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理论依据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中国二十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结果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市场经济及其体现的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作用的实质是少数私有者对资源的占有、交换和利用的决定权，并成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是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群众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权、支配权、配置权拱手让给少数私有者，继续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少数私有制的剥削、压迫，实质也是对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背叛。然而本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却看不到这种实质，看不到当今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恰恰是“市场经济”导致的恶果。继续加大市场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和继续侵占国有资产提供政策和各种优惠条件，继续把资本主义企业所谓“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甚至把“国有资产”偷换为“国有资本”概念，实际是进一步鼓励国有企业也像私营企业一样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或唯一目的。……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心议题是强化改革，而改革的核心是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多次中央决议中强调“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思想。此次全会的重大决定是把这一思想修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并阐述其理由：“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同时还指出这一重大修改“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恰恰对于这一思想，笔者有不同见解。其实“基础性作用”与“决定性作用”并没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及理论依据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资源究竟是由少数人决定配置，还是由多数人决定配置?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能否把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市场决定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问题等等。因此笔者围绕上述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本人认为这段话是错误的。客观说，社会主义确实有市场，资本主义也确实有计划，但市场与市场经济不能划等号，计划和计划经济也不能划等号。计划和市场确实都是手段，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就不仅仅是手段，其本质都是一种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直接含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源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产品等主要甚至完全通过市场调节、支配、配置。其大前提首先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进行交换、配置。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虽然也存在商品生产，但本质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只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完全是商品经济，不仅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一切资源包括土地、矿产、劳动力、资本都是商品，都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流通、占有和支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其深层次的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最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是这两个规律的具体表现。任何历史规律实质是人的活动规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实质也是占有资本的私有制支配、配置资源的规律。劳动者除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外，不能支配其它任何社会资源，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自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占有社会资源的资本家所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配置资源是少数人决定资源的配置。私有制在自己控制的企业内部实现的是计划生产，但其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其价格也完全由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其社会的分配方式是按生产要素进行。从上述意义上分析，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另一种说法或者说是代名词。就连西方学者编辑的现代经济学辞典中都直接承认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如英国《现代经济学词典》中说：“市场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5页)，《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说：“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1)私有财产制度;(2)契约自由的原则;(3)自我负责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8—149页)联合国上世纪60年代通过的一个文件中把现代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法、德依据日本等国家和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另一类就是计划经济国家即当时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市场经济”科学的确切的不可更改的含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否定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否定和排斥资本主义的全部因素，辩证法的否定是扬弃，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实应该最大限度地汲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包括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市场，可以通过市场调节、配置某些资源。但绝对不能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完全照搬过来。在 “市场经济”体制前面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就以为可以根本改变“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性，完全是一种驴唇不对马嘴的主观主义行为，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行为。

　　二、作为市场经济理论依据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不是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其萌芽起源于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末期。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这种生产方式归根结底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自1640年、1789年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两个国家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楷模。与这种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必然产生一些思想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亚当·斯密就是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又是其代表作。其经济学思想非常丰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其众多思想最突出一点就是“看不见的手”思想，是其全部经济学思想的最基础、最基本观点，也是其支撑资本主义经济全部运行过程的最主要甚至是最根本的理论依据。这一思想认为：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在任何活动中特别是经济活动中都首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二是在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客观上就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他人利益的实现。之后相当多经济学家竭力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商品生产发展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遵循这一规律取得了巨大的历史和现实的成就。问题在于“看不见的手”是客观真理吗?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吗?马克思主义给予否定的回答：

　　第一，人本性自私论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本性。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变化的，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变化的。人的本质、本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本性。亚当·斯密的所谓人本性自私论实质是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本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在反对封建社会禁欲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系统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论，其核心就是人本性自私论。

　　第二，这种思想不符合历史和社会现实。如商品交换活动中，商品生产者必须生产出对他人有用即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才能进行交换实现自身的利益。那么他的出发点就不单纯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必须考虑交换对方的利益。这实质是利益兼顾原则而非单纯自身利益原则。另外即使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客观上也未必都能够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他人利益的实现。因为任何个人利益有正当个人利益和非正当个人利益。正当的个人利益就是在考虑和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的利益。这种利益原则有可能促进社会发展和他人利益的实现。而非正当个人利益就是有意侵害和牺牲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的出发点，其结果也一定会出现程度不同地侵害和牺牲他人利益的客观结果。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一般的商品经济，而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其出发点就是单纯只是从自身追求剩余价值和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从表面看，其确实给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带来了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也由于其不断扩大再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导致人们认定所谓“看不见的手”思想的真理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公平、正义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也揭穿所谓公平、正义的虚伪性和“看不见的手”思想的荒谬性。

　　第三，以这种思想指导私有者的经济活动必然加剧社会不正当竞争的意识和行为。

　　如果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一个人都主要从自己利益出发，由此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必然是一种矛盾关系，必然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冲突。恩格斯谈到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时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中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个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601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2页)商品交换双方从开始的较小的对立、矛盾就可能发展为敌对的利益的根本对立。不仅资本家与工人成为敌对关系，就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成为敌对的竞争关系，且越来越加剧。其竞争结果可能进一步刺激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科学技术，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对社会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挥霍浪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不正当竞争给人类带来极大危害性特别是战争的有关论述。

　　第四，这种思想背离了“劳动价值论”思想。“劳动价值论”思想最初是由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但在具体阐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过程中，由于他们特别强调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思想，而资本家投入资本购买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后确实获得最大利润，于是就把获得利润的功劳、源泉归于“资本”，归于生产要素，实际是归于占有资本和生产要素的资本家个人。这就是要素价值论或资本价值论思想，由此最终背叛了他们自身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思想，但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进行了二重性分析，提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马克思把这一思想看作与亚当·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思想的根本区别，也是看作理解他的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枢纽”。马克思也正是从他的这一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出发，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资本的本质、剩余价值的本质，实质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财富和价值增长的根本源泉、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资本家所占有，并进一步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由此给人造成假象，似乎是由于资本家追逐利润而投入资本导致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增长。因此“看不见的手”思想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进行了多次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那么我们今天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把早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拿来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呢?

　　三、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产生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一系列著作中都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和积极作用，而且这种积极作用至今还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但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唯物史观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资本主义的，在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看到和揭示出其消极、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共产党宣言》就是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典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逐步成熟，其社会矛盾、负作用和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突出，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反杜林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市场经济，一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社会性，所以要把一切资源和劳动产品都用来进行交换，实现自身的利益，而非自然经济那样生产的劳动产品自己享用。二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一定要分清资源的严格归属，实质是分清利益的严格归属。这种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多种社会现象表现出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用大量事实具体揭露这种矛盾的两种典型表现。一是“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1995年版，第662页)二是“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同上，第624页)恩格斯认为，这种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部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同上，第629—630)“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第630页)恩格斯还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不仅消除了阶级对立，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还会制止社会生产力的浪费和破坏，消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的穷奢极欲挥霍而为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同上，第633页)“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灭，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灭。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同上，第633页)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原先统治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统治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觉的控制之下，人类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质是进行生产的物质资源从私人占有性返回到社会性，即掌握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手中，其资源的配置方式就是根据不断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内在有机联系、社会的具体情况等因素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其与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其决定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是少数私有者，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四、中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效果及其原因

　　马克思所预言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但这个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同时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极大发展等多种因素，马克思主张与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分配方式上按劳分配而非按需分配。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公有制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也建立这样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同时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能消灭商品经济，不能违背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毛泽东在读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但这种商品经济主要是把部分劳动产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换，而不是把一切包括商品在内的所谓社会资源推向市场，如土地、矿产、劳动力是绝对不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和调节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按计划有比例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原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都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和抹杀的客观事实。但也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僵化、封闭、缺乏灵活性等多种缺陷。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对立双方仍然既适应又不适应。这些缺陷恰恰是不相适应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所应该改革的内容。所以改革初期党的一系列有关文件中都指出“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然而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生硬地在“市场经济”头上戴一个“社会主义”的帽子，且把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根本和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历届党代会都延续了这一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近二十年的实践的社会效果究竟如何?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客观地说，中国近二十年经济确实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表现在GDP上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位。但唯物史观认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绝对不能停留在单纯的GDP上，而是一个综合的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愈发严重。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联合国警戒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教育、住房、医疗等三座新大山压得人民群众喘不过气来。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腐败愈演愈烈，干部越加脱离群众，干群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灾难性事故频发。以拜权主义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等剥削阶级观念猖狂泛滥。所有这些问题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就连习近平同志也承认这些矛盾、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谈到问题时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而问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的?笔者认为是后者造成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把资源完全通过市场调节和配置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而市场经济体制却允许甚至鼓励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私营企业占有、买卖、转让上述包括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并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从事市场行为，赚取利润。近些年来，大批大批的煤老板和房地产商不就是占有属于国家所有的煤矿、土地一夜暴富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违宪行为吗?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名存实亡。

　　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自由化人士竭力攻击丑化国有企业，导致改革决策者纷纷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省、地、县的国有企业几乎全部改制为私营(为掩盖私营企业的私有制的本质，把私营企业冠之为“民营企业”，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大亮点吧!)或合资企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名存实亡。而在这种改制过程中，毛泽东时期积累起来的社会和国家财产大量流失，实际上是通过所谓政策直接或间接白白奉送给私有者。“崽卖爷田不心疼”，短短三十年，中国如此迅速涌现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亿万富翁，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都是没有过的，竟然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到了。由此根本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本质特征。而农村自推广小岗村土地承包经验后，绝大多数集体所有制也已经不同程度地瓦解。只有南街村、华西村等少数村庄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大多数农民已经丢弃土地到城市成为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的雇佣工人，大量原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山脉开始直接或间接为私有者占有。无论中央领导怎样声称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私有经济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产值都已经超过国有经济，这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吗?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己豢养出大批大批的资本家和规模如此巨大的剥削阶级利益集团，这难道不是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吗?难道不是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培养掘墓人思想的最大嘲弄吗?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实现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仅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如此，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也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资源为企业自身谋取最大利益，其管理者也利用对资源的支配权谋取个人利益，实际上把名义上还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变相变成事实上的私营企业。以追求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不正当竞争手段，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假冒伪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猖狂泛滥。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结果就是掌握资源越多的人越容易致富，不掌握和支配资源单凭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越发贫困。且助长价值规律的自发性，由此导致物价不断上涨，货币贬值，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利益更加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企图通过强化市场原则及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达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完全是空头支票。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和完全依靠物质刺激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不仅导致私营和外资企业完全依靠物质刺激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国有企业也程度不同甚至完全依靠这种方式，且放弃了我们党最宝贵的传统即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处于雇佣关系的农民工纯粹为生存而工作，且许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即使在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的主人地位及主人翁意识也淡化甚至丧失殆尽。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不仅在中国当今私营、外资企业，甚至在国有企业中又重新出现，且愈演愈烈。

　　第五，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原则、依据严重侵入到社会各个领域。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其原则、依据影响、渗透、侵入到各级党政机关、文化宣传、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系统、领域。文化、教育、医疗、体育也市场化。尽管党章还在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中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但实际生活中不仅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们都是抱着赚钱、发财的目的，就是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社会组织都利用手中特殊的资源为自己谋取私利，各级党政机关利用权力资源、教育部门利用教育资源、医疗部门利用医疗资源为自身谋取各种不正当利益达到了建国以来最疯狂的时期，甚至主要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宣传部门也利用舆论工具为文化人谋取各种利益，文化部门也出现大批大批的“名人大款”。公、捡、法等专政工具和监督执法部门也利用执法权进行所谓“创收”，甚至个别军队人员也加入到“创收”行列之中。权钱交易、权学交易、钱学交易、钱名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就是当今整个社会市场原则的具体体现。这种状况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最严重的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角落严重泛滥、渗透，由此导致党的根本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念的宣传教育不仅苍白无力，而且使人民群众感到虚伪和欺骗。中国当代腐败特别是权力的滥用及党内四风现象的愈发严重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就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这种状况下，企图依靠制定一系列所谓完善的监督、约束权力的法律、法规、制度、条文制止这些现象完全无济于事。

　　第六，市场配置资源导致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独立、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体系遭到彻底破坏。

　　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部门、行业、系统如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必然形成一个客观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就是这种客观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决定管理者能够从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整体的发展。毛泽东时代就依据这种规律建立和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立、完整、系统、有机、良性循环、充满自我发展活力、创造力的国民经济体系，且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实践中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及其体系也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只能在这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却指责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完全是封闭僵化的体系，是违背客观规律违背人性的主观主义经济，要彻底打破，要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而代之。其实践结果是彻底破坏了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独立、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体系。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观念的泛滥和媒体的片面宣传，不断刺激人们膨胀起来的不加节制的物质欲望和享受观念，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生产部门盲目地扩大生产，要扩大生产就必须设法占有更多的资源如土地、煤炭、石油、木材。这种不顾国家民族长远根本利益吃子孙万代饭的盲目开放资源行为就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一靓丽特点。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各个不同生产部门比例失调、资源浪费、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恩格斯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在中国重演。理论和实践证明，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最有效率的形式，而是破坏资源利用、破坏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性最大的形式。

　　第七，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实践背离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三大要点之一，且要求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这一思想。但是以后实践中，某些理论家歪曲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竭力颂扬“市场万能论”，以与世界接轨为名，全力把中国经济拉入到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轨道上来。鼓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股思潮的现实表现。这种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方式实质就是把西方国家当作中国发展的楷模、榜样和救世主，完全放弃了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加分析批判地把西方所有文化都当作先进正确内容加以引进，甚至腐朽文化内容也贴上各种先进标签登堂入室，并以西方人的价值文化认识、评价中国社会现实。在招商引资和建立特区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制定各种减免税收等各种优惠政策，不顾国情、省市情、地区情的特殊性，到处圈地引进外资，大上快上，甚至我们自己的企业已经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且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的企业也在某些党政领导的干预下，强制合资，甚至廉价卖给外资或私营企业，无偿或低价转让技术专利。这些年来，沿海和特区大多数企业已经成为外国企业的附属工厂或加工企业，真正有自主品牌的对民族基础和尖端技术有独立和巨大贡献的企业凤毛麟角，许多重要工业如汽车、手机等核心部件专利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许多省市地区为增加GDP值，还大量引进和扶持有害于生态环境的污染企业。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强，殖民主义色彩越来越重。个别国家领导人把中美经济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把人民创造的财富变相拱手送给西方国家，且称之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中国”。卖国主义的汉奸、奴才嘴脸暴露无遗。

　　第八，市场经济体制和原则导致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急剧下降。

　　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是塑造不同人格标准的文化。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文化内容是把人变成亚当·斯密理论中的“经济人”模式，且不断刺激人们急剧膨胀的物质欲望、畸形的消费享受心理和扭曲的人生价值观、幸福观。不仅造成整个社会资源、能源的极大消耗、浪费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导致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急剧下降，是非、善恶、美丑观念颠倒。“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当今社会风气重要特点的一种客观评价。那些先富起来的亿万富翁和个别腐败官员的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剥削阶级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给予整个社会以极其严重的误导。以奴性、虚伪性、内耗性、肉欲性为基本特点的扭曲的人格特征严重表现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各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身上。教育的宗旨尽管还在高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实质是在培养没有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脱离劳动、脱离艰苦、脱离人民大众的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人上人。

　　第九，根本否定和背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发展了人本身，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这是唯物史观最基本最基本的观点，也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学说的逻辑起点。马克思《资本论》实质是劳动论，没有对劳动本质、劳动要素、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的揭示，就没有《资本论》核心思想剩余价值理论，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及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首先必须坚持劳动观点、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恰恰体现了这一基本观点。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却把公有制逐步改制为直接的或变相的私有制，劳动者在企业的主人地位丧失，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发展为按资分配原则，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形形色色的资本所占有。社会整体鼓励财产性收入，实际是鼓励非劳动性收入。《决定》中所说的“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实质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大多数劳动者的决定作用，鼓励资本、权力、知识、技术的作用，实质是鼓励少数人的作用，鼓吹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观念为“金钱光荣、资本家伟大;剥削光荣，挥霍者伟大”所取代。

　　综上分析，市场经济及其体现的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作用的实质是少数私有者对资源的占有、交换和利用的决定权，并成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社会主义国家任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质是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群众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权、支配权、配置权拱手让给少数私有者，继续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少数私有制的剥削、压迫，实质也是对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背叛。然而本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却看不到这种实质，看不到当今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恰恰是“市场经济”导致的恶果。继续加大市场经济改革步伐，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发展和继续侵占国有资产提供政策和各种优惠条件，继续把资本主义企业所谓“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甚至把“国有资产”偷换为“国有资本”概念，实际是进一步鼓励国有企业利用国家资源也像私营企业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或唯一目的。这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改革”继续下去，社会主义因素将更加减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将更加严重，社会风气将更加堕落。这是一条亡党之路，亡国之路，亡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习近平同志今年初谈到，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问题是苏联亡党亡国的各种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已经成熟时，即使有几个男儿，能阻挡历史倒退的车轮吗？事实上，原苏联819事件中的几个发起人就是这样的男儿，但也没有能够最终阻止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要真正防止苏共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不能够等待公开宣布改旗易帜那天才有男儿站出来，而是在创造资本主义复辟条件的过程中真正坚持共产主义的男儿能否敢于站出来制止这种条件、土壤的形成和发展。事实上，中国当今已经处在苏联解体的前夜，导致中国改旗易帜的条件相当严重。……我们作为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普通共产党员面对中国当今的严峻状况，不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观。为此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1、开展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讨论，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四个“不”是从高到低的制约层次，首先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基本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根本改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此要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搞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特征究竟是什么?必须客观地承认，近些年来在所谓“解放思想”的口号之下，在纠正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把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否定掉了。用所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经济特征，把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决定》强调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为依据。《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等一系列理论仍然是中国改革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因此建议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中间认真开展一次全民性的学习大讨论，认认真真地读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像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种学习态度、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中国是否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样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究竟是什么?党的根本宗旨思想要不要指导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如何指导?社会主义分配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究竟靠什么?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不要学习毛泽东亲自树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大寨、解放军两弹一星精神?要不要贯彻 “鞍钢宪法”中“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精神?……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应该紧密结合原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写出现代版的类似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文章、著作。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精通和应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真正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

　　2、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产阶级政党任何正确的路线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所形成的正确理论和路线也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建立在客观认识中国当今国情、问题、根源及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但是不能不看到，多年我们党不着重强调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了，各级领导和理论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状况相当严重，导致有关讲话、文件空洞无物的内容相当多，而照搬书本、文件、领导人讲话特别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现象相当严重。因此笔者建议，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系统党政领导部门亲自或者组织有关人员放下架子，以虚心向群众学习、请教的态度，深入到最基层的普通群众中去，倾听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真实的感情和认识。对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现实问题通过问卷和开座谈会等多种途径形式，开展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加工制作，真正对中国当今社会现实做出实事求是认识。以此才能够制定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3、认真听取广大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中央和各级领导在路线、方针、政策、作风等一系列问题的批评反对意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今年初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同时习近平、刘云山等同志多次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笔者坚决拥护这一重要决定。那么开展这种活动不仅要求围绕四风问题进行，比四风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必须客观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确实存在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对立与斗争，存在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斗争，存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改革还是用普适价值等自由化理论指导改革的问题，存在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还是改旗易帜的斗争。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实践，实质是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即最广大的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应该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是评价社会是非、善恶、美丑、正确与否标准的主体。现实生活中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领导不同程度地脱离群众，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领导的批评意见、建议没有正当途径反映上去。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就应该最大限度地创造多种途径、方式、方法听取最基础的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应该学会听取和吸收不同意见特别是尖锐的批评意见，“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应该学会辨别提反对意见者是真正拥护、坚持社会主义还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人。对前者置之不理，或压制、打击、报复、围剿，而对后者迁就纵容甚至鼓励，就只能证明是假冒伪劣共产党人。特别对于本次会议重要《决定》不能够只听吹捧、赞扬的顺耳之言，应该敢于听取批评、反对的逆耳之言。

　　4，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

　　纯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确实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毛泽东在世时就已经发现其缺陷与不足，也已经多次强调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但真理往前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不是根本否定计划经济本身。如果歪曲污蔑计划经济体制，且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完全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之，那么真理就变成谬误。上世纪80年代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中陈云同志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笔者赞同这一思想，它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党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这里需要纠正两种错误观念：第一种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不清晰、权责不分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不是劳动者个人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劳动者联合起来通过集体和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国家宪法规定，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实际是属于全体人民或集体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有企业管理者、集体所有制的管理者不是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人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管理国家、企业和集体。他们的责任心源于他们是树立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共产党人。这是清清清楚楚的产权和权责制度，怎么能够歪曲为产权不清晰、权责不分明呢?至于那些利用全民和集体企业谋取私利的权力者、管理者给企业带来危害和破坏性的根源不是作为全民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度，而是代表人民管理企业的管理者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只能加强对其监督、撤换或强化世界观改造，而不能把罪名归结为公有制而根本改制。第二种认为计划经济是违背人性、违背客观规律的瞎指挥的主观主义经济。这也是错误的。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本性，也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实现计划经济的人性理论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本性自私论，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计划都应该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大大小小的计划都应该是建立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识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权力者主观臆想的产物。而原苏联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经济发展计划、规划基本是来自实际的，特别是按照农轻重比例关系和特殊国情出发，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新生事物，现实国情又是复杂多变的，又受制定、执行计划者本身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经验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计划与现实或多或少有一定偏差，有些还较大。个别领导不注重调查研究、主观盲目性、瞎指挥等现象也确实存在，实践中也带来负面甚至严重后果。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罪责不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偏盖全，以个别否定一般是绝对错误的。计划经济主要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由于制定和执行国家计划的管理者本质是代表人民的，因此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决定资源的配置。要真正实现计划经济，一是要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二就是要求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者必须从人民和国家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从整体和全方位思考和处理问题，以利于各种不同产业、行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就从根本克服市场经济体制中单纯只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导致的牺牲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但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包办一切，某些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小商品、某些服务等大量第三产业就可以通过市场行为直接调节和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允许部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这实际是中国当代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补充，有利于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和项目的更加有计划的发展。

　　5，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建设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基本相适应同时，也存在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方面。因此要求这两方面的改革必须同步进行，不可单枪匹马。经济体制改革有自身的内容，但是在上层建筑即一定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形态下进行的。不改革上层建筑方面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因素，就必然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进程和深度。如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宪法、理论上的要求与现实生活的实际距离很远，由此必然影响人民群众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主动性和对改革者的监督制约作用。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不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就会导致后两种文化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改革者的指导思想，使改革走入歧途。今天现实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离开思想文化建设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够从经济基础上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因此要求两种改革与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同步进行。但是近几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只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程度不同地忽视政治体制改革，导致改革实践中压制、打击人民群众的现象比比皆是。文化思想建设更不受重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提出“四个划清”，由此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但究竟如何做到“四个划清”?根本和具体区别究竟是什么?现实中具体表现是什么?如何运用“四个划清”指导实践等一系列问题却始终没有深入研究下去，以后的几次中央全会和十八大甚至专门研究文化建设的十七届六中《决定》中竟然只字不再提“四个划清”，反而把文化推向市场问题作为六中全会的主题。这就是脱离上层建筑改革单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导致的恶果。这一深刻教训不能忘记。希望党中央真正认真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社会主义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5周年。《共产党宣言》就是共产主义宣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宣言。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序言》中说，自《宣言》发表以来，不管25年来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天也可以理直气壮说，不管165年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出现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预料的更多的新的情况，但实践证明《宣言》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正确的。列宁说，《宣言》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我想《宣言》不仅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必读的书籍，更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的最高纲领和根本指导思想。《宣言》有两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一句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86页)另一句是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同上，第293页)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真正坚持共产主义，就绝对不能忘记这两段至理名言，就必须以此指导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革。忘记和放弃就意味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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