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标卖首的三板斧
——评徐景安“三评陈奎元”
楚文极
今年下半年,起源于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全球化的殖民性暴露无遗。这一事实对于中国反思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前些年在争论中节节败退但仍伺机反攻倒算的资本主义辩护士,特别是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顿时傻了眼,他们有的做了哑巴,有的舍车保帅,怯生生地说什么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好,而是政府监管不力。在另一方面,反思改革开放的一方声势更加大振,他们的声音成为社会舆论无可争辩的主流。他们中有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特别是其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有人则不屑于再理会那些人,而是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有人介于两者之间。
在这墙倒众人推之际,冷不防刺斜里杀出一员老将,虽不见苍髯白发,却也是老气横秋,原来是赵紫阳的“改革高参”徐景安。徐景安冲锋上前,直取千军万马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劈面就是三板斧:一曰《院长职能定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首要问题》,二曰《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三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之我见》。原来陈奎元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尊,居然也说了几句涉嫌反思改革开放的话(散见于 7月26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一不小心触及老将禁腩,因此上惹得他老人家出面拼命。
徐景安自以为这三板斧舞得风声响亮,但即便在外行看来,也如同插标卖首。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第一板斧名曰《院长职能定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首要问题》,但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西方兜售所谓“普世价值”。陈奎元根本没有正面谈论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他只是在谈到借鉴外国先进文明成果时,强调要对西方用来误导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保持警惕,“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要学习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强势文化。”徐景安却转移话题,指控陈奎元“以反对普世价值为名拒绝西方文明”,说什么“西方的普世价值一无是处,西方凭什么强?我国既‘博大精深’,又‘独领风骚’,又怎么可能弱?”那我们不禁要问徐景安,在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上保持清醒,是不是就等于拒绝西方文明?西方强大自有它们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对外掠夺),但是它们崛起后的做法是不是就是它们崛起的秘诀?它们会不会学习雷锋或者白求恩,将自己成功的秘诀贡献给潜在的对手?理论上说不通,因为不同发展阶段要解决的任务不同,资源禀赋也不同,所要和所能采取的手段也必然有所不同;西方经济学(乃至政治学、行政学)以自私自利的经纪人假设为理论前提,他们的政府反而学习雷锋和白求恩,岂非咄咄怪事!实际情况也恰恰相反: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崛起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曾实行过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以其它方式干预经济,甚至公开为这样做辩护;但一旦羽翼丰满,又都纷纷以贸易自由、经济自由相标榜,特别是以此训导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而自己决不严格执行。就在不到一年前,美国一方面敦促中国无限制地开放金融,另一方面却对本国金融进行了重重保护,以防止中国的逆向收购。如果徐景安不是以兜售西方误导中国的那些所谓“普世价值”为己任的话,怎么会发生这样低级的歪曲?至于他拿温家宝总理、胡锦涛总书记某些据说是肯定普世价值的讲话来指控陈奎元违反党纪政纪,现在看来就显得滑稽而不值一驳了。
第二板斧倒是没有怎么离题,但却把政治流氓和经济外行的本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徐景安政治流氓的本色在他用温家宝总理、胡锦涛总书记的只言片面威胁陈奎元时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但与他给陈奎元罗织反改革罪名的手法相比,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被徐景安视为陈奎元反改革证据的是这样一段话:“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为什么这样一段话就能证明陈奎元反对改革呢?徐景安推理说:“陈院长这里所说的‘有些人’是指谁?如果是一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人,他们怎么有能力‘取消党的理论基础’、‘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陈院长所指的‘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握了实际领导权的人,‘这些人’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无法直接证明陈奎元如何反对改革,就变换手法指责陈奎元反对改革开放时期的三任领导核心;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就偷换概念,把陈奎元所说的原话中的“企图”、“图谋”都去掉了,把企图使改革开放走邪路的人变成了有能力使改革开放走邪路的人。按照这种逻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区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讲话,也可以被解释成他们攻击自己的,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可能是出于心虚,徐景安赶紧把马宾抓来陪斗。
幸好第二篇文章还谈了点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分歧,多少为徐景安挽回了点面子,但同时也暴露出他对经济一窍不通。在他看来,既然陈奎元也承认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那么市场化改革就是正确的,至于腐败等问题一则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二则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但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里所存在的大量的严重问题,比如:长期片面强调发挥生产裤子、袜子、鞋子的比较优势,满足于用8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消耗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为发达国家做苦工不算,还不断地遭受反倾销诉讼和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的抵制;放弃自主创新,甚至干出了让“运十”下马这样的蠢事,企图用市场换技术,结果换来了“市场换不来核心技”的共识;由于收入两极分化,内需占GDP比重不断下降,对外贸易依存度远远超过了一个大国应有的水平,面临着严重的外部风险(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美国在面临严重经济危机、需要中国帮忙的时候,还敢猖狂地向对台军售,似乎没有美国人吃中国的白食,中国的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了);由于买不到核心技术和发达国家的企业资产,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发挥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挣来的血汗钱)在以武力为后盾的美元霸权面前,变成了美国人消费中国产品无需兑现的白条,而且这些白条正在由于美元贬值和美国金融企业倒闭而被一张张地撕毁(据统计美元贬值已经给我造成了36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两房危机”将使我国的3700亿美元投资接近血本无归);在严重的金融危机来临之际,我国银行业却加紧引进所谓境外战略投资,不仅严重危及金融安全,而且在2006年一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万多亿元,折合白银100亿两,10倍于庚子赔款的本息和;我国工业许多行业已经被外资斩首或者面临着这样的危险;由于不恰当的私有化、市场化,形成了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每年28万人自杀身亡,足以组建3个建制完整的集团军;等等。这些难道是市场化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能解决的?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纠正过度私有化、过度市场化、过度对外开放的错误来解决。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抛开这些问题不管,更不应该有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第三板斧着力宣扬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分离,是虚化党的领导的主张之一,是徐景安脱离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盲目学习西方的思维的必然结果,不评也罢。但要说到马克思主义创新问题,我们认为徐景安不具有这样资格。看看他所推崇的两个标兵——谢韬和王占阳,就知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了。徐景安称赞“谢韬用民主社会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是重建信仰的可贵努力和尝试。”这位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匆匆给自己戴上一顶民主社会主义粉红帽子的谢韬,也的确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主义是修正主义,他竟然不知道1951年法兰克福国际社会党一大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经被各社会党放弃(充其量也只是它们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连“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在苏东剧变之后也被“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以最大限度地割断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谢韬还说,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具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下一步该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了,但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绝对不会只注重所有制的多元化,而无视社会福利事业,因为这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招牌,可是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距离民主社会主义的标准还远着呢。王占阳反对结构社会主义,主张功能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普遍幸福主义,徐景安认为他“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研究,取得了突破与进展。”可是,这点东西如果不是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价值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的蓄意剽窃的话,那就是在一种茫然无知的状态下进行的重复建设,既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也谈不上创新。
当然,我们说徐景安没有资格谈马克思主义创新,并不等于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每一观点都是错误的,比如他所提到的要敢于迎接各种思想流派的挑战,就很有道理,可是以此来批评刘国光关于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讲话,就显得文不对题了。刘国光针对的是经济学界、大学讲坛上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现象,他却说刘国光试图用行政权力维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他又要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固步自封,是被实践所抛弃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真实原因是它不符合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外国垄断资本的需要,后者需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把谎言炒作成真理,可以把庸人包装成学术明星。其中的作业和流程,也许徐景安比我们更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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