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内在诉求：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武昌首义103年
1895年，甲午之战中国惨败，被日本强索大片领土和巨额赔款，中华民族悲愤交加，上下同哭。
为国弱民穷，为政府腐败，康有为在京城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公车上书;孙中山组织资产阶级革命，打响了推翻满清政权的第一枪——广州起义。
一个请愿变法，一个革命造反，两条不同路线、两种不同势力、两个不同司令部拉开了相斗争的大幕。
康有为秉圣人衣钵，矢志维护君明臣贤的等级制;孙中山着眼人民，怒斥君主立宪，坚决否定等级制。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七步诗》)
变法失败，康、梁落难。孙中山向康、梁伸出热情之手，希望求同存异，联合作战，以将“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二十世纪”(孙中山：《批黄兴等呈》)，
然而，保皇视革命如仇雠。梁启超《致康有为书》咬牙切齿：“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何乃酷毒一至于此!阵营内部斗争之惨烈，竟不亚于两个阵营之间;而逆潮流之动者被卷进潮流中，也是不可免的命运。
孙中山胜利地领导了一场与保皇派的大论战，将历史之呼汇聚到革命的旗帜下，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他高瞻远瞩：“世界潮流的趋势，是阻止不住的。……现在流到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三民主义》)
这是汹涌澎湃的不息之滔，孙中山是“滔”头的晶莹浪花。他迥异康、梁，没有自恃清高的士大夫情愫，却自小养成下层群体反抗压迫的正义胸怀，洋溢着劫富济贫的造反精神。
儿时孙中山曾挺身而出，勇敢戳穿地痞流氓诈取穷人钱财的劣行。当骗子凶相毕露、咄咄逼人，威胁“以此铊死汝于一击之间”之际，他拔枪相向：“以枪死汝于一击之间!”
少年孙中山曾和同伴大闹庙宇，“亵渎神灵”，将家乡供奉的神像断手指、刮脸皮、砸耳朵。顽童作为，很有点自发红卫兵的味道，致遭乡民雷霆之怒。
年稍长，孙中山便“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并以洪秀全自命;时人送其绰号：“洪秀全”。(见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
孙中山以砸碎旧世界的宏大志向，成为陈涉吴广、黄巢李闯的现代文明形态;他自觉担起了颠覆清廷腐败统治的造反使命。
这使命从一开始就是私有制框架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框架不能容纳的。
孙中山尖锐剖析太平天国的内在丑陋：洪秀全的农民革命起点于私，经过冲击私有制的进军，最终兜了一个圈子，回归为私的争夺。他痛悼洪、杨的沦落：“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三民主义》)
为着升华洪、杨，孙中山设定辛亥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掂量“这三样目的”的重量，够不够得上社会主义?如此“至完美的国家”，如何激发不出全民族的能量，促中华崛起!
像其身后的毛泽东一样，孙中山满怀快马加鞭“超英赶美”的自信与豪情：“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赶超英美，决胜西方文明!孙中山秉社会公有之真诚作为和崇高向往，高扬起中华民族的使命：“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临时大总统宣言》)
大同!
前承康有为，后启毛泽东：向共产主义进军!
辛亥革命——孙中山代言中华民族发布：中国，20世纪宣言!
文化革命——毛泽东代言中华民族发布：中国，21世纪宣言!
共产主义宣言!
毛泽东——孙中山革命事业和伟大襟怀的唯一继承人。
为着这一宣言，孙中山以“国父”之尊，向他的国民党人，也向共产党人发布“总统令”： “谋国者”必须甘心“为民公仆”， 把国民视为“民国的天子”。他掷地有声：“一为国民谋吃饭，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屋，四为国民谋走路。”(《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孙中山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那是以共产主义诉求为指向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形态。孙中山“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他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孙中山深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严重流弊，他痛恨资本剥削之酷烈与无耻，痛恨资本家的贪婪与伪善，他力图以社会主义制约资本主义，他的三民主义分明闪耀着社会主义的光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于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上的演说》)
制约特权!
孙中山耀亮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光辉，他以对辛亥革命的严格定义，赋予其永恒的光荣。
然而，胜利的辛亥革命很快蒙上失败的耻辱。“少数满洲人专利”被革掉了，“君主一人专利”也被革掉了;“少数富人专利”却革不掉。中国没有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更甚者，除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孙文学说·自序》)
如此革命，是优，还是劣?
孙中山认同了康有为的预言——
辛亥革命后，军阀、政客走马灯似的变换旗号，勾结争夺，“纪纲尽废，法典皆无;长吏豪猾，土匪强盗，各自横行，相望成风。搜刮则择肥博噬，仇害则焚杀盈村……”(康有为：《中华救国论》)
孙中山默默地向康有为后退——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主持制订了《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封建体制，宣布各族人民一律享有平等、自由的天赋人权。然而，一纸“约法”岂能翻新数千载封建沃土?残酷的现实警醒孙中山：中国离民主宪政的目标还遥远，只能渐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以“训政”之论变通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将中华变革付托于“先知先觉”的精英。
从此，“精英政治”确定为孙中山革命的主旨;孙中山专制，也以“君主立宪”的别样形态，一跃登上“善的等级制”的灵塔之巅。
在袁世凯复辟和二次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濒于涣散。孙中山重新建党，筹备第三次革命，义旗再举。
此时，孙中山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专制主义的基座上。他明确自己为党魁，要求党员入党时盖手印，立誓约：“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 全党服从他一人;他还摒弃高尚的也是空想的“平等”，要求党员根据入党时间早晚及功劳大小明确不同级差，“按劳分配”。
善的等级制确立。
从此，孙中山沿着专制一路走下去，他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大公无私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党内其他人难与之比肩的——把这专制一直坚持到生命的终结。
孙中山专制!
毛泽东专制!
孙中山为革命的专制道出与毛泽东同样的对自己党的痛心：“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八年十月十日》)
最典型的是为袁世凯称帝而积极出谋划策的著名六君子，其中四个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另两个也是同盟会的朋友。
这足以说明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动摇与软弱，以及在剥削本质上与封建地主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政变不是孤立的，而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不断地镇压农民运动的总爆发。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在剥削阶级这一内涵上互相认同，团结起来了。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堕落与背叛，证实了孙中山为推进革命的专制无奈。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孙中山的专制无奈，基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散的小农经济。
孙中山革命虽然确定了新纲领，但其基本力量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其主力部队是农民构成的新军与会党。辛亥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先驱以资本主义观念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
农民革命的小生产者构成，必然地规定着向私有制的倾斜和对专制的本能尊崇;而资产阶级为阶级剥削，也必然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结盟，将压迫与统治民众的阶级诉求，付诸专制的强力与暴虐。
无论旧专制，还是新专制，专制不可避免。
这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
孙中山专制是对这个“必然”的正视，它为着颠覆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专制，肩起了新专制的时代大闸。
孙中山专制昂扬着革命的坚定性;然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专制”也不能免资产阶级的软弱。
孙中山制订16字大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民族革命。
“创立民国”，还主权于民，开始与私有制决裂，是政治革命。
“平均地权”，是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必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但“平均地权”不与农民无偿获得土地相联系，不主张“夺富人之田”，则使“革命”大打折扣，它弱化了农民这个最广大群体对革命的响应，也给地主阶级对革命的抗争留足了空间。——抽象的折中，为二者间的阶级斗争从潜在到爆发预设了平台。
孙中山鼓吹“文明革命”，提出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若能顺利实施，当为良策;然而，新兴力量未据主导，犹处于旧势力的重压下，“文明革命”岂能不流为高尚的空谈?而新兴力量不能以对人民利益的鲜明主张组织起自己强有力的军队，又如何在与旧势力的对垒中争得主导?
在这点上，孙中山以其与康有为相同的秩序观，表现出孙、康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康有为的改良具有革命意义，孙中山的革命则具有改良意义。孙中山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出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利益上的对立。
然而，孙中山毕竟有着不同于康有为的革命家品质。康有为改良失败，不得不让位于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改良失败，则主动地让位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晚年孙中山转而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主张效法苏联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耕者有其田”。
鲁迅称颂：孙中山的一生是不断追求革命的一生。
列宁礼赞：孙中山“是充满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它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孙中山以“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贵品质和不断自我否定的崇高精神，以及向共产主义的真诚致礼，确立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捍卫和张扬了革命资产阶级的光荣!
薛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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