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杰雄：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沉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沉思

易杰雄

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战线曾开展过一场关于认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认识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讨论重新恢复了实践的权威，打破了“两个凡是”，使广大人民在党的实事求是、开放、搞活的改革路线的指引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使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实践标准的讨论，就不可能有我国的改革开放。认识标准的讨论作为光辉灿烂的篇章将永载我国思想史的史册。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讨论还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去那种“讨论”问题做法的影响——一花独放，把其他不同看法视为异端，当作批判对象。由于后来是否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实际上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由于当时不少哲学工还心有余悸，有不同观点也不敢发表;也由于我国的哲学研究和对外交流在此之前实际上已中断多年，那时整个水平也比较低。所以，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充分的展开，关于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的一系列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深入的探讨。加上宣传上的简单化、绝对化，我们的人民和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又比较差，有些人错误地把实践理解为就是“干”，把实践的一次结果等同于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把每一次实践成功或失败的意义绝对化，从而陷入了重视理论尤其是不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与指导的经验主义和只顾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

实践表明，关于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达到这样光辉的顶点。仿佛在这方面已经无事可干了。事实上，理论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再讨论亟需立即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地宣传这个问题，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许多看法很不成熟，提出来的目的是为引起同行的关注和争论，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继续引向深入。由于当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论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论述，所以，我的阐述也首先从分析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开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究竟是怎样论述的?

长期以来，我们理论界有一种很不好的学风：研究、阐述问题，不是把经典作家对有关问题的说法，包括截然相反的看法统统摆出来，具体地作全面的分析，而是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只引述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论述，甚至用这些引文来代替论证，而对相反的观点，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有意回避。我认为这不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究竟是怎样论述认识标准的呢?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他们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呢?

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多次谈到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二十多年前的讨论中已作过大量引证。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过去很少被人引用，或虽被引用，其中有的思想却很少被人注意的那些论述，并谈谈个人对它们的理解。

1. 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的“实践”一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呢?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有一段很有名的论述：对不可知论和其他一切哲学上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很明显，在这里，恩格斯所讲的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的实践，指的并不是作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过程本身，而是指这种活动的结果，所以他用了“制造出”、“产生出来”这样的措词。这从他紧接着所举的例子看得就更清楚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便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1]。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把客观实在作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他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2]。

列宁的论述与恩格斯完全一致。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进行检验”[3]。由此可见，在列宁看来，当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这里的实践与事实不过是同义语。列宁在这里所讲的事实又是指什么呢?对此他也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的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4]。这就是说，认识的正确与否，要看实践能否成功，即看实践的结果。他所讲的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的事实，就是指作为实践结果的那些事实。在《哲学笔记》的另一个地方，列宁把这一思想表述得就更加明确、肯定。他说：“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3]。在另一个地方，列宁还明确解释了我们通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认识客体的运动从来只能是辩证地进行的：为了更准确地前进而后退———相合线和相离线、彼此相接触的圆圈。交错点=人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面相符合的标准(=实践)”[3]。

显然，行动的结果与行动本身，即实践的结果与实践过程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中文中，标准一词有尺子、准绳的意思。它本身必须是某种相对固定的东西。否则，它就不能作为检验认识的客观性标准了。而实践的结果虽然是由人造成的，但它一旦产生出来后又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客观的东西。所以，实践结果才能充当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客观标准。而实践过程本身是受实践主体支配的，主观性的成份是很大的，而且它本身是一个过程。因此，作为检验认识的客观性标准的只能是作为实践结果的那些事实，而不可能是实践过程本身。其实，真理的定义已经规定了什么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真理是与认识对象、过程一致的认识。被认识对象和过程才是检验人们对它们反映得对不对的标准。由于被认识对象和过程本身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实践成功了一般表明认识与被认识对象和过程一致，它要真正成为现实的标准还离不开实践主体，根据已有的正确的认识、理论和经验来判定。

既然客观现实，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实践结果的那些客观现实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和尺子，那么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过程本身的实践在检验认识过程中起一种什么作用呢?我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实践实际上是一个“量”的过程，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手段、途径和方法。

不用说，由于实践具有各种不同的水平，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次实践的结果决不可能完全证明或驳倒某一认识。所以，说实践的结果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的结果应当是指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而不应当仅仅看某一水平上某一次实践的结果。

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没有用过“唯一”这样的词?

要断然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必须把他们的许多论述联系起来全面地加以研究。

就现有的中文译本看，至今还找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明确的说法，虽然在有些论述中好像也有这种意思。列宁讲过，不过这还是在他较早的著作中，即他于1894年春夏写成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当时他是这样说的：“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5](注意，这里也表明：列宁认为理论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08年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倒是明确指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既嘲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4]。当然，这里还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在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实用主义是共同的。如果说，单就这句话还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么再看列宁下面这样一段论述就不得不放弃这种解释了。列宁说：“只是在实践上证明，不可能，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6]十分明显，列宁是反对在标准前加“唯一”这个词的。在他看来，加了“唯一”，就是“实用主义”，就是“仅仅宣扬经验”，就是经验主义。

列宁还说，“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4]。对于这段话，过去总认为列宁是说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当然是不错的，现在根据上边指出的列宁对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的基本倾向就不难看出，这段话的意思不光是这样，其精神实质还在于，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有绝对性的一面绝对化，不同意把实践看作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列宁无论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还是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都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些著作的写作时期都要比《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写作时间晚得多。

当然，列宁反对在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前加“唯一”这个词的看法也不是不可讨论的。我们反对把经典作家本来没有的意思强加到他们头上，同样也反对把凡是经典作家说过的就当作没有疑议的真理。但在这里我们认为，列宁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绝对化的思想无疑是合理的。

3. 科学的表述应当是怎样的?

除了上边已经指出的经典作家认为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外，他们在多数情况下讲的是实践是检验认识、理论、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7][8]。事实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不过是沿用哲学史上约定俗成的旧说法。这种说法是不十分准确的。首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难道它就检验不出谬误吗?如果能，为什么不在提法中把这层意思反映进去呢?客观上，实践检验的结果总是表明原来的认识不是真理，就是谬误，或者真假参半，表明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错误。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说法还隐含着，一种认识在它被实践检验之前就已经是真理了。这与认识所以要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知道它是真理还是谬误的思想相矛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表明，一种认识即使以后证明它完全正确，在未经实践检验之前就只能是一种假说。所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有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是真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在这个问题上确切意思实际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手段、途径和方法，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最终标准，而且它要想成为现实的标准，还离不开实践主体根据已有的正确认识、理论来判定。

当然，我们决不能单纯地以经典作家的论述为根据，重要的还是要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究竟科学不科学。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理论分析

首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从逻辑上看来，加上“唯一”二字，就表明一切认识无例外地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只有实践才能够检验。既然如此，当然也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本身是不是真理，它应当由什么来检验呢?按这个命题的逻辑，这句话的真理性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这样推下去就成了一种恶无限。何况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是争论之所在。其实，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认为这个命题是真理，这个命题本身就排除了任何从理论上说明和证明它的可能性。可是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还要讲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在逻辑上就矛盾。既然这个命题从理论本身是不能证明的，就只能作为一个公认的逻辑起点或信仰来接受。要作逻辑起点，它必须是大家公认的，而且具有最简单、本身包含有尔后要展开的整个体系的萌芽的特点，这个命题显然并不具有这些特征。所以它不可能成为公认的逻辑起点。如果作为一种信仰，因为我们容许人有不同的信仰自由(这是从法律角度讲的，其实人的信仰本来就是自由的)，当然也就应当容许别人不相信这个命题。这样，在标准前加“唯一”二字，本来意在强调它的权威性，而实际上这样绝对化的结果，却只会引起对它可信性的怀疑。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第二，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众所周知，有了人才有社会实践，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地球上出现生命现象才几十亿年，有人的历史就更短，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了永远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你说世界是从来就有的，那时的世界就是物质的，那时根本没有人，更谈不上人的实践，怎么检验呢?既然无法检验、证明，怎么能这样断言呢?这样会不会导致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呢?我觉得，如果承认科学理论一经产生，在检验认识的过程中也可以并且必须把它作为某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性的手段，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三，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明来看，这种说法也值得研究。迄今为止有关这一命题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明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有一个问题，它表明这个命题是通过归纳概括出来的，可是我们知道，归纳总是不完全的。人类有文字的历史虽然已有几千年了，几千年的历史也不算短，但从人类还要长久发展和延续下去的观点看，它毕竟还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断定从这短暂的、有限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对遥远的未来也一定适用?它就具有一切都毫无例外的那么大的普遍性呢?

第四，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通过实践检验起来情况更是要复杂得多。虽然社会生活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但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却与自然界的规律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某一主张虽然不正确，但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社会条件，在某些时候，在一定范围内也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按照这种主张去做，也能行得通;相反，有些理论虽然正确，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在实践中也可能失败。所以，恩格斯在谈到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时，把实践仅仅归结为工业和实验，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不是没有深意的，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实践同科学实验和物质生产领域的实践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它是不是真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只满足于指出某一理论与它所反映的事物，过程是否一致恐怕还不够，还应当提出另一个问题，即看这种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进步的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和要求。因为很明显，如果一个有侵略和扩张野心的国家，他可以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根据自己派出的间谍了解到的情况，认为什么时间出兵可吞并某一国家。行动的结果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能否因此把他们这种认识看作是真理呢?如果单纯从认识与实践结果一致的观点看，就应当承认这是真理，可是一切思维正常并有正义感的人恐怕是不会给这种认识以真理的美誉的。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真、善、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在谈到辩证逻辑的四要求之一，即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时，特别强调“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9]这就是说，通过实践标准既要看认识与实践结果是否一致，又要看这种认识对人有没有好处，特别强调实践标准的人道主义性质。

第五，从二十多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来看，当时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反对“两个凡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继续用他那些脱离实际的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行不通的。所以，当时这个命题主要是作为一个事后的评判标准，而不是作为行动之前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尽管这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这一提法一经确立必然也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如再也不能对毛泽东同志搞“两个凡是”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个命题也成了某些经验主义者拒绝科学理论指导的口实。他们的口头禅是“行不行等干了以后再说!”而且单就这个命题来看，它作为评判标准也只能评判认识，对于即将进行的盲目的、错误的实践，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的实践，它并不能做出裁决，并有效地加以制止，而这却是更为重要的。

事实上，仅提“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连抛弃以往错误指导方针的任务也不能解决。因为一次实践并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某种理论。这样，错误指导思想的拥护者就完全有理由讲，我们虽然失败了，但不等于我们的指导思想错了，你们还可以让我们按原来的指导思想来干么?许多新产品不是在失败了很多次之后才取得成功的吗?相反，如果能全面地阐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到已有的为实践证明过的理论在检验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倒反而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永动机的制造，因为我们不仅在实践上，而且能够从理论上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再试验了。

列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布哈林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是不懂得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事实上，理论不仅要由实践来检验，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它还是认识的目的。事实上，由于把实践标准绝对化，我们在一个时期内的确出现了不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指导的倾向，甚至在文艺作品和全国性传媒中都出现了“跟着感觉走”的口号，这种偏向也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事先避免的重大失误和偏差。
第六，诚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基础性范畴，但它毕竟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讲过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还讲过诸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10]等等。列宁曾经引用过这样的名言：“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11]这就是说，部分只有放在有机整体中才能被正确地了解，离开了整体，部分不仅不能说明整体，连它本身都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同样，把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正确命题从实践与认识的复杂的有机整体中抽取出来，片面地加以强调、绝对化，也就不仅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连这一正确命题本身的涵义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表达。

第七，并不是任何实践都可以作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的。盲目的实践，过时的实践都不能作检验认识的标准，只有与最新的科学成就相结合的实践，才能担当起这项任务。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目的性不明确的实践，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了，都什么也不能说明。不仅如此，任何真理性的科学认识也都有自己的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了它的应用范围的实践，对它也既不能证明，又不能证伪。

第八，有许多认识不可能直接通过实践来证明或证伪。如数学和其他理论科学方面的一些原理就是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我们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中出现。恩格斯和列宁都明确认为这是被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因为关于共产主义一定会变成现实的说法，就是由于社会形态理论的确立才明确提出来的，而对此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2]列宁也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为之奋斗。如果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那么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一定会实现，就不可能是被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因为社会实践还远未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这样，在实践上会不会动摇了人们对它的信念呢?

第九，并非一次实践就能完全证明或驳倒某一认识，只有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才能担当得起这样的任务。而“人类全部实践”这一提法实际上只有相对的意义。因为如果说人类将在世界上永远存在下去，那么它的全部实践的结果就是一个我们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也达不到的过程;如果按照凡是产生出来的一切都会有其灭亡的规律，人类迟早也会在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全部实践的结果能不能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最终标准，这本身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使能，整个人类都灭亡了，作为检验认识的最终标准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何况，具体到我们每一代人，所能知道的只能是人类全部实践中的很少的一部分呢?

第十，既然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这种结果又是纯客观的东西，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回答“我们的认识对还是不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离不开认识主体的观察和根据已有的经验、理论对这种结果进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能提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有了实践就有了认识，而已有的认识在检验新的认识是不是真理的过程中就始终在起着作用，看不到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十一，列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前加“唯一”二字，容易导致对这一原理的绝对化，不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它，容易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混为一谈。

第十二，提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本意就是为了打破盲目崇拜理论的教条主义。可是殊不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也是一种理论观点，把它绝对化，对它盲目崇拜，也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也是背离提出这一命题之初衷的。

第十三，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与实践的结果(存在)相一致的判断就是真理，就必须把非存在的东西当作一种特殊的存在。这正如许多西方哲学家如布伦塔诺、施太格缪勒等早就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已经是够令人奇怪的了”。对这类“非存在的存在”又通过怎样的实践才能证明某些判断与它们一致还是不一致呢?这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14]如对上帝是否存在，能否通过实践来证明?

总之，盲目崇拜理论、搞教条主义是不对的;盲目崇拜实践，认为只要干就应当肯定，而不问为什么干，怎样去干，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以及它对实践的分析评判作用，同样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不是与科学的指导思想相结合的盲目的实践;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旨在为自己谋私利的别有用心的实践;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的各种错误实践，都在坚决制止之列。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手段，强调恢复实践的权威的同时，坚持认为理论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坚持认为对实践本身也应当作具体分析。列宁在其革命的一生中，在批判机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就多次无情地批判过机会主义的实践。如他写的《第二国际的破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这表明，列宁在反对对理论作任何盲目崇拜的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对实践盲目崇拜的态度。事实上，盲目崇拜实践的结果，同样会成为斯大林这类人物为所欲为的恭顺奴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

正如前面所引述的，列宁确曾明确提出“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们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二十多年前在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由于对此并没有能花大力量作深入的研究，这一命题并不十分周延，当然更谈不上科学地宣传了。加上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哲学素养差，在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种不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指导的倾向，并伴随着产生了一个“感性化”的过程。在我们全国性的大众传媒中甚至唱出、喊出了“跟着感觉走”这样的口号。这导致了我们的伟大改革在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原本可以防患于未然的偏差，如腐败、两极分化等等，等等。

我们知道，实用主义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从主观主义的立场来理解这个命题的。它把实践的结果与自己的主观需要相联系，认为凡是对自己有用的就是真理。用实用主义者自己的话说，真理“不过是我们思维方式中有用的东西”[15]，它意味着用最好的方式获取成功，带来好处，并使人满意。很显然，在这里，真理的概念与其说是认识论的范畴，不如说只有评价的意义。例如，它对上帝是否存在的无休止争论所采取的态度，它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就看上帝存在是否有用。因为认为上帝存在，可以使受苦受难的人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从而得到安慰，所以应当承认上帝存在这个说法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只要是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正确地加以实行，迟早总会取得成功的，它们对人也是有用的。但它同时还认为，凡是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能给人带来好处的，并不就是真理，就如有奶并不一定是娘一样。某些错误的思想乃至谎言，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也可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表现为对人有用。地球中心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虽然是错误的，却忠实地为人类服务了几千年。有些正确的思想，由于实践条件不具备———如工艺水平、仪器设备、操作技术等等不过关，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受到强大的、怕这种思想贯彻后损害自己利益的阶级、集团和保守势力的拼命反对、抑制等等，一时也未必都能行得通、造福于社会。

实用主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真理对人有用的一面作如此曲解和绝对化，表现出它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除了反映出资产阶级讲究实效，渴望发展自身处，也暴露出它的利己主义和无远见。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干，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对别人、别国带来不利影响;只要今天能得到好处就行，根本不考虑对长远未来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讲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时，如果不注意与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也以每次实践的成功论英雄，就会成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庸人，必然会给我们的改革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很显然，有些事虽然可以成功，但如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超出了成功所能带来的利益，这种得不偿失的事也不能干;有些事做了虽然可以给局部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同时却会给全局造成重大损失，这类事我们也坚决不干。相反，如果牺牲局部利益，能够给全局带来重大好处，这个局部就必须自觉地坚决地牺牲自己;有些事虽能带来眼前利益，但对长远发展有害，如杀鸡取蛋，这样的蠢事也坚决不能干;有些事虽然需要很大的投资，而且近期不可能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但只要这种事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教育、科研和治理污染等等，我们也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自觉地把它们抓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名言：“白猫黑猫只要逮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实际上成了我们行动的指导原则。其实，它作为一个理论提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典型的以成功论英雄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说法。

列宁在明确指出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用主义的同时，还提出了这一提法与经验主义的联系。认为把实践标准绝对化，坚持实用主义，就必然会陷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鼻祖皮尔士就说过：“人完全囿于他自己可能的经验范围之内，他的才智却成了他需要的工具，以至他一点也不能注意到这些界限以外的任何东西了”[16]。实用主义的另一位著名代表詹姆士则公开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极端的经验主义”，把“经验”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概念。在他看来，经验包括与我们有关的一切，除了经验之外，什么也没有。但在经验中詹姆士所看的又只是人的主观内容，即人的感觉和体验。同样，杜威也把人的全部的主观活动范围都包括在经验里。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也就是只凭感性直观觉得实践的结果符合自己要达到的目的了。这里的后果也就只能是纯感性的后果了。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说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决不是否定行动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恰恰相反，事先必须有对行动后果的全面的科学的预测，必须有对行动本身可行性的科学论证，事后也必须借助理论思维的帮助来看原来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即使没有成功，也应看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还是原来的思想就不符合客观实际。所以列宁强调实践对认识形成、发展和检验的重要性的同时，还一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现在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摸着石头过河”。就这种说法本身看，无疑它包含着一定的真理性。因这种说法隐含着：要过河的人是瞎子，又没有船一类的交通工具，而且要过的只是一条不宽不深的小河，河对岸的方向基本上也是清楚的，而且有石头可摸。但是，应当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经验主义的命题。它只是对极简单、具体的任务而且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才适用的。如果把这种极为有限的真理性认识的应用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就会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前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可遵循，如果说用摸着石头过河来表明在实践中探索指导我们前进的新理论还有某些正确成分的话，把它理解为改革不需要理论指导，改革本身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完全凭经验进行，这就大错而特错了。首先，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深不宽的小河，而是一种漂洋过海的事业，亦无石头可摸，我们也不是瞎子，有必要，也应当把对岸的方向基本上搞清楚，对过河的主要方法的可行性作必要的理论论证以后再进行。事实上，这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因为改革虽然是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阶段，但它与先前的阶段并非一点联系也没有。相反，它正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变化，原有的东西必然会起作用;此外，变革时期社会生活也并非无规律可循，既然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总是重复出现，反复起作用的，我们就可以利用已掌握的社会规律，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今天的改革大业。现在科学还证明，人类还具有某种超前反映的能力，人不仅能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当时的事物与过程，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尚未开始的运动发展的一般趋势。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不少元素不是在它们尚未被发现之前，就被科学家根据原子量变化的规律准确地预见到了吗?宇宙中不少星球不是在它们被人用仪器实际观测到之前，早就被科学家根据星体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已知星体的摄动科学地预见到它们的存在，直至它们的质量、运动速度和轨道等等了吗?马克思主义不也是早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就预见了无产阶级必然会胜利吗?

事实上，如果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了就前进，摸不着就只好停下来，这就势必走走停停，出现短期行为;摸到了石头就前进，再也摸不到石头了就往回退，这种试错法必然导致政策、法规来回变化，让执行的人无所适从，最后搞到自己说话没人听;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必然看不到前进的方向，方向错了也发现不了，纠正不了，这就难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甚至与自己要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
不错，毛泽东同志也讲过：“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7]。但这绝不表明他不重视事先的理论指导。当时，敌人已经举起屠刀，不容许我们学好了再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利用战争间隙办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培训班，还坚持办抗大等等。另外，毛泽东同志讲的干，更不是指不要理论指导凭经验办事。他的一系列光辉著作，就是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而写的，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的一些同志干事缺乏全局观念，缺乏战略思想，喜欢凭感性直观办事，不能自觉地按系统性原则来指导改革大业，在实践中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造成了政策、路线的前后矛盾，左右摇摆，使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失控现象。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能同步进行，经济建设各部门之间不能协调地健康地向前发展;还有的同志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只顾自己或本单位的利益，不顾他人或其他单位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只顾经济利益，不顾政治、道德和其他方面的后果，只重视短期效应，不考虑长远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虽然与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对经验的理解就像对真理的理解一样，也完全是主观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也确有共同之处，即他们也不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他们平时实际上根本不学习、不研究社会科学理论，总是“跟着感觉走”，总是夸大每一次实践结果的意义。这种倾向不加纠正，也必然使改革大业遭到挫折。

总的说来，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都比较注重实际，讲究实效，关心现实的生活问题，它们在反对经院哲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等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对批判脱离生活现实的教条主义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它们毕竟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以它们为指导思想，肯定是行不通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的结果是检验认识是否是真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与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划清界限，坚持在新的改革实践中，加强理论研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自觉地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行动的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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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列宁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14]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6.
[15]詹姆士. 实用主义(英文版). 纽约. 1963. 89.
[16]皮尔士. 皮尔士论文集(英文版)(第5卷). 536.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0.

摘自：易杰雄，《哲学、文化与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pp90-106。《求是》杂志内部文稿1989年第3期曾刊登约1/3。
简介：易杰雄（1945-），男，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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