，她回过头，狠狠地说：“你们再这样，我就大闹法庭！”她问另一个法警：“今晚还走不走？干脆不走了，我们就在这里住，每天坐车受不了了。你们告诉他们，我江青是个病人，我不能忍受这种非法的折磨。要是他们还谈什么人道主义的话，就给我想办法。”

现在，到了开庭的时候，她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直到下午五点二十分，黄火青的《起诉书》才宣读完毕。不等江青缓过神来，江华就大声宣布：“从今天起，江青等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现在休庭！”

“完了？”江青似乎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留恋地环视着周围的人们。这时，法警过来押她走。江青从过道退场时，望着数百双投过来的目光微微点头，显得自豪而又骄傲。唉，只有江青才能作出这样的独特动作呀！连邓小平也不得不这样地说……

久违了，江青女士！

第十一章
 

江青仿佛又回到了六三年她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抓戏剧革命，与彭真、陆定一、周扬他们斗争的岁月。现在却定她一个人的罪，“怎么令人服气呢？”

江青同志画像（乌拉德1986年）

江青回到监房后，对法庭上的感受大谈不止，好像她是刚刚从前线回来的英雄。就是在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也是嘴里哼着《红灯记》的唱段，不住地走来走去，好像在思考战役前的方案。

“我看见了张春桥，他是好样的！”江青得意地说，“他那副神情就是对法庭和整个当局的抗议，他从思想上就没有承认这个反革命政权。所以，他坚决拒绝回答法庭提出的一切问题。瞧那个法庭的模样，就像唱戏里的阎王殿似的，没有个公平说理的样子。王洪文可就不行了，低眉锁眼，当年的造反派勇气到哪里去了？姚文元还可以，还能沉得住气，就是缺乏和他们大辩一场的准备。面对阎王殿，就是要以死抗争。”

“你不要老说这些话，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人家吴法宪的态度有多好。”

“他是什么东西？他是迫害毛主席的人。我们审查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哭哭啼啼，不像个男子汉的样子。”江青怒气冲冲地说，“还有黄永胜，他是林彪的这四员大将中唯一参与了策划杀害毛主席的人，他是和林彪研究了政变的头子。特别法庭好像对此没有什么印象。这个家伙可是狡猾呀，林彪摔死后，他销毁了不少的证据。我们对他下手晚了一些。毛主席给了他们十天的时间，让他们能够走坦白的道路。但是眼见的他们一个个订立攻守同盟，大批地销毁材料，继续打击知情人。这时，是我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该行动了。”

她讲起这些来，滔滔不绝，仿佛她真是反对林彪的英雄。

“在逮捕黄永胜之前，我和他谈了一次话。那是我冒着风险去的，冒着他杀害我的危险。我对他说，只要你能很快起来揭发林彪的阴谋，我保证你能过关。他当着我的面还是说假话，说他和林彪、叶群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矢口否认他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甚至还说他也是反对陈伯达的。我说：‘既然你不听我的话，那么我可就无可奈何了。’于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眼看着他走向这条道路的。他要是能走揭发林彪的道路，事情也许就不是这样了。”

“他就是揭发了林彪。投靠了你们，也不是和你现在的命运一样吗？”

江青的脸色刷地变了：“这是什么话？黄永胜怎么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他是把我恨死的人。昨天开庭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副恶毒的眼光至今没有变。我真不知道法庭为什么对这些宝贝人物那么开恩？而对我们这些真正跟着毛主席走的革命派却是极端地仇恨。”

话语里，仍然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式和口气。

“毛主席当年说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他们是专门压制革命派的。今日的法庭对杀人的、残害革命派的，没有多少兴趣，却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采取如此蛮横的态度，难道不是阎王殿吗？”江青越说越气愤，激动得时候竟然站了起来，指着铁窗说，“你们想一想，假如毛主席健在，我会到了这里吗？毛主席遗体未寒，他们就玩弄起这样的阴谋来，这种矛头不是对准毛主席的又是什么？就这，他们竟然还好意思地吹嘘他们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江青，我们是不会和你一样去反对党中央的，你难道不怕我们会给你报告吗？”

江青哈哈大笑了：“你们不是给了我几张纸吗？我还要把这些写出来在法庭上宣读呢。问题是下知道他们让不让我讲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驳斥夏衍对他的攻击时写道：‘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你们大概不知道这话的真正意思。因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对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的文章《调和》给予反击，于是夏衍就在鲁迅背后说：‘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所以，鲁迅讲了那样的话。现在我也可以借用鲁迅的话来回答你们：我评论当局的话看起来难听，却是可以经得起鉴证的。什么江某不认罪啦，什么江某骄傲啦，统统都是当局逼出来的。这些，你们都可以汇报。不过，你们汇报时，最好要实事求是，不要造谣。不要拿上江某的脑壳去讨功领赏。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造谣、诬蔑和同一营垒里的叛徒。”

“那么，你是否认为王洪文是你的叛徒呢？”

“我避免谈这个问题，因为王洪文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而且至今我不了解情况。但是，我知道华国锋是一个彻底的叛徒，他背叛的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青。你听了《起诉书》里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后，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检察厅讲的是不是事实？”有人故意这样问她。

“我看了几遍，又听他们宣读了一遍。根据我的回忆，里面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江青毫不在乎地说，“有一些是高抬我了，把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功劳加在我江某的头上了。有一些嘛，完全是无中生有啊。什么我和林彪如何如何，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出来的鬼名堂。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话，希望你们转给当局。那就是：林彪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他就和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勾勾搭搭地想搜集我的一些材料，整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黑档案。他们逮捕了一些人，都是林彪的小分队们干的。如果我在外面，肯定能够拿出许多的材料来。”

因为江青面对着的不是检察官和专案组的人，所以她的话语里就没有那么多刺激的词汇了。有时候，她的话里也有悲哀：“我们搞了整整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全被林彪这个王八蛋给弄坏了。我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同于迷信。立足于科学的信仰，就是革命勇气的来源，是比黄金更可贵的精神黄金。”

在监管员的眼睛里，江青的思想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她是想到哪里就说道哪里的，而且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她的思想和语言，完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听起来令人感到荒诞和可笑。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耐着心情听她讲，他们奉命要汇报江青首次出庭后的思想和谈话。直到医生给江青检查身体的时候，江青还在说：“我的脑子我感觉很不好，身体的各部位都有不舒服的反映，我是硬行强顶啊。你们大概不知道。有两次我都几乎要晕倒了，但是我想着毛主席的教导，紧咬牙关给顶过来了。”

连续两天没有传江青，她知道法庭已经在开庭审其他的几名被告。她的兴奋情绪也稍微安静了些，又反复地研究那篇起诉书。她认为，里面把她的事情和林彪及其他的许多人物的事情连在一起，谁也弄不清某些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二这是特别法庭的一种瞒天过海的把戏，把林彪的一些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后，既可以冠冕堂皇地把他们打扮成维护毛主席的模样，又可以借林彪的罪名来杀我，争得人心。“这种反革命的伎俩是多么毒辣啊，”江青反复这样讲道。

《起诉书》里说：“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二干六百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

江青的注意力回到她所熟悉的文艺界的时候，对里面的一些陌生的人名感到奇怪了。这些闻所末闻的一些人的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好、坏人死了成千上万，难道都需要我来负责吗？像这样的逻辑，那么害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岂不太容易了吗？随便找几个人的死，就可以把任何领导人置于死地，这是标准的构陷！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后陷害革命者的惯用手段。

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一直以搞文艺和戏剧为掩护，秘密做地下工作。建国以后，她的手也多次伸向文化艺术界，把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弄得风雷激荡、六神不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张春桥一块接见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时候，江青就说：“在上海，我只要两个团，一个是你们，另一个是京剧团。我对文艺一直是有偏爱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主要的精力是搞政治，剧团的政权问题还比较好解决。但是文艺上的‘破’与‘立’上，‘立’是稍难一些的，也不难。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我不死，我要搞二十个戏，二十部电影……”

顿时，所有的演员欢声雷动，振臂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慌忙说：“靠同志们努力，我全靠你们，我只是说说而已。”然后她就对《白毛女》的各场情况谈她的看法，从舞台到美术，到演员的表演，一点一滴，十分详细。“这个戏主要方向是成功的，主流是好的，有些小毛病改起来不难。如果主题思想再提高一些，格调、风格就更高。主题写农民起来反抗地主，那么怎么得到解放呢，就是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我提个问题，今后修改《白毛女》，喜儿作为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典型，是要加强共产党如何领导把她救出来的过程，还是要描写她从自发革命到自觉革命的改造过程。这个很难改呀。”

很明显，江青蹲点搞样板戏，抓戏剧革命，就是要在文艺舞台上搬出歌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时期内容的艺术形象来。这才是她的中心任务。这也是她反反复复地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根本目的。为此，她把一切阻碍她进行这种革命的人斥之为修正主义。

早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她就直言不讳地说：“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革命演出中，革命的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可以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经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和群众，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这样，她就把一个戏剧的演出和排练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

当然，她的这一切不是她的发明，是她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来实行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旧。一天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一类。”他还拿上发表着姚文元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题为《略论时代精神问题》的《光明日报》递给刘少奇看，说：“我们的戏剧电影阵地，全让给资产阶级了，这些部门都是他们的人。无产阶级进不去。这篇文章提出了时代精神是以主要的革命潮流为主的。如果不这样讲，就是地富反坏右也会有他们的时代精神了。”

“你是听江青同志汇报的吧？”刘少奇笑着说，“你要给江青同志打个招呼，不要把文艺战线看得一塌糊涂。好像解放以来，我们文化战线就没有光明似的。我承认问题不小，但也成绩很大。江青同志把一些问题看得太过分了。”

毛泽东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当着政治局常委们的面他又说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你们可以看看，《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鼓吹鬼戏与淫秽的东西，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上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舞台上充斥的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是外国死人部。”刘少奇马上对周扬说：“主席的话，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也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嘛。戏剧和电影，要搞出点好的名堂来。”

所以，周扬在同年十月的戏曲工作会议上就说：“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正像彭真同志所讲的：戏曲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嘛。在艺术的问题上可是不能强求和硬性规定。那样下去，就会打乱了艺术的规律。”

江青把这些给毛泽东汇报以后，毛泽东说：“放屁！解放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拿不出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耻辱。这些人，我看他们像这样走下去，永远也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他想了很久。才对江青说，“我看还是你下去，亲自抓一些戏剧改革的典型出来，给他们树立几个样板看一看。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彻底打下去。”

“我以什么名义呢？”江青问道，“在北京搞一些东西可是很难呀。”

毛泽东说：“就以我的名义下去，就说是我让你下去抓点的。我就不相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毕竟我还是中共中央的主席吧。刘少奇就把整个中国都控制完了？”

于是，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先找周恩来，再找彭真，让他们提供两个剧团以便作京剧改革的试验地。彭真说：“我们也在搞试验呀，你可以和我们市委的同志一块来搞嘛，不一定要单独搞了。”

江青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总理也是赞成的。我也和其他的中央同志征求了意见，他们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那好吧，我和市委宣传部的同志打一个招呼，让他们给你提供两个剧团。这样，江青在北京京剧一团和中央芭蕾舞剧院开始了她的改革试验。

刘少奇听到毛泽东的一系列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召开了中央文艺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周扬在讲话中说：“主席批评的这些，绝大多数是个认识问题，我们对文艺的情况和历史变化没有认识清楚。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方法是简单粗暴的。”江青听到这话，马上反驳道：“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就更是粗暴了。我在这里刚刚开始了京剧和舞剧改革的试点，就有人反对了。新剧目还没有一半，已经有人在叫两条腿走路了。”

刘少奇仔细地听了各种意见后，总结道：“这个会议开得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的文学家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师嘛……”

“哈，哈哈，”康生笑着打断刘少奇的话，插嘴说，“我的灵魂要靠那些文学家改造，我不承认。他们现在连他们自己还没有好好地改造呢，他们要来改造我们，简直是开玩笑。”

刘少奇瞪了他一眼，没有反驳，继续说道：“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队伍里，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也有些人是有二心的，反党的，要进行批评，但是不要像反右那样。文艺工下农村去可以开上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睡觉、做饭和生活嘛。这个不要太着急，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看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冷笑着说：“名义上是贯彻我的指示，实际上是抵制。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对我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我看，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否则写不出东西来。不下去不给开饭，看他们怎么办？江青同志生了病，医生让她下去听听戏，看看电影，一看就对我说，不得了了，我们的宣传阵地都给资产阶级占领了。我派人调查了一下，果然如此。让江青去抓戏剧革命，还有人反对。我看，这些人就不是共产党员，起码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我劝你们这些人都去看看江青搞的戏，给她一个支持。这不是支持我，是支持革命。”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连续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江青亲自指导过的戏剧，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奖道：“好，你们演得好，比起那些帝王将相来，我看好多了。这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他转过身来问彭真，“这是你搞的吗？”

彭真说：“不，是江青他们搞的。我看有些东西还是比较粗糙，还要再认真些。”

观摩中，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等人多次说：“江青搞的那几个戏粗制滥造，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调演时大家看看还可以，演完之后也就结束了。”

陆定一说：“这些东西，非骡子非马，有什么看头，还是传统的东西过瘾。”

周扬在总结这次调演时，说：“我们认为，过去我们所提出的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拜师等等，这些做法并没有错，还是正确的。即使是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错了嘛。田汉、孟超，你们不要紧张，没有多大的事情。大不了就是作个检查嘛。”

毛泽东又对文学艺术上的工作连作两个批示后，周扬于七月十一日在文艺界开始整风。他一开始就把批判的范围限定在“写中间人物论”的几个人身上，强调不能乱批评。他说：“我在文艺的指导工作上也有错误，但是我的错误和夏衍的错误不同。我是没有经验的错误，他是路线的错误。这些，党中央是清楚的。但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我们还是要从思想上加以重视，不要再犯错误。”

江青把这次观摩调演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看来这样批评他们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再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不改，就是等于欠下了人民的账，我就不相信我们党的绝大多数的干部会跟着他们走。

一九六四年九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从哈军工学院回来看他，爷俩就各种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别以为我们已经打下了天下，其实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中国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我看你还是到下面去，多接触实际，多研究问题。要记住，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我们学校里就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贴反动标语，反对共产党。”毛远新说。

毛泽东将身子躺在沙发上，沉思地说：“这些人不一定要抓，就放在学校里让大家批评教育，反革命分子就睡在我们的身边好，可以使我们经常地想到革命。就是在中央，反对共产党的也不是少数，文化界就更多了。对这些人不批评，简直不得了。”

就在和毛远新谈话不久，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中宣部看到这个批件后，立刻请示刘少奇和彭真，刘少奇说：“先不要急着往下传，还是内部消化。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半天能够解决的。”

彭真说：“批什么，有什么可批的。我就不相信批判批判就能把问题解决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先把这个意见押一段时间而说。”

于是，毛泽东思索很久的一场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政治大革命，就让江青开始准备了。江青在三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说：“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戏汇演之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试验，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送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位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看得一片黑暗，一无是处。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问主席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搞戏，听录音，修改音乐。但是却也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来扼杀这篇文章了。同志们知道这些，会气愤吧？我们自己搞一篇文章，还是这么难，可想而知了吧。”

这就是江青对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自白。也仅仅是一个参考。

毛泽东多次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对江青和其他一些人说：“中宣部在陆定一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阎王殿，压制着一大批红小鬼。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砸烂阎王殿，解放一大批受压的小鬼。周扬这个人早年跟着王明那些人走，三十年代反对鲁迅，和鲁迅几乎闹得势不两立，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看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这个盖子什么时候揭开，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化艺术就有了希望了。”

“你说，对文化部、宣传部的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夺权的问题。我们在关于农村社教问题的决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夺权的口号，那是指被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文化部就是这种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就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讲话和打倒一些人的依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了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江青在这场运动中的独特作用，他说：“我国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文艺界成为他们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坚决拥护周总理的讲话！”

“我们要响应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提出的战斗号召，坚决地、彻底地把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大会上发言的文艺单位的代表一致地说。

这是周恩来对江青和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一个公开的评价。江青想，如果说我对文艺界的这些人物点名就是对他们的所谓迫害和诬陷，那么在同一个讲话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又该是什么呢？所谓的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既不尊重当时的重大背景，又不研究当时整个党中央有关文艺界的一系列决定，只抓住我江某的个别讲话中的段落和词句，就要定我一个人的罪，这能令天下人眼气吗？

哦，昔日的文化、艺术界的阎王殿死而还阳，司法的阎王殿比他们还要利害十倍、百倍。江青看到这些，感慨地摇摇头道：“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得可真惨呀！”

第十二章
 

法庭调查，牵出七四年王洪文的“长沙告状”。江青认为，向中央主席去汇报看法，这有什么罪？但实际上这个事件的背景却十分复杂……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

从首次开庭以来，都五、六天了不见动静，江青显得有点焦急。

“为什么这么慢腾腾的？反正大权在手，把我的脑袋割了就行了嘛，搞这么烦琐干什么？江青对看守她的人员发唠叨。那天开庭的时候，她们乱揪我，就像对付小鸡一样。你们往上转告，我可不吃这一套。她们要是再敢给我要威风，我非要大闹法庭不可。你们昨天看电视了吧？我还是挺神气的吧？我就是要神气，尤其是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资格和我对话。要在十年前，他们敢这样，你看毛主席能饶过他们吗？”

连续几天看不到报纸，江青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她问哨兵“……这几天是不是在审张春桥、王洪文他们？他们怎么样？我看张春桥是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的。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是年轻，二是怕死。其实，你越怕死，他们就越要欺负你。我就不怕。”

这些话，江青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了。连哨兵都感到有点奇怪：“这老太太是怎么了？她和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处？我们又不能把她怎么样？”

江青是深夜从秦城监狱提到这里的，这里的伙食比监狱有了明显的改善。江青把这些归于她坚持斗争的结果。那天，夜幕里，好几辆轿车在安静的柏油路上飞奔。江青把头依在座位靠背上，尽量坐得舒服些！！秦城监狱距离审判地太远了。她横下心来，一定要求他们让自己住在城里，否则就无法坚持。特别法庭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点。她住在离公安部不太远的一个住地，休息的条件还可以，当然不能和她在中南海的住地相比较了。

今天，她感到有些劳累，但心境却是畅快的。就像近五十年前参加中共第一次会议时那样，她就要开始一段新奇的生活尝试了。虽然这和当初的情况远不能相比，但在年近七十的江青心里却交织着一种奇特的梦幻和惊喜。这个人是喜欢斗争的。她信奉的格言就是：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斗则亡。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那些整人为乐的事情，有许多至今记忆犹新。

昨天晚上，她刚刚研究了《起诉书》里指控她的如下事实：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十月十七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策划，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扰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江青看罢，在《起诉书》的旁边批道：“四个政治局委员，研究一下中央的人事安排，向中央主席去汇报看法，这有什么罪？本来是合法的、正常的组织活动，被他们说成是‘反革命诬陷’。那么，他们在同一时间里。多次研究人事问题，甚至给我和毛泽东捏造谣言又是什么？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难道是公平的吗？”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饭后，江青被告知要出庭受审。“轮到我啦？好，我也早就准备好了，走吧！”江青把衣服穿好后，对着镜子照了照，又拢了一下黑黑的头发。这才站起来，随着监管警卫出了房门。她看了一下停放在那里的几辆小汽车，哼了一声说：“押一个我还用这么多人呀。我又不会插翅而飞。告诉邓小平，不要那么如临大敌嘛。”

“刷”地一声，轿车带着轻风，平稳地飞驰。就在这样的空隙里，江青的思想又开了小差，思索了一些琐事。对她，这也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一种乐趣。

上午九点整，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起诉书》指控江青的犯罪活动，进行调查。

审判台上坐着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其他的审判人员。他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个对手是最难缠的，有些人过去就和她打过交道，深知其人的利害，也有人把能够亲自审判江青作为自己终生最大的荣幸。当传江青的令声下去，台上的人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摆出一种威严的姿态。

江青由两名女法警押着，来到了被告席上，她扶正眼镜扫了一下台上的人员，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她看到旁听席上的人坐得满满的，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她要用自己的行动给所有的人树立一个“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的榜样。她的策略是：你不开口我不讲，我不和另外三个人说得不一样。这是当年她对付国民党的办法，今天又用到这里了。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的第一天，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将头稍微一歪，微微笑了一下，没有搭话。

“《起诉书》指控你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你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开会，秘密策划，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洋洋不理地说：“不是事实。”

“当时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

江青学着电影《烈火中的永生》里江姐对付国民党特务的口吻回答：“不知道。”

“王洪文去长沙到毛主席面前诬告周恩来和邓小平，是不是你们共同密谋的？你们在一起密谋时，你说了些什么？”

江青沉下脸来，似乎得意地说：“前面的我已经讲了不是事实，后面的策划了些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她觉得这样的回答很有力量，一下子把他们全堵回去了，迫使他们不得不拿所谓的证据。她需要的就是看看是哪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哪些材料。

“哦，你不知道。”曾汉周停顿了一下，提醒道：“你当时说了些什么，你自己讲的总该知道吧。”看得出来，他是按着他们制定好的审讯方案在例行公事。

江青也早有准备，还是那句话：“你们问的那些，我不知道。”

“好，被告否认，记录在案。”审判长对书记员说完后，根据公诉人的建议，传证人王洪文到庭作证。这是审判会议上特意准备好的一个剎手锏，就是要给江青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让她知道他们那个集团已经在党中央采取的措施下，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因为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的首次开庭中，王洪文已经承认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到长沙面见毛泽东，是江青让他去的。

那天庭审一开始，法庭上就宣读了张玉凤揭发的王洪文和毛泽东谈话时王洪文的一段话。张揭发王洪文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经那里的人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这时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审判长问道：“王洪文，你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王洪文回答说：“我谈过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不是我的原话。我去长沙是江青让我去的。和四届人大有关，是张春桥说的话。我还对毛主席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这是姚文元说的。”

王洪文的出现，对江青来说多少有点意外。她转过身来，微笑地望着王洪文。但是，王洪文却是不敢正眼看她。

“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是谁让你和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十七号楼进行密谋的？”

王洪文说：“是江青。”

“是谁让你到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状的？”

王洪文的脸上，露出了某些不安和惊恐，他马上说：“去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的建议是我提出的。江青只是提出要我赶在邓小平同外宾到长沙见毛主席之前去，目的就是要阻扰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不住地往王洪文这边看，她很想和他打个照面，给他一点力量和勇气。可是这个不争气的小子连看看她的胆量都没有了。她很遗憾地叹了口气，扭过头来对向审判长说：“我要方便去！”

审判长只得允许江青暂时离开了审判的场地。就在这一刻里，她想起了一个她认为最充分的理山，就是王洪文在回答问题时，公诉人采取了诱供的方式。她实在想不起她曾经和王洪文说的那些话。重新回到审判庭后，她突然发现王洪文不见了，马上气势汹汹地质问：“王洪文呢？他在哪里？他到哪里去了？你们对他采取了诱供和指供！哪里能这样审问一个人？让他如实地回答事实。”此刻的王洪文当年的那付姿态早已荡然无存。他的再次出现和他的回答依然是令江青大为不满的：“江青为什么要你赶在外宾之前去？”

王洪文说：“主要怕小平陪外宾去长沙，把问题的真相向毛主席讲清楚。”

“你们诬告邓小平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阻扰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你去长沙是不是讲过周总理的事情？”

王洪文根本不敢朝江青投去一眼，他脸对着审判台，像背书似地说：“这话是十月十二日之前，约一个星期，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来对我说：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的人选等事情，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安排的问题。周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对我说：‘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说，周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经常去的有小平、剑英和先念等人。”

等王洪文作完证词后，审判长就让王洪文退庭。然后才继续问江青：“王洪文的证词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但是不是事实。”江青用手指着审判台上的人员说：“就算王洪文讲的是事实，难道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连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看法的权力都没有了吗？就算王洪文是我派去的，这有什么罪？王洪文讲话后，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和他对质？你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只有经过对质的证据才算证据，这些话经过和我对质了吗？你们自己都不执行你们的法律，还谈得上什么公正？王洪文只讲了一句实话，这就是到长沙告状是他自己提出的。其余都不是真的。”

“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后向你作了汇报，你为什么还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再去长沙到毛主席那里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你要她们说什么？”

“没有，我不知道这些情况。”

“你有没有说过国务院的一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是总后台’等等这样的话？”

江青发火了：“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哪里知道要她们说什么？”

“被告人江青否认事实，记录在案。”

担任审判长的曾汉周似乎早有预料，他立刻又传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到庭作证。她们两个的出场，更使江青感到唐突。她还是转过身去，用一种很像长者的面孔瞅着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

王海容的证词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她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几张纸说：“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的白天，江青把我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说有重要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去了以后，她说，毛主席不久要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俩也要去参加有关的工作。你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一件重要事情。江青说：‘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开会，在谈论到风庆轮的问题时，邓小平和我吵了起来，他根本不让我讲话，我刚刚批评了他几句，他就拿上皮包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的会议没法开下去。国务院的一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总理在医院并不是真正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总理都是一起的，总理是他们的后台。’江青又说，详细情况我讲不清楚，要等晚上我找到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后，再进一步给你们介绍情况……”

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屏息静听，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央最高层发生的这一切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无所知。现在，当年的斗争在他们面前来了个大曝光，当然觉得新奇。特别是各种事件的主角就在他们面前，就更加引起他们的重视。于是，人们都关切地注目这里的一切。

王海容抬起头，有意地望了江青一眼，毫无惧色地说：“当天晚上，江青又把我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我们去的时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的形势问题，张春桥颠倒是非地把当时国家的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张春桥还诬蔑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要我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把江青他们沟的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报告。在他们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王洪文流露出他已经见过了主席，我们一再追问，他说他是偷偷地去长沙的，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听了这些，觉得他们是在四届人大之前要闹事，是要打击邓小平同志。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主席让他刚刚站出来的，会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这样干，是通过整他而进一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这是篡党夺权啊，王洪文已经在毛主席那里碰了壁，现在是想利用我和唐闻生陪同外宾的时候能见到主席再次告状。当时，我就和他们说：‘既然王副主席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毛主席也有指示，那我们就不必讲了。讲了的效果也未必好。’张春桥、王洪文听了，没再说话，但是江青却说：‘你们还是讲讲好，让主席有个深刻的印象。他在长沙也是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

江青的脸一直朝着王海容，她在静静地听着。她觉得很可笑，王海容和唐闻生究竟是什么地位？难道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和你商量吗？她竭力在回顾着当时的情况，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讲出来也许会对历史有好处。

王海容继续说：“我们当时就认为，江青他们四个人的行为极不正常，事关重大，所以在第二天我们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并不是江青所讲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要整邓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搞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已忍了很久了。’周总理让我们见了主席之后，把情况实事求是地讲一下……”

这篇事先就已经通过“两案指导委员会”审查过的证词，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旁听席上议论声嗡嗡，他们对周恩来的尊敬，使礼堂里的舆论和气氛对江青等人大大的不利。这一点，就是江青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索性坐直了身体，不再理睬王海容了。

王海容的发言在继续：“十月二十日，毛主席会见完外宾之后，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政治局开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事情本来是件小事，而且已经在解决，何必大动干戈？江青这么闹，有什么意思？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预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主席还提议，邓小平可以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兼任总参谋长。毛主席在谈话中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十分欣赏。他要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这些讲话深刻地说明，毛主席对江青是十分不满意的……”

审判场地，舆论大哗。旁听人对江青的气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真不是个玩艺，江青怎么连毛主席的话都敢不听呢？她是什么毛主席的老婆！简直是个白骨精！”陶铸的夫人曾志对王光美说道：“江青这个人历来是如此，毛主席已经表态的东西，她硬是要改变过来。毛主席已经和这两个女孩子讲得这么清楚，江青还是最后达到了她打倒邓小平同志的目的。这个女人的本事也的确不可小视。为什么王洪文、张春桥那么害怕她？还是有一套的嘛。”

没有多少人跟着议论这些。

王海容最后说：“我们俩在长沙的时候，主席身边的人还告诉我们，王洪文到长沙来告了周总理的状，说总理在医院搞串联，还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以上我说的这些证言，完全是事实，我可以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江青听完王海容的证词后，可以用“怒不可遏”四个字来形容。她刚要插嘴说话，被审判长打断了，审判长又传来唐闻生继续作证。唐闻生的发言和王海容所讲的话差不了多少。只是补充说：“江青、张春桥他们一再向毛主席报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讲起话来总是有情绪。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她还建议主席要及早采取措施，不要让他发展到林彪那样。我们听了江青的话都感到气愤……”

江青又想发言，被审判长再次制止。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

公诉人江文站了起来。他是江青的老对手了。为了搞好这次审判，他在以检察官的名义和江青的多次接触中，就已经掌握了她的特点和要想说的话。最初当江文到狱中和她见面的时候，江青先是对检察院派人和她谈话表示了感谢，接着就说：“现在你们提出的以我江某人和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样的提法可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央文革小组是两派，一派是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一派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他们是受林彪指挥的。而我从来是反对林彪的。只不过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也不便公开，你们不知道罢了。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能为我服务吗？再说，我也没有在叶群的家里烧过材料。那全是胡说八道……’”

看得出来，江青在一开始，还幻想通过这次审判，用合理合法的形式，来寻找自己无罪的理由。她反复地研究那本《刑事诉讼法》，以便寻找根据。她认为，这次审判是中央政治局斗争后对她的报复。她坚决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九月底结束的检察审讯中，江青还坚持对江文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也不是我的，而是林彪这伙人的。华国锋、邓小平这些人打倒我，是领导中心的一场权力斗争，他们要争权，从我们手里夺权。而我始终是代表人民的……”

她当时一直认为，眼前的这个江文是同情她的，起码要比原来审讯她的一些人要好得多。

现在，江文讲话了。他对着审判席上的法官，也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严肃地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都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你能够使这些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江青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话，即使在审判台上和旁听席上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听了，也会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话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没有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没有她亲手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她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威。正因为她的许多的活动，最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在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形成了她的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这个教训和原因，是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加以总结的，轻易地用一句话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庭审刚宣布暂停，江青就坚决要留下继续说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要求讲话，你们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你不允许我讲话？我有权说话嘛！”当法警过来拉她走的时候，她还在大喊：“我要说话，我要申辩！你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骗人！”

回到监押地，江青的情绪还是平静不下来。医生例行检查她的血压时，血压已经上升到二百一十至一百一十。当监管人员过来看她时，她狠狠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丑剧。他们就是怕我讲话。王洪文是个胆小鬼。为了他的利益，就顺着人家的意思讲。王海容和唐闻生活像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下去了，就往邓小平船上跳。他们都是一窝鬼。我知道你会向他们汇报的。好和他们商量下一次怎么对付我，我是不怕的。我早就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去，我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你知道，为了减少麻烦，我在出庭前都减少用水了。”

“审讯时，你可以上厕所呀。”

江青突然笑了：“那么多的人，老是上厕所恐怕不礼貌吧。”

“你既然还讲礼貌，那么法庭上问你长沙告状的事情，你总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是干什么呢？这总不好吧。”

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复杂呀，这不是一句话二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呀！我想好好跟他们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不让我讲。”

“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庭提出的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法庭调查后，有你陈述和辩护的机会。你还是有时间讲话的。”

江青现出惊讶的神色：“今后还有我说话的机会呀？这样太麻烦了，还得再弄一遍。我是要好好地准备准备，我不能由这几个人胡说八道，我要讲我的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江青说这话自有她自己的意思。

一九七四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就从这一年起。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思索、考虑和准备上了。

毛泽东从林彪死后，就一直患病。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对外绝对保密，就连政治局里的多数人都并不清楚，但是他身边的人很清楚，历史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周恩来和江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江青总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就总在各种场合下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亲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医生们说主席的身体这样那样，完全是谎报军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为的颂扬、恭维和毛泽东有意采取的深居简出措施，总使他的活动处于一种特殊的神秘状态。

其实，早在进入一九七四年后，毛泽东的眼睛就越来越看不清楚，最后眼前几乎成了一片空白。他特意嘱咐身边的人，这个情况谁也不告，也不请医生来看。作为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传出去，会对整个中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秘密入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除了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身边的汪东兴等人外，其他人都不清楚。江青警告：“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出去，就严惩谁！”毛泽东治病和检查，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就在这时，经毛泽东同意，请来了二、三个最有经验和有学问的专家来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会诊。检查的结果使毛泽东身边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了。

“这种病，学术上叫作‘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目前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治这种病，按照常例，患病的人最多只能活两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医疗的医生之一李志绥把这个诊断讲出来后，江青拍案而起：“这是胡说，这是别有用心。谁要是再这样散布这种谣言，别怪我不客气。李志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话主席从来不听。医生的话，只能相信二分之一。”

但是，周恩来对科学是很相信的。他得到这个密报后，分别和几个医生谈话，了解情况。

在他和李志绥谈话时，周恩来反复强调：“一定要想办法给主席治好病，要不惜一切力量。”

“这种病。就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李志绥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叶剑英叫医生们带上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眼球模型，详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江青知道后，更为生气了：“怎么说风就是雨，消息传到叶剑英、邓小平那里去了。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头脑都没有，有人听到这些消息，不高兴得要死才有鬼呢。有人巴不得主席马上死了才好呢。你们不懂政治。唉，气死我了。”

张春桥提醒她：“这事是保不住的，迟早他们都会知道。现在是需要我们早作一些准备的问题。据一些同志的报告，总理、邓小平、李先念，还有叶剑英，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谁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问题？古往今来，凡是最高领袖面临关键的时候，中央最高层都要出问题的。”

他说话的时候，咬文嚼字，在一些敏感的词句上字斟句酌，说得很含蓄。

江青忧心忡忡，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希望医生诊断不是真的，是一种误断：“主席的身体好好的，你看红光满面，怎么会是那么一种病呢？我看一定是他们在捣鬼。”

“江青同志，我也和那几个医生谈过话，看起来他们的诊断也许是有科学根据的。对待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是要冷静，二是要有分析。这个分析是多种情况的分析。一旦事情的情况是真实的怎么办？另一种情况是那几个老右，也就是历史上一直和主席闹别扭的那些人，听到这些消息后会怎样？眼看四届人大就要举行，毛主席还能参加吗？不能参加就会在全国全世界引起重大的猜测。他们在毛主席这些年来就有所准备。但是，林彪这样的人可是大有人在的，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力量，现在人们的真实面貌不清楚啊。”

当时，周恩来也患着严重的癌症，正在住院治疗。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和邓颖超四个人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商量以后，由王洪文向周恩来提议：“鉴于主席和总理的身体状况，根据需要，我们的考虑是让陈锡联同志或者许世友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由张春桥来担任。这样对整个大局有好处，总理住院期间的工作，由小平和春桥等同志轮流值班负责。”

周恩来沉默了许久，才说：“总参谋长应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担任比较好，剑英同志提出让小平同志兼任这个职务。其他的考虑，我看还是由主席决定吧。”

王洪文看到周恩来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优柔寡断，把问题的决定权推到了毛泽东那里，也很着急，便与江青和张春桥商量对策。但是，双方都在回避毛泽东的病情。

江青亲自出马去看望周恩来。她向总理摆明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周恩来对她依然显得尊重、热情，但是在重大人事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你的建议还需要和其他的同志们商量。有些要报主席批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八年之久，主席强调安定团结，我们要围绕着这一条来考虑领导班子的配备。张春桥介入军队的工作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人选，我看还是小平同志为好。洪文同志不宜进入人大。”

“你不要把邓小平再往高提了。”江青有些恼火地说，“再提非出事情不可。已经有人反映我们的工作了，许多的革命造反派对我们可是很不理解呀。他们说：‘我们浴血奋战打倒了的走资派都站了出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白搞了吗？一旦他们要搞复辟怎么办呢？’总理呀，这些意见你可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不利于安定团结。”

周恩来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难道就是为了打倒几个人吗？站出来的老同志经验丰富，他们的工作总比那些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的军队支左干部要强吧？我看对小平同志你总是有成见的，造反派也是从成见来看问题的，他们不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甚至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主席给我们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江青同志，我们作为跟随主席多年的老同志，要给自己的后代树立榜样啊。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讲了，我和洪文同志会向主席汇报的。”

周恩来刚柔相济的话，把江青顶得说不出话来。她对张春桥说：“看来，还得主席亲自说话，周恩来是不会心甘情愿地照我们的意见办事的。”

“我也想过了。”张春桥说，“连续几年的斗争，主席也想休整休整。我们也不想再惹起是非。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波往往不是我们挑起来的。政治局里这一段人心浮动，主席的健康状况是会使一些人见风使舵的。在权力的天平上，从来没有公平过。”

这话，深深地启发了江青。她知道，眼前这场斗争也许就是最后的拼搏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了林彪为首的政变集团，中央的这些人除了周恩来，谁还是她的对手呢？周恩来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他的黄昏岁月决定了他不可能再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如果邓小平东山再起，爬上了第一副总理的高位。那么，必将人为地给今后的道路设置了障碍。不过，他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名声已臭，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江青这样想道。于是，对那场决定后来命运的关键问题，她确实没有作更多的争取。

这便是王洪文到长沙和王海容、唐闻生分别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真实背景。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的思考呢？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心明如镜”。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对他的政治局成员们的状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不过，面对周恩来，他对这个忠心耿耿地跟了他一辈子的战友，要做到仁至义尽。他不想在他生前对周的是非再作评价了。一来是力不从心，他也身患疾病；二来是国民经济滑坡，财政收入很不理想；更有甚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又一场风波，浑身上下干净的干部越来越少了。再这样斗下去，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接受程度，都会有很大的阻力。从建国以来，他发动的每一场运动和每一个斗争，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对周恩来提出的人事安排的后果，他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也隐隐地预见到了江青、张春桥他们听说的那种结果。但是，这毕竟是推测，这毕竟没有形成事实。如果马上同意了江青等人的意见，出现的结局并不好。他在病魔缠身的条件下是没有精力来对付那些突发性事件的。他需要一个观察和分析、思考的过程，需要而等待。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习惯。他可不像江青那样，条件不成熟就咋咋唬唬，吵吵闹闹地喧嚷开来。他要等所有的人的态度和面孔都暴露出来后，他才亮出他的战牌。这种政治家的韬略，是江青绝对比不上的。

现在，毛泽东反对江青在得罪人的什么事情上都走在前头。他希望她隐蔽一些，不要和少数的人搞团团伙伙。越是自己的老婆或亲人，他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追求和信赖。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事情上也让江青冲在前头，使她积怨很深。而不采取措施。就会害了她。这也是毛泽东看到的一点。现在，是他急需选择真正的能够平衡政局的人手的时候了。

华国锋对王洪文说：“我建议江青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春桥担任总参谋长。邓小平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我就不相信他能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起码没有正确对待中央文革小组，我看他是在施韬晦之计。这点，请你们把我的这个看法报告毛主席。”

当时，张春桥对江青说：“政治局里，华国锋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资本和这些人争什么权力，所以在重大事情上是看我们的眼色行事的。最大最危险的是叶剑英和邓小平，还有李先念这几个老右倾。”

江青说：“你放心，我看主席生前是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她对毛泽东的算盘也是掌握比较清楚的，她不希望把毛泽东的这些意图都明朗化。她也和毛泽东一样，把许多的精深奥秘还是留给后人猜测、研究为好。

这，就是江青迟迟不愿意把话挑明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后，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已经给她彻底露底了。

第十三章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邓小平与江青争论的火爆场面。首次法庭调查，各方反应并不理想，邓小平点出原因。

江青1966年8月28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会上

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虽然准备得十分充分，证人也搞得似乎很周全，但是出来的反映却很糟糕。精通法律的专家一眼就看穿了：“审判所谓‘长沙告状’，实际上是混淆了罪与错、反映问题和诬告陷害的界限。这样一来，别说江青，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江青一回来就大骂：“什么诬告陷害，王洪文就是在主席跟前反映了一下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成了了不得的罪行，他们搞反革命政变，一下子逮捕四个政治局委员，经过什么手续了没有？他们这难道不是先定性，后取证，先逮捕后调查吗？别说不是我江青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的，就算我江某派去的，这也是合理而合法的。这种事情是党内非常正常的事情，别说过去，就算将来，这种事情也还是会有的。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怎样来定这个性！

这次审判的情况和报道文章公开后，立刻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虽然观察家们对长沙告状的细节并不是完全了解，仅就法庭公开的这一部分看，就比较深刻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美国的几家报刊评论道：“中国当局对毛泽东遗孀江青的审判，把江青和她的同伙商量向毛泽东告状作为重要的主罪，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的不民主和反自由的劣迹。试想，连四个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向党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对他的情况进行反映，普通的公民又会怎样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被统治集团所把持，只要有了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当初的反对者实行报复和打击，完全没有什么法律条文的明确定义。这样的悲剧，就连曾经权倾一时的江青也不能例外。这就没有了什么法律的尊严，而只有掌权者的威严。谁有了权，就可以强奸法律，就可以横行无忌……”

日本《读卖新闻》评论道：“中国的政治京戏开场后，头一个法庭调查就是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量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问题。从法庭调查的情况来看，江青等人并没有向毛泽东告他们的任何了不起的事实，完全是一次会议的看法。就这些，邓小平的政权就不能容忍了，把此事当作一件了不起的案件。仅此，可以看出这个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伪和无法制的弊端。可笑的是，毛泽东当年的工作人员也煞有介事地出庭作证。对江青进行指控，说她诬告了邓和周，而事实就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的鸡毛蒜皮。这和毛泽东对他的反对派采取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和电视台转播了头次审判的实况后，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发表谈话道：“中国的对江青的开庭，头一个亮相只能给他们喝个倒彩。在江青面前，法官们依然流露出对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那副威严一看就像是在演戏，他们根本没有吃透和掌握了江青参与最高机密的全部情况，仅凭几个工作人员的并没有说明了情况的证词来给江青和四名高层人物定罪，实在是在开最高级的玩笑。中国的《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儿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而法庭至今拿不出江青和另外的三个人究竟诬告了他们什么，而只是江青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在文明和法制的国家里正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而在他们这里竟成了反革命罪。真是可怕。”

西德的一位老资格的评论家在电台上对中国的审判发表言论，他说：“通过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来看，只能用首战不利来作开场白。我们还要继续看以后的发展。”

就是江青也在不得不努力地回顾当时的整个情况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初，江青看到了中共上海市委报上来的一个报告，内容是：

一九七四年夏，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被派遣到“风庆轮”号船上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由李国堂担任政委，顾广文为政治干事。开船以后，担任船长和主持工作的几个领导人提出要在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中，批判走资派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的罪行。李国堂拒绝了，他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个口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厂业，但是在目前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是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进一些船只，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以为只有自己造船就是无产阶级，那么我们花上国家大量的钱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些人挑起事端，实际上是对准周总理和交通部的领导同志的。”

这时，船上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争论。顾广文也插话说：“现在全国搞得人人谨小慎微，连戏和电影都看不上了，天天就是那八个样板戏，其余的都是修正主义，我看是太绝对化了。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简直是乱弹琴。”有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主义！”李国堂以政委的名义向大家解释道：“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主张买点船，既有利于改变我国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也可以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

他们不知道有人把他们的这些谈话和闲聊的语言记录下来，整理了一封一万多字的报告，给他们扣上了“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

一九七四年“五一”节刚过，国产第一艘万吨远洋轮“风庆轮”从上海启航，驶往欧洲，往返航程三点二万海里，历时一百五十天，于国庆前夕返回上海。李、顾二人已经大难临头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口，《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远洋轮“风庆”号归来为题，再一次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写道：

“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和刘少奇等卖国贼们，都信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一条卖国主义的路线……”

十月十四日，江青看了这份报告后，马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有关人在‘风庆轮’上攻击中央的路线，反映了崇洋媚外的反动思想，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王洪文也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中央。”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批示，说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工作。因为上一次会议在讨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人选时，江青、王洪文和张春桥否定了周恩来提出由邓小平担任的建议，所以邓小平对江青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会议开始后，江青把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情况又向政治局委员介绍了一下，问道：“请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小平讲一下，你是什么意见？”

邓小平说：“你们的那个材料，我已经圈阅了，我看还是再调查一下再说。”

“什么？还要调查？你难道不相信革命群众的揭发？这可是一个大原则问题呀。”江青吼起来。

邓小平说：“一切事情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

江青更火了：“你看起来对主席倒是尊重的，那么我问你，你对批评刘少奇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你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你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讲什么清楚？你都说了我们怎么说？先调查一下还不可以吗？”

江青大声道：“……这个事情你是很清楚的，只是不敢正视问题的性质罢了。这事你要负责！”

邓小平也火了，他指着江青问道：“你江青是以什么身份讲这个话的？你要是代表毛主席，我邓小平无条件地服从你，你如果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你也是只有建议权，没有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权力？你懂不懂党的纪律和原则？”

“你是一贯地不总结教训，像‘风庆轮’这样的问题，你连一个正确的态度都没有，你怎么叫革命派相信你呀？你这是目无革命派的具体表现！”

邓小平拍着桌子说：“你不要开口就是革命派，闭口就是革命派，好像你江青就成了最革命的，别人就是天生的反革命。人们谁都不能议论你一下，一议论就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行。你这样的态度才是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者。我可以告诉你，大家都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尽可能地尊重你，你不要太不识抬举了。”

江青也拍了桌子：“你邓小平是个什么东西？你过去就是这样对待毛主席的，你现在又拿出这一套来了。你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你说，你当初站出来时，是怎样与革命派保证的？”

“你们大家看，这不是要审问我吗？政治局成了这样你叫我怎么合作？你江青什么都要强加于人，非得跟在你后面批东西才肯罢休。这样的政治局你们干去吧！”邓小平说了这话，挟起他的皮包扭头而去。临走时，把门狠狠地甩了一下。

江青指着邓小平的背影对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说：“你们看到了吧，邓小平现在多么利害，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啊。像这样下去，我们的斗争还能少了吗？”

张春桥冷笑道：“这个邓小平，终于又跳出来了。”

华国锋也说：“邓小平是无所谓的，他什么时候跳，我们就什么时候把他的腿打断就是了。反正他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犯了错误的走资派了。我倒是担心那些还没有被揭露的人，他们和邓小平的情绪是一样的。”

吴德对江青说：“你不要生气，我们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风庆轮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这点我可以和有关的同志讲清楚，绝不能叫革命派受到压制。”

当晚的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江青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到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小会议室碰头，分析邓小平为什么如此一反常态的原因。江青问道：“他刚刚站出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他见了我还是挺尊重的，为什么今天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王洪文和姚文元的眼睛都盯着张春桥，他老谋深算，对问题的看法往往能入木三分。

张春桥沉吟了片刻，说：“我早就对江青和主席讲过，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他的骨子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是一定要和我们清算一下的。主席也能估计到，他之所以跳出来，可能是在讨论四届人大时，对总参谋长的人选有关。江青同志和我、洪文都没有支持他。他对我们怀恨在心，所以这次借这么一个问题来了个总爆发。我就估计到最近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现在果然发生了。”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判，他怎么能对文化大革命满意呢？我看，他和‘风庆轮’船上的那个政委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怎么会支持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呢？对于这样的人，一是不要理他，二是要坚决批判他的错误。我们绝对不能迁就他，这是一个涉及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不能小看这场斗争啊。”王洪文这样说。

江青说：“邓小平这样干，我们怎么办？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对准我的，是对准我们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厂去怎么得了呀？毛主席现在正在长沙养病，他的眼睛也是看不见了，我实在不想因为一些小事情去打搅他。但是不向他反映又不行……”

王洪文说：“我去吧。我亲自飞往长沙一趟，向毛主席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总理的意思是想让他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这个样子能担任的了吗？他要担任了，将来的问题会更严重。我们把看法向主席提出来，由主席决定这个问题吧。”

张春桥也说：“从今年六月一日总理住院以后。我就有个想法。是不是国务院采取轮流值班的办法来主持工作。这对大家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但是，主席在十月四日建议让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让他主持了国务院的工作。我想，邓小平的中央工作经验丰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我是诚心诚意地支持他的工作的。但是，这个人好像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仇恨，看谁也不行，就是看准了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等人可以。所以，我就觉得要出事情了。没想到……”

“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江青故作轻松地说：“这也好，和主席谈一谈，让他了解一下情况也好。有什么话，我们同来再议吧。”

“让主席了解一下，我们和邓小平是主义之争，而不是个人的恩怨之争；是是非之争，而不是什么权力之争。要说权力，我们是在为党争权，为阶级争权，而决不是为个人争权。这点请江青同志能够为我来作证。”张春桥说。

这话引得江青反而笑了起来。

谈话结束之后，姚文元回到家里怎么也睡不着，他记下了当天的日记：

“斗争的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据理反驳，向他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认为，中央政治局现在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我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会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我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我的座右铭……”

说老实话，江青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眼里，她不过是通过这件事情来看待一下中央政治局成员们的态度而已。当时，华国锋的谈话使江青是深受感动的。江青睡觉醒来后，华国锋还给她来电话说：“江青同志，我又把小平同志最近的一些讲话和表现想了一下，觉得他这个人还是需要警惕的。我同意报纸上所讲的关于儒法斗争的一些判断：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说明了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权，关键就在于能不能保持执行法家的路线。江青同志，我也是个法家呀。秦始皇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车’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赵高就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他的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就发动沙丘政变篡权，用所谓‘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法家路线，对法家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和秦王朝相反，西汉王朝的初期和中期之所以能正反复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的路线经过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这可是要不得的呀。请江青同志放心，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一定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到最后一息。”

江青没有想到华国锋还有如此的水平，对他的看法有了显著的改变。

“风庆轮的事件，我已经建议李先念和谷牧同志去处理，相信会有很好的结果的。总之，我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多发言，我是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的。”

江青事后对张春桥说：“华国锋这个人看来还老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个人将来或许对我们有好处的。他也是主席一直支持的人，毛主席和我讲过：‘让华国锋这个老实人当公安部部长，我能睡得安稳些，其他人就不那么放心了。你多和这个人接触一下，看看他到底怎么样。’”

张春桥说：“好吧，慢慢地看吧。政治局里的人大多都还没有进行过严重的考验，将来怎么样，也很难说呀。”江青顶了他一句：“总不能就是我们四五个人完成一场革命吧。”

张春桥对江青的这句话，深深地思考了好几天。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汇报，采取了顾全大局的态度。这点，江青对毛泽东的了解是最为清楚的。她事先就可以预料到毛泽东会讲的话，所以当王洪文十月十八日从长沙回来以后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和毛泽东谈话的结果的事后，江青就微笑着对他说：“主席没有明确支持你吧？我早就告诉过你，只要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余的事情就是主席来考虑的问题了。主席历来是实行亲者严、疏者宽的方针的。主席对我批评和教育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大概春桥同志也有所知道吧？”

“岂但知道，简直是深有体会。”张春桥说：“我敢说，中央政治局里谁也没有我对主席有更深刻的了解了。我也估计到，洪文同志这次到长沙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收获，但是主席了解了问题的情况后，他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我们还应当让更合适的同志给主席反映情况，使主席不至于上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当。”

所以，江青又委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进一步反映情况。

“如果我的这些也是罪状的活，那么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这类的事情就是多如牛毛了。”江青在监房里对监管人说：“他们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干那些事情，我们都是清楚的，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抓他们的把柄。现在他们倒是从姚文元的日记里或主席的活动记录里查到一些线索便大做文章，只能证明他们的卑鄙和无耻。江某做事敢作敢为，从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江青回忆到这里后，马上动手要写东西，准备下一次到法庭上进行反击。

江青的反驳和外电的评论，震动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层。

彭真拿着刊登外电的《参考材料》，登门面见了邓小平。

“特别法庭的第一个题目，可是没有选择好突破口呀。”彭真说，“这事让人家抓住把柄了，外电和新闻媒介也不服气，纷纷替江青鸣冤叫屈，说长沙告状算不了一回事。”

邓小平说：“怎么搞的？那么多的法律专家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也在看人办事呀？这可是不得了的呀，法律该怎么办就应该怎么办，不要认为我们这次审判是为哪一个出气的问题，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事情，就是谁说了也要推翻的。毛主席晚年的教训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吗？”

彭真点点头说：“我当初也在这个告状的问题上想过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在国外引起反映了。是的，江青一九七四年十月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开会也好，碰头也罢，他们在组织上应该是合法的，没有问题的。他们都在中央有很高的合法地位，如果他们都不能在一起碰头，那么我们将来怎么办？是不是也构成了犯罪？这样谁还敢在一起商量问题呢？”

“问题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邓小平说：“现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我们的审判没有什么名堂，都是一些人所周知的事情，不算一回事。对此，我们也应该正确考虑。是的，虽然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但在看法上有了根本的区别。”

彭真犹豫地说：“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并没有法律知识，只是临时抽调过来完成任务的。他们能来就不错了。有些同志还不敢来呢，怎么动员也不来，连两办的负责人都不敢当。这些人心有余悸，对江青这个人还是有点怵，也有些投鼠忌器的担心。”

“怕什么，既然要和江青这伙人斗，就不要怕他们将来翻案。”邓小平说：“这些年来，斗争的反反复复，领导人的上上下下，一些事件的曲曲折折，使得人们心中的疙疙瘩瘩总是解不开，理还乱。告诉我们的法官们，谁要是害怕将来有反复，趁早现在就滚蛋，别将来再说是我们这些人逼着他们干这干那。一切都要从事实和法律出发，决不能再出类似的失误了。”

邓小平的指示传达到特别法庭以后，江华也给一些人鼓气说：“你们别以为江青难缠，怕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不好对付的。你们不要太多虑了。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又有法律武器，加之我们自己是站在主导地位，是以制服和压倒对方。江青之流充其量不过是个阶下囚罢了，你们怕她干什么？”

这下，整个特别法庭的气氛大不一样了。伍修权在会议上说：“虽然我对法律并不熟悉，但是党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要坚决完成好，我从小就玩过审判坏人的游戏，没有想到现在果然真审起大坏蛋来了。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呢？”

第十四章
 

庭审调查江青直接控制指挥“刘少奇专案组”的事实，江推说“记不清了”。但实际背后内有乾坤。

当江青放风的时候，在那片划地为牢的有限空间，她总是喜欢抬头望天，然后微微张口，慢慢地吞进那自由流动的清新空气，就像在品尝着一杯芬香的美酒。这时，她才能体味到当初革命先烈写的“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两句诗，的确是有感而发的。自由自在的轻风虽含冰凉的杀气，但在江青面前，却显得亲切、温暖，因为失去自由的人正是需要这种作为一个活脱脱的生命所离不了的东西。永生永世，也许这种东西再也不属于她自己了。

昨天，她收到了特别法庭于十二月三日上午继续开庭的传票。

江青已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太阳，已经缓慢地升起来了，她闭着眼睛对着她认为是光明的象征，就如同进入了温泉。她突发奇想，就让这大地的母亲——太阳来治疗自己饱经创伤的心灵和肉体吧。她写了几句并不雅致的所谓诗：

“阳光能穿透封闭的黑牢，却不能解救无罪的生灵。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这块土地上站着，企盼光明。

伤口在滴血，眼睛却没有流泪，

泪水早被愤怒的火焰化成永恒的诗篇……”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她还需要再熟悉一下她认为是颠倒了是非的那篇《起诉书》：

“……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攻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

江青看着这些嘲弄般的文字，深感悲哀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在对方面前丝毫无能为力，而是切身感到，政治斗争中的历史事实果真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任由强权者强好或者打扮。她依在靠背椅子上，半晌没有吱声。毛泽东从来喜欢人们对他直言讲话，也赞赏那种不卑不亢的革命勇气。人，就应该有人的尊严。怎么现在在我倒霉的时候，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的罪名？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觉群在狱中就申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在狱中先后二十次书面声明，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但丁觉群、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许上报。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江青想了半天，对《起诉书》里罗列的这些情况毫无记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发动了那么大的规模，揭发了那么多的材料，就被这一纸空文一扫而光了吗？白纸黑字写下的材料，说推翻就能推翻吗？刘少奇的铁案，难道是所列的那两个人的口供定的吗？既然不是，他们俩推翻不推翻自己的口供与整个案子有多大的关系呢？刘少奇的案子，是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通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决议的。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扣到了我江某人头上，好像我真有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头上的本事，你们这一批批号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设计师”的“英雄好汉”们在我面前，不是显得太无能了吗？

不尊重历史，不敢面对现实，不正视大量的铁的证据，就要闹这种历史的笑话。

这是江青写下的她对这份《起诉书》的评价。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九点开庭的这天，江青一到法庭，就竭力要使自己沉着、镇静，摆出一副“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的架子。她坐到给自己指定的位置上，戴上了耳机。她看到台上的公诉人和法官们的面前都摆着一杯茶水，一双双眼睛都盯着她。她感到他们很可笑，因为她相信坐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聋子的耳朵，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她转身瞅了一遍旁听席上的人们，黑压压的人群里没有发现她所熟悉的人。

其实，有一个人的眼睛从她押上来的那一刻，就紧紧地盯上她了。那双眼睛里，闪着复仇的火焰，和她的眼睛几乎有着同工异曲之妙。这个人，就是王光美。本来，她应该是以受害人的资格出庭的。但是，她婉言谢绝了。她经历了那场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已经变得成熟得多了。她懂得，现在不用她出面就可以达到她的目的，自己出面反而显得小肚鸡肠，没有大将风度了。

“被告人江青，本庭现在就《起诉书》指控你直接控制专案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进行诬陷和迫害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用手抚平自己的衣服，鼻子哼了一声，算作问答。

“一九六七年五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以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直接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怔了一下，很轻松地说：“不错，我是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是我是受中央的委托而参加的。是毛主席，还不仅仅是毛主席，还有周恩来等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而参加的。而且，我当时只是一个助手。不能说，专案组的一切工作都是我直接指挥，事实上也不是。”

公诉人江文立刻建议法庭出示证据。

审判台旁边的巨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材料的投影。江青将身子微微扭过去，认出那是一九六八年初的专案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上面有谢富治二月二十六日的一段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工作人员念完这段话后，审判长问道：“被告人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将头一歪，微闭眼睛，说：“这是谢富治写的，当时我并没有那样做。”

江文和李天相又建议法庭出示了另一个证据，即：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江青亲笔写给专案组的一封信。这封信，对专案组没有把有关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原件送给她，只送给她一份摘抄件而提出批评。她写道：“党中央既然要我过问刘少奇一案，我当然要尽职尽责。专案组不把有关的原件让我看，是有夺权的现象。如果我不尽责或犯了大错误，撤我的职好了。否则，你们就要作自我批评，认真改正。”此外，当时同样负责专案的谢富治和汪东兴还专门写了一份检查。他们写道：“自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立以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您，对所主管的专案尤其抓得紧，看得深，指示具体。但是我们对这些指示领会得不深，理解得不透，执行中有很多的错误。特别是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首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正如林副主席所指示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念完这些，工作人员又把材料的复印件让她看了后，审判员沈建问道：“你看清楚了吗？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忘记了。”江青满不在乎地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对我写的这个东西因为没有记忆了。不过，那封信是我写的。这是很正常的。专案组成立一年多了，一些原始材料不让我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对吗？”

公诉人江文再次建议法庭播放江青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给北京京剧团一个讲话的录音。

审判的大礼堂里响起了江青当年的声音：“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的材料，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地看过了。但是要对人民负责呀。我现在负责的第一个大专案，很艰苦啊。我的工作不像当年那样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刘少奇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

江青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冷笑了一下，把耳机戴紧了些。

“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听不大清楚。”江青对自己的声音，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

工作人员又把录音播放了一遍。“江青，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听出了是我的声音，这是我对艺术家们的讲话。插了这么一段。”江青说，“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专案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负责的。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除毛主席外，都参加了。周总理和现在的许多人都是专案组的成员，具体的工作由专案组的人员负责。”

“你为了制造伪证，从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由你直接决定逮捕、拘留、关押的有多少人？”

“不记得。”江青摇摇头，一副茫然的样子。

审判长宣读了被她批准关押的十一人的名单，其中有：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逮捕曹亮、梁漱德夫妇；六月八日逮捕刘少奇的厨师郝苗；六月二十九口逮捕上海市文化局文艺处长冯少白；七月二十一日关押审讯一九二九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觉群；七月二十七日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八月三十日逮捕重庆医学院讲师马国均；十月三日拘留审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苏世文……

“江青，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逮捕郝苗，是不是由你批准的？”

“记不清楚了。”江青大声回答。

屏幕上出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专案组送给江青和谢富治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了逮捕刘少奇厨师的理由，说他有“军统特务之嫌”，并有对抗中央审查刘少奇的言行。报告头上有“照办。江青六月八日”的字样。

江青看了这些后，点点头说：“字是我写的。批准逮捕他们，既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他提出报告要逮捕审查一个人，我没有理由不同意。放在哪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会同意的。实际上，有许多的人，就是总理批准的，你们怎么不敢说半个不字呢？”

审判长传受害人郝苗出庭作证。被关押六年多的郝苗一见江青，气愤得咬牙切齿：“我要控诉江青乱抓无辜的罪行。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深夜，我正在宿舍睡觉，突然来了几个人把我叫起来，说是要对案子去。然后就把我推上了汽车。到了监狱，他们宣布说：‘你被捕了。’审我的人一直要我揭发刘少奇、王光美的罪行，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多次问我，解放前是否认识王光美？是否知道她是个特务？我说：‘刘少奇是这样大的干部，我是一个厨师，成天在厨房，怎么会知道他的情况呢？关于王光美的事，解放前我是一个学徒，从来没有见过她，她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他们一连问了我几十次，我也回答了几十次。他们不满意，火气越来越大，要我承认刘少奇变修是我饭菜做得好，腐蚀了他，又说我中毒很深，所以保皇。就这样我一直被关了六年多，始终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要逮捕我。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使我得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至今不能正常工作……”

公诉人发言说：“江青一伙为了诬陷、迫害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滥抓无辜，连厨师郝苗也不放过。经调查证明，郝苗的案子完全是冤狱，所谓特务嫌疑，纯属诬陷。”

这时，又一个证人出场了，他是当年刘少奇专案组的原组长肖孟。

他的证词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后来也被江青等人抓起来了。

“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期间，担任‘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康生从钓鱼台通知我去那里一趟。我一进楼就碰上康生的秘书，说康生在楼上有客人，要我在楼下等着。等了很久，康生才叫道：‘肖孟来了没有？’我急忙上楼去，楼上只有江青和康生两个人。江青从沙发上站起来，很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很难请啊！我们等了你很久了’我连忙解释，说不是迟到，是秘书没有让我上楼。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光美的报告要很快地搞出来。’江青和康生还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了具体的部署……”

坐在旁听席上的王光美，脸色刷白，她的手还在微微地颤抖。这些揭发，使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但是，她很能控制她自己的情绪，尽量不使自己发作起来。

肖孟还在继续地揭发：“当时，我和专案组的人员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很惊讶。因为当时很多的调查还没有进行，更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报告是很难写的。但是我心里很为难，明知报告不好写，但是又不敢不写，专案组连夜拼凑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尽量用了‘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的用语，但是还是不行。第二天，这个报告送给江青以后，江青在报告上划了一个大勾叉，并作了批语：‘搞的不好，退专案组。’……”

旁听席上的所有人都被这个情节所吸引，大家都关注着下文：

“专案组一看退回来的报告，就知道江青是生气了，可是又不敢去问。我们商量以后，由我拿着这篇打了叉的报告去见康生。康生看了说：‘你们写的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说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并且说：‘报告你们不用搞了，由我亲自写好了。’果然，这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不仅肯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还硬加上‘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一共三顶帽子。这份报告上有江青亲笔签的字。可以肯定地说，诬陷王光美是特务，纯粹是江青和康生一手制造出来的。从这件事情起，我就被清除出专案组，后来又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肖孟讲完后，审判官和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江青身上了。

江青清淡地说：“批复的报告和划了叉的签字，是我写的，我认识。但是内容我记不得了。我也根本不记得肖孟是专案组组长，我不认识他。关于王光美的问题，是康老亲自告诉我的。康老是我们党的肃反专家，敌人很害怕他。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都很信任他。我为什么不信任他呢？”

江华感到了这次审判是比较成功的，完全打乱了江青设置的预定计划。整个事情决不能按照江青的预想来发展，不给她留下任何推卸责任的机会。凡是容易牵扯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问题，法庭一律提都不提。现在看起来，这个方案的制定是十分正确的。想起来，办好这件事，的确很艰难呢。

按照中央的意图，只要能够证实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是江青直接搞的，就为以后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条件，也给在刘少奇平反问题上解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彭真在审判前对江华等人说：“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诬陷和迫害同领导人的偏听偏信毕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开始，说江青是直接负责刘少奇专案的证据，就是原来专案组的人员证实，谢富治对专案组的人多次说，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同志直接抓的。但是，缺乏原始的书证。

具体办案的人翻阅了为刘少奇平反准备的上百本案卷，终于查到了谢富治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一个报告上的亲笔批示，明确指示刘少奇的专案是江青亲自抓，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然后，他们继续调查，又找出江青的信和谢富治、汪东兴的检查以及从六百多盘录音带里辨听出的江青的讲话，这就是为充分地证明江青是这个专案组的总策划。

审判长按照原定的方案，今天的审判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原先的预定计划。所以，他很满是地宣布：“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休庭。”

但是，所有的人包括江青在内，都知道并不会这么简单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呢。

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由来已久，但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他才终于下了决心：从组织上解决刘的问题。为此，他要借重林彪的力量。那年二月中旬，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主持下，许立群起草了《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文件只字不提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口号和内容。刘少奇让许立群了解解放军在农村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情况，说：“林彪搞的这一套，实际上是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来代替四清运动”。他在有关的文件上批示：“四清运动中只能学习有关的文件，不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中央的两个十条。”

就在这年二月下旬，林彪拿着刘少奇二月十九日对《工交会议的一些指示》来找毛泽东和江青，见面他就说：“你看，刘少奇这个王八蛋又再攻击解放军了，他同我是有仇恨的。他在这个指示中，诬蔑毛主席领导的工作‘有错误，对错误的看法，一部分是可以避免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主席呀，是要和我们算账呢。还有邓小平，也在二月二十六日的工交会议上，提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思想工作要落实到生产。’明明也是和我唱对台戏嘛。”

毛泽东很沉着地对林彪说：“让他们唱嘛，物极必反，谁要是闹到后来不走向反面才有鬼呢。我是后发制人。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就不信中央的多数就是听他刘少奇的。我看，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来吧。眼下打好两个仗，这个先不要提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邓小平对罗瑞卿讲的话引起了林彪的恐慌。邓小平说：“罗瑞卿总觉得冤枉，有委屈。我看，罗瑞卿同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就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如果你罗瑞卿承认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刘少奇也接着说：“小平的意见是对的，你有什么话一是可以讲，二是可以保留，将来让实践来检验。”

林彪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出来了吗？他们杀气腾腾，留待反扑呢。现在我们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是将来他们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事情了。”

江青对林彪的话很有感触，也对毛泽东说：“风声鹤唳，战鼓咚咚，这场斗争可是不简单哪。”

毛泽东自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选择的时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有意点文化部门说：“少奇同志在文化革命上是怎么想啊？我看，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部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譬如姚文元同志和张春桥同志就是这样的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解散了的那个农村工作部。少奇同志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就要犯大错误。我对原则问题从来是不让步的。这次会议也算是个招呼。”

此刻的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他在从容不迫地和军队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部署着一场称之为“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战略措施”。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刘少奇毫无觉察。他同样是在执行着反击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战斗；主持中央的工作，解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积极地推行派工作组的路线，也要去一些学校蹲点，派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搞文化大革命，等等。当他在他的活动中遇到了反对力量，出现了各种问题时，被毛泽东抓住了时机。然后，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刘少奇打了个晕头转向，败下阵来。

红卫兵的造反，毛泽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的那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干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成了红卫兵批斗、抄家、破四旧等一系列活动的理论基础。当全国各地出现一片混乱局面的时候，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讲：“现在许多的地方党委都受到冲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敌人，乱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就不高兴。”江青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的精神，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战友们到处支持造反派和红卫兵。

刘少奇认为的右派和“反革命”，变成了毛泽东支持的“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造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成了区别他们的一个焦点。

刘少奇说：“搞了几十年的革命，我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我看，这些问题上的是与非，还要经历一个时期才能看得明显。”

毛泽东说：“革命来革命去，革到他自己头上了他就不理解了。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共产党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刘少奇从来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的，这是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态度。”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可非议地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检查，都承认他们犯了路线错误。军队的领导人和一些个别的地方干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进攻尤其利害，使他们深深地感觉到大兵压境。

十月二十五日林彪的讲话，是一个决心整垮刘少奇的信号。他说：“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必然产生。一条是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呢？就是毛主席敢字当头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这一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林彪的许多话，实际上正是毛泽东的意思。

周恩来在会议前后，几次警告刘少奇：“你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流露对毛主席的不满。现在你是认识问题，可千万别最后成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处于策略上的考虑，毛泽东一直扮演的角色是在背后出点子，他所说的左派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冲锋陷阵。江青以她独特的身份，林彪用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一步步地实现了夺权和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

“你们这不叫文化大革命，是消灭文化大运动。哪里有把一切都打倒的？这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区别？”刘少奇发出痛苦的喊叫。“这样越折腾，我反而越来越认识到我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有错的是中央文革小组。”

刘少奇还算客气的，没有直接点出毛泽东犯了错误。

江青对毛泽东说：“我是赞成鲁迅的，不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会被狗咬的。”

“怎么个痛打法？鲁迅说得再好，也要我们实践才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都不懂得经济工作，除了张春桥外，包括你没有实际经验也是不行的。刘少奇就看不起你们，他早就说过，彭德怀的问题要是平了反，谁应该对历史负责还不一定呢。他和总理谈话时，一再说要历史来鉴证今天的一切。你们难道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后果吗？”

毛泽东的话，在江青心里掀起了滚滚波涛。

毛泽东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难把刘少奇搞臭，很难使他被打翻在地后永世不得翻身，这就需要新的罪行和问题来证实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狱的那篇《反共启示》，成了刘少奇的所谓叛徒集团的一个导火线。刘少奇历史上二次被捕，被康生紧紧地抓住不放。康生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刘少奇的三次被捕，要认真地查证落实，我想肯定会有问题的。他从北方局的时候起，就一直重用叛徒，他那个叛徒集团是很猖狂的，彭真、薄一波，这是我们都清楚的，是有确凿证据的。他能不是叛徒吗？”

周恩来说：“刘少奇的问题是要认真地查证，他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至今不好好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检查，反而要问我们要证据，诬蔑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样的人，党中央当然要采取措施。他也要中央审查他，好，我们就来个彻底地审查。”

毛泽东说：“这回是全面地审查，要拿出确凿的证据出来，不要搞逼供信呀。专案组的工作要由总理亲自抓。你们在临时中央的时候，对地下工作的一套很熟悉，可以对付得了刘少奇的反攻。”

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可以直接过问刘少奇专案，她比我敏感，看问题很尖锐。她和康生同志搞专案是最合适的。”

林彪也说：“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能和功绩，她是党内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女政治家。”

于是，江青兴奋起来了，她要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再立一功。应该说，江青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后，毛泽东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江青同志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刘少奇的问题是我最头疼的事情，许多年来，找不到解决他的问题的好办法，这回找到了，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必然地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的不好，资本主义复合将是随时可能的。”

刘少奇的垮台，使江青的威信达到了顶峰。她成了足能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人物。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她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呼喊声。

这时，当林彪和她为首的秀才集团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毛泽东不想再给林彪分权了。他想对林彪的权力有所限制。这当然最符合江青等人的心意。于是，林彪与江青反目为仇。江青反过来又同林彪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斗争，还是江青胜利了。只不过这场斗争是一场付出沉重代价的斗争。林彪的死，使笼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尽管江青成了反林的英雄，但是过去的历史人们历历在目。对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怀疑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油然而生。这决不是一、二篇文章所能扭转过来的。

林彪死后，毛泽东还认为林彪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当然指的就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对他的支持。但是，在那种十亿人们听一人的年代里，谁也不敢对林彪和他所打倒的任何人说半个好字。否定了他的一切，也就否定了江青的大多数。

现在，林彪和她，终于被法庭彻底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笔历史，到底该怎样写呢？

当江青回想到这里后，她那颗蹦蹦乱跳的心才算是稍微安静了些。她是否该思考这个问题了呢？连她也这样问自己。

第十五章
 

江青大闹法庭，声称对“反对革命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被审判长下令押出了法庭。

江青手迹

十二月五日，法庭继续进行调查。这次庭审，安排得很紧，江青几乎来不及作什么准备。“我是一个人对付他们的一伙人，一张嘴回答他们的几十张嘴。你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累。许多事情我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脑子记和回想，这就需要认真的思考，好在我的精神没有垮。多少年来，在主席的教导下，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能够对付得了他们的讹诈。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来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不了解多少真正的内幕，二是他也不知道那些修正主义头面人物的内情。所以，心中无数，压力面前向修正主义投降了。”江青这样对监管人员说。

江青洗漱完毕，看看时间还早，就坐在椅子上呆呆地陷入了思考。

对了，她想起了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她的那封信……

至今，她还记得里面的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批评林彪的这些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识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现在，那些灰溜溜地被赶下台的黑帮们又威风凛凛地重新掌了大权。倒是当初跟着她造反的革命派们却隔离的隔离，关押的关押，一个个成了阶下囚。即使没有被抓的人，也抬不起头来了。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年了，毛泽东的预言丝毫没有实现的迹象，倒是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邓小平的复辟势力，难道人民都愿意忍受眼前的这种状况吗？”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抹了一把辛酸的泪。

现在她也看得更清楚了，这次审判的矛头实际上是对准她的。她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一审判庭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审她的几个问题来进行的。先审其他人，再审她自己。这是审判庭的策略和计划，目的当然是让人们看到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洋相。

“江青，”刚开庭，不容她对昨天的审判提出她准备好的问题，审判员甘英就首先问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戚本禹组织召开的‘批判刘少奇大会’，和抄刘少奇的家。是不是你和陈伯达、康生决定的？”问话完毕，整个大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迎面向江青扑来。

“我不记得了。”江青靠在椅子上，采取了以逸待劳的策略。

法庭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当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戚本禹在这个报告上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的投影。上面清楚地看到，康生在他的名字上圈阅并批“同意”。江青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中“少奇”二字圈掉，在“刘”的后面加上了“邓陶夫妇”四个字。

江青看了工作人员送来的这个报告的影印件后，点点头说：“那个圈是我划的，但是抄家的事情我不知道。”本来她还想说：这个报告很清楚地说明，批判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动，并不是我们所策划。我江某只是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要求这些话，但是话到嘴边她又咽下去了。她认为把这些推给群众似乎有损她的形象，好像到了现在江青还要推卸责任，我江青是敢作敢为的。

对于江青这个回答，公诉人冷笑了：“好，江青说她不知道抄刘少奇家的事情，我建议法庭出示有关证词和证据。”

首先宣读的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押人戚本禹的证词。他写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南海机关群众斗争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会也是我布置的。大致在确定可以由中央办公厅干部召开批斗刘少奇的会议以后，江青说要乘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清查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证据。她具体地说，这边一边开会，那边一边清查，等清查好了，再通知那边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有完，会就散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被斗的夫人也到会场陪斗的问题。专案组清查出来的东西作了整理，并直接向江青作了汇报。”

江青立刻意识到现在有和无、轻与重这些小事情上和他们纠缠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完全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找出所谓的证人来，应该和他们进行性质上的认定。于是，江青挺起了胸脯说：“就算批斗和抄家是我江青同意的，这也是革命行动，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犯罪。红卫兵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时候，就涉及到了抄家。一九六六年中央有个简称《十六条》的文件，承认了红卫兵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难道就没有抄我的家吗？批判刘少奇和抄他的家，都是小事情。既然党中央已经认定了他是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和大叛徒，批判他、抄他的家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们在这里煞有介事地提出这些问题，当初你们怎么不讲呢？”

检察官江文驳斥道：“被告人江青的辩解，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批斗刘少奇的会议并进行抄家，搞人身迫害是她和康生、陈伯达决定的。她所辩解的抄家根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翻遍了那里的任何一条，也没有可以作为对一个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的依据。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任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犯下了许多严重的罪行。江青对决定批斗刘少奇并抄他家所应员的法律责任是不能推卸的。”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反动分子的问题。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也是人民的革命权力。当时毛主席就反复地告诉人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重大的革命背景你们为什么一字不提？你们可以翻一翻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报纸，对这样的革命行动哪一个中央领导人提过半个不字？周恩来同志当时就多次表示，批斗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坚决支持。”江青说到这里时，摘下她的眼镜，气狠狠地说，“这个时候，你们都跳出来了，一点都不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这如何说服天下？你们把批判刘少奇的行动归于我江青，我感到无上光荣！”

检察长黄火青发言批驳说：“被告人江青的辩解，完全是非法的。就是按照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代会闭会期间非经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对于一个人民代表是如此，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你江青有什么权力决定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他呢？”

“我要发言！”江青大声说，“不是我江青有这个权力，是党中央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的权力。那时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知道中南海发生了批判刘少奇的斗争，都是拍手叫好。就是现在中央委员中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你江华在内，都争先恐后地批判过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的人呢？”

“住口，江青！”审判长大声吼道。

其余几个法官也同时高叫：“江青，你住口！”

江青得意了，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把头一歪，说：“打中你们的要害了吧？我再讲一遍，就是邓小平也在那时多次地揭发批判过刘少奇，还说过不少文化大革命的好话，还说永不翻案……”

“江青，不允许你在这里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允许你讲与审判无关的话和无关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不允许我讲话？你们这是国民党的法院，法西斯的法庭，你们……”

话没有讲完，就被审判长打断了：“江青你这是藐视法庭！吵闹法庭，违反了法庭规则，要罪加一等。这是你新的犯罪！”

“罪加一等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让我多长几个脑袋，把它割了就是了。”江青伸出右手，用指头点着审判台上的人员说，“我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尊重事实的法庭是完全尊重的，对于你们这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江华也理直气壮地说：“江青，你是被告，我受全国人民的委托，就是要审判你！”

“你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哪里能代表得了人民？什么时候人民委托你们了？你们是邓小平的代表！你黄火青是什么人，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知道的。你在历史上……”

检察官江文严肃地说：“江青在法庭上，对于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的特别法庭，和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特别法庭庭长，特别检察厅厅长，竟然进行恶毒地攻击谩骂，我提请法庭对江青这一新的犯罪行为，必须再追究其新的刑事责任。”

“你是个讼棍！是国民党的法庭！”江青仍然大骂不止。

“江青大闹法庭、，将被告人江青押下去！”审判长一声令下，早已作好准备的几个法警立即出来，将江青从椅子上揪起来，反剪双手，连推带拖，押出了法庭。

江青这一手，是审判委员会和所有的审判员们已经预料到的。对江青这种闹法庭的处理，也是他们早已商量过的。彭真就对他们说：“江青要是大闹法庭，就狠狠地收拾她一下，要让她感觉到法律的威严，要给人一个扬眉吐气的感觉。不能对她的新的犯罪有半点手软的表示。”

法庭暂时休庭十分钟后，继续开庭调查江青对一些公民进行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迫害刘少奇的罪行。

江青被押上来后，继续大骂法庭是“迫害好人”，“实行法西斯的专政”，是对她的“迫害”。

这回，法庭换了女审判员刘丽英。这是一个经验丰富，苦大仇深的女干部。她的态度非常沉着，语言也很犀利，一开口就露出不平凡的神态。

“江青，现在对你继续进行法庭调查，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行，可以作有罪的说明，也可以作无罪的陈诉。但是，不允许违反已经宣布的法庭规则。”刘丽英说完，马上问道：“拘捕杨承祚、袁绍英夫妇，天津居民王广恩，刑讯逼迫张重一、孟用潜、丁觉群供认刘少奇是‘特务’、‘叛徒’，是不是你决定的？”

“不记得。也可能有我的签字。”江青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当工作人员向她出示了她批示的有关逮捕报告等文件后，她说：“不错，是我的字。可是我不记得这件事了，你们说的事情可能有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足为奇。”

经过一番出示证据后，公诉人说：“现在已经查明，杨承祚是原辅仁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贸系教授。他同刘少奇毫不相识，只是他的夫人袁绍英同王光美相识。为了要从他们口中逼出王光美与美特的关系，经江青批准，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将杨承祚夫妇逮捕。当时杨承祚六十四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症等严重疾病，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但是，江青还是要对他进行迫害。”

“不可能吧？认识王光美的人多着哩，为什么别人都没有逮捕，单单要逮捕他们呢？”江青说，“这里面的原因你们也不讲，我手头没有材料，也记不得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们隐瞒了重大的背景。反正我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

“现在建议法庭出示证据！”随着公诉人的提议，法庭上的屏幕立刻现出：原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笔记记录的一段话：“江青同志指示，杨承祚嘴里有许多的秘密。你们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

接着，法庭又传来了周耀澄，他指着江青说：“当时，江青给我们下令突击审讯的目的，就是要逼迫杨承祚承认他自己是特务，还逼迫他说王光美是特务。杨承祚由于不堪长期的折磨，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惨遭迫害而死。”

法庭开始播放当年的专案组，在原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生命垂危时的审讯录音：“你认识杨承祚的老婆吗？”“啊啊，认识，她叫袁振新。”

“你认识袁绍英是谁？”“是杨承祚的小舅子。”

“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男的。”

“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重一断断续续的声音：“王光美我说不清楚。啊啊，你们别问了，我说，我说，我是老实的。王光美这个人是不简单的人呀，她是个特务，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而且是个很利害的特务。不是一般的特务，具体的特务。她很不简单呢，可是不简单哩。是特务……”

“你怎么知道她是个特务？”

张重一的呻吟声：“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看到的。”

江青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录音，也不认识张重一。但是，她对法庭上出现了这样的录音似乎很感兴趣，饶有趣味地听着，就像在听一段当年的交响乐一样。起初她还面带微笑，但是听到最后一句时，立刻勃然变色：“你们拿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能否定了刘少奇的全部罪证吗？我们也不是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材料定罪，更不是轻信口供的。我们是以大量的证据，特别是他亲自写的一些东西为证据的。这个案子你们可以翻。但是，总有一天还会再翻过来的。”

公诉人李天相对此发言说：“刚才法庭上出示了当时在场的医生和工作人员的证词，说明张重一是一面打点滴一面进行审讯。张重一肝病昏迷痛苦挣扎时，还叫人按住张的四肢进行审问，刚抢救过来就进行突击审问。江青一伙诬陷刘少奇和王光美是‘特务’，就是根据这样刑讯逼供的口供编制出来的。我们还看到江青批准拘留或审讯王广恩、丁觉群和孟用潜的批示，让他们采用小型批斗会等残酷的方式，逼迫他们承认刘少奇是叛徒。法庭还出示了丁觉群、孟用潜在强大的压力下仍然多次推翻假供，说明那些材料是在逼迫下编造的，不是事实的原件。这些证据，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难道还不能揭露江青一伙的阴谋吗？”

“你说够了吧？”江青打断他的话，“刘少奇的材料有厚厚的好几本，你们才拿出了多少？我知道你们毁灭了相当多的证据，但是无济于事。原来的那一切人们历历在目。就连你们自己也心中有数。不错，捕人是我批的，但是审讯我并没有参加，谈何刑讯逼供？我听了半天，你们也没有拿出专案组动用了什么刑法？至于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情。这抓一点，那抓一点，能说明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审讯也可以说是逼供，哪一次审干中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我赞成这种方法。是你们小题大做，是用来诬陷我的。我没有罪，我反而感到光荣。”

江文当即驳斥：“庭审中，大量的材料揭露江青和戚本禹为了陷害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组织三百多人，历时三个多月，清查沈阳地区敌伪档案二百四十五万多件，而没有找到一点刘少奇自首叛变的证据事实，这还不能说明江青一伙是地地道道的迫害狂吗？……”

江青马上插话：“他支持薄一波写了《反共启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你们不也平反了吗？你们哪里还讲什么事实，只讲适用。”

“江青不许打断公诉人的讲话！”审判长立刻制上道。

江青吼叫：“那为什么允许他打断我的讲话？你们让他讲话，不让我讲是何道理？”

江文说：“江青的辩解毫无道理，她根本拿不出一件对她有利或无罪的证据。但是，法庭出示的大量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蓄意诬陷的结果。江青等为了制造伪证，对无辜干部、教授、居民乱加罪名，随意拘捕、刑讯逼供，杨承祚、张重一、王广恩被迫害致死，这难道不是犯罪行为吗？不管江青找什么借口，都不能推卸江青应负的法律责任。这也是全国人民所看到的铁的事实。”

江青还想再说什么，被审判长所制上道：“本庭今天的法庭调查现在结束，休庭，”

回到监所，江青气愤难消。她对监管人员说：“法庭本应该是公道的，现在的法庭完全是一边倒，不但是一边倒，简直就是邓小平的工具了。从这里，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毛主席并没有冤枉他。这一切早就是他们要想干的事情，只是由于毛主席采取的措施及时、果断，他们没有得逞罢了。你们不要以为他们这是对我的仇恨，而是冲着毛主席来的。他们把对毛主席的仇恨都集中到我的头上了。”

“江青，你不要和我讲这些。这都是反党的话，你当然不怕了，但是我们怕。我们没有你那种条件和地位。”一位看管她的哨兵说。这时，江青只有苦笑了：“看来，从古至今，真正不怕死，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始终是少数呀，毛主席提倡的五不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不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不怕死的君子就多得救也数不清了。”

江青的思路是十分奇怪的，有时候她会从这个方面突然过渡到别一个方面。这种敏捷往往使人跟不上趟。这时，她才想到了毛泽东过去的一些话真是发之肺腑的真理……

当林彪在各种场合里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江青说：“我哪里是什么天才，经常上那些说假话的人的当。譬如就吃过陈伯达的亏，直到他多次在我面前攻击和陷害张春桥、姚文元时，我才进一步看清了他的面孔。这种说假话的人是最危险的。过去反对刘少奇的极右思想，偶然讲几句倒也无妨。现在天天这么讲，我总觉得是对我的一种讽刺。如果我是天才，怎么讲刘少奇从我的亲密战友发展到十恶不赦呢？也是看不清呢。领导人在台上和得势的时候，最不容易看清楚一些人的面孔。倒是倒了霉时，许多人的真面目自然而然地露出来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晚上，江青在庐山开会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会议秘书处送来一份文件。她接过一看，题目是《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内容不多，她很快就看完了：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一）“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百七十八页）

《二》“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十九页）

（三）“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百八十二页。）

（四）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百九十三页）

（五）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二百六十四页）

江青立刻把汪东兴找来追问：“这是谁搞的？都发给谁了？”

汪东兴说：“今天，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散会的时候，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五份。’我问他：‘你是要发给常委吗？’他说：‘是’。我一看打印的材料是《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过以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待会议秘书处打印二十份。”

“请示周恩来总理了吗？喔，我就知道你没有？和春桥同志打招呼了吗？也没有。这是一件大事，怎么就要擅自作主呢？你知道吗？现在会议上到处都在宣讲什么天才的问题。主席对这个问题已有指示，你是清楚的，为什么不听？”

“陈伯达是政治局的常委，我没有理由不听啊。”汪东兴还想辩解。

江青火了：“毛主席已经就这个问题讲过多次，毛主席是主席你怎么不听呢？”

这下，汪东兴不敢讲什么了。

但是，他在其他一些场合还是继续讲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彪副统帅，在我党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无限忠于毛主席，一贯紧跟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始终不渝地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林彪副统帅以最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种种破坏和干扰，在全军全党和全国坚定不移地积极倡导、全力推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理论家，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最优秀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我们最好的副统帅。”

可见，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当时的考虑几乎是一窍不通。

江青也不得不考虑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党内的所谓敌人、走资派越打越多？为什么许多的大坏蛋都被戴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最好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和其他的种种桂冠？难道都是普通的党员、干部，甚至老百姓眼睛不亮，界限不清？

直到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汪东兴才大吃一惊。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说：“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个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直到要揪出陈伯达的时候，还是讲究方法，对林彪一边采取教育，一边也是要稳住他的阵脚。不使矛盾很快地激化起来。这种斗争艺术本来是值得自己很好地学习的。但是，到了现在，一切都已晚了。

从这些天法庭调查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把自己作为林彪的同伙看待，实际上是把林彪支持毛泽东的一些活动当作林彪的罪行看待的。明眼的人，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

毛泽东临终的十几天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断断续续地对江青说：“我可能要见马克思去了，你要坚持原则，保证既定方针的贯彻和执行，改变现行的路线，就没有你们的一切了。要注意，很可能还会出修正主义，今后的道路更加艰险，也更加绵长。这也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事到如今，江青没有别的道路可以择选。只有同他们作最后的拼搏。

既然毛泽东不是天才，不是无所不知的神，那么眼前的一切也只能靠自己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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