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的今天，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烈士在湖南长沙英勇就义；身为知识女性、中国共产党早期仅有的数位女党员之一、毛泽东的妻子和毛泽东孩子们的母亲，杨开慧的道路代表着无数革命先烈短暂而永恒的一生：为理想、信念、挚爱、天下苦难大众以及后人的幸福而牺牲自我！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陈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狱以后，开始透过日文（辅以中文资料）大量阅读中国革命史的书籍，想要解决在狱中让他困惑不已的问题。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结束。在狱中，经由台湾的报导，他逐渐知道了一些文革时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无法了解，他一辈子所献身的革命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因此，出狱以后，他迫不及待的阅读书籍，想要寻求答案。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口从四亿多一下子增长到十亿多，足足增长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粮食不充足，一个国家怎么能养活十亿多人，而且年年经济都在成长。中国前一个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共135年），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暴长到四亿。嘉庆以后，内乱、外患不断，中国人再怎么多生，人口始终维持在四亿多，因为很多人死于飢荒和战乱。共产党才统治不到叁十年（不到康、雍、乾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长了1.5倍，这只能证明，一般工、农，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见，这个政权确实是努力照顾工、农大众的。

从1950年起至今刚好为时60年的光景，恰巧是一代人的生命，同时也是台湾最早几个重要明星产业的黄昏，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代表。从1990年起，纺织业便逐渐迈入产业生命週期的末端，特别是当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加入生产的行列，以纺织产业起家的企业纷纷转型，如着名的新光集团;而工厂工会从1970至1980年代主要是以对劳动成果分享的斗争，也开始面对「关厂斗争」，今日的华隆罢工也是在这个歷史脉络下。

人员的跨国流动并不足以为惧，这已然是歷史上常态性的情事，而讨论的重点经常非此即彼：不在移工的属地国，便在移工的迁居国，不是在异乡的支持经济发展，便是匯回本乡的打工所得。然而真正的癥结却在劳动力与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可分割：出国除了打工之外，也通过在地生活重新再生产了个别的劳动力，因此在打工之余，还是缺少不了旅行中的各种体验活动，甚至是更进一步落地生根，成家育儿。而这一点正是在台湾劳资力量不均衡下，逐渐使其分离开来，换言之，正是资本对劳动力的汲取，却又迴避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领域。

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自20世纪20年代刚一问世，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批评和争议，而且这种批评和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该书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是国内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八十余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成果先后经过了几次梳理，面对当今中国发展的诸多问题，再次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立足当下在未来做好进一步深入而有价值的创新研究。

不能把没有经过科学分析的不分具体情况的卢卡奇的“自我批评”材料作为证明卢卡奇对其自身思想的修正证据，这是不科学的，更是不负责的，也是危害巨大的。

女性主义常常被误读和误解为仅仅是为改善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和处境的一种理论诉求，但实际上，改变女性命运只是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的目标之一。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的更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的全面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如今构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许多国家知识发展不可忽视的方面。

在当代理论各种声音当中，女性主义无疑是极为响亮和突出的。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韧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后结构主义以后的女性主义学者，一方面继续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深入文化思想内部，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和伦理等学科领域，对父权制的历史文化结构和男权思想结构进行全面解析，对这些学科的基础和前提性概念提出质疑，从而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女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领域的展开情况究竟如何?主要在哪些学科中更为突出?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实现中产阶级社会，即实现十八大所指出的 “共同富裕”，应吸收古代小农经济中产社会的理念精华，结合现代经济的特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产阶级虚拟化、泡沫化的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的制度方式。

任何经济都是政治，经济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目的，政治民主只是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之一。经济民主就是“共同富裕”，但不是绝对平等。“共同富裕” 这一经济民主目标的实现，其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民主这一手段的实现。也就是说，民众相对平等地拥有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比民众拥有“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权利更为重要。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并不受数学和逻辑法则支配，而包括数学和逻辑学在内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是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原理来描述现实的。它采用的范畴都极其抽象，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原型，是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资本主义交换其实就是被包装成“等价交换”的不平等交换，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揭示这个秘密入手的。

现将文章重发。原标题为《资中筠先生，我为您惋惜——自由与道统不沾边》

资先生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颂圣文化”，关于如何评论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九十年，虽然笔者主张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因为没有共产党，不但没有新中国，而且20世纪下半叶面对美苏两霸，中华民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基本统一的地缘政治主体存在，都是问题;而且否定了中共九十年，等于说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一片漆黑，中国人简直一无可取，一无是处——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与自由主义者争议太大，所以是否可以“颂圣”，姑且不论，但是，如果因此不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总体上)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转而对美国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做另一种“颂圣”，岂不是如同被西方文化征服，“敢投戈下拜‘真吾父’”(这里是反宋人张元干之意而用之，现代语叫“给美国当孙子”，或“三百年殖民地”)，岂不荒唐?作为一个受“五四”爱国精神熏陶的资深学者，岂不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尴尬，甚或失节?一些媒体报刊，近年来日益沦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

先生以耄耋之年，来趟这道浑水，搞得晚节不保，这是何苦?掉一句书袋，叫做“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尽管对于奢侈品的界定存在着如上困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奢侈品(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必需品)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的。1894年，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篇题为《论奢侈》的演讲中，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奢侈品及其消费的看法较为明确地归纳如下："奢侈一词，包括了所有那些财富的私人消费形式，这些消费对于消费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都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也是不经济的。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左，马克思从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出发，对奢侈品理论进行了根本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原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中去，并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来分析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由此揭示出了"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