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而俟死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说：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东汉的王充针对韩非子，提出不同意见，认为：
孟贲怒之，童子操刃与孟贲战，童子必不胜，力不如也。孟贲怒，而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敬贤，弱国之法度，力少之强助也。
他的总的主张是：
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
在激烈兼并的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如何生存下去，固然要“争于气力”，不能没有守备，全无抵抗之力，光靠仁义之类是无用的，这个道理很显然;但王充指出的“童子必不胜”的问题，确实也不容回避，他所说的“文武张设，德力俱足”，也就是处处做到家，尽力而为了。只不过，他说“童子修礼尽敬，孟贲不忍犯也”，这样“迷惑敌人”、“韬光养晦”，强敌就会放过你，这能成立吗?
今阅孟子，他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处在战国中期，这问题在当时的现实性也很大。
滕文公问他：
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这问题对于滕文公，真是生死交关，紧迫得很。孟子竟然先回了一句让人灰心丧气的话：是谋非吾所能及也。
这句话或亦表现了孟子对兼并时代的不满、厌烦而又无奈何的心情。但毕竟，不能一点也不帮着想想办法，孟子接着说，如果一定要我说出个意见的话，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
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就是说，你如果打算构筑城池，动员起你的人民，准备抵抗齐楚这样大国的进犯，那么，只要人民一心跟着你死守，那么你就这么办。
此言含义是说，你平时要行仁义，取得人民敬仰热爱，与民同乐，才能与民守之，有了这一条，不论是齐是楚，抵抗他们以至于举国战死，也是对的，小国面前的路是可以有这么一条的。
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滕这样芥豆之微的小国，其实是进退两难，一方面要好好恭维大国，捱过一天算一天，另一方面要作好彻底投降或干脆死战的准备。
滕文公这人有点迂而坠，接着还要问，齐人已经灭了薛国，收为齐国的一城，下一个恐怕就要临到我了，到底我该怎么办呀?
孟子说，从前，周大王居住豳地，狄人老是来侵犯，周大王就离开豳地，住到岐山之下去，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这是善：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焉。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孟子看到滕必定是要被齐国吞并去的，就劝滕公行善，说行善之人，哪怕眼前有很不利的情况，但于后代子孙还是好的，从前周大王的情况就是最好一例。你滕国当然也是想传下去的，那就只有这样尽人力、看天意了。这话已经给滕公说到底了，但孟子还要加上一句：君如彼何?强为善而已矣。这是说，你别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你只有努力行善吧。
滕公听了孟子这样的话，大约也只有把眼泪掉下来了。
这情况，生动反映了当时小国的景况是多么艰难而且没有希望。韩非和王充所探讨的，就是这样难度极高的问题。
尽管如此，滕文公仍存侥幸之心，想着还能有一线希望，问，我作为小国，平时是竭我之力去服侍大国的，但现在仍然不能避免亡国之祸，这到底可怎么办啊?孟子还是举出从前周大王的例子，说，
过去周大王居豳，狄人常入侵，以皮币、犬马、珠玉去求和，狄人仍然入侵不已，怎么办?周大王就对豳地的老者们说，狄人要的是我们这块地方，地方本是养人的，现在反成受害的原因，我不如离开这里，你们就留在这里吧。周大王就这样离开豳，到岐山下安居。豳人商议说，大王是仁人，我们不能离开他。就纷纷追随而去。但对这事情，也会有人主张说，应当守住豳地，不丢祖宗，至死不去。这两种前途，你选择哪一种呢?
孟子的回答和反问，可算是把话都说尽了，你滕君根据情况看着办吧。他没有具体给滕君拿主意，主意要由滕君根据自己的情况拿定，如果平时不怎么行仁政，现在就应当行仁政，在这方面尽力而为是最根本的。
在《滕文公章句(下)》中，孟子的学生万章问他，宋是小国，现在要行仁政，如果齐、楚这样的大国来犯，也敢于对抗之。这样行吗?孟子举出汤武行仁政而“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的例子，回答说，“苟行仁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就是有这样一股勇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根源就在他坚信“仁政”，但他也不是不要兵，他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征讨要在行仁政的前提下去进行。但是，他对滕、宋的鼓励和希望，却未见效，它们都在无情的兼并中被大国吃掉了。依孟子逻辑，那应是滕、宋的仁政没有能做到周大王那样的水平。
所以，总的说来，在理论上，孟子正好处在韩非子对立面，孟子主“行仁政”，韩子主“争气力”，而王充处当中，认为要“文武张设”。古之见解，尽在于此。
朱子对此的看法是：
迁国以图存者，权也;守正而俟死者，义也。审己量力，择而处之可也。
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取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
朱子说孟子的主张是出于“圣贤之道”，也就是“仁义”的根本大法，而决然摒弃苏秦张仪那一套智谋。
朱子之说，概括出“权，义，理”三个字。其所谓“天理之正”，也就是“圣贤之道”;所谓“义”，也就是“守正”，坚守圣贤之道，决不走仪秦之流的歪门邪道;所谓“权”，也就是权宜之计，如周太王由豳地迁歧山以避狄人。朱子这样说来也自成其理，他是说，总的要守圣贤之道，如果情况紧迫，则要考虑权宜之计，如果根本无权宜之计可考虑，就宁可等死，决不采用任何非圣贤之道的办法。这样分析起来，孟子的主张，到了朱子这里，似乎出了点问题，问题就出在“守正而俟死”这句话，并且，他把“圣贤之道”，又上升了一个级别，达到至高无上，叫住“天理”，既然成了“天理”，就更是唯有遵从，别无出路。当然，“守正而俟死”，可以追溯到子路，他挨人家砍死之前，从容正了衣冠。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这是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叫人们如何的去做，也就是一个“反”(返)字，“反求诸己”，所不行者，返回来只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孟子这层道理，用在羊的内部关系上可以，皆成彬彬有礼之羊;若面对前来要吃羊的狼，羊们也这样只是检讨自己，就成了问题。至此，我们大约也就明白了，历史上的中国人是如何由人而变成羊的。我们也多少明白了鲁迅所说“宋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是怎样和用什么来“治”的。看来，我们需要从《伊索寓言》读起，来了解西方的古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与孟子朱子作一对照，虽然我们承认孟子朱子的文化，可能比讲动物寓言的奴隶伊索要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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