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邓小平再三批评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手比较手软”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源在于思想理论出现了一些混乱，需要正本清源。即划清历史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在实践观和真理观上的界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继续探索并自觉把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规律。

“程序正义”就跟“改革”一样，被一些人无限拔高，抹上神圣的色彩，让程序正义跟改革一样，仿佛成了唯一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这个故意特意的选择性处理之下，结果似乎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只要程序是对的。正如社会公平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如对某些人而言，只要改革、改革、永远改革，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其实在老百姓心里：怎么打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打掉黑;手段不是最重要的，结果最重要;程序公正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结果是否公正。结果不公正，程序还有什么正义可言?如果程序保证不了结果正义，那么这个程序是否正义就值得怀疑。而且，如果把程序正义置于结果正义之上，甚至用程序正义来否定结果正义，那么这个“程序正义”本身不但不再正义，而且已经相当的邪恶。这样的看上去正义的程序，成为掩盖结果不正义的遮羞布，甚至沦为实现结果不正义的工具。
 

在西方也有同样数目庞大对外国一无所知的人群，但那是统治集团刻意维持的“无知”，尤其针对被精英视为对手或敌对的国家，都是只让大众见坏不让他们见好，成天驯养攻敌意志的。我们当然大可不必跟着学，但做的正相反，自觉自愿地为平头百姓把道德和利益制高点搭建到外国，而且是那些骨子里敌视中国的国度，也是“慷慨”得史所未有、世所罕见。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中国不高兴》的出版，标志着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这种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底层关怀，也有辽远的世界视野和地缘政治眼光。他们能从正面理解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能以清醒的眼光看清国际政治舞台上强者与弱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产业链高端与低端、有话语权与无话语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和严重不平等的格局。面对国内，他们看重国计民生，关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军事建设、政治改良，关注文化资源、价值立场、教育格局、国家战略。面对国外，他们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实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关注对国际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游戏规则的突破与改造。

要重建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这就需要人民民主，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就是劳动者参政乃至执政，以此来纠正代议制的国家机器的弊端和异化。国家总是需要的，唯一的关键是谁掌握国家，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保卫劳动者的利益，这就是真正地重建市民社会，并使社会支配国家。

毛泽东充分依靠工农这一组织路线，这一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根本思想，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新形势下，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有众多的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同时国内近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的知识精英。但是，他们必须要补上与工农结合这一课，才能有出息，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继承、发扬、创造的依靠工农这一组织路线，是我党的重要组织原则，我党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

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

今天看来，陈永贵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式人物，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陈永贵不失为一位旷古未有的农民英雄。现在，有理论水平的农村领导也好，有科技知识的农业专家也好，你也许会用蔑视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这位农民出生的副总理，但在历史的记忆中，你绝对无法摆脱对英雄仰视的心理。 陈永贵，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寨农民，能得到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巨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欣赏，能给中国十几亿农民留下深刻的记忆，能获得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尊敬。在历史上没有，将来恐怕也是不可能出现。

苏联解体摧毁了作为政治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仅在学术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阶级话语和集体代表权非法化以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关注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像20世纪那样是左翼共同的理想。

我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仅限于学术圈。我认为最近世界上的抗议运动包含了返回关于政治经济和不平等的讨论，这种讨论致使人们回到了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状况。社会主义将是他们的政治计划吗?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我们正处于混乱之中，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