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隔窗也闻风雨声
为了贯彻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思想，我们六六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不是由老师出题目，学生按照题目做文章，而是到设计现场或生产现场，“真刀真枪”地搞设计，将书本知识与实际运用结合起来。
一九六五年冬，我和姚承慧同学，带十个同学分两组，到上海市计量局和上海录音器材厂搞毕业设计。两组由我总负责，姚承慧协助，还为我们配一位辅导老师。我们小组一行五人，都在上海市计量局。课题是：某种坐标镗床用的鉴定标尺。由于精度特别高，对标尺长度必须用氦氖激光的波长来鉴定。这是一项军工科研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工作的上海市计量局是在长乐路，但我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单身教师住的小红楼里。每天上下班都要挤48路公交车，两头还要走一站，正值隆冬，其实辛苦。后来发现，乘车用的时间比慢跑上班省不了多少。我们干脆不乘车，每天早晨跑步上班，这样既可以给学校节省交通费，又锻炼了身体。除非是下雪或下大雨，我们总是坚持跑步上班，我们一直坚持到离开上海。
由于我们的住地和工作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变化都很敏感，一到上海就听到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有议论。我没有《文汇报》，以后买了单行本翻一下，只是感到姚的文章写得很好，文笔很锋利，没有太往别处想。加上上班很辛苦，班上又要翻资料，参加课题论证，有时晚上还得加班，的确没有空余的时间想别的。同时我还要准备三月份的研究生考试。晚上再迟回来也得看看专业书和外语。忙碌，使我这个组长忘掉了小组成员的政治思想学习，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架势。但天底下的事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我不想管“窗外事”，但窗外事要管我。到了六六年的四月份在报刊上批判吴晗、翦伯赞的文章越来越多。作为地方组织并未组织大家学习，有兴趣者多看看，无兴趣者少看看。作为我们这些外地来搞毕业设计的学生，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时研究生考试已经过去近月，总体设计方案已经论证完毕，只等局当权者同复旦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机床厂等有关单位会同审定，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整体方案中的电子线路部份细化。因为整体设计没有批准，我们也只是准备而己，相对时间空闲，在局里除翻阅技术杂志外，也可多看些报纸，同时也可与局技术人员说些别的。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有关信息知道的要多一些，加上我们住的宿舍对面就住了一个安徽徽州老乡。他因生病，休学留校养病。他对时政很关心，经常到我们宿舍闲扯。这样，零星的信息在我的大脑里像细雨般地渗透起来，也越来证实我几年前的感觉是对的。但由于我们在外地搞毕业设计，再有几个月就是毕业分配，头脑里考虑更多的是今后到那里？自己该怎么办？再加上对旧友的思恋，尽管当时的形势己是风雨乍起，声满沪城，但在我的心灵深处并未激起太多的共鸣。
到了六六年的五、六月份，文化革命的暴风雨真正来临。五月中旬全面声讨邓柘、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这时已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必须服务党的需要。当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三家村”；就是要愤怒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就是要批反动学术权威……。我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只有无条件服从，而把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因此，上海计量局组织的大小批判会、声讨会我们都是参加的，而且还发过言，这就是所谓人在风雨中，不能不闻声。这时的交通大学也变得很不平静，除掉按中央的调子批了“三家村”、《燕山夜话》外，也还有交大自己的特色产品，就是“反动学术权威”。如果说五月份是风雨乍起的话，六月份就是暴风雨来临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一出，上海交大沸腾了，特别是六月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以后，更是风起云涌。但交大的风向有所转变，“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少了，校党委的大字报多了。这时似乎学生已停课，看不到学生上课，都在校园里忙忙碌碌写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抄大字报，还有三五成群辩论的。我们将对面宿舍的小老乡请过来问情况，小老乡告诉我们：“上海交大有教授资格的是67人，现在被点名上大字报已经有63人，还有4人不知是什么原因没上大字报。学生、老师有多少，没有去统计”。当时上海计量局虽然也有个别人的大字报，但毕竟无碍大局。我们的设计工作己经处于半停顿状态，人心开始浮动了，两个设计组的同学，也时不时问我怎么办，我的回答只能是：“等学校通知”。其实，我的内心也是动荡不安。六月上旬，我们的设计方案基本就绪。白天，局里会议多，只好晚上做实验。这时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已是热火朝天，设计组的同学再也按捺不住了，老是问我怎么办？我和辅导老师及姚承惠商量一下，决定先给学校发个电报，请示在外地的毕业生要不要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安徽的文革开展滞后，一直到六月十日左右才给我们复电：要求我们立即返校。在此期间，我作为一名正式党员，必须带党的临时关系，以便参加当地党的组织生活。大约在六月七日左右，上海市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动员文化大革命，同时宣布文革中的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上海计量局作为市府机关，党员都安排在主会场，就是当时的工业展览馆（原中苏友好大厦），会议由市委书记陈丕显主持，市长曹荻秋讲话。我当时最关心的是政策，因为我对上海交大搞了那么多的“反动学术权威”就很想不通，哪会有这么多的坏人？更何况还搞了许多普通教师和学生。我就想知道上海市委对这一问题如何看，所以我对上海市委的有关政策记得特别清。正是我记清了上海市委有关文化大革命政策和规定，并把它带回了合工大无线电系六六届党支部，这些政策都成了我引火烧身的火种。
我们接到学校要我们立即返校的复电后，连实验数据都未来得及整理交掉，就匆忙打点行装往学校奔。大约是六月十二、三日的下午一点左右，我们一行十人踏进合工大的北大门。一进大门，我就看到工大主楼上贴满了学生的大标语，其中有两幅就是我们班同学的。我看到这些大标语的反应首先是吃惊，接着是反感。上海交大在市委文件传达后，老师和学生的大学报立即被覆盖，零零星星出现了校领导的大字报，而大字报内容多半是批评和建议性的，为什么工大还在搞学生和老师呢？难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党中央统一领导的吗？又是对工大做法的不理解，把我推到了风口上。当天下午我没来得及休息，就在校园内各处看一看，我居然发现在3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墙壁上还有团支部书记的大标语，要她交待与大学阀×××的黑关系。说来也巧，当天晚上，团支部书记就到宿舍找我，想和我好好谈谈。我们一起走到西操场，在一支篮球架下坐定。她真是未曾开口泪先流。见此景，我说：“你先哭吧，哭出来心里好受些”。她说；“我哭不完，我们就这样说。这么多年来，你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我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是先要向你汇报的。你也比我大些，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兄长。我和某某的关系是清白的，以前我也向你谈过，你是知道的。现在非要让我交待同他的‘黑关系’，我们之间哪有什么‘黑关系’？党内党外压力这么大，这是校党委，党支部布置‘抓黑点’，‘摸黑线’，搞的到处都有我的大标语……”。其实她一直是抽泣着向我哭诉，当她讲道：“我是个女孩子，这样以后我怎么见人……”,她讲到这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真的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心被她的哭声震撼着，儿时那种好打抱不平的性情，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我一定要找机会为她讨个公道。
机会很快就来了。大约是六月十三号，年级党支部因为我和姚承慧刚从上海回来，对学校和系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不了解。开个支部大会，一方面向我们传达校党委“抓黑点”，“摸黑线”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也想听听上海文化革命的情况。会议是由党支部书记宋某某主持的。这是个老实人，没说几句话，后由年级辅导员丁某某介绍情况，并要求党支部要继续按照校党委的指示精神，在师生中“抓黑点”﹑“摸黑线”，搞摸底排队。最后，丁某某一定要我和姚承慧介绍上海交大的情况。开始，我要姚先讲，姚推辞说：“我不行，我们小组（设计小组）在郊区，又是工厂，对文革情况知道不多，不象老梁他们组。他们住在交大，工作在计量局，都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文化革命搞得比较热闹，情况比我多。我们工厂不行，搞的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东西好讲。再说，我的表达能力（姚有点口吃）也不如老梁，请他先讲。”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汇报。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讲几句真话，也是心里话。
我开始从表面上介绍交大和上海计量局的文革情况：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当天晚上，我们又从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出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不仅全文转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且加了按语.一时间,上海交大沸腾了,打起了横炮,掀起了老师、学生之间互相斗争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上海市委紧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自从上海市委宣布了几条政策以后,不知为什么,运动朝着纵向发展,矛头主要对着党委。一夜之间,老师、学生的大字报不见了。这时听说市委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掌握运动的大方向。紧接着我就传达上海市委的文件精神,运动的重点还是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问题,这是大方向。对老师、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准整，即使个别人有问题也要留在运动后期再处理。我回来后，各处看了看,到处都有“黑点”﹑“黑线”的大字报、大标语,与上海交大初期一个样,不知道是不是全国各地没有统一的政策，各搞各的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接着我对“黑点”﹑“黑线”问题大发议论:大家知道,我们工大教职员工加起来上万人。在这么大的人群中,有几个“黑点”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抓一抓也是必要的。但在群众中摸“黑线”,我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是学过数学的,线是什么?线是无数个点的集合,点连成线,数量就难于控制,容易搞成扩大化。这与上海市委的精神完全不符。谈到这里我把话锋一转,说到抓“黑线”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班原来的班长朱某某,他身上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例如他看不起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在学习上他也缺少对这些同学的帮助,他接触的同学中,多半也是剥削家庭出身的,存在白专道路的思想。这些问题一九六四年，我和他做过长时间的交谈。他也承认自己身上的这些不足,并表示今后向党组织靠拢,多与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接触,增加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久后,他还向我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整理的谈话记录现在还完整的保留着）。他怎么一下就变成反动的大“学阀”了?并且还要从他身上摸黑线。这样把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汪某某也摸进去了，她是一位女同学。大字报,大标语一贴，要她交待与朱某某的黑关系，以后她怎么过？我的话越说越激动，坐在我身边的姚承慧用手拉拉我，意思叫我不要再说了。没想到我的调门更高了：我认为我们年级已经出现扩大化，本来可以和风细语地批评教育同学，一下子就把人家推到坏人一边，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在同学中摸“黑线”的做法，停止继续扩大化。我觉得我为同学说了公道话，说了真话，没想到就是真话成了一把烈火，一夜之间烧到了我的身上。
当天晚上大约十二点左右，同班的李道舒同学把我喊起来，告诉我二专业（电真空专业）一部分同学准备连夜贴你的大字报，听说这种事丁某某也知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谢谢你的提醒。请你放心，不过我不怕，我不相信安徽和上海不是一个共产党”。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班上几个同学气喘嘘嘘地告诉我：3号楼下面的路边上摆满了你的大字报(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大字报栏，只好平摊在路边上，用砖块压起来)，有些话很不好听，你要经得住。3号楼和5号楼之间只隔一条马路，5号楼就是女生宿舍。我们无线电系的男生住在3号楼，2号楼是单身教师，6号楼、8号楼的几个系的同学到教学楼区，那是必经之路。我还没有被打上红XX名字的大字报就摆满了那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内容基本都是些工作中的问题。最让我不能容忍，也是最刺痛我的心的是，有一份大字报，竟然用一些，“谈笑风生”，“拥抱接吻”的语言，指名道姓地点出了我和原来女友的恋爱过程。后来我听说，他们就是想用这种所谓桃色事件搞臭我。当时我真怕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但又不好直接安慰她（因为我要信守对系党总支的保证），我只能侧面向我们班的女同学，打听XXX情绪怎么样？回答是：开始是很气愤，但很快就好了。这话无疑是对我极大的安慰。还有一份大字报就是“看西瓜皮司令——梁守福的嘴脸”。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看来是存在阶级感情问题的。因为“西瓜皮司令”本来是出自国民党军队一名副官之口，这一点被无线电技术专业（简称一专业）的同学抓住了。三个班的同学几乎不约而同地要准备向二专业部分同学的大字报进行还击。无线电系的学生内战一触即发。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元月十四号刚进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指示系工作组组长，先做我的工作，最好由我说服一专业的同学不能反击，校工作组马上采取措施。果然不错，当天下午，校工作组组长马维民就召开了全校党员和学生干部大会。会上指出，无线电系出现的大字报是错误的，不能用阶级敌人的话骂自己的同志。肯定了我和一专业的同学是顾全大局的，避免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内战。会上同时宣布了省委与上海市委类似的政策。
学生、老师的内战刚一结束，斗争的矛头指向校党委。从对校党委揭发的大字报中知道：六月上旬工大发生学生斗学生，老师斗老师，学生斗老师的混乱局面是校党委一手造成的。五月二十二日，学校党委副书记陶某，在校党委常委会上指出21个“黑线”人物，还有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黑单位”。
六月三日，也就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与《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之后，校党委决定了“黑线人物”名单并上报省委。到六月四日，正式向全校抛出了“黑线人物”。学校里的“摸黑线人物”的斗争从此正式开始。五天内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教师共140人，占学校教师总数的19.2%。陶某在会上又说：“要把学生中挖好的黑线抛出去”，“把靶子交给群众”。
六月七日，根据校党委的要求，各总支对6个学生，6个工人，9个一般干部，25个助教，29个教师，15个教授整理出了系统的“材料”，并用大字报向全校师生公布。此时，全校被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数共有97个。
在校党委的示范作用下，全校掀起了“横扫”的高潮。主要是以大字报的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仅六月十一日上午半天，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达87人，其中学生48人，工人19人，教师9人，一般干部11人。学校已搞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到了今天我贴你的大字报，是积极分子，明天一觉醒来，可能又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有的大字报中写上：“欢迎大家揭发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向我这个牛鬼蛇神猛烈开火”等等。
有一个班，全班共有32名同学联名贴出《投降书》。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反革命集团”、“裴多芬俱乐部”，成批的“牛鬼蛇神”、“右派”、“黑帮”都出现了。
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六七届挖出了以戴某为首的“篡党”、“篡政”、“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
机械铸工教研室“破获”了一个大型的“反党集团-裴多芬俱乐部”，规模之大，竟涉及到七个教研室，两个系和一个实习工厂。由原来一个人迅速株连到二十多人。这个“反党集团”的“反党”材料已由校党委上报公安部门备案。
机械系当时在校学生830人，被大字报点名的有150人，其中被扣上“黑帮分子”帽子的85人，占10%。
从六月四日校党委刨“黑线”开始到六月十四日工作组进校的十天内，被揭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447人，占全校总人数的7%。其中：教师159人，占教师总人数的21.9%；干部47人，占干部人数的12.3%；工人53人，占工人总人数的14.1%；学生176人，占学生总人数5.5%。这就是我在揭发校党委陶某的大字报上看到他十日内在全校取得的“战果”。
此一时，彼一时。省委派来的工作组结束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混战。学校混战的气氛很快冷清下来，但内火仍在燃烧，那就是揭发校党委。一时间校党委的内部“材料”，也可以以大字报的形式公诸于众。这些材料主要是来自校党委的内部。代理书记赵某某、副书记陶某、校长刘某均未幸免。工大的党委职能被工作组代替了。但工大被揪出来的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公开作过检查，但没有人被戴上高帽子游校园，更没有谁挨打或罚跪，体现出“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由于我认为工作组进校后，结束了群众间的混战，火烧到校党委符合上海市委宣布的政策，再加上自己又是毕业班，对工作组的工作并不关心。虽然到了七月初，校内也有批评工作组的声音。由于我经常同几位同学下乡劳动，对校内的风向反应迟钝。没想到七月中旬风向突变，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一下多了起来，围绕工作组的辩论开始了。
形势难测，瞬息万变。也许是我消息不灵通，也许是我不很关心，也许是我变得木纳。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在北京已开始赶工作组，有的学校居然将工作组赶走了。但我还一直认为工作组在工大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所以，在评价工作组功过是非的问题上，我是站在工作组一边的。因此，在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中，我写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评价工作组的功过是非”的长篇大字报，极力为工作组辩护。主旨是：工作组进校后，结束了学生，老师之间的互相混战，保护了一大批老师和学生，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校党委的几个少数人，这就避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悲剧发生，这是符合毛泽东一贯思想的，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由于这张大字报理论性较强，同学们没有兴趣，也没引起什么反响。特别是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作了公开检讨，承认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周恩来对派工作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检讨。这次会议是以广播的形式，向全国现场转播的。工大组织学生进行了收听，我觉得自己落后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很不合时宜。特别是《十六条》发表后，感到是老调重弹，只是早已宣布过的政策，用中央决议重说一遍，所以在心中并未点起激情的火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工作组的情绪越来越高，要求省委一定让以马维民为首的工作组向全校师生作检讨，否则马维民等必须回工大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马维民为首的工作组，在工大师生一片喊“打”声中，于八月四日悄然离去。但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不能处于真空，随后又来了以李振东为首的“观察组”﹑“联络组”，他们继续行使校党委的职权。我对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局面,实在不感兴趣。就在工作组撤走后,工大校园里出现了以电机系总支书记杨素清等人的大字报,标题是:“是谁扑灭了工大的四清烈火?”其矛头所向是对省委的。因为我当时认为，从大字报涉及的内容来看有来头,所以印象很深。我这个保工作组的老保分子,并没有受到工作组问题的更多株连,只是逍遥而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中央下通知,六六届毕业生推迟一年分配,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想分配后离开学校的念头彻底打消了,而且推迟分配期间不发工资。于是家里还得继续支持我在学校搞文化大革命。本来经济就比较困难的我,无疑是雪上加霜。有什么办法,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只有服从。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就有些不理解﹑不热心的我,变得更加不积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合工大东操场架起了临时舞台,是为马维民作检讨做准备的。为了开好这次大会,省委很重视，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省委书记处书记任质斌，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三位省委主要领导人,下午三点就到了工大。开始是看学校的大字报,晚上八点参加马维民的检讨大会。谁也没想到,同学们对工作组的检讨已经没兴趣,不要马伟民作检讨,而是要李葆华直接回答安徽省的问题。其中最集中的是:省委为什么封锁毛主席关于学生大串联的消息?造成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安徽没有几个人,工大没有一个人参加。这个问题,李葆华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结果机械系六八届的一批学生,强烈要求省委立即同意工大学生到北京串联。三位书记就在主席台上,临时商量一下,决定工大同学从今晚起,在校文革的统一组织下,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联。这对当时还封闭在校园内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爆炸性的好消息。参加会议的同学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一哄而散。我们班的同学也不例外,回到宿舍,经自愿报名,我决定暂不去北京，留下护校。这样工大近五千名学生到二十六日,学校剩下的学生不过千人,这批人多为党员和学生干部。就是这批不过千人的学生, 却掀起了安徽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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