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六七（13-14）

我的一九六七（13-14）

13

我们还响应号召，组织起来帮助夏收。这时我们在班里已成了多数派了，有几个平素就老实的人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但也是无情无绪的，不自然，话不投机，也无话可说。一天下午，正在地里干活，忽然来了阵雨，都往学校跑，跑回教室。男男女女就一件布衫子，湿透了，贴在身上。几个人在走廊上避雨、喘息。一扭头，一眼瞥见一位女同学胸脯那么高，两只高耸的乳房那么清晰地透过紧帖在胸脯上的布衫子凸显出来。我一下子呆住了，脑子一时一片空白！那位女同学似乎感觉到了异样目光的扫描，抻了抻衣襟，忽闪忽闪两只大眼睛，一扭头到教室里去了。我似乎做了一件很不道德的事，一时回不过神，心里不是味。羞辱？失礼？失落？因为她是与我有点特殊关系的同学，自然是我以为。虽则事过近四十年，人已是皤然老翁老妪，这声明仍是万不可少的。别占别人的便宜。更别玷污了她。　　

她个头不高，圆脸，胖胖的，也算漂亮。一双大眼睛真如秋水一般明净澄澈。嗓子尤其好。学习不够好。我是班里文娱委员，她是班主任为我特聘的干事，教歌唱歌的。曾同桌一年，也是老师的安排，“一帮一”。高二帮了一个，和她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高三就和她同桌了。这几年“同桌”成了时髦题材，相声小品流行歌曲都盯上了。很腻就是了。我们真也说了许多话，但她学功课信心不足，帮不了什么。我滔滔不绝的讲，她睁大眼晴听，我问她明白了么，能不能复述一遍。她脸红一红，说，你讲的时候我听着明白，讲完了，我又忘了，糊涂了。我也笑了，于是再讲。再讲的结果也还是一个“差不多”。她轻轻地叹口气，我也长吁一口气。讲还是讲，听也是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总是感觉这是最愉快的时光。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讲累了，厌了，也讲点别的，那就是她讲我也讲，一张课桌上的喁喁私语，热烈着呢。因此还说了许多各自家里的话。她是农家女，家境一般。有个弟弟，她很疼爱他，常挂在嘴上，几次央我给她弟弟起个名字。后来起了没有，也不记得了。话说到掏心窝子的分上，也是无话不谈了。两颗心越说越近乎。但谁也没说一句套近乎的话。一层窗户纸，谁也不去捅破。大胆一点点，把心里的情愫表白出来，马上就会有回应。家庭，人生，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啦！但谁不敢越雷池一步，怕羞，老实本分，并无城府。我们也差不多的单纯吧。那时也没有那份欲望与心情吧？也就是比一般同学多一点点交往，有那么一点好感吧。阿门！　　

临近毕业，她也希望我报考文科，继续帮帮她。我没报文科，从此就分开复习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她也想报音乐学院，可是面试要去天津，或者寄去录音带，这在当时经济上也不允许。她对我说了，我只有表一点同情。她没有能去面试，也曾难过地流下眼泪---泪水从忽闪忽闪的两只大眼晴里滚下来。多少年了，这一幕仍在我眼前。原来我们似乎都有点亲近依恋之心---这当然更是我的感觉。因我的无知笨拙，没心没肺，更有共同的单纯，不太可能再往更复杂更深的方面想，也许还有她对我的误会，有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对我涚：你有人了，你不是同S谈恋爱吗？我竟一时语塞。关系没有再发展下去。文革一起，再也没私下说过话；现在越发变得隔膜生疏，如同陌路人！这真是让人可悲伤感的事。搞的什么文化的大革命呀，误了多少真情美事！时光流传，留下的只有伤感！时光难道不能倒转？真的只能是长久的一声叹息？真是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对自己熟悉的女同学的敏感部位过敏过电。以前至多看看漂亮脸蛋，笑一笑，自自然然，大大方方。脖子以下是万万不敢瞄一眼的。　　

那个年代，穷字当头，穿衣戴帽，男女无别。冬深夏浅，肥肥大大。哪里见什么线、条、块？高二的一个初春，风已是吹面不寒了。同学们都还是一身棉袄棉裤，不是黑的就是蓝的。一次体育课，到校外操场上，同学们被体育委员从教室里轰赶出来。一通疯跑。见一个同学弯腰系鞋带，体育委员赶上来，喊了一句：“快点！”就用膝盖对着蹶起的屁股一顶。并没有顶倒那同学，但那位同学一回头，体育委员才知道糟了个糕：原来是女同学v！v同学早已羞红了脸，露出嗔怪的眼神。他窘急无状，一时无语。过后,大家似乎没谁再提起，仍照旧上课。　　

同学之中，一般没有什么邪念，没有产生邪念的土壤及环境。不是装正经、假正经，而是满眼满世界只有正经！至多朦胧一阵，徘徊徘徊，就暂且按下不表了。班里也有几个勇敢分子，想再往感情方面走走的，也是没有章法，不是昏了头、中了邪，就是仅朝雷池靠半步就又缩回去了。成了一对。打埋伏有三四年，才敢见天日。我们当然都很高兴，都当成了自己家里的大哥娶亲、姐妹嫁人那样快乐。　　

那时我们都年轻，却与讲究穿戴无缘。当然是穷，再就是革命的俭朴的时尚。有人有好衣服，当然不是不让穿，不是不能穿，不是没谁穿。文革前只是提倡节俭朴素，并没有禁止，文革一起有些红卫兵才霸道起来。不让穿奇装异服，烧！如果以前啥都没有，烧什么？穷人自然过的是穷日子，普通人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多数人过的是差不多的日子，而有钱人过的仍是有钱人的日子。有钱人也多的是。电影《千万不要忘记》里，一个工人家庭的儿子买一套西服要花148块（那儿子给未婚妻写信，说什么“无限的空虚”，一时成了同学之间互相打趣的口头语）！我的天！俺们高一的语文老师的爱人从南方大都市来探亲，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还烫了发！同学们追着看稀罕，女同学最为踊跃。俺那小市民的小心眼的老师还真着了恼，急赤白脸，指斥我们“不懂礼貌”！他们还不算真的有钱人。　　

看看文革初期公布的一份高收入的材料，我的天！比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月400块多一点的收入多得多的，多得多了！三高呀，私方厂长、工程师，拿定息的，有海外关系的……看人家过的那叫啥日子！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看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里的叙述，历经几朝几代的世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不倒架。那一举一动，那眼色，整个贵族气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贵们，只知大把花钱，追星赶潮扮酷，附庸风雅，可是短期培训不上档次，一到场合就露怯。那个暴发户丑态，就怕人家认为他没钱，更怕人家说他只有钱，一看就是他妈的没还吃几天饱的，捧着一缸醋，一边惭愧去吧。我们一听老师一个月拿五六十块，都替他们发愁：这么多钱，咋花呀？这才哪是哪呀！高高在上者大有人在,差别与不公正一直存在。在一个笃信平等公正的社会里,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意味着对立与仇视。现在的更与时俱进的最新说法就是：不和谐。要不，文革一上来破“四旧”、抄家，那么凶，一些权威挨斗,也惨。怎么能不承认是惨呢？搁到谁身上谁不疼呢？但这也是事出有因。不全是红卫兵小将的革命激情----残暴吧？　　

我们这一派最旺盛、最是炙手可热，而对立面没戏、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这一派都讨厌的班干部好像也前来归顺靠拢。但一见便知，全无诚意，我们更没一句好话，没说几句话就被嘘走了。非常奇怪，这些见风使舵的人没有一个认错的。只说你们做的对，大方向正确，不说他们错，绝不说。若干年后，看《王明传》，在延安整风时，王明就是这么个态度。毛主席说：王明同志，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对不对、好不好，你只说一说你以前错在哪里就行了。王明就是一个字的错也不认。我想：还是心不服啊！形势所迫，跟着走啊。但错不能认，认了，以后翻盘就难啦！唉，那时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恨不共戴天，谁有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愿望？谁又有和解宽容、“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度量？常念的一条毛主席的语录“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可哪里有什么精诚啊！此后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你上我下、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后的更加激烈冲突，几近于你死我活；还有最终的更为惊心动魄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时机不到，不能太天真，讲温情。许多事情不是凭想象、凭美好愿望、凭个人情感能决定了的。那时我就成了“讲策略、懂政策、顾大局”的温情理智派，并因此常常受到来自内部的批评、讽刺打击。俗话说，“不到火候不揭锅”。揭锅之后才真正能看出谁性急天真，谁持重老辣。太理智就是太天真，也必定心慈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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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县大局看似已定。以高二学生Y某为核心的领导层开始向县城转移。还向各公社派出代表，争夺战已深入到各公社激烈进行。积极同省地一级同类组织挂钩，争取支持，更要争取承认、接纳为下属组织。成立宣传队，准备一台节目，随时开往各地庆祝、慰问、宣传、造声势、扩大影响。学校已不再是中心，不再是大本营。整个夏天和秋天，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开到县城。是谁的指派呢，整整一个夏天，我留守学校，一时好像成了留守负责人。那时巳办了一张小报，有我班同学L及高二的一个学生负责编排。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小报迁往县城，我就投稿，也兼分发。留守处的宣传、印刷传单就由我操办。还有一些杂务，抓住了就干。　　

一次，临县的工人造反团成立，学校的一个工人M得到消息，说该去祝贺，借机扩大影响，于是就找大红纸写贺信，由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会场。到了，会也散了，我们留下贺信，就走了。又一次，宣传队在邻县演出，对方接待热情，演出也成功，临走告别，该有人出面答谢一下。宣传队认为该头头出面，不知是那位头头的主意，就让我代理了。不知道坐车，不会骑车，就找C老师用自行车带去。晚上演出、讲话，第二天宣传队步行返校（四十多里吧），我又坐二车子回来了。还在大部分学生都在校的时候，我出面主持了几个批判大会。当然是大批判。分几个专题，找一些同学、老师写出稿子，过过目，就大会发言。当然也联系实际，批驳学校对立面的一些谬论。一连开了几次，一次几个小时。我作为主持人之一还即席演讲、评点。当时影响不错，很成功。也就是“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在当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句。　　

应该说，我对文革的理解到六七年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才更清晰一点。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目标，一时看不清，难达到。夺取权力就明摆着了。戚文一出，打倒刘少奇已成定局，指日可待。中央打倒刘少奇，省地县有没有小刘少奇或曰刘少奇的代理人、同刘少奇一条线上的？文革到了六七年，斗争的大方向就是大联合、大批判、夺权。把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揪出来，还有刘少奇的“黑六论”，批臭了、斗倒了，夺权顺理成章。破旧立新，也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以前还真看不出这一点。　　

文革之兴起，一波三折。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是第一个回合吧。斗争在下层上层都有，主要在上层。“五一六”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六七年一周年时公开发表）、五月二十五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问世、六月一日向全国广播，到七月中旬毛主席从外地返回北京，五十多天，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派出工作组，走五七年反右的老路，把矛头指向了一般干部与群众、一批老造反学生：一些地方党委在揭批“三家村”及邓拓在各地的代理人时“顺理成章”地把一些本地的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学术权威、有关负责人及班子中主管宣传文教的副书记副省长抛了出来，搞什么“丢车保帅”。出现了所谓“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倾向，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被毛主席发现，及时制止。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又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因此才有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召开。那时很迷惑：才开始呢，怎么就庆祝胜利了？我们的行动晚了何止一拍、两拍。第二回合斗争在全国逐步展开。学生打先锋，很快冲垮了校当局，接着杀向社会，工人靠后才起来。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一波接一波，革与保阵线比较分明。保守势力一时强大，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围斗学生；还有扇动农民进城围攻学生；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发钱，发物，都串联去吧！造反派处于困难阶段。解放军介入，雪上加霜，造反派被打压，逮捕了不少头头，还有遭遇开枪镇压的。毛主席党中央二三月份一再宣传大联合、三结合，还批评了中央文革。这正是造反派倒霉、我心中也最为迷惑的时候：套用一句当今流行语：一时“找不着北”，文革就这样见了眉目、结束了？中央上层在二月怀仁堂风波之后平稳了一阵。毛主席说：老同志借我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东风”，闹腾了一阵，用今天的惯用语就是“反弹”呗！后来中央干预，造反派势力又抬头、扩充。四月份戚本禹的文章发表，等于点了刘少奇的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比较明朗的时期。机关干部工人中的造反派在学生红卫兵的大力宣传鼓动支持下，逐步发展成了主力军，造反的红卫兵扇风点火、当先锋的作用降低。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一个单位的问题还要靠这个单位的人起来揭发、批判、斗争。毛主席批评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时就讲了这样意思的话，不能包办，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些走资派、权威的问题，只有他单位的人才了解，才能解决。这一二回合，我们几乎走了过场。第二回合中后期才渐渐明白点大势所趋，知道要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全面夺权了。谁来夺、桃子该由谁摘、胜利果实属于谁、群雄并立，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群众组织就来一场实力大拼杀，分化、联合、重组，大打出手。该谁出面夺权要争，以谁为主要争，有资格分一杯羹的分多分少要争，解放干部孰优孰劣、解放谁不解放谁、结合谁不结合谁要争。梁山好汉多，论功排座难。于是群众性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斗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天下大乱，形势一度失控：武汉“七二0”事件、北京围攻中南海、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七八九三个月后，局势也日趋明朗，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上海夺权，到年底，有九个省市自治区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六八年是六七年的继续和发展，也很激烈，但也稍稍和缓一点。一九六八年二三月右倾翻案又一时成风。失去权力的人还在，心不甘；面临被夺权的呈现最后的挣扎与末日的疯狂。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大局已定，造反必胜。下半年（九月五日新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十一月底又召开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从中央到省一级来看，文革的一个大目标也算实现了。六九年“九大”一开，人心思定。乱子仍不断，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都是局部性、地域性的，全国性的少了。　　

群众组织锁定在学校、单位，又有上山下乡、干部进“五·七”干校的大规模的运动，城市人口中文革中的主力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流向乡村及偏远地区。造反也好，保守也好，群众组织冲冲杀杀的使命宣告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还在进行，则已是一级又一级的政权运作，革命已完成从无序即无法无天向秩序即有法有天的过渡。从体制内演进到体制外的革命折腾了两年，又转入体制内。何况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有的已“三进宫”（“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必然触及他们，因为“造反派里无好人”的说法早就是舆论满天飞了，而如前面议及的，造反派就是受压派、牢骚派、对现状不满派，根正苗红、工作先进者固有之，本人及家庭社会背景相对复杂一点的也不少，这也是实情），有的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成了权力中心的一员，他也就不可能再在权力圈外别树一帜。在重大活动、纪念日、节日，也许还要露露面，平时则无声无息、无所事事。直到毛主席去世，守灵的还有红卫兵代表。一九七六年的国庆节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座谈会，首都红卫兵代表还发言呢。他们可能已是类似文革前后的学生会、团委一样的组织，有好学生充当了吧？装点门面？以政权为中心，为主导动力开展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虽然更激烈更残酷更无可逃避，但涉及的对象人数也很多，但毕竟比大忽隆时已是大大缩小，大都针对革命造反派，出面的是专案审查小组，当然也还包括一些群众组织的成员。　　

文化大革命该不该搞是一回事，怎么搞又是另一回事。现在的说法，刘邓在京主持五十多天的文革，按党的一贯做法派工作组没什么错，工作组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执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才犯下的错误。千错万错是毛泽东的错，刘邓没做错什么。这不仅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刘邓的阶级斗争路线、手段，并不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更温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看似突如其来，是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必然。文革前，刘邓也赞成阶级斗争，也到第一线搞阶级斗争、指导阶级斗争，按他们的路子是法走下去，焉知不会暴发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被压抑的太久了的群众的逼上梁山？文革中他们也才清醒了一点。也还不是大彻大悟！更不是正本清源！这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讲某某人一贯正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你怎样欢呼或咒骂，都不能否定它的深刻的影响，它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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