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女人叶檀与厉以宁和茅于轼

 

      好长时间未写东西的原因是看到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改革"必将受到惩罚，而这一惩罚的形式是社会财富巨大的浪费，但善良的中国民众却天大冤枉地承载这一由权贵资本及其伪精英学者制造的人为后果而"买单"。
    读了叶檀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题为<<用口水淹死厉以宁我们还得忍受高通胀>>......。深感她只讲了一个事实结果却抛开深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也正是她未讲"通胀"她原因的原因在于不经意地在百度上看到了叶女士的简介,于是写成拙文<<评:女人叶檀与两个老人厉以宁和茅于轼>>的标题.
    叶檀---1953年5月22日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著名经济评论人，从2000年左右走出书斋，到报社撰写经济类评论，迄今为止已在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偶尔在电视台财经频道客串点评经济新闻，也出版过历史方面的书籍。现为《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评论版主编。其经历: 历史博士，财经论者。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期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请注意上引"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的这一评价，30年改革承载者的民众将或多或少地从中意识到这一华而不实掩饰着不可能与极端地极少数人私性的恶性膨胀系数，富士康第十二跳再度发生者不可谓是" 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者，但结果无非向我们展示的是资本的无界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致的超越劳动者生理承受极限的无奈选择，也许富士康第十二跳的劳动者如此了结自已是不愿落到累死女工何春梅的下场，正是资本无度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所为!
    通胀---通货膨胀(Inflation)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大于劳动民众有货币支付能力需求的虚假现象）。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使得没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这一绝大多数工人的贫穷，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化与社会性消费之间失去了平衡，于是发生了通货膨胀!正是上引叶檀所要"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不难看出她所"谴责"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佘价值论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所谓"某种崇高理想"正是为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消灭私有制。所以,叶檀气壮如牛地声称<<用口水淹死厉以宁我们还得忍受高通胀>>而毫不顾及产生通胀的原因犯了只讲结果掩饰私有化资改的原因---毛泽东时代谁敢说随意开除工人，而今天司空见惯是归劳动民众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被掠夺为私人占有。累死的，跳楼的都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无产者。那些没有被累死和跳楼的，只是为了活着而非生活的工人绝大多数，其默默地只好强忍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宪法原则的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被偷改为"国有"，以改制为名而剥夺!其剥夺的先声者乃臭名昭著、臭气冲天励以宁的国企"烂萍果论"、"靓女先嫁论"沿着张维迎"打左灯向右转"的资本主义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地使国企变异为私企。此乃叶檀"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之释义! 其所以那些没有被累死和跳楼的,只是为了活着而非生活的工人绝大多数其所以默默地只好强忍的原因正在于占有着生产资料的私企资本家使劳动过程与工人劳动产生分离的结果，而这－结果作为原因发展到恶性程度是通胀发生的结果，可见叶女士的"同情"追求个人利益行为无耻之极，当然不怕口水淹死厉以宁，高通胀的结果还得忍受道是告诉世人无耻者奉行的一个真理：口水算什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中国善良民众可以说被学霸精英"铁三角"权贵资本垄断忽悠到家了：对文革的绝对否定,几乎使人听到文革这个词不寒而栗。这种否定使市场经济改革之初在励以宁的国企"烂萍果论"、"靓女先嫁论"，沿着张维迎"打左灯向右转"的资本主义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地工人下岗失业，使国企变异为私企这个石头算是"摸准了"的同时，就在他们欢天喜地庆功之际却怎么也想不到，被叶檀女士资本家"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即，资本家们所奉行的资本无度魔鬼似地导致了新三座大山压在城市工人头顶，对于工人的呻吟精英铁三角本能地发出了资本的强音：改革以社会不动乱为底限,进而冲破中央国务院18亿亩可耕地红线，于是首先发出怒吼的类似通钢事件一类工人阶级首先反抗作为其异化力量而与之同存，以致于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对于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尽管上述侵害农民利益的违法行为会议认为是有些地方的"少数"，但当过右派的茅于轼却坐不住地哀叹：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见附）！
    感谢右派的帮忙，我们发现：在农村"少数"地方因土地发生的冲突，那些在城市打工的民工乘车回到家乡与乡亲们联手与地方政府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事件其原因在于地方诸侯割据权力无视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明确确认，土地的归属有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形态。作为集体的村民对本村的土地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与政府对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是等价的。对于宅基地，农民家庭虽然不享有所有权，但现行法律也承认，这是一种永久性建设使用权。而在农民的传统观念中，对宅基地所享有的权利就是所有权。也正是基于这些法律和事实，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后节约的土地，仍属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政府或许可以基于新农村建设等理由整理村庄，腾退出一部分农村建设用地。但是，这些土地的产权归属不会因为政府的这些行为而发生任何变化，仍然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集体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土地，如何在村民之间配置这些土地的产权及其收益。由于农村集体享有对其土地的完整的所有权，因而农民宅基地所占用的乡村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也完全在九亿农民的大多数。这正是茅于轼坐不住而哀叹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的原因---“潘多拉魔盒”打开了收拾不住的魔鬼，严峻的现实使人民必然遵循毛泽东所言：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的人民去把他打倒！

    深圳市民从香港买到的，不止是手中的实物，应当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换言之，中国现实经济基础应走那条路子并未因不争论而止息纷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谁英雄，谁狗熊还是由通胀的实践来检验才是。
 
（星期三 2010年11月18日上午 11:56)

********************************************************

怪哉：深圳人去香港买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云淡水暖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04974905

近来物价高涨，一条类似的新闻被各媒体津津乐道“深圳部分市民因涨价赴香港购生活必需品”（中国证券报），报道曰：

…“没办法啊，深圳的物价涨得太快，不少东西已经贵过香港了。”精明的小雯算了这样一笔账：在深圳卖2块钱一包的食盐，香港超市卖1.1港元，折合人民币才9毛多；红富士苹果深圳已卖到6块钱一斤，平均一个都要4块钱，而同样大小的苹果在香港10港元能买四个；深圳的鸡蛋已经涨到9毛钱一个，差不多大小的鸡蛋在香港惠康超市23港元就能买30个，折成人民币一个还不到7毛钱；…

然而，提起副食品，草民想起了一个经常出现在香港电视新闻中的叫做“五丰行”的公司，五丰行据说是香港最大的菜篮子企业，被誉为香港市民的菜篮子公司，五丰行据说是香港最大的内地食品进口商和批发商，提供的鲜肉在香港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

再查资料，五丰行经营的产品涵盖几乎全部的食品，计有：浓缩果汁及果汁 ‚ 鸡蛋 ‚ 鲜活海产 ‚ 冷藏肉类 ‚ 罐头食品 ‚ 干制及腌制食品 ‚ 肉干 ‚ 干菜及干果 ‚ 加工食品 ‚ 焗制/腌制花生和豆 ‚ 饼干 ‚ 糖果 ‚ 牛奶 ‚ 奶粉 ‚ 食油 ‚ 盐 ‚ 糖 ‚ 方便食品 ‚ 中国酒 ‚ 通心粉 ‚ 面条 ‚ 水果 ‚ 米 ‚ 牲畜及家禽…

而且，五丰行似乎与“社会主义商业主渠道”有很长的渊源，网上资料介绍，五丰行成立于1951年，取其五谷丰收之意。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年为稳定供港鲜肉价格及数量，下令外经贸部授权五丰行作为内地鲜活冷冻食品在港的独家代理，至1983年成为有国企背景的华润集团附属公司。等于说，当年的外经贸部将五丰行作为自己的“商业代理”，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开了一个窗口，而且迅速占领了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行于60年代的“三趟快车”，也即三趟专门从内地往香港九龙运输副食品的货车，资料介绍“在深圳北站，82751、82753、82755次列车每天风雨不断地为香港提供各种鲜活商品。由于“定期、定班、定点”每日开行三趟，被香港同胞亲切地称为‘三趟快车’。”（香港商报）、“在三趟快车开通之前，香港鲜活食品的市场供应极不稳定，物价昂贵，当时，连猪肉都是高消费品，普通老百姓只有在节假日才舍得买来吃。‘三趟快车’的开通，给香港市民带去了丰富的生鲜食品，即使在物价飞速上涨的日子里，市民也能够买到价格优惠的鲜活食品。祖国大陆的物资供应稳住了香港的物价，尤其是使生活在较底层的香港市民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证。”

可以说，五丰行是香港市民、特别是底层市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提供者，而五丰行所倚仗的，是所谓“公有制（国有）主渠道”的理念，数十年如一日地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坚持占领食品供应的主导地位，以保证市民的基本生活为己任。近年来，五丰行为保证货源稳定，开拓市场，还在大陆与内地联手建立了许多供应基地。

否则，如果以香港浓厚的商业文化，什么都可以炒卖，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副食品如果能够被炒作，投机者的获利机会也是很多的。而正因为五丰行的存在，香港的食品价格才不至于大起大落。

深圳受到如今食品、副食品价格大起的波及，市民发现香港的物价便宜过深圳，出现了“倒挂”购物的现象，并非偶然。香港市民的平均收入高于内地，记得前几年看电视说当地的社会收入中位数是一万多港币，所以，其物价水平高于内地是自然的。然而，现在中港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有根本的改变，内地农副产品的价格与香港“倒挂”，就值得玩味了。

说到底，以五丰行及其上位公司华润集团为基础的香港大众副食品供应体系，形成了食品、副食品供应的所谓“社会主义商业主渠道”，掌握了食品供应的主动权，可以有效地稳定食品、副食品价格。用五丰行官网自己的话说“在香港，五丰行是最大的中国食品经销商，鲜肉、冻肉及中国特色食品在香港市场占主导地位，是“香港的菜篮子”，对维护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圳市民从香港买到的，岂止是手中的实物，是不是还有“社会主义优越性”？
 
 
  ************************************************************
茅于轼：中国一半多人口还处于文革状态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三十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尽。解放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我非常赞成。但是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对症下药。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