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单干，我的母亲和我的岳母

分田单干，我的母亲和我的岳母

我的母亲和岳母都是农民。我为什么要写她们呢？也就是文以载道吧。我是相信文以载道的。我要写她们的故事，想通过普通人对所处时代的体会，表达一些感情和观点。当然，对于同一件事情（或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体会，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个我是承认的。因为，不客气说，我还是一个读过研究生的人（虽然现在的研究生认真读书的也不多了，但我认为自己三年的读研经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的）。我所钻研的那个方面是功能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为“选择即意义”。比如说，你要说话写文章，是因为你想表达某种观点或感受。你就要选择一些材料，也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把它说出来或写出来。选择的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功能（或者语言学上的“意义”）就不同。

我要写我的母亲和岳母，就是想说出我对她们经历或话语的感想，给予分析，得出我想要的结论。我想说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好，我就会调动我认为有用的语言资源，从母亲和岳母的诉说中得出我想要的结果。这就是我学习功能语言学之后所明白的。

我们看“专家学者”们的文章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情就当论据，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事情就不提，另一个特点就是不全面，至少是对于一件事情不能从优缺点方面来给予分析。所以，他们的话，他们的文章，让我这样的人很感气愤。他们是怎样当上专　家　教授的啊？我承认自己不才，没有什么文采，但还是由于读了几年书，还能大体看得出什么是全面，什么是片面，什么是有理有据，什么是胡搅蛮缠。

另外，我还想对所谓的“功能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插一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在对英语的种功能进行功能分析的时候，就是从英语的结构入手的。他强调语言的功能，但是离开了语言的各种系统和结构，他也没办法来描述语言的功能。我们说话写文章，总会有先说/写什么，后说/写什么，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文体来说/写，都是需要考虑和安排的。如果不管不顾，乱说/写一通，就不能发挥特定的功能（意义）。语言混乱，可是一种病啊。其实，强调“功能社会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在打马虎眼罢了。在我们看来，强调所谓“功能社会主义”的人，只不过是在重复“管它什么制度干嘛，只要老百姓（其实是‘我’）能吃上饭就行”的庸俗幸福观，或者是对“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化”。其实，他们心里并不糊涂，他们并不是不需要任何类型的社会经济结构，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另外一种结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结构。只要是大差不差具备了那种结构的时候，以后就是发挥那种功能了。你如果不想让它发挥那种功能，你就必须对它进行限制再限制，结果，从量变到质变，就会变成发挥非那种功能的结构，就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了。这是我一个不研究政治的人的想法，各位读者，对否？

我扯上面这些东西，是想说明通过我的母亲和岳母对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是有不同的感受，来说明我我热爱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

我的母亲年近六十，是一个没读过书的人，很小胆，力气也不大。分田到户之后，也没听她说过什么好啊还是不好啊。但是，我的确记得前几年她说过，以前是吃也吃不饱，还得颠啊跑啊（紧张），到了该干活的时间，说一声就得去，即不自由。假如我仅提到这些，有人就会说：“看，是吧，老百姓不喜欢集体吧。”

但是，你得听我分析一下。我的母亲是有这样的想法，她是对以前那种节奏吃不消。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读过书，不好沾别人小便宜的人，她也谈不上是非常反感还是非常赞成集体的（即人民公社）劳动方式。她那样，许多农民都那样，谈不上自己的思考。他们不会考虑集体的优点或缺点之类，也更谈不上想一想单干的坏处。假如某一天，共产党回心转意了，想着再把农民组成“人民公社”，差不多会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还会乖乖地组成“人民公社”。反过来，假如某一天，“共产党”让他们把土地都交给能人去种，他们也很可能不会反抗。总之一句话，不逼到份上，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胆小怕事，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母亲对以前的生活没有留下“好”印象呢？刚才说了，主要是那种紧张的节奏。她开始劳动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劳动强度大是真实的。吃的东西又不太撑时候。有时也因为一些生产队长脾气不好，好骂人，在生产劳动中也有不公平的劳动安排或偏向。比如说，与队长的关系好的人（如队长的老婆或亲属之类）就能得到照顾，迟到了也不挨骂，而普通人就不行了。在我记事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那个队长就是那样的。我的母亲就常想起那个队长的“骂儿咋呼”的。这一个事情，我还是有印象的。等分地之后，没有队长会计了，谁也不管谁了，好像是非常自由了。但农民的合作医疗没有了（我们小的时候，赤脚医生在街上就把糖丸分给我们吃了，也没要钱），孩子上学也要交学费了，等等等等。得也失也，人心有杆秤，自把公平称。

其实，我的母亲是一个小胆又脸皮薄的人，她是不会偷懒磨滑的人。人家分配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她只是心中能感觉出那些不“公平”来，也感觉有些委屈。其实，在我印象中，就是在七十年代末，生产队干活的时候，也有的把活儿分开来干。比如说锄地之类的活儿，可能会把这一片地分给这对夫妻干，把那一片地分给那对夫妻干，并不是什么都“大呼噜”着干。至于分配，也并非全部都一样，也有余粮缺粮之分。缺粮的人脸上也是无光的。我们小时，家中三个孩子，还有我的奶奶也不干活了，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强壮，母亲的体力也不大，我们就缺粮，日子就不太好过。要说粮食收的粮食不太多，我信。要说那时的人懒，我是不承认的。那时的小孩子从六七岁开始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说那时的人懒，还不如现在的人懒呢。看看现在的街上打麻将的下棋的，那叫勤劳吗？

重要的还不止这些。我们那里是一个小山村，三分之二的土地在靠近山脚的地方，需要往上运肥，或者种地瓜和棉花时运水。在生产队里的时候，运水的活儿都由力气大的男劳力干，妇女们就管栽种。分了地，这些活儿就都有一家一户干了，缺劳力没有牲口的人家就犯难了。我们家就属于这一类。刚分开地的时候，我们还小，我们家又没有牲口。置起板车之后，往山上拉东西也够我们受的。父母，姐姐和我往山上拉粪拉水上坡的时候，那真是盼望有人能帮忙啊。有时有人经过，还得看一看那人是什么样的脾性，是不是好看不起人的那种，或者与人家有过什么过结没有。分开地之后，我们这样比较弱的家庭，有时也与别的比较弱的人家搭伙，在种地瓜或种棉花的时候共同种。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的弟弟在家，也是跟一直以来关系比较好的叔叔搭伴。不论是人多的家庭，还是人少的家庭，也都会找人帮忙。从我们那里的情况来看，分队增加了人们的劳动强度和难度是千真万确的，但要是说提高了生产力和积极性，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我的母亲很可能没想过这些。她只感到“自由”一些了，也有粮食吃了。其实，分开地之后十几年里，粮食也就是刚够吃而已。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都交给了“国家和政府”，其中包括公粮、承包费和提留，一年都会有上千元的。掏出去那些之后，所剩无几了，根本也没富起来。打的粮食是多了，但自己得到的也只是那点儿吃的。其余的，都贡献给了“国家”，养了“国家”的人。要说以前是“剥削”农民，“改开”最初那十几年里更像刮皮。粮食下不来，什么承包费啊，什么提留款啊的单子就下来了。村镇上的负责人也想办法，提前交上的有一定的减免，不能按时交上的，就这样催那样催，甚至都会到农民家中拉东西，就跟抢劫一样。最近几年是不要这了也不要那了，但人家也与你没什么瓜葛了。

要说粮食产量大了，那完全是因为化肥和种子的作用。在1985年夏收的时候，因为缺钱没有上多少化肥（特别是没上尿素和复合肥），我们家的麦子只收了茸茸的几板车，秕秕巴巴的，近三亩地共收了一千二三百斤，与人家上了大量化肥的相比，真是天上地下。比较敏感的我很明显感到老父亲脸上黑沉沉的样子，更没好声好气了。到了秋后种麦子的时候，父亲发狠，借了钱也上化肥，第二年就收了两千多斤。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种地，社员们就大造农家肥。他们虽然他们没能把粮食产量提高很多，但他们曾经想方设法努力过。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努力，进行讽刺挖苦，还能算人吗？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将来没有了石油，没有了化肥，农民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母亲也上年纪了，家中的地由弟弟和弟媳干，用不着她下地了，不管怎么说，她还有一个在外头当（大学）教师的儿子，晚景还算不错。但是，假如没有儿子怎么办啊？农村里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又有谁管有谁问呢？

对于分田单干，我的岳母就很不赞同。她就说：“俺是觉着还是在生产队里好。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年老时可以干一些轻活。”她说她们那儿以前是按“人七劳三”的办法分配口粮。就是，在分配口粮和收入的时候，只要是人，不论成年劳力，还是不干活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得到百分之七十的分配量，胜下的百分之三十是按劳动量分。这是为了照顾老人和小孩。如果人民公社继续下去，即使无儿无女的到老年人，也能分到口粮。岳母只生了我的妻子和她两个姐姐三姐妹，已经年老的她要靠三个女儿养活，她就觉得有些不得劲。因为按农村的传统来讲，她算“绝户”，不如人家有儿子的。要是人民公社继续存在，就可以明正眼顺地得到一份口粮，而不需要完全靠女儿。当然，这是她从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她虽然在困难时期读了一年初中（因为困难时期就回到了农村家中），但对社会的思考也只能从她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体会来理解。什么“永不翻案”啊，什么“中国出了个X瘸子，到处各地砸橛子”啊，她都知道。但是，当我说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把中国人（当然也有农民）再次组织起来时，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她说不可能了，人心都散了，都各顾各了。

我们那个村子还是以种粮为主，许多年轻人也都出去打工。暑假回家的时候稍微看了看，从分田到户到现在变化明显之处就是村民们的房子差不多更换了一遍，也就是从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换成了现在较新式的（大部分是锁皮房）。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了一二十多年，一套房子也就差不多花完了。那些老弱病残的，还是住在一些老房子里。另一个变化是一些水坑和古时候传下来的水井也填上了。但路还是高高低低，凹凸不平。前一两年，上面拨了一点儿款，村中的一条水泥路铺起来了，但只有　三米　左右宽。说句实在话，我们那里的人也很自私自利，但的确还没到“视死如归”的地步，所以也就得不到各方面的照顾。我们在人民公社时，也非常苦，但我们还是先把国家要的公粮交上，老百姓们就凑合着各种东西吃，并没有怨这怨那，那也是因为我们那儿的人还没到了自私得“坚决”的地步吧。

不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岳母，当然都认为挣钱多好。全中国的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认为吗？你能指望普普通通的农民有多高的觉悟能理解社会的堕落就是因为一切向钱看吗？她们俩也有着农民们所共有的朴实，即不太追求“消费”。能吃上饭，不生病不长灾，她们就不会花多少钱。

不论如何，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来表达我的爱和恨。

我爱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恨那些把社会主义糟蹋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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