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即毛泽东时代之前的民国,实行的就是土地私有制,大部分土地由地主占有。地主或者雇佣农民给自己打工种地,或者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可以认为是“家庭承包”制。那时全国人口只有4亿,城市人口很少,而广袤的土地也无法供养,饥民遍野。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革命才有机会发展起来。共产党才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
然后,农民逐步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由于某些人为了“进步”而追求“政绩”,搞“共产风”、“浮夸风”,导致农业走了“弯路”,教训深刻。中国地盘大,情况各地有不同。我讲我们家乡的情况。
一、1958年
那年破除迷信,开垦坟地,增加了许多耕地。主要是种红薯。因为是第一次种庄稼,所以,红薯特别好。红薯个头大得有碗口大。但是,因为是坟地上生长出来的,所以,人们说,“有血丝”,不愿意吃,也就不热心收。加上,男人大多“大炼钢铁”去了,所以,有些庄稼没有收进仓库,特别是红薯。
粮食亩产“放卫星”,尽管妇女儿童都是不相信的,但是,粮食依然被调走。据说,是拿去还苏联的债务。那些“放卫星”始作俑者,以后,大多在官场比较“顺风”。
搞“食堂化”。刚开始放开吃饭,不久,就不得不限制了。
二、1959年
进入1959年,食堂库存空虚,粮食不足,于是,实行低定量饭票制度,或者吃稀饭,当然也是限量。
59年7月,庐山会议本来是“纠左”,或者说纠错,却因为“意外”发生政治斗争,变成了“反右倾”,结果,59年秋收之后,粮食就被国家收走了。当时说是苏联逼债,后来才知道,我们四川的粮食调给了外省。
上面派来检查团。“积极上进”的干部布置,在仓库里面堆些稻草,然后,面上倒上稻谷,说明生产队粮食还有很多。
三、1960年
1960年春天,有人“饿死”。
大米给了国家,糠留给群众,所以,吃不饱就吃糠、吃菜。我87岁的岳母说,当年死的人不是饿死,是吃糠拉不出来涨死的。这话有道理,但可能有些片面。因为我知道,我的爷爷,1960年春天去世,享年72岁,他是因为饥荒把身体拖虚弱了,没有扛过来的。我的外婆,也是这样的。
所以,从1960年小春麦收之前开始,农民就“偷收”;麦收时也“偷”;到秋收时,也是先“偷收”,甚至没有怎么成熟就开始“偷”,产量当然不高。怎么“偷”?这里不说了。为什么我用“偷”?因为我不认为是偷,而是农民对“共产风”的抵抗。
四、1961年
对“偷收”,怎么办?之前,干部抓,抓到就是下跪,用竹条子打,或者捆绑、吊打。所以,这个时候心狠手辣的干部,大多后来被定为“坏分子”。这些恩怨,都为以后文革期间造反派产生留下“伏笔”。
1961年五六月份“食堂下放”,还分了点自留田,情况开始好点。1961年下半年,给社员多分了自留地和自留田。自留田、地里面的庄稼,一般都不被人偷。所以,对集体的庄稼,除了加强守护,人们希望把庄稼包给农民,成为私人的,一般就没有人偷。我认为,这个时候,“包产到户”是应该的,我是赞成的。我相信,一旦农民恢复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就不“偷”了。尽管我当时只是个中学生。
但是,“包产到户”仍然没有实行。
1961年秋收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到1962年,农民基本上恢复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基本上就没有了“偷庄稼”的。民风迅速好转,人民喜气洋洋;到1963年,可以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所以,后来批评“包产到户”主张,我内心是接受的。
五、怎样看待这2~3年?
红军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转移”的,牺牲了许多人。蒋介石称之为“逃窜”。而毛泽东怎么评价长征?他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到达延安的3万红军发展后,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百万大军。
人民对参加过长征的人,都叫长征干部,尊敬得不得了。
用同样的思想方法,我把1959年1960年比作经济建设的“长征”,把1961年调整,特别是1962年发布《农村工作60条》比作“遵义会议成果”。实际上,经历过1960年困难的人,许多都可能“拍过胸口”:“有什么了不起?我‘六零年’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1961年后,经济形势快速好转,就是靠的这样一种精神!
六、“包产到户”被误读、误用
我们的老干部,1961年那个时候知道农民喜欢“包产到户”,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然”。结果,到80年代,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们(可能多年不深入实际)却想起了60年代的“经验”,不顾人民反对,我行我素,岂止“包产到户”,干脆“分田到户”。趋炎附势的文人们跟着起哄。干部反对?“不换思想就换人”。于是,农民单干了,集体主义精神“分裂”了、瓦解了,是社会道德大滑坡的重要根源之一,为目前社会成为这个样、许多罪恶达到滔天程度,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而是为了人民真正吸取教训,不要让某些人颠倒黑白,让错误进一步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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