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学》看“东方不是东方”
孙延瑞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爱德华•赛义德被认为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开创者，他的理论思想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赛义德的东方学研究带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西方对东方错误再现塑造出的东方学只是西方的东方学，并不代表东方。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应该尊重彼此的差异，消除界线划分，共同参与多元文化的共建。
[关键词]东方;东方学;多元文化 ①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7077(2010)01 -0026 -03
1978 年，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又译《东方主义》)出版了。这本被认为是单枪匹马的开创了后殖民理论的巨著在学术界掀起了巨大得波澜。赛义德在 2003 年版的《东方学》序言中写道:“《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与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确实如此，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暴力与丑恶的流血事件一直相伴不离，部分东方人仍然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整个东方依然没有摆脱西方话语环境的笼罩，依然是作为陪衬者、被描述者的姿态存在。
人们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纯粹探索人类真理的领域，是客观、公正不带个人感情色彩与政党利益的，是悬浮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最高一级的形态。但是，赛义德认为这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假想，因为首先人文学者是社会中的个体。对于东方学家来说，第一层面是作为欧洲人出现，是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代表者。其次，政治社会总是给与民众社会一种紧迫感。所有认为纯粹的学术知识实则都沾染了政治的臭气。正所谓政治的发展催生文化张扬，文化的发展刺激政治需要。因此，表面看起来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学实际上与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控制息息相关。东方学暗含了政治权利，是服务于西方社会的一套话语系统。于是乎，东方学家们开始按照西方的需要大肆“编写”东方神话。
一、阴险丑恶之心———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赛义德对西方伪善嘴脸的揭露是从西方经典著作对东方事实的歪曲入手的。这种歪曲赛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就已经注明:“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1](P1)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操控着早期的东方学，直到二战以后美国才在这方面“后来居上”。没有不掺杂政治的纯粹知识，尽管作家极力的想摆脱政治的约束和个人的立场偏见，然而他注定一生下来就作为社会的一员存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东方具体是怎样存在无关紧要，西方对东方的知识就是东方，而且这种知识是政治性的。用现代西方话语描述东方这一霸道十足的做法，可以揭开东方古老、神秘的面纱，将其能引起西方极大兴趣的方面夸张地展现出来。翻看殖民帝国早期的游记、散文等书籍，几乎所有这些书都是为了想吸引人们的注意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东方学家大量掺杂个人经验体会，对所谓真实性等原则置若罔闻。东方人民的真实生活就如此被轻而易举的扭曲、误读了，这就是早期东方学家的工作。正如本杰明•迪斯累里在《坦克雷德》中写道的:“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就这样，东方在东方学家“妙笔生花”的著作中被重构、重组了。对东方的种种臆想与猜测都建立在西方人自谕高贵的意识形态之上，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处于核心，代表权利的意识形态。对于东方世界的建构注定了东方学游走在边缘地带，没有话语权力。这是对东方进行歪曲描述、统治、霸权的一种机制。东方灿烂辉煌的文化如今在东方学家的描述中已进入了死亡状态，落后的国家制度、愚昧的民众令东方学家迫不及待的用“义正严词”的文本告知自己的国家:如果说西方曾经依靠东方汲取营养的话，那么现在，正是西方反过来拯救东方的时候。简言之，就像赛义德一针见血的指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P4)
那么，东方学遮蔽了什么呢? 赛义德认为本杰明•迪斯累里在《坦克雷德》中说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时，他真正想说的是，年轻聪明的西方人会发现，东方将会引发一种可以令人废寝忘食的激情。因为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的历史沉淀。西方用虚假的东方学对真实的东方加以界定，暴露的正是西方的惴惴不安———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古老文明崛起的惧怕。
二、振聋发聩之声———东方不是东方
鉴于对西方的东方学家文本的揭露，赛义德道出了这种东方学的实质:“东方不是东方”。东方学只是西方的东方学，与东方无关。东方学家用充满欧洲优越感的情怀把东方描述成为“铁板一块”的抽象概念。东方人作为被研究的对象被概括为“埃及人”、“阿拉伯人”、“东方人”等一系列没有个性差异的刻板集体概念。东方被整体上描述为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知道国家、权利概念为何物的落后的参照物;东方人擅于计谋、阴险、狡诈……总之，东方学家们挖空心思的寻找诸如此类低俗不堪的词汇描述东方。与西方的高贵、贞洁相比，东方是如此的粗俗不堪。这种种描述将东方学凌驾于东方之上。权利与知识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结合。
在赛义德看来，他在西方接触到的这些文本与他自身的东方经验存在着很大的偏差。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大部分时候，我听到的都是谎言，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我要说明的是:他们在遮掩事实，空许承诺，漠视复杂而又令他们感到不快的史实”。[2](P18)
他将这些文本称之为“虚构性叙事”，而这种误读在西方却成就了标准化东方。这些西方的东方学家在他们对东方的阐述中带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按照西方人的知识体系去塑造东方，掩盖东西方文化关系中的不平等。赛义德看透了这种表述与人种之间的关系，在《东方学》中极少能找到赛义德如此愤怒的呼喊:“伊斯兰就是伊斯兰，东方就是东方，请将左翼、右翼、革命之类的观念统统扔到迪斯尼乐园中去”。[1](P140)
赛义德深谙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在这里却说出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语，实是他的“双重身份”在作怪。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特殊的经历总是让他穿梭在边缘地带。
东方学家对东方的再现几乎是错误的。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东方学家把东方等同于不在场，实则对他们而言也不需要在场。如同福楼拜与那埃及妓女的艳遇，她沉默寡言不表达自己，一切由福楼拜表述，从而使福楼拜对东方女性有了自认为“全面的”认识。在用如此方式研究东方的基础上，东方学家们开始对东方评头论足:阿拉伯人头脑愚笨只能当作仆人使唤。阿拉伯人变成了奴隶贩子、赶骆驼的人、游手好闲的恶棍。东方的材料只有经过东方学家之手才值得信赖，东方学家成了东方的代言人。欧洲人仿佛看到了东方古老文明的死亡，对东方被西方超越而欣喜若狂。“东方学就像这样既可以表达西方的力量，又可以表达(西方人眼中所见的)东方的缺陷。”[1](P56)
东方学家们抓住可以引起西方兴趣的东方物质，对其“再现”，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西方的成就感与自豪感。可以说，东方学是西方的得意之作，在没有东方的干涉下，面对西方的权力话语，东方学的叙述道路一马平川，只是东方学留给我们的仅仅是西方对东方空中花园似的塑造与想象。
三、赛义德的收篇困境
赛义德在其访谈录中提及过这个困境: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相比，《东方学》在结尾展开了一个问题，而不是结束了一个问题的讨论。他反复强调对于“东方”、“西方”这样的词汇，都不是实指，都不是单一的客体。在 2003 年版的序言中，赛义德更明确的说明“我相应的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当看透了东方学的险恶用心之后，赛义德倡导一种非强制、非操纵的社会观，既不存在所谓的“东方”，也不存在所谓的“西方”。绪论中他甚至用“大同世界”来表达这种向往。这也许就是赛义德的多元文化情结。我们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完全没有与世隔绝的可能。所以赛义德为《东方学》遭到误读而正言，那种民族狭隘主义的行径正是他嗤之以鼻的。一直以来，东方都是作为西方的参照物———“他者”出现，赛义德认为划分东西的行为“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痛苦的距离感，仍然将‘我们’与注定要被永远打上陌生与新异标记的东方分隔开来。”作为东西两难境地的守望者，赛义德对这种距离深恶痛绝。《东方学》的结束是他渴望东西方文化消除芥蒂、误读转而和平交流的开始。毕竟没有哪一种文化无懈可击，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东西方文化有必要通过交融互补来共同营造多元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建构起新的全球化文化体系。
赛义德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提出文化多元这个问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的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的冲击，然而文化多元化却要求我们学会尊重，学会承认差异。正是文化的差异赋予每个民族、每种文化自成一家的风采。当然，多元文化并不是要抹杀文化差异，而是需要各种文化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文化交流中去，这种交融绝对不会使文化消融，就像赛义德提出的，《东方学》意不在消除东西方差异的存在而是对差异意味着敌对、无法消解这类观念提出挑战。在推行多元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有个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就是东、西方现代性进程程度不同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西方的现代性进程早于东方，而且是原发性的;东方的现代化进程却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被动的发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东方的文化表述要落后于西方，绝对不可以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东方。“当我们以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来评判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了‘他者’的立场上来观照自身，这会使我们只看到自身文化滞后、消极的一面，而对其中的文化精髓重视不足”。[3](P46)
当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宏大叙事的时候，我们无法将之拒之门外，积极应对才是明智之选。东方应该从几个世纪失语的困境中走出来，摆脱掉所谓“他者”的身份。要相信民族悠久文明复苏的力量，提升民族认同感。东、西双方都要正确的对待彼此文化存在的差异，只有这样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多元文化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赛义德著，王宇根译. 东方学[M]. 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
[2]保罗•鲍威著，王力亚、王逢振译. 向权利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任晓燕. 走出“他者”化的误区[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责任编辑:张伯存]
枣庄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1 期
2010 年 2 月 枣庄学院学报 Feb. 2010
第 27 卷 第 1 期 JOURNAL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Vol. 27 NO. 1①
[收稿日期]2009 -12 -29
[简介]孙延瑞(1985 - )，女，山东枣庄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 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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