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政治民主，先实现经济民主。要实现经济民主，先实现生产民主。要实现生产民主，先实现工作民主。工作不民主，要政治民主那玩意儿没啥用处。民社派口口声声要民主，可他们怂恿千百万企业往专制的方向改；口口声声要法治，可他们引诱千百万企业实施彻头彻尾的人治。右派们推销的大选式民主，无非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马甲。很显然，只要在企业里还是老板说了算，就不存在什么民主。其实老板说了也不算，老板听市场的——那只据说是看不见的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差别主要表现为资本特权。取消资本的控制力，对生产力并不发生影响，相反，资本的控制是生产力的最大桎梏，从数家顶尖汽车公司的濒临破产到无数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无不体现资本游戏中盘算与盘剥的之间的互为表里、撤资与停产之间的一体两面。
以美利坚和老欧洲为典范的现代文明方式行将就木，而随着跨国资本的恶贯满盈，全世界无产者的广泛联合、资本权力的全面覆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各民族国家的权贵政权和买办政权也将随之灭亡。人类必将进入新的文明形态。
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略有两种。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意味着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法西斯。在米瑟斯和哈耶克的时代，预示着并表现为通往奴役之路的，正是这种垄断资本的国家政权化。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即旨在消灭阶级差别的过度政治形态。以国家政权从事消灭阶级差别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
俄国和中国发展最快的阶段，都是社会主义时期，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崛起之快，则也是欧美列强所不能容忍的。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俄罗斯在苏联倒下之后20年没什么发展之如西方所愿，中国在被欧美折腾了30年之后，西方肯与之两各相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富人以各种手段防止别人富起来——这是其基本矛盾的简单变式，雅利安之不许犹太是也，德国之不许俄国亦然，颇有点局部先富论的色彩。
如今中国各种各样心怀鬼胎的右派们，也是希望制造并保持阶级差别的，这正是左派所反对的东西。中国历史以前走不出历史循环律，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取消阶级差别。
合作比竞争有效率，即便是竞争条件下的企业，也最注重员工的团队意识。计划比市场有效率，即便是跨国资本内部，其运营手段永远是计划经济。如果说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那也不过是在人们的合作范围与合作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消灭阶级差别，为进入共产主义做准备。流氓团伙跟漂亮姑娘之间是没有民主可讲的，除非以剥夺剥削者的政治权利为前提。在阶级分化的条件下，所谓民主无非就是掺沙子、和稀泥、为流氓专政找机会。在资本家们对作为劳动者人权保障最底线的最低工资制度耿耿于怀的时候，民社派的社保画饼，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历史回音。
人类社会中，人的权利是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争取来的，所谓天赋人权，不过是说人天生有在他人面前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要求。奶农养活了奶牛，还是奶牛养活了奶农，这是个剥削规则下的伪问题。奶牛是大自然的生灵，吃的是大地的草，养的是自家的崽儿，奶牛产奶是天赋本能。
资本代理人们这边厢在养活了当牛做马者的伦理倒错的幻象里当主子，那边厢在奶是检验娘的唯一标准的指导下装犊子，甚至还将利益驱动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进来、推广开去，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奶其奶以及人之奶，他娘的画皮也就昭然于世了。
社会改造的过程首先是利益关系改造的过程。社会规则不改，利益格局不改，私有制度不改，人们为生存计，就不得不私自当头，如三鹿般的罪恶就会不可避免地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地生长。
经营管理也好，技术创新也罢，说到底还是个利益分配格局的问题。创新，一是靠智力资源，说白了是兴趣和精力；一是靠物质资源，说白了是材料和环境。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纽带，要解决企业道德问题，理顺利益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否则，道德只不过承担着社会批判功能，是不会发挥主导作用的。
右派们掌控的舆论在人们的思维上打了个节。其实精英们当年的那点儿伤痕，跟今天普通劳苦大众们两地夫妻、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大头娃娃、结石宝宝的苦难比一比啥也算不上。更何况那些哭哭啼啼苦大仇深的控诉者里，以右派们的一贯品格来判断，如文大师怀沙般浑水摸鱼、附会杜撰、矫饰其丑、欺世盗名的主儿，想必也并不少。在此本先生谨对未庄青年流氓无产者阿Q不曾将脑袋上那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包装为奋斗伤痕表示敬意，与他一蟹不如一蟹的传人相比，这是他应得的哀荣。阿Q之讳光讳亮讳灯烛，是出于害羞，文大师将其诈骗行径一以贯之、把流氓行径诗化成半为苍生半女人，则简直是红肿之际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了，无耻至此，实非最好脸面、同时又最不要脸的投机极左老右派不能为也。
东方人没有契约文化，如果搞竞争，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徇私舞弊、道德败坏。法学界那种恶法非法、甚或劣法亦非法的论调，本质上不过是气话而已，当不得真的。这就好比，老子一瞪眼说：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其实谁都知道，儿子还是儿子，该是谁的还是谁的。儿子不争气，老子要设法管教，实在不行就打死另生一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才是法学家应有的态度，父攘羊而子证之，抑或子攘羊而父证之，这纯属拆法学的台，没什么建设性。因为法学本来就是鸡鸣狗盗的产物，再怎么包装也还是各种丑恶现象的衍生品，其最高尚的时候也不过是不得已的恶，本就有一身的罪恶细菌。法治学说在东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右派们衣食足方才知荣辱的生理规律。被奶检验为娘的那些流氓逻辑知道请法政系来加以包装粉饰了。善良的法学家们，愿望是良好的，但善良的法学家所论证的终究不过是愿望。是妓女，终归要接客的，想卖艺不卖身，得自身有那素质才行，具体说就是立法技术超绝。若哪国有哪部法律有这个卖艺不卖身的本事，肯定要传为美谈，只是至今人们尚闻所未闻，除了那个谬种流传的、被并不善良的法学家用来骗人的、关于德国小磨坊的童话故事。
由此我们知道：自由派所期许的，显然是释放资本权力的自由意志。民社派所标榜的，无非是包装资本权力的民主画皮。而法政系所兜售的，也不过是袒护资本权力的宪政法则。
中国改革派的法政系们，一群蛮不讲理的牛二而已。台湾省的法治模式，是法政系们津津乐道的典范，只是扁家弊案，怎么就一直被拖到其任期结束了，才被掌了权的政敌给揭发出来调查惩办呢？没有哪个正派的人肯否认政治和法律的相表里，只是台湾省的教训使人意识到，法治的面子并不是什么多有用的玩意儿，压根完成不了大陆法政系们肩负的那种“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历史任务，也压根起不到什么防腐、反腐的效果，更别提用这玩意儿来实现海晏河清、政治清明了。扁家的官僚裙带网，邱大侠死盯了好些年了吧，但只要有司不调查、不起诉，随你怎么有理有据、如何合情合理，你就拿人没辙，程序是法治的生命嘛。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养大了扁家犯罪团伙，就是法治的失败。倒是大陆这边儿，文革余孽们的人肉搜索才一小试牛刀，什么林家巷、什么周就更，立马完蛋下台。可笑徐州的法政系牛二们还在那儿又是担忧、又是反思，又是立法、又是规范，试图变出个好法律来呢。最可怕的是以法治的名义实施恶政，并以法治的手段维护恶政，善良的法学家们不妨多关注一下那些有司动辄依法不予受理的社会问题。
历代圣贤的文化使命，是对人类思想的改善，历代圣贤的历史功绩，是对改善之道的确认。总有一部分人是要坚守的，总有一部分人是要阐发的，人多人少的问题，在社会中占比例大小的问题，量变质变的问题，大众总是有些后知后觉的，似乎总要在一定情势逼迫下，才会觉悟。百年来周树人之弃医从文、熊子真之退伍执鞭，其道一以贯之。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左派都是心地善良思路清晰的那种人，一般不至于发生生理性的倒退，有生而左的，有学而左的，有困而左的，困而仍右，对号入座可也。本先生俯视精英、教训小右，目的是启蒙精英、开导小右、挽救各式各样的流氓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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