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及其公民社会的“公民想象”
匪兵甲
抗震救灾已经转入灾后重建，官方陆续公布嘉奖令，似乎经历一个月的“抗震救灾”逐渐在媒体中慢慢消失，学生们早就开始复课，部分旅游区也开放，久久牵挂人心的失事直升机也“最终”被找到，可以说，无论媒体如何持续地关注灾区，作为一次媒体事件的大地震，已经落下了帷幕。除了偶尔一些诈骗、挪用救灾款等不和谐事件之外，这次抗震救灾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共识，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通过电视、网络间接“目击”却获得“透明”的“现场感”的观众来说，这是一次危机时刻的心灵洗礼，或者说，人们在这次地震中经历了一次公民教育，锻炼了人们的参与意识，预示着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就不说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刊物做出的震出一个“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和“国家的成人礼”，连带有官方党报色彩的《北京青年报》也发表题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的评论：“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考验着政府、军队、武警在紧急状态下的‘应战’能力，同时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社会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动员和互助能力，检验并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和成熟”（2008年5 月21日）。90年代初期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呼唤终于结出了“硕果”，只是无论西方脉络还是中国语境中对公民社会（也称“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对应于西语的Civil Society）的期许都是能够对国家/政府产生一种制衡甚或批判的力量（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想象空间，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媒体被赋予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角色），而在这里，公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的价值恰恰在于充当国家抗震救灾的重要力量，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表现，一是民营企业踊跃捐款捐物，二是普通公民积极捐款捐血或以志愿者的名义奔赴灾区，这成为指认公民社会的正面例证，也是被官方和民间（更准确地说想象的官方和想象的民间）都赞许的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抗震救灾无疑成为对公民意识的一次演练，或者说，公民身份经过十几年的呼唤终于可以从“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显影并登堂入室了。
90年代初期关于中国有没有公民社会的争论（由海外学人发起，蔓延到国内），尤其是通过如何扩大公共领域的论辩（暂且不讨论“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讨论的诸多纠缠），成为呼唤民间社会即公民社会的先导，最终达成的共识似乎是削弱政府职能以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当然，最终指向是民主化运动）。这种论述，一方面延续了80年代以来对于共产党政权作为专制政府的想象，进而无法正视中国市场化改革恰恰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推进之下完成的（公民社会争论的9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市场化改革经过短暂停顿之后被骤然加速的时期），因此，以南方的诸多“都市报”（报纸似乎只可能出现在都市之中，都市报的称呼更强调一种区域性的市民报纸，与之对比的是80年代出现的各种晨报、晚报等）为主要充当“批判空间”的媒体在把矛头对准问责政府的时候（在反对政治强权的意义上确定自己的位置），却无法处理市场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也在这种前提之下，曾经在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之时，城市市民以街头游行示威为表现形式的内部抗议却很少被追溯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先声，相比90年代，那时候的公民空间的氛围更为强大，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诸多学潮，也对台湾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点很少被谈起，最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所不知道的台湾》里面反而以引证作为台湾“软实力”的公民社会为鉴，而诸多对80年代的怀旧与眷恋之情，也很少见到对于80年代政治文化的有力阐述），当然，对于80年代的抗议行为究竟是刚刚启动的商品化（市场化）催生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是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最后爆发，依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样逻辑之下，就不要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多次以城市市民为主体尤其是中共早期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城市革命的实践更不会被纳入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的讨论，反而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晚晴、民国报纸等媒体能否充当“批判空间”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公民社会的争论中，人们并不愿意谈论的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17到18世纪作为理想模型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是在马克思关于这个时期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想象背后是成熟而理性的资产阶级主体的确立，这种主体形象的主要假面之一是“个人”，甚或个人式的“英雄”（典型代表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无意之中成为把被国家（不言自明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绑架的“人民”转变为市场中的个人（大家往往只说“个人”，不加“市场的”）的助推器，在煅造公民身份这一点，与它所问责的政府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公民的成熟也预示着公民社会的成熟，这次抗震救灾终于使人们看到了抽象的“人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只是这里的公民在市场/城市的双重界定之下（如果稍微联想一下，农民工尽管是市场逻辑内部的劳动者，但其并没有公民身份，正如那些在第一世界打工的非法劳工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那些处在市场或被市场隔绝在外部的群体又该怎么办呢？）。
但是，在这次“公民意识”的演练中，有两个成员却受到了批判，一个是地震发生之初，万科掌门人王石因捐款少招致网友指责，继而王石在博客上为自我行为进行辩护式回应，进而招致网友更严重的批评，王石及其万科集团一度陷入信任“危机”（有媒体称引用万科小股东的话“王石过去是万科的金招牌，现在成了万科的负资产”），于是王石道歉、万科追加一亿元善款并无偿参与灾区重建，网络称为王石遭遇“捐赠门”；第二是在媒体一次次地报道灾区教师不怕牺牲自我保护学生的师德典范之时，都江堰某中学语文老师范美忠却在天涯博客上公开发表《“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博文（5月22日），“有理有据地”阐明自己为何要逃跑的合法性，引发网友一片哗然，并迅速成为媒体介入的热点话题，最先报道此事件的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的新快报《“先跑老师”表白激怒网友》，距离范美忠的博文仅三天，这篇报道又快速返回网络，只是标题多修改为更为引爆眼球的“北大毕业教师不顾学生先逃，称连母亲也不救”，于是，被网友戏称为范跑跑的范美忠更受到网友的狂轰乱炸，几乎被口水战所湮没，而有趣的转折发生在，范美忠参加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之后（6月7日），与“思想烈士”范跑跑的冷静、理性相比，“道德卫士”郭松民“暴跳如雷”地辱骂式的道德审判更显“滑稽”（事后，网友称为郭跳跳），经历这场“现场”辩论，范跑跑被主持人定位为“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包容的异端，因为包容异端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于是，范跑跑经过这次“肉身说法”获得了更多同情票（也在网上被誉为自由民主之神），有了更多范粉或范丝，这就是范跑跑事件。把这样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有些怪诞，毕竟作为公认知名企业领袖的王石与自称中国最优秀文科教师的范跑跑“风马牛不相及”，我把他们并置起来，不仅仅因为这两个事件作为抗震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媒体话题”具有相似的传播学路径：由网络上的博客引发，继而纸媒介入使网络上的局部事件传遍整个网络，继而引起电视等媒体的“深入”报道（这种传播路最早的实践者似乎是芙蓉姐姐），更因为他们因不适当的行为及其事后辩解而被人们批评为不合格的“公民”，一个在最该捐款的时候却捐得不够多，一个在最不该跑的时候却逃跑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连接恰恰在于为公民社会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证（有网友把范跑跑的先跑出来与王石作为先富起来的典型在修辞上连接起来，暗示两个行为之间具有相似的社会及文化逻辑），尽管对于他们有着许多泛道德化的指责（尤其是网络上帖子如同“大字报”般大鸣大放），我还是把这两场汗牛充栋的口水仗作为一种从负面的角度来对公民身份的确认，这种“负面”教材或许比那些第一时间捐款、捐血、奔赴灾区以及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的教师们等正面形象更为有力、有效地确立公民社会以及公民身份的行为规范及道德自律。
具体来说，王石受到批评，并非没有捐款，而是被认为捐得不够，并且还为这种不够作出辩解（辩解之一是“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因此“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之二是“不要让捐款成为负担”因此“万科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王石以及万科这样一个知名并热心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的期待，暂且不讨论是否应该设立企业家捐款排行榜，这种对于富人、企业家捐款的期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王石及其万科企业追加捐款并无偿参与灾后重建，显然也是高度认同于这种社会共识的结果，而捍卫这种社会共识的，就是充满正义感并认同慈善是正当的网民或公民，但是，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并非此时此刻才成为社会共识的。网友的这种“道德审判式”的“逼捐”，也被指责为一种指认仇富心理或者说让人们联想起打土豪的年代（正如《慈善捐款，不该成为仇富借口》所说：“你可以倡议和劝导他人捐款，但绝对无权强制处置他人财产，这属于文明的底线，除非有人想回到打土豪年代”），这种辩护无疑高估了网友的“政治动机”或左派情结，所谓仇富心理、打土豪分田地（王石是土豪吗？这恐怕是王石也不愿意认领的帽子吧），无疑是8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诸多清算方式之一，说得形而上一点，革命动员的逻辑是一种怨恨政治，形而下的说法就是仇富心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就是剥夺了包括阶级敌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利用穷人的仇富心理的暴政，以至于那种穷人所具有的道德正义性也在王朔的讥讽中变得有些滑稽。如何一步步地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显然是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在共产党政权保持形式上延续的状态下（政权合法性的统一及有效），进行如此高难度的意识形态整合不是朝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诸多环节和转移。简单描述如下，如果说80年代还弥漫在一种发展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的氛围之中，尤其是借助“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想象获得政权合法性，这时，企业家往往成为改革/下海的先锋队员或勇者（1984年下海的王石就是其中的杰出分子），那么伴随着国家推进或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90年代中期甩掉医疗、劳保、教育等作为国家福利或者说社会主义之“社会”的保障体制之后（伤害最深的群体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都市中产阶层主体的工人阶级大面积下岗），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公益”才渐渐成为一种弥合这种市场化代价的社会修辞，与企业家有关的，就是成熟的企业家要关心慈善事业，而90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初期，伴随着三农问题的突显、资本家能否加入共产党（“三个代表”自身的去阶级化表述）的争论，关于资本/财富合法性的两种表述开始变得有效，一个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税收制度，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的纳税人（私营企业家似乎无可非议），第二个更为是大众化的说法，就是强调企业家的公益、慈善价值，也就是要富而有礼、富而有德，正如经常被媒体报道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的表率作用，资本的合法性终于可以借助慈善这个“遮羞布”来消弭并进而承认阶级分化的合理性，可以说，慈善成为一种论述资本、财富正当性的必须说辞，或者说，被漫画化的富人与穷人的区分是社会的“正常”状态，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郎咸平又一次强调了自由市场中的企业家的道德规范是要把资本、财富以慈善的形式回归社会，这是他认为的回应贫富不均的社会公正的唯一“正途”（《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正是在这个逻辑下，抗震救灾期间播出的《赢在中国》第三赛季的总决赛，各路已然成功的企业家评委以及“在路上”的创业者们所分享的创业动力被强有力地表述为只有把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贡献出更大的力量（资本的合法性论证从来都是通过把资本附着于个人理想、梦想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力量等非资本的价值来实现的），这或许比借助民族资本的外衣更能获得大众的谅解和认同吧。如果想想每次年度经济人物的获奖企业家们所能大声说出来的“豪言壮语”只能是重申自己作为民族企业、作为中国人的企业的民族身份，更不要说诸多讲述家族式企业的电视剧如《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等要到结尾处遭遇到外资尤其是日本企业的倾轧下毁灭或自强不息，否则故事就很难被有效讲述，这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借助美国式的白日梦如《阿信》、《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大众文本来讲述资本家/个人奋斗的故事要更为有力，况且这些故事在某种意义被含蓄地放置在异国他乡（《阿信》本身就是日本电视剧）。30年之后的今天，网友对王石的指责，显然不是某种阶级仇恨，或者说一种左派对于资本的批判，反而是高度认同于慈善、公益事业这样一个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对资本家的一种道德约束。
如果说王石事件，重新确认了企业家/资本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合理位置，那么范跑跑某种意义上被作为普通人（尽管范跑跑出身精英教育，并从事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他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评判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个人。在《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激扬文字中，范跑跑怀着一种被专制强权政治迫害的妄想（“思想烈士”），对自己为何先跑进行了辩解，其中，最为“铿锵有力”的是“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幸好，有许多自由主义的专家指出范跑跑对自由的理解是对自由主义的误读），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却”字，为什么在范跑跑这里，“自由和公正”与“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说不兼容的呢？学者黄应全的文章《汶川大地震证明儒家“性善论”了吗？——“范跑跑”事件的是非及伦理学启示》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指出“这句话涉及两种类型的‘普世价值’（与左派不同，我坚决相信存在‘普世价值’），一是自由、民主、公正等等，二是仁爱、奉献、牺牲等等”，这样两种价值在自由主义内部是不冲突，“据我所知，只有自由主义的对手和敌人断章取义地攻击自由主义之时才会炮制出这种论调”，换言之，黄应全认为范跑跑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反面，这种从学理上来辩驳范跑跑的伦理逻辑是很精彩的，也是应该的（这种对自由主义的辩护有利于清除范跑跑对自由的混淆视听），但似乎范跑跑为何会有这样的逻辑，却不仅仅是他“读书不够、思考不足”半吊子北大人能够解释的，这恐怕与冷战历史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暂且不考虑到范跑跑有点混乱的知识谱系（范跑跑在其2003年列出当前中国思想启蒙的书单中，不仅有80年代获得知识界高度认同的李泽厚、金观涛的著作，也有90年代来左右两派代表人物的作品，仅从外国的书单中就可以看出既有赛亚•柏林、哈耶克等右派作品，更有马尔库塞、霍克海姆、阿多尔诺、福柯、罗兰•巴特、杰姆逊等左派“批判理论”，可谓左派、右派通吃），在这种振振有词的对立背后，是前者代表着“自由、公正、民主”的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后者代表着“牺牲自我，汇入人民”的或许带有禁欲色彩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黄应全的文章把后者指认为某种儒家的道德观，恐怕有跑题之嫌，与范跑跑更切近的历史语境，还是80年代被清算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后冷战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早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而诸如国际主义等带有超越性价值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早已经被污名化，也就是说这样两种价值的对立，或者说水火不容，恰恰是冷战时代西方阵营的逻辑在后冷战时代的延伸，在这一点上，范跑跑恰恰不是思想异端，而是当下最主流的表述，因此，有相当多的网友，尤其经历了郭跳跳与范跑跑的辩论之后，范跑跑获得了更多认同，其实，范跑跑对于所谓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并非这个时代的异端，反而是主流逻辑或者说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问题不在于，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是否具有普适性，而是从历史上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高扬人人生而平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来，所发生的每一次革命几乎都是对更自由、更平等、更博爱的“世界”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成为“人”（主人）的过程，对于反抗殖民者的运动，则是被殖民者获得做人的权利，对于女性主义，则是女人获得做人的权利，对于反全球化者，则被剥夺者是失去土地的原住民或被WTO压制下的第三世界中的农民……也就是说，在普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崇高理念之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多被遮蔽和被压抑而看不见的群体呢？或者说，这些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获得普世，这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所带来的沉重债务之一，对于权力的批判和颠覆为什么又成为权力的复制者或帮凶呢？
回头文章开头对于公民社会的讨论，90年代初期展开的中国有没有公民社会的追问，对于大陆学者来说，这种追问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的一体化中不存在公民社会的想象的前提之上，因此，公民社会或更本土化的“跨语际实践”的说法是民间社会就天然地具有或承担着瓦解这种国家一体化的功能，而与此同时，80年代以来党国体制已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也在自我瓦解，这就使得对民间社会的呼唤所具有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变成了对新体制或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者，甚至合谋者，正如范跑跑的“铿锵有力”及其政治迫害的妄想本身（据网上传言，教育部取消了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这更为政治迫害增加了现实基础），再加上被攻击的悲壮感，其所面对的敌人，恰恰是一只死老虎，尽管可以看到诸多狐假虎威的幻影。可以说，王石、范跑跑对于社会的冒犯，不是因为他们足够挑战了社会常识及其道德底线，而是因为他们做得还不够，对于王石所维护的慈善路线以及范跑跑所坚持的某种在极端状态下维系的个人选择的自由，应该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表述。一个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王石、范美忠显然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他们都具有市民的资质（他们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农民），因此，他们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资本主义主体的两个面孔，一个是喜欢攀登、勇于挑战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胆怯、自私而自负（借用学者黄应全对范跑跑的描述）的个人。
最后，有必然把视野转向积极参与并成功制造这两起媒体事件的网友们，这两场争论，如果不是借助网络，是很难想象的，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发源地。据估计中国网民已超过2亿，遍布中国城乡各地，当然，主要是大小城市及发达的城镇，或者说网友——具有基本的文化水明和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群体——也是最广义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的基石，同时也是公民社会所想象的边界所在，从3.14事件中，网友对家乐福的抵制，已经看出了这种受到默认的网友的整合及动员力量的威力，而这次网友对于王石和范跑跑的指责，所具有道德强度对于当事人来说，不敢说是泰山崩于前，至少也是惊涛骇浪吧（这种似乎不需要留名同时也不需要负责人的评价方式，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暴力的）。这种网友们“自发地”在危机时刻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规范认同，恰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样本，或许，也可以体认出，这种作为社会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其道德说教色彩一点也不比范跑跑所深恶痛绝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弱，如果有人做不到，是要接受网民大批判地。在这里，网友指责的背后动力，恰恰不是阶级仇恨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逻辑，而是新自由主义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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