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杨佳的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没有出人意料的是宣判了死刑。之后，我们或许还能在二审中看到杨佳继续无力的辩驳，但意义总归是不大了。一件足以构成全国性的恶性事件竟然事先没有知会（按上海市的法院，开庭之前几日是要公示的）更不允许记者进入，如此的“私审”无疑不让人怀疑其公正性，律师是公诉方的律师，不允许杨佳自行决定，而家属也未被同意见杨佳一面，令人蹊跷的是杨佳的母亲也不知所终。如此一场公权代表的私设公堂到底是在维护往生者的利益还是在刻意剥夺在世者的权益？我们暂不辨明细。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在三十年中我们或许取得了很多，但我们也放弃了许多。建国之今不过六十年，按古礼，一个甲子为一个轮回，而我们当前是不是也是回到了起点之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总是说清末多么多么无能，民国多么多么腐败，蒋介石多么多么反动，我们接过手的是所谓的烂摊子，所谓的满目疮痍，所谓的矛盾不断。但我们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也应该归功于社会制度的功劳。但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后，在2008年本应欢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个国家又不太平了，不安定了。抛开天灾不说（果真是天灾欤？说到底天灾往往就是人祸的衍生吧），翻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还有如今的瓮安事件，这些一件件的群体事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不断爆发，而起因往往都是一些小事。再推而广之，早几年政府的圈地运动中不断涌现出的农民为了征地而围攻政府的事情。再到崔英杰、杨佳这类个体的不满而导致的悲剧。这些种种群体事件或者个体的恶性事件的背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的迷雾，而我们只能是知道一件事情——如今的政府坐在火山口上，而需要的引子其实只要一个小火星就足够了。
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地都是城市，再小也是个县城，而群体事件往往是在较为偏远的县城，而个体事件又往往集中在大城市。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过去农村土地矛盾为主要解决方向的社会矛盾逐渐转移到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或者是城市内部的矛盾，而当中最大的根源我想就在于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格差。邓当年认为社会有分层才会有资金的流动然后才能促使经济进步，但事实上表明这个论断到如今只对了一半。资金固然是流动，经济也愈加发达，但背后这些每年增长的数值到底到了谁的腰包里，我想必然不会是我们那些至今还没脱贫或者还在温饱线上的群众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拿六千万年薪的老总，我们也能发现中国也有每日生活费在1美元以下的绝对贫困者。社会分层但责任却依旧没有分离，财富只有按劳动分配却没有按需求分配，这点不能不说我们只做了一半的功夫。
当然，这也是必然的。按经济学角度，人是理性的，而多年以来，西化的学者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他们极力鼓吹和认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论断，不断地深化私有制。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会拱手把利益让出来？那无疑是在虎口夺食！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拉美地区以查韦斯为首的一批左倾政府是在极力抵制这种思潮，是在批判的，他们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更多的也是向社会主义路线靠拢的。而朝鲜和古巴更是拒绝世界市场的侵入，至今也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尼泊尔如今依靠议会斗争和毛主义相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而反观非洲各国，尤其是像尼日利亚这样的产油国被外资侵入之后变得愈加贫困了。如此对比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中国如今号称是最大的债权国，号称每年的GDP增长是稳健在10%左右，但事实上我们却从不去观测这些财富的流向。最大的债券国如何？人民币一升值我们就已经凭空蒸发了一千亿，而美国如今的次贷危机下我们的银行中只有中银和建行减持了相关债券，更多银行却是持乐观态度的，这又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些美国鹦鹉们的功劳。GDP涨了，我们还惊奇地发现居然提出人均收入也增幅巨大，但事实是我们的各大企业老总的年薪增加了，人均不过才增加的。相比CPI18%的增速，我想GDP恐怕追一辈子也追不上吧，就是如此还能说群众纷纷表示问题不大？
经济上的对立和矛盾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如今依旧是集权国家，所以当然经济挂帅的背后是政治的手段。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当然好，但我认为要维持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极其苦难的，放到现在来说就必须是让人误解的极端集权，只有依靠极其强大的中央力量来刻意压制外在的资本主义侵袭才能维持一个社会主义，就好比是古巴和朝鲜那样，正如一棵参天大树被移植，必然要一个强大的支架事先维持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生根。所以社会主义的初期也就会出现中央过度集权的现象，而民主则是在更高的共产主义阶段才会出现。但也如同唐朝的府兵制和均田制是密不可分的一样，我们的计划经济也和中央集权密不可分，但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市场经济，但政府构成上依旧是过去的那套，依旧是掌握过多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一切必要的资源）。而在社会分层的过程中，这些掌握大量资源的“xxx”首当其冲的是必然利益者。虽然过去我们社会中也逃避不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阶级问题”，但这里的等级相对于如今是相去太远了。毛泽东工资多少？400元，普通工人工资多少？50元！当中不过10倍的差距。不要说还有什么奖金之类，当年的奖金不过就是多几个鸡蛋，多一餐伙食罢了。但我们如今一个科员就和工人的工资差距在10倍之上，这还是拿着官方工资的比例，算上灰色收入岂止10倍！而我们一个成熟企业老总的工资总不会低于百万的薪酬吧（而一些央企的老总更多的也就是大院子弟），可见当中存在巨大的鸿沟！由于政治上地位的不同就早就了在圈钱运动中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那么一旦这种不平等到了一定地步社会的矛盾也是必然。这个临界点是什么呢？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而去年，我们是0.47。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近十年间的政局很不稳定的情况下，社会依旧保持着平稳，靠得也就是较低的基尼系数！
而政治上的集权的确是为“xxx”们创造了经济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城市个体恶性事件的产生也是由于过大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家庭压力而导致的行为偏差，这点我们或许用秋叶原的无差别杀人案可以佐证。但问题是我们即使是在大城市面对的不会是更有素质的执法人员。杨佳是在上海，崔英杰是在北京，可以说都是皇城脚下，但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如何呢？若不是手段强硬、态度蛮横会有后来的结果吗？所以压力本就很大的都市生活下，面对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执法大队，那么平日埋怨的怨气难道就不会成为刺杀的原动力？而这样的执法队伍背后是谁在撑腰？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国家级的后台，但他们依仗的却是堂堂“王法”，如果不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职权，他们能够如此招摇过市？法律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要知道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也就是说，法律是缺乏人性化的，在具体执法过程中靠得还是执法人员本身的素质。固然法律允许执法人员可以干这种，干那种，但具体裁量上没有规定，也就为我们某些执法人员的胡乱执法埋下伏笔。导致大城市中城管与小贩，警察与无业（甚至仅仅没有身份证或暂住证的）的关系日益紧张，出现像杨佳这样的人物也是时代的必然。
这还算是个体事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条件还能说的过去，但更多更恶劣的群体事件是发生在小城市，其根源是什么，可能正是由于政府的权限过大造成的，土地、山川、矿产固然国有，但到地方就是地方国有，也就是地方所有了。地方政府官员由于没有过高的阶层并没有从第一次圈钱运动中获利，但却能皆由改革开放的名义，或开矿，或占田。这些本身的地上物主却一无所得，所以我们现在有《物权法》来意图挽回局面，这虽然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是不大的。以瓮安为例，政府不仅掌握经济，更是掌握暴力机器，如果政府强行要收购，那农民怎么和公安局相抵抗？而更何况政府通常较为狡猾的做法是借助黑恶势力的影响来迫使农民交地。瓮安有没有黑帮，现在所知道的就有“玉山帮”，也是这次被重点审查的对象，还有诸如“姨妈会”、“杀猪协会”、“运输协会”等一系列涉黑组织。当现在全国有多少黑社会组织和政府勾结，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清楚的是，这种现象不但有，而且可能普遍。更早年的著名案件沈阳慕马案中，慕绥新、马向东就是和黑社会团伙头目刘涌勾结在一起的。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下是没有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存在的，这些只能是涉黑，他们的生存总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的。我们有时能惊讶地发现被查出的涉黑团伙头目有时竟然会有人大、政协的名号，可以说，当这些涉黑团伙能套上“红帽子”的时候，掠夺就更加明目张胆了。黑社会团伙依仗政府，政府收受好处，这是“双赢”的，但损失的却是群众。
其次，官员的执政能力问题。我们现在发现的群体事件中，往往事后都能发现有迹象表明的可能。但我们的当地政府，上级政府却没有重视，王勤依舆论说还是个不错的官。年轻、干练，但他处理干部内部问题拿手却忽视了干群的矛盾。放纵了政府机关人员、公安人员，使得造成警民冲突，继而就是冲击政府。如果在一开始就能很好地处理女尸的问题，那么而后的溺水死因恐怕接受的人会更多吧。而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又往往地有意无意地拖延时间，错过了绝佳的处理危机的时刻，这样不正是行政执行力的不足吗？再加上欲盖弥彰这个官场通病！而且是怪病！明知是不可能掩盖的却总是“下意识”地去掩盖，瓮安事出之后我们的媒体一时间是不被允许进入的，而事情变大之后，在上级直接过问下才有媒体能够进入采访，而后的被动的局面不也是长期以来被扭曲的官员办事思想的恶果吗？
最后就是言路，我们的法律是不允许我们越级上访的，但这要基于我们的基层政府却能秉公，但我们要上访的对象往往就是要防备当地政府。如果当地政府一向秉公又怎么能容忍扰民、害民事件的产生？我们往往能看到每当开全国人大的时候，总有人去告御状然后就是秘密逮捕了。就是因为越级上访是违法的！我们要言路，却没有言路，怎么办？除了表达愤怒外还有什么办法？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说了千百年的名句，但我们现在正面临着的就是“溢出”的苦果。当然从吐蕃事件后，我们的政府在改革，甚至我有理由相信新政是一直在进行的，但掣肘奈何的无奈才导致现在只能埋头于“救火”而无暇照顾“防火”了。民主化不如开言路，民主可能导致社会的异变，但开言路只能是加进干群联系，加强相互的信任。如果我们能广开言路，那么那些西方鹦鹉的话语权必然下降，对于人民来说不也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吗？
我们面对如今的局面不能单单从政治、经济角度去分析，在思想上有没有问题？改革开放首先进来的不是糖衣炮弹，而是思想导弹。我们见识到了西方的民主，然后就有种矫枉过正的心理，一再否认过去，否认历史，否认体制，也就否认了经济制度，否认了曾经的公平。在组织上有没有问题？我们面对官多于民的基层，我们是不是说组织上的相互推诿而造成事件的处理难度？而相互扯皮中我们的群众有多少矛盾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在信息交流上有没有问题？当我们说外国媒体整日报告中国的虚假新闻是由于中外媒体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那我们当前是不是也是有干群信息的不对称？现在这些个社会矛盾反映出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失误，也不能是简单的批评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缺陷，社会在转型的时候就必然会泛起一些和平时期所不能见光的问题，现在俄罗斯转型是成功了，尼泊尔要开始转型了，而中国，转型的路还很长，至于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我们只能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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