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2/15704.html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我注意到有些人已经开始借机对毛泽东展开新一轮口诛笔伐。“反右”运动，本来是一场影响深刻的、维护中国社会向积极方向（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的运动，但不幸的是，经过少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哭诉、歪曲和篡改（如“伤痕文学派”的哼哼唧唧，章怡和“少奶奶”之流的“忆苦思甜” ），它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一个简单而空泛的标签，标签上赫然写着：共产党 “独裁专制”，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 ，“一场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 ，“打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由此变得鸦雀无声了”。
有了这个标签，不少人就不再去追究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实际影响，只一味的挥舞标签，照本宣科读着标签的内容，作善良正义状，仿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右”之前，每一个都冰清玉洁，完美无瑕，天性善良，豪气冲天，铁骨铮铮，而如果我们发现今天知识分子有什么缺点的话，那都是“反右”运动造成的。我们如果是这样去反思历史，那是断然不能进步的。
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式》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2页）。对照宪法对中国国体的规定，看毛泽东代表共产党说出的话，不难发现，“反右”运动实际是一场严肃的“护宪运动”。这个核心的含义一旦被抽调，任何人都可以对“反右”运动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颇具点缀色彩的小事情是，当我致力于恢复这场运动的核心意义，呼吁知识分子自己要懂得忏悔的时候，有位虎豹清凉油网友，无知又无畏的大声斥责我说：你倒是给我说说老舍怎么就成了右派？这难道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对毛泽东如此倒也罢了，对老舍死后也不放过，给他的尸体上戴一顶“右派”的帽子，就有点匪夷所思，老舍可是到跳太平湖的那一刻，也不曾被打成过“右派”。
这件小事说明，某些知识分子，昧着良心，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反复鼓动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和保护人通过政治洗牌，完全彻底的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而许多人则被“伤痕派”和“少爷少奶奶派”彻底洗了脑，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除了会朗诵标签，就再不会其他。
在我看来，“反右”运动不仅没有在打折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脊梁，而且相反，让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变得更加坚硬了。那被打折了的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而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不堪一击的虚伪自私、假仁假义的面具。“反右”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鸦雀无声，相反，是旧知识分子垄断舆论的旧格局被打破，开始出现现实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的各种声音的伟大交响与合唱，即所谓“时代的最强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自那开始直到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内，中国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中国民众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以及有各界知识分子参加甚至领导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如“大跃进”，邓拓等的“三家村”事件，吴晗的“海瑞罢官”事件，“文革”，西单民主墙事件，北大三角地，以及“精神污染”事件，85 学运，87学运，“89风波”。由这些事件构成的历史要略，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是何时和怎样被打折了脊梁，吃上了权贵和富人的“软饭”，并在一切事关工农大众的利益的问题上，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需要大批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对普通大众担负着知识启蒙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良知，发言要实事求是。一个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若如我另文所说，“强奸了少女，提了裤子不认账，还说自己是英雄救美”，这个人不管有多少知识，也是流氓，决不是知识分子。从是否实事求是地看待“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的态度、做法和良苦用心，就可以甄别相当多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流氓。现实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恶劣表现则为此提供了具体的证据，例如那个刘吉就敢大言不惭的公然否定现在的中国实际存在贫富两极分化。
毛泽东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是最杰出的，最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国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如冯友兰，金岳霖，钱学森，成为他的座上客，与他纵论天下和中国科学的未来之后，对他总是佩服之至；甚至连被打上冷板凳几十年、被人赞颂为“最后的儒家” 的梁簌溟，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学识和心胸的宽广。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还专门用一章阐述毛泽东的庞大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都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的杰出与实事求是。再略举一例，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席卷整个中国知识界，最后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中国的“大人物”是蒋介石，毛泽东还在陕西的山沟里，毛泽东可不是靠权力而获得的权威。现在不少能说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来源。
毛泽东真的恶待知识分子了吗？我以为没有。他自己作为一个“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建国初，力排众议，让共产党留用了大批敌对阵营中的旧知识分子，并给与他们当时可能给出的最好待遇。而作为一个毕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自然懂得知识分子对“自由和民主”的需要，同时也明显的感到旧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新自由和新民主的不适应。为了鼓舞这些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为新中国服务，1956年，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艺领域“百花齐放”，在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然而，某些大牌的知识分子，不是出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党派利益、自己团体利益，甚至自己个人利益的考虑，绑架了许多小牌知识分子（包括年轻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起走向了毛泽东绝对善意的绝对反面。
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的经历，揭示出一个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全面观察认识对象，方可全面了解认识对象、全面把握认识对象，并对认识对象提出改造的方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就是毛泽东的认识对象，而农村和城市构成中国社会的全部。 因为他出身农村，后来在大城市求学，又再扎根农村的农民革命，长期和农民革命者相依为命、出生入死，革命成功之后，再次进入城市。这样，他才真正的全面的了解中国，并提出了解放中国的最合适的道路和建设中国的最快捷的方法。
1957年前后“右派”的作为，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于是，基于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寄托着对知识分子厚爱、信赖和担当民族使命的期望，他让一些知识分子到工厂、矿山、农村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一段时间，通过了解中国的现实改造他们自己的思想，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建立起为工农阶级服务的意识和情操，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当好学生再当好先生。虽然个别心灵和人格都十分脆弱的知识分子在这过程中觉得斯文和颜面扫地自杀了，但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并非对知识分子的肉体迫害，或者生命剥夺。相反，早在“反右”运动发生之前（那时他并不知道后来会有一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就谈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使有1956年的许多知识分子不怀好意的闹事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失衡，毛泽东还是把知识分子有关的系列问题看做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在1957年六月发起“反右”运动稍后，毛泽东就公开发表了其最具人文关怀精神的辉煌著作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防止某些作风简单的官员不能很好执行政策，发生迫害事件，同时警告自己的党内同仁，对知识分子不要压服，而要说服，对犯错误的人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的善意毫无疑问被某些人恶意利用了，毛泽东由此开始认识到，靠旧知识分子是不能完成国家的振兴而达到民族的强盛的，依靠他们，中国的未来足堪以忧。这是由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阶级立场和有严重缺陷的自我清高与优越意识决定了的（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位章怡和“遗少奶奶”的哭天喊地的“坐地炮”作风就是这一表述的最好注解）。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解决”。“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的新部队造成之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33页）。“文革”中，他把1957年的想法付诸了实际，提出“教育要革命”，着手培养新中国自己的新知识分子，降低高校入学门槛，让工农大众的子弟，广泛地接受高等教育，不许少数官家和富家子弟垄断接受教育的权利，垄断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以保证革命的理想不会半途而废。这表现出他对旧知识分子屡次教育旧知识分子却屡教不改的彻底失望。
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依我看，就是在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发声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工农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声音。许多工农知识分子曾经被当作“三种人”一刀切出了国家事物之外，与此同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瓦解，投降的投降，背叛的背叛，最大的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加入到了为权贵和富人梳妆打扮，“为悦己者容”的下作行列中，目的是为自己谋取名与利，快乐的复归“人性”，幸福的做稳奴隶；少数还有脊梁者，或者退隐或者在边缘地带发着微弱的呐喊。就国家政治生活而言，由于官僚主义癌症的普遍存在，国家决策者不得不问政于少数食洋不化的“大牌知识分子”， 结果，成功完成反攻倒算的少数知识分子，依靠“半吊子知识”绑架了政治决策者而成功绑架了整个中国。
鉴于这个情况会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政治领导人，要想摆脱被绑架，就需要从所谓“专家治国”的误区中走出来，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借鉴“反右”的某些合理做法，动员那些吸人民的血汗却食洋不化、养尊处优却乱点江山、巧言为富人说话却强词夺理于广大工农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工厂、矿山与工农生死与共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还说，看花有两种方法，“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我想，知识分子今天要是脱下西装革履，“下到工农中看花”，然后再来指点江山，工农大众是会再次接纳并且热爱他们的。而如果由此带来一场共产党内的“下马看花”的运动，则腐败的问题，行政机构的臃肿问题，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民众上访，群体事件，“三农”问题等等，或许都可以得到很好地解决，“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就都会不难由口号变成现实生活。
某地区一位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的行署秘书长对我说，如果以后的中国总理在正式上任总理职位之前，先去当至少一年的县长，那么中国农村的问题就好解决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领导人要相信工农大众自己的智慧，不能光靠远离工农的专家们的歪理邪说治理国家。
中国社会的进步呼唤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中找回被别人而不是被毛泽东打折或者收买了的脊梁；而中国的现实尤其需要一个工农大众可以畅所欲言而非由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舆论阵地。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气氛，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系列论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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