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给真正的受难者老杨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给真正的受难者老杨　　

杨道远回忆录《奉献》序　　

徐海亮　　

　　回首业已形成文字的几千年文明历史，到今天形成文字公开出版的文化革命历史，几乎都是部分胜利者——阶段性主流者的历史。对那些一度造反又失败的历史人物，司马公留下有陈胜的记载，而且与诸侯一样进入“世家”；可叹，其后的“二十四史”，无不予普通民众崛起和造反的历史以嘲笑、鄙视、敌视与否定。中国共产党掌持国家政权之前后，倡导唯物主义历史观，着意强调革命的合法性，在历史的政治文化或文化的政治历史中，曾大力弘扬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历史和他们的英雄人物。中共发动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被彻底粉碎与否定后，共产党被某些政治文化引导者淡出革命政党地位，实行世界潮流性的“执政党身份转换”；同时，不仅仅为了彻底弃绝文革路线，历来的民众革命和被统治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史学界受到“告别”、非议与指责，一一清算，文革生活里的造反者与共产党一度赞扬的“造反有理”，更是受到主流文化的全面打击。他们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个人或群体的客观历史，是当今正要极力批判的，进入不了堂堂正正的主流舆论、媒体，入不得“正史”，自然得不到时尚文化的青睐。这样，对于当局稳定后文革时期既定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无疑有重大作用，但留给后人的文字，就未必是完整的，甚至未必都是真实的。好在记录历史幷非官厅史学家和帮闲者的专利，亿万民众参与的国史和文革史，所有参与者都有言谈记录的权利，这是掩盖和淡化不了的。文革史学出现人文的突破，就是文革历史被政治化被扭曲后，不少过来人，不论是普通学生、工人，还是干部、军人，偏偏要超出“正史”约束，自己留下一些珍贵的特别记忆向社会倾诉，与主流舆论不尽相同。　　

　　实际上，在官方文献档案之外，民间探索向文革史研究奉献了珍贵素材。各个领域和地方的探讨，各种人物的回忆，和国家掌握的文献档案及其研究一起，构成完整的文革历史。譬如，从现代历史研究来说，心态史学、文化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西方史学流行的方法，也自然渗入党史、国史、文革历史的研究范畴。纷繁多元的记载和思辨路径确是文化进步的一个征象。今后我们读到的，可能是区别于过去大家习惯称呼为“唯心主义史学观”熏染的几千年中国传统历史的——一个全方位的民众参与记录的历史，特别会出现披露一些普通小人物经历的底层社会活生生的历史。弄得不好，可能恰恰是一些非主流的小人物，记录了真实的文革历史脉络与社会历史。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这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过去的60年，中国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尽管对于刚刚过去的新中国60年历史，我们当事人和后继者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也说服不了谁，政治历史文化的尘埃未必落定，文革史实钩沉和研讨成为永恒的丰厚的史学和社会学话题。　　

　　当年武汉测绘学院的杨道远同志告诉我，他将写出自己的回忆，幷希望我能给他写点什么。我们是同时求学武汉的学生，但幷不在同一个学校，1968年夏离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以后，我未能接触武汉运动。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不在武汉钢二司所谓杨司令的周围、麾下，没有接触后来成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老杨。水院有那么多红极一时“舍我其谁”且善于思考与言论的同学，真不知道为何他找到我？但我觉得在老杨身上，凝聚着我们武汉“老大学生”（1966年尚在学校就读的大学生）的一段前文革心路历程和绝大多数同龄人未曾经历、可能根本不理解的后史，他具有一般群众头头难能的倔强和自律，不善于迎合时髦和权势。我尽自己的感触，留下些许可能是“应景”的话语。如果他公开这些文字，望拥护毛泽东的文化革命和反对这个文化革命的朋友们，都不要见笑。　　

　　老杨的记忆全是过去事情，似乎早已时过境迁。但听了他的回忆，我回想起，也更加理解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老革命家张金保极度简练的一段话，1966年冬，我去看望她，与她谈武汉文化革命的曲折经过，谈方兴未艾的青年运动受到压制，她对我说：“自盘古开天，哪里见过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集团和一个领袖，在自己掌握了政权以后，还号召继续革命造反呢？没有，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做到，中共，也只有毛泽东能做到！毛主席最理解和支持你们青年人，只要毛主席在，你们就吃不了亏……毛主席不在了，就难说了。”　　

　　在武汉时我仅仅见过老杨同志两面，一次应该是　1967年3月18日　，二司在华中师范学院开大会，他代表司令部和他个人（当时都叫作勤务员），向全体与会者交代、澄清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问题、二司群众有疑义的问题，还有二司司令部整风办公室提出的问题，幷传达军区支左办公室对我们学生群众组织整风的意见。我与几个水院同学就坐在桂子山的马尾松下。当时造反的学生娃娃（大约仅在13到26岁左右）其实很单纯，的确以虔诚的童贞，来应对严酷的政治变动，不少人埋怨头头们做错了事，甚至怀疑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绪不高。我领教过运动初期的造谣惑众和残酷无情的“50天”，大概童贞已泯，对于政治反复已无所谓虔诚与恐惧，既不同意早前武汉二司对于其他群众组织的某些宣言声明中的偏激词句，更不同意堂堂一个大军区对学生、工人群众组织无限上纲的批判、压制。当时老杨的陈述和答辩，幷不流利，好像不令台下满意，那个时候群众组织的大民主场景，现代青年人以及当年不在漩涡中心的人，真是难以想象。我们几个人场外议论，看来他真是车祸落下了脑震荡，这个杨“司令”要么就真是太实诚，以至难以应对八方的责难，要么真有什么大的问题——不愿老实说清楚。　　

　　第二次清晰地看见他，应该是当年10月9号，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到武汉钢二司司令部，幷在测绘学院大操场接见全体二司学生时。周、谢、康生、吴法宪和军区新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老杨陪同。时间过去太久，大会的讲话我都记不清了，但周总理白里透红的脸色，憨态可笑的吴司令，矮小黑瘦的老杨，给我留下永恒的对比，和那些身经百战的魁梧威猛的司令员相比，老杨太平凡、拘谨，这就是我们的学生“司令员”吗？还记得，周总理指挥全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曲终唱到“不落的太阳”时，笑容可掬的总理把潇洒自如的两手收回，合环高捧一虚拟的圆球，幷向全体学生左右示意，当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大不敬的念头——总理他本不会这样表像化去迎合群众的，他不是这样的人。而瘦削朴素的康生，像个乡村老塾师，形象比杨道远要庄重威严得多，尽管因他在群众集会上曾公开指责武汉“百万雄师”是“白完行尸”，在我心中已第一次大失身份。　　

　　真正近距离见到老杨，是在1990年代。我重新认识当年的造反派学生和工人是些什么人，也是在文革运动被彻底荡平，我真正重新认识历史以后。　　

　　老杨第二次入狱，后申请保外就医，住在武昌杨园一带街边小木棚卖香烟啤酒。水院的“小猫”帮我联系上他，我终于见到了他。寒暄不多，我们就切入正题，他简略介绍了自己是怎么读书上学、入党，怎么进入文革，怎么因主张公道与正义造反的。我发现大多数过来人，乃至文革的研究者，都是这样开始讲述和回忆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本就是哲学思维的基本命题，也是文革回忆自述与研究的基本起点。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扭曲与险恶、太长久的磨难，文革的受难者往往在陈述“我是谁”时，也会解释“我不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即便是至亲、老同学、老朋友，也会因他承受太多的公开批斗、不止一次的似乎最庄严神圣的“无产阶级专政”审判，对他少不了置疑与诘问。老杨明晰地让我明白了：当局办所谓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和监护他的理由是什么，两次判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事实又是什么。我率直希望老杨记载下这真实的血泪历史——群众的文革史。诚然，他当时做不到，他正备受煎熬，在生存线上挣扎，那时根本谈不上静下心来回忆与记录。　　

　　我是1968年秋离开武汉的，我幷不了解后来武汉发生了什么，直到1973、1974年。1974年春我住在水院，一些原来二司的中学生在为老杨平反奔走时，我没有仔细打听武汉所谓五一六的事情来龙去脉，总以为肯定是荒诞无稽的冤案，他就是个老老实实的群众组织头头、新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嘛，像四川、河南省一样，问题可以搞清楚的，河南已经为“林彪路线”时期受到非法批判、监禁的造反头头平反补台了嘛。说什么老杨是“五一六反革命”在武汉的总头子，我根本不信，我们都身在江城，早已“难为水”了，对在革命群众中一再清查、镇压“反革命”，都不相信了。但我没认真去想：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当毛泽东还在世时，在武汉就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水院的丁家显在1973年初夏省市“学习班”“结业”回单位，老杨尚未释解，风传审查者说他的事情不是省里能定得了的，而是中央有话。但是从来就没人证实中央有谁讲过对杨道远不利的话，这点，原武汉军区的王步青副参谋长已有证言；而当时主政的曾司令员，除了在1968年6月向亲临武汉的毛泽东主席正面介绍了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成员情况，也没有传过什么对老杨不利的话语。　　

　　我不在武汉的第一线生活，尽管要和水院个别恶徒那无止境的“跨省”追杀不断抗争，次次处险又峰回路转（这种《悲惨世界》中沙威警长式的全程追杀，他们针对水院的一批学生，而且持续到90年代中期！据悉，其他一些全国重点大学也有相似之事，如不具体举例，善良的人们几乎难以置信）。我仍对于文革里大场面的政治拉锯反复和残酷体会不足，直到1974年回水院针对清查五一六落实政策。不过，我在河南生活了二十四年，到90年代见到“保外”的老杨时，我已认识了一群河南的老大学生们，他们多为农家子弟，从河南，我开始接触了历史的中国，也开始懂得中国农村，河南的大学生告诉我河南1957年以来的“前文革”历史——我们这一代人都亲历和有感受的10年，我从一个省的典型知晓为什么会爆发文化革命，人民群众为什么会投身文革，领导干部为何会分派，河南文革运动为何出现反反复复。也明白了1967年谢富治副总理说怎么这多河南人到武汉来当红卫兵司令——玩笑话背后谢本人未深究的社会现象。在老杨、老丁和其他朴实倔强的河南学生头头身上，同样埋藏着也洋溢着厚重的农村情结和社会关注（有文革研究者居然一再认为老大学生——1966年在校的大学生，没有社会关怀，偏于政治关心）。　　

　　我初次近距离见老杨，就是认识老杨的开始，我得以较快地触摸这个河南普通农家儿子的心扉，知悉他与后续运动的关系。　　

　　他第一次因文革的所谓“政治犯罪”从早期清查五一六学习班升级到囚禁班房，系1978年底逮捕的所谓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最终藉文化革命中二司某些集体行为被判刑12年；必须指出，指责他公开“犯罪”的具体集体行为时间，远在武汉军政当局推荐、周恩来确定、毛泽东首肯他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前，而且，在1978年湖北党政当局为武汉七二○事件平反、1980年代开始审判夏、朱、胡、张四个省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时，尚未一起揪斗老杨——毕竟1971—1978年他都处于被审查状态，没有参加社会运动，但最后按预定方针将他列入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我想湖北的司法者无非是要证明一个问题，就是毛、周当年信任过和支持、认可的群众领袖，都是反革命，是毛、周在武汉完全弄反了，文革压根就是反革命得势的运动。第二次，老杨因所谓的“经济犯罪”被判刑15年，不是说要让这些造反派头头“倾家荡产”吗！这些，大家可以阅读老杨自己的平实陈述，事情本末就非常清楚了，甚至连“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也认为不该如此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解放后启蒙上学的，严格地说，是在成年人的年龄、在国家干部的培养基地投身毛主席共产党号召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中比较自觉地负责任地投身运动的同学，是有起码的法纪意识，幷非“无法无天”（况且1971年周恩来说毛泽东与斯诺谈的原话，也不是后来传开、人们理解的那种意思）。我想，我们心中总还有个党纪国法吧。至少，文革初期，八大党章党纲、五四年宪法本本与“二十三条”、“十六条”就摆在手边，那总算是我们心中的章法规矩吧？至少大多数同学，从大学生到中学生，总还记得学生守则、“五爱”的。杨道远同志在文革前就是学生干部、党员，在文革中事事斟酌，这些起码的概念，他不比水院的丁家显和我糊涂，更不比今天指手画脚的人糊涂。要说法律责任，文革重大议事中我们不止一次谈到过，作为冲动的大学生，我们与更为年轻幼稚的中学生不同，言论行动错了，今后总要负纪律、法律责任的。文革以来我们遭受一次次打压、镇压、审查，也确实奢望过恢复与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要求审查者，你们干脆诉诸法律嘛。董老必武在1930年代的武汉与重庆，就对我父亲说法制领域是一片待耕耘的荒地，要建立无产阶级法制的问题。我理解的无产阶级法制，宗旨是保护无产者和弱势群体的，而文革里文革后我所知道的武汉，总有行政者不依党纪国法，规模性地纵容、组织违法者打压、镇压无产者和弱势人群，这能是无产阶级法制吗？！文革结束以后，大家热衷于谈“抓纲治国”和“以法治国”，我也读了些“普法”书籍。从法的概念来说，结合老杨的案件，思考武汉一些问题，与其说是“拨乱反正”实现了无产阶级法律的威权，不如说可能是司法的一再倒退——对法律的无情嘲讽。总感到越“挺法”越不法，越扫（盲）越盲，事情可能完全给弄颠倒了。　　

　　1975—1979年，阅读和议论《基度山恩仇记》，我留下《介绍给重视时代写照的读者》一文，认为该书背景的“七月王朝，犯罪与日俱增，成千上万不是罪犯的罪犯，去犯罪，被判刑，大腹便便的真正骗子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而一切不道德与上层的犯罪又似乎与法律相抵触。理性的社会真是腐败到了极点。理性的‘永恒正义’在法律中实现，但法律保护的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事情可能正是这样，在我较熟悉的河南和湖北，文革运动中应该被追查的问题和犯罪行径，没有真正得到追究，而忠实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理念的仁人志士，就只因相信和实行了共产党号召的“造反有理”，被一再审查，被开除党籍、公职，乃至判刑。我们看到，人们说“拨乱反正”啊，去纠正大量的“冤假错案”，但在集体有意识地清算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普通群众的同时，也就造成了更多的冤假错案！而且形成双重标准，抵制和反对文革运动的、受到群众运动冲击的，一律是受到迫害；拥护和积极参加文革初期运动的，一律是咎由自取。司法领域和文化舆论领域，尽皆如此。像河南省，清查运动的对象明明搞颠倒了，情况也一次次反映和集中到几届中央最高层，中央当时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已决心纠正河南“清查”的错误偏向问题，但是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要辨明是非曲直，就要涉及事实和对文革的基本评价，涉及对河南两派基本的评估。要维持这些所谓的基本评价，就不能实现宣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然也不能尊重历史事实。当时决策人考虑的是集团派别政治和所谓的稳定，而非人们梦想的普遍公正与真正的和谐。　　

　　今天，我们读到许多涉及文革历史的个人回忆，不少回忆人和撰文者纷纷把回忆主体描述为文革的受害人。诚然，对于过去在运动全过程中受到过种种不公正对待的各界人物，我内心都是抱有同情的。但人们总习惯把自己看成是那个时期最受害的人，而且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施加的迫害，把别人看作为林彪四人帮施虐的人。老杨之所以受审和判刑，就是被法定确认为施虐为害者的头领。回顾了整个文革历程，我倒有个简单的思维方法，在读文革历史时，把所有的运动风云人物（从中央到地方，直到普通干部、学生和工人）通通放在他们当时的特定位置上，放在倡导文革的共产党内，他们谁也不是什么先入为主的反革命，必须客观和历史地看人物与历史。不然，我们今天写历史读历史，就是一再无原则上纲、指鹿为马，用简单的政治价值判断界定庞杂纷繁的历史，与走出历史恩怨无缘，更是歪曲了完整的共产党历史。　　

　　90年代末，水院二司的原“井冈山”一些朋友邀集校友聚会，也邀请了春节探亲到广东的老杨，当时，他刑期未满，还没有领取身份证。聚会叙旧，大家也谈到要写文革历史的问题。我把自己初步拟就的“（1966—1968年）二司大事记”提纲，送给老杨证实和修改，他作为主要的当事人，认真地做了修改补充。当时我只聚集了约五千文字，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补充和采访，编撰成为《东湖风云录》。那次同学聚会，老杨夫妇和他们在深圳、东莞工作的女儿都来了，丁家显也带着夫人、女儿、外孙女前来。丁在云南，险坐冤狱13年，后因云南纠错获彻底平反。记得1967年传说，陈再道司令员指责丁家显强硬、阴险、狡诈云云。但到90年代末，如果要对杨、丁二人比较的话，陈再道同志或许会觉得老杨比老丁还要强硬、善于强辩。三十多年过去，老杨“二进宫”，活活变了一个人。尽管他没工夫研究文革，似乎还停留在过去时光和语境，但对于大是大非，他思路敏捷、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坚守原则，在我听说的鄂豫两省的群众组织头头中，他是少有的不向错误的批判审查低头的人！因此，他也从不避讳自己的造反派身份，不因自己处于恶境而猥琐、苟且、玩世不恭，诚如文天祥言：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只有此时，老杨的气节高昂才得彰显。高中读过《庄子》，记得其中的“秋水”篇讲了个故事，庄子赴梁想见惠施，后者怕庄子取代他的梁相地位，在都城搜索庄子三日三夜。庄子告诉他：南方有鸾凤神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鸱（猫头鹰）得腐鼠，仰望飞翔而过的鸾凤，愤怒与威胁地吼叫“吓”！到了武汉这个小鸟天堂，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文革前就隐隐觉得有鸱者叽喳，甚至你学习马列、思索世界革命，他就总盘算你要“反革命”了！到文革中，一些鸱不满足于仅仅发出叽喳与“吓”的威胁呼叫，非把志高凌云的火凤凰打成“反革命”不可，一次又一次啊，几十年一贯如此。老杨和自持清高者，可似那高洁的鸾凤，庸碌、凶狠的鸟知道他们崇尚和追求马、列、毛的真诚心理吗？真是两种思想境界截然相反的鸟，文革四十年修成了完全不同的正果！　　

　　广东聚会，测绘学院老同学袁某、水院我大班同学薛某也来了。袁某已系省某厅厅长，薛某也是珠江水利委员会的主任了。薛某原来是水院学生所谓“保守派”的头头，七二〇事件后，还和溃散的百万雄师逃到大洪山“避难”过。文革两派风云人物聚集一堂，回顾历史，谈笑彼此，方知都是虔诚可爱的红卫兵，谁会是反革命呢？我想，只要不是扭曲别人也欺骗自己的大学生，当年在大学工作生活过的，谁也不会把学生红卫兵的各派头头，简单地看成所谓“反革命”，本来，他们中就有人可能成为我们常说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君不见老大学生聚会，谈起一代人文革动机举止，可不是那样几句话就能够概念化去简单肯定与否定的，那是非理性地进入文革。测绘学院如何我不清楚，反正水电学院到90年代，事情都清楚了，人们都逐渐清楚有名的干部师生们个人政治品质究竟如何，谁是值得尊重的或者最可鄙的人。特别是，到今天谁都心知肚明：几十年翻来覆去，谁是文化革命运动全过程的真正受害者。在武汉来说，最长期受压制和伤害的，不是群众运动冲击了一段时间的老干部，不是当权派一再打压、抛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一度受到打压的“百万雄师”，而是几乎没有掌过几天权的跟随毛泽东的造反派（以及一度倾心、亮相造反派的老干部）。　　

　　仅仅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也从不认为当年二司和其他群众造反组织的学生一切事情都没错，对于产生这些错误的客观条件和文化背景，我总是历史地去理解。但老杨们的确集合了当时武汉最有变革勇气、最富创造力的青年学生，他们充满革命理想主义，虔诚无悔地响应毛泽东党中央号召参加一场政治运动，他们绝不是“反革命”煽动的“拳匪”和群氓。综观文化革命，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政治运动，大量的问题都反映为党内斗争、路线问题，而当时学生、工人群众和普通干部中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学生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对于现实的逆反，君不见至今未被舆论打成逆流的1968年世界性青年造反热潮？中国的学生运动有其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表现出二战与战后出生的、受益于世界大变动的一代人，对于战后建立的新体制的不适应与怀疑，老杨这个得益于新体制的青年共产党员，受时势推动逐渐成为武汉革命造反潮流的一个学生领袖。不论从严肃的科学的历史范畴、法的范畴看，还是从党内斗争看，简单地把运动中不同政治观点和政治派别的问题，年轻人探索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用铲除和镇压所谓“反革命”的办法来解决，本身就是严重违背历史、违反党纪国法的，哪里谈得上建设一个成熟的党，谈得上以法治国呢？杨道远同志冤案的症结就在这里。　　

　　年事已高的老杨报国无门、求生无望，从90年代末以来，仅在一冶那废弃的场院里制作人行道彩砖，条件几近最弱小的乡村工场，极其微薄的所获也仅能糊口，他仍没有条件和心情来静观历史。前些年，他终于停止了艰苦劳作。2005年，湖北省委、政法委确定执行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发出文件，率先给这些涉及“两案”审理与处理的人以当地平均退休职工的生活待遇。老杨属于合幷以后的武汉大学的人员，也终于得到了政府这迟到23年的人道表示，这是令人宽慰的好事。21世纪的湖北省委、省政府率先做了一件好事。他终于步入养老的行列，也开始坐下来整理自己的回忆。我曾读到他的一个早期版本，大约已有几万字，后来他在朋友们的意见下，不断去完善与修正。我想，他的回忆能够给历史留下一个普通大学生的真实的文革历程，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武汉学生理想、冲动、血泪的心路，看到文革后期我们多数人幷不了解更不理解的底层社会历史。　　

　　我倾向以文革研究者的要求去希望老杨，也企望他能多谈些武汉造反学生的教训，自己在处置重大问题中有何许失误的地方。但我这样想，可能和那些在咖啡吧“学术性”褒贬文革的“左”右知识分子一样，仍是远离实际生活、黄鹤楼看弄潮的一厢情愿。有人读了他的回忆和我的话语，可能会惊呼“杨道远又翻案”了，一些朋友，可能会鄙夷地指责这个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老大学生造反派，没有起码的忏悔意识了，甚至要组织批判老杨个人的回忆了。我想事情未必那么简单，老杨既然真实、平白地说出来了过程，他就拯救了自己，文革的研究者，无须要求他被动地去做什么价值判断。我们研讨历史，首先就是要平白无华地恢复历史原貌。我想，像杨道远的这些案件，本质上就是一些枉法当权者企图通过羞辱、镇压一个平民群众出身的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是周恩来总理最先确定有学生担任副主任，毛泽东首肯的），用他们说的“现已查明他们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来压制几十万工人和青年学生，来否定一个毛、周主政的时代，本来不少民众就没有认可反历史的所谓“定案”，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翻案”。况且，他们的系列行径，不就是翻毛、周的定案吗！我们天天鼓吹的“司法公正”和“以法治国”，幷没有给老杨公开自我辩解的权利，老杨仅仅是完全自由之后，平实地把自己的一生袒露给人民，他当然有这个权利，你有扭曲历史说话的资源与自由，他也有决定自己说什么的权利。他的文论正确与否，一旦公开，势必受到社会的检验与评议——首先是湖北武汉的。在文革问题上，舆论一律是没有的，我不能强加给他什么先验的意念，别人也无法强加予他。　　

　　对于这样一个受难最深的共产党员——我的同学同代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很难再去吹毛求疵地挑剔与指责他的。他写下自己亲历的文革，或许难以解答今天青年朋友给我们60年代青年提出的疑问，但他记下了客观的历史——哪怕是他个人视角中的部分历史，这可能是今天他对于历史与社会最根本的义务和贡献了。因为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它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在自己心里主观臆断、塑造和扭曲的。　　

　　如果要研究文化革命，请关注民间的文革问题、文革中的群众，至少可以引以借鉴了解——文化革命为什么成为这样，后文革时代可能出现什么。可以明白，为什么真正忠实于毛泽东与共产党的莘莘学子会报国无门？历史的悲剧究竟在何处？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真正总结了历史的悲剧吗？所谓“人民文革”和批判“人民文革”，仅仅是部分人主观概念化的争论，实际回避或扭曲了产生文革的社会动因。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还是想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少谈些抽象的概念为好。　　

　　读了他的回忆，我再次感到，我们的文化革命，仍在鲜活的政治领域，幷未进入历史的学术的领域。对于历史的许多人物来说，他们还在现实问题之中，而未成为历史学术中人。我们心中的文化革命纷争，似乎幷未结束！30多年过去，世风巨变，过去争先恐后表示自己是革命者的人，正匆匆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受害者，或因自己一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去嘲弄历史、推卸自己本来应负的责任；而杨道远这个真正的受害者，却默默地无悔无愧地恪守着他自认为的革命者身份和信义，两次下狱。尽管他的话语不那么中听，我也不一定会完全赞同他的每一认识，也不知道他最后推出的文本将会如何，但我完全赞许他的执着，他的气节和权利，赞扬他有别于其他造反头头的性格。在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猖獗的当今中国，我们是否应该如他一样，多点革命的共产党人与理想者文天祥的气节呢？　　

　　2009年8月　　

　　《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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