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当年批《三上桃峰》，毛泽东曾支持了江青，别人是口服心不服。但如今都要翻案，他老人家的话是不是不灵了？
江青文革初期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电影剪辑
江青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由于过分的激动，她的面孔都有点发紫了。直到躺在床上以后，她才感到稍好一些。这几天的法庭调查，她得出一个结论：这不叫法庭调查，而是地地道道的大会批判。她手头没有任何材料，也无法核对当时所批示或讲话的背景，一时只得听凭他们的摆布。幸亏自己的记性还比较好，能够灵活地对付法庭的突然袭击，不然简直无法招架。这时，她才理解为什么王洪文被捕以后，应付不了他们的花招而败下阵来了。对付这些手握生死权的阎王们，没有豁出去的勇气是根本不行的。
“现在，他们不但要为刘少奇翻案，而且要把反对刘少奇或揭发过刘少奇的人都要斩尽杀绝，好狠心呀。”江青自言自语的说，“这下，我可是尝到复辟狂的滋味了。简直要杀人！他们根本不讲刘少奇或他们的帮凶有什么问题，好像我们这些毛主席的追随者们就是要无缘无故地所谓迫害他，诬陷他，这能说服了全世界的舆论吗？”
从这两天的法庭调查，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她江青的主罪之一。
“你江青有没有感觉，刘少奇的路线现在并不臭，或者说像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说不定某一天，有些人就会公开树立起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旗。”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底的一天，和江青、张春桥谈话时说的一句话。
江青为此深思了好几天。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多次说：“主席讲了以后，我仔细地观察一些文化和教育部门的问题，确实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现象。你们都要注意抓这方面的典型，不能给刘少奇的复辟势力留下任何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气候。这根阶级斗争的弦可是要绷得紧紧的呀。”
于是，文化、教育、宣传部门的大小领导人都把眼睛瞪大了。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共山西省委按照文化部审查通过的剧目要求，同意山西省晋剧院带着《三上桃峰》去北京参加华北地区的文艺会演。这个戏的剧情很简单：说的是某人民公社杏岭大队的一个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严重的人，以欺骗的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的女党支书记青兰发现此事后，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强调：“这是为了歌颂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风格。”
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永贵以及文化部的领导人们统统都来看戏。演出一结束，江青就上台对演员们说：“《三上桃峰》是一株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搞的，于演员们没有关系。我今天特意穿上军装来看戏，就是为了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她连喊三声后，又对演员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和他斗，刘少奇被打倒好几年了，还有人要为他翻案，你们看这个阶段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和复杂。”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开始大加讨伐：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指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江青对张春桥、姚文元和几个笔杆子们说：“你们要看到这出戏跳出来不是偶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个红小鬼出身，这是好的。但他参加革命后，跟的人可是不太好呀。你们知道吗？毛主席刚到延安时，创办了一个叫红军大学的学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时谢振华在抗大二队，和余秋里、张震、洪学智、张国华、谢富治等人一块参加学习。一九三七年八月，谢振华被派往山西太原，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一九三九年初，谢振华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我编在一个小组学习。这个人好凶呀，动不动就和我发火，说我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虚荣心’、‘什么怕艰苦生活’等等。我说你是‘狗屁’，你懂得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我要是怕艰苦，我来延安干什么？他再也不敢胡说了。现在看来，他的反动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为刘少奇翻案，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春桥也在提醒秀才们：“王光美从桃园撤退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追随者在桃园附近立起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到处作报告，特意亲自到文联礼堂讲话，动员文艺界给她鼓吹。”
于是，姚文元亲自在文章里写下了一样的一段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初澜”的文章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倒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败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文章中的“某些人”就是指谢振华。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起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终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得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出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势力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彩：‘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作解释了，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用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谢振华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说：“我看了什么初澜的文章，里面是典型的胡说八道，我们绝对不能向这种强词夺理的胡说八道低头，我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喊冤？我就不信经过了那么多得曲折和苦难以后，我们的党还要继续这样穷折腾下去，此风开了头，我们的山西就又要打乱了。”
周恩来说：“振华同志，只要你不是反党的，就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嘛。我劝你还是多检查自己的错误，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相信毛主席是会弄清楚一切情况的。你现在的头脑已经大了，先冷静下来。好不好啊？”
那天，谢振华开会的时候，碰见了邓小平，谢振华说：“小平同志，现在我才看清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他们根本不讲理，我看他们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话说到这里，我也就豁出去了，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看他们能把我怎样，与其硬说没有，干脆就说有吧。”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造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谢振华也气愤地说：“我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本身搞这种名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把这些情况汇报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对毛泽东说：“你看这个谢振华还能继续干这个省委书记吗？他公然和替刘少奇翻案的人站到一起去了，这个人的思想可是成问题哪。”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是逼人上梁山哪。我看了初澜的文章，就很难说服人，起码没有完全说服了我。我就不相信谢振华会替刘少奇翻案。不过你们有意找个靶子打一打。练练兵也无妨不可。”
江青说：“这个谢振华可不是仅仅这点问题。据陈永贵同志的揭发，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陈伯达为了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窜到山西进行活动。谢振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太原陪着他到几个单位去跑，召集地、师以上的干部让他接见，还把他的黑话印发到各地去执行。他跟着陈伯达和郑维山到了内蒙，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协作会议’，这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关键。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谢振华不是很好地揭开盖子，反而表白他自己说：‘陈伯达来山西受到了冷遇，对山西的接待很不满意。’在郑维山为林彪修展览馆的问题上，谢振华也是多次说：‘修展览馆我们抵制了，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事实上，他是积极地参加了修建展览馆的。在修建之前，他听取过施工部队的负责人关于修建展览馆的汇报，参加了图案模型和展品的预审。施工时省里还出了人、出了车去支援。并出钱修建了为展览馆服务的招待所。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他自己，说明了他很不老实嘛。我在问他郑维山在五台山为林彪修建行宫的问题时，他却说不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人让陈永贵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了。”
毛泽东哈哈笑道：“当初认为跟着林彪和陈伯达是个光荣，现在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要离开他。可见那个东西确实不光彩。林彪和陈伯达都成了过街老鼠了。既然你们已经通过批判《三上桃峰》把山西的盖子揭开了，那就尽量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谁是正确的。对陈永贵支持一下也好么。”
于是，由王洪文出面主持，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召开了解决谢振华问题的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议。
江青一到会就指着谢振华说：“你别以为你的资格老，比你资格老的我见多了，他们脱离群众，都被打倒了，难道你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我们本来是老熟人了。你在延安的时候，是我们的大队长，那时你就好凶呀。你就是喜欢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初解决晋东南问题时，有两个排在途中对群众组织开枪还击，造成了流血事件，你知道吗？”
“我听到了汇报，没有及时地解决和处理。”谢振华说。
江青得意了：“你现在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变成光杆司令。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你有权嘛。”谢振华说。
“不过有人说我不爱看样板戏，这不符合事实，八个样板戏我都看了，一个都不少。”
经过了六十多天一连串的批判，谢振华终于被迫写出了一份检查，在提到《三上桃峰》的问题时，说：“晋剧大毒草《三上桃峰》在我省出笼，是我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我省回潮的突出表现。《三上桃峰》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个戏，我曾看过，但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听任其在我省广为上演，散布了反革命毒素。我同意了把《三上桃峰》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这是我省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暴露，也是我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我最大的失职。是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犯罪，感到万分沉痛。江青同志代表中央在接见我省晋剧院演员时提出‘炮轰谢振华’，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扑，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爱护，我表示完全接受，坚决拥护。”
“你想，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能翻的了案吗？”批判谢振华时，江青问道。“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刘少奇要翻天，除非太阳从西边冒出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江青看了他的检查，还想向毛泽东建议，继续让他到山西各地去接受批判。毛泽东摆摆手说：“算了，谢振华的问题到此为止。这个人，将来也可能还要重用，你们不要一棒子把人打死。就是陈永贵同志，难道他就不犯错误？照样犯。林彪是没有当政，所以不提了。林彪要是得逞了，我们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会跟着跑的。路线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辨清楚的。所以，谁也不要刻薄他人。”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去，谢振华激动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要坚决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永远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底！”
想到这里时，江青望着铁窗外昏暗的灯光，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想，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被指控犯了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向自己认罪检查，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公开抵制自己的主张。现在，他们又几乎毫无例外地齐声翻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看来，真理也好，错误也罢，都是和一定的地位和条件、权力紧密相连的。有人把真理和革命当作一朵别在衣襟上的花朵，把为革命奋斗终身这类豪言壮语，当作虚幻的梦想。只有自己和少数的坚定的革命家，才把这一切作为策励自己奋进的鞭子或动力。
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肖力等人谈话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一点都不比民主革命舒服，而且会更艰苦，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革命的理想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时无刻所向往、无时无刻准备飞达的无上胜境，它是激发你永远展翅翱翔的火炬，是吸引你定向发展的强磁力，也是引导你走向胜利的灯塔。你们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对所有人的考验。我们当初革命的时候，人也很多，但是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淘汰下去，总会有人背叛，他们总要有人前进。革命容易，革命到底难呀，难呀，”
但是，眼前的现实，无情地打碎了相当一批人的顽固陈念和对一些人的偏见。
江青至今记得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大寨批判主《三上桃峰》时的一段发言：“大毒草《三上桃峰》的出笼，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突出反映。这充份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为刘少奇翻案、林彪翻案的人还是存在的。这些人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心最狠，手最毒，他们是无孔不入的。《三上桃峰》被揭露，这是大好事，又给我们增添了一个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的反面教材，又给我们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的知识。正如陈永贵提醒我们的，在阶级斗争中，‘人不能睡觉，枪不能入库’。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坚持‘五不怕’，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经常斗，反复斗，步步斗，只有把搞复辟、开倒车的人斗倒斗臭，才能开足马力走社会主义的路！”
可惜呀可惜，这些话如今都成了绝妙的讽刺了！
现在，连她自己都常常在问：毛泽东过去说过的话或所作出的预言，会不会过时呢？是不是不灵了呢？是不是老人家在晚年的时候办了一些糊涂事情呢？想了很久，她坚决地否定了那些悲观动摇的念头。
她的案头就放着列宁的几部全集选本，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说：“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这些话，难道用在这里就不合适了吗？江青转过身来，仰望着天上的北斗，神驰意往起来。她想一放歌喉，唱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但是歌词都忘记了。她不得不遗憾地摇了摇头……
第十七章
江青对吴法宪的证词不屑一顾。
江青、姚文元接见群众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不管是为她拍马屁的，还是想看她笑话的人，或者是针对着毛泽东做文章的人，都把偷偷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作为一项冒险而又带有刺激性的活动。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及其各个权威新贵所把持的部门，都打出了当时最时髦的旗号，或者口号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不少人为此而成了阶下囚。就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也是被扣上“整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名而被投入监狱的。说起来很可笑，戚本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本来，他对江青当时可谓忠心耿耿，他曾经多次当着江青的面说：“将来我要好好地写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作品。看了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的材料，才更觉得江青同志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的背后整我的黑材料。”江青雷霆大怒，一下子将戚本禹打入冷宫。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戚本禹参与了一些造反派组织搜集江青的材料，的确是他失宠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有人把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她和唐纳的关系当作一颗“炮弹”打来打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情。林彪死后，张春桥曾经把林彪小集团搜集的江青和唐纳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笑置之，道：“这算什么事？我早就看过了，也早就知道。小人们总喜欢对此津津乐道，一个共产党人把这事看作是很正常的。江青在上海是做地下工作的。她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打开上海的局面就不容易了。从报刊上稍微出现一些花边新闻，是对她的一些掩护。和一些进步人士谈谈恋爱，也很正常嘛。我和江青结婚之后，她的作风和生活是很严肃的。我看她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起码是一个合格的党员。那些在她的问题上搞低级趣味的人，其实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从来看不起那种人。”
“江青同志的历史是鲜红的，林彪对她进行诽谤，并没有说明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自称是最好的接班人的家伙，在背后竟对江青同志和主席怀有那么大的仇恨。还莫名其妙地搞到了我的头上，说我是叛徒。笑话，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成了叛徒？造谣嘛。”
毛泽东说：“政治斗争中，经常有这种用谣言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丑事。林彪就喜欢搞这些活动。重看了他的死党们给他整理的东西，十分可笑。我们党建党以来，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厚颜无耻的人。我看还是鲁迅说得好：用谣言来杀人，虽有效果但是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林彪这个人的结局，某种意义上讲，也证实了这句话。”
尽管如此，江青对她的这段历史是视为机密的，总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越把它包起来，捂得死死的，就越是要有人揭，而且各种传闻也越多。你干脆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江青包了整整十多年的事情，最后落了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无知所造成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指控江青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以掩盖她的丑史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江青被押上来时，她看见审判台上的审判长是曾汉周，审判员是刘丽英、甘英和黄凉尘。
还没有宣布调查开始，江青就对前几天将她推出法庭的情况进行了抗议。她挥着拳头说：“所谓的法庭，带头践踏你们自己定的法律，说明了你们的虚伪。你们比国民党还要坏，我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也没有见过你们这种法西斯野蛮的手段。”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江青的骂声才停止下来。
女审判员甘英劈头问道：“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是不是叫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要郑君里交出你三十年代的信件和照片？”
江青说：“事情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一回事。我是委托张春桥叫人和郑君里谈话，让他把一些不适合他保存的东西交出来，给了组织或我保存比较好。因为港台的一些反动组织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搜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以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为了他好嘛。我是在抗战时期到重庆治牙的时候才认识赵丹、顾而已等人……”
“叶群指使江腾蛟去抄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等人的家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
江青笑了笑，说：“不知道。我是看了《起诉书》，才知道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和这些人认识的事情经过。他们的手里有我的照片和信件都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什么抄家。只有想搜集我的材料整我的人，才会下这样的功夫。”
旁听席上一阵笑声，使江青下意识地转过脸来斜视了一下那边的人们。只见有人正朝这边观看，江青感到面孔比较熟悉，一下竟然想不起来了。她眼珠子转动了几下。心想，他们又会使出什么样的花招来？看来这个法庭对整垮我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连原来的所有熟人都动员起来了。现在，她认为随时都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看来，她不但要受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的气，连三十年代所受的气，还要再补上一次。
法庭出示了郑君里生前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委托张春桥同志和我谈话后，我已经把我保存的您的照片和有关的杂志、文章都交给了上海市委的有关部门。您放心，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一些不该我讲的话的。”
女检察员王耀青发言说：“郑君里生前写给江青的亲笔信，证实了张春桥的确和他谈过话，而且向江青交出了所保存的照片。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现在我建议法庭传唤新的证人到庭作证。”
头一个出庭的是江腾蛟。
他上来后，看也没看江青一眼，就说：“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我接到吴法宪的电话，说叶群让我立即秘密来京，接受一项特别的紧急政治任务。我来京后，叶群亲自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了郑君里或者是顾而已这些人的手里。你要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到这些人的家里想法把它抄回来。记住，要把所有的笔记本、日记本和各种有文字的东西都抄来。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和任何人讲。我回到上海后，张彪、刘世英等比较可靠的人带队，领了一部分战士和干部子弟，化装成红卫兵，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凌晨，抄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
接着，曾经带队抄郑君里的家，并参与整理和运送抄来的材料的刘世英，也被传到法庭作证，他讲的基本和江腾蛟说的差不多，只是补充了许多的具体细节。
当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江青的确大吃一惊。
“阿黄！”江青失声叫了一声。
黄晨气愤地指着江青说：“我不和你说话！你曾是蓝苹，对不对？我是黄晨。我告诉你，你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我是清楚的。你写的历史想抹也是抹不掉的。就因为我们在三十年代认识你，就因为那些你想收回的信中，有一封是给唐纳的，你搞得我们家破人亡，我丈夫也被整死了。你太残忍了。”
江青低沉地对她说：“阿黄，我真是不知道这些呀，害你的人也是害我的人呀。”
“我不跟你说话！你没有权利和我说话。”黄晨说，“郑君里去世后，你们连我的小儿子也不放过，连他也差点被你们整死。你们太毒辣了。”
“这些，都是林彪和他的死党们干的，我连一点点情况都不知道啊！”江青近乎在哭叫。
黄晨是按着早已准备好她的思路来讲话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打电话给郑君里，谈话时逼着他把有关江青历史的文字材料交上去。君里交了以后，张春桥又把他找去谈了两次话。第一次，君里告诉我，张春桥威胁君里，要他把江青的信件、照片、剧照和有关的材料都交出去。我们把家里所有江青的三十年代的剧照、照片和文字材料整理了一大包，经过有关人员转交给张春桥。过了不久，张春桥第二次又找君里去谈话。这一次谈话回来后，我再三问他谈话的内容，他闭口不谈，但是，我感到他的压力很大，精神恍隐。第二天一早，他就对我说：‘黄晨，我这每天出去，说不定哪天就回不来了。’……”说到这里，黄晨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江青不住地摇头：“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还和有关方面交待，对郑君里进行保护，可他们并不听我的话。我并不是万能的，你们这样说，是不是把我的能力估计过高了？”
“就在张春桥找君里谈话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来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这伙人嘴上都捂着大口罩，口罩是特制的，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一来就封锁了整个大楼，不准任何人进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家所有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家具、衣服、箱子都翻出来了。把我们所有书籍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汇的文艺、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他们搜刮一空啊。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江青一直在倾听她的血泪控诉，似乎在听一篇有趣的故事。她嘴里喃喃地说：“林彪这个人，为了整我，是什么坏事都干了，还要栽赃在我的头上。这些东西，闻所末闻呀。”
黄晨悲泣地说：“抄家不久，一九六六年九月，江青，就是你蓝苹，利用你控制的公安、检察和法院的大权，把已经倍受摧残的郑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了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摧残迫害，仅仅两年，你就把他活活地迫害死了……”说罢，她放声大哭。
江青霍地抬起了头：“如果你们就郑君里的问题能拿出一个字来说明是我让他们干的，那我就是大坏蛋，我自己向历史低头认罪！但是，如果你们拿不出来，就是诬陷，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帮，就是一群畜牲！”
黄晨也跳起来说：“就是你蓝苹，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历史，所以你就陷害我们。我强烈地要求法庭，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江青给予严厉地制裁！”
“我要讲话！”江青似乎在强忍悲痛地说：“郑君里的夫人今天不管说什么，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申明的一点是，她说的这些，除了我是让张春桥和郑君里谈过一次话，让他把一些不该他保存的东西交给组织外，再没有别的内容。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也是当时中央有一个规定，要收回一部分文件和材料，防止在运动中落到国外去。这个道理我想你们是了解的。”
黄晨作完证后，法庭还出示和宣读了赵丹逝世前，同他的夫人黄宗英一道提出的家里被抄和受迫害的证词。
“这只能证明林彪一伙的确是抄了他们的家。如果我早就知道这事，林彪事件刚发生时，我们也会追究他们的责任的。因为这和抄刘少奇的家不同，抄他们的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江青辩解说。
审判员黄凉尘又问被告：“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你和谢富治一道到叶群的家里，把抄家搜来的材料当场烧毁，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回应说：“不知道。我已经说过了，那些材料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东西，有什么烧的必要？值得那么大动干戈吗？我知道有那么几个林彪的死党会作证明的，证了半天证出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我江某人当过演员，拍过电影，还和一些电影界的名人有过什么关系，等等。这些东西有很多是胡说八道。不错，我为了掩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有时故意要和一些圈子外的人周旋、来往，这在地下革命的工作中是正常的允许的，有什么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法庭随即宣读了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卫球的证词，证明江青参与了烧毁材料的活动。
接着，法庭又传来原林彪办公室秘书、江青烧材料的见证人道根生出庭作证。岁月已经使这个当年满头黑发的年轻人变得老成了，他指着江青说：“当年叶群烧毁材料时，江青在一旁踱着步子，监看着焚烧。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女检察员王耀青又慷慨激昂地发言了：“被告人江青对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犯罪事实，回答说她不知道。但是，上述的人证、物证说明，她是知道的。法庭调查证明，江青指使人非法搜查、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她的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遭受抄家的五个人，后来受到严重的人身迫害，郑君里、顾而已受迫害致死，赵丹遭冤狱五年之久，陈鲤庭被诬陷为特务。江腾蛟对郑君里等五人进行人身迫害，是犯罪行为。这件共同的犯罪行为，也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共同残害人民的明证。值得提出的是：江青在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时候，不只是这一件孤立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人证可以看出，江青的犯罪行为，是有预谋的一个整体。我建议提出吴法宪来作证，看看江青的另外一些罪行的过程，对此也是一个旁证。”
吴法宪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他眯缝着眼瞅了瞅江青，又对着法庭说：“我在江青和林彪指挥下，干了许多反革命的坏事。江青是罪魁祸首，我是江青的帮凶。我除了参与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非法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活动外，还替江青干了几件反革命的事情，现在我再揭发其中最恶劣的。”
江青对吴法宪的揭发不屑一顾，鼻子一哼，说：“我能受到这些叛徒们的反对，感到无限的光荣。这更说明了我们当年对林彪的这几个死党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我们手软了。吴法宪说什么，我洗耳恭听哪。”
“第一项，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说她接到上海的一封信，反映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她把我叫到她那里，让我去抓人，另外去收材料。她指定要抓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等人。我当时曾经告诉她：我不了解上海的情况，上海也没有人听我的话。陈伯达也在场，他说：‘不要紧，我给你写个信，给你个委托书。’陈伯达马上拿起纸，写了封信给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我把受权书给张春桥看了，张春桥表示全力协助。结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梁国斌、黄赤波、王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被抓到北京来，江青把他们关起来了……”
江青瞥了他一眼，说：“什么派你去，是你自己抢着要去的，逮捕几个公安都要抓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和我联系起来了。”
“第二项，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江青拿了孙峻青写的一本书对我说：‘这个人是一个作家，他是上海作家协会党委副书记，你顺便到上海把孙峻青弄到北京来，就说我要和他谈话。’我到了上海后，找到孙峻青，派飞机把他送到了北京。三月一日晚上，江青又把我叫到钓鱼台十六楼给了我一个材料看，说孙峻青和总政治部、空军的一些坏人有联系，要让北京卫戍区把他监护起来。江青要我按照她说的话写个报告给她和陈伯达、康生，第二天就送给她。第二天，我照她的要求写了报告后，刚给了她，她就迫不及待地批了‘同意’二字，孙峻青就这样给抓起来了。”
旁听席上的人们立即轰地议论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抓一个人就这么简单，真是太没有人身保障了，怪不得江青他们一个个都垮台了。他们要是再不垮台，人们就没有活路了。”
吴法宪显然是得到了法庭的支持，他讲起话来音宏声亮：“第三项，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晚上，江青对我说，她三十年代有一个佣人，跟她在一起，很了解她的情况，要我派人去上海把这个人弄来北京，就说我江青要找她谈一谈。我就派人到了上海，秘密打听，找到了这个佣人，她就叫秦桂贞。我叫人把这个秦桂贞带到了北京，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北楼，当作上宾招待。我见了江青后，问她：‘你什么时候见这个秦桂贞？’她说：‘我不见了，你写个报告给我，就说她跟上海公安局有黑关系，同香港有来往，是敌特嫌疑。为了不干扰江青同志，要把她抓起来。’我又按照江青的旨意，写了报告，江青批了。当时，江青派了两辆吉普车，把秦桂贞带走。抓了起来……”
江青这回可是忍不住了，她怒吼起来：“你简直是血口喷人，我什么时候给你批过这样的报告？你们为了整我的黑材料，秘密把秦桂贞抓了起来，反而嫁祸于人，你是林彪的一条走狗。我能在这种场合下得到你的诬陷，实在是莫大的光荣！”
吴法宪瞪了江青一眼，这个原先曾经把他吓得要死的女人，似乎还有某种余威在此。被人称作“草包司令”的吴法宪的嘴唇颤抖了一下，打着哆嗦说：“江青，我现在可是不怕你了，我就是要揭发你。”他挺了挺胸脯，大声说：“第四项，江青和林彪、叶群互相勾结，夺了《解放军报》的权。那是一九六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江青住地一下。到了那里后。江青、叶群和肖力正在改一份大字报的底稿。改完后，江青说：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要夺《解放军报》的权，要打倒赵易亚。她要我协助办三件事情：一、帮助肖力抄大字报、贴大字报；二、从海军、空军、北京军区、二炮抽调三十个办报人员，今天晚上进入解放军报社，协助办报；三、全力支持肖力夺权。这三件事情我全部照办了。我是江青的一条走狗。我过去跟着她犯了罪。现在我要和她划清界限，坚决和她这个白骨精斗争到底!”
“放屁！”江青骂道，“你是个什么狗东西，还要和我划清界限。我们之间的界限早就划清了，你是林彪害我的人，你在我的身边搞了多少特务活动，我是清楚的……”
“住口，江青，不允许你辱骂证人！”审判长大声说。
“他也算是证人？”江青指着吴法宪说，“这样的证人，你就是要他说我杀了一万个人他也敢说，他是一个为了活命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你问问他在林彪刚死了以后，写了多少歌颂我的材料和东西？他在法庭上信口雌黄，不顾事实，我现在在这里，我的所有文字都在你们那里。好，你不是说我有批的字吗？拿出来呀！”
吴法宪刚刚退下去，另一个出来了。江青扭头望去，正是前天到监狱里见她的秦桂贞。
“阿桂，害你的人刚刚在这里，他叫吴法宪，也是害我的人呀。”江青这时的话语里带出了哭腔。
“你是好人，我是知道的。我没有忘记你，但是……”
“我不听你说，今天我到这里就是要控诉你！”秦桂贞气愤地说：“蓝苹，我来了，你是没有想到我还活着吧？在监狱的时候我就想把你骂上一顿，气得我说不出话来了。各位法官，我是江苏常州人，从小受苦，五岁就当了童养媳。后来，在上海给资本家许暮贞当佣人。那时，江青租了许家的一间小房子，和唐纳住在一起。当时我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的收入不多，有时没有饭吃，我就偷偷地拿资本家的饭食给她吃，还经常给她买西红柿吃，她从来不给钱……”
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她最不爱听的东西，但历史就是这样地作弄人。当年她拼命想消灭的东西，今天就是偏偏地要让她在大庭广众下听那些她最不爱听的内容。她的脸上再也掩饰不住痛苦和难堪的神色了。这时她可是一言不发了。
“江青整天疯疯癫癫，经常和唐纳吵架，有时半夜里打起来，她喊救命，我匆忙去救她。我后来听说她嫁给了毛主席，一直很高兴，想到她很光荣。江青到了延安后，还给我寄来过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另一张是她和女儿李讷合拍的。解放后，江青派人把我接到中南海，同她见面。后来，我被分配到北海公园当了保育员。一九五六年精简机构时，我回到了上海。一九六八年三月，有一天，上海市委一位同志找我说。你回家准备一下，让你到北京去，干什么不知道，你也不要和别人讲。当时我想，大既是想让我去做饭吧？……”
江青很注意地听别人讲，这在审判开始以来还是头一次。她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着，表情很不自然。尽管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旁听席上的人们还是感觉到她已经不安了。
“到了北京后，住在空军招待所里，陈伯达和叶群来看我，问长问短，说是代表江青来看我的。我根本没有想到江青要害我。住了两天，来了一伙解放军，态度蛮横地把我的衣服乱翻了一通，还打我耳光。又过了两天，他们把我送进了秦城监狱，把我的衣服全部剥光，把头也剃光了。在监狱里，他们经常打我，边打边说：‘你要交待你的特务问题，你不说，我们准果什么刑罚都有。’有时还用钢条打我。打得我的血都透到外面穿得袄子上，嘴里流血，手也打肿了。他们还硬逼我趴在地上吃撒在地上的饭，骂我是狗，甚至逼我吃扔在马桶里的饭……”
旁听席上群情激忿，整个大庭里静得怕人，只有这位善良的老太太的哭诉紧揪着人们的心。不少的人为这位老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江青也感觉到了对她的不利，她在那里再也坐不住了。眼睛不停地望秦桂贞身上瞟。
“我一九七五年被释放后，浑身浮肿，走路困难，不能说话。回家后，我看到我家被他们抄得零乱不堪，把江青的照片也抄走了。我由于连年的被迫害，现在患了高血压、糖尿病，痛苦难忍。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派人来我这里调查，才说：“你解放了，‘四人帮’已经打倒，有苦你就诉吧。”“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祸国殃民的江青，你还有今天呀！”
江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几次哽咽地说：“阿桂，我听了很同情你的遭遇，但那的确是林彪的死党们干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你还遭受了这样的迫害。”
今天的审判是这几天来最成功的。江青当年的旧友和曾经帮助过她的普通百姓的遭遇，就像一把利剑，击中了江青的要害。人们纷纷议论：“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江青这个人就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脸面，竟如此迫害当年的同事和了解自己的人。这可是少有的、罕见的罪行。如果这是真的，像江青这样的人谁还敢和她在一起呢？”
江青也觉得今天的审判大大地丢了她的人格和尊严。说老实话，说她迫害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社会舆论尚可从政治斗争的残忍性和他们的政治需要等方面加以解释。如果和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这样过不去，那就只能从一个人的品德和本质上来加以说明了。江青坐在那里连连摆头道：“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我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诬蔑，这个屎盆子莫非真要扣到我的头上吗？这下我总算看清楚了，人强神鬼怕，墙倒众人推。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敢替我主持公道，到处有人把对我进行诬蔑作为升官进爵的梯子和本钱，这就是我为什么会遭受这种屈辱的原因。”
早在两天前，她就感到下一步对她的审判调查，将会出现丢人显眼的场面。不管事情的真与假，造成的后果将是很坏的。现在来看，她几乎要变成没有当上皇帝的武则天了，也就是说，有武则天的恶名而没有其实际或才能。
两天前，江青正在关押她的院子里放风晒太阳，忽然铁门开了，进来一个身穿棉大衣的女人。她压根儿就不想动窝，继续面对着阳光想心事。
“蓝小姐，你还认识我吗？”
这个熟悉的声音使江青大吃一惊，一下子从她坐的地方站了起来：“你是……”
“我就是当年的阿桂啊！怎么？不敢相认了？”
江青一下子认出她来，急忙迎了过去：“果然是你，阿桂，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我当年对你多么好，可是你把我害得好苦呀，差点就要了我的命。你为什么关了我七年，整整七年哪。”秦桂贞说到这里，浑身发抖，颤栗不止……
江青这下才明白了。原来这是把当年的所谓受害人一个个找来，向她讨债来了。
江青想和她拥抱，但是秦桂贞躲开了：“咱们现在不是一回事情了；你是罪犯！”
江青急忙说：“阿桂，你要擦亮眼睛，害你的不是我，而是林彪那伙人。他们不但害你，也在害我呀。我相信你将来会弄清楚是非的。”
“不，我现在不听你的鬼话，我们到了法庭上再见！”秦桂贞说完就扭头走了。
“请监管员告诉她，绝不是我在害她。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害她。”江青抽泣地说，“我在三十年代的所有活动毛主席都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向党中央隐瞒什么，其实他们谁也说不出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的，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害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佣人呢？唉，阿桂是个好人呀，她要是骂我一通也许会好一些的。可是，她就这么走了。”
江青遗憾地落下了眼泪。
从这起，她就知道下一步法庭上这个女佣人是一定会出场的。他们也许会利用她给自己的当年泼大批的脏水，以此来丑化自己，丑化毛泽东的形象。越想到这个时候，她就越痛恨华国锋。要是华国锋这个叛徒不对自己采取这种反革命的措施，现在的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华国锋当年的话又在她耳边想起：
“回顾我党两条路线的历史，回顾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有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就一定胜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一定要解放，历史就一定前进，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背离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失败，历史就要倒退，世界就要黑暗。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真理的化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要深刻教育我们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要做到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怕贡献我们的一切！”
看起来，这些官样文章一点点用处也没有。当初，这些东西就是欺骗人民和欺骗他自己的。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到现在还在坚持当年那一套的，难道就剩下我和张春桥了吗？这种历史的玩笑，难道还要开下去吗？江青盘算着，盘算着……
第十八章
在江青被捕前一天，张春桥曾与她有过一番发人深思的对话。“特别法庭的矛头是对准谁的？”江青这样写道。
毛泽东、江青、周恩来观看演出
一九七六年春节的时候，有个老教授对江青说：“今年恐怕要有大灾大难，你还是早做一些预防比较好。多穿些红布做的衣服或内衣，这个避邪呀，不管灵不灵，穿上点衣服总不算什么吧。”江青把脸一沉，喝道：“好啊，搞封建迷信搞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可是从来不怕那一套的。什么龙年狗年，都是统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而编出来的一套统治术，咱们是无产阶级，不理他们那些谬论邪说。”
现在，她不得不考虑原来许多人和她说的那些话了。
不管是否迷信，反正就是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龙年里，自己死了丈夫；进了监狱；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所有自己反对过的人全部扬眉吐气地翻身了，所有跟着自己走的或者跑了一段的，甚至多少沾点边的几乎是一网打尽。连续几天的法庭调查，实际上是在竭力地丑化自己，侮辱自己，自己根本没有半点要求证实问题的权力。这种审判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
每次开庭回来，江青都要学习几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里的话，以便激励一下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尽管她把翻案的希望建筑在一种美妙的理想上，这种理想少不了幻想成分，她的憧憬尤其充满神话般绚丽夺目的色彩。但是，现实是最无情的，也是最残酷的，任何理想的本质不过是现实的提纯和升华。江青那种超现实的东西，连跟她最紧的那些人都抱有怀疑了。这点，从这几次法庭调查中，那些证人和证言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是挨过自己的整而故意报复；有些人是经不住威逼利诱而对前途失去信心，不得不出来作证反对自己，以求得到他们的解脱。
尽管如此，江青还是从旁听席听到了她所想听到的信息：
“这哪里是在审江青，完全是在审判毛主席嘛。原先我们还不了解江青，以为她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她就是在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所干的这些事情，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干过。只不过是江青代毛主席受过罢了。”
“江青无罪！有罪的是他们，江青有今天，是由于毛主席的心肠太好了！”
“通过审判江青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看来毛主席的确是伟大的。毛主席没有冤枉他们，毛主席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为中国人民才是真正操心的。”
江青眼眶一热，泪珠泉涌而出。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她打开了那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找到了一段很费解的话：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用这一段话分析，从自己被捕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的经济基础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江青很想了解这一切。因为，这将是她研究问题和考虑对策的出发点。可惜，她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就在江青被捕的前一天，张春桥还对她说：“毛主席说我们的这个基础不牢，如果再出现林彪似的人物，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我想，从一月革命风暴的时候，我们就给敌人留下了空隙了。事实将会告诉我们，我们犯了两个历史性的错误。”
江青最不爱听这类话，但是她还是听完了张春桥的解释。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正当广大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及其黑干将谭震林、叶剑英之流不甘心他们灭亡的命运，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妄图为刘邓翻案，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亿万革命群众坚决粉碎了这股反革命逆流，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场斗争你还记得吧？江青同志。”
江青说：“这怎么会忘记了呢？”
“可是，现在这个二月逆流主席不让再说了。”张春桥说，“不说可以，但是事实仍然存在。我们不说，不等于人家不说。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林彪，实际上他们是整个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总觉得，我们的这场斗争有失败的可能。也可能某一天，二月逆流就会在我们身上重演。”
江青对这些话比较感兴趣，就鼓励道：“你继续往下说。”
“在夺权斗争的高潮中。在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中，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乘胜追击，直捣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即在巩固、发展和加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同时，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的战略阶段。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领导下，排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击退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粉碎了刘少奇的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及其后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罪恶阴谋，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力向，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层开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分清了是非。”张春桥说到这里时，不停地咳嗽起来。
“这些我都知道。”江青不解地说，“这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张春桥忧心忡忡地说：“自从出了林彪以后，在普通的群众中，出现了许多是非不清的现象。人们对什么是林彪的罪行和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点分不清了。这样，就使得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在群众中有了市场。那些刘少奇路线的执行者们纷纷以林彪的受害人自居，一个个被党内走资派解放出来，而新生的革命者的提拔和重用得不到及时地实行，就使中央的最高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占多数的现象。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非出乱子不可。多年来，我们的党内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占居统治现象的情况，今后的一个时间里，可就不保险了。党内不出现乱子便罢，一出现就是大乱子，这是最危险的。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今后对毛主席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江青说。
张春桥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时，也只有这时，评论《水浒》才有最现实的意义。《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是，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那天，洪文同志问我：‘修正主义的确切定义是什么？’我就对他说：‘在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国内投降资产阶级，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集中在理论上，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主要是党内的走资派。’看来，许多的理论问题，我们党内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完哪，多数人只是跟着跑的。”
“为什么主席提倡反潮流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一上台，最能得到被我们历次运动所打击的各种牛鬼蛇神的拥护。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那三株大毒草为什么不臭？为什么相当的一部分人拥护他？就是因为他代表着那些人的利益。”江青说，“当一种错误的观点和路线，洪水般地到来时，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的事情，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了。”
“这种精神可是很不容易呀。”张春桥感叹地说，“真正的左派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观潮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如此，现在依然是如此。多数人总是不那么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江青笑着说：“我们这些人的意义就在这里。邓小平猖狂的时候，为什么明摆着的谎言，却有人总是要相信并热心地要传播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希望这些谣言是真的。他们是靠着谣言的利息而活着的。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解释。我们现在不是用舌头编假话，而是要用良心说真话。邓小平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里，说了那么多老娘的假话，可假话能骗人一时，不会永远。假话是没有生命的枯树，是不会结果的。一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就垮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江青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不过，想到这个时候，她从开庭以来蹙紧的眉头，舒展开了。她总算摸清了特别法庭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意图，审判我也好，追究林彪死党们的刑事责任也罢，其目的并不是什么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威严。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基础；是为了丑化毛泽东，丑化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旦弄清了这一点，江青反而坦然了，且看他们如何表演！
“你们口头上口口声声地说你们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谎言。”江青在上次休庭的时候，指着江华说，“只有从心里说出来的真话，才会像清澈的泉水，充满活力和信心，才会有革命的旋律和正气的回音。而说谎只需要一颗卑鄙的黑心，揭露谎言则要勇气。我江某之所以在法庭上敢于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因为我手里有真理。”
江华清脆地冷笑了一声：“好嘛，你到了法庭上给大家讲嘛。”
江青胸有成竹地指着他说：“你把华国锋和邓小平给我传过来，你看我是怎样和他对证的。你传不过这些人来，就失去了你那些证据的意义。在法庭上你们不让我说。在这里我就是要和你说一说。早在我刚刚被捕的时候，我就向汪东兴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的真相摆一摆。看看到底是谁在耍两面派！谁在搞鬼！我们四个人，不明不白地被突然袭击，给他们抓了起来，这还不是搞阴谋诡计吗？可笑的是，他华国锋一边在搞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边还在那里唱高调，简直是一种政治流氓。”
“江青，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胡闹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只会给你增添一些新的罪名。因为这里不是你要讲话的地方和时候。这里只要你的脑袋，而不要你的其他。”一个陌生的法官不知出自什么意思，突然地给她说了这么两句话。
候审室里一片可怕的寂静，就是过来想看看江青近况模样的其他法警，这时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物的命运，原来曾经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哩。那些孩子般模样的小伙子和年轻的女法警也打量着江青，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穿戴普通，带着近视眼镜，梳着满头黑发的老太太，竟然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产生那么大的力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哈哈，你们哪里知道，这个女人想当初可是不得了啊。”伍修权出来笑着对身旁的年轻警卫和法警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这个身份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比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还要高。更何况她还担任着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务。这样，她就有了对任何人的生杀大权了。”
有个小伙子故意问道：“她既然有那么大的权力。她怎么没有亲自下令枪毙过一个人？”
“她亲自点名某一个人是坏人就够了，红卫兵就会把她点名的人斗个死去活来。”
“可有些被她点名的人，我们问了其中的有些人，江青和他们素不相识，江青怎么点他们的名呢？她连知道都不知道。而且无仇无冤，江青为什么要害他们呢？”
“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人，名义上是整走资派、整牛鬼蛇神，实际上许多好人也都整了。”
“那么，现在中央提出搞揭批清的斗争，不也是要整人吗？这些要整的人全都是坏人吗？”
这下，许多的老革命回答不出来了，或者说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了。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思想敏捷，什么问题也敢提，但是某些问题的确是不好回答的。或者说，是无法用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如果要详细地说，恐怕牵连的事情就更多了。
而这些，正是江青急于要说明白的。
别说对文化大革命比较陌生的青年人，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的中央的一些参与人，有时候对一些问题也很难弄清楚。在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开会的时候，彭真就问胡耀邦：“为什么原因，江青领导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最后就能有那么大的权力？”胡耀邦把目光转向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说：“这个小组成立的时候，少奇和小平都在，他们是当事人。”
是的，邓小平对此是有发言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决定成立的。这个通知，在宣布撤销彭真同志的五人小组同时，成立了陈伯达、江青为首的那个小组。为了重新设立这个小组，党中央曾经要求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中央局分别提出适当人选，主要是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那时，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部分意见，提出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板锋、戚本禹、穆欣、尹达，中南局提出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华东局提出了中共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和姚文元，华北局提出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影秋，东北局提出了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西北局提出了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西南局提出了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军队系统叶剑英提名总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副主任刘志坚，和文化部长谢镗忠参加。”
这时，胡耀邦接着说：“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职权范围和所起的作用，和后来的可是大不相同。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起作用。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每星期要开一次，军队系统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参加。这时，北京发生的事情，常委们都是知道的。小平同志，你说对吧？”
“我们就是主张要派工作组下去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准出现无政府的状况。毛主席不同意这样搞，他有意要打破这个框框，制造天下大乱的局面，给林彪、江青创造了条件。”
胡耀邦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改组。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而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使它可以逐步地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从而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揽权，最后能够代替中央而发号施令。”
邓小平冷笑道：“这个小组有了权以后，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分裂，担任第二副组长的王任重、第三副组长的刘志坚和小组的顾问陶铸，先后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以后又陆续地清除出去许多人，最后只剩下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了。这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剥笋战术，越剥越小，最后只剩下芯了，实际上只剩下几个光杆司令了。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江青这个人是何等的霸道和无法无天，谁和她也搞不到一起去。谁要是稍微对她有损害，她就要和你弄个死去活来。别人我不了解，那个陈伯达可是跟她的。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他都要和江青商量，然后再来和我们讨价还价。但是，当江青认为他已经没有用处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了。还有那几个所谓的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也是对江青忠心耿耿很卖力，最后当了她的替罪羔羊。江青这个人，就是我们不收拾她别人也要收拾她。她的所作所为，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
胡耀邦接着说：“这里有关对待周总理的态度问题。其实，江青这伙人对总理并不是满意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毛主席外出，是由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就由周总理负责召开中央常委碰头会，及时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各种重大问题。总理为了协调好关系，每次开会都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和顾问参加，但是江青有时就故意不去了，她公开说：‘总理的会议开得又长又多又乱，还不解决什么问题。我是不去参加总理的会议了，你们谁爱参加谁就去吧，我们小组都快成了清谈家了。’你们看，江青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的。”
邓小平笑着问：“这事你怎么知道？我可是没有参加，不清楚。”
“我是作了一定调查研究后才弄清楚这些事情的。”胡耀邦说，“江青为了架空总理，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突然指责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是支持所谓反动组织联动的，要红卫兵揪斗他。结果，周荣鑫被打倒了，周总理没有助手了，很难工作。多次提出让张春桥担任国务院的秘书长，江青又授意张春桥不去，给总理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那时总理的工作也是艰难呢。”
彭真说：“江青在法庭调查的时候，多次讲到某些事情上总理如何如何，有些事情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都理解总理的处境，就谅解了总理。他不违心地讲一些话，连他也得打倒。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的威信那么高，大家不那样也是不行呀。”
有人马上提出问题：“到底文化大革命中这么多的错误，是江青造成的，还是毛主席的错误造成的？是江青应负主要的责任，还是毛主席应负主要的责任？现在审判过程中，有些舆论似乎是同情江青的。外电也有反映说：我们是拿上江青‘替毛泽东顶罪，江青的确是个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强硬支柱，她的一切肯定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对此，我们总是回避恐怕不是个办法。”
邓小平说：“这就需要我们加快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步伐。在此期间，不管什么舆论，还是按我们事先的口径和部署，把这场审判进行下去。独立审判嘛，就是什么干扰也不应该有，无论哪方面的干扰都应该排除。”
就在特别法庭开会讨论、研究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进行新的部署时，江青在一张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现在人人都知道，特别法庭的矛头是对准谁的，但是，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捅破这张纸。可见，说真话是多么的难。一般说，人们似乎都反对奉承或吹捧，认为坦诚和讲真话才是最高贵的品德；但在我们的生活里，得宠的都是前者，倒霉的却是后者。这种现实的情况什么时候颠倒过来，我们这个国家就真正有希望了。
江青终于认识这一点了。但对她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第十九章
江青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代表中央！”可廖沫沙声泪俱下的控诉，又勾起了江青遥远的回忆。
江青1972年会见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
江青盯着法庭送来的传票，好一阵发怔。这倒并不是害怕，眼下有什么可怕呢？已经造成这个结果了，就是再和他们斗，也不过就是一死嘛。她也没啥多说的话。她是想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太令她感到可惜了，她不能不埋怨他……
江青的思绪，就好比上了架的葡萄藤，东爬西牵。不过。牵得再远也离不开根。这个根就是毛泽东，和她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这位她最敬重、最热爱的领袖，也是她的丈夫。
无需讳言，在一些问题上，她和毛泽东之间也是不一致的。当毛泽东丝毫不接受她的意见的时候，她也要生气，可她又不能发火。即使家里发生再大的分歧，她也是只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来不对外声张一丝半点。让人始终感觉到她和毛泽东是和睦安静的。不然，那些碎嘴汉子们又可以乘机大做文章了。因此，她的火气都闷在肚子里，也免不了拿别人出出气。现在，除了在法庭上和他们大干一场外，再没有出气的地方了。
从上次开庭到现在，隔了两天。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江青被押解出来向法庭去的路上，她颇有点得意地问押解人员：“每次开庭怎么不让你们听一听呢？唉，可惜，这是一场很好的教育嘛。你们经常监押我，其实对我你们并不了解多少，听听反而对我了解了。我可不是什么罪犯，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尽管他们把我给开除了。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
江青说了半天，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听她讲，使她十分扫兴。
“被告人江青，”今天的审讯员是贡育才，他紧盯着江青的面孔问道：“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按照你的要求，送给你一份绝密信，附有诬陷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是不是事实？你的目的是什么？”
江青回答道：“当时，党中央准备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我受中央的委托需要了解一些中央委员的审查情况。我向康生要这个名单，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审判员甘英问道：“你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审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呢？”
江青恼火了，她也狠狠地盯着甘英的脸说：“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就是代表中央的。”
公诉人江文站起来批驳道：“江青刚才的回答，完全是强词夺理。江青伙同康生合谋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诬陷名单，是他们一伙为了迫害国家领导人，策划篡党夺权所搞的阴谋。中共中央并没有委托江青或康生讨论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也根本没有什么定性的名单，是他们俩私下秘密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康生一伙到处点名批斗和点名诬陷许多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据查，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直接点名诬陷了五百九十二人，其中有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二十人。仅据江青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七月的一小部分录音讲话。其中就点名诬陷了一百七十二人，内有中委、候补中委二十八人。这些人都遭受了迫害。”
“群众揭发批判过的一些人，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力了解一下？”江青愤怒地回击说，“我作为中央政治局任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在运动中向一位政治局的常委了解一下中央部分人运动中被指控的情况，你们说成是非法？请问你们依据的又是什么法？我江某是根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精神办事的，是根据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周恩来和我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也给我提供过一个名单，难道周恩来也参与了迫害他们的活动了吗？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亿万人民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和各种叛徒、特务及其他有问题的人，你们一开口就是诬陷。请问你们也在所谓的清查中抓了无计其数的革命群众，这又是不是诬陷呢？我不排除在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是党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小组，一发现错了就及时地纠正，从来没有对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干呢？”
公诉人王振中反击说：“江青所说的群众起来批判和揭发的，这完全是嫁祸于人民群众，对她的犯罪事实的推卸是徒劳的。远的不说，单就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江青的一次讲话中，她就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是‘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江青还点名诬陷了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等人是什么‘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致使他们遭到极为严重的迫害，有的遭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江青的这些犯罪事实，都是人所共知的。你江青就是长上一万张嘴，能够抵赖得了吗？”
“我不是什么抵赖，我讲话都是光明正大的，说的话就敢承认。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江青似乎很坦然地说，“即使有什么错误，我在运动后期也作了必要的纠正。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你和康生搞得那一系列诬陷活动，只有在你们篡党夺权的范畴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把那么多的中央委员搞成叛徒……”
“那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不是什么人为的。用你们的话来说。历史是他们自己写下来的。我承认你们手里也有事实，但是你们歪曲了事实。为召开一次讨论生死存亡的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做准备，我们的做法既不过分，也不违法。上请示过主席、总理和其他的领导同志，下得到了人民群宽的广泛支持。这些都是历史，除了你们，人民是会承认毛主席的合法地位的。”
审判员问道：“江青，你是否说过陆定一是一个‘军统特务’这句话？”
“没有吧，我没有材料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可能你们记错了吧，你们可以把证人请来。”江青说道，“陆定一有其他的问题是可能的，军统特务可能不会的吧。”
公诉人冷笑道：“播放她当年的讲话，看看到底是我们听错了，还是江青在抵赖。”
大厅里响起江青讲话的声音：“……同志们，你们还不知道吧，陆定一是个军统特务，混到我们党内来了。我们也是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些……”
“是你的声音吗？”审判员问道。
江青微微笑道：“是我的声音。但是，我不能承认是诬陷，你得让我想一想，我也是听了汇报或者是看了有关的文件我才会这样来讲的。你们先问别的，这个问题过一会儿再讲。”停了一会，她说，“我想起来了，陆定一可能是有个兄弟是军统特务，这跟陆定一有一些关系。”
审判员说：“你这完全是主观臆断，根本没有任何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这样讲话，难道不感觉丢人吗？”
“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不愿意为此继续辩护了。”江青摆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
审判员让工作人员继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和中央乐团的讲话录音：
“你们不知道吧？胡乔木也是在北京被捕，这个叛变的问题正在落实……还有那个周扬，他跟军统也有关系。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日本去了，在日本被捕叛变。所以，他是日本特务，也是美国特务，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案。不过，他是国民党特务这一条是肯定的。他是内奸、特务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抓紧对他们的大批判。通过大批判来促进大好形势……”
“江青，这是不是你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是我的声音。就这样一个讲话，你们播放过来，又播放过去，不就是在一个文艺团体上的讲话吗，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胡乔木和周扬是特务，有什么根据？”
“我记得鲁迅有过一篇文章，专门批判了周扬，他对周扬的批判是人所周知的。我对他们没有作过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我相信群众的调查是可以信赖的。关于胡乔木的问题，我是亲自听康老讲的……”
公诉人江文发言说：“经过出示证据和法庭调查，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江青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就在大会上宣布这些人是‘特务’、‘叛徒’，这除了是有意的诬陷迫害外，再没有别的解释。事实上，江青至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支吾其词，答不上来。”
审判长曾汉周继续问道：“你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是不是讲过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
江青说：“不错，我是说过。那是因为一九四八年党中央迁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时，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几乎将毛泽东等同志炸死，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已经列为大案。因为知道毛泽东同志到了这里的人很有限，除了司令部的人以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一直怀疑是张瑞华所为。”
公诉人说：“江青所说的轰炸毛泽东同志住地一事，的确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所干。但是，这个案子在解放初期就已经破案，罪犯也已经就地枪毙。时隔多年后，江青竟然荒唐地将此案栽到张瑞华同志的头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建议法庭宣读公安部对此案的处理证明。”
法医宣读了公安部的处理证明后，江青继续答辩说：“此案我也知道破了，直接的罪犯都已经处死，但是就是这个处死中，康生同志认为有鬼，本来是可以留下活口的。毛泽东主席对此曾经有过指示，要求造一步查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有关方面的人员没有按照主席的意见办，这就给后来的处理留下了许多的疑问，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你们把正常的提问都作为诬陷，是不是有点讼棍的味道呢？”
江文说：“被告人江青在法庭上的辩解，不能说明任何事实。推到康生的身上，只能证明你们是一伙的。江青诬陷黄杰和张瑞华，矛头是指向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老帅的。这是她进行反革命篡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青马上要求说话：“检察官说我提黄杰等人是指向两位老帅，那么你们如此对待我，是不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呢？你们这样的逻辑实际上是两重性的。对我就可以蛮不讲理，是事实也要说成是诬陷；别人的东西，明明是胡说八道，你们也要将它说成是事实。这样的法庭如何能叫人心服口服？我这样讲也是有根据的，只要不怀偏见，旁听席上的这么多人将来都是可以作证的。”
在公诉人的提议下，法庭播放了江青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的讲话录音：
“同志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大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达到了什么程度，你们可能还不了解吧。旧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是现行反革命，代部长萧望东是历史反革命，还有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都是证据很利害的特务。这是一个坏人成堆的地方呀……”
法庭接着传来证人廖沫沙出庭作证。
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就认识的文化界人士。据廖沫沙说，他和江青是在一九三二年认识的。当时，田汉在艺华电影公司写剧本，廖沫沙是田汉的秘书，即由田汉讲一个故事的意思，廖沫沙执笔把剧本写出来。他和田汉同时住在一个旅馆的过街楼上。一天，田汉在南国剧社的女学生俞珊领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女青年到先施公司来找田汉，正好廖沫沙就在旁边。俞珊指着那个女青年对田汉说：“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我的弟弟被捕了，说他是共产党的案子。我的弟媳跑到上海来了，现在举目无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那里人太多，也乱，想看看你们这里能不能住。”田汉说：“那好吧，就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于是，李云鹤就住在了田汉的家里。田汉的母亲对这位李云鹤并看不起，以为她是一个乡下女子，出身低微，就让她和她家里的保姆住在了一块。
过了一段时间，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和田汉在旅馆写文章，家里的房子空着。李云鹤知道后找到他说：“你不在家住，我暂时住住可以不可以？”廖沫沙说：“暂时住可以，我的内人回来后，你就得走。”李云鹤说：“好吧，她回来后，我再想办法。”于是，廖沫沙称她为“密斯李”的女人就住进去了。
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个李云鹤就是现在的江青。
过了几天，廖沫沙的夫人从湖南回到上海，廖沫沙回到家里后，看见他的夫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我们不在这里住了，今天就去找。”廖沫沙知道她是由于李云鹤在这里住的原因，就和她一块出去重新租了一个地方。那时的江青穿着一件普通的旗袍，看上去很朴素，人也勤快。她看见他们搬家，也过来帮忙。“哎，你们怎么搬家？搬到哪里呀？”廖沫沙告诉她后，过了几天，她果然又来了。她说：“真不好意思，你们一走，我就又没有地方住了。”廖沫沙指了指厨房说：“你要来，只能到那个地方去。”江青一看，那里哪能住人呢？明明是要撵她走嘛。她就知趣地说：“好吧，我先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看一看，如果能住我就不来了，不能住我再来。”以后，江青就再也没有来。这就是廖沫沙和江青在二十年代的基本来往过程。
一九四九年廖沫沙从香港回来，住在中南海里。有一天在怀仁堂看话剧，他又碰到了江青。江青主动和他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好啊，我们又在一起了。闲下来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吧。”但是，廖沫沙从来也没有去。以后，廖沫沙在彭真的办公室里也看见过江青，他都没有主动和她打招呼。
一九五四年底，廖沫沙因腰脊结核病住在北京医院治疗，他的病房正好对着楼梯。一天，他正躺在床上时，也来看病的江青正好看见他，就进来了。廖沫沙赶紧起床欢迎，江青连忙摆手说：“别起来，别起来，你就躺着，我们随便聊聊。”她自己坐在沙发上和他谈起来。讲了过去演过的戏，也讲了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讲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情况，直到护士叫她才走。走的时候，她还说：“我明天再来和你谈一谈。”但是，第二天，廖沫沙就出院了。临出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和江青告别。那时，见江青还是相当容易的，并不像后来那样门庭森严，岗哨林立。
十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廖沫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称赞吴晗《海瑞罢官》的，题目是《史与戏》；另一篇是应孟超之邀写的《有鬼无害论》。没有想到，这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批判孟超的《李慧娘》，也批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廖沫沙感到奇怪：批孟超，怎么把我也给联系上了？他到了中宣部打听，才弄明白了：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批示后，文化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前一段的作品情况做了个总结。江青看到这个报告后，问中宣部的负责人：“这有一个同情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加上他？这个化名为‘繁星’的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于是，报告上加上了他的名字，报刊上开始批判他了。廖沫沙只好写了检查。
一九六五年，廖沫沙下乡去搞“四清”，先在通县，后到李社小镇。没想到第二年春季就赶上了批判他和吴晗、邓拓的“三家村”。一场大难来临了……
江青此刻看见廖沫沙，用她的话来说：“就像见了一个苍蝇那样的思心，这是一个在上海就想出卖我的叛徒，一个无耻的文痞和瘪三。法庭把这个人拉来作证，可见他们堕落到只要是反我的人，就是什么人他们也要用。”于是，她厌恶地把头扭向一边。
廖沫沙讲话了：“江青这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我就是她们诬陷迫害的一个，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是一九二七年徐特立创建的长沙师范毕业的学生。我从十几岁的学生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当时我们俩一块儿共居一室，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
一听这话，江青勃然大怒，她立刻回过头来骂道：“放你的狗屁！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你是个什么东西！”
廖沫沙猛地一拍桌子：“江青，你和你的同伙犯下的罪行比人的头发还要多！人民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地位虽高，你的人品是极低的，我了解你！”
江青指着廖沫沙怒斥法庭：“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审判长曾汉周摇起警铃，大声喝斥：“江青，你已经违反了法庭规则，我对你提出警告，不许你讲话！”
“我就是要讲话，廖沫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敌人，是在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无耻特务！”
曾汉周下令：“将江青押出法庭，法庭将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话音刚落，两个女警扑上来，将江青双手一扭，飞快地押出法庭。一路上，江青高呼：“打倒叛徒！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叛徒集团！”
这时，审判长让廖沫沙继续控诉。于是，他只得面对着无人的被告席声泪俱下：
“江青对我的历史是了解的。她是故意诬陷我，故意制造冤狱。我被无辜地关押了八年多，又流放劳改了三年，肉体上受尽了酷刑。”说到这里，他竟然流下热泪，悲泣地说：“遭受他们这样酷刑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他们扣上特务的帽子，逮捕关押，在监狱中戴了五年的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也穿不了，只能披在身上。一个从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残酷迫害，惨死在狱中……”
旁听席上的人们，感到非常遗憾。这么生动的控诉，被告却不在跟前。有的人对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不满意了。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江青来听这些？江青在法庭上闹，让广大的群众不是更可以看到她的本来面孔吗？把她押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我们几千里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江青受审时的情形，法庭把她押下去，我们只好看他们了……”
“副市长吴晗同志，是一位纯正学者。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接受抗战救国的纲领，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主的斗争，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像这样一位老学者、老同志，也被他们扣上特务和叛徒的帽子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的夫人袁振、女儿吴小燕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搞得家破人亡。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回到北京的老家，响应党的号召，为人民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也惨遭迫害诬陷而死。江青，你们这伙人实在是罪恶多端，罄竹难书，我们强烈要求将江青交给人民严厉惩办，决不能让这样的人再卷土重来。”
那个曾经被江青说是“很厉害的特务”，关在监狱七年之久的王昆仑，在他女儿王金陵的陪同下来到法庭，由他的女儿代他向法庭宣读控诉：
“我被江青、康生及谢富治一伙诬陷为特务。江青还说我是‘证据确凿的、很厉害的特务’，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说一句话，就把我逮捕起来，关进监狱达七年之久。在监狱里，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还指使专案人员对我大搞逼供信，强迫我招认是特务，是反革命。我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而你们竟然诬陷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我坚决抵制。他们就对我横加摧残，带上手铐，拳打脚踢，我的牙被打断，头被打肿，双腿不能行走。同时，我的全家都受到迫害，他们一伙不仅把我爱人曹孟君看作特务，还要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女儿金陵，统统打成特务及特务的嫌疑分子。甚至连我的第三代、当时只有十四、五的外孙女儿也受到株连之苦……”
被告席上的位置空无一人，只有审判台上的法官们听得津津有味，旁听席上的人们可是不满意了，但是也只好看这场没有被告主角的戏。
王昆仑的女儿口才很好，念起父亲的控诉来朗朗上口，感情丰富：
“江青、康生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他们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仅就民主党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长期跟我党合作的，还是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同志；无论是长期坚守统战工作岗位的共产党员，还是国内外知名的民主人士，几乎无一幸免，逮捕的逮捕，批斗的批斗。这些同志，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眼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定，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汗功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只是顾虑到人民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干的，你江青干了。你江青破坏了我党的统一战线，迫使我们许多的好同志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多少同志饮恨而死。江青一伙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我作为受害人，作为证人，要求将江青依法严惩，绝不能宽恕。对这种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此刻的江青，坐在候审室里仍然大骂不止：“被这种人反对是我的光荣，毛主席早就说过：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廖沫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是被他告密的，这是我们早就掌握了的材料。但是，我们正要取得证据的时候，我离开了上海，而他就在一些人的包庇下逃脱了审查。请同志们想一想，他在监狱里干坏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他在监狱里的所谓迫害和我挂起来呢？难道是我让看守长干的？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江青最喜欢骂的一句话。
江青想起了当年看过的有关廖沫沙在押表现材料，当时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廖沫沙被住在同院里的红卫兵进行了多次批斗；到了八月，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将这伙黑帮集中至南口的“反修堡”集中学习，自我批判；两三个月后，造反派打着“揪鬼队”的旗帜，对这些黑帮进行批斗，当场打了廖沫沙；这年十一月底，这些黑帮被带回城里，让他们住在城里等待处理。他们每天到市委机关打扫卫生，看大字报。从一九六七年起，廖沫沙等黑帮被揪到外边批斗，斗了一年后，即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他们关在北京卫戍区里，一人一间房，窗户上的玻璃用油漆刷黑，使人看不见他们。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方凳，一个痰盂，大小便要敲门出去。吃饭的时候，每人两个碗，早饭、晚饭吃窝头，中午吃一顿细粮，一般是面条、馒头。有一次，廖沫沙嫌打饭时，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少给了他一些，就嚷着再给他加些。战士问道：“你有多少粮票？”廖沫沙说：“一天一斤。”“给够了，不给了。”廖沫沙火了：“不给，我就不吃了。”说完，他就把饭全部倒到桶里去了。
回到房间后，那个小战士开门进来，对他说：“你可以随便吃。”马上给他满满地盛了一碗。这时，来了个小军官，他问廖沫沙：“你刚才闹什么？”廖沫沙说：“给我打饭时少了些，我倒回去了。”那个军官说：“你不吃，你不吃就算了。”廖沫沙的脾气又上来了，马上把饭端出去了。这天，他没有吃午饭。吃晚饭时，小战士说：“你能吃多少拿多少。”廖沫沙一下拿了三、四个窝头。看守的士兵见了，马上过来打他。廖沫沙大骂：“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兵，你们是法西斯……”
还有一次，廖沫沙敲门上厕所时，一个战士催他：“快点！”他发火地说：“别人还在睡觉，你们吵啥？”两个战士冲上来，把他揪回房间，按在床上使劲地打。他拼命地叫喊，战士们就把毛巾往他嘴里塞，把他的牙齿都给弄松动了……
想到这里，江青愤怒地骂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让那些战士们打你来？这种牵强附会的审判出自一个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简直是丢人，说明了他们为了整垮反对过他们的人，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栽赃和构陷的勾当。将来的历史总会为我鸣冤的。”
江青似乎有点异想天开了。
回到监房后，她向监管人员要纸说：“我要写控诉，要向党中央告他们！”
监管员哈哈地笑了：“告？你往哪里告？这里就是处理你的最高级的判决。特别法庭就是代表人民的最高的法律机构，你告到哪里也是没有用处的。你不是天天学习马列著作吗？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地位吗？当初，廖沫沙在这里关押的时候，他们也和你一样，想不通，慢慢就想通了。你现在是人民的敌人，就是让你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你在法庭上的表现，我们都看到电视了。”
江青一听电视上也出现了这个镜头，脸上露山微笑：“怎么？电视上也可以看到他们把我拉出法庭的镜头？他们真敢播放？”
“电视上播放的还挺详细呢。”监管员说，“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你在法庭上的表现。”
江青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也好，让人民都看到他们是怎样对待毛泽东的老婆的。那个廖沫沙的确是个坏人。尽管如此，我们曾经想给他一条出路的，但是他不识时务。”
“怎么个不识时务？”监管员有意地问道。
江青说：“一九七二年，我们专门派了一个人和他谈话，请他谈谈粉碎林彪的感想，问他有什么困难？当知道他在监押期间把牙让战士打坏后，专门给他配牙。没想到，他还在继续反党，提出三条想不通。第一，革命了大半辈子，到现在是怎么回事，想不通了；第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几十年，学到现在，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也想不通了；第三，我写了大半辈子文章，在上海就开始写，怎么能犯错误？但是，现在是什么错误？也想不通了。他公然诬蔑毛主席，说我们认为他是反革命，就让他继续坐监狱去。但是，党还是给他出路的，让他到江西封泥县一个农场劳动去。现在他公然造谣，把他干的坏事所遭到的结果，嫁祸到我的头上，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监管人说：“他说他的，你说你的就可以了，你不该骂人嘛。骂证人就是违反法庭秩序啊。你老是这样，怎么能给全国人民留个好印象呢？你看人家王洪文，有人就开始同情他了。”江青笑了笑，哼着说：“我是永远不会做到王洪文那样的样子的。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呢。你还是给我些纸，我要准备答辩了。你把文天祥的诗集给我找来，我在写答辩时用得上。我知道，现在我和廖沫沙的地位换了个位置，对不对？反革命复辟了嘛。走资派上台了嘛。所以，我遭到这样的待遇是不奇怪的。如果把我捧为上宾，那才是奇怪的呢。你说对吗？”
监管人员下再理她了。
这天，江青又看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列宁的一段话下划了着重线，表明了她在此刻的思想：“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们不仅忘记了公社的经验，还要把它加以歪曲。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反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因而教育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他们对‘夺取政权’的就了解，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无数空隙。”
江青批道：“这话就算像针对着今天讲的一样。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变，任务没有变，只是我的地位变了。我是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尽我自己所能了。”
第二十章
“你们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江青愤愤不平了。她想从毛泽东多年的斗争策略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方法用在今天，但最终还是徒劳的。
江青在大寨
早晨起来，江青愤愤不平地又仔细研究那篇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起诉书》和那本《刑法》的小册子。
她要从这两篇东西中寻找反击法庭的根据。说老实话，看了几十年的阿谀奉承文章和信件，再看这类批判和起诉她的东西，那两种心情当然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她才体会到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对立着的矛盾着的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相反的方向互相转化。世界上是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从权力的顶峰跌到监狱里，这就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就是到了法庭上，他们竟敢对她实行连拉带推，将她扭送出法庭。她认为法庭上对自己粗暴的推搡行为是法西斯，她问监管员：“法律上允许不允许对被告人采取那种像上刑场似的做法？我看了刑法的所有条款，找不到他们这样干的依据呀？我倒是找到了他们对我这样做是非法的依据。”
监管员让她拿出来，她打开《刑法》，指着第一八八条和一八九条说：“你看看，这里的规定他们这些人都敢违反，可想下面的人会怎么样了。我看更是无法无天！”
监管员看到上面的两条内容是：
”第一百八十八条 司法工作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而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百八十九条 司法工作人员违反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实行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江青问道：“你说，你们是不是违反了这些规定？”
“没有，而是你违反了法庭的秩序，这在开庭之前是向你宣读过的呀。”
“看来，你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的。我也知道现在是没有人敢为我说句公道话的。因为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当局的头号敌人，谁敢替我讲话是要受到他们的打击的。是不是呀？”
“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么理解。江青，我看你还是现实一点吧，不要太死心眼了。”
“你大概不是他们派来劝降的吧？我看他们也不会看上你的。你还年轻，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追求。我可不像有些走资派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那么多的好话，作了那么多的检查，到头来全要推翻。就像邓小平那样，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这是什么政治家，完全是反革命两面派嘛。我知道你会汇报上去的，那你就汇报吧。我什么都不怕，既然他们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我和他们就只有公开的斗争了。”
这就是江青在被强行驱逐出法庭后的真实的思想和态度。
既然这是一场斗争，那么到底该怎样和他们斗呢？江青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现在，一切要靠她自己来决定，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这是对她独立作战能力的一个检验。江青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军事思想开始着眼，尽量从毛泽东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上找些有益的启发。
毛泽东从抗战胜利开始的第一天起，就着眼于解放全国的战争准备，他对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报过任何的幻想。他对今后阶段的科学预见和思想准备，是建立在对蒋介石的深刻认识和周到的调查研究之上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确定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指导思想，立下了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战略原则。
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人力、财力和物质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两个统帅智力的较量和毅力的较量，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智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毛泽东和杜鲁门智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用立足于打的真谈判来对付蒋介石的假谈判，借助于一切合法的形式来宣传我党的主张，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和支持，也为我军的积极备战争取了时间。毛泽东在一定的限度里，对蒋介石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其实也是为了为进一步揭露蒋介石的打内战计划。现在，我江青明知法庭是不会为我主持公道的，但是我也要利用合法的机会来揭露邓小平和华国锋的阴谋，借以宣传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个巨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将中国革命到底，还是实现“划江而治”的方案，来个南北朝的不同统治，这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现在，我江青面前也有两条道路：是向法庭或邓小平低头承认犯罪，乞求一点自由和活命；还是坚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维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她认为，一旦她向法庭认了罪，就会使毛泽东的威望受到沉重的打击和影响。她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所以，江青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即使为此上断头台，那也是最庄严的伟大的瞬间。
内战还未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杜鲁门和蒋介石对中国内战结局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估计。
毛泽东也担忧和焦虑战争的前途，但是他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江青也断定：她的失败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她自己的。
毛泽东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斗智和战略反攻阶段的斗智是截然不同的。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是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出现的。他开口蒋委员长，闭口蒋委员长，甚至在宴会上还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显然没有表现出要最后夺取全中国的意图。但是，就在和蒋介石巧妙周旋的时候，毛泽东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策划和制订了自卫反击的一整套计划。江青也是这样来考虑的：当最初告知她要对她进行审判时，她再三表露出她的身体很不好，嗓子也不能说话了，想找个替她说话的人，否则恐怕不能坚持到底，其实这也是迷惑法庭的一个策略。她的一切，就是准备到了开庭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亮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来给全国她的支持者一个鼓舞。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和李宗仁来了个不断求和的姿态，甚至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以此迷惑全国全世界的视线。毛泽东在既定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也不拒绝一切和谈的建议，但是把惩办蒋介石、李宗仁等战争罪犯作为和谈的前提，这就使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毛泽东不断地和他的对手们斗智，使得这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内战成为战略、战术、人心和人力的综合运用，将毛泽东的智力发挥得完美无缺，使人民战争从“百战不殆”到“百战百胜”，智力的杠杆作用，谱写了人民战争史上的壮丽凯歌。连美国的战略学家对江青都说：“要不是毛泽东领导这场战争，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将重新谱写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智力作用，可以写一本广义的哲学史论。”江青认为，这位外国学者的话丝毫都不过分。
江青很想象毛泽东当年那样，在法庭上和这次审判中来一个出奇制胜的效果。但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她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和毛泽东的差距了。她现在才知道，自己远远地不能和毛泽东相比。说心里话，连作毛泽东的学生，她现在都感到脸红了。
这时，她才似乎体会到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以保证这场运动的顺利进行。她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深夜，急促的电话从上海打来……
张春桥冷静地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地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制造了反革命事件。他们今天绑架、殴打、围攻了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现在王力下落不明。‘百万雄师’和八二〇一部队的一小撮坏人竟然包围了毛主席的住地，迫使主席今天乘飞机到了上海。主席已派东海舰队和其他几个野战军包围了武汉。我劝你也要注意安全，小心一小撮敌人策划政变的阴谋。”
就在“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首都的各界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就冒雨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口号：“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打倒谁！”“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阵势，一下子波及到了全国，一片“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呼喊声。七月二十二日，由于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采取了果断措施，谢富治和王力顺利地回到了北京。本来周恩来是和他们一道坐飞机回来的，但为了制造声势，周恩来让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继续在天上盘旋，他的飞机先下来，当他和江青、康生、陈伯达汇合后，再通知天上的飞机降落，造成了周恩来在北京和江青等人一起欢迎谢富治、王力回来的情景。当周恩来、江青和王力、谢富治等人手挽手绕场检阅欢迎的队伍的时候，欢迎的队伍里继续出现“打倒军内走资派”的口号。当时，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领导人谁也没有制止这个口号。
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决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的大会声讨武汉地区的党内走资派和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时，叶群给关锋打来电话问道：“是不是今天要开大会？林总想参加这个大会，你请示一下江青同志，看行不行？”江青马上回答：“当然可以呀。林总参加，这个会议的规格就要提高了。”果然，林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群情振奋，发言的造反派里都是“要把党内、军内走资派揪出来”的呼声。林彪在城楼上说：“我正愁着没有题目做文章呢，现在好了，可以做文章了。这件事情可以教育我们的许多人。”
于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陆续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新的考验》等文章，传出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打倒一批人，而是为了从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的目的。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了由林杰执笔起草，经关锋和王力审阅的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锋等人的问题后，毛泽东和江青连夜通了电话，毛泽东问道：“红旗杂志的第十二期社论你看到了没有？”江青说：“没有看到，关锋这些人有什么事情并不找我了，他和林彪、萧华挂上后，基本上把我摔到一边去了。”毛泽东说：“关锋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事情怎么样？宣布了吗？”江青说：“林彪催过几次，我没有再回答他。”毛泽东说：“我听春桥和总理说过关锋这个人，很骄傲，谁的话也不听了，直接要听林副主席的，这怎么能行？要警惕这个人。另外，‘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混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再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很快，毛泽东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作了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和批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作了传达，进行了紧急布置。周恩来向戚本禹作了传达布置。江青亲自对林彪说：“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地改变反革命的斗争策略，我正式告诉你，关锋和王力这些人不可靠，过去他们也是跟着刘少奇跑的，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搞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社论是错误的，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连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总理，其目的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取而代之。”
林彪听了大吃一惊：“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关锋也出事了？他不是三滴水很信任的人吗？”他转过头问叶群，“关锋的总政副主任的事传出去了吗？”叶群说：“主席那边没有回声，我们这里也没有任命。”林彪说：“把请求任命关锋的报告撤回来，今后谁也别再提起这件事了。跟着三滴水这个人，要处处警惕，弄得不好，就要当她的替罪羊。她为了她的利益和需要，是从来不讲什么交情的。你今后不要老跟在她后面跑，她把你能卖得吃了。”
叶群从这时候起，就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她对林彪说：“我还不是看在毛泽东的身上才对她那样吗？就她自己来说，她不过是一个戏子出身，有什么了不起。她的那些丑史，我和黄永胜他们一讲，大家都在她背后嘲笑她，她还自鸣得意呢。我看她将来如何在这些人面前再逞能！”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正式解决王力和关锋的问题。
江青一开始就说：“你王力于八月七日，冒充毛主席的指示，公然对总理进行攻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炮打陈毅同志，要夺陈毅的权。在外交部搞什么‘夺权指挥部’，这是在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外交部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你们支持什么火烧英代办，在香港搞什么示威和革命，统统都是胡闹。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时候，是要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追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你们才是另搞一套，这是想干什么？这不是要造无产阶级的反吗？”
这次会议后，这两个人就被关起来了。先是在钓鱼台限制了自由，后来就关到了秦城监狱。
一九八〇年九月，两案专案组的人调查王力关于江青打倒赵易亚的事情经过时，王力狠狠地咬了江青和康生一口，他说：“赵易亚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是受了关锋的牵连。关锋出了问题后，赵易亚在《解放军报》马上就受到了注意。赵易亚本来是陈伯达调来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马列主义研究院缺一个秘书长，陈伯达便把他要来了。一九六七年初，解放军报出了‘胡痴小集团’问题后，林彪提出要调一个人负责军报，就又把赵易亚调到了军报。第一次打倒萧华时，就是江青和陈伯达干的；一九六七年夏天，第二次打倒萧华时，毛主席要保，江青知道这个底。那时，毛主席的女儿萧力在军报社。赵易亚动员萧力和自己联名写萧华的大字报。萧力回去问江青，江青马上变了脸，大骂道：‘我看这个赵易亚不是个好东西，他写大字报还要把我们家的人牵扯进去，马上给我查！’康生看了一夜赵易亚的档案，说：‘赵的历史上有一两个月不清楚，我看他就是个特务。’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赵易亚的问题时，叫萧力也参加了。听了康生的介绍后，萧力问道：‘光是这个问题就是特务吗？’江青说：‘这是康老亲自审查的，没有问题，一定是特务。’我提出：‘突然宣布是特务，要作一些防范措施比较好，要不自杀了可不好。’江青听了把脸一沉：‘你怎么给特务说话？一个特务，自杀就自杀！’陈伯达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到江青和康生之前，宣布了赵易亚的所谓反党问题。后来，赵易亚夫妇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预审江青的时候，提起了这件夺解放军报权的事情，江青冷笑着说：“你们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赵易亚在军报的权是我们任命的，上级宣布撤下级的权，难道还叫夺权吗？你们害我心切，连赵易亚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来给我定罪名，他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炮制者之一。你们现在和他们都成了一家了。好，好，这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最好你们把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也发动起来，一起诬蔑我，给我造谣岂不更会给你们增加点材料吗？”
江青是这样预料的，现在果然证实了。江青不能不认为毛泽东在当年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了。
现在，特别法庭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牛鬼蛇神、叛徒、特务都请出来作证，把当年的革命说成是对他们的迫害和诬陷，这个理到哪里才能说清楚呢？
想到这里，她把手中的那本《刑法》往地上一摔，说：“这些东西都是当权派们骗人的，他们除了对付革命造反派和老百姓外，再不会有别的用途。我总算把他们彻底看透了！”
第二十一章
“我要向法庭请教一件事情……”，但江青的抗议和要求被拒绝。时纯利、阿甲先后出庭作证，把庭审调查推向高潮。
贪婪愚蠢、利欲熏心的华国锋和阴险狡诈、阳奉阴违的汪东兴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断了整整十天的对江青的法庭调查又重新开始。
虽然是作为囚犯出现，但是亮相的场面依然壮观，几辆警车开道，大有一种前呼后拥的架式。大概是怕有人劫狱吧，警察星罗密布，给人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
这天，江华和黄火青都出席了最后一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
轿车以特有的时速，驶近正义路。透过街道两旁的人群，街灯的闪光时明时暗射进车里来。押送江青的法警看了一眼她，立即感到，那双体现个性的，属于这位老太太特有的那种侧视的严峻目光，又像闪烁的星星一样闪光了。
传令一下，江青昂首挺胸地走向审判庭。突然，电闪雷鸣一样，记忆的绿色信号蓦地开亮了。她凝望着江华的身影和他那熟悉的面孔，心潮澎湃翻滚：那天的谈话情景以千钧之力飞扑过来……
“被告人江青，现在本庭对《起诉书》指控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审判长就被江青的提问打断了。
“我要先向法庭请教一件事情。”江青双目圆睁，但是神态却显得格外平静。“法庭是不是刑场？为什么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不但不允许我讲话，还要像拖死刑犯那样地把我拉出法庭？”
江华被这张讥讽的面孔和嘲笑的语句所激忿，威严地说：“法庭是审判你的地方，不是刑场。但是，为了严肃执行法庭的规则，对违反规则的被告人，我们有权责令推出法庭。”
“你江华坏了心，要整我这个失去自由的囚笼里的无辜受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江青怒吼了，“但是，我要对你们的法西斯暴行抗议，我要对你们对我的迫害控诉！我通过这几天的回忆想起来了，当初你江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也是很积极吗？你对天安门事件……”
“住口！”审判长打断她的话，严厉警告道，“江青，你如果继续大闹法庭，我们还将把你责令退出法庭，对你多次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本庭依法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要罪加一等。”
“对你们这些国民党的继承者来说，我就是要藐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你们是讼棍，法西斯！”
江华这回也忍耐不住了，他指着江青说：“特别法庭是经人大任命的，是代表人民的，你对抗法庭就是重新犯罪。我代表法庭不接受你的抗议和要求。”
江青骂了一会儿，大概是有点累了，她坐在椅子上徐徐地喘着气。
审判员甘英开始正式提问：“江青，你是否曾经讲过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
江青对这次审判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企盼，她不住地东张西望，在旁听席上寻找什么。对法庭的提问，她只是冷冷地简单回答：“不记得。”
于是，法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的讲话录音，宣读她讲话的摘要。
听罢，江青回答：“是我讲的。”
公诉人说：“由于江青的诬陷，王昆同志被关押、批斗达八年之久。她所遭受的苦难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江青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张口就是法，肆意诬陷和打击一些普通的百姓和领导同志，她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干下了难以敷计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一笔一笔地和她清算，以伸张正气，保护人民，振兴法律的尊严。”
在调查江青诬陷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湍的问题时，法庭宣读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接见红卫兵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人大孙湍，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和苏联有关系。”在孙湍被迫害致死以后，江青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还说：“孙湍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特务的机构之一。孙湍也是写《朱德传》的人啊。”
“江青，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甘英问道。
江青沉着脸说：“是我说的。孙湍就是一个特务，这是有材料的。他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才下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是诬陷，那么原来的北京市委呢？这可是彭真一手干的吧。他的问题，你们去问彭真吧。”
接着，法庭开始播放江青的另一次讲话录音：“……还有一个刘白羽，这个刘白羽我看也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读的是民国大学，是野鸡大学，有相当强的特务组织，那个地方就是出特务的地方。你们把这个好好地整理一下。就会有点名堂出来。刘白羽后来到了延安，然后到了太行，就开始和孙湍合伙搞《朱德传》，这就是物证。”
旁听席上的人都有点纳闷：怎么写了一本《朱德传》就成了物证呢？这本书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人们很想看一看了。审判以来，经常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想看的东西走到哪里，都没有市场；他们不想看的文件，却充斥于各个角落。这样，怎么能有利于这次审判起到应有的效果呢？
江青在回答提问时，气呼呼地说：“不错，我说过刘白羽是叛徒，这都是有证据的东西。旧文化部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呢。”她用手比划着说，这些都是你们一伙人整理的材料，我只是看了材料后讲了讲而已。我是诬陷，那他们呢？我估计到你们通过这一次审判，一方面要洗刷你们自己的丑行，另一方面你们会销毁你们自己的罪证的。我已有话在先，到时候让人民来看吧。“
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陈荒煤的罪行。工作人员公布了她的另一个讲话：
“我要说，陈荒煤也不是一个好人，”江青在一九七〇年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你们发现陈荒煤的材料没有？”当专案组人员回答说“没有”时，江青火了：“怎么能没有呢？他叛变了。”
念完材料，公诉人王耀青说：“江青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就诬陷陈荒煤叛变了，她就是这样无中生有地迫害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如安徽的原省长黄岩、陕西省原省长李启明、煤炭部原部长张霖之等人。这些，充分说明了江青在篡党夺权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的，不管你怎样在法庭上狡辩和诬赖，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江青在对待领导人方面是这样，对待普通的工人上也是这样，建议法庭公布她诬陷迫害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证据。”
于是，法庭就这个问题讯问江青，江青回答：“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时传祥，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诬陷他何来？”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说：“我爸爸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在党的培养下，他当选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一九五九年，时传祥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跟他握了手、照过相。一九六六年国庆期间，时传祥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去过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但是，一个月后，在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无中生有地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他被人家收买了。’从此，我爸爸就被扣上‘工贼’和‘粪霸’的帽子，受到摧残，遭受迫害。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游街、揪斗达五百三十多次，强迫他承认‘工贼’的罪名。在这种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我爸爸的高血压日益恶化为弥散性脑软化症。就在他行动十分困难，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时候，又被遣送回原籍……”
江青侧着身子，无动于衷地听那位年青人的讲诉，仿佛这一切和她毫无关系。她的表情时而惊讶，时而摇头，时而低头喃喃自语，离她很近的人听到她在说：“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时纯利流着眼泪说：“当周恩来总理知道我爸爸的事情时，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总理指示要把我爸爸接回来抢救治疗。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残酷迫害，我爸爸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含冤去世……”这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中。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是好人，支部书记也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定的，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是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不过，事情的确像毛泽东所说的，这场斗争复杂得很，打击错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传祥究竟错了没有？我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印象呢？
法庭上的屏幕里投出张霖之当年遭批斗和惨死的照片时，旁听席上一片唏嘘声。
江青也扶正眼镜，仔细地看着，说：“搞武斗，是我历来反对的，林彪一伙就是不听。”
但是，法庭宣读了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说：“在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人的煽动下，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了诬陷迫害，身心受到摧残。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批准他去大庆治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日两天、在东长安街体育场批斗煤炭部几位部长时，那些造反派追问张霖之在什么地方治病，他们说：‘江青讲了，张霖之有病，就是抬担架也要把他抬回来批斗。’会后，他们又追问，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她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十二月十八日，张霖之回到北京。十九日，他就被造反派扣押起来。从此，他们天天逼迫张霖之承认他是彭真的死党，不承认就打。在一次批斗张霖之的大会上，他们给张霖之带上了六十多斤重的大铁帽子。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使张霖之遭到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惨死……”
江青闭上眼睛静听着，没有插话。表面上，她镇静自如，那双眼睛连张都没张。然而，她内心却是相当不安。她想，人总是会有不幸的，联想到自己眼下所遭受的磨难，那些死了的人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
“张霖之死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吗？这一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去掉呢？这样做是犯罪的。在谈到张霖之致死的时候，周总理说：‘我很难过，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能行？把公务耽误了，把身体也给摧残了，我们不安，几十年的老战友嘛。像这样下去，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对老干部不能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钟子云的证词，江青觉得很奇怪，她和周恩来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张霖之讲过这样的话。难道周恩来没有权力解救一个煤炭部部长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当时不讲，事后又讲这番话呢？江青这才觉得，她在政治上还是差远了，从来也没有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导致……
证词最后说：“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我参加周总理等召集的工交口七个部的代表会议时，听周总理说：‘他们把张霖之同志揪去几十天，那样搞，我很难过，为什么几十天不让他回家？回国务院？这样等于拘留。今天我看见钟子云，看不见张霖之，我很难过，张霖之已经化成灰了，也没给我打报告，这种风气不能提倡。我们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这样的拘留方式是违法的，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嘛，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这件事后，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揪斗迫害老干部的犯法行为，把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安排到国务院去住，以便保护这些同志不被揪斗……”
江青对此辩护说：“张霖之的问题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死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所有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这是对的，我到现在也仍然坚持这个态度。但是，搞武斗、打死人，这是坏人搞的，我从来反对。你们把我始终反对的坏人搞的一套统统地加在我的头上，这是为了把我整垮的一个阴谋，我当然不能接受。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针对邓小平的一些讲话，这些讲话和指示，是以一九七六年的中央文件第四号的名义发出的，你们可以找来给大家念一念。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毛主席还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你的罪行造行法庭调查，不是让你来讲演。”审判长说，“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可以就你的罪行的有和无，轻与重，进行辩护发言。我们将给你充分的时间。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诬陷过中国京剧院原副院长阿甲和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是‘反革命’？”
江青一怔，随后想了想，说：“也许是有的，不记得了。”
这时，阿甲出来了。这个老艺术家的亮相，引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极大关注，他那富于表情的讲话又把人们拉回到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讲话的时候，就指示浩亮点我的名，诬陷我‘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九六八年六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次诬陷我。江青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从此之后，我每天挨批斗，在各个部门进行轮流游斗。我那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遭到严重摧残……”
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不搭理他。
阿甲伸出右手指点着江青说：“就是这个江青，在十年动乱中，一有机会就点我的名，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我一个唱戏的惹你江青什么了，你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的爱人方华也是因为江青点名而置于死地致死的。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调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剥夺了广大文艺工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资本……”
江青听到这些，扭过头去，吐了他一口：“呸！”
“我和京剧院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当‘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捏造一个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一九七〇年五月，《红旗》杂志和全国各大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肆意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陶铸和陆定一等同志，胡说什么他们镇压京剧革命多次失败以后，又通过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阵，要把《红灯记》炮制成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车。这篇文章是江青撰写的，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点和批阅的……”
江青坐不住了，冲着阿甲哼了一声：“恬不知耻的东西，《红灯记》的修改和脱胎换骨，有大量的人证物证，你能把是非颠倒了吗？”
阿甲听到了江青的话语，更加起劲了：“就是这个江青，把我在一九六四年改编的《红灯记》稍加压缩后。登在一九七〇年五月的《红旗》杂志上，称之为《红灯记》的五月新本，是脱胎换骨的样本，他们把我的本子，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炮制的毒草。但是，新本、旧本两者一对照就看出来了，所谓新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唱词及其艺术构思都是从旧本中抄袭来的。尤其卑鄙的是，他们在写这篇文章的头三个月，派人来抄我的家，把我改编的《红灯记》副本统统抄走，使我手头没有底稿可以作证。这种做法，太可耻了……”
“是你太可耻了！”江青终于爆发了，“你以为我江某坐了监狱，就可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吗？错了，还有大量的京剧界的同志可以作证呢，到一定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出来说话的。”
阿甲也激动地说：“你害怕了吧？你江青想不到也有今天吧？哈哈，我阿甲终于看到了你的下场了。当初你是多么威风，你简直是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可是，你垮台了。你的那场精彩戏终于闭幕了，所以，当我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发抖了。是不是？我就是要向法庭揭发你；当初，你害怕我在那个时候说出真相，就派人来威胁我说：‘阿甲，你已经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可以杀头，可以坐牢，也可以劳动改造。你家里还有妻儿老小，你要好好考虑这个后果。’这个人还说，《红灯记》已经脱胎换骨，和你毫无关系。我对这个人说：‘我以后可以不提《红灯记》、但是今后《红灯记》本身会说话的。’”
“你放屁！”江青顶了他一句，“篡改历史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阿甲大声说：“篡改历史的人就是你，你已经落了个被人民审判的下场。造就是对你的惩罚。历史还将继续惩罚你。江青，我就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灵魂很骯脏，心狠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庭，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地制裁，一线一毫也不能宽恕。”
事到如今，江青才深深地感觉到，过去他们所搞的那一整套的大批判，全白费了。邓小平这一手不得不佩服是高的，他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你下结论，尽管这个结论是多么的荒谬不堪，但是这将是一个历史的结论。推翻这个历史的结论谈何容易！而过去那种大批判，既不允许对方辩解，也不经过一定的权威机关的鉴定，一切都是所谓的群众说了拉倒。最后，一阵风就全吹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化为乌有。
最后，那个令她头疼的江文又发言了：“审判长，审判员，刚才通过法庭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她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始终把矛头对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党政军的领导干部，犯下了极其严重的诬告陷害的罪行，她对以上所犯得罪行员有直接的刑事责任。在今天这个法庭上，江青对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的特别法庭和任命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进行恶毒的攻击诬蔑。我提请法庭对江青这新的犯罪行为，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也要发言！”江青高喊起来。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对江青一案的庭审调查现在结束。休庭！”
江青面对着迎上来的法警，只好摊开两手说：“你们看看，这里哪里还让我说话？他们就是害怕我说话，专门把一些我批判过的反对过的坏人拉来给我作证，为什么不让华国锋、邓小平来作证？我已经提了好多次了，我要和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对证，看看到底是谁对人民犯了罪？看看到底是谁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法庭根本无权传这些人，而这个法庭又对中央最高层的内幕一窍不通，他们怎么可能公正地对我作出判决呢？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和玩笑。这种骗局能够长久吗？你们相信你们的反革命统治会万岁吗？我看迟早人民还是会讲话的。”
但是，旁听席上的人，没有任何人理睬她。只见法警推了她一下，将她押出了审判庭。当她回过头来的时候，有人看到她的眼睛里，滚出了泪珠……
第二十二章
唇枪舌战的法庭较量：江青的自我辩护充满了火药味。
这一回，法庭对江青的开庭倒是非常急迫，刚刚进行完庭审调查，第二天就开始了法庭辩论。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江青精神抖擞地来到法庭。她今天特意穿上一件黑色的毛背心，外面穿着制服，就像当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心境一样。猛一看去，她身后的那两名押送她的法警倒好象成了她的警卫员。憋了好几年的怒火该好好地发泄一下了。江青看了审判台的诸位法官们一眼。他们那显得庄严、稳健和深沉的架式里散发着一种如临大敌的气氛。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开庭后说：“被告人江青，今天进行法庭辩论。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作无罪或罪轻的辩论，但是本庭不受理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你听清楚了吗？”
江青爱答不理地哼了一声，没有正面说什么。可以看出来，她对今天的法庭是要好好地拼搏一番的。但是，她似乎还能沉得住气，坐在被告席里静等法官的动作。
首先发言的是江文，他振振有辞地说：“经过第一审判庭的六次庭审调查，通过审问被告人、出示证据、听取证人的证言以及播放被告人的讲话录音等，证实了本厅指控被告人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证是确凿的。被告人江青的主要犯罪行为有：伙同陈伯达、康生及谢富治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江青点名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仅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部分有录音可查的讲话中，江青就点名诬陷一百七十四人是‘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等，其中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遭到了迫害；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反革命政变破产后，江青继续林彪的衣钵，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以她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还直接指使专案组对无辜干部、群众加以非法逮捕、拘留、刑讯、逼供，以及伙同其他主犯进行抄家的非法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等罪行……”
这些东西，旁听席上的人们都已经熟悉，反而嫌这位公诉人讲话啰嗦了。人们关注的是主角的辩护。
她的发言，将是今天国内外报刊、电台和电视上的特大新闻。
江青理了一下她的头发，反而从容不迫了：“我对他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上的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的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我，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通过丑化我来丑化毛泽东主席，是想否定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亿万红卫兵、红小兵抬不起头来。你们就是从这儿找一些，从那儿又找一些小事情，来了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硬是要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然后来丑化我……”
审判台上的法官们齐刷刷地注视着江青，听凭她对中央领导人的臭骂。
“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这还不包括认识的时间，加上认识的时间就更长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的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中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江青伸手点着审判台上的那些人问道。话音一落，一片轰笑。
江青从这种笑声中，听不出是对特别法庭的一种嘲弄呢，还是对自己的讥讽？但是她是感觉到了世态是不正常的。
曾几何时，她是压根儿从伦理上反对“忠”和“义”这两个字的。这个自信而愚蠢的政治家是不懂得如何利用及发展中国的传统道德的。她在评论《水浒》的时候说：“‘忠义’二字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游》的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蓄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所以，她把“忠义”看得比杀人还坏。于是，当华国锋下令将她抓起来的时候，她就不敢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几个字来斥责他的背叛，而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他是“投降”，谁也弄不清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江青用指头点着台上的那几个法官说：“你们攻击我诬陷了周扬这些人，你们了解历史吗？这里、我就来给你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东西，对你们启蒙启蒙。一九三六年，毛主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后，中央曾经派人向在上海的周扬传达了这个方针。而周扬不听，王明提出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周扬马上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白纸黑字地写道：‘关于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以及这错误所造成的不可挽救的过失，新近王明已经痛切地批判地指出了。我不必多说这引起全场一致欢呼的报告含有如何重大的意义，我只想着重指出，既然政治上有了这样鲜明的见解，作为反映政治推进政治的文化团体，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过去的关门政策，应该号召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作家，建立文学上的国防战线。’于是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三十年代的人搞了所谓的‘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等，他们的做法是反对毛主席的嘛。就在这年的二月，在周扬等人的策划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以及叛徒邓洁等人一手搞起来的非法组织。这样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讲吗？一讲就是诬陷，那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放任不理吗？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这些‘国防文学’的人物，筹办‘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就坚决反对。他在二月二十九日的一封信里，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压迫，那能作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我们的这个组织里，我觉得实做得少，监督得多，个个想作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指左联》已经解散，别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绝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做的。’这就是鲁迅的态度……”
说老实话，审判台上的那些人，对所谓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的历史基本上一窍不通，此刻只是听江青唠唠叨叨，其实他们对此毫无兴趣。
江青说得倒挺来劲：“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封信中，揭露了周扬包庇田汉，认敌为友的丑行。他说：‘去年田汉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回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是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指他叛变），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周扬这个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营了。’就在这年的四月，鲁迅听到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主张，马上接受了主席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周扬斗争。鲁迅在五月三日的信中说：‘此间莲姑家（指左联）已散，化为傅（傅东华）郑（郑振铎）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借此支持《文学》而已。周扬对我大肆攻击，意在破坏，并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协会弄得一团槽呢？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团上宣布我的罪状。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有人要乘机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作人太坏了。’在五月五日的信中又说：‘我因不加入文艺家协会，正在受一批人的攻击，说是破坏联合战线，但这类英雄，大抵是一现于后，马上不见了。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五月二十二日，鲁迅表示道：‘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你们听见了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和鲁迅的遭遇，也有相似的地方……”
旁听席上的人们窃窃议论：“江青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她讲这些和法庭指控她的罪行有什么关系呢？我看她有点太激动了，连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是不是有点糊涂了呢？讲这些对文艺界吹毛求疵的事情有什么意思？”
其实，江青并不糊涂，她是在借古比今呢。
“周扬自以为苦打鲁迅便可以使他屈服，而伟大的鲁迅则横眉冷对。于是，他就命令邓洁与鲁迅谈判，给鲁迅施加压力，秘密威胁。邓洁要鲁迅无条件地接受周扬的领导，说：‘要一致抗日，你要尊重周扬，周扬是代表党的，要加强团结，对周扬的缺点不要计较。’鲁迅驳斥道：‘我完全拥护党，拥护统一战线，我不顾一切牺牲和敌人作斗争，在冲锋陷阵，但是周扬、夏衍却在背后放我的冷箭，这种人不能信，更不能接受他的领导。’八月十日，鲁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讲得就更具体了，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到现在更具体地、更实际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绝非停止了历来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对者的血的斗争，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各位法官和你们这些讼棍们，我今天的态度，和鲁迅昨天对周扬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可能。你们搞了这么多的所谓平反，实际上就是翻案。而翻案，毛主席早就说过了：‘翻案不得人心。’你们现在对毛主席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你们现在是执行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路线。明眼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你们如此丑化我，不是丑化毛主席又是丑化谁呢？这是和尚头上的脓疮，明摆着呢。”
江华看了看黄火青，黄火青似乎没有感觉到什么，全场的人都没有感觉到什么，所以继续让江青往下说：“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在文艺实践中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出现了许多的宣扬投降主义的东西。如夏衍、张庚等编写的《保卫卢沟桥》中，叫喊‘中华民国万岁！’甚至让农民向蒋军跪地求饶；田汉的《卢沟桥》把国民党军官称为‘老百姓的花’，大喊其万岁；阳翰笙在《两面人》里，借茶农之口把一个勾通日寇偷做茶叶买卖的汉奸，说成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萨’，于伶在五幕剧《夜光杯》里，把一个舞女郁丽利描写成侠骨柔情，行刺汉奸的巾帼英雄，多啦，这些问题说也说不完。纵观‘国防文学’，可以看出，周扬们完全是为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着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线，对党的文艺运动，从政治上到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大拍卖、大背叛、大投降。就是这样的人物，我在一定的会议上批判几句，怎么就成了诬陷？在你们的字典中，就是允许他们向党进攻，不允许我们进行反击。这是什么逻辑？什么王法？”
江华不住地看手腕上的手表，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江青身上，所有的人都看出江青的眼睛里隐藏着一股急切的报复的目光，所以，大家都静静地听她的答辩：“你们的《起诉书》把林彪这个要杀死我的人，作为我这个所谓集团的成员，把我这个要被杀的搞在一起，然后罗列一些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来强加于我，十足地暴露出你们的无耻和卑鄙。通篇的文字，绝大多数是造谣嘛。比如说，你们的材料里说我说过邓小平是汉奸，汉奸这个罪名要有事实呀，我没有材料说他是汉奸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来呢？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就是又造谣嘛。不错，我和邓小平之间有斗争，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没有说的话怎么能承认呢？还有，我对时传祥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怎么会说他是什么工贼呢？这一些事实就说明了，这个《起诉书》采取了没有的给我捏造，小事情给我夸大，别人的加在我的头上，用这样的方法来制造了这起大大的冤案。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不脱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江华看到江青这付咬牙切齿的面孔，心想幸亏这个女人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要是还在当初那个高位，她今天的这几句话；那还了得吗？这在这次法庭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出来的。
江青继续说：“我同林彪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和这个卖国贼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林彪和刘少奇一样，都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都是把亲手把他们提拔起来的毛泽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企图取而代之。我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和战友，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挺身而出是自然的。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中共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故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们的意志都强奸了。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是怎样地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发言，向她提出了警告：“被告人江青，你听着：你的辩护和发言，不能脱离起诉书指控拟定范围和内容。在这个范围里你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你利用这个辩护的权力和机会，继续诬陷和诽谤他人，攻击党和政府，这就是新的犯罪。本庭将坚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这点，我在这里再一次给你讲清楚。”
“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的，”江青热嘲冷讽地说：“法庭上允许我辩护，这是你们的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法还规定这个法律要保证无罪人不受到法律的追究，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也在这里要告诉你们……”
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又一次给人民描绘了一副血淋淋的远景画图。
江华和所有听到江青讲话的人都深思了：我们应该如何用法律的手段和所采取的措施粉碎江青的这个预言呢？这毕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中国还能再走当年的老路吗？
江青等审判长警告完了后。继续发言。她才不管他们警告的那一套呢。她从来是按照她的语言和她的思维来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她既然已把今天的一切都当作是反革命政变后对她的迫害，那她就无法向法庭缴械投降，何况她一提起“叛徒”二字来就咬牙切齿，仿佛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她用嘲弄法庭的语言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抄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迫害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的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做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没想变成现实罢了。”
法庭又一次对她敲响了警铃。这是对她离题万里的一种警告。
江青洋洋不睬，就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一样。
“你们听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是我江某人给他们编造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是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话一出，满座哄堂大笑。
江青好像从这里得到了什么鼓励，气势更加昂扬了：“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么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的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江青，你对本庭的诬蔑，将记录在案，到时候我们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江青说：“你收起你的这一套吧。我怕你的讹诈我就不说了，既然要说就不怕你这一套。你们给我编造的这些东西，许多我是在你们的这个法庭上我才知道的。对什么部长副部长的讲话，我只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让他们来揭发批判，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首先是他们自己要找原因，现在都找到我这里来了，嫁祸于我江某，简直是荒唐可笑。”她见公诉人要讲话了，马上指着他说：“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这个讼棍，我算是领教了你了。”
江青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才算告一段落。她气喘吁吁地说：“我现在的脑子不行了，暂时先说到这里，肯定还有很多的话，想起来再说。”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审判长知道公诉人的发言还需要有个准备的时间，就宣布法庭辩论暂时休庭。
江青回到监房，躺在她的那张普通的床上，心情稍微舒畅了些，仿佛精神好了许多。她觉得自己又青春焕发了。这次法庭上的发言很够刺激，就像拳击一样，总算打击了一下他们这股复辟势力。她将向整个历史宣布她的宣言，这就是她江青没有在他们搞的这次审判中低头，而且给了他们一个力所能及的回击。然而，她又感到了一种悲哀，自己的水平太差劲了，没有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政治家的文才和语言功夫，要不然还会有一篇名彪千秋的好文章出来。想到这里，她又有了主意了。
像一个猎人在猎获到野兽，经过一顿饱餐之后，轻松愉快地回顾着自己的胜利一样，她在欣赏着自己的活动。她知道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还是不感到满足，应该给历史一个更重要的纪念。她想。我已经失去了自由，自由还会回来吗？现在已经顾不上仔细地想这些问题了。现在，她还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刻，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第二十三章
邓小平气愤地说：“要将江青的画皮剥下来！”但江青的心思却飞回到文革时代。与此同时，华国锋也从最高宝座上跌下来。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
“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彭真说。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江文和有关的人员，连续几天开始准备他在下一轮辩论上的发言。按照中央的指示，他要把这个发言作为打向江青的一颗重磅炮弹。
就在这个时刻里，江青也在积极地准备着，她还要在辩论中再给被她称为邓小平的复辟势力一个最有力的回击。当监管人员给她拿来纸时，她对监管人员说：“群众看了电视后，对我在法庭上的辩护有什么反映呀？”
监管员说：“你对法庭指控你的罪行雊没有提出任何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你只是骂，顶什么用呀？下一步你可别这样了，这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给你增加一点烦恼。”
江青说：“你是不知道的，反驳他们指定的那些罪名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就是否定了，他们还会再拿出一堆来，你果真以为就把他们所说的这些驳倒就可以无罪了吗？太天真了。我就是要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邓小平们害怕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在三十年代有什么丑史，说来说去，他们拿出个什么东西呀？翻来覆去也不过就是那么两下子嘛。而我，却要拿出他们大量的罪证来。你们过去看过《红旗》杂志那篇《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吗？那篇文章曾经给主席念过，主席说，写得好，说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了。”
在这些事情上，江青的记性特别好，她基本上背出了那段话的意思：
“‘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吸取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邓小平的路线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陈永贵、吴德、陈锡联等人的下台说明了什么？我看不止这几个可怜虫，就连华国锋也未必保得住。因为邓小平是绝对容不下他的。”
监管员说：“你这个人呀，看起来是不会再扭转过来了。我不和你再谈什么了，免得连累我，你还是写你的答辩吧。不过我告诉你，答辩写得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
江青听了这话，苦笑地摇摇头。她认为，鲲鹏之志并不是所有的蓬间雀们所能理解的。既然他们不理解，又何必和他们多费口舌呢。某种意义上讲，自己准备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给现代的人看的，而正是给后人所研究的。历史既然是人民来写的，那就给他们留下点历史的真迹吧。
注重和塑造自己历史的形象，造就是江青目前所干的事情。
江青认为，邓小平的法庭起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是向他们的犯罪，这和毛泽东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认为那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以后，专门通知张春桥来京汇报，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他和姚文元。那天，毛泽东就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几段话划出来，给江青和张春桥看。列宁是这样写道：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一八七〇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又说：‘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抆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问道：“你们知道列宁的理解是什么？”
张春桥马上回答：“列宁说得清楚：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毛泽东点点头说：“所以，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叫做第二次革命。你们说，简单地掌握现成的政权能行吗？我看不行，必须进行一番新的尝试。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大胆地作各种试验。反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还在我们手里，走资派现在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权力。革命造反派们在这一点说，还是最幸运的。你们说是不是呢？”
江青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实际上是给你们指出了下一步的前进方向。我们夺权，就是要按照列宁的原则，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几个走资派打倒就算了，而是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新型政权。”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山西、黑龙江等省市夺权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结合共同夺权的没想。毛泽东明确地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是毛泽东在领导和指出方向，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只是执行和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去做一些必要的试验。
江青竭力地想把那个时候的每一个阶段的情况都回顾清楚，以便在下一轮的辩论中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让整个法庭都看到，她江青不愧为真正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
她记得：上海夺权后的二十多天，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这个命令，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发展的新阶段，中央号召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实行镇压。三天后，《红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讲到这场斗争的时候，说：“当前，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在夺权斗争中，必须是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夺权斗争的骨干和领导。我们必须警惕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的大联合，进行反夺权的阴谋活动，要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狠狠地打击敌人……”
毛泽东当时对她说：“你的几次讲话都很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斗争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持好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方向，不能给刘少奇这些人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江青记得很清楚：那时，对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李富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一致叫好，一起行动的。
叶剑英在军委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为指针的，这个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当时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也在军委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讲话说：“从上海一月革命到一九六七年三月刘少奇被揪出示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毛主席坚决支持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决定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组织联名写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向全国人民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战斗口号，使一月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在一些地方开始建立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实行了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即革命委员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来。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钢铁长城，适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要问：“你们说我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当年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又是什么分子？”尽管她现在不能多提这些事情了，但是她认为历史将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都昭示天下的。这次审判的虚伪和无视铁的事实的行为，是一定要揭发出来的。她想。
预审自己的时候，那个检察官一再追问武装左派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这一剎那间，江青想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给群众组织发枪，华国锋是最积极的，他才是始作俑者。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中央文革小组解决湖南的问题时，华国锋就多次向江青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要用武装来保卫文化大革命。江青对他说：“这样提容易出问题，还是要慎重些，你们湖南的问题够复杂了，你在湖南对一些事情要负责呀。”
这年的八月七日凌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群众和部队的代表时，华国锋也在场。
周恩来说得非常明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的确犯了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就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你们把枪发给了保守派是犯法。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军分区也要向广州军区和党中央交待这个情况。你们把毛主席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你华国锋也要承担责任。”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成立有黎源、我、章伯森等人为首的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那我们就一定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有这个趋势，既然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拿枪呢？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又听说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造反派当然要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允许、怂恿、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并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蓬塘、赣州最大的‘七·一〇’流血惨案。军区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最遵守，不抢了；但是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出来，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掉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野战军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决定严厉规定，向所有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要考验左派。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林副统帅同意的。这样你还要夺枪，还要抓人，这就是无政府了。我今天举江西的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长沙地区的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就不应该。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革命的进程一定要有计划。”
江青想，为什么同样的话，到了我江某人嘴里就是罪行，在周恩来口里说出来就是所谓错误，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这难道不是因人而废言又是什么？她又想起了那个江文曾经提到的贺龙问题上她讲过的话，她的确不记得了，但是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至今认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她自己，他们都没有什么错误。
在对待贺龙的态度问题上，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接见体委总部和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代表时，也讲得非常清楚：
“毛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要将贺龙揪出来批斗，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不是拿主席的话来压你们。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揪了。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是一直跟毛主席定的，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南昌起义是贺龙参加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了第一枪，虽然那时他不是党员，但我们还是欢迎的。当时他在二军，叶挺是在十三军，南昌暴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发动农民，没有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一是城市观点，另外是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到了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留下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在留下的部队里当营长，陈毅也在，经朱德同志拉到井冈山，得到毛主席的领导。尽管朱德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说这一点是有功劳的，所以今晚的宴会他就要参加而贺龙就不能参加。这就是区别对待。”
江青曾经问过周恩来：“《洪湖赤卫队》里写贺龙的事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周恩来说：“实际上不是贺龙，贺龙在湘西桑植建立根据地，八一武装起义以后，中央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搞秋收起义。派了两三个人到洪湖搞发动，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把它搞起来了。贺龙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到江西，第二年底他们汇合了。一九三〇年发展到李立三的路线，就搞攻打长沙，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失败，就又要搞第二次，毛主席不同意，段德昌两次都不同意。结果攻打长沙失败了，贺龙拔腿就跑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搞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给杀死了。实际上，段德昌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就这个问题和贺龙谈过话，他说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负责任，完全把责任推给了政委夏曦。你贺龙是头子嘛，这个公道吗？总之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的时候搞肃反扩大化。贺龙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汇合，这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的。毛主席为什么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是主席的政策。我们不能把正正当当的事情丑化了。毛主席说我们的政治斗争是最文明的。”
有学生问道：“我们现在定贺龙是三反分子，总理你觉得该定什么性质？”
周恩来笑道：“你们去定吧，我们不好说，这要毛主席来定。背靠背的斗，留点余地吧。”
后来，总政的保卫机构给萧华打了报告，说：“贺龙有枪，要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冷枪，他的汽车要和关锋的车撞上去拼命。”萧华说：“这个问题还是再调查一下再说吧。”
汇报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表态：“把贺龙抓起来！”
于是，贺龙正式失去了自由。直到中共“九大”不久，即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他活了七十三岁。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江青最先向周恩来提议说：“对贺龙是不是需要一分为二？我看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还是有功劳的。对他的功劳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我看有好处。不然，我们的党就被林彪弄得没有好人了，这对党和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连历史都不好讲了。”
周恩来马上表态：“你讲得完全正确，我马上叫人去布置。要给贺龙开追悼会。”
“明明我在一些事情上发挥了对你们很有利的作用，你们一点点也不感激，凡是不合你们意思的地方，你们就对我罗列罪名，横加指责，这也叫什么公道呢？凡是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而又了解情况的人都会对你们的这些做法嗤之以鼻的！”江青对着铁窗切齿怒骂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的了。任凭她怎么的骂，都改变不了任何一点既定的事实。这和她当年的威风凛凛，一句话出口，不知有谁要家破人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想写一篇类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那样的不朽篇章，以此来总结这次对自己的审判。就在这一剎那间里，她想起了过去一些英勇就义者的许许多多的壮丽诗篇……
当然，她不会想到，就在她准备写一篇慷慨悲歌的宣言时，把她送进监狱，剥夺了她自由的那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审判过程中，所列举的江青等人的种种罪状，事实上也等于给华国锋所上台的那个基础作了结论。他无颜在这些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种种批判的老政治家们面前发号施令了，现在他所追求和要争取的是他个人的利益和待遇，当初那种高调再也不会唱了。
这是华国锋没有想到的然而又是必然中的事情，靠着踩着别人上台也随着别人站起而下台。
审判江青的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同样进行着一场批判华国锋的所谓生活会。
发言者一条条地列举着事实，使他震憾着，生怕落到了江青的那个地步。当江青口口声声地要找他对证时，他把对邓小平的不满和仇恨全发泄在了对待江青的身上。
“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个好东西，我们当初粉碎她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对她的处理将比对任何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要狠，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对中国的危害是特别的严重。经过了几年对她的批判和教育，没想到她到现在还是如此的猖狂和顽固，对这号人，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论她的罪行，就是把她杀上一千遍、一万遍也是不解恨的。”
华国锋只有这样的本事了，从一个即将判死刑的人身上来表示他的强大。
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
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三、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都不用正式的名义。
当政治局会议作出三项决定时，华国锋唯一的盼望就是再来一个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但是他错看了他的对手了。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体会到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对邓小平采取那样的措施。
对一个伟大的强手来说，达到目的是唯一的追求，手段是不必计较的，何况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所采取的手段又是完全符合党规国法的。就是连即将下台的华国锋来说，他也是口口声声地表示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了，尽管他是憋着一肚子气。但是，他和江青一样，也是无可奈何了。他的最后宣言，就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篇在历史上将引为笑谈的检查……
江青在这天的晚上，又作了一个噩梦。当她从床上大声哭叫着醒过来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哨兵的口令声。她再也睡不着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在那二尺小天地里，转来转去地走起步来……
创造历史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描绘了一副谁也篡改不了的图画，写历史的人却用各色各样的需要选择某一个角度来再现当年的风云风貌……
第二十四章
充满火药味的法庭辩论，两“江”斗智，精彩纷呈。江青的“我的一点看法”成了最后的哀鸣？
江青为了准备下一次法庭辩论上的发言，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老实说，江青对文人学士还是比较敬重的。她曾经立志要在“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上作出一番成绩来。但是，力不从心。著书立说，不是三年五载的事情，安邦定国，更不是一踹而成的事业。光阴似箭，往事如烟，几十年岁月弹指一挥间。江青，当初这个流着鼻涕，不曾穿过一条整裤、一双新鞋的丫头片子，却冲过了重重阻扰，成为三十年代大上海舞台上的一颗名为明星，实为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革命者，紧接着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夫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导演或主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牵动亿万中国人心的政治大活剧。大奸也好，伟人也罢，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谁也抹杀不了这个人物的作用了。
所以，身陷囹圄的她，很想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后一点什么东西。
她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份材料：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京西煤矿的造反派把吴晗和廖沫沙揪到矿上去批斗。会议未开之前，造反派把他们俩关在一间宿舍楼的小房间里。吴晗长吁短叹地唉了一声，廖沫沙却说：“你愁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名角，快比上梅兰芳和程砚秋了，我们不上场，这出戏就没有人看了。”吴晗苦笑地问道：“那我们这是演的什么戏？”廖沫沙想了想说：“历史上有个叫陶渊明的，他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我们现在是为五斗米而折腰。”吴晗摇摇头说：“五斗米？不止吧，我的工资就不止是五斗米了。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廖沫沙说：“三百多块钱吧。”吴晗笑了：“那你算算能买多少米？二十斗也要多得多呀。”廖沫沙也笑了：“那我们这出戏就叫：折腰。也不管是为多少米了。”就在这天，廖沫沙写了一首诗：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毛泽东看了这个材料后，对江青说：“他们三家村已经变成两家村了，可不能再死人了。廖沫沙的这首诗，是个历史的纪念。将来人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批斗牛鬼蛇神，恐怕还得要研究一下这类诗。我们这些右派宝贝们，还是创造了不少好东西呢。”
此刻，江青从心里暗暗骂道：“那个混蛋东西还要留点什么纪念呢，我也要给这次审判作点文章。”于是，她开始冥思苦想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特别法庭再次开庭，就江青被指控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法庭辩论。
“江青，到了法庭上不要吵，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似的，不好。”监管员劝告她。
江青这回是由于激动，还是没有听清这句话的讥意，竟点着头说：“锐气大减了，这岁月不饶人啊。”她的目光里显露出略带悲凉的神色，叹口气说：“怪不得有人急流勇退呢，进行政治斗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根本不行，我这回也是逼上梁山嘛。”
曾汉周刚宣布开庭，就让公诉人江文发言了：
“庭长、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现在，我对被告江青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法庭辩论时，为她的反革命罪行所作的辩解，驳斥如下……”
江青狠狠地瞪着这个从开庭以来就一直和她作对的她称为讼棍的人。唉，这个一钱不值的小人物，靠着和我在法庭上作对，靠着骂我，可能要成为和我并存的一个历史人物。江青这样想道。原来刚刚和我接触的时候，他把他的锋芒深深地隐藏起来，开口闭口要了解情况，掌握问题地和我谈话，原来就是为了掌握自己的思想动向，目的就是为了今天更好地对付自己。江青呀江青，你可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一个糊涂，就断送了整个江山呀！
“被告人江青的辩解，完全避开了本特别检察厅指控她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犯罪事实，使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反革命惯用伎俩，企图转移目标，达到掩盖罪行，逃避罪责的目的。江青一再提出要法庭调与本案无关的证件和证人到庭，但对本厅指控的犯罪事实，提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其无罪的证据和证人。江青的无理要求被法庭驳回是理所当然的。被告人江青，在法庭面前，不仅对于法庭指控并经法庭调查证实的她的反革命罪行，拒不认罪悔罪，并且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诡辩伎俩，继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诬蔑铁一般的事实证实她的罪行的证人，诬蔑全国各族人民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正义审判，目无国法、蔑视法庭和法庭规则，诽谤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及法庭其他人员。对于江青的这种新的罪行，我提请法庭严重注意……”
江青真想破口大骂，但是她忍住了。她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随便打断他的话，更容易让别人抓住把柄。她暗暗地告诫自己，要忍耐，要忍耐。
“被告人江青的全部辩护言论，集中起来，就是攻击法庭对她的审判是什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竟然颠倒黑白，鱼目混珠地说她的反革命行为是代表毛泽东主席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妄图把反革命罪责，推在毛主席身上，借以掩盖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罪行，逃避依法应员的刑事责任，在此我列举一些事实，来揭穿江青的谎言和诡辩。”江文这时抬起头来，和江青打了个照面，当他看到江青那仇视的眼睛时，一种气愤使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利用各种场合策划或直接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给人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滥捕无辜，制造伪证，制造冤狱，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你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刑讯逼供，亲自下令对病势垂危的杨承祚、张重一两位教授进行突击审讯，折磨致死，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江青干的吗？……”
江青微微一笑，她真佩服辩论中这种先治罪、后质问的伎俩。明明整垮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本意，明明斗垮一些被称为走资派的干部，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却偏偏把这种行为中的一些细节，在扣上莫须有的罪各后，加以质问，来了个两难境地，使对方一时无法加以选择，这哪里是辩论，分明是有意陷害！江青这样想道，进，是所谓继续诬陷；退，就是所谓的认罪。她不能让这个讼棍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她要另选择一条自己的路，这就是拼个鱼死网破！
江文理直气壮地说：“你伙同康生、陈伯达擅自非法决定诬陷、批斗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并进行人身迫害，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一九六八年七月，江青为了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成员，与康生密谋，要康生给她一份中委名单，把八十八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康生在给江青的亲笔信中，明明写着‘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在法庭调查中供认是康生‘主动帮助’她搞的，这表明这份诬陷迫害八届中委的名单是江青和康生共谋的犯罪行为。江青在法庭上竟然狡辩说，她也向周总理要过一份名单，但同时又招供，周总理给的那份名单，只是标明那些人已经死亡，并无政治情况。江青勾结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
旧话重提，毫无意义。江青想，他们根本不听自己的辩解，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就是靠这一套来把自己送上断头台，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不愿倾听真理的人，他的耳朵比聋子还要聋，今天看来，果然不假。这个法庭，他们除了要置自己于死地而外，再没有任何的目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江青这样断定。
“江青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开会，诬陷邓小平是‘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江青在法庭上公然否认这一罪行，并说她‘有代表毛主席看望干部的习惯’，把责任推给毛主席，这是撒谎！当时，毛主席就斥责‘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江青抵赖诬陷过邓小平是‘大汉奸’，这有当时的记录为证，是赖不掉的。江青诬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指使戚本禹煽动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批斗张霖之四十多天，张霖之被迫害到死，难道这也是毛主席叫你江青干的吗？江青诬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杨是‘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江青，这也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是‘工贼，被收买了’，时传祥被迫害致死，难道是毛主席叫你江青干的吗？江青诬陷迫害的人太多了，用不着再列举了！显然，被告人江青妄图把自己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推到毛主席身上，借以推托罪责，逃避法律的惩罚，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江青终于憋不住了，她怒骂道：“你这是偷天换日，暗换概念，无耻构陷，嫁祸好人！”
“江青，不许你打断公诉人发言！”审判长和审判员几乎是同时制止道。
江文加快了他的速度：“被告人江青说什么：‘逮捕审判我，就是丑化毛主席’。这是对毛主席的恶意诬蔑和诽谤。全国各族人民心里清楚得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幸，毛主席在领导方面有无庸讳言的责任，其中包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失察的责任。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男女老少，决不会因此忘记或抹杀毛主席在推翻‘三座大山’、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伟大贡献。当然也不会忽视对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一再申明，毛主席在他一生的事业中，伟大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决不是你江青和林彪一伙所能动摇、抹杀得了的。江青妄图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来掩盖她的反革命罪行是徒劳的，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早就揭露和驳斥你江青了……”
江青这下才弄明白了这几天为什么迟迟不开庭的原因，原来就是为了准备这么一份对付自己的东西。她眯缝起眼睛，仔细地打量审判台上的这位公诉人，听他的口气和使用的语言，她断定这个发言材料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另有幕后人策划和指点，他不过是个木偶罢了。时隔几年后，江青还和别人提到了这一点，“我对此嗤之以鼻。”江青说。
江文扫了一遍旁听席，把脑袋转向江青，讥讽地说：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主席严肃指出：‘江青，一、不要出风头。二、不要乱批东西。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你们看她有没有野心？我看有。’一九七四年底，毛泽东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一九七五年初。毛泽东主席说：‘我死了以后她（指江青）会闹事。’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江青还要继续把她的反革命罪行说成是代表毛主席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这种谎言是骗不了人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江青打断江文的话，厉声质问。
江文说：“你在答辩中说你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这话是我说的，这是事实。现在我还是要说，我从来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这回轮到江文冷笑了，他瞥了她一眼，继续说：“被告人江青还胡诌什么：‘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江青，你这个严重危害国家严重危害各族人民的反革命罪犯，竟然恬不知耻地以代表人民自居，这简直是对亿万人民的公开侮辱。尽管十年动乱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至今记忆犹新。谁不记得，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首都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那种正义的行动和壮阔的场面；谁不记得，当‘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时，举国上下，欢欣鼓舞的情景。这都充分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切齿痛恨。江青代表什么呢？不过代表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打砸抢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
江青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眼里冒火，她竭力强忍着那股咽下去又腾上来的怒气，浑身上下在颤抖，这当然不是怕，而是恨。
不知什么原因，江青这时突然想起张春桥和她讲过的一些往事来：
一九二五年二月，田汉、阳翰笙和廖沫沙等人同时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监狱里，田汉等人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写信乞降，变节自首。七月，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等保释出狱。这年的二月七日，鲁迅在一封信中揭露田汉和廖沫沙说：“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文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是朋友做的。”后来，又在一信中写道：“这些人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从去年以来，所谓的第三种人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几个人（指周扬）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致逼着他们如此。从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起，周扬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地在拿我做玩具。”
如果说，二十年代的江青和鲁迅有着相同经历的话，那么现在她又觉得自己和鲁迅的心境相同了。现在报刊上对她的又一次大讨伐，不正是由一些当年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一手在打前站的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命运对自己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江青想到。
那个声音还在轰响：“被告人江青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红小兵抬不起头来’。这是江青颠倒黑白的胡说。特别法庭审判你江青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罪行，与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有什么关系……现在，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代表了全国人民，也代表着当年上当受骗以后起来反对他们的广大青少年，你江青休想再妄图煽动和挑拨我国青少年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横行的十年中，毒害了广大青少年，严重损害了年轻一代人的成长。他们同广大群众一样，强烈要求清算你们的罪行……”
江青连声冷笑，一副走着看的面孔。
“江青还质问法庭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以及怎样看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江青，收起你这一套妄图转移目标的诡辩吧。如果要讲历史的话，你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这就是历史事实。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捍卫打砸抢抄抓、刑讯逼供、诬陷迫害那一套，就是继续把中国人民投入苦难的深渊，就是要掩盖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累累罪行。至于党和人民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九大’、‘十大’，那是党和人民的事情。你江青这个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妄谈党的这次大会、那次大会或者中央全会的问题，江青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妄图借此逃避本厅指控你的反革命罪行！……”
江青听到这些驳斥，指着江文骂道：“党的这些大会和精神，就是江某进行革命的依据和理论指南，你不让人民知道这些，就是心里有鬼，就是隐瞒重大历史背景，就是对我江某的诬陷！”
“庭长、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被告人江青在辩论中，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林彪的英雄。她矢口否认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事实，说什么‘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这是一个弥天大谎。经过公安部的侦察预审，本特别检察厅的审查起诉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庭审调查，大量确凿的证据完全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谋杀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被揭露和粉碎以前，为了实现共同的反革命目的，或者是公开配合，或者是密谋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和群盎，颠覆政府，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些方面，江青一伙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现在，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应该说，这篇发言稿写得是很好的，无论用语和文章的结构，都很简练、犀利、振振有词。可惜，它不是为自己所用的。江青为此而感到万分的遗憾。如果要是她和姚文元能在一起研究，一定会写出一篇名表青史、气壮山河、感天地而泣鬼神的文章来的。可惜呀，可叹呀，她没有这个能力来亲自动手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样的宣言了。这么一个极好的历史时刻，她不能用最好的文才来回击这些修正主义的徒子徒孙们。直到临终前，她还为此而遗憾。在她看来，这篇发言除了文字的功夫值得赞赏些外，所讲的任何地方都不值得一驳，都是一种诡辩和利用权力及镇压的手段炮制出来的恐吓。
江文开始一件一件地给她讲事实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叶群指使雷英夫捏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林彪不是首先批送给你江青吗？诬陷、迫害刘少奇，你和林彪配合得还不密切吗？一九六七年七月对刘少奇夫妇进行抄家，不就是你江青和林彪互相配合，同陈伯达、康生、戚本禹非法决定策划的吗？林彪、叶群捏造假材料诬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诬陷贺龙是‘土匪’，你江青则诬陷贺龙是‘坏人’、是‘个人刽子手’。贺龙不正是被你江青和林彪迫害致死的吗？……”
江青扭过头来，对旁听席上的人们大声说：“一派胡言！地地道道的胡拉西扯，硬是把几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往我身上扣。扣吧，反正你是不讲道理了，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江青伙同陈伯达和戚本禹煽动揪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彭德怀，诬陷他是‘汉奸’、是‘大叛徒、大反革命’。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黄永胜亲自审批‘同意’将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彭德怀被残酷折磨致死，这不正是你江青和陈伯达、黄永胜等共同犯下的反革命罪行吗？……”
江青坐在那里，干脆闭目养神了。
“林彪、叶群诬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是‘汉奸’，你江青直接插手罗瑞卿专案组，诬陷罗瑞卿是‘大叛徒、大反革命’。林彪捏造罪名，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你江青则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你们，林彪和江青一伙共同诬陷迫害了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反革命集团吗？江青为了插手军队，亲自授意陈伯达，经过叶群，由林彪任命江青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江青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用鼻子哼了一声：“你们根本不讲事实，也不讲事情的来龙去脉，更是掩盖了所谓受害人所犯的罪行和他们本身的问题。所以，你们这一套就活活地证明了不是审判，而是反革命的报复，是复辟，是用谣言定罪来杀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恶历史，与叶群密谋，指使吴法宪、江腾蛟非法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雊在林彪、叶群住处，由你江青亲自监督谢富治、叶群将有关你的材料烧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江青与叶群密谋，指使江腾蛟派人揪斗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苏州地委副书记王敬先，王敬先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伙同林彪策划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阴谋。一九六七年八月江青与叶群密谋，修改诬陷解放军报社负责人的大字报，并且布置吴法宪找人抄写张贴，派人篡夺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权。第二天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亲自出马，直接支持……”
江青又吼了一句：“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懂个屁！”这话声说得很大，但是她面前的麦克风哑了，整个大厅没有听见。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与叶群密谋，指派吴法宪将三十年代照顾你江青生活的女佣人秦桂贞骗来北京，先派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找秦谈话，几天后你又指使吴法宪捏造罪名，将秦桂贞逮捕关押七年之久。江青还指使吴法宪非法逮捕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孙峻青，孙峻青被关押五年之久。这么多的事实，还不能证明你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林彪一伙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反革命集团吗……”
江青冷笑地发话了：“你们懂得什么中央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你们都是一些庸人法官，根本不了解中央上层政治的内幕，怎么能够和你们讲清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呢？”看来，自己的辩护和所讲的事实，这些人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的。怪不得张春桥对他们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看来也本该如此了。不过，那样倒是更便宜他们了，应该利用一切能够讲话的机会充分讲话，揭露他们的阴谋。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反正不能够像一只绵羊那样让他们任意宰割。她一直坐在那里这样想道。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后，江青又收罗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余党，如原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原吉林省军区政委王维湘等，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你江青赖得掉吗？如果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内部后来有矛盾，那不过表明他们做贼是一伙，分赃有矛盾罢了……”
江青听到这些，将脸一变，说：“你这个讼棍讲的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和林彪的矛盾是他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和他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而引起的，这些都有大量的事实为依据。你们完全是歪曲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歪曲了历史，这段历史本身是要说话的。”
江文冲着江青继续说：“江青在长达近两个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厅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这正是你的自画像。”江青坐在那里喃喃自语。
“被告人江青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罪。被告人江青所犯罪行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代表特别检察厅再一次提请特别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〇三条，对被告人江青从严惩办。”
“我可以发言了吧？”江青大声地问道。
曾汉周说：“依照法律，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无罪和罪轻的辩护，但是不准你对审判范围以外的内容再说什么。”
江青说：“刚才这位公诉人所讲的这一套，都是强词夺理，是继续无视我多次提出的重大历史背景来对我进行的诬蔑。怎么设想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的我，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是从事什么反革命的活动呢？毛泽东主席对我的工作，对中央文革是有最高的评价的，这些都是有证可查的，按照你们的逻辑，岂不是说毛泽东主席是把一个反革命的集团作为功绩来评价吗？你们所定的反革命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可见，你们的标准就是反对毛泽东主席和他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你们混淆了毛主席所讲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和是非，暴露了你们的反革命嘴脸。”
“江青，你在这里公然继续地攻击法庭，是一种犯罪行为，本庭要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审判长再次严厉警告道，“本庭不允许你在进果进行反革命的宣传和煽动。”
江青从衣眼里掏出几页纸来说：“我现在可以念一下我的辩护词吗？”
“依照法律，你有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权利。”
“好，”江青站了起来说：“从我被捕以来，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一个字的东西。这回，我写了《我的一点看法》，现在在法庭上宣读一下。”她展开那几张纸，大声朗读起来：
江青在修正主义特别法庭辩论时的提纲手迹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动。穷凶极恶，大显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谣言惑贪。弥天大谎，隐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卑鄙，移花接木暗中；转移人民视线，捏造嫁祸他人；无耻吹捧自己，妄图洗刷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只手难掩天下耳目，修正主义螳臂之能。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乃是我人民大众的英雄……”
“被告人江青，你在法庭上继续攻击和诬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不准你继续散布这些违反法庭审判规则的言论。本庭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审判长曾汉周说。
江青气得把手中的那几张纸一撕，大声抗议道：“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么一手。你们就是害怕我讲话，就是不让我讲话。你们就是想法子不敢让我讲话……”
曾汉周依照程序继续说：“江青，按照法律的规定，你现在还有最后陈诉的权利。”
江青听清了这句话，马上又把她的那几张纸重新展开，说：“怎么？现在又让我说话了？好，让我说我就说。你们这个法庭根本就不敢把事情的真相讲清楚。华国锋和邓小平对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有过赞扬的话。当初他们对刘少奇采取的是和我一样的态度。他们的表态和一些的检查就在我的保险柜里，你们可以去拿嘛。为什么你们不敢把他们传过来对证。我要和华国锋对证。他就是新的证人，你们……”
“被告人江青，你听着，法庭已经警告了你多次，你还要继续在法庭上诬蔑、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本庭经过六次开庭进行法庭调查，出示和宣读了大量的证据，通知和传唤了证人和同案被告人出庭作证……”
江青打断审判长的话说：“你们完全是假的，为什么我要的证人你们不让出庭？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骗人的！”
“住口！江青，在法庭的审问和辩论过程中，本庭给了你充分的陈诉和辩护的时间，但是你回避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罪行，不按照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辩护，反而利用法庭辩护的时刻发表反革命言论。在最后的陈诉中，你继续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法庭和法庭组织人员，诬蔑公诉人，造就构成了新的犯罪，特别法庭将依法追究你新的犯罪。”
“那就让我多长几个脑袋，割了算了嘛。”江青在法庭上毫无惧色地说。“我在这里……”
曾汉周打断江青的话，宣布：“现在我宣布，本次开庭全部结束，把被告人江青押出法庭！”
就在江青身后的法警突然出现，将江青双臂反扭，连拉带推，押出了法庭。一路上，江青不断地高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于是，一场举世瞩目的特别审判，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人们这时所关心的，就是如何对她的判决了。
第二十五章
邓小平气愤地说：“不杀江青不足以平民愤也！”在周恩来的病榻前，他与邓小平有过一段关于江青的谈话。
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也！这个家伙太坏了，比武则天、西太后还要坏，毛主席就是坏在了她的手里。”
彭真说：“我们也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才有所顾忌，不然对她更不会这么客气。杀她痛快，而且举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但是考虑其他的方面，我看还是慎重些好。”
“我和你的看法相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不要多讲什么，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说吧。总之，这个问题上要有利于我们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要对我们的政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邓小平同意了彭真的看法，要求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去征求各种意见。
邓小平虽然比不上毛泽东看书看得多，但从事政治斗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却使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或奥秘：机会要在悄悄里，妙处尽在不言中。张牙舞爪惹祸起，蛰伏等待百事成。他凭着几十年的革命经历和党中央的威望，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从他第三次复出的两三年里，几个回合下来，华国锋就彻底丧失了指挥全党全国的威信，暴露了他那个三流政工干部的本色，连个政治家的基本素质都没有了。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是的，虽然人们对当前的形势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他有他的老主意。江青在审判中口口声声地要让邓小平出来作证，当然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自然是有她的原因的。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同意了姚文元的建议，发动了评论《水浒》的讨论。邓小平经过和胡乔木、胡耀邦等人的研究，看出了隐藏在政治的猫耳洞里的一些问题。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三部曲。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是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资的这种‘局限性’……”
邓小平把姚文元写的这段话，用红铅笔划了几道，亲自请教江青：“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
江青说：“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游》，肯定有他的用意嘛。林彪和刘少奇比，林彪是贪官，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毛主席就当着刘的面说过：我看你很像个秦始皇，也是皇帝呢。刘少奇听了毛主席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毫不羞惭，甚至还是欣然接受了皇帝的说法。我们现在有些人对批刘兴趣不浓了，专批林彪的所谓极左。其实，林彪的路线是左吗？不，是右。他和刘少奇都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这话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毛主席在批评周恩来总理时讲的。总理这个人呀，思想老是在关键的时候上不去，总是需要毛主席推他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在不断地推着他前进。他和你不一样，你总还是经受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嘛。”
邓小平从心里恨得直咬牙，但在表面上还是尽量地露出笑容。
邓小平说：“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中央的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你不见怪吧？”
江青冷冷地给了他一篇文章，说：“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回去后，立即找人研究这篇文章。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游》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划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不保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当天就到了医院，把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看，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把你要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没有证据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来反对我们，不是都没有得逞嘛。现在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让毛主席看到你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的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吧。”
“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的脸一下子变了：“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就是再受点委屈，也不能走那一条道路。只要毛主席健在，这条路是万万行不通的，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
“有些工作阻力很大呀。”邓小平说，“就比如河北的保定来说吧，那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天就是搞派性，把个很好的鱼米之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我对保定的问题讲了几句话后，王洪文就对那里的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要光看保定，要看全国，全国也和你们那里一样，都存在一股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要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考虑，要从一个阶级来考虑，资产阶级在，要掌权，他们当然要来压制你们。咱们都是造反派，你们垮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别说你们，就连我也还不是一样的嘛。’你看他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还不是要和我们对着干吗？像这样下去，中央就是搞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所了解，中央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在中国可以无愧地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不会有什么，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就在一九八一年元旦这天，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接见了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征询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量刑意见。
邓小平特意地问道：“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皆曰可杀的人，她的问题定了，其他的人都好办了。你们的意见呢？”
所有的人的目光对准了中国的第一大法官江华。
江华似乎是早有准备的，他不紧不慢地说：“要是论感情来说，我早就想把她处死了。因为她的罪行是建国以来很少有的，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罪犯。但是，我还是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用现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从建国以来，我们判处重大的反革命犯，历来贯彻少杀的方针，这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当时对肃反和整风就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提法，历史证明，这样做是稳妥的。同时，林彪、江青集团不只是这十名主犯的问题，从一些传单、标语来看，中国还有他们的势力，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还是不能低估的。把他们留下来，有利于分化瓦解和判处这批残余分子。此外，从国际影响和涉及到后人的评价考虑上讲，感情用事也不利于法制的建设。”
邓小平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你把话说得简单些，是不是不主张杀掉江青呀？”
江华点点头说：“现在将她杀掉，对我们的影响和历史上的评价，将会很不利的。”
“可是你们听到了没有？许多的人来信来电，说不杀江青难平人民之愤。”邓小平说。
“西安事变的时候，全国也是一片杀掉蒋介石的呼声，事实证明还是不杀为上。”江华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了。这位从事法律工作多年的老专家认为，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他应该亮明自己的观点。
胡耀邦笑着说：“小平同志从头至尾关心着这次审判，每次庭审的录像都送给他看，而且他也看得最详细。审判是顺利的，但是怎样量刑比较合理，这也是个大问题。小平同志为这件事已经考虑很久了。这几天，深夜的时候，他还无法入睡，就是在考虑是否判江青的死刑问题。其他的人都好办，判多判少不会有大的反响，江青就不一样了……”
赵紫阳说：“华国锋在一个场合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回答说，不会对江青和其他的罪犯判死刑。他的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和我们的研究。前不久，他对我又说，可以对江青判处死刑，他对江青突然增添了仇恨，我看这个问题还是由法庭自己去考虑吧，你们应该实行独立办案的原则嘛。在这个事情上，既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又要按照法律办事。”
邓小平说：“我刚刚收到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的一封信，我也不批了。你们拿去看看吧，是否有吸取的价值，你们自己决定。”
江华回来后，把这封信传达给每一位法官：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一、不能为死者申冤；二、不能平民愤；三、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四、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外国人将从这次审判中考验我全国人大批准成立的特别法庭，是否真正能行使独立审判，还是他们一贯认为的“橡皮图章”。华主席向外宾吐露不判死刑，外国人已有看法，我想这问题中央一定考虑过，我建议中央重新考虑。如果依法判处死刑，除大快人心外，丝毫不影响华主席威信，恰恰相反，证明我们国家现在真正不是一言堂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了。反之，如果按刑律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我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威信将从此下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价值，在外国人眼里也不值几文了。事关重大，故敢直言。意见当否，在所不计，中央自可权衡轻重。一得之愚，仅供参考。顺致敬礼！
屈武
邓小平说：“我看了这封信，使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更加坚定了信念。这说明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这次审判，我们如果搞不好这次史无前例的法制教育，对不住我们的人民啊！”
特别法庭的这次会议，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给每个法官传达后，几乎大多数的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是死有余辜的，必须判死刑。”
也有人说：“我看还是轻些好，江青举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那种罪行，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够用感情和一时的气愤来看待这个问题。把江青和张春桥养起来，对我们没有什么不好。不错，全国现在是一片杀声，但是我们分析了一下，大多都是和江青有仇恨的一些人，也还有许多的人主张刀下留人，还有人为她鸣冤叫屈的。其中有的人写信就说：不审判，我们还以为江青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通过这次审判，我们才认识到：江青不愧为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在法庭上的气节和勇敢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后一代。”
伍修权说：“这是‘四人帮’的残余分子的把戏，大可不必理他。我主张只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其余的人可以适当放宽些。林彪的那些军队干部，都还是有一定的功劳的，江青和张春桥，他们论功没有，罪行一堆，而且态度极为恶劣，枪毙了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曾汉周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枪毙了江青才能使人民更清楚这一点。我看杀了她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江青一死，她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死了心了。别忘了，毛主席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也就是说，毛主席认为这样的浩劫还会再来多次。若干年后，江青这伙死党分子东山再起，我们就有可能落到她眼前的这个地步。”
“中国人民都已经成熟了，谁也不会再干那种蠢事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一个最宝贵的教训，值得后人好好地吸取。所以，把江青枪毙是大有好处的。”
“应该杀掉江青和张春桥，为死难的人报仇。法庭调查结束后，我碰到了王光美同志，她说：‘你们一定要为少奇同志报仇呀，少奇同志在阴间也会感激你们的。江青这个人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的报复狂。’听了王光美同志如泣如诉的控诉，我自己都流泪了。”
“杀掉，杀掉，必须杀掉！有人给我老婆打来电话，说你们不把江青枪毙了，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这可是个头疼的问题，人民对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希望的。”
主张判死刑的人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江华再次说话了：“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看还得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是需要请示的。我还是主张不要判死刑的，留一个反面教员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更何况她的罪行毕竟不是现在的，还是经过了多年的事情了。没有非立即枪决的必要嘛。大家不要再说了，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可以再征求各方面的看法，最后再作决定吧。”
邓小平胸有成竹，他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事情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还会把这颗“球”再踢回来不可。那天，他和彭真谈了一次话，询问有关这次审判的法律依据。他对彭真说：“中央的引导要注意，不要形成我们的包办。从历史上来说，这将是一件大事，要经过多少代人考验的大事。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在我们是不是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同时让审判委员会里自己拿主意，我们只是给他们一个指导意见就可以了，你对法律比较有研究，你谈一下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说：“我们给十名被告人所定的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罪。这三种罪，按照刑法的规定，犯有以上三种罪之一的，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一百零三条，判处死刑。刑法还规定，对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第四十三条，如果不是必须执行的，可以宣告缓期两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两年刑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
邓小平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这两条都很重要，可以一并考虑。江青这个人，要想改造她也很难了，她是不会改过自新的。因为从根本上，她把我们就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待，她是看不起我们的人。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毛泽东的地位和对他的评价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江青的思想问题也就根本解决不了。这点上，她不同于王洪文，从政治上说，他没有什么资本可讲，他那个党中央副主席很扯淡，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还不如华国锋呢。”
彭真突然想到了什么，乐得笑了起来。
邓小平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江青也和我们谈起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她不是历来反对这个口号的吗？怎么现在也强调这个问题了呢？可见，到一定的时候，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因人而变的东西。”
彭真说：“江青大批‘国防文学’的时候，提到了张光年的《在绿旗下》，那里有这样的话：‘为什么全球不能成一家？为什么人间纠纷乱如麻？为什么同是大地的女儿，却说着彼此听不懂的话？为什么同是大地的儿女，却打着永远打不完的架？’江青批判人家是阶级投降主义，现在她又欣赏这些话了吧。”
“是吗？”邓小平说，“她如果能认识到她过去的错误的百分之一，也是好的呀。这个人总是自认为她是最革命的，谁也比不上她，她要打倒一切人，所以她最终是大家一致来打倒她自己，这就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人们一致要把她枪毙掉，就是因为她太霸道了。还有江青批《水浒》这部著作的事情，她连古代的一些人物也不放过，这个人几乎和所有的人都有仇，那她怎么能不倒呢？”
说到这里，他们都联想起当年江青批所谓“天命论”的一段话：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行的了。一部《水游》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础上的……”
邓小平开玩笑地说：“等审判完了以后，你还是见见这个第一夫人，问问她能有今天，是不是也由于天命的关系呢？”接着，他又问道，“听说江青这个人家里有不少的藏书，据说有一万多本，是不是呢？”
彭真说：“这个人爱看书倒是真的，也的确看了不少的书。但是，她没有毛泽东那两下子，她看书是食古不化。看的不少，但是不会灵活的运用，她要是能够把学的东西都灵活地和实践结合起来，那这个人也就是不简单了。此外，这个人是机械地运用一些历史典故，照搬毛泽东的一些政治斗争策略，所以，她的那一套打法早已被人家所掌握，那她还能不败吗？”
邓小平说：“她那两下子，连华国锋都打不过去，还能打败我们吗？她要真有什么真本事，那今天受审的就不是她，而是我们了。”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哈哈地大笑了。
第二十六章
政海的沉浮使江青猛醒了，可华国锋把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不是骗子行径吗？张春桥曾几次警告江青：邓小平是很危险的人。但现在江青只能豁出去了。
江青这个时候，反而觉得无聊了。她一旦离开那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场面，就忍受不了这种片刻的寂寞。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从往事的回忆中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
一生自命清高，肆无忌惮，并没有任何可以阻挡她行事的力量，就连当年的周恩来和林彪也得忌她三分。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海沉浮与荣辱更替，却使她一下子猛醒了。尽管已为时太晚，可她认为对自己或后代们总是有利的。任何时候，那种杯盘交错、灯红酒绿的冠冕堂皇的政治生活中都隐藏着浅薄的人情和世态炎凉。政治斗争的残酷，使得就是当年和她来往密切，大唱赞歌的人，这时候不是反戈一击，就是落井下石，要不也装得敌我分明，疾恶如仇。只有少数的人同她一样成了阶下囚，但也经不起威胁利诱，成为叛徒。她手捧那本和她朝夕相伴的《毛泽东选集》，漫无边际地想得很远，很远……
“江青，你能估计到特别法庭会怎样判你吗？”监管员看到她放下书，到院子里放风，嘴里还哼着京戏，便凑上去和她搭话。
江青怔了一下，随即清醒过来，很有风度地笑了笑：“我嘛，已经把我的话讲了一些，他们不会给我充足的时间来讲话的。这点，大家都看得明白。我能有什么想法呢？怎么判，那是他们的事情。无非不过一死吧，我究竟怕不怕死，全国人民看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好比砧板上的肉，听凭人家宰割吧。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说话的权利了，谁会听我的？”
话语里，处处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坚决不认罪的冤屈之感。
“三十年代，张光年写了一首什么《流亡三部曲》，其中‘离家’一节写道：‘百万荣华，一剎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免太伤感了。我就没有这种情绪。”江青背着手，环视着天空说。“田汉还写了一首《公仇》的歌词，说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国家兴旺，两党打架，国家灭亡。’这些都是鬼话。我本来就是一个无产者，和毛泽东一样，我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半点个人的私利，我们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只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给我的女儿留下点什么。她是毛泽东的后代，我的对手不知道会不会给她留条活路？”
监管员听出江青是在准备后事了，就问道：“你对她有什么要说的话吗？”
江青笑了笑，说：“她是毛泽东的后代，她懂得会怎么办的。她又不是小孩子，我们这一家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刻的。我们都不会后悔的。”
监管员听了她这种自我吹嘘的话，感到很可笑，但是没有笑出来。江青很聪明，一下子就看出了监管员的内心世界，她说：“看待一件事情，分析一个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的经历。有些事情，过一个时期，也许就看得更清楚了。譬如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的敌我关系，不要紧，再过几年、十几年就看得清楚了。毛主席临终嘱咐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话再放几年看，历史将完全要证明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现在的许多事情，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明知有些人是靠不住的，可是我们还是要用，就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不是我们对不住他，而是他们对不住我们，这就行了。”监管员不敢再和她继续说下去了，生怕再引出什么是非来，简单地说了几句，于是就告辞了。
唉，世界上的事情莫非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江青再次回到监房的时候，澎湃的思潮使她再也安静不下来了。毛泽东当年的许多话总在她的耳边响起。毛泽东多次告诫她：“你不要点名批判某一个人，让别人去讲嘛，你总是出头露面很不好。那些喜欢出风头的人，到头来其实是一些昙花一现的人，要多思考，少讲话。”
如果说，过去对这些话还有什么不理解的话，现在她是完全认识到了。就拿刘少奇的问题来说，最初怀疑他是叛徒的，并不是她，而是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中，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会议传达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从一系列的事实已经证明，刘少奇确确实实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言人，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大地主，一九二五年被国民党抓走，怎样出来的，至今不清楚，我怀疑是叛徒。这个问题他至今没有向毛主席讲清楚或作交待。”
“这个人，经过了长期考察和教育，我对他已经完全绝望了。”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连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够不上。事实证明他是有野心，是想搞名堂的人。党的‘八大’是一九五六年开的。‘九大’至今未开的原因也在于此。”
周恩来继续说：“还有邓小平，他也是这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之一。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了七年政委，在福建有一次战斗打得很紧张，他借口汇报逃跑了。解放以后，莫文骅中将揭发了他，他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现在才平反。”
李富春说：“抗战的时候，邓小平跟着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毛主席根本不同意，但是已经晚了，他们已经打起来了，我们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以后日本百分之六十的兵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的兵力指向了我们，引来了日寇的冬季大扫荡，我方才化整为零。一九五九年我党斗争彭德怀的时候，邓小平包庇罗瑞卿，为他开脱。一九六四年，罗瑞卿逼林彪让位，这话是刘亚楼临死的时候讲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让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处理罗瑞卿的问题时，邓小平不参加会议，还要罗瑞卿喊冤，罗跳楼未死，还要罗坚持。后来他有意跑到陕西去了，到给罗瑞卿下结论的时候，叫他他都不回来。这一来，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
“邓小平自从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从来不给主席汇报工作。开会的时候离主席远远的，主席讲话，他也不做笔记。他说：‘林彪在部队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捞政治资本，是在搞形式化。’他主张以实带虚。”
叶剑英也说，“贺龙和罗瑞卿在工作上也不主动，吊儿郎当，整天打扑克，打麻将，专门派飞机接吴晗和邓小平一起打桥牌。邓小平曾经给毛选编辑人员说：‘毛选上的注释要多写二野，少写四野。’他还对林彪同志当面说：‘你有平型关战役，我有淮海战役。’实际上，他在淮海战役中并没有出什么力，他是在和林彪争功劳。”
当时，列席会议的江青只揭发了邓小平一件事：“邓小平对香港电影、美国电影最有兴趣，经常调片子来看。这件事情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就严肃地批评了他。就在那一年，我到刘少奇那里去，和他谈话时还讲到这件事。我说：‘中南海是人家的一块宣传阵地，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刘主席，你可要真正地管一管呀。’那时我还搞不清楚他，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才真正认识了他。”
康生是揭发邓小平最多的一个常委，他说：“邓小平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有一句话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地是反对我们的毛主席嘛，这不会冤枉他的……”
“一九六一年，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的汇报会议上，他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样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他说：‘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了明天也顾不住。’这是最恶毒的嘛。”陈伯达紧接着说，“他还攻击三面红旗，鼓吹单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五九年二月，邓小平在上海工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诬蔑大跃进是‘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又攻击人民公社‘超越了阶段’，邓小平同刘少奇一样，宣扬‘三自一包’鼓吹单干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什么：‘刚几年还可以看出优越性，这几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鼓吹单干，说：‘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红卫兵已经画出漫画了，一个白猫，一个黑猫，拉着车子，他在上面坐着。……”
现在，中央各种会议的决定统统都不讲了，唯独把自己的话断章取义地引用出几句，就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一股脑儿地扣在自己身上，要把自己置于死地，这不是标准的陷害又是什么呢？江青想到这里，就更加不能平静了。
透过铁窗，蔚蓝的天空上飘着白云，就像无边无际的浪涛扑滚上来，响起了哗哗的低沉的叹息，深邃的海呀，也好像隐藏着说不尽的忧愁……
江青坐在铁窗前，默默地望着翻滚着的白云，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好看的景色，原来天空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只是，白云的存在太短暂了，就像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她凝视着，默数着，不时地为白云的顽固不息而兴奋不已。但是，她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儿变化，只有那双微微蹙动着的眼眉隐约地流露出那善感的哀愁……
她认为，那天，公诉人江文的发言，公布了许多的所谓毛泽东批评自己的语录，基本上都是篡改了的。自己就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所公布的那些东西。她尽可能地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政治局的会议，又谈到了林彪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包括所有的中高级干部，都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亲属和子女，不要学林彪，搞成了家天下。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捧成超天才，老婆成了他的发言人，这不好。譬如江青，她是我的老婆，她就只是政治局的一员，她的发言，并不代表我，她只是代表她自己。当然，除了我交她办的事情外，一般地说，她批下的文件，她在一些场合的讲话，都是代表她自己的。有些同志问我，是不是江青能代表了我，我就说得清楚，她是她来我是我，总而言之，她是代表她自己的。”
在另一个讲话里，毛泽东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说：“江青呀，你要注意呢，你要和政治局的大多数的同志团结在一起，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成四人帮，人家叫你们是上海帮了。为什么不能和大多数的同志团结呢。你们的问题要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不过，我对同志们说，江青她们的问题也不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你们不要小题大作。江青还是有功的嘛。反刘少奇，反林彪，这是她的两大功劳嘛。”华国锋在逮捕了自己后，把毛泽东的这句话掐头去尾，进行了恶意地篡改，现在反而流传成只批评自己了，这还不是政治骗子的行径吗？江青和监管人员说了许多遍。怎么他们还要这样地歪曲事实呢？
至于毛泽东说自己有野心的话，早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她就追查过，没有任何人敢对自己的这句话负责。毛泽东断然否定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张春桥还对自己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句话是邓小平这个谣言公司造出来的，一些同志也否定了他们听到过。我认为，通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猜主席的本意，是要让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再一次地跳一跳，暴露一下，好在他老人家晚年的时候最后给我们清除掉这个隐患。“江青非常同意张春桥的分析，而现在他们果然利用毛泽东的一些话，公开树立起了这面反对毛泽东的黑旗。那天，张春桥还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其他人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毛主席决定在他晚年的时候，要发动这场批邓的斗争，这是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主席讲，按这个既定方针办。我们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这场斗争进行得好坏，决定着我们党的命运和前途。
这句话果然应验了。但是，当时的官样讲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包括她自己在内。
本来嘛，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决定了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应该把叶剑英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但是，毛泽东显然是忽视了这个问题了。当时，张春桥就说：“主席该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再没有比这个时刻好的机会了，如果我们再失去了这个机会，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你应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层里还是要讲究论资排辈的。这个封建的残余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尽管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只是主席健在这些问题都好办，一旦有什么意外，那就很难说了。”
“依你之见呢？”江青对张春桥的意见还是能够采纳的。
张春桥直言不讳地说：“向主席建议，撤销叶剑英的中央副主席职务，就说他是邓小平复辟势力的军师，只要他的职务没有了，复辟势力想卷重来也就难了。”
“叶剑英的职务，事实上也就等于停上了。主席已经让他请假休息了，现在的军委工作是陈锡联在主持呀。”江青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解。
张春桥说：“中国是讲究名正言顺的，这个名正言顺和林彪的不同，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时期，毛主席的身体……”话说到这里时，他掉眼泪了。
江青说：“我们还是慢慢地和主席说吧。叶剑英这个家伙很狡猾，他一见时机对他不利，他就再不跳了。据说，他一天躲在他的住地根本就不出门，你很难再抓住他的把柄呀。”
那天，张春桥很激动，背着手从房间的这头走到那头，不停地抽烟。平时江青总要制止他。当着自己的面抽烟，她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不尊重。但是，这一次她竟然允许了。她知道，张春桥实际上对华国锋的任命是不满意的，但是既然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他也不好公开反对。别说是他，就是所有政治局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一个“不”字。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威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点，江青是更有体会的。要按列宁的话来说，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中国毕竟有中国的特点，在近十亿人口的大国里，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物，似乎还很难压得住阵。张春桥这样想。
江青说：“这个事情还是从长计议吧。眼下还是把邓小平影响彻底肃清再说，这个家伙才是我们当前的大敌。我真没有想到他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可见这个逆反心理和不正当的群体意识是多么的顽固。天安门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再不能低估他们的势力了。”
张春桥说：“一切的问题是谁在掌权，由谁来挂帅。这个华国锋就恐怕是个宋江式的人物，他毕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毕竟是间接的，而这一点对将来的斗争将会起很大的作用。看出来了吗？政治局里很不平静呀。这些天，毛主席的那句话常常在我的耳朵里回响，这就是：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中国一旦出现了那样的局面，我们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江青同志，政治上的问题，有些可是不能试验呀。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为了防止动枪动炮，只好来文的。可是一旦文的不行呢，就又要来武的了。’主席的这话可是含义深远哪。我还是主张避免发生那种不愉快的场面。有些情况本来就是不必要的嘛。例如让邓小平站出来，我当初就是反对的。这不是我们自己要否定自己吗？费了半天的劲，还是让人家来领导我们自己，这能不出问题吗？一旦人家挂了帅，你看吧，我们这些人就都成了案板上的肉，任凭人家来宰割吧。”
“我们都来劝主席吧，我想他对这个问题会胸中有数的。实际上，这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华国锋将来会承认你这个解释吗？”张春桥问道，“毛主席的话，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和说明的，要不然，就不会出现修正主义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让文元同志和他领导的写作班子多研究一下苏联赫鲁晓夫篡权的历史教训，总结一下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的原因，我承认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是越来越现实了，历史留给我们的机会和时间已经有限了。”
“江青同志，你这句话可是真正说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我一直忧虑和不愿意在政治局上多讲话的原因。人家和我们都在争取这个时间和机会呢。叶剑英在总理生前天天都要往那里跑，他想干什么，就是想捞稻草嘛，不过周恩来的确是个顾全大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和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冒险分子，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林彪们，不同。但是，既然会出林彪，难道就不会出叶彪、邓彪或者其他什么彪吗？总之，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弄得不好，历史还会再走一个大弯路。我就担心，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还能否再把乾坤扭转过来？”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江青迟疑地问道。
“也许比我想象得还要严重，建国以来，你见过天安门广场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吗？没有。依我看，这也可以看作是将来反革命政变的一个预演。这就说明了邓小平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充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我们过去总是忽视这个问题，学习理论没有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现实紧密地结合。或者说没有和党内最高层的斗争结合，就不容易看清楚一些问题。毛主席总是想给我们制造几个对立面。认为这才是符合辩证法的，但是人为地制造和把一些像邓小平这样的人重新使用起来，一下子提到了如此的高度，这可是一般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呀。人，可不像其他的动物，人是最难以认识的，除了利益相连和政治上相连，还没有见过两个根本对立的路线代表人物能够在一起很好地团结的。前一段政治局内部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江青同志，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否有道理呀？”
就是现在回顾起来，江青也觉得直冒冷汗呢。可惜呀可惜，这些话只能作为历史的记忆了。就像张春桥讲的一样，政治上的斗争是不能再来一次的，决定命运的胜负一旦形成，胜利者是绝对不会给失败者留下喘息的时间的。邓小平不正是这样吗？润之呀润之，你当初可是真正糊涂了，为了自己历史上的名声，你可知你已经断送了你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吗？
想到这里时，江青已经双泪长流了。
在法庭上的时候，江青尽量控制着不流眼泪，以免他们看笑话。现在，她却真想放大声地痛哭一场。从一系列的迹象可以看出来，邓小平即将取代华国锋。这是一个对自己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的变化莫测，一般的人根本摸不准他在耍什么心眼，只有毛泽东还能耐着性子看得出来。不过，她承认他是一个政治经验最丰富的人，连张春桥也对她说：“一般的人都怕他，他那双眼睛盯着看人的时候，很难猜得清他是在想什么。他从来不和我们交心，他除了和他关系密切的那几个人经常在一起外，和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这批政治力量基本上不来往。这是很危险的人，我看将来出事的缺口，就在他的身上。”
现在，事实还是证明了他的预见。就是到了今天，想起当年那一连串的话，仍像冰雹似的敲在她的脑袋上，她感到了一阵晕眩。邓小平呀邓小平，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厉害。过去自己在许多方面得罪了他，现在他可是步步紧逼，连半点面子也不讲了。他不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是绝不会甘心的，看来命该如此，她必须要有这种准备。想到此，她把心一横，豁出去了……
第二十七章
对江青的量刑，牵动着世人的目光。面对国际舆论，邓小平拍板了……
当许多国家的元首相政府首脑给华国锋、邓小平和赵紫阳等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或电报，要求对江青网开一面，不能判死刑的时候，中央最高决策层里震动了。
“这些外国人总是喜欢关心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的主权不需要别人指手划脚。”邓小平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说。“江青这个人，杀不杀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权范围，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
但是，国际上的重大动态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上了他的案桌。
“许多世界妇女组织的代表到我驻联合国机构门前，举行游行，呼吁全世界的妇女人士对营救江青给予关注。江青是中国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领袖毛泽东的遗孀，她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由于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不能对她采取像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那样判处死刑。保全江青的生命是维护妇女参政问政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一些维护人权的组织也发出各种信件，致函中国政府：“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考虑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意见，保全江青的生命，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标志。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一些卓越的政治家被剥夺了生命，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但是，没有一件证据表明，是江青亲自下令处死他们的。实际上，那些人的死亡，和江青并没有直接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对任何的反对派采取过杀人判死刑的先例。如果现任当局对江青采取处死的刑罚，那将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对政治家实行杀掉脑袋的先河，这对将来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是十分的不利，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三思……”
就在审判过程中，一些外国人高举“特赦江青”、“不要杀死江青”的牌子，到中国外交部和一些行政机构的门前举行示威，递交有关信件，反对对江青和其他政治犯判处死刑……
胡耀邦对江华说：“看来你们还是听取一下外国的反映比较好，中国正在走向开放，中国的法律虽然要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但是总要考虑和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接轨的问题。江青的影响这么大，我们处理不慎重不好。我现在主张不杀江青，给她留条活路。”
江华点点头：“这样好。另外，审判的判决书也要和起诉书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这次审判绝不涉及路线问题和工作中的错误，实际上还是提到了。我们这次的判决书就要准确地体现出中央的这个精神来，把一切含糊不清的事情就不再提了。譬如‘长沙告状’这件事，就属于工作范围的事，不能列为犯罪。几个政治局委员在一起研究和商量中央内部的事，这是可以的，也是党纪允许的。向中央主席反映一些领导人的问题，不管正确与否，都不构成犯罪。判决书如果还是依照起诉书的套路，就会在历史上留下后遗症。”
胡耀邦不住地说：“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宁可后退一点，把该追究的不追究了，也不能让人家将来搞翻案，最后搞到我们的头上，这种历史性的错误是不能再犯了。你记住。要使我们的判决书的每一条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赵紫阳对江华说：“还有个王洪文的问题。他和江青相比，虽然认罪比较好，但是他还年轻，小平同志跟我一再说，王洪文当着他的面多次讲过，十年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是不得了，他出来还会再起作用。此外，他的地位比江青和张春桥都高，还是要把他判得重一些。千万不能放虎归山。其他的人都无所谓，判轻判重没有什么全局性的影响。”
江华把这些指示再次拿到审判会议上进行讨论，反响还是比较热烈的。
有人说：“江青大闹法庭，把我们骂得一塌糊涂，不让她死，我们在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她的量刑和张春桥该有所区别才好。不然，还是不能证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江华说：“在量刑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不能用个人的感情来代替法律的问题了。要按我的思想，把江青杀上一百次也不解恨。但是，那是个人的仇恨，而不是在为法律伸张正义。另外，我们国家自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们总是要顾及世界的影响，这也是为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嘛。这次审判不能仅仅看作是判几个人的问题，而要从多种因素上来考虑问题。”
有人又说：“刘少奇曾经领导人民起草了《宪法》，在他遭受摧残的时候，拿出《宪法》来讲理，可是推又和他来讲理呢？现在我们来和江青讲理，她仍然不和我们讲理。对这样的人就是枪毙了，也不会有什么人提出不同的意见，除非是她的帮派体系。”
到了合议庭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对江青所犯的《刑法》第一百零一条。即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的定性，我看很不合适。这条罪的本意是指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人才适合这条法律。我们遇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江青就是为了杀人或者伤人来讲一些话的。所以，以此定罪很难说服大多数的人。”
马上就有人提出反驳：“这话错了，一九六七年，江青在关于河南的一次讲话中，公然号召造反派拿起武器，四天后，两场武斗就使三十七人死亡，二百九十多人受伤，三百多人当了俘虏，其中两人被活埋。江青听了汇报后，竟连声称赞指挥者的才能，说他是杨子荣似的英雄，他的事迹可以写本书。这还不是反革命杀人吗？这种罪行还不是令人发指的吗？”
“不能这样认为。据我所知，江青没有公开提倡过武斗，她是说过‘文攻武卫’这几个字。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和当时的记载来看，最早提出这句话的是毛主席。毛主席早就讲过‘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句话，而且还有过批示。”这位法律专家说，“法律的定性和群众的大批判不同，我们一定要经过严肃、认真的推敲才能做到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江华最后表态：“至于给江青判什么刑的问题，我看还是要提交政治局讨论，由中央拿出个意见来后，我们再最后表决。”
所以，几上几下后，最后的拍板又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此刻，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是三七开，他发动的，当然他还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的。他不维护他的错误就很难再坚持下去，这点我在当时就看清楚了。毛主席让我主持一个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评价的时候，我就婉言拒绝了。我说：‘我是桃花源里人，不了解情况，很难有发言权啊。’现在我可以公开地说：‘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地否定，半点也不肯定。要么就全部否，要么就留着，一点也不否，看历史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胡耀邦坚决支持道：“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对中国人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一场浩劫，是一场动乱。我们不这样地提出问题，就会给江青反革命集团留下了复辟的希望。”邓小平接着说：“一点希望也不给他们，让他们彻底绝望。”
当邓小平听取了江华和彭真等人关于对江青判刑的意见后，他沉思了。
看来，他必须在江青死和活的判决上来一个最后拍板了。
看着江青的名字，他耳朵边老是响着江青的一些话语：
“宋江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诗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的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从江青的这些话语里可以看出，她对“自首”和“叛徒”等字眼是深恶痛绝的，她决不会轻易地，不，应该是根本不会向我们缴械投降。对她不处死也不能再放她出去，就让她在监狱里度过她的一生吧，邓小平也下了狠心。他又想起了一九七五年自己和江青的那次交锋。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第五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关于理论问题，要弄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还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很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邓小平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这些话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认为这是正常的指示。从理论上总结和学习就行了。但是，江青却抓住这些开始大做文章。她对邓小平说：“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带头谈一下你学习这些指示的体会，要联系批判刘少奇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讲。在这个问题上，你也是有救训的。”
邓小平火了：“主席是让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的，没有让我来写或讲。要讲你讲吧，我还没有深刻地领会透彻，还得再好好地学学。”
江青也马上不高兴了，她说：“你的态度就不对头啊！看来你对毛主席的指示有抵触情绪。这可是不对头啊。关键是要讲这个专政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坏人都解放出来了。这符合不符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且不论，你总应该给他们多讲一讲专政的道理，以便让大家也知道你是毛主席点的将，已经完全抛弃了刘少奇的路线，树立了可以改造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错误的光辉榜样。不然，有人可要说你是穿新鞋，走老路了。”
邓小平说：“我能不能改正错误，毛主席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指教。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和我讲这话呢？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我们之间个人的事，我没有必要来向你汇报。这话，总不过分吧？什么叫穿新鞋，走老路？我这个人水平不高，倒想请你给介绍介绍。”
这几句话，一下子把江青顶了回去。
江青随后就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散布说：“邓小平这个人可是并没有改正错误的决心。他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非常不热心。他热衷于解放所谓老干部，使用的尽是犯了错误而又不愿意好好改正错误的人。这个人，还要好好地观察啊。”
江青也曾经向毛泽东反映了邓小平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很反感地说：“我为什么就听不到其他同志的反映，就是你在这里嘀嘀咕咕，多么不好呀。我看你还是好好地看书学习吧。国内的问题你可以研究，有什么情况报我。你不要在其他同志们后面瞎叨咕，就像个惹事生非的老太婆似的。”
江青一下子傻眼了。
消息传到邓小平耳朵里。他很高兴地对一些人说：“毛主席经受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以后。看来是吸取了教训了。毛主席讲：‘文化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又讲：‘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再加上当前学习理论的指示，正好三条。今后，我们就是要以这三条指示为纲？把全国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文章。”
于是，就有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来源。
胡乔木得到邓小平的这个精神后，多次对邓小平说：“毛主席的这三条指示，可以保证我们将来的一个时期里不会再出什么大的乱子。这三条，有利于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也有利于继续大规模地解放一批过去受打击的老同志。只要遵照你的以三条指示为纲的路线，我们就能在本世纪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理想。”
邓小平马上说：“好啊。你就找几个秀才们，但是不要姚文元的那些人，组织一个班子，就像当年的反修班子那样，连续写几篇好文章。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向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宣战。把那些不干工作，专门搞派性的人，把那些混在领导班子里搞勾心斗角的人，把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搞打砸抢的人，乘此机会统统地清除出去。先选择一些地方上的或者部门的单位打开缺口，然后逐步地扩大，彻底地解决好我们工作中的隐患和阻力。”
胡乔木果然找了几个笔杆子，开始动笔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为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从七月底开始起草这篇文章。这是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而写的，原拟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主办的新刊物《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很多意见，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陶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工业发展有关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现在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开始要严一点。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有章程，农业有六十条，工业也有个条例，主席一直讲要修改，而不是废除。要采用新技术，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第一是石油，要尽量发展，尽量多出口，这是最可靠的，不要揪住日本一家，可向西欧打开出路，卖给西德和法国，可以换回好多东西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听取了负责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等人的汇报，指示他们要抓好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工作，反对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打击，说：“毛主席实际上是不同意那些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的，他就和我说过：‘老九不能走啊。’现在这些地方不敢抓业务，不敢搞科研，这怎么得了？不行嘛，就是要大胆地抓基础科学的研究，抓重点项目的攻关，不要怕人家说你们是搞白专道路。你们就是要按照我们过去的办法来搞，无非是人家说你复辟了，只要他们说你复辟了，就说明你们的工作搞好了。”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又在听取他们制定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时，进一步地说：“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为什么留着？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思想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工厂企业都要注意，创造条件，关心他们，要把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统统地拨拉下去……”
这一下，他的好多东西叫江青抓住了。又是江青首先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邓小平说：“最近，邓小平搞了许多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什么大搞整顿，什么今不如昔，什么要揪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你邓小平究竟是指谁？我看你就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我们当前的大好形势。我就怀疑你邓小平究竟改正错误了没有？你说你是永不翻案，可是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你是要翻案的。我们还要给你足够的时间，希望你能对你的这些行为作出恰当的解释，全党同志还是欢迎你的。”
邓小平对此很不服气，当场顶道：“‘三项指示’不是毛主席说的，用毛主席的指示为纲，这有什么错；难道毛主席的指示也有错吗？”
张春桥马上说：“我们从来听说的是毛主席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听说要以毛主席的某一句话为纲。如果像你这样开了头，也就可以说，以为人民服务为纲、以抓革命促生产为纲，这样不是到处可以为纲了吗？这样的提法是很明显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道理你是推翻不了的。”江青几乎是拍着桌子说。
邓小平等他们讲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说：“我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经过毛主席认可的。”
“你胡说，请你邓小平拿出证据来！”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几乎同时站起来了。
邓小平说：“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通知》中，就提到了毛主席所说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这份文件是经毛主席圈阅过的。这是可以作为根据的。”
这一下，把这几个人都镇住了，江青好一阵没有吭气。
邓小平以为自己胜利了，他在会议后向周恩来汇报的时候还说：“他们就怕摆事实讲道理，我把毛主席的批示证据拿出来后，他们立刻傻眼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看得很清楚，江青他们根本不得人心，这些人必须和他们坚决斗争才能使他们稍加收敛。”
周恩来提醒道：“我看你还是要谨慎点好，事情不会完的，他们这些人是从来不会就事论事的，这个问题上也许他们不再打你了，他们还会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继续向你开炮。你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吃亏。现在，你要采取最大的措施能够争取毛主席的支持。”
事实还是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就在这年的十月底，突如其来的风暴又一次把邓小平卷进了漩涡的中心。那天政治局的会议上，华国锋第一个站起来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小平同志，你又犯错误了，你的这个错误是严重的路线错误。”
邓小平还没有来得及讲话，江青就骂起来：“瞎了眼的，欺负到我的头上了。整整专了我三个月的政。三个月不允许我说话，这都是邓小平搞的，你要对你的错误负责。”
“究竟是怎么回事，把问题讲清楚嘛！”邓小平厉声问道。
于是，华国锋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华国锋传达完后，脸沉得像个黑锅底，他瞪了邓小平一眼，继续说：“毛主席认为邓小平同志这一段实在是太猖狂了，对江青同志很不尊重，对江青同志的不尊重实际上也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你看，前两月江青和邓小平的争论，现在看来还是江青同志说得对。毛主席又有指示了。”说完，他又继续传达：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这些重要的指示就把你邓小平同志的问题的盖子彻底揭开了。主席号召我们要彻底地批判小平同志的错误路线，和他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和他的错误搞在一起。”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其他政治局委员立刻争先恐后地要发言，要表态，要批判邓小平。
江青紧接着说：“邓小平的错误问题主要是他一心一意地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要组织还乡团来和我们进行秋后算账。同志们，你们能容忍吗？你们究竟是跟邓小平走，还是要跟毛主席走？造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问题。”
这下，政治局会议上的风向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很快，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作了打招呼的会议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全军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断定，这场矛头对准他和周恩来的斗争，是江青和毛远新等人一手策划的，他恨透了这几个人。当时他就对叶剑英说：“可惜我太性子急了，明知毛主席的身体不会再有几天了，我还是等不及了。要是再坚持一年之久，事情就更好解决了，那时的斗争就更会有艺术性。”
想到这里，邓小平把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仔细地看了两遍，给胡耀邦打了个电话，说：“对这次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量刑问题，我的意见是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我们拿出一个意见来，再提交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表决通过，这样也可以体现党的原则和法庭的独立办案的权利。”
胡耀邦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你对江青的量刑意见是什么？”
“我看，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邓小平说，“但是，又没有必要非要把她杀掉，我看就判死缓，给她一个不死不活的难受日子过过。”
胡耀邦哈哈大笑道：“还是小平同志的意见高，就是高！这一手够我们学习了。”
“不过，这还不算定了呀，还得上政治局会议，最后再交给特别法庭讨论。”
胡耀邦说：“你才是真正的民主呢。这标志着我们的国家正在向民主政治发展。”
正像胡耀邦所预料到的，判江青死缓的意见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赵紫阳说：“国际上对江青有好感，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政治家，又是毛泽东的妻子，所以影响比较大，其实如果要让他们尝一尝江青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味道，他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对江青这样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举行第五次合议庭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江青量刑进行表决……”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整，特别法庭举行的判决书签字议式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举行。
全体审判员排着队，依次签名：江华，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
当所有的人，除费孝通出国由别人代签外，都是自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将是能否对历史负责的凭证。
这时，举世都在观看着另一场牵动人心的落幕戏……
第二十八章
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江青面对审判台上张张熟悉的面孔，心中泛起别样的感觉。但判决未完，她已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你们不要推推扯扯嘛，我会走，”江青狠狠地瞥了身旁的几名法警一眼，厉声说。
“那就快，快呀！”法警催她快点上汽车。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我是一个病人，和你们这些人不同。你们学过人道主义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而不是罪犯。你们不要将来后悔。”
法警哼了一声，没人再和她说什么了。
江青起床以后，就知道今天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时刻了。迎面扑来的冷风使她的头脑越发清醒，她将头发梳得光光溜溜，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她在最后和数百名群众见面的时候，力争来一个精彩的亮相，也可能这就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
“江青，你估计他们会怎样处理你吗？你可以猜一猜。”那个对她比较客气的监管人问道。
江青的思绪被这问话打断了，她故意打了个呵欠，绷着脸说：“脑袋割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从来不怕死的。也可以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即一九三二年春，我就时刻准备着要为共产主义而贡献终身。再说的具体点，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我又一次准备好了牺牲。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策划了反革命政变，将我逮捕的那天，我再次准备好了死。现在，我随时作好见马克思和毛主席的准备。所以，我什么都不想了。”
“你真的不怕死？”
“怕死就不革命，”江青显得理直气壮地说。
这天，是一九八一年的一月二十五日早晨，北京市的气温为零下十五度。天还没有亮，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附近，早已挤满了特意赶来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别演戏了，我们已经猜到了，江青判的是死缓，你们不会杀她的。她把你们臭骂了一通，你们也不过就是那样嘛。换成普通的老百姓，你们能这样吗？”“我们早早地赶来，就是为了见见江青嘛，公开审判，为什么不让我们看看这位毛泽东的遗孀？”“审江青还怕群众看吗？让我们进去听听吧！”
但是，数千名警察将整个的审判之地围成了两道人墙。凡是没有旁听证的人，包括外国的记者，一律不得靠近那座今天显得特别森严的审判大厅和外面的建筑物。
提前一个小时就进场的八百多名旁听人员，已经坐在指定的位置上，他们屏息静待，争看江青在最后宣判时的那精彩一幕。说老实话，几乎所有的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江青。其次才是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至于陈伯达、黄永胜等其他的人物，大家对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
九点整，特别法庭的警铃第三次响起。江华、伍修权等审判人员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审判台上，那一张张威严的面孔，对所有的罪犯来说，应该是最有威慑力的。
“现在开庭！”长得胖头胖脑的江华大声宣布。接着就是传被告人到庭。
江青出现了。
旁听席上人声嗡起，齐刷刷的眼睛一下子都对准了身穿黑色棉衣的江青。
江青旁若无人地背着手，挺胸昂首地环视了一遍礼堂里的旁听者。这时，她突发奇念，竟然想起了毛泽东的前夫人杨开慧了。那个上中学时就和毛泽东认识，一九二一年与毛泽东结婚的奇女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就加入的革命者。她二十多岁就跟着毛泽东在上海、长沙、武昌、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她留在长沙坚持武装斗争，被国民党在长沙的头子何键所逮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何键让她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关系，杨开慧坚贞不屈，断然拒绝。她于一九三〇年被枪杀在长沙，当时，她才二十九岁。
毛泽东对杨开慧是有感情的。他对江青说过：“你要向开慧学习，她在敌人面前坚强得很，一个女同志，带着三个孩子，何键对她利诱威逼，她都没有上他的当。她知道，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是最光荣的，就是死了也要名标千秋。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一旦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就向敌人苦苦哀求，其实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个活着的躯壳。人，还是要有点灵魂，有点精神，不然就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
江青说：“我将来有考验的时候，也会像开慧同志那样的。”
“你同开慧同志其实有着相同的性格，脾气也有点一样，我从认识你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毛泽东深情地说，“开慧为有我这么一个丈夫而感到骄傲，我为有她那么一个妻子而感到自豪。”
江青说：“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在任何情况下是你的学生和战友。”
“那我就高兴了。”毛泽东说，“我们俩在家里是夫妻，在党内是同志和战友。”
这些几十年前的话，江青觉得犹在眼前和耳边。她自己在攀比着，一个杨开慧，另一个是她江青。毛泽东的两个夫人，几乎都落了个坐监、杀头的下场。只不过一个是坐国民党的监狱，另一个是坐共产党的牢房；一个死在民主革命时期，另一个可能要死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是，他们都是为了革命，为了捍卫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想到这里，江青的脑袋仰得更高了。
江青进了为她准备的被告席位置时，她一眼就看见了张春桥。
张春桥也看了她一眼，两双目光相碰的剎那间，他们的眼睛都闪出一丝明亮的光彩，那是同命运、共患难的情感的流露。虽然彼此无话，但是眼睛里的交流他们自己都感觉到了。
从旁听席上看去，自左至右被告的排列是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皎。
江青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瞅着审判台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不禁泛起一种别样的感觉。当初。他们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笑脸相迎，点头哈腰，说尽了各种好话。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特别是那个江华，当年他在自己面前讲起刘少奇来时，就曾经提出要审判的建议，毛泽东说：“不可如此，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还是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学习苏联的样子，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处理反对派。”现在，他倒成了这出戏的主角。江青在心里这样骂道。
“……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押。……被告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也不要特别法庭指定辩护人为他们辩护。……本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了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
江青听到这里。嘴角露出冷笑。她依次瞟了审判台上的这些人物们几下，心想：这些人坐在那里煞有介事，好像他们果真是代表人民在那里执行什么神圣的使命，其实不过是个西洋镜。他们哪里有权决定什么政策，不过是中央最高当局决策人的传声筒而已。她断定江华宣读的判决并不是出自他们的讨论和研究，而是代表邓小平意志的执行。他们所讲的法律依据，统统都是站不住脚的。她把那两个小本本翻来翻去，也没有找到她自己违反了哪条哪款，他们可以信口胡编，而这个法庭就能够照此办理，进行宣判。这简直是强奸法律，简直是强奸民意，江青很为自己发明的这几个词汇而得意。她本想现在就给他们来个愤怒抗议，但是她强忍着，强忍着……
张春桥压根儿就没有听他们在宣读些什么。他好像在打瞌睡，又像是闭目养神……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又想起毛泽东和她的谈话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底，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刘少奇几次要求和毛泽东谈话，说有要紧事情商量，毛泽东决定见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面见刘少奇，这次会见决定了他们俩的彻底决裂。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问道，“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利。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回去以后可以看一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清楚了。”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那本书来说，“你还是看看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吧，我的少奇同志。”
刘少奇翻开毛泽东所指的那段话：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来看，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过书来，轻轻地合上，随口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两人落了个不欢而散。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看到了吧？刘少奇和他所代表的那伙势力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作秋后算账的。我看，要算就现在算，算他个一清二楚，不要他们将来再弄麻烦。当然，这也由不得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搞得好，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的复辟就是不可能的。什么依法行事，我们的法和资产阶级的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情。在无产阶级看来，革命就是最大的法。”
江青想到这里后，神态更加安祥了。她怀着一种刻骨的仇恨死死地盯着正念判决书的江华。她那双喷火的眼睛真想要把今天的法庭化为灰烬。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和破坏军队，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知识分于和社会各阶层群众，毒害广大青少年，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前后共达十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使我国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特别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江青认为，这些都是早已预料到的陈词滥调，完全没有什么新鲜玩艺儿。她拔下耳机，摔到面前的案桌上，身子往后一躺，闭上了眼睛。她不是不想听，而是不愿意听这些毫不讲理的诬蔑之词。她不止一次地对监所人员骂道：“审判我的人，都是一些讼棍！是一些法律界的流氓！他们除了根据其主子鹦鹉学舌外，根本听不进去一点点基本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地大骂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敢讲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一起制定的决定要发动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点点基本历史事实。如果连这个都不敢承认，那就更谈不到其他的问题。因此他们心中有鬼，所以就要混淆是非，就要倒打一耙，就要给我罗织罪名，就要嫁祸于人，他们所玩弄的，大体就是这么一套东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本庭的职责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刑事犯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本庭不审理各被告人的不属于刑事犯罪的其他问题……”
听到这里，江青真想哈哈大笑。什么“不属于刑事犯罪”，你们所干的这一切才是地地道道的刑事犯罪！本来抓我江某人的理由是说我“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经过我的辩驳，篡改的正是华国锋一伙，他们理亏词穷，就又拿出这一套来诬陷我。你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是以陷害我江某人为目的。这哪里有什么公道？哪里有什么法律？你们专拣一些似乎和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件来审问，其目的就是想达到推翻毛泽东为标志的中国政权的阴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试想，假如毛泽东健在，能够允许你们这样干吗？
审判台上，二十五名法官端坐在中央，二十四名检察官坐在旁边，九名律师和三名书记员坐在另一边。他们都在紧张地注视着台下的十名被告，密切观察着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江青瞥了身旁的吴法宪一眼，看到他躬着腰，像个胖大虾似的，两条腿不住地发抖。身后的法警扶着他，就像手里抓着一双老掉毛的鸭子。她鄙视地哼了一声，真想不到林彪为什么看中了这么一个草包司令。
这时，审判台上，江华把《判决书》递给了副庭长伍修权。看来，他有点力不从心了，念字的声音显得有些嘶哑。像一只接不上气来的老公鸡叫似的。伍修权抬起头来扫了一遍台下的各位被告，脸膛绷得紧紧的，像一面怦怦直响的鼓皮。他的声音非常洪亮：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祚、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又使王广恩也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危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江青此时又戴上耳机，仄着脑袋倾听对她的指控。她不时地摇摇头，轻蔑地冷笑着。她想用一句鲁迅的名言来回击一下这次审判。忽然。她才发现，她的对面那个麦克风没有了。原来，今天的宣判是根本不让他们讲话的。这使她感到十分遗憾。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一九七六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二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这些问题是个屁，江青咕嚷了几句。她对这些指控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她早就对检察官说过：“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审查一些干部，我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难道就不可以批评一些同志，一批评就是诬陷？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为什么群众对他们不放过？难道是群众也是诬陷？整理他们材料的，有各级的负责机关，我不过是看了材料后的看法，即使有错误，也不能是由我负责，何况还没有什么错误呢？这些屁话一钱不值！”江青嘴里不住地叨咕着。
伍修权的声音再提高了，他下意识地看了江青一眼，和她打了个照面，不由得把速度加快了：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使劲地揪下耳机，扔在一旁，满脸的怒气对着法庭的审判台。她此刻根本不想再听其他人的判决，也顾不上过问其他人的状况。她咬牙切齿地很想痛骂法庭一顿，但是此刻实在没有这种机会和条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这是从旁听席上看到的。她也在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光盯着自己，江青暗暗地说，这个人，就是王光美，她的十足的仇人。她记起了王光美对她说的一句话，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她进入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时，在瀛台那里碰见的。
王光美说：“江青同志，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过去我对你的批评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消化，是我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回忆起来，我很后悔，我和少奇同志就在主席身边，按理说，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神使鬼差，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路。现在我们多么想回到毛主席的身边呀。江青同志，你一定要帮助我，我永远要跟着毛主席走……”
当时，她简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完全是一副痛改前非的模样。现在呢？你看她多么得意，仿佛天下已经成了她的了。幸亏刘少奇死了，不然……
轮到宣判十名被告命运的时候了，伍修权又把《判决书》给了江华。江华刚才喝了不少水，嗓子已经滋润得差不多了。他接过那几张份量很重的纸张时，目光有意地扫了江青一眼。江青看得很清楚，她也相应地作好了准备。只等他讲那几句话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响亮的回答。
江华的嗓门不像伍修权那样洪亮，但是他的话语却显得非常清晰。
整个大礼堂里，静得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八百多旁听者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左右环视，注意着江青等人的反映。他们似乎感觉到，在这次审判中，只有这个女人才是唯一的明星。但是，他们谁也猜不准，她在那一剎那里会有什么精彩的表演。
法警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十名被告的身后。有人发现江青背后的法警手里，拿着手铐。这些微小的表示和其他的被告形成了显著的区别。
“上列被告人王洪文、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皎各自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姚文元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不承认是犯罪。张春桥不回答法庭对他的审问。江青破坏法庭秩序。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礼堂里的气氛紧张极了。
十名被告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江青本来不愿意站起来，但是看见其他的人都站了起来，她只得极不情愿地立起。她的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随时作好了拼一场的准备了。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坚决不承认反革命的法庭判决！”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等江华把她的判决念完，江青就振臂高呼起口号来了。
整个法庭为之大哗，旁听席上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争着一睹江青最后的这段风采。
伍修权激动地也站了起来，他大声喝道：“把死刑犯江青押出去！”
话音刚落，站在江青身后的两个女法警立刻扑过来，强行给拼命挣扎着的江青戴上了手铐。江青还在高呼：“我抗议你们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反革命政变政府……”
法警反剪她的双臂，连拖带推，像押一头发了疯的珍奇动物似的把披头散发的江青拉了出去。她嘴里不停地骂道：“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派是不会饶恕你们的！打倒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江青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句号。
第二十九章
宣判后，彭真又与江青见面了：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安排？
十四年前，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是以解决彭真的问题为第一个战役的。那时，冲锋陷阵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今天，具体负责这次审判的，却是彭真。
宣判以后，邓小平微笑着对彭真说：“你应该会见一下这十名被告，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听听他们现在的想法。历时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回才是真正落下了帷幕。我记得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是江青向你要的有关材料，现在你去会会她，这大概就是命运的巧合吧。”
“好，我也想见见这些在中国历时上演了十多年大戏的演员们。”彭真说，“现在才是他们卸了装、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当然应该见见，最近就让有关方面安排。”
彭真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的情景，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忘记过去：
那天，刘少奇宣布彭真停职审查后，江青特意走到他的面前，问道：“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尽管这种机会是不多了。”
彭真痛苦地说：“我只希望你报告毛主席，我绝不会反对他。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的这话是能够经得起检验的，我不会食言的。”
“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但是路却是由你来走。”江青笑了笑，“你后悔了吗？哦，你还是不明白你的这一跤摔在哪里？是不是？这一跤就摔在你不听我的话上。现在你认识我了吗？我早就给你打过招呼，你就是不听，你要听那些所谓老革命的，他们有什么了不起。”
彭真听了吓了一跳。看来这件事情远远地没有结束，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才出山，还没有放那三把火呢。此刻，他不想再说什么了，就冷冷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让事实来检验吧。”
江青用手一撩茂密的头发，镜片后面的眼睛像枪口一样，瞄准了他：“你还不死心是不是？还想翻案？我告诉你，别做梦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地解决掉，不留下任何隐患。说句老实话，你想翻案，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
彭真犹如芒剠在背，嘴角闪出一丝悲凉的笑意：“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我只是服从党的纪律，不去考虑其他的任何问题。这点，我保证做到。”
因为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所以向她说这话也不为过。
老实说，彭真那时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是还没敢往翻案这一步上想。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写好检查，求得毛泽东的谅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他眼见着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似地打倒、撤换，他心里那股乐劲就甭提有多高兴了。他想，你们越打倒得多，我就越高兴，我就越不臭，也就越不孤立。当林彪也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沙漠上时，他就经常哈哈大笑了。他断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邓小平二次复出后，他就把自己的翻案计划正式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了。他甚至已经考虑好了他上台后怎样处理眼前几个人物的问题。
毛泽东的逝世，使彭真感到伤心。一个如此强大的人物一旦倒下去，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他未曾预料到一只熟睡的雄狮醒来后竟会使整个乾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他看到身后的结果是这样，他又会怎样做呢？不知怎地，彭真产生了这样的突发奇想。怎么想到这里来了？彭真这样自我问道。
真是无独有偶，江青此刻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吗？
江青已经看到了给她发下来的判决书，接判决书的时候，她果断地说：“真正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张春桥同志，他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次审判中，我们俩各自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我在法庭上是力所能及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刻，他是用沉默来对付修正主义的法庭，这就叫：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时，她又冷静下来了。
凝视着判决书，江青想起了毛泽东当年的一系列精辟的论断：
还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就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可是时间过去二十五年了，怎么还是看不见一点曙光呢？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泽东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的这些话还灵不灵呢？江青这样问道。我这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还能看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吗？是的，这个女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服输的。她每天都在盼望着毛泽东的预言出现，也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情。她的思维和观念还是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岁月里，日夜迷恋着她在钓鱼台和中南海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极权日子。如果没有这个支撑着她，她的日子就更难打发了。接到判决书时，她向特别法庭的代表提出：“我要求见见邓小平和华国锋，我有话对他们讲，我要问问他们，现在他们到底还听不听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
“我们只有转告的权力，没有答复你的义务。”法庭代表回答得很明确。
就在这时，江青接到了彭真要会见十名已判决犯的通知。
这是宣判一个星期后，彭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小会议室里。逐个地和他们见面，询问一些情况。
当两双眼睛相碰的时候，几乎同时都凝固在那里了。
彭真，经受了那么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风暴，依然还是那副老样。江青长时间地盯着他，仿佛要从他的身上搜寻到一些什么东西。是啊，他挺过来了。艰难的人生，严酷的岁月，他探索着活下去的道路。可这是一条多么漫长而充满饥渴，充满辛酸，充满血泪，充满了人间所不能忍受的苦痛和死难的路呀。但尽管是荆棘遍地，然而也是悲壮地挺过来了。
这，才叫毅力，才叫强者。才是真正的勇士。尽管江青嗤之以鼻，但是他胜了，他笑到了最后。
彭真的眼睛也瞅着她，这位十年打遍神州无敌手，连刘少奇和林彪都最后败在她手下，弄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女人。现在，她完蛋了。她成了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但是，江青毕竟是江青。这个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巾帼骁将，依然保持着尊者的架子，她等待着彭真的问话。
“江青，你对法庭的判决，有什么想法？”唉，这本来是一句多余的话，彭真还是说出来了。
江青笑得很难看：“我在法庭上的答辩，想你已经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的回答。”
彭真说：“时代已经变了，党中央还是希望你能往前看，一切重新开始。”
“你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从你的地位来说，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走卒。”江青讥讽地说，“你还没有成为一个代表人物。这点，你比不上我。懂吗？我要求见邓小平。我要和华国锋好好对质一些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敢见我？你们的法律不是讲人人平等吗？怎么这个时候就不讲平等了？”
彭真耐着性子说：“不管你说我什么，法律上已给我们作了最后的结论。我按照法律程序，会将你的要求向中央有关方面汇报的。江青啊，作为多年来的同事，看在毛泽东主席的份上，我还是想和你说几句老实话，至于你能不能听进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江青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当年的架子，冷笑说：“我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对死已经无所谓了。你要说什么，我都可以洗耳恭听。”
“我看了毛主席致你的一封信后，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曾经对你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也多次受到过他的批评，我承认自己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不断地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作自我批评，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但是，你有自知之明吗？为什么对毛主席的批评也听不进去呢？”彭真讲到这里时，神情显得十分激动了。“不错，你是主席的夫人。我们曾经尊重过你，可这并不能成为你离开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发号施令的根据或资本。任何人从党章和党规上讲，都没有超越党的组织而为所欲为的权力，而你好好地想一想，你做得又怎么样呢？也可以说，今天你的这种结果，完全是你自己逼得同志们搞出来的，是你咎由自取的下场。”
“你讲够了没有？”江青恶狠狠地说，“既然你仔细地研究了主席致我的那封信，我就可以对你说得更清楚些。主席早就对你们有所考虑，知道你们是最善于玩弄这一套把戏的。说穿了，还在主席生前，你们就想搞这种反革命的法西斯政变，一来是主席早作了准备，二来是你们不敢铤而走险，担心人民不跟你们走。如果那时你们敢这样对待我，恐怕接受审判的就不是我，而是你们了。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对此我并不能再说什么。我只是要强调一点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倒是想劝劝你们，你们走得够远了，还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
“你别忘记你已经失败了，你是以罪犯的身份来和我讲话的。”彭真有些气恼了。
江青苛刻地冷笑道：“我当然忘记不了。不过，我也要提醒你，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你可以高枕无忧地横行霸道了，是不是？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你们在全国大搞所谓的清查，把一大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同志，包括一些资格很老的革命家，统统都打了下去，相反地把一些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亲手打倒的一些人又一个个地扶植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反革命复辟。这就是你们的功绩。你口口声声地说你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你说良心话，毛主席如果健在，能允许你们这样对待我吗？”
“我看你把话说得太远了。”彭真说，“你讲话总是盛气凌人，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地位。这不好嘛。我们从来是把毛主席当作一个党的领袖来看待的，我从来反对将主席神化。这点你可能也知道的。为此，你们才说我是反对毛主席。正因为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毛主席不可避免地要犯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的错误……”
江青厉声说：“我可是记得你在多次的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为了中国不走苏联的老路，我们必须搞这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是保证我们国家千秋万代不变色的问题。难道这些话你都要收回去吗？”
“我们承认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党中央并没有过多地指责毛泽东同志，仍然把他作为党的伟大领袖来看待。”彭真说，“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一致认为，没有毛主席，可能我们还在黑暗中徘徊。但是，你是拿上毛主席的错误来为自己辩护，来攻击和继续诬蔑党中央的决策，就是毛主席健在也是不能允许你的，这点道理你难道还不懂吗？”
江青冷笑道：“我们之间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有分歧。我希望这些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来解决，而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会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但是从邓小平到底下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他们乘主席患病不能主持工作时，以为时机成熟，一开始就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我和其他自己的同志，所以他们越走越远。现在可好了，把我当作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来看待，这岂不是说毛泽东是把一个反革命的头子作为自己的老婆吗？这不是公然诬蔑毛主席又是什么？”
“这点，我也可以告诉你，对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中央正在起草一个决议，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和你的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我再一次要求见华国锋和邓小平。”
“你见华国锋干什么？”彭真问道：“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代替他们向你来作解释和说明。我们党中央的团结是有保证的，因为人民在支持我们。”
“华国锋说了那么多的好话，现在不是都放了屁了嘛。回顾你们抓我的详细过程，可以看出，扣在我头上的罪名变来变去，有的相互矛盾，说穿了都是陷害，都是诬蔑。”江青气狠狠地说，“为什么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夏季发动一场评论《水浒》的讨论，就是针对着像华国锋这样的投降派的，我们预料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的时候，肯定要出这种叛徒。主席对我说：‘在所有的人物中，叛徒是最可怕的。他比公开的敌人要厉害十倍，破坏性也要大上十倍。《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其实，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的这些话，就是对今天这种现实最好的刻划。”
彭真说：“你的话已经离题万里了。不过，我还是要你把你的话都说完了。因为我不能和你一般见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们现在正是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团结奋斗。中国被你们折腾得够苦了，再不建设将来非落后不可。”
“那是你们的狡辩。”江青说，“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分清是与非的。大家都可以看到，你们所攻击我的最基本的东西，恰恰是毛主席最提倡和最坚持的。你们所谓的错误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你们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毛主席头上，甚至硬说毛主席会让你们这样干，简直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彭真说：“本来我很想通过和你的谈话，会对你有所帮助，起码能早点使你减刑或者保外就医。但是看你这个态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继续地对我进行攻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这样不欢而散了。江青呀，你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后果吧。”
“大不了马上杀头嘛，反正我已经判了死刑。再来一次就得了嘛。我可不是王洪文那样的胆小鬼，也不像有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现在又要赖账。我渴望自由，但是我更重视信仰。我知道，人的自由，不能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原则来作交易。人是要从大门行走的，人不能从狗的洞里爬出。所以，为了坚持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宁愿把这牢底来坐穿……”
“你这是和人民要为敌到底，尽管我们不想让你走这条路，但是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你，那就只好让事实或历史去为我们作结论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江青摆出坦诚的样子说：“我还是要见邓小平。有些事情他是最清楚的，也只有他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再见一面有何不可？你们这个判决虽然是终审的，但是我还要申诉。如果你们不能受理，那就让历史来作评判吧。反正我是不会向你们低头的。”
彭真见自己无法说服她，也就没有必要和她再作周旋了，于是谈话结束。
江青回到监房后。思索彭真在这个时候和自己谈话的真实用意，断定他是想劝自己向他们投降的。她在心里暗暗地骂道：“真是瞎了眼睛了！”提起江青和彭真的来往，还是颇有戏剧性的：
早在延安的时候，彭真负责中央党校的教育工作，毛泽东经常去党校讲话或作报告。江青也常常来听课，于是他们认识了。讲党史的时候，彭真有意地对江青说：“虽然陈独秀是我们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但是影响和作用，远远地比不上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才是我们党的缔造者。”
“彭真同志，你说这样讲好吗？”江青似乎是在问他，实际上进一步考验他。
彭真说：“从我们党诞生以来，经历了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同党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历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经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使我们党领导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我们党还是没有今天。”
那时，江青显得很谦虚，她对彭真说：“你给我讲讲陈独秀这个人怎么样？我对党的历史可是没有你知道得多呀。”彭真此刻还没有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对江青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尊敬，他对江青还有着某种需要，他说：“陈独秀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尽管他在五四运动初期起过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但是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右倾错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堕落成为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和彭述之、刘仁静等人组成一个小集团，充当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我们党自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据情报，陈独秀曾写给托洛茨基一封信，说‘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可见他是如何的不得人心。跟上这个人的，后来都陆续地回到了党的身边……”他向江青讲述了这些人的名字。
彭真对王明也很反感，他几次对江青说：“请你转告毛主席，党的七大无论如何不要把这个人选进中央委员会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害群之马。王明曾经拉拢我，要我到长江局工作，和他一起建立什么中央，我才不上他的当呢。”
“你对王明也了解吗？”江青问道。那时。毛泽东给她的一个任务，就是在和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接触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理论水平。所以，她对彭真的讲话很注意。
彭真“嗨”了一声说：“王明本来叫陈绍禹，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就在苏联的中山大学组织了个小宗派。当时他们有二十九个人，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一个人‘一半赞成’他的观点，所以也有：‘二十八个半’之称。他们的主要成员除了王明外，还有杨尚昆和张闻天这些人，都没有充分的实践经验，就会空谈马克思主义。本来，一九三〇年，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已经停止执行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了。王明一伙从苏联回国后，他乘机打着反立三路线的和’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并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四中全会，篡夺了领导权，统治了党中央。”
“你给我讲一讲王明路线的主张和他的内容吧。”江青似乎对什么都很新鲜，不断发问。
彭真滔滔不绝地讲道：“王明企图抹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企图超越民主革命阶段，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强调攻取中心城市，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反对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他们经常不顾条件地组织盲动主义的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操、罢市、罢课、罢岗、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等。他宣称‘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他们打倒一切，认为中间派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甚至连小资产阶级、小业主都在打倒之列。在组织上，他们以‘改造党’、‘改造红军为名’，到处派他的代表，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滥用组织处分……”
“你不要激动，慢慢地给我讲，这些东西对我太有用了。”江青对此表现出格外的重视。
江青掏出笔记本来，认真地记录着他讲的每一个重要情节。
彭真说：“王明路线，使白区的党组织百分之百受到了损失。一九三三年初，由王明的同伙组成的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才到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呀。”
“我恰恰是那个时候来到上海的。”江青叹了口气，说：“我说怎么搞的，党中央所在地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破坏得一塌糊涂。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用文艺戏剧的方式为掩护，开始了我在上海的革命活动的。”江青竟向彭真主动地介绍了她在上海的工作。“正像你说的，那时党的整个组织还是在‘左’的路线的把持下工作的，我没有少受他们的迫害呀。”
彭真说：“王明分子到了苏区后，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结果断送了整个苏区。在军事上看，他们长期在城市，对武装斗争根本不了解，只是硬性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打仗，说主席是‘游击主义’，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在防御中，他们实行保守主义，命令军队‘分兵把守’，‘节节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大转移。这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来历……”
“当时你在哪里呢？”江青问道。
彭真说：“我那时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直到抗日前夕才出来，后来到北方局工作。”
江青惊奇地问道：“那你怎么能知道党的这么多的历史情况呢？”
彭真说：“我也是通过学习呀。在延安党校里，就是要好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他的讲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可是革命的基本功呀。”
从这起，江青对彭真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总认为他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的。
建国后，彭真主持了北京市的工作。江青有什么事情经常找他，他还是很热情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江青敏锐地感觉到，彭真对毛泽东的态度变了！那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有事找毛泽东，正好毛泽东和别人谈话。他来到江青的办公室，和她谈起了苏联的情况。
江青觉得彭真有点夸夸其谈：“纠正斯大林的错误，主要靠正确的制度。有了制度，就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了。为此，就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不然，还是会在正确的制度下犯错误。斯大林的教训就在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决不能让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演……”
这句话，使江青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对毛泽东说：“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看我们党内并不是歌舞升平，万里晴空。有人可是要找你的毛病呢。”
毛泽东说：“这很正常，宫廷内就是围绕着权力这玩艺儿展开斗争嘛。斗吧，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不斗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人了。斗，是经常的事情，是我们的本行嘛。告诉我们的一些朋友们，要注意北京，北京这个地方可是容易闹鬼的地方，容易出事的地方。宫廷政变不一定要动用千军万马，一个连就够了。只要把我抓起来。向全国宣布就大功告成了。不过，这话不能和别人讲，也不能宣传这些东西，防止提醒一些人，搞连锁反映。”
这话。又使江青感到了毛骨悚然。一种危机感总是笼罩着她。
有人揭发：一九六一年前后，彭真在许多的场合讲：“同志们应该好好地研究这几年来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不需要纠正。如果有错误就要及时地纠偏，否则后患无穷。在这年的十一月，彭真指派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在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和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下发的所有文件，企图从中找问题，以便算账。
毛泽东立刻警惕了，他对江青说：“看来北京迟早要出点事情，弄不好就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要不是这几年抓阶级斗争，早出事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打响了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开始部署解决彭真等人的一系列措施。这年一月十八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所强调的就是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江青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这样说：“我和林彪谈了几次话，谈得不错。突出政治的提法，据林彪自己讲，是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你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林彪说，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一来，刘少奇看了又不敢轻举妄动了。我看通过这一段的措施，他们收敛很多了。但是不能停止，一旦给他们以喘息之际，他们的复合是以倍数来增加的。这个林彪也是找到了出气的时机了。刘少奇多年来重用彭真这个人，对林彪一直是采取压制的。林彪多次在我面前发泄对刘少奇和彭真的不满，他出来。彭真就怕。”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和田家英多次商量，有意砍掉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部分。这个事实被关锋揭发了出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大怒：“彭真的确是要往外跳呀，好，他既然先跳出来，我就先打断他的狗腿再说。田家英是个卖主求荣、要给自己留后路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不能再用。江青啊，还是从文化战线打缺口。然后再扩大战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江青找到林彪，又找了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前后开了十八天，江青对当前文艺战线的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了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结论。会后，总政搞了一个纪要，毛泽东三次修改，正式形成了一个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四月十日，彭真指示别人并经他审阅，起草了中央批发这个文件的通知。
彭真在这个通知中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期间，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修正主义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但是，此刻彭真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他已经感觉到自从毛泽东批判了他主持制定的《五人小组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后，还在采取重大措施，一场令他十分不安的压力正在向他逼来。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撤销他的汇报提纲，重新组织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下，彭真着慌了，跑到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双手作揖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一回可是砸了锅了，全靠诸位帮忙帮忙，渡过难关，我彭真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大难不死。不会忘记你们的。拜托！拜托！”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发了七份揭发彭真的文件给北京市委，打乱了彭真的阵脚。紧接着在五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将彭真隔离反省了。此后，他就开始了挨批挨斗的生涯，最后被关进了监狱。江青得意地说：“彭真反革命集团曾经是很强大的，他们不可一世，简直要吃人。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两个小回合，就把他彻底打倒了。彭真嘛，纸老虎嘛。”
现在，这种结局轮到江青了。她说的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吗？
第三十章
经过十年的岁月，江青并没有盼到自己想见到的局面。于是，她横下一条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她已经为自己考虑好了归宿，她为此反复地作了很多的准备。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够把自己从无尽的回忆和痛苦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可以作为她的抗议，也可以作为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亲属的时候，她反复地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能够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无愧地说，我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已经战斗到了最后的一息。不管他的事业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都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尽管不是成功的。我如果见到他，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晚了，本应该是他们送我来，现在是我自己来了。”
选择这条道路，她并没有感到过害怕。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活千年不也是要死吗？她感到满足的是：自己这一生轰轰烈烈，始终是人们所注意的焦点。对她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来说，此生没有白过，足矣，如果说她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生前看不到人们对她死后的最后的结论。因为她总不相信现在这一切就是她的盖棺论定。
自从一九八一年一月她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她就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她是准备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口号最后就义的。但是，这一天迟迟没有到来。一九八三年一月，她又被他们改判为无期徒刑，她不得不遗憾地说：“对此，我并不表示感谢。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观点的。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应该随着毛泽东的事业而走去。”
但是，没有人回答她的问话，也没有人再来提审她了。她失去了往日那么多人的过问和关心，她好像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她浑身无力地摸着墙壁坐在床上，当她的思路回到眼前的时候，突然地想起了她和周恩来最后的一次会面和谈话。他也是身患癌症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当江青在他身边坐下来以后，这位跟随了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老政治家，睁开他那微弱的眼睛，艰难地说：“我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不希望我们党再发生分裂了……”
江青对他的这种话感到了厌烦，她提高嗓门大声地说：“我们谁也不希望党再分裂，我可以告诉你，党是不会分裂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你已经是个病人了，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安心养病吧。”
周恩来听了她的话后，就闭上了眼睛，直到她离开也没有睁开。
想到这里。江青后悔吗？不！也许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这个周恩来给她准备好了的。
自从在那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总理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她心里对他产生的那些希望之火便一下子熄灭了。是的，如果周恩来能够在临终之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一些表示，那该多好呀！但是他没有。张春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他的回答是：“照主席的意见办，我从来是执行主席的指示的。”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对周恩来的这种回答，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总理的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她不好再说什么了。
多少人在临死之前想留恋这个世界呀。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对田家英进行了批判并宣布让他停止工作后，他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要求和她谈一次话。
江青略含讥意地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谈话有何意思？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你得意得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的什么大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的身边究竟干了多少帮助他的事情？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要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人！”
就在此后的几天里，田家英自杀了。
江青见过他死后的照片，样子非常难看而且恐怖。
她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二十五年后，她也要走他走过的那条路，而且选择的方法还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巧合吗？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和君王在一起的人，不是一句不慎得罪了君王而掉脑袋，就是被杀君王的人所杀，成了君王的牺牲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有一次，江青和田家英在讨论一个历史问题时，他畅所欲言地说。
“那是封建社会，现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这种局面是不会再有的。”江青说。
“那也不一定，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是杀了许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吗？”
“这个历史的教训按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江青说，“毛主席就提出，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采取的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就是吸取了斯大林肃反时的教训。我倒是觉得，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在处理时太仁慈了，譬如对彭德怀。”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许多地方还有封建主义的烙印。这也许就是我们还存在封建社会残余的原因吧。”
当时，江青对田家英的话很不以为然。她觉得那个年轻人狂妄得很，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往往还想以毛泽东的把关人的姿态出现在党内，最后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反感。毛泽东对江青说：“田家英这个人不能再用了，再用下去非出事不可。他总是要在党内最高领导层里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制造混乱，这还了得，他虽然不是宦官，但比宦官还要坏。最后发展到篡改我的指示了，把我对《海瑞罢官》要害的话一刀砍去，这在封建社会，就是篡改圣旨。不过，我不是皇帝，刘少奇才是皇帝呢。让田家英给我滚，我不想再见到他。”
田家英听到这些话，大哭一场。于是，果然走了。
江青这个时候，还想起了刘少奇最后一次给毛泽东的电话。那天，她正好在毛泽东的书房里。
“我是刘少奇，你是江青同志吗？我想和主席说几句话。”
江青一听是他的声音，就产生一种极大的恶感，她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毛泽东给她摆了摆手。意思是不愿意接他的电话。江青于是说：“主席刚刚休息，不能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如果重要，请你按组织程序向办公厅直接讲，如果可以和我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转告主席。”
“你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我可以和你谈一谈。”
“和我谈就没有必要了，我只是负责转告主席的一些话。”江青从概念上作了纠正。
“请你向主席说一下，我有好多的话想向主席和政治局讲。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是否让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我向中央交权。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总得要和我说个明白呀，就是对我进行审判，也应该让我说话呀！”
江青大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找主席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屁话吗？你刘少奇也整了许多的人，难道不明白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吗？当年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时候，你是怎么讲话的？轮到你的时候就受不了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能够忍辱负重吗？你的修养哪里去了？”
江青一连串的问话，把这个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切最后又轮到她自己了。不过，她在法庭上，已经把她要说的话，基本上说得差不多了。尽管言犹未尽，但是这一切就使最高当局慌得不得了。她一直认为她的话对他们有巨大的打击力和杀伤力。
不知怎的。她突然想起了陈伯达来了。
陈伯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下午的军级干部大会的讲话里，十分激动地骂了一通刘少奇。那个讲话，谁也没有授意他那么讲，完全是出自他的本意。他说：“一九六四年刘少奇作了一个公开报告，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落到我们手里，把他反对毛主席的东西砍掉了，他就不让发表了。他对我说：‘我的这个报告还要再修改，再斟酌。你们还是不要发表嘛。’他的报告，讲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他对这个问题强调了许多次。说：‘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如不按照我说的蹲点的办法去做，还是接照毛主席的方法搞调查研究，就不要再作中央委员了，就别再当支部书记了，也别当干部了。’他就是要用这个方法来改组干部队伍，改组党中央。他说的蹲点，就是王光美式的蹲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蹲点，是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蹲点。刘少奇就是抓住这个蹲点的问题，想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同志们想一想，他的阴谋是多么的危险呀！”
但是，审判他的时候，他却把他的这一切都推掉了，说他是受了江某人的指示而不得不这样说话和做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毛泽东生前，陈伯达多次在他面前告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状，数次写信反映他们的问题，他曾经对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同志给邓小平提意见，跟他商量不派工作组，他就打回去，说：‘一定要派，那里也要派，不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他的气势很凶，很嚣张。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有两个点，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师大女附中，也就是王光美和他的女儿刘涛搞的地方。刘少奇还批评工作组组长说：‘你们没有蹲点，我蹲了点，我比你们有发言权。’这就是刘少奇的路线。邓小平也不是一个好东西。邓小平蹲点的地方，也是靠他的儿子和女儿，根本不去接近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当然，小孩子的意见也是可以听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是只听这一方面的，而不听另一方面的，所以就制定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邓小平有个女儿，有个时期，她读谭力夫的文章比读毛主席著作还要起劲。她在美术学院说：‘谭力夫的发言，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的威风，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翻印了五百本，广播了四次，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当然，对高干子弟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他们的多数是好的，也并不是说高干子弟不能掌权，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好不要去操纵。我曾经说过，高干子弟不要去插手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邓小平女儿的许多话是从谭力夫和邓小平那里来的。流行最广的一句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联动的反动纲领。他们无法无天，蛮干，完全不顾党纪国法。主席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去看看他们的八一学校，康生同志去看了，江青同志也去看了，他们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都清楚了。那里是他们的反动堡垒。这个学校，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行？这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说：“他们搞的这一套，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对他们再施仁政，人民就不答应了，就要我们下台了。”
可是，现在陈伯达倒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我江某的头上，好像他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江某的指派下干的。真正是岂有此理！
江青最恨的就是那种在关键时刻倒打一耙的两面派和变节分子，她知道陈伯达在法庭上的种种表演，是想以此来表明他自己是反对江某人的，从而得到当局的宽容和支持。但是，他的算盘还是落空了。那些走资派们并不会以此来放掉他，他们对原来反对过他们的人是一个都不宽恕的，他们复辟以后，以成倍的报复来对待反对过他们的人。尽管陈伯达百般献媚，他们不是照样把陈伯达判了十八年吗？到最后，他投降不成落了个反掉头的下场。
这天黄昏，夕阳像抹了一层血，红得令人发颤。江青扒在窗口往外观看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一种不祥之兆。远处，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整个中国涂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芒。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闪烁，各种商店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流行歌曲和她听不惯的靡靡之音飘荡在整个北京的上空，她看到的是一片令她非常痛心而又伤感的景象……
“妈妈，你看到这十多年来的大变化了吗？”女儿问道。
“这是什么变化？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复辟。你爸爸生前要防止的就是这种局面。我就不相信全国各地的人民都过上了好日子。两极分化的现象一定很严重，富的富来穷的穷，这难道是我们当年流血牺牲要实现的结果吗？”江青愤愤地说。“我是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我不能再为中国人民讲话了，让他们胡折腾去吧。我相信，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甘心这样的。毛主席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看历史的主人是怎样的回答吧。”
江青的眼里含着混浊的泪珠，声音也哽咽着，只有站在她的身边才能听清楚她说的话。这是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以来第一次这样明确地表露她自己的观点。很清楚，她至今没有改变她的政治立场，相反，她的那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坚定了。
“妈妈，你今后不要再谈什么政治了，许多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那样去吧。”
“这就叫不负责任。”江青生气了，“想当年，你爸爸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奋斗了整整的一生。你的父亲为你们没有留下一间房、一片瓦、一块地、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思想。这种宝贵的遗产你们都不想继承，你们还配作毛泽东的子女吗？”
“我们还是谈些别的话题吧。这些东西讲起来就让人感到沉闷。”
“那是没有革命意志的表现。你们看我，虽然病魔缠身，身负重刑，但是我从来没有低过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时，我也没有低过头。我不像王洪文那样，真正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吓得跪地求饶。他也不好好地想一想，他们会饶了他吗？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怎么会把你放过去呢？结果，他还是判了个无期徒刑，最后还得死在监狱里，反落了个软骨头的名声。唉，你们呀，可是要好好地珍惜你爸爸的名誉。他可是一个宁折不弯的刚强汉子。我有一天作了一个梦，梦见邓小平他们想审判你爸爸。你爸爸拍案而起……”
“好了，好了，别说这种废话了，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看看书呢。”
“唉，你们一点也不听我的话，好像我说的都是废话。”
“不起作用的话，不是废话又是什么呢？”
江青不再说话了，因为谁也不想听她的唠唠叨叨。她身边的那些人的神情严峻极了，数双眼睛每天都是紧张地搜索着她们的周围。江青不害怕，孩子们可是不愿意惹事生非。是的，她是个保外就医的犯人，现在整个中国还有哪个人比她更不安全？
自从江青到了这座小院子里后，她可以和亲属们在一起生活了。但是，她常常和女儿及孩子们发生一些争吵。渐渐地，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了。有时不吵几句，反而显得没事干似的。
“妈妈，你一个人闲得没事时，还是写点你的回忆吧。写点东西也许可以添补你的精神上的创伤。也许将来还可以发表你的回忆录。”
“我不写了。”江青淡淡地说，“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写吧，或者会有哪一个作家对我的历史感兴趣的，让他们写比我写更会有人看。我们这些人是用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用文字来写历史的，这话是你们的爸爸经常讲的。他就从来不主张自己写他自己的传记一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了他的什么传，让他好一阵发火，最后还是让他们收回去了。我看了那个朱仲丽写的《江青传》，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靠谣言和伪造历史来为自己树碑立传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能够改变历史的话，窃国大盗袁世凯早就成了英雄了。我记得列宁说过，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回忆录，他只相信历史的文献和秉笔直书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东西。还记得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指使下，团中央和北京市委大搞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的活动，公然篡改历史，突出刘少奇和彭真，把本来还没有到北方局的刘少奇作为领导这场运动的英雄，他们最喜欢干这种事情，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同意实事求是地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你写的时候，实事求是不就可以了吗？”
江青摇摇头说：“再实事求是也不可能讲得那么真实，还是让历史学家们来写吧。当初我本来是想让外国的学者和记者来写我的一些东西，结果还引起了一些舆论。现在我的自由都是被他们剥夺了，我就是写出来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
从她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她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历史片段，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吴冷西召集中央级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彭真和刘少奇等人的指示，姚凑说：“《海瑞罢官》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火力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对问题不对人，现在不是把吴晗一个人搞臭，而是要把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搞臭。”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前线》抛出署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篇文章是邓拓写的。由彭真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会议上作了传阅，姚溱和许立群也参加了讨论。彭真说：“我们就是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来一个大混乱，抓他几条大鱼来吃。《北京日报》要多登全国各地报刊的学术讨论摘要，尽量把问题搞得复杂些。毛泽东同志不是爱看这类的文章吗？我们就给他多来些这东西。”
一九六六年一月，刘少奇多次召集他们开会，支持他们搞学术批判，说：“你们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来，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你们搞好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改变颜色了。”
江青说完这些，发表评论道：“当时就连刘少奇也要抓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也得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他们的批判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问题罢了。现在，他们都平反了，《海瑞罢官》也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到处上演。那么，当年他们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他们的批判和制定的文件是不是也该批判呢？他们还不是自打嘴巴吗？”
“别说了吧，现在谁给你评这个理呢？他们实际上五十步笑百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嘛。”江青叹了口气，说：“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够人民研究的了。”
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有一个人总是在她脸前晃悠。他那瘦俏的面孔和浓烈的黑眉常常使她惊醒过来，这个人，就是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时候，特别讲了这么一段：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会丧失政权。我认为，无论有怎样的干头万绪的事情，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样掉的。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我在这里要反复地重申：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们就是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林彪讲话以后，江青和陈伯达一起去看望林彪时，林彪问道：“我的讲话怎么样？也没有准备，完全是凭着我的感觉和认识来阐述的，请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多多批评哪。”
陈伯达说：“林总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也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从全党来看，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用得也最活。我看，林总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你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啊！”
江青啧啧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笔杆子多么厉害，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明白了。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建议要把你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你的意见呢？”
林彪说：“怎样对党和人民有利就怎样办吧。我没有什么意见。发表的时候，还要请伯达同志给修改一下，把把关哪。”
陈伯达说：“林总太客气了，你的讲话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军、篡政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等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论述。”
当林彪的目光转向江青时，江青不客气地说：“都是同志之间，我讲话可能很坦率。林总的讲话还要作很大的修改。里面有很大的缺陷，就是有些提法不科学。专讲政变，过去还没有这样讲过。当然，这样讲，对彭真和罗瑞卿等人来说是个打击，但是还要注意引起的后遗症。”
陈伯达说：“这个问题好办，我在帮助修改时，去掉一些敏感的提法就可以了。中央催着发，我看发下去对提高林总的威信，肃清彭真和那几个人的影响是大有好处的。
“既然如此，我当然不会反对了。”江青微笑着说。“林总取代那几个人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他们既反对林总，也反对我们。他们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就这样，她和林彪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盟。
但是，林彪从骨子里对江青并看不起。他对陈伯达说：“江青这个人可是一个野心家，她重用的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人，他们没有靠山，只能是投靠她。而她又网罗这样一批秀才们，对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那么尊重的，她要成了气候可不得了。要注意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在毛主席身旁说三道四，影响了主席的决断。”
陈伯达说：“江青很想当武则天，她要直接地过问国家的大事了。党的九大上她的表演就很说明问题了。现在唯有你还能够镇住她，此外再没有别人了。总理也很怕她，中央的人都怕她。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谁也不敢惹她。”
林彪和陈伯达勾勾搭搭的事情逐步传到江青耳朵里后，江青大为恼火。她曾经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道：“你老夫子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你有什么本事？不就是会写几篇臭文章吗？你那些东西能管你一辈子吗？我看不起你！”
陈伯达也火了：“你看不起我。我能看得起你吗？我也鄙视你，你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于是，她和林彪、陈伯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了一场中共历史上最精彩的驾机逃跑、机毁人亡的事件。
唉，政治家从事他们的活动，比演戏还要认真。他们的装扮，简直到了最逼真的地步。就在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准备杀害毛泽东的时候，林立果还特意地说：“一定要把江青干掉，这个家伙最坏。毛泽东的许多点子，都是来自江青这里。将来我非要亲手干掉她不可。”林彪也说：“毛泽东的事情就是坏到了江青手里。如果没有江青插手，庐山会议上不会有我们的惨败。”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逃跑的时候，林彪还给江青打来电话：“江青同志，又是好久不见了，我很惦念你呀。我很为我们在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候的合作而感到高兴。那时，我们多么团结呀，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去。我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了，说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很对不起你呀。你能原谅吗？”
“看林总说到哪里去了，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讲清楚就算了嘛，还要记仇吗？再说，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有那个陈伯达老夫子嘛。他和小张、小姚闹矛盾，把我们夹在中间替他们说话，弄得我们也反目为仇，不好。很不好。主席多次讲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看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话可是诚心诚意的，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辞而别了。他落了个自取灭亡，却也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江青隐隐记得，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希特勒的所谓亲密助手驾机逃跑过，也和林彪的某些情况相类似。这次事件，使全党全国全军乃至全世界，都为之瞠目结舌。
那天，她来到中南海的游泳池，老远就看见毛泽东正在书柜旁边坐着，好像在落泪。江青在门口迟疑片刻才跨进房门，又随手掩上了两扇玻璃门。她疑惑地问道：“主席，你好像不舒服？”
毛泽东睁开略为有点浮肿的眼皮，感慨万千地摇摇头。他往日说不出的烦恼，此刻以一股狂猛的势头涌了上来，手中的书卷都在不住地打颤。
江青抓住他微颤的手，取过书卷，随手搁在桌子上，而后扶着他，让他坐在沙发里，安慰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吧。反正政权在我们手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乱不起来，我们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的。”
毛泽东忽然苦笑起来：“你呀，太书生气了。什么接班人，那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而再不能是一个人了。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改变的。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接班人呢？我们政治局的人都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你知道哪一个就行呢？我已经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田家英就是认为我身体不好，也老了，才迫不及待地寻找退路，不惜拿上我的脑壳去向那几个反对派晋身。等我不行的时候才热闹哩。”
“总有可靠的人呢，像张春桥和姚文元就是可以信赖的。”
“就算他们可以信赖，他们能镇得住这个阵脚吗？我们这个党里，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给他们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家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毛泽东说到这里，激动地站了起来。“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在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另一个林彪。当然出林彪也得有资格，没有比林彪资格再老的人了。我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江青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话显得很凄凉，也有一丝悲观的味道。
一阵揪心的绞痛，把江青从回忆中拉到了现实中，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世界，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认识再也不需要遮掩了。毛泽东从原来神秘的氛围中回到了现实里，就像她自己一样。相反，倒是对邓小平的评价，似乎显得神秘了。江青自言自语地喃喃道：“历史真会捉弄人，把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丑捧上了巨人的舞台，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有什么公平呢？看来，我果真是看不上我要看的那个日子了。润之，润之，我应该寻找你来了。”
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不停地回想着，脸上火烧火辣地发烫。短短的这十年多来，自己受尽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欺辱，看够了世道的炎凉，看破了多少人的嘴脸，体会到了过去从书本上或经典著作里绝对体验不到的生活的真谛。如果说，监狱是人生的一座不可多得的学校的话，那她到今天才算是真正毕业了。可惜，她觉悟得太晚了。莫非生活就是这样，当你真正弄懂它的内涵后，只给你留下一个忏悔的时刻。唉，人生就是如此的短暂，几乎不给人留下一个思考的机会。她又相信了机遇这门奇奇怪怪的学问。她曾经几次在监所里大哭，这是有点失态的，应该是一点眼泪也不流，这才像个真正的强者。看来，自己在历史上算不了个女强人。如果自己是个女强人的话，今天中国的历史就该重新来写了。唉，一切都晚了，晚了，她使劲地睁了一下眼睛，再一次看了看这个模模糊糊的世界。不错，自己还在现实之中。过去，她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又是悲愤得无所适从呀。想到这里后，江青低声地哭了。疾病和悲愤使她一阵又一阵地失去了知觉。她费尽了很大的力气才取过手帕来擦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她挣扎着站了起来，外面的凉风拂动着树上的枝叶，她莫名其妙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确，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自己可留恋的东西了。自己一生保存下来的书籍。统统留给自己的女儿罢。但愿她能够继承她父亲的遗志，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些贡献。她从床下抽出早已编好的那根索命的绳子，绑在床头，另一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她仰起脸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如果这时有自己的亲人来，也许她会情不自禁地哭叫一声的。毕竟是个女人嘛。但是，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她没有想到临到此时此刻，她竟会如此的孤独，如此的可怜……
“江青啊，要是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你就离婚，能保存一个算一个。只要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有复仇的一天。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会失败。”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天和她的谈话又响在耳边。是的，那时毛泽东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了。他对当时的局势是忧虑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中央的那些老同志，包括林彪和周恩来都留了一手，但是对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是公开了他的一部分内心世界。
康生自以为掌握了毛泽东的真实思想，他对一些老政治家们说：“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但是没有像毛主席所提的这样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所以出现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现在我们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胜利地前进。毛主席随时会给我们纠正缺点和错误的。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光。毛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的同志问，从哪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
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依靠错了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江青愿意至死都记住这一点。她不停地这样想。
“江青，你死了心吧，就是放你出去，你也翻不了天。人民早就看穿你们了，人民再也不会跟着你们去办那样的傻事了。你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江青决心不看了。她紧紧地咬住牙，往床下一滚。一阵痛苦的颤栗后，她的脑海里渐渐地变成了一片回忆……
风吹着树叶哗哗地响着，没有任何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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