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研究界有关浩然小说的评价，普遍认为《艳阳天》的艺术价值高于《金光大道》（本文均指第一、二部，下同），其评价标准乃是依据于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的理解。即格外强调对小说世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拟真性”，并以某种经验性的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小说经典叙事成规的真实，来作为评判的标准。《艳阳天》在乡村生活场景、人际关系和环境描写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特色，成为了评判者赞许的主要内容。相应地，由于《金光大道》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主义成规，对它的评价普遍低于《艳阳天》。当人们把《艳阳天》视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而将《金光大道》看作“文革文学”的典型时，也就潜在地提出了两个不同文学时期的两种不同文学规范，并且过分强调两者的“断裂性”。而事实上，不仅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将《艳阳天》视为两个时期、两种文学主流规范之间“承前启后”之作或许更合适些；而《金光大道》则因为与两种规范均有密切关联，而成了“文革文学”的某种特殊典范。
《金光大道》的主要特征，或许可以用“政治美学化”⑤ 来概括，也可说它构造了一种再现激进政治理念的独特文本形态。与《艳阳天》把叙述内容集中于某一特定历史时间的横切面、并格外倚重冲突性事件来结构小说不同，《金光大道》是更为典型的“史诗”小说。它试图再现农村合作化运动历史的全过程；而这一历史图景可能呈现的样态及讲述它的语言，则直接与“文革”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大批判相关。最独特的是，尽管也有着一般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关系、情节类型与环境描写，但与政治理念取得象征性关联的书写，不仅表现为叙述空间、人物关系和情节构成等，更会落实到每一细节和形象的处理上。正如当时的评论者就已概括到的：“在《金光大道》中，有一种新的尝试，就是通过描绘一定的场景和细节，对读者进行象征性的启示，引人联想……具有浓郁的政治抒情诗色彩。”⑥诸多萃取乡村自然风物的意象被赋予了特殊的“言外之意”，与大历史叙述、塑造阶级新人等主题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抒情方式。这种赋予明确的政治内涵的抒情过程，便是对叙事的象征性提升。在这样的小说世界里，“物”的象征意义是无所不在的，同时也几乎不再有游离于政治理念之“词”以外的“物”。如果说源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的叙事形态，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两结合”，仍旧存在着“观念”与“经验”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此时小说世界的成熟或封闭，则以统一于观念的真实而告终。那些不符合激进政治理念或无法被其表述的，都成为小说文本“看不见”的东西。这种叙事上的“纯粹”事实上也是“文革”主流文化的主要特征：比之《金光大道》，样板戏舞台上的象征更为彻底，被要求具体到人物服装上的每一个“补丁”。比之《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又更进了一层：它不仅使象征深入到每一细节与环境，而且取代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叙事格局，因此，这部小说也就成了纯粹的“政治抒情诗”。
除却其对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的偏离，有关《金光大道》的主要争议，还集中于它的被叙对象，即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所表现的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历史。围绕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而存在于50—80年代中央决策阶层的分歧，在越来越多的回忆录与研究专著中得到证实、分析和讨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金光大道》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书写，看作两种现代化路径交锋的场域。而事实上，《金光大道》在再现这一历史过程时，远不像人们曾经以为的那样简单。《金光大道》（也包括《艳阳天》）对于反面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维逻辑，也给出了十分细致的表现。这种表现方式的直观效果，便是使文本成为“两条路线”争辩的场所。两类人物、两种思想的争执不仅表现为冲突性情节，更表现为“大辩论”式的对话。浩然小说是相当注意描写人物对话的，《艳阳天》的“生活气息”有许多便来自乡村人物的插科打诨和俚言俗语的谈笑；但到了《金光大道》中，人物对话则主要成了两种政治力量及其思想的面对面争辩。高大泉不仅要以他大公无私的行为来表现其作为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更要通过结合具体事件的论辩语言，通过摧垮、威慑敌对分子并说服、感动中间分子的诸多“演讲”，来表现小说主题。而当这些被作为小说文本的主要构成时，就绝不是背诵政治手册便可以完成的，而需要写直接参与到政治辩论当中，才可能写出“合情合理”的情节与对话内容。今天重读《金光大道》时，我们甚至不妨依照当年的政治解读方式，将这种“大辩论”风格视为党内高层分歧公开化的文本呈现形态。小说对两条路线、两派人物明争暗斗描写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读作这种政治角力的“真实”呈现。
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话语的“金光”照耀下，浩然小说并没有表现出我们今天这样重读时的余裕和宽容。那种认为只有合作化能推进农村发展，并将之视为历史“本质”与“唯一道路”的观念，其历史局限性在今天也是明显的。重新讨论当代中国激进政治／文学理念及其实践史，固然需要打破形成于80年代的新启蒙式现代性视野，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可能回复到那个金光灿灿的世界；承认其“历史局限性”，也不是无视它、否定它的理由，而需要通过细致地分析其历史构成，分析作品与比视野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间的关联方式，探询它可能在今天发挥作用的资源形态。只有这样，才可能摆脱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表态式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祛除其作为“幽灵”命运的方式。事实上，浩然本人对这一点也许有相当的自觉，他曾经说道：“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活的历史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成一堆尸骨的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⑦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重读浩然时的主要感受。
【注释】
① 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收入《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②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8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第十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洪子诚：《浩然和浩然的作品》，《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2日。刘景荣：《文革时期的“一个作家”》，左岸文化网站。
④ 叶圣陶：《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读书》1958年第14期。
⑤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162—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⑥ 马联玉：《社会主义道路金光灿烂——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北京文艺》1973年第2期。
⑦ 刘国震：《应当重新审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参见左岸文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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