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来访外宾。
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
祸不单行！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场灾难还殃及了天津、北京两座大城市。就在华国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救灾时，江青一伙竟攻击这是“以救灾压批邓”，还丧尽天良地胡说什么“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人灾天祸，天怒人怨。国难当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极端愤怒。
天灾人祸一并袭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面是一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而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院子里到处是一片抗震防灾的景象。叶飞伯伯从交通部运来一些油毡、帐篷，几家男孩子联手给各家搭帐篷。院子里很快布满了帐篷，每顶帐篷里横七竖八地挤满了行军床和板铺，大家都一家一户地住在里面。加之闷热的天气，大家都感到很压抑。叶小楠当时在环保局工作，跟地震局有一点联系，得知专家认为不会再有地震，但谁都不敢解除预警。而且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各种小道消息不断传来，令人真假难辨。例如，地震前有一次预告说主席身体不太好，但地震后有人说主席身体又好了，还可以游泳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讹传，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为了防地震，将他从长住的游泳池搬到中南海内新建的“二〇二”号平房去了。小楠等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块议论，觉得局势时刻在变化，一旦主席去世，很可能会天下大乱。
我当时远在江西，始终密切关注北京发生的动态。我经常到黄知真叔叔家里与他讨论时局。我们谈到了因人民群众深切缅怀周总理而引发的“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我还把我从上海等地了解到的一些人民群众与倒行逆施的“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精彩事例讲给黄叔叔听，例如，1976年4月，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一位叫冯新华的进修军医在随民兵野营拉练期间，公开表达了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他说：“我看邓小平很好，有魄力，上台后做了很多工作，没有什么错误”。他还说“邓小平是打不倒的”，“批邓是错误的”，是“政治阴谋”，并谴责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反党集团，谴责江青有野心。他尤其对王秀珍在上海市万人“批邓”大会上诬陷邓小平“比胡汉山还胡汉山”等言辞表示强烈愤慨。他说：“王秀珍的批判发言是放屁，我如果是警备师师长，就拿枪毙了她。”冯新华这些言论被黄埔区的有关当局密报给市委，王秀珍十分恼怒，立即展开对冯新华的迫害行动。她给部队领导写信将冯新华抓起来，布置黄克动用民兵和公安抄了他的家，还组织专案组对冯新华审查。冯新华的父母、亲属、同学等一大批人也受到了株连。
黄知真叔叔和我都感到，“四人帮”一伙虽然很猖狂，但他们已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8月份，中央连续发出三次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9月2日，毛泽东病情更加沉重，8日进入了弥留状态。
9月9日零时十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感怀他领导推翻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把中国从深重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恩情，再次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八月十五云遮月，真是不祥的预兆！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老同志们，再次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不过，与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因为大家对主席病危的消息早有耳闻，似乎对此噩耗已有心理准备，场面上相对平静一些。
全国各地、各单位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9月18日，首都各界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隆重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忧心忡忡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想维持安定、团结，但是冰火不同炉，善良的意愿难以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正义与邪恶的总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四人帮”知道，一旦失去毛泽东的庇护，他们是个什么处境。张春桥曾对其女儿哀叹：“毛主席百年之后，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所以在毛泽东病重之时，“四人帮”便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批判所谓的党政军内“新老走资派”，扬言揪出“走资派”的层层代理人，铲除政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暴力解决问题”。
江青唯恐人们不明白她们的导向性舆论准备，直截了当地点拨，“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9月8日，在毛泽东弥留之际，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大讲“文官夺权”。
于是在“四人帮”的布置下，清华、北大、新华社等单位有人给中央写来“效忠信”和“劝进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于是江青在天津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王洪文拍摄“标准像”，准备上台后在全国悬挂。
然而，天不从人愿，毛泽东没有把大权交给她们。不死心的“四人帮”在毛泽东追悼会召开前，炮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企图自封为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毛泽东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四人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常委会，江青在会上足足闹了四五个小时，蛮横地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保存，其目的是想源源不断抛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来压制、轰击反对派。
面对“四人帮”的抢班夺权，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全国人民都严密注视，针锋相对。那段日子，我在江西工厂劳动。在江西，黄知真一直与“四人帮”死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江西的造反派把黄知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向“四人帮”状告黄知真“不批邓、不转弯、不纠正错误，反而想方设法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当时，江渭清因病住进军区医院，白栋材因眼病在广东治疗、休养，只有黄知真首当其冲，承受压力，顽强地坚守在省委领导工作的第一线。那段时期，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把北京的消息告诉我，并关心我在江西的情况，使我知道了父亲他们也在为国担忧。叶飞伯伯因为当了交通部长，还可以看到很多重要文件，他把这些文件送给各家的老同志看，特别是像我父亲和宋任穷这样还没有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们就经常用各种方法与黄知真等老战友保持联系，通报情况，出谋划策。
“四人帮”感受到老革命家们和广大人民大众的无畏抗争，心虚了，大限在即，不惜垂死挣扎。中央发出毛泽东病重的通知后，王洪文在上海多次召开会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8月，王洪文向上海基层民兵组织发放了7万多支枪、300门60迫击炮和1000多万发弹药，拉起了所谓的“第二武装”。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8日，张春桥送口信给上海同党：“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姚文元叫嚣：“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声称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10月3日，王洪文到京郊平谷县讲话，恶毒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王洪文为掌握全国动态，还擅自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地，凡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
“四人帮”剑拔弩张，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由于我与黄知真叔叔关系非同一般，我跟江西省委的关系也很密切，很早就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中央文件精神，也知道“四人帮”已下准备暴动的密令。黄知真对我说：“如果‘四人帮’上台，许多人会被抓去坐牢，会被杀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他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我也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细心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
自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当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也是准备在国家出现大动荡时上山打游击。当时罗瑞卿正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
我父亲1977年调湖北任第一书记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跟他回忆说，他们当时也做好了跟“四人帮”拼死斗争的准备。杨得志还说，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小一辈，像张体学的小儿子等，都准备跟“四人帮”作斗争。这些小一辈还说：“杨司令要做准备，如果‘四人帮’篡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请杨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们也会逼你杨司令起兵。”
就在1971年10月初，“四人帮”余孽们在社会上散布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言，这是他们要起事的讯号。地声隆隆，一场政治大地震临近了。
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执中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