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发自美国)
范美忠作为教师，在汶川大地震中弃学生不顾，事后又夫子自道，称自己有爱惜生命的权利，他的学生也应该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等等，引起舆论愤慨，被讥为“范跑跑”，一举成名。半年过去，原本已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的他却因重新“上岗”一事再度激起热议。
按说，关于地震中逃跑的事情，经过反复炒作，已不应再有什么谈论的价值。但我发现，在这么长时间全国性的讨论中，一些基本概念还没有澄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教育程度比较高、自以为头脑比较开放、甚至颇为“西化”的人中，颇有些要为范跑跑说话的。在他们看来，范跑跑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他比较坦率一些，应该理解他求生的本能、给他言论自由，至少应该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必拿着道德主义的大棒打人。
那么，范跑跑究竟做错了什么没有？对他是否应该原谅？他现在是否对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反省？我到他博客上看了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那一刻地动山摇》，多少有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范跑跑是否该抛弃学生第一个逃生且留待后论。毕竟这是瞬间的决定，出于人之本能，不必上纲上线。问题出在他事后冷静下来的文字。他字里行间，不断把自己逃命的行为正当化，甚至暗示(有时并不仅仅是暗示):舍己救人的烈士情怀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结果，而逃生则是人性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叛。他虽然没有直接引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三大基本的人权，但显然把自己的行为作为这些基本人权的演绎，逃生似乎和自由民主是一个逻辑。
我在范跑跑所向往的“自由民主”的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看到的却是另外的景象。比如，“9·11”时，一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当时也是“地动山摇”，大火和浓烟四起。五角大楼中有个幼儿园，老师们首先意识到了危险。她们怎么做呢？她们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告诉孩子们要出去做游戏，天真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跟着老师有秩序地往外走。到了门口，前面的老师首先看见袭击后血淋淋的惨状，怕刺激孩子幼小的心灵，于是急中生智地发明一个游戏，叫孩子们用小手把眼睛蒙起来走路。结果，孩子们脱险后居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看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那场狰狞的枪杀案。一位任课的老教授，为了拯救自己的学生，竟以血肉之躯堵住了教室门，最后被射杀。按说，他的学生已经是二十岁上下，个个比他这位快七十的人要强壮，但那一刻他意识到这是他的责任。
这种事情并非个别的英雄事迹，而是每次危机时几乎都能见到的事情。我曾经指出，西方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中，有一个非常强的概念，就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你在某种岗位上，必须有看护他人利益的责任——比如，在冰海沉船之时，船长是最后一个逃生的人。因为自身利益而违背了这种责任，就会受到法律追究或者道德谴责。
范跑跑出自北大校园，我是八三年北大毕业，算他的前辈。我那时的北大非常“新潮”，大家争先恐后地向西方寻求新的观念，却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训练。结果，自以为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多半是误解。比如，在许多人眼中，“自由”和“自私”几乎是同义词。那时一些插队时结婚又考上北大的前辈，抛弃农村的妻子另寻新欢。这种行为近乎范跑跑之“跑”，本非不可原谅，但是，他们却要把这些事情写成小说，自吹自擂，把自己打扮成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先锋，他们原来的妻子则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范跑跑继承的，恐怕也是这种行为模式。那些为范跑跑说话的人，所信奉的也多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那种“洋泾浜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范跑跑并非不可原谅，社会也应该给他机会。但是，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内疚，谁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托付给这样一位老师——这才是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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