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曹身亡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数年前读师东兵的作品,当时真是有如林黛玉初读《西厢记》,那真是“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很有欲罢不能之感。近日又翻检出来,粗略的看了看,感觉又有不同,觉得有其深层可读之处。
师的作品最火的时候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后期,那时贬毛气候严重,师的作品大行其道,几乎私下随处可见,而且当作经典历史资料来读,且价值不菲,书店都是在后橱卖,地摊上盗版随处可见。今天呢,却不是这样了,不是火,而是挨贬了,挨批了,甚至多家政要的子女、身边人联名发文、访谈进行指责。“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时过境迁许多年,许多书中人大部分都已作古,却忽然风生水起,这是为什么?
出人意料实质也在情理之中的是,最近网上对师作的褒贬也甚嚣尘上。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师的作品如果是造谣,大可不必理他,谣言止于智者,何须如此大加挞伐?如果不是,还有某种真实的东西,但既成历史,何妨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俗语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千秋功过,自有公论,一介坊间话本,何须哓哓自辩?
想想,蓦然明白了:这是与时俱进。特殊时下的需要,人之常情,也无足为怪。
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师东兵不过是用细腻的笔触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政客们的心理与言行上的龌龊而已,某一种程度也可说是把“大人物还原成小人物”,尽管这里面有着许多他个人的理解和情感,但主体事件和脉络基本吻合当时的历史情景。这从传记创作上本无过多可厚非,但揭人疮疤,使人惭颜,自然让人不舒服。读他的书,可亦史亦传的看,在似有似无之间去理解,更主要的是要从中品味出更深层的东西,而不应像“索引派”那样死嚼死抠。
说句实在的,师东兵的作品开创了当代高层内幕作品的先河,有其独特的风采和个性,其价值暂且不论,就以其秉笔直书的姿态,就比那些一味歌功颂德、应景奉承、胡编乱凑的“御用”垃圾之作以及浮光掠影式的传记作品强得不知凡几。由此,可见的勇气和笔力。
粪土和黄金只是视角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属常理。过于求真,只能说明无知与愚昧。
实际上,任何历史记载或传记都不能是直接复制历史的录影,若如此,就没有历史可言,一部二十四史就会毫无价值而成为一堆垃圾。因为,不论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原班不动地把当时的人和事以及一言一行都复制下来,即使是今天的事,明天也无法照搬,何况几十年后的事。历史只能是对当时事件和人物粗略框架的记载,其细节言行也只能是根据事实事件进行合理的提炼和浓缩,换言之,就是在已有人物、事件的基础上,在不偏离主线的前提下,进行符合其行为特点的加工。如果否认了这点,古今中外,历史就会成了空白。任何史家的著述、文学家的创作,都是在这个基点上进行的,离开此点,历史研究就无法进行。事实上,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后来等等,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又有多少著述者的个人情感、理解、构创在里面?当项羽自刎乌江时,司马迁能穿越时空守在旁边吗?其言“天亡我也”又有谁能听到呢?因此,任何历史著述、文学创作,无论怎样求真,都不可能是当时直观原版的再现。
当然,历史著述、文学创作应力求接近原貌,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就是歪曲和荼毒历史,用今天的话就是“戏说”,像时下的新版电视剧《三国》,就属此类。但不能就此去追求绝对的“复原”,倘若此,世上除了佛祖之外,恐怕是无人做到。
有人说,我有大人物身边人说的为证,可证师作之谬。
真的如此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人物的身边人,实质是近似古时太监、侍从一类,时间一久,则变为“家臣”附属。这些人整天仰大人物鼻息行事,唯命是从,心存敬慕、意在逢迎,久而久之,独立思维无存。稍有独立者,则被视为叛逆,迅即被列为清理之列(如田家英即属此类)。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主子”的神圣与伟大,光环笼罩之下岂有阴暗?比如:希特勒是举世公认的战争狂魔、人性的变态狂,可在他身边人的眼里,直到临死前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元首(参见他身边人写的回忆录可看出)。萨达姆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和屠夫,可在他的女儿和外孙眼里,却是一个慈善的人,令人尊敬无比。一个父亲再不屑,也要在儿子面前装出正经和伟大。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一个可爱的儿子;一个最近被处决的贪官,尽管其嫖娼、强奸、贪贿,但事后记者访问他的妻子和儿子,仍然认为是好父亲、好丈夫。倘若将来让他的妻儿写回忆录,恐怕说不定会将他写成民族英雄。因此,客观地评价一个人,以至一个事,不是当时和亲近,而是后世和外面(这也是许多回忆录不被人信服的原因)。这个道理,在《邹忌讽齐王纳谏》里早就说的很清楚。
师东兵的作品,可贵处是毫不遮掩地再现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丑恶,笔触泼辣直接,不为尊者讳,史料运用的丰富充足,把大人物还原成小人物(现实本来如此),剥去装腔作势的伪装,打碎婊子的牌坊,较为公正、客观地再现当时的事件和人物活动。不足处是细节失之粗糙,人物语言缺少个性化,资料引述太长,许多处把事件记载性的语言列为人物的语言,让人读来冗长烦闷,感到只是事件的记叙。实在说,这方面比之高阳的清宫系列差得太远。但无论如何,师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自有其价值和影响的一面,这是无法否定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更有益于未来。如果单纯地就历史而研究历史,那又有何意义?昨天已属于死亡,今天和未来才属于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苛责师作岂非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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