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会忘乎所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后来的右派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为了更好地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旨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环节之一是各界人士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的大鸣大放。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始料未及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但经不起那么多积极分子的鼓动，就加入了大鸣大放的队伍。但是，很快出现了不少过于激进的言论，而且步步升级。由点名批评共产党，批评毛泽东发展到要求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政党轮替等等。这时有些学校、工厂和社会上发生的群体事件，特别是有的大学声称驱逐校党委等，似乎在与其呼应，一度使人们产生了“黑云压城”的错觉。至于以后事情的发展，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梁漱溟是怎样看待整风的？

　　1980年以后，人们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其中有的人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的右派分子不过是响应中共的号召，给中共提提意见而已。比如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就写道：“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如果事情确实如章诒和所言，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都认可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决心“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反右派斗争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后面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因此，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就完全可以肯定，在当年的右派分子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意图借机实现他们的政治欲望的。对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漱溟当时就洞悉到了这一点。这种洞悉是他与后来的两位右派头面人物章伯钧和罗隆基长期共事和交往中的认识到的。

　　梁漱溟曾于1953年9月与毛泽东发生公开顶撞。在其后的几年里，他一方面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从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梁漱溟并没有太在意，因而也没有主动发表什么意见。有人以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吓破了胆，不敢说话了。当这类闲言碎语传到梁的耳朵里时，他只是摇摇头，一笑置之。为什么梁会持这样的态度，这是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憧憬的“强国梦”分不开的。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使他的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所以，他认为中国最缺的并不是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最需要的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口气不折腾地搞上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因此，当有报刊杂志的记者想请他发表看法时，他都谢绝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位《文汇报》记者的再三坚持，接受了采访。这不仅是他在此期间接受的唯一一次采访，而且他的谈话内容也显得比较特别。那位记者问梁为什么不愿意为国是发表意见，梁回答：“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接着就告诉记者他年年外出视察都有报告上交。他也谈到了“以党代政”“劳动教养”等问题。但谈到整风时话多了，他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眼圈发红，潸然泪下。他又特地强调：“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见《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第三辑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1957)因此，当他后来发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时，特别还有要民主、要自由什么的，就对“鸣放”失去了兴趣。随着不少“鸣放”的言论日趋激烈，他更是决定一言不发了。不过他对某些人那种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还是心明似镜。简单地说，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有政治欲望的。

　　敢讲真话的梁漱溟道出章和罗的“政治欲望”

　　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右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曾被毛泽东称之为“章罗同盟”(亦称“章罗联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前期称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梁与他们共事多年，交往不断，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是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章、罗两位学术味不浓，特别是罗隆基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味道。而对这些，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坚持学术研究，谢绝到政府内当官。而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是政府委员。章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罗在1956年也担任了森林工业部长。他俩身居高位，却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两个人喜欢吵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章伯钧是三级待遇，罗隆基是四级待遇，就像这类待遇差别的事情他们也总是计较，以至于在民盟的会议上，作为民盟的两位领导人，也经常争吵。梁漱溟对章、罗借“鸣放”行私的作法早已了然于心，也就决心不来凑“鸣放”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能预料到反右派斗争后期发生的情况，当然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会成为“章罗同盟”。

　　与罗隆基共过事的人大都感觉得到这个人的胸襟狭小，而且经常自命不凡。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当初是为了促进知识分子的团结，政治主张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1946年1月5日国共达成停火协议后，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召开，梁、章、罗都是与会代表。梁原来一心只想着继续从事文化研究而不是过问时政。但“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见梁漱溟1952年写的《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旧政协闭幕后，梁漱溟一连发文两篇，决心退出政治圈子，专心从事文化研究。但此时马歇尔急着要民盟出面调停国共内战，而民盟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一职已经出缺数月，民盟实际上是在空转。因梁漱溟威望高，大家都知道梁只想为国家做实事而无个人私欲，民盟的所有的领导层人员，除了罗隆基外，都找了梁漱溟谈话，劝说梁漱溟出任秘书长。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对他说：“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6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张表老即张澜，是当时的民盟主席。梁漱溟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临危受命。此时重庆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张澜言明他本人暂时不会离开四川。因此，去了南京的梁漱溟就成为了民盟的实际当家人。罗隆基之所以在秘书长问题上没有表态，实际上是自己想得到这个实职。顺便提一下，鲜特生(鲜英)先生对章罗两位也有微言，他是这样讲当年的章罗的：“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罗隆基和章伯钧一直有政治欲望，当有机会时，他们就会极力表现出这种欲望。其代表作就是以民盟名义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是民盟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设计。抗战胜利后，国共都各自提出了建国的主张。民盟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设计一种既不同于欧美的，也不同于苏联的新道路，即第三条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因为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是不符合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也不符合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实质上还是一套比较典型的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制度。民盟却认为这是引导中国发展的正确之路。罗隆基在旧政协会议后，谈到了国共和民盟的各自政治设计时，不无得意地表示：“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他还说自己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到了1957年的“鸣放”，“民盟的前途好”的政治设计又想趁机出山。章、罗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宣扬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当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读书》的说法很生动：“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结。在国共斗争中，民盟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笔者当然也知道，这个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也有进步的一面，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愿意与中共合作，这一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对于这个第三条道路及其主要倡导者，梁漱溟心里一直是清楚的。1980年梁漱溟在和美国学者艾恺谈到民盟时说他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来退出了民盟。艾恺请梁就他和民盟的关系作个评论时，梁说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梦想这个东西。”“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见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第69页天津教育出版社)。

　　反右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必要的，但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也是令人痛心的。“文革”结束后，中共采取了积极措施，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纠正和补救。1985年11月11日，在章伯钧和罗隆基去世多年后，有关方面为章伯钧召开了90岁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梁漱溟应邀与会。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了章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其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情。一贯以敢于讲真话的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93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梁漱溟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他还说：“我同章伯钧先生都是最初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志。”“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谦虚、谨慎，以至于犯错误。”“所传的‘章罗联盟’是没有的事”“这两个人是相争的两面各有才华，各有本事，但彼此矛盾”。“可惜的是，他们虽然都有长处、本领，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贡献，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334页群言出版社)。

　　三个个有关问题

　　最后还有三点要提及的，一是关于最终究竟有多少右派分子未改正的问题。作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比较深入调查了解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写道：“也真是难得的巧合，经过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须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恰恰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字相符!”二是关于“章罗同盟”和“章罗联盟”的名称问题。据有关资料，“章罗同盟”最早是出现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而“章罗联盟”则出现在7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是报道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在7月3日一次民盟会议发言中的提法。无论同盟还是联盟，都不是说章罗有个什么正式的结盟过程，而是说他们在政治欲望方面是一致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章伯钧和罗隆基被划成右派以后，很多人，不乏他们的一些至亲好友和长期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揭发了他们的错误言行。1980年以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大多都成了“不实之词”。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要说真话确实也很难，但是梁漱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