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鼓舞抗日与拒绝演出
上海《戏剧月刊》发起的“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征文活动，历时数月，于1931年1月得到结果，梅兰芳荣膺“四大名旦”之首;全国观众以各种方式热议多年的这件事，从此定鼎，载入中国戏剧史。这一年，梅兰芳在北京致力于“国剧学会”和“国剧传习所”的创办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全面占领东北三省，枪尖逼近华北。梅兰芳渐感他在北京的戏剧活动难以为继，这就影响到了他的一切。第二年春，他在北京为淞沪抗战筹集医药费义演三天之后，就毅然迁往上海。
梅兰芳早年就排演了《木兰从军》，从东方舞台演到西方舞台，花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表现了爱国主义的与男女平等的主题。从北京迁往上海之后，朋友们议论到以前舞台上有过《战金山》剧目，写南宋时金兵南侵，宋将韩世忠镇守润州，与邻镇张俊刘錡联合抗敌，梁山英雄后裔阮良费保高青等人也前来投军助战。宋金两军会战于金山江上，韩世忠妻梁红玉亲自擂鼓激励士气，韩世忠率二子奋战，大败金兵，又诱敌深入黄天荡，一举围歼。如今可将此剧情加改编，突出梁红玉的戏，针对日寇侵华来表现抗战的主题。于是，经大家热议，定下了《抗金兵》这个剧名，剧本由叶玉虎搜集资料，许姬传执笔改编，徐兰沅王少卿设计唱腔板式，梅兰芳最终修改审定。该剧在天蟾舞台上演，梁红玉擂响的战鼓声，表达了中国人民必须抗击侵略的主张，激励着民众的抗日热情。
接着，梅兰芳和他的同仁许姬传等人，又将旧戏《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梅兰芳说，“编演这个戏，为的是激发观众的斗志，要摆脱大团圆结局的旧套，改为悲剧。”此戏借宋人程鹏举与韩玉娘被金人掳掠为奴的故事，意指日寇侵华铁蹄之下沦陷区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梅兰芳提出，要给韩玉娘编几句说明她的悲惨遭遇的念白，并且加以重复，以表现沉痛心情，给观众深刻影响。
梅兰芳在舞台上这样鼓动爱国抗日情绪，“上海社会局”在日本顾问逼迫下通知梅兰芳不准再演出《生死恨》这样的戏，但梅兰芳不予理睬，移至大华戏院又演了三天，观众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支持，购票的人们挤破了门窗玻璃。
时局纷纷，加上贯彻“不抵抗主义”的“社会局”之类的干涉，阻碍着抗战戏的演出，梅兰芳遂以较多时间跟俞振飞一起共同钻研昆曲。俞振飞，生长昆曲世家，精通诗词、书画、吹笛。梅兰芳在《戏曲大发展的十年》中写道，“一九五三年，前华东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一个昆曲训练班，培养了六十个昆曲学徒，一九五五年改为上海市戏曲学校，聘请俞振飞同志担任校长，昆曲开始有了接班人。”俞振飞的表演艺术世称“俞派”，所扮演小生，儒雅秀逸，富有书卷气，与梅兰芳多次同台合作，比如，在《白蛇传》中饰许仙。1984年，他题写“泰州梅兰芳大剧院”，出席在泰州举行的“纪念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大会。
据齐如山回忆，伪“满洲国”曾派一说客数次前来游说梅兰芳去演几天戏，遭梅兰芳拒绝后，说客恼羞成怒，对梅兰芳说，你家三代受大清朝恩典，而今大清复兴，你理应前去庆祝，何况不过就是唱戏，只要有收入，在哪儿唱不是一样?梅兰芳回答说，现今已是民国，溥仪先生也是一位国民，不是皇上了，现在他接受日本人操纵，另外成立一国，分裂中华，同全国人民处在敌对地位，我怎能前去给他演戏，这道理不是明摆着吗?你说那恩典的话，也叫人听着不入耳，过去召我们艺人进宫唱戏，是唱一回得一回赏钱，虽然在当时我们艺人也因此得了些虚名，但同时也是很屈辱的，其实有何恩典可言?如果是在清朝做过大官，也许能算是得过恩典，别的一般当小差使的哪里谈得到这一层?受过恩典这话，要对受过恩典的人说，不应当这样随便强加于人。
从多种记载看，梅兰芳平时是一个极其温和的人，像这样跟人说话不客气，大约从来不曾有过，那位无耻说客的“恩典”之类的话，固然使梅兰芳想到整个艺人的某种历史的屈辱，而说客却要他在这样大是大非面前如同他们一样含糊自欺失却人格，这令他感到一种更大也更现实的屈辱，简直是太欺负人了，当时的梅兰芳，是以他的方式爆发出了反抗的和正义的怒火，句句回答义正辞严。
梅兰芳接受苏联邀请赴苏演出，明确表示，绝不经过日寇侵占、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去苏联。齐如山写道：
“梅对我说，由北平往苏俄，势必经过满洲国，倘被他们强留住，演几天戏，是无法抵抗的;其实平平常常，演几天戏，也算不了什么，他们的名义，一定是庆贺满洲国，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传，于我实在合不来，苏俄此行，只好作罢。后又经几次接洽，结果规定了所有配脚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俄，兰芳则一人由上海乘苏俄轮船，直赴海参威前往。这些情形，日本人当然侦知，苏俄船在日本靠岸加燃料淡水时，日本人对梅还开了一次欢迎会，但也只敢以日本艺人及民众的名义出现，这当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却可见梅之气节。”
可见，为人一向随和的梅兰芳，在民族大义问题上，是原则很强，毫不马虎，更不苟且的。
2，这个口子开不得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日寇占领控制了上海，有人找上门来，邀请梅兰芳到电台“播一次音”，看似说得轻巧、模糊，其意却很明白，那就是要利用梅兰芳的金嗓子，来粉饰上海的“太平”。说客虽然是中国人，却已经是无耻地受着日寇的指使。梅兰芳不动声色，说，正准备着到香港演出，事多得很，实在抽不出时间。就把“播音”的事给回绝了。没过两天，又有人找上门来，以各种理由劝他演几场“营业戏”，那些“理由”包括有剧场的、观众的、演员的诸多方面，很能“打动人心”，也似“无法拒绝”，以至内部也有人糊涂地认为：既然外面做生意的也照常做生意，我们唱戏的唱几场戏也是可以的，何况我们是演给老百姓看，又不是演给鬼子看。梅兰芳不吱声，听大家讨论。冯幼伟说，只要梅兰芳一出台，接着就会有人来逼着你唱，那时怎么推得掉?梅兰芳夫人在一旁悄悄在梅兰芳耳边说，确实，这个口子可开不得。梅兰芳平时不抽烟，这时手指上却夹着一支香烟，他把香烟用力掐灭，站起来，说，“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口子是开不得!”
但只要居住在上海，说客临门的麻烦事还会层出不穷，“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梅兰芳决定离开上海、避居香港。
正在这时，传来杨小楼在北平病逝的消息。梅兰芳想起与杨小楼的最后一面。1936年之前，冀东24县已经被汉奸控制，京津沦陷在即，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伪冀东长官殷汝耕于1936年春为庆寿举办盛大堂会，派人动员杨小楼前往唱戏，任凭杨小楼开价多少都行，但杨小楼就是一口拒绝了。此时梅兰芳远在上海，听说了这件事，很为杨小楼大义凛然的骨气所感动。梅兰芳到北平去探望杨小楼，说，“你不给通州的汉奸唱戏，已经做到了，但如果马上北平沦陷，困难就更大，你不如也往南边挪一挪。”杨小楼说，“很难说躲到哪里就没事，如果北平也那样的话，我干脆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的，还不就混到死了!”一年之后，北平果然沦陷，杨小楼也果然然就称病再也不演出，谁也想不到，一代“国剧宗师”就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忧患抑郁中黯然逝世。梅兰芳为杨小楼这样的逝世而悲痛万分，潸然泪下，也更坚定了他自己决不给敌人唱戏的决心。
1938年春，在朋友们精心安排下，梅兰芳率剧团前往香港，演出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遣散剧团，而独自留在了香港。有人说，你两次到日本演出很受欢迎，日本人不会拿你怎样的，何必一定要离开上海过流离的日子?梅兰芳说，日本人民和艺术家欢迎我，但日本军队现在打进我们中国，我不愿在他们的刺刀下过日子。
香港，逐渐也不完全是平静的避风港，有一天，一直陪伴着梅兰芳的冯幼伟独自出行，在路上被人从后面一闷棍打翻，幸得路人相救，而没有再遭毒手，但已经满脸鲜血。这一闷棍可能是上海流氓势力跟随到香港对冯幼伟的报复，因为冯幼伟没有答应让他们包办梅兰芳赴港演出事宜，他的考虑是：在日寇势力影响之下，为了梅兰芳的安全，这事情是不能让他们包办的。但这一闷棍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还应当估计得更严重些，需要提高警惕。以后梅兰芳就深居简出，继续他的英文和世界语的学习，请了一位英语老师到家里来教课。为了保持体力，又请了一位朋友做他的体育老师，一起打羽毛球。这时候梅兰芳的业余爱好又增加了给照片上色和集邮，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自从访美演出，梅兰芳就坚持学英语，在香港期间，他已经能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新闻。
1941年秋，杜月笙受重庆方面委托，邀请梅兰芳赴重庆演出。梅兰芳婉言拒绝，说，“我的剧团都散了，很多人都回到北平家中去了，要他们一个个的冲破日寇重重关卡前往重庆，不易做到，千里迢迢，山长水远，万一出了人命，我如何担得起这个责任?如果没有他们，我一个人到重庆去，也唱不了戏。所以，这事情困难很大，没办法。就请杜老板把我目前的困难转达过去，等有了演出条件再实行吧。”杜月笙听了这番话，也没法再劝，只好眼看着梅兰芳辞别而去。回到家中，梅兰芳气愤地说，“这些掌权人物，国难当头，还闹得这样乌烟瘴气，真让人看不下去，我不愿意给他们去凑热闹。”
3，“蓄须明志”可以“淡化”吗?
有某书这样写道，“我们早已听惯了‘蓄须明志’，梅是做到了这四个字的，然而，绝不像……那么流畅，仿佛梅是自然而然一蹴而就便做出来的。事实上全然相反……”，至于如何“全然相反”，我们也没见写出下文来，就这样含糊地不负责任地提笔过去了。接着，这位先生又缓缓写道，“梅实在是沉稳，再退一步，去了香港。谁知香港再陷，日方找上门来劝自己唱戏。猛一听这事很难办，如果了解得仔细一些，就会发觉事情远未对立到以死相拼的地步。原来日方来的是个小人物……”。这样，几笔轻描淡写，梅兰芳“蓄须明志”似乎也就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这样的闪烁其词的文笔，其“淡化”的本领实在令人莫测高明。
事实果然如此吗?否!
日军正在围攻香港而尚未占领时，梅兰芳就有所准备而开始蓄须，某一日，家里人(包括借居在一起的)发现梅兰芳没有刮胡子(这起码见出些胡茬了)，而他原是每天都刮脸的，有时还用小镊子拔胡须。冯幼伟问他，“莫非你有蓄须之意?”梅兰芳点头说，“别小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如果他们还懂得一点礼貌，这块挡箭牌，就多少能起点作用。”时年13岁的梅绍武问，“爸爸怎么留起了卓别林的小胡子?”他说，“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如果来了，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据梅绍武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日本兵曾两次闯进梅宅，幸有冯幼伟会讲日语，对付了过去。而前来“有请”梅兰芳前往日军司令部的，就是做过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曾让社会局阻挠梅兰芳演出《生死恨》的。到了九龙的半岛饭店，见到的日本人是“酒井司令”，二十年前就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在天津当过驻防军司令。这两个日本军人，都并非如那部大书所说是“是个小人物”。这次见面确实没有为难梅兰芳，但言语交谈中有所交锋也是不可避免的，酒井“认为”梅兰芳不应退出舞台，梅兰芳则回答“年纪大了，扮相不好，嗓子也差了，演了快四十年戏，该退休了，免得献丑丢人。”这以后，又有过“三次威胁”。一次是日军某部召开占领香港的庆祝会，来信要梅兰芳演出，梅兰芳正好因牙疼而面肿，遂请医生开了证明，随信寄上，以说明不能演出。这一关也就过去了。二次是日军派来专人“百般威胁利诱，非要他出来演几天戏不可”。梅兰芳以多年不演出，嗓音丧失，而且剧团也不在香港为理由，加以拒绝。又过了一关。第三次是1942年春，汪伪政府庆祝“还都”，由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来香港接梅兰芳前往演出，并说备有接送专机。梅兰芳拒绝了这一邀请，最后以自己患有心脏病从不坐飞机为理由，使那人只好空手而回。《梅兰芳全传》写道，“日本内部报刊曾有这样记载：‘日本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想看梅兰芳的舞台表演并派人去找，可是扮演旦角的梅兰芳因留胡子的缘故而拒绝登台’。”
鉴于如此种种，梅兰芳设法将身边两个孩子送出香港，这当然是为了减除后顾之忧。
前来梅宅“拜访”的日本军人当中，确实有个“小人物”，他叫“和久田幸助”，时任香港占领军的“报道部艺能班班长”，统管战时香港剧艺工作，他后来写有《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一文，文中记载了梅兰芳曾对他明确说过：“我仍希望过安静的生活，如果要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梅兰芳对他说这样的话，当然就是梅兰芳本人的声明，是对着他这个统管战时香港剧艺工作的日军人员说的，这意味着什么是很明确的。至于这位“和久田幸助”在该文中说他个人从来没有要求梅兰芳演戏或广播，他个人对梅兰芳是很礼貌的，分明有“个人”二字，就是说，这种委婉之词，其实正好说明他到梅宅来，是代表日军方面传达对梅兰芳的要求的，而梅兰芳却明确拒绝了。
综上所述，梅兰芳在香港期间“蓄须明志”的事情很清楚，而某书说是“绝不像……那么流畅……事实上全然相反……远未对立到以死相拼的地步……日方来的是个小人物……”。这样模糊之笔，要说的意思其实也已很清楚，也就自以为得意地让它印上书了，而梅兰芳的拒绝日本驻港军方，意思与言辞在语法上较之这些话，则是万分光明正大，意思表达十分明确，毫无含糊闪烁之处，只是按梅兰芳自己的修养和说话语气，未曾表现出声色俱厉罢了，有什么“不像那么流畅”，有什么“事实上全然相反”?似乎认为，一切要表现得“以死相拼”才算数，这样“高明”的见识，让人疑心的年岁大约才只有十岁左右。
事实上，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更有冒死主动生起伤寒病来以拒绝与日军合作的事，借用某书的“不像那么流畅”话来说，梅兰芳在抗战中的坚贞不屈，恰恰做得是十分明确、十分流畅的。
4，决不屈服的灵魂
既然香港与上海一样都被日军占领，梅兰芳后来也就从香港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他闭门不出，读书，写字，作画，谢绝来访。1942年秋，汪伪政府大员褚民谊闯了进来，“邀请”梅兰芳率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作一次长途的巡回演出，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指着自己的髭须，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没嗓子了，早已退出舞台。褚民谊说，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就恢复了。梅兰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早就听说你一向也喜欢玩票，唱大花脸唱得很不错，你如果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演出，比我强多了，何必非我不可?
“大花脸”三字隐含着对当汉奸的讽刺，褚民谊也就说不出话来，强笑着自己找个台阶告辞。送走褚民谊，冯幼伟吴震修朝梅兰芳竖大拇指，说，你可真有一手。梅兰芳说，没办法，到这种时候，只好这样不客气把面子撕破一点。但这事不会得就罢了，他们还会来的，等着吧。
北平一家画报的社长朱复昌，找到梅剧团经理姚玉芙，装出无奈何样子，说，有麻烦了，日军华北报道部的部长山家少佐掌管宣传，权力很大，号称“王爷”，家里天天摆十几桌筵席招待各方面的人士，他给我们一个任务，说要想办法让梅兰芳登台演出，结果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说，梅兰芳宣称他年纪大了不能演出，那“王爷”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总没有理由拒绝吧?结果，“王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呢，就来给你透个信，你先乘飞机到上海去跟梅大爷说说，动员动员他，我在这里等你的电报一到，就乘火车到上海去登门拜访，把这事办成，大家都有好处。
这个姓朱的，虽然“是个小人物”，却一面装着好人，一面就把一个不能算小的“任务”给传达下来了。面对这一情况，梅兰芳神情严峻起来。姚玉芙在北平时曾跟梅兰芳表弟秦叔忍密议此事，秦叔忍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主意，姚玉芙这时对梅兰芳说了出来，梅兰芳想了一下，说，行，能管用，就这样做。于是，悄悄请来熟悉可靠的医生吴中士，梅兰芳伸出膀子，让他注射伤寒预防针。吴中士知道梅兰芳注射任何预防针都会引发高烧，而这回要连着注射三针，硬是要表现出伤寒病的严重症状高烧不退，这对于梅兰芳，生命危险的可能性很大，他迟疑着不忍下手，也不敢下手。梅兰芳动员他说，“我早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不跟他们有任何合作，哪怕就这样死了，也是死得其所!”吴中士热泪盈眶，梅兰芳说，“还等什么，我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了不怪你，还要感谢你。”吴中士拭去泪水，说，“好，梅先生，我这就打下去了!”他咬着牙，接连着把三针伤寒预防药液打了下去。很快，梅兰芳发起高热来，进入半昏迷状态，双眼紧闭。人们围在他的床前默默地流泪。姚玉芙擦着泪水，到外面去打电报，告诉朱复昌：“梅兰芳得了伤寒病”。
朱复昌禀报日寇山家，山家不相信，打电报给日军驻沪海军部，让他们派军医去验看梅兰芳是否真的生了大病。日本军医在有关军官陪护下来到梅宅，看到梅兰芳果然病得不轻，量了体温之后，又作仔细检查，于是才做出报告说，梅兰芳确系生了严重伤寒病。
伤寒是大病，不知多少穷人死于伤寒，即使得到治疗，短期内也很难恢复健康。多年以后，吴中士医生跟梅葆琛谈起此事，仍然十分激动，说，梅先生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话很适合形容梅先生!
梅兰芳多年不登台演戏，坐吃山空，他不但要养活一家人，还要养活依靠着他的穷亲戚，对剧团也始终没有辞退一人，依然照顾着他们的生活。他于是变卖家中的古玩。上海各戏院不时有找上门来劝他作营业演出的，说，“只要梅老板肯出场，百根金条立马就到府上了。”梅兰芳一概婉言谢绝。中国大戏院经理来说，“你的生活这样困难，你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开支你不用管，你的报酬要多高我们都一定照办。何必在家里卖这卖那的苦着呢?东西卖光了你怎么往下过?”梅兰芳对人说话从不厉言疾色，总是和蔼文雅，他回答说，“承蒙大家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演出的事，还要等着再说行不行?”这时，梅兰芳心中已有一个主意，要跟朋友商议，就来到冯宅，把戏院纷纷来劝并允诺重金的情况说给老友冯幼伟听，冯幼伟说，你是否有点想答应他们?梅兰芳说，“哪里!我不会干的。一个人活到百岁也是个死，戏台上经常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不就是真正的时候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冯幼伟说，那就继续给银行透支吧。梅兰芳说，“我在银行早已没有存款，支票倒是一张一张的开过去，人家不说，自己心里难受。不行，得另想办法。”他就把卖画的想法说出来，一下子也触动了冯幼伟的灵感，立即表示赞成。朋友们发动起来，个个热心帮助，1945年4月，“梅兰芳画展”开幕，展出170余件作品，题材有佛像、仕女、翎毛、松树、梅花，还有与吴湖帆叶玉虎等画家合作的作品，几乎全部售出，还有要求复定的。这次画展，使梅兰芳经济上得到了急济。为了作画，他被汽灯烧伤一指，留下疤痕，他说，这是给我留个纪念的。梅兰芳逝世后，在他的遗画中，人们看到，作于1945年春的一幅“达摩面壁图”题句是：“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可算是表达了梅兰芳“蓄须明志”期间的坚定意志。后来，田汉有诗赞梅兰芳：“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5，“民族气节”与“不禅而禅”
据《北京青年报》载，20世纪50年代，日本“三一书房”编辑出版了《京剧手帖》一书，扉页是梅兰芳的照片。
这部书的跋，是鲁迅的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所作。而内山所说的内容，竟然是记述抗战中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拒绝与日军合作的过程。
在这段文字中，作为知情人的内山完造先生揭露，日军攻占香港后，日本军部曾专门派出宪兵搜捕避居南方的梅兰芳，并将其软禁后挟制赴沪。这与一般认为梅兰芳在香港是感到日军威胁后自行前往上海避祸的说法有一定差异。由于当时的上海是敌占区，梅兰芳1937年就是为了躲避日人逼迫而避居香港的，香港沦陷后，他复转道已经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而不是避居海外或者前往内地，确似有不合逻辑之处。内山提供的信息，或可解释这一问题：他是在被软禁的情况下又回到上海的。
内山还提到，梅兰芳于香港被日军寻获之时，已经蓄起了八字美髯，并表示这是自己告别舞台艺术的纪念，坚决拒绝了为日方演出的要求。
按照内山的说法，日方和汉奸势力很清楚梅兰芳这是在故意推托，因此使用了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试图强迫梅兰芳与他们合作。然而，梅兰芳刚毅不屈，“如同磐石一样坚决”。
关于威逼利诱，在内山先生的文字中短短一段而已，却可以在中方的材料中看到背后的险恶。在史料《抗战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罢歌罢舞》一文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夫妇曾经受到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的威胁：
梅夫人被传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特务头子吴四宝劝她说：“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梅夫人当即回答说：“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特务头子听后勃然大怒，指着梅夫人恶狠狠地说：“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说完，硬领着梅夫人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梅夫人赴宴。梅夫人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以沉默抗争。特务头子便伸出罪恶之手，端来一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梅夫人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硝镪水岂能毁掉他的国格和人格!”最终拂袖而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仅仅一天，梅兰芳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五十万元。内山完造在他的跋中，也记述了这件事。在跋的末尾，内山先生慨然写道：
“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蓄抗战之须的伟丈夫万岁!”
虽然书卷已经发黄，梅兰芳那种梅花傲雪的骨气，依然通过异国的文字扑面而来。一个这样资深的日本文化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和浩叹，是梅兰芳的崇高气节事实俱在感人之深的缘故，而决不是某书闪烁其词所说的“事实上全然相反”。
八十多岁的齐如山在台湾发表回忆说：
“当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与我写信，请我到上海去住，他说北平怕不保险，我给他回信，说上海也不会安定。但他却认为上海是各国租界，在南京政府未迁移之前，他总认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无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动之心。想追随政府，然政府尚无确定地点，未便移动，后政府决定设在重庆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则交通已不方便，二则日本对他早已注意，想往重庆，恐怕是万不可能的事情了。日军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来日本势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迁往香港。未迁之前，有人同他说，日本对你向来非常友好，何必迁居呢?……梅到美国去的时候，美国报纸中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脚，意思就是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一万万以上……。有这种情形，你可以不走。梅说：日本人对我自是很好，但对于我们的国，则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国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决定躲到了香港。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没有和他通过信，但因为小儿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约二三年之久，他们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庆，但彼时虽然能去，而已不能畅通，有时路间还要走一段，他当然很畏怯，迟延迟延，结果小儿自己先去;并商定由小儿到重庆，看情形替他布置，他再前去，结果越来越困难，致未去成，此他未去重庆，停留香港之实在情形也。”
梅兰芳究竟是因考虑香港亦沦陷，而赴重庆很难行，因而不如返回上海与夫人以及众多朋友团聚，还是被日寇挟持软禁回到上海?但总之，当时梅兰芳从香港移回上海，日方必然以某种方式有所关注，所以被日本宪兵从香港挟持至上海之说也就得以在日本流传，以至于1956年梅兰芳第三次访日演出时，日本的文化名人完山内造先生把这事津津乐道地写进了书中，可见梅兰芳“蓄须明志”在日本民众心里也是很受敬仰的。
梅兰芳在日寇侵华时期的民族气节无可置疑，从中国到日本，世人无论贤愚皆认皆知，然而现在某书却高深地写道，“梅兰芳……只能凭借‘不禅而禅’来换取心灵的宁静，静候战争的结束了。对于抗战期间的蓄须明志，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开掘，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如此说来，梅兰芳“蓄须明志”只是一种“禅”，一种“不禅而禅”，并且“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开掘”，如果说是什么民族气节，就不合“逻辑”，就不能“解释”了，而且梅兰芳是“静候战争的结束”的，简直是悠哉游哉得很，哪里有过什么困难和痛苦?说实话，我们实在不知这样奇妙的“不禅而禅”之说是依据了什么“逻辑”?的头脑为什么就偏不能“理解”天下真的有梅兰芳“蓄须明志”的事情?
当然，这本书也写了梅兰芳“坚决不去参加伪满洲国成立的庆典演出，坚决不肯在赴苏时途经伪满土地”的事实，只不过却把这些归结于“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的极大支持”，而不归结于梅兰芳个人也具有这种民族气节。我们不懂，并且要请教这位先生，为何这种“民族精神的极大支持”，虽然“支持”到了梅兰芳身上，却没有“支持”到比如在那里帮助成立伪满洲国的大人先生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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