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尧舜的公案
关于“尧舜”，唐代大儒韩愈在《原道》篇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朱熹所作《中庸章句序》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传……”，这就是“道统之传”。
历代“道统”传人，对于传播历史文化传统发挥过他们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又不能等于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他们阉割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况也是有的，鲁迅有过批判(“宋以其道学替金元治心，明以党狱替满清箝口”)。
我们在韩非子《忠孝》篇中看到，他对于尧舜汤武，竟然发出了非议：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据说，尧在位时就让舜为君治国，而自己让在一旁达二十多年之久，直至去世，这实际上是君臣位置对调了。所谓汤、武弑主，是说诸侯商汤灭天子夏王桀而建商朝、诸侯周武灭天子商王纣而建周朝这两件事情。
我们从韩非子《五蠹》等篇“当今争于气力”的主张可知，他是要求治国思想适应战国时代的，比起主张以恢复井田制为基础而回到周文王时代，他是实际的，也是进步的，但以上关于尧舜汤武的言论，似乎倒是很落后的了，难道一个朝代，一个君主坏到了夏朝商朝的末世那样，也一定要死死遵照着君臣之礼，而不能实行“汤武革命”的么?这岂不是维护君主专制到了极点?要照这样，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真的可以永远地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了。韩非子这一言论，对于“礼”的坚决维护，确实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我们无法为他开脱。可以理解的是，他的“因道全法”论，是要仰仗君主实行的，他要避免任何得罪君主的言论，就这一点来说，在理论的彻底性上，他不如孟子。
然而，思想那样深邃的韩非子，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会死板到如此地步?他在别的文章中不也曾经称颂尧舜的吗?让人不免仍要来探讨一番。
尧、舜、禹这些人，在孔圣的言论里，是推崇备至的最高典范的君王：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尧舜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他们“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舜为君，达到了很高境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卫灵公》)
历史留下的有关资料并不多，因此，我们对孔子如此高度、无以复加的赞叹，实在不能很具体地得到领会，然而，我们也只有相信他自有其依据。
《家语·六本》记载孔子说，“昔尧治天下之位，犹允恭以持之，克让以接下，是以千岁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在《五帝德》中记载孔子说，帝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能降……四海之内，舟舆所及，莫不夷悦。”
孔门弟子，也是以尧舜禹以至汤武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典范的：
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家语·王言解》记载孔子说，“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好生》篇记载孔子说，“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颜回》篇记载颜回说，“昔者，帝舜巧于使民，……不穷其民力……，是以舜无佚民”。《辩乐解》篇记载孔子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如此，故其兴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
孔子对于汤、武，自然是赞扬的，对于桀、纣，自然是讨伐的。但孔子似未具体言说尧舜君臣之间那段闹不清的公案，而从以上所引的话看，其中似有些蛛丝蚂迹，如帝尧的“贵而能降”，“克让以接下”。对于“汤武革命”，在《论语》中，言语科的子贡有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似乎是一句不同意见的微词，但不能改变“纣之不善”这个大势所趋的结论。子贡此言王充《论衡》当作是孔子的话而加以引用。
《论语》中似未涉及“汤武革命”，也不谈桀纣这样的反面人物，而在《孔子家语》中对于这方面，则涉及了一些，这可能是孔门弟子编辑这两本书时对材料的选用有所考虑和安排。《家语》孔子说：
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
夏桀、昆吾，自满而无极，亢意而不节，斩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讨之如诛匹夫，是以千载而恶著，迄今而不灭。(《六本》)
殷纣好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举以为诫。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纣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
武王克殷。(《辩乐解》)
《家语》论述孔子的历史贡献是：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记，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诲，束修以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孔子评论自己以上这一贡献是“乱而治之，滞而起之”。(《本姓解》)
孔子给历史定了调子，把尧舜禹以至汤武作为正面人物，把夏桀殷纣作为反面典型，这个调子，定得对不对?应当说是对的，是含有历史的真理性的，所以它才能被数千年沿用下来。
我们粗粗纵览数十万言的东汉王充《论衡》，就会看到，几乎到处随手就现成地运用“尧舜圣人”这个前提，为论证提供最有力的证据，虽然他清醒明白某种绝对性，“世常以桀纣与尧舜相反，称美则说尧舜，言恶则举桀纣”(《齐世》)。
对于尧舜传位、“汤武革命”这两件事，《论衡·书虚》篇说，“尧传于舜，舜受为帝。……舜老，亦以传禹。”
但这个“传”字，意思还不明确，因为《异虚》篇在不同含义上用了这个字眼：“夏亡，传于殷;殷亡，传于周。”
《语增》篇中讨论周武灭商纣时，到底是儒士们说的兵不血刃，还是史书上说的血流漂杵，举近在眼前的事实说，“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认为，“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在《齐世》篇中，王充认为，尧舜禹相传承，高于汤武取代桀纣，“舜承尧，不堕洪业，禹袭舜，不亏大功。其后至汤，举兵伐桀，武王把钺讨纣，无巍巍荡荡之文，而有动兵讨伐之言。”
接着就讨论到了尧舜是怎么“传”的，举出了“禅让”之说。
又闻尧舜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
王充认为：“经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但他没有否认尧舜“禅让”之说，他只是说，如果有那样的事，也是那时的情况决定的，不能加以过份美化或绝对化，他说：“尧舜之禅，汤武之诛，皆有天命，非优劣所能为，人事所能成也。使汤武在唐虞，亦禅而不伐，尧舜在殷周，亦诛而不让。”
王充在《正说》篇之末段又一次议论到尧舜“禅让”之说，只是认为不能润饰太多，以至加上去一些“伪说”就不好了。
所以，认为自己的著作《论衡》的主旨是“疾虚妄”的王充，对于尧舜“禅让”之说，绕来绕去，没有敢说它不是真的。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舜是以其六世“微为庶人”的贫贱身份，且其家庭情况很糟，“父顽，母嚚(yin,愚蠢顽固)，弟傲”，他连老婆也还没娶不上(“矜”)，而得到了大臣的举荐，并经过考验，被尧认可的。先是让他摄政，最终在文祖庙把帝位传了给他，这经过了二十八年之久，所谓尧“辟位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分为舜“用事二十年”，“摄行天子政”八年;从舜的这一面说，是“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也就是说，舜早就掌权以至掌握局面了，而尧是渐渐让在一边，保持着一个至尊的名义。司马迁之所以没有用“禅让”一词，大约是觉得此词易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只要做一个仪式，就“让”出来了，事情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他把过程写得尽可能详杂些。这样分成几个阶段的过程，如果说是“禅让”，也让人觉得能成其说，但其实还是不免让人责疑。
《夏本纪》中说，禹也是要效仿尧舜传位故事的，把权力授给了“益”，但没有成功，最后是他的儿子“启”登上了帝位，但问题不是出在禹的身上，“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句“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反过来说明了舜之佐尧日不浅，先是一个二十年，接着又是一个八年，这时候舜即使想推掉帝位也不能，尧即使想收回帝权同样不能。后人责疑尧舜“禅让”之说，这大约也是一个可攻之处。
司马迁写尧舜禹的传位，用了一番心思，就传统之说，尽可能写得圆满可信，他能写出禹的传位为何未能重复尧舜故事，可算是慧眼独到、察于秋毫，另外，他也犯不着在尧舜传位的事情上与传统大唱反调，情况已经是或即将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候了。
关于尧舜之事，非正史的历史传说是不赞成美妙的“禅让”之说的。《史记·五帝本纪》“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句之“正义”说，《括地志》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李太白《远别离》诗也记载了非正史的历史传说：
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在《史记·燕召公世家》里，具体写了一场“禅让”的闹剧。
先是纵横家苏代用一套鬼话使燕王对大臣子之特别尊重，然后是一个叫鹿毛寿的人，说了另一套鬼话，说“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这样劝燕王哙让国于子之，以博取虚名。燕王哙信其言，将国柄授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结果，国乱，百姓不安，引起内乱，齐国趁机来攻，燕人无战志，燕王哙死，齐大胜，子之逃亡。又过了二年，燕人拥立了燕昭王。
这说明着“禅让”之事，不光是上层少数人的事，从国人这一面来说，也是很关注的。《史记》在记载这一事时，于鹿毛寿话中提到一种关于历史的说法：
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
“索引”说，这种传说“经传无文，未知所由”。
但司马迁于行文中记下这一说法，确实给他自己写的《夏本纪》这一“正史”，另外给出了一种想象与责疑的空间。
“禅让”之说，却有人相信，如《汉书》所载：
董贤字圣卿，……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识而问之，……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上有酒所(意)，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
若哀帝果真把他的酒话变成事实，则又是一出闹剧了。
《论语》、《孔子家语》虽无孔子言及尧舜“禅让”之事，但依传统说法，“删《诗》述《书》”是他的重要业绩，《尚书》最初是他据史料编撰而成的，《尚书》所表现的重要观点，当然体现了他的观点，我们从《尚书》字里行间，确实分明地感受到“儒”的气息。
我们看到，《史记》关于尧舜渊源与传承关系的说法，基本上与《尚书》一致。司马迁不是简单抄袭《尚书》，他增加进去的内容不少，比如，他说，尧崩后，舜给尧守丧三年，然后又不肯就帝位，而远远地跑到“南河之南”去，以避让尧的儿子丹朱，但诸侯们都跟着舜走，而不拥戴丹朱，没办法，舜说，“天也”，于是这才回到都城即位，叫做“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个程序，后来大禹也演绎了一回，“帝舜崩，三年丧事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司马迁加进去的这些话，也许并不是他的发明，大体是孔子后学的“完善与发展”。对于这一套令人作呕的东西，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里，其实已借燕王哙“禅让”子之的真实闹剧，讥讽得淋漓尽致。
我们从《尚书》中看到，在叙述商汤伐夏桀、周武讨殷纣时，充满积极进取的历史精神，“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这是明确主张在正义的前提下，可以向外“兼、攻、取、侮、推、固”，具体说，也就是消灭夏桀的腐朽统治，取而代之。在记叙周武王伐殷纣时，敢于直书“血流漂杵”的战场事实，而无所顾忌，决不像后来学者们润饰历史说周取商是“兵不血刃”。
读那文字极简拙的《尚书》，无论该书曾经被如何润饰，当历史的兴替或变革之际，一种紧张的空气，仍然会从字里行间袭向我们，血腥味会让我们的心脏突破常律地猛跳几下，那是真实历史给人的感觉。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尽管尧舜“禅让”其实是谎言，先贤所叙的仁君尧舜禹以至汤武的形象，如果尽行抹去，历史岂不唯有一团血腥、一片黑暗?孟子《告子章句下》“人皆可以为尧舜”一句，于人心的鼓励，也应当说是好的。尽管《尚书》之类把那疑点与阴影也涂抹成了无比的光明，历史本身确实应当是立体的多面的。
孟子的态度，不可不作一考察。
孟子“言必称尧舜”(《滕文公章句上》)，完全同意并承继孔圣。孟子最突出的，大约莫过于他的“革命”思想。在他亲手编定的《孟子》第一篇中，就把“仁义”归结为“与民偕乐”，这样说了还不够，又举出商汤征伐夏桀时的誓师宣言所引用的夏民歌谣，对梁惠王这种人加以警告，说，“《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梁惠王章句上》)这可真够厉害的。
《易经·彖传·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子“赞明《易》道”，赞明者，阐明也，所以，“汤武革命”也可算是孔子的观点。孟子维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坚决荡除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糊涂观念。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算不算臣弑君?他马上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
《家语》载孔子说，汤伐桀是“天下讨之”，是“如诛匹夫”，孟子的观点源于此。也源于《礼记》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君主是不是成了“一夫”的标准是什么?是“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离娄章句上》)。
所以，孟子认为，“政”的主旨与核心是“民”，失民则失天下。
“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离娄章句上》)
那么，既然舜的政绩得民心，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章句下》)
他的弟子咸丘蒙问，听说，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舜父)亦北面而朝之，孔子也说，于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也就是人伦乖乱，天下将危，有这话吗?孟子答，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说着又举出《尚书》，那上面说，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舜……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这一切说明着舜是继尧之后才为天子的，正如孔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咸丘蒙说，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万章章句上》)。这就把“舜臣尧”作为一个大谣言给驳斥了。
孟子接着又回答了弟子万章的疑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的回答仍是以《尚书》之说为本，加以更圆满的发挥，也没有忘记说到舜是如何避让尧子、禹是如何避让舜子的，都没让成，天与民选择了他们，而不选择尧子舜子。总之，孟子坚决维护《尚书》所载尧舜行为的正当性，而屏斥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的怀疑论与理解得过于简单的“禅让”论。
孟子说，“天受之，民受之……天与之，人与之”，“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又引用孔子的一句话作了总括：“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章句上》)。一就一在天与命上，而落实在民意民心上。这样，孟子对于有疑点的历史作出了圆满的解答。
本文前面所引韩非子的言论，摆在孟子面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
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然而韩非子之意，也是坚决维护“君臣”之礼的。一来，韩非子面对岌岌可危的他的韩国，认为首要的是维护国君的地位与权威，才谈得上别的一切，所以他坚决屏斥那种尧舜“禅让”论与“汤武革命”论;二来，韩非子的理论本来就是讲君主如何以“法、术、势”驾驭国家天下，此一立论的基础与前提就是绝对的君权，如果同意什么“尧舜禅让”与“汤武革命”之说，岂不是将君权置于可轻可危境地，这在他的理论上怎么能行呢?三来，他的老师荀子早就主张要把君权抬到所有等级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家应当享有最崇高的荣华富贵，是“礼”的第一要义。朱元璋不喜欢孟子，是孟子的“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类话惹他生气(见吴晗《朱元璋传》)，若是见了韩非子这段话，怕倒是要喜欢韩非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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