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正厅级干部刘耘辞职，放言：”我们都是罪犯“。《中国周刊》以”一个官员的隐忧”为题，深度报道该辞职事件，引发网络议论热潮。
一、从沉沦到犯罪
我很理解刘耘的心情。32岁那一年，我辞去副处长职务，也有类似的感慨。90年代中期，社会上风气已经败坏了，但高校里还没盛行买官卖官之风。即使如此，高校官场也已经暮气沉沉。青年干部相当普遍地不读书，不思考，打牌搓麻将，喝酒拉关系，无所事事，空虚寂寞，不知道如何干正事，更无人谈论国家大事。机关工作，文山会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令人生厌。我逐渐看清楚了，这样的生活无疑于浪费青春，糟蹋生命。如此沉沦下去，离道失德，必然走上追名逐利、权钱交易的道路。这不就是走向犯罪吗?所以，我就断然离开这条众人羡慕的仕途，回到教研室当老师了。
后来，一些有志青年人想走仕途，想象着可以“先掌握一定的权力，再为人民服务”，我都不以为然。官场正气不振，邪风流行，足以将绝大多数有志有节的青年腐蚀成贪脏枉法的罪犯。刘耘的故事就是有力的证明。吴思借古讽今，用“潜规则”一词将官场的逆淘汰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解释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正因为如此，在薄熙来唱红打黑以前，我也不知道薄熙来是真是假，是好是坏。真心办真好事的人太少了，挑战潜规则办好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直到他真向黑社会开刀，真抓公检法里大蛀虫，我才觉得薄熙来是个例外。当然，薄熙来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与他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关系。开国元勋的后代，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和保护，既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弄权枉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潜规则，自立新规则。平民百姓出身的人，如刘耘这样的，稍稍触碰一下潜规则，就被边缘化了。
潜规则流行，官场成了犯罪场。
二、犯罪场为何不废?
官场败坏了，但又掌握着无数人的命运和巨大的财富，决定着中国的前途。怎么办?
刘耘的想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要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这和吴思的想法如出一辙，这也是无数普通人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我相信，刘耘绝不是美国的代理人。他良心未泯，看透了中国官场的黑暗，所以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倾心西方型的政治体制。
同样看透了官场黑暗，为什么我不倾心三权分立的西方化政改?难道是我良心泯灭?显然不是。我相信，要比良心，刘耘和吴思都可能自惭形秽。
那为什么还支持这个已经败坏了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呢?因为即使是一个坏政府，只要还能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也胜过无政府。苏联解体提供的最深刻的教训正在于此。善意猜度，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可能就像是刘耘，对苏联官场的黑暗有着深刻体会，希望揭开黑幕，更多的公开性，更多的民主，实行阳光政治。结果，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社会动荡，原有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联系中断，大型企业或者被外国公司廉价收购，或者成为七寡头的私人财产，人均寿命下降5岁。如果不是出一个独裁者普京，动用重型武器镇压车臣独立分子，收回各州的制宪权，将七寡头之一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关进监狱，俄罗斯主体板块也将不复存在。
中央集权体制就是这样令人困惑。没有它，往往就会国土分裂，社会动荡，甚至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有了它，统一与和平之下，往往又腐败丛生，潜规则流行。
三、美国体制是否例外?
刘耘可能会提醒说，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美国人相信，主权在民，人权高于主权，州权高于联邦权。为防止联邦权侵犯公民权，又有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加以制衡。为什么美国不分裂，还扩张?不动荡，还和平?
美国也曾分裂、也曾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战争结束，联邦权就高于州权，联邦向南部各州派出总督。总督治理之下，也出现任人唯亲。当三权分立，争执不下之际，总有幕后力量加以协调。协调不成，总统就会成为暗杀对象。什么力量在决定总统的选举?什么力量可以制造一起又一起侦破不了的总统暗杀事件?是大资本、大财团!
所以，美国人民有幸摆脱官场的黑暗，却不幸落入资本主宰的黑暗。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外部压力，官商勾结日趋明显，“旋转门”转得越来越快，“旋转”的资金越来越多，以至美国成为“of the 1%，for the 1%，by the 1%”(既1%人占有，1%人享用、1%人统治)的国家。即使如此，资本家无祖国。对外，大财团利用政权、发动战争、夺取资源。对内，大财团迫使政权欠下巨额国债，左右政策制定。他们寄生于美国政权，控制美国政权，却不对美国人民负责。
四、为什么民主往往通向战争?
美国体制的问题，一百年前的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所以，他想有所创新，用五权宪法代替三权分立。因为怕乱，还曾设想先搞军政，再搞训政，最后实现宪政。但是，孙中山对西方政体原则仍然是向往和确认的：主权在民，民主选举，分权制衡。没想到，推翻了独裁专制的满清政府，迎来的却是军阀勾结列强，各霸一方。中国从此进入了战争连绵的时代。
战争不好，这我们都理解。但是，有多少人想到，战争还可以理解成是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然有许多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往往相互冲突，贫与富，贱与贵，农业与工业，实业与金融，房地产业与其他百业，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沿海与内地等等，都会形成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一旦利益集团之间分化组合，合纵连横，以民主的名义争夺最高权力，则往往可以通向战争。如果各种外部势力拉一派打一派，战争还可以旷日持久，甚至变成国际战争。目前世界上发生战争的地区，基本上都服从这个规律。
民主，怎么会与战争相联系?这在许多有民主迷信的人那里，肯定想不通。他们会认为，这是专制思维者的想象。他们会认为，民是天然正确的，民与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准确地说，许多民主迷信者往往以为自己是天然正确的，自己是可以妥协的，因此民与民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妥协的。我估计，刘耘大概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历史的逻辑却是，民利和民意常常都是相互冲突的，一旦完，全释放出来，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通向分裂和战争。
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教训很可能就在这里。即使各派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围绕着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如何在某个人、某件事的评价和处理上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形成派系斗争，直到街头武斗。如果没有毛主席再三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如果没有周总理亲自处理各派纠纷，用行政手段，也就是专制手段，促成各省市革委会的成立;如果没有军宣队、工宣队的介入，即专政暴力的介入，各派间的斗争势必继续升级，直至军队分裂，内战爆发。据我观察，革委会成立，也只是形成了初步的统一与和平。每一派的当事人，谁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谁都想利用各种机会清除异己。所以，派性斗争在各级革委会内部继续进行。事隔多年，回顾当初，仍然有许多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按自己的意见来办，中国就好了。
刘耘大概会想，这是没有宪法约束的民主，这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民主。如果有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民主制定的宪法——其实这本身就是问题，民主就不会通向战争。在我看来，这是一厢情愿，这是用短期的个人感受代替长期的历史检验，这就是民主迷信。
五、“民主素质论”也不靠谱
还有一种民主迷信表现得更可笑，那就是民主素质论。谈论文革时期大民主的种种问题时，一些人说，那是中国人习惯了专制，民主素质低，所以，一给民主权力就走极端，不会妥协，不会宽容。但是，想一想，美国人的民主素质就高吗?动不动靠刺杀总统来表达民意，这不是走极端吗?罗斯福总统隐瞒情报，放任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动员美国国民支持参战，这是美国人民主素质高的表现吗?由于民主内在各执一端、不易调和的特点，一旦国家或企业要进行持久的、协调的行动，往往要清洗不同派别，封杀不同声音，实行专制。就以美国为例，一旦进入战争，媒体发布的消息就得受到军方的管制，成为战争宣传部。这是美国总结越战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
再说近代民主思想的发源地——法国。法国大革命后，帝国体制与民主体制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政局动荡，先后两次被专制的德国打败。按照民主素质论，岂不是法国人的民主素质低吗?就德国来说，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货恶性膨胀，失业率高达30%以上，政局动荡不安，这才促成了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形成。就是在这个独裁者任上，德国消灭了失业，普及了大众汽车，征服了法国。按照素质论，岂不是德国人民主素质低?
事实上，实行美国体制几十年的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东亚国家，其成绩单都不怎么样。民选政府议而不决，相互掣肘，建立不起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于是，军政府上台，独裁统治。独裁一段时间，任人唯亲，黑暗腐败，又被民众推翻，民选政府上台。如此恶性循环，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秩序建立不起来，就谈不上发展。
如果世界范围内普遍民主素质不高，为什么不能反思一下民主谜思本身呢?
六、派生出来的犯罪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成绩单就漂亮得多。几乎连续64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人均寿命的加倍，实实在在;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的建设，世界一流。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即使还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即使明天就发生重大的动荡，这份成绩单也已经值得尊重了。
可见，即使中国官场已经成了犯罪场，也得基本肯定这个滋生犯罪的中央集权体制，不能轻言改制。
反过来说，无政府状态没有法律，也自然就没有罪犯。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狼吃羊，“践踏了羊权”，狼不是罪犯;老虎吃了狼，“践踏了狼权”，老虎不是罪犯。如果没有政府，只有市场，市场信奉“生存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同样两极分化，同样不劳而获，同样黑暗不公，也没有罪犯。
正是为了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才有政府的必要。政府弱了，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甚至必然被资本利用。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型的政府，才有可能节制资本，理顺劳资矛盾，调节经济危机，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支持技术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列强统治的一盘散沙的国家，一个后发国家，更是只能靠强大的政府才能夺回国家主权，赶超先发国家。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失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很容易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成就时，悄悄谋取自身利益，滋生腐败，甚至逐渐沦落为犯罪场。
因此，犯罪也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派生出来的罪恶。原罪是市场竞争。原罪的原罪是人的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
七、法治制造出来的犯罪
按照《圣经》的启示，人本来生活在无知无畏的伊甸园里，没有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只有实实在在的自然欲望。饥餐渴饮，洞宿巢居，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后来吃了知善恶果，懂得了分辨区别，就有了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就有了竞争、交换、积累，有了不劳而获，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对治之方，或者是通过立法来约束贫富差距，即他律;或者是通过道德来消除虚荣心，即自律。前者必然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从而需要一个大政府。后者必然意味着要有一个教化体系，从而需要一个大教会。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不相信道德，不相信教会，不相信神。逻辑所致，风气所及，东方的自由主义不相信三皇五帝，不相信儒、释、道，不相信天、地、君、亲、师。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得到眼前利益，就叫唯物主义。但是，自利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靠法治，靠他律，靠相互约束，靠三权分立，靠信息公开，靠监督。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成本。当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一切有权力存在的地方时，势必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公、检、法，从中央延伸到省、市、县、乡，消耗的相对财富恐怕远远胜过古代德治体制。效率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社会更公平了，还是两极分化了?腐败被制衡了?还是官官相护了?
德治之下，人被分为高尚、普通与堕落，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似乎不公平。法治之下，人被分为守法、嫌疑犯与罪犯，无君子小人之分，难道就公平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既然法治以德治为对立面，法治构造现代社会，德治构造古代社会，那么，毫无疑问，罪犯就是法治制造出来的。
不知道刘耘看清楚没有，正是他所推崇的法治，在逻辑上定义出罪犯。正因为德治被抛弃，在事实上激发出各种犯罪动机。形象地说，法治社会，就是挖好了无数坑，怂恿人往里跳，再把人往死里整。现在，每年被判刑的处级以上干部数以万计，远高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干部的数量。但是，因为死于法治，似乎与社会无关，是个人犯罪，理所应当。其实，这正是法治思想的作用，害人于不觉，杀人于无形。正如股票市场，无数人赔得倾家荡产，却有苦无处诉。股场赛赌场，“股市风险莫测，请君谨慎入市”，愿赌服输。谁让你入赌场的?
但是，正如股市该取消，法治也该反思。在道德的引领下，法律起辅助性的惩戒作用，这是好法律。否则，以摧毁、践踏道德为乐事，对法治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就是设下陷阱让人跳，就是社会最大的祸害。
刘耘以为，下海了，他就安全了。殊不知，现代商业法律多如牛毛。完全守法的公司、企业，不说没有，至少也寥寥无几。去当民办大学校长，一样面临动辄得咎的尴尬。真想有安全感，只能退休!
八、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刘耘，位至正厅，于国位卑言轻，于地方已举足轻重。按马克思主义分析，属统治阶级无疑。又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故法律应当体现刘耘者的意志。但是，刘耘显然觉得现行法律不能体现他的意志。当他说出“我们都是罪犯”，引发无数体制内高官共鸣时，说明现行法律不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问题在于，刘耘和无数体制内的高官以为，一旦实行彻底的法治了，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了，依法办事了，官场就清明了，居官就按心了，“就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了”。
其实，这是高估统治阶级的意志了。“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谁说法治之下，人人就一定能遵守游戏规则?找空子，钻漏洞，相互勾结，这才是法治之下欲望的走向。风气所及，刘耘一类不愿意钻空子的，心底还保留着一份良知的，还是会落伍。
如果那一天到来，刘耘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皈依上帝，祈求上帝来约束人心。这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走过的心路。从反上帝开始，最后回归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个人得救了，但芸芸众生的人心败坏了，社会摧毁了。当这些法治迷信者最后懂得道德的重要性时，已经晚了。
显然，刘耘并不是思想家，而只是西方法治思想的迷信者，所以，就只能是“见了棺材落泪，到了黄河死心”。这样的人，即使年过半百，甚至一些人都已经耄耋之年，在社会意义上说，也是“没长大的孩子”，是“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九、德治为主导，法治为基础
出路很清楚，就是回归中国政治和法律思想，以德治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重建良性的社会秩序。
江泽民任期内，曾经提出过“以德治国”的主张，但是，无疾而终，无果而废，不了了之。为什么?为什么以一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仍然不能推行甚至传播自己的主张?因为“以德治国”属于中国政治思想。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普遍不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知识界左右两派,左派在政治上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在政治上主张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这两类看似对立，实则相通。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基于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为什么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因为人的思想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没有超阶级的善恶，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没有超阶级的宗教。进一步推论，所谓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动机，是恶的化身，是伪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右派的分权制衡主张则更清楚地认定，人性本恶，权力会放大人性之恶，因此必须分权制衡。右派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乃是政治学的铁律。可见，右派的政治思想也基于性恶论。
在人性本恶的基本判断下构想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思考和分析政治实践，总结政治的经验教训，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要害所在。因此，谈到“以德治国”，性恶论者就很难理解。
性恶论思维会自我强化。相信人性恶，就会刻意寻找或设想一切高尚行为背后的利益动机，从而否定高尚，鼓励堕落。越堕落，越证明人性恶。正是在性恶论思维的作用下，社会变得越来越短视，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冲突。正是在性恶论思维的作用下，怀疑一切，一切也变得可怀疑，信任、信仰、信心丧失。性恶论思维其实让人很难受，心理阴暗，失眠头疼，害人害己，祸患无穷，属月光心态。但是，性恶论思维一旦形成，终身难改。而且，性恶论思维还往往是旁观者思维。旁观，与客观相近，与科学结亲。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习见，借科学研究之威势，性恶论思维几乎等同于社会科学思维，渗透到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一切人文学科。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江泽民的主张难有学术界的共鸣，甚至得不到官场的唱和。因为，当今官场人士也都是西方思想训练出来的，都是性恶论者。全盘西化的要害就在于此。一旦人性论上接受了性恶论，想抗拒全盘西化，实在是难。
尽管如此，出路还只能在于回归性善论，回归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并不难。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居高位者道德高尚，则政治清明，人心向善，社会风气淳朴。反之，则只能是消耗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制造越来越多的问题，社会还会越来越不公平。至于少数人不服教化，好吃懒做，偷盗杀人，才用法律惩戒。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还在于教化。
既居高位，则道德最重要。仁义者，国之大利也。这才是有大局、有长远眼光的统治者。由此反观当今，官场众生大多数是不合格的统治者，是“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当然，尧舜禹这样的统治者，或者毛泽东这样的统治者，是否还叫统治者，就是个问题了。“统治者”称谓本身，就属于性恶论范畴，就是西方概念。有道德的领导者，不应该叫统治者，而应该叫领导者。不区别领导者与统治者，是阶级分析特点。区别领导者与统治者，为人民服务的，叫领导者;为自己服务的，叫统治者。有善有恶，区别善恶，隐恶扬善，扶正祛邪，才能真正告别全盘西化。
十、结束语
当今中国，无论政界、商场还是学界，无论大官、大款还是大腕，普遍崇美、亲西方。先把孩子送出国，再把老婆弄出国，自己裸身做官、经商，随时准备逃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的群体心理。这不是外国人唱衰中国，而是中国新兴的统治阶级缺乏自信，逃衰中国。
缺乏自信，只好他信。缺乏自律，只好他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精英逐渐丧失自信，自认是“丑陋的中国人”，恨不得将黄皮肤、黑眼睛换成白皮肤、蓝眼睛。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逆向种族主义危害深远，以致像刘耘这样还良知未泯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跪倒在西方面前。有良知的成了西方的奴才，丧失良知的干脆昏天黑地搞权钱交易。这就是今日中国的主流社会心理。
主流如此不堪，出路就只能在非主流。西方文化不但害了中国，而且也让西方人族群分裂、阶级分裂、家庭分裂、人格分裂，出路就只能是在东方。回归东方政治思想，回归正道，才能做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一天也许很远，却也很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其迅快。不知刘耘以为然否?
附文：中国周刊：一个官员的隐忧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 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 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 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 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 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 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团结”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 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 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 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 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 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 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 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 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 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 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 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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