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总会把反右斗争的错误扣在毛主席头上，其实通过追求史料发现并不是那样的，反右是毛主席提出的，的确没错，当时国内外形势下，西方思想向国内渗透，最明显的是西方所谓的“民主”思想，部分知识分子在没认清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有意或无意地提些不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言论，是需要一次思想上的“整风”，但是扩大化并不在于毛主席身上。
我们可以看看毛主席做了些什么：1957年6月8日 ，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即：《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为了避免斗争的扩大化和片面性， 1957年8月25日 ，毛主席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两种已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必须避免。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分子龌龊的私人生活。这两种作法都妨碍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育，必须加以避免。” 于是， 1957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的标准是：“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3、反对共产党的领导；4、分裂人民的团结；5、蓄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党、反人民的骚乱；6、为上述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报告革命组织机密。”而且《通知》规定右派分子是其主谋、首恶、惯犯分子。并且明确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
我认为前五条反右原则不错,第六条在操作中易扩大化,但规定了须是主谋首恶惯犯才定右派分子,这又是预防扩大化的.毛主席说右派全国就五万左右，而当时xxx等人一抓就是五十五万之多，始料不及.
好处可以想象,是刹住了对新生共和国的进攻,不好处也有,特别是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但从别的资料可知,不久之后,就开始对右派分子甄别摘帽之类的,这又说明是在进行调整.
感到事物是复杂的,情况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应吸取的,文革初期及整个文革激烈期(约二年),中国人的一部份以运动后期会抓右派来威胁另一部份中国人,这也是事实,并且是奇妙现象,可是另一部份中国人却又不买这个账,而且作为中央文件的
<十六条>
却并不把这个所谓抓右派作为运动重点,而说重点是要整走资派,这成为一部份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与另一部份中国人的恐惧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反右问题应该是当时社会转型的症结，特别是政治体制转型，不能归结于哪一给人的错，是整个社会的必然的，偶然的病态，而有些人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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