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脑残卖肉加薪

教授脑残卖肉加薪（上中下）　　

这一篇本来是想放在最后写，作为《吏制改良》系列言论的总结。但这些天看了很多、想了很多。特别是“反革命”的“教授”、“脑残”的俩女生、卖猪肉的研究生和“加薪”的公务员们，使得我不由地想在对公务员的热议中发出两声冷笑，还是提前写吧。　　

写自己的东西时，我一般不爱粘贴网上的东西或抄书，但今天想破两下例。　　

先粘贴一下。这是来自百度的《揭秘“颜色革命”精神教父夏普20年阴谋》中的一段话：“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再抄抄书。“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徙、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大家看这段话跟什么有点象？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被称为“中国人谣言和臆想”的“美国中情局中国十诫”?这是我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雷日科夫先生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一至三页摘出来的，是书中引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于1945年当着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面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部分。网上转载的可以认为是谣言，曾为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先生引用的文件应当不会假。事实早已发生，苏鉴不远，智者当忧！　　

不耐心的读者一看，会不会有点烦？特别是什么教授一看，把颜色革命、艾伦·杜勒斯和“反革命”教授联系在一起，又要说我是“文革思路”，而且是扣帽子抓辫子上纲上线的典型文革思路了。教授虽然在政法大学工作，但好象有点“那个”：一个是总爱高看别人。先是高看了他的学生：“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告发老师为反革命”，以为那俩女生都和他一样思维还停留在文革时代，居然以反革命罪“告发老师”，估计那俩大一的女生都是九十年代生人，不比我辈，如果她们有“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就成超女了；二个是小瞧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公安部门，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公安局的同志居然以“反革命罪”对一个堂堂的教授“立案侦查”，是“上级”就有权“立案”，这不是典型的文革思路吗？三个是有点不务正业“谋财害命”。您讲古代汉语，那是您的职业，但谈到什么 “圈圈功”、“nine评”，如果还真的讲网上说的朝鲜战争评价等，就是您的不对了。您不是历史学教授，也不是讲国际共运的，更不是什么“功”大师，讲这些不是有点马屁股上钉马掌吗？您不务正业也就罢了，反正是教授，只要教而授之，不管教什么，授什么，工资照拿。可您是在课堂上，是面对一群学生，她们是听您讲古代汉语而不是别的什么的，无端地浪费这些学生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让他们白花了学费不说，高考状元还不给教成“脑残”，文言不会光胡言，以后毕业可怎么就业还不饿死啊？四个是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至于在课堂上卖什么肉俺没有听过不敢评论，但张口权利闭口权利、还有什么“民主”、“自由”、“人权”，太“理念”了吧。俺们一个脑残的学生，俺不想要什么民主，也不想要什么人权，俺只想求求您给俺们一些学点有用知识的求知权，省得毕业后卖猪肉；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政府有看法，那是您的思想自由，可您也得尊重俺们的思想自由啊，您不能用您的思想来糟蹋俺的思想吧。如果您不是俺们学校的教授，不教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又不是必修课，俺可以不选您的课，俺有这个“自由”吗？五是有点狗拿耗子，操心太多、自信太过了吧？跟学了“功”似的“默默”“祈祷”，就能使中国走出愚昧、使中国教育走上正轨、使中国学生有正常思维。这种“先进”的“理念”，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义和团时代，可能还会有我会相信。而如今，却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发生在中国的大学“名”教授身上，这就太让我匪夷所思了。　　

“祈祷”而能发生这样的愿力，据说是佛才能做到。说到佛，想到南怀瑾先生的话，大意是讲课不能胡讲，否则误人子弟，将来是要下拔舌地狱的，而且是地狱的地下室。拔舌侵犯“人权”，不“民主”。如果下的话，也别下那么深，就下到地狱的化粪池吧。如果不“文革思路”讲点迷信，今生犯了口过，阴间是要还的。　　

突然想起一句话，谁喂的狗咬谁！　　

教授脑残卖肉加薪（中）　　

说着教授又说到狗咬谁，是不是有点“教授”风格？　　

关注告密门事件，先是看到“脑残女生”、“羊叫兽”、“两脚兽”。刚一开始看，各种观点都有，当时纳闷，羊怎么能叫兽，羊是畜牲嘛，常识啊！“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我的脑子被弄乱了。　　

后经过网上调研，发现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没有想到网络的力量这么大，事主这么快就坦白了“也只是我的猜测”“好在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搜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倒希望不“支持我的人”也搞下“肉搜索”，不管羊头狗肉，先搜搜看什么货色。　　

先不说教授和周正龙有什么相似，也不说教授当着小女生的面对周正龙年画挥两拳以示武松英雄气概之“文人独立精神”和“知识分子”良知。就说说什么是教授吧。教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可不是颠倒兽野蛊惑啊。这里我想起鲁迅先生讲的头羊，挂一小铃铛，把一群绵羊带进屠宰场，自个从小门溜了，再带下一批。学生们阅世不深而有爱国激情，常常成为教授们的当头卒。但教授如有女，遇到群体性事件，估计教授是不会让女儿上街的，“君子不立危墙”，“教古汉语”的都知道，“幼吾幼不及人之幼”，“教授“们也都知道并实践着。但凭一教授讲课就引发群体性事件是有点夸张的“文革思路”。但常常这么离蹄太远地做武松打虎状、做救世主祈祷状，容易影响学生学不好古汉语而愤世嫉俗，学不到真本事而长了真脾气。以后学生好不容易就业了天天骂上司，能有成就吗，能不去卖猪肉吗？教授们要都这么上课，那不是烟囱里招手，把俺娃往黑路上引嘛！　　

俺们牧民管头羊叫“骚胡”，角尖眼红火气旺，皮厚肉粗臊味重，爱上母羊狂撞人，羊群之中是野兽。“骚胡”肉是千万不敢吃的，吃多了会长疮流脓得怪病，治还治不好，放羊的都知道。现在世风日下，食品安全问题严重，一些不法商人把“骚胡”肉做成饺子馅，包上一层面皮就当成美食卖，祸害群众。精神食粮的安全也不容忽视。常听人说：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兽，现在居然白天都不好好当教授了，反正站在讲台上我就俨然教授了。俺们牧民养狗是为了保护羊，如果俺的狗把羊往狼群里赶，把那俩小羊吓得眼泪汪汪的，俺是要打狗的，这不算侵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吧”。不过俺的狗很忠心，吃俺喝俺护着俺，不象有些教授们吃政府喝政府骂政府，连俺的狗都不如。　　

“教授”们是笔杆子，不得了：有以屁眼互攻相臭杀的，有因爱成恨被情杀的，也有以导师压人诱奸女研究生使之自杀的，更有发表博文“猜测”“有学生告我反革命”要把学生吓杀的。杀气腾腾的教授们啊，这就是你们的文人良心和独立品格吗？　　

不过“教授”们常常不是这么直接的赤裸裸的，他们往往以在课堂上攻击当政为能事，是满口民主自由人权的。打山上的老虎是有风险的，打周正龙的老虎却只需要动动嘴，还能获得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之美称。当前我们的学术界是有这样一些人的，他们是非理性地破坏性地去批评政府，而且是公然在课堂上，怎么看都是杜勒斯先生的“在俄罗斯内部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这种苗头性的现象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小气候虽小，量变会引起质变的，那时再说对“教授”的教育抓晚了，就迟了。“教授”们攻击无非是倡导所谓“自由”啊、“权利”啊等等，但他们要的是在课堂上不讲古汉语“自由”讲“党史”的“民主”，要的是吃你喝你还骂你的权利。对于学生们，你们没有选择听课内容的“自由”的，你只有不听的“自由”；你们也没有反对的权利，你们只有不选我的课权利。你们一定想有和我一样的权利与自由，就没有正常思维是文革思路了，中国就愚昧了、教育就不正轨了。只有“教授”们有了这个权利和自由，再加一点点祈祷，中国就能走出愚昧、走上正轨、拥有正常思维。　　

允许“教授” 祸国，不允许学生爱国，否则就是脑残，这样的逻辑！只不过“教授”们披着一层“民主”、“自由”、“人权”、“独立性”的饺子皮而矣。学生们对“教授”讲课提出异议，并被“猜测”向“上面”反映了，就脑残了，即使是“教授”的“猜测”。这里，只要是“教授”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做什么都是对的，只是要学生，反对你污蔑政府歪曲党史，就脑残了，这是一种什么逻辑？这里面有没有“在俄罗斯内部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我不清楚，但我想是有的。西方经常搞双重标准，我绞死人家的总统叫恢复民主与自由；你处决背叛国家利益的间谍就叫极权和专制了。向奶粉里加三氯腈胺，是掺假，是犯罪，在古汉语课上泼污水，是掺假，就是“言论自由”了，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从这种双重标准中，我看到的是一种自以为有独立见解以反对当政为荣的群发非理性情绪化的东西，很可怕。上帝要灭亡一个人，就先叫他丧失理性。一些跟着疯子扬土的人，你们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灭其史”的方法很简单，一个是改教科书，陈水扁是这样干的，上海教授也是这样干的。但改教科书要上级同意，不然会“立案侦查”，难度很大；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古汉语老师客窜党史研究专家（教授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讲一些“真相”、“内幕”，只要把学生的“脑子弄乱”“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不也殊途同归吗？苏联怎么亡的，不就是舆论先行，从先混淆歪曲苏共历史到搞臭苏共然后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而逐步深入的吗（国内也有著名学者撰文要取消我国宪法的第六条）。写到这，你就会明白“三反”、“五反”后，主席为什么要开展学术思想领域的批判了。　　

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一个矛盾多发的阶段，各种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历了150年苦难的历程，现在正处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关头。转折就是矛盾冲突最激烈的表现，不向矛的方向进步，就向盾的方向退化。这一时期，尤其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团结向上，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在社会的动态稳定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被打倒再重新站起来用了109年，探索富起来用了近50年还只是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实现强起来的过程可能还得几十年。但我们在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绝对不能先散起来、先乱起来！　　

无庸讳言，我们现行的制度带有很强的斯大林色彩，不是马克思设想的，也不是列宁所原创的。现行体制问题很多，需要我们正视问题，加以改进，而且我们正在改。一个人如果因为有点小病就把他杀掉，那是违法犯罪；一个国家体制有点小病，就要煽动青年学生仇视，那是祸国殃民啊，这样的“教授”，不要他也罢。　　

“教授”幸好不是公务员。公务员最近不知招谁惹谁了，几成过街老鼠。原因无非考试热、“加薪”和“退出机制”。　　

先说招考热。招考热要冷思考。最近听朋友讲，某地一月薪1.2万的30岁企业副总，考成了一后发展地区月薪刚2000多的公务员。细问原因：迫于压力，社会地位不一样，副总工资再高，都是打工仔，公务员怎么说都是政府官员。这可能是考试热的第一个原因，传统观念重官轻商形成的招考热。招考热就说明是“金饭碗”吗？广州那个猪肉连锁店引来了1500多名应届硕士前来竞聘，为什么就只拿公务员来说事呢？实际上公务员职业是个镀金的土陶碗，这个今天先不议。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就业压力使然。第三个原因我想还是凡进必考的制度具有公信力，这毕竟是一条低成本较公平易进入的就业渠道。不过就象二次高考，竞争激烈一点罢了。所以招考热并不能证明是“金饭碗”。　　

谁说不是“金饭碗”呢，这不听说公务员又要“加薪”了吗？而且就象教授胡说叫“言论自由”一样，你们公务员加薪就叫“规范津补贴发放”，又能多发钱还有好名目，多好啊。公务员被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刚上班时就有人骂“你那个水平，也就当个小公务员，吃不饱，饿不死，一天一杯茶一张报，多舒服”；近两年挨更多骂“你们政府、你们公务员最他妈┅┅”这个省略号是个筐，可以加进很多内容。这次又装进了“加薪”这个菜。骂公务员其实是借题发挥罢了。为什么“规范津补贴发放”被偏义甚至有可能是恶意地理解为“加薪”？一方面很多朋友是不了解实情的。这个工作早在2005年前后就开始研究。当时各地区公务员薪酬制度很乱。全国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是一样的，老少边穷等艰苦地区可能还比东部高，但为什么当时中西部地区公务员一般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就千把块，东部有些地区不算工资光津贴就五六千？即使同一个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务员，每月拿到手的钱差距都很大，有的相差一倍多？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不一样；同一地区不同部门的权力不一样，权力大的部门存在以改善干部福利为名的“权力寻租”现象，这是一种体制性集体性腐败。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研究统一津补贴的制度安排，好象这一改革从2006年起，用三到五年时间完成吧。这一改革是积极的健康的改革。从那以后，绝大多数部门都不能再自行搞福利，如果还有搞的那就违反财经纪律，是要处分的。这应当是一种进步。可是这种进步为什么就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呢？顺便说一句，之所以叫“规范津补贴发放”，是因为它有一个“削峰填谷”的作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有的地区可能是加薪，如中西部，有的地区可能是减薪，如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同一地区不同部门间，有的部门肯定是减少各种巧立名目的津补贴收入的。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规范津补贴发放”这一合理制度，是被人被偏义甚至有可能是恶意地理解为“加薪”的。不了解情况跟着嚷嚷的，倒无所谓，这种反对也有利于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可怕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识地在金融危机这个特定背景下，以评论“加薪”为名，引起社会关注、挑起争论乃至制造不同社会群体分裂并产生隔阂进而煽动公众与政府对立的那些人。这才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搞颜色革命，就是利用公众对某一事件的不满，诱导部分社会群体采取非暴力方式静坐、示威、“散步”，引起社会动荡，从而制造动乱。动乱后，西方金融势力趁机进来剪羊毛。苏联解体已经生动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苏联解体了，苏联的教授们得到了好处了吗，苏联的人民得到了好处了吗？天佑中华，如果这个前车之鉴，我们还不强烈重视刻意防范的话，重蹈苏辙并非危言！　　

关于公务员退出机制及管理体制，后来还将细议，今天就说到这吧。　　

教授脑残卖肉加薪（下）　　

(晚饭后，想跟贴评论一个人的贴子，所写的《我们要感谢“教授”》发了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出现，发出就找不到原文了，不知什么原因。初学网络发贴，比较笨，可能是机子的问题。不过经过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后，这会儿再重写出来，更清楚些。只是有点冲淡了主题。)　　

有点看不懂这网络上的言论。为什么公务员上班打游戏就骂声一片，没有反对的声音？上班打牌是“自由”是“人权”啊，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不行，你拿了工资，就得好好干活，否则就是不敬业，缺乏职业道德，当然要批判。食国之禄，忠国之事，这是常识啊！　　

可是同样的事，发生到“教授”身上，就需要保障“学术自由”、“人权”什么的，还更需要“宽容”，需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等等。上课和学术自由不能完全等同，课堂是公器，不是个人走私卖假货的地方，因为学生听课有纪律，不得不听。在专业课上讲非专业的内容，和上班打牌有什么区别？不好好讲课，就是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向学生灌输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就是缺乏基本的做人操守。　　

一个公务员打牌危害大，还是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向三四十名学生贩售不正确的观点危害更大？有点理智的人应当会清楚。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一些教授、报纸纷纷声援。公务员必须要讲职业道德，教授就可以不讲；公务员要讲操守，教授就可以不讲？所以我们要感谢“教授”。他的拙劣表演使我们看清了一些事实：　　

学术界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贩卖私货、误导缺乏判断力的大一新生。这种事我们都遇到过，个别教授经常是讲着讲着课，就偏离主题，借题发挥，把话题往政治上引，攻击党、诽谤政府。他们讲的说的，并不是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精密的论证得出的学术成果，而是一些网络论坛上常见的观点，是谁赋予了“教授”们在课堂上“灌水”的权利？？博客上也好、论坛上也好，你有发表你意见的权利，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如果不是版主我也没有办法捍卫或阻止你说话的权利。但在课堂上不一样。学生没法不听啊，我不能一个耳朵听你讲有用的东西，一个耳朵不听你讲废话吧？我一不小心听进去相信了你的谣言，我就会用错误的思想来看待这个世界。思想决定行动，我以后因为不小心被迫接受了“教授”错误的观点而做出了错误的行为受到了损害，我找谁说理去？工厂生产出毒奶粉要破产，“教授”教出满脑子错误思想的学生又有谁来管？　　

之所以严重地偏离我的主题谈这个事，是因为“教授”并不都是客观公正的。一开始看到告密门事件“教授被以反革命罪立案侦查”时，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为震惊。于是我查、查、查，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大致情况，再经过大量看相关的评论，我发现“教授”们都是先预设一个前提的：“你是撒旦”，然后再找证据证明你是撒旦。不管这证据是来自何地方是真是假，也不管它有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证。只要符合“教授”的结论“教授”就用。一般人如我辈等要这样做的话，没有人会理睬，因为我们不是“教授”，头上没有这个光环，身上也没有披那张羊皮。可是“教授”就不然，他们所讲所说的，是天然地使学生们容易相信的，尽管这“教授”可能并不了解情况就轻易做结论。　　

远的不说，大家看看这几句话“大概这些学生和立案的有关部门，忘记了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这回事。学生认为老师课上讲得不对，当然可以讨论，但因观点的不同，把老师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为此立案，难道从此以后，大学的学术观点问题，要由警察来断吗？”这是我引自新浪的《张鸣：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这里大家是不是看出一个预设的前提？？教授大胆地假设是很大胆的，但小心地求证却是一点都不小心。不过这次显然是被他的同类大大地忽悠了一把。网络的强大力量使“教授”露出了尾巴，因为那是“轻率”的“推测”啊。但是根据前“教授”“推测”的耸人听闻的不惜自残以博同情的一篇小博文，后教授就得出“难道从此以后，大学的学术观点问题，要由警察来断吗”的强烈置疑(这才是真正的文革思路)，难道你就不觉得轻率了些吗？前“教授”已经承认自己有点“轻率”了，你还轻率为他的“轻率”得出如此结论，轻率地就作出“道理何在”、“公安局为此立案”的判断。如果你说你不是轻率，那么就是你预先有个成见，或者说你们本身就有偏见，轻率地以为有关部门会根据“反革命罪”，“ 竟然为此立案”，你们对有关部门的这种偏见就是所谓“教授”式的“宽容”吗。政法大学的“教授”可以这样说，但我相信有关部门是不会这样做的。事件刚一发生时我也被“教授”误导，但后来自己一分析，常识地认为不会(差一点被前“教授”搞脑残了)。我们的教授都是有分析研究能力有很高的鉴别能力有独立思想的，但为什么在某一些事情上，你们就丧失了你们最基本的判断力，基于你们的同伴的“轻率”“推测”，就得出如此轻率的结论呢。如果你们经常是这样预设一个前提，轻率地相信一些谣言并在课堂上不务正业地把这些谣言再灌输给学生，这不是祸国殃民是什么？　　

可悲的是：“教授”为了哗众取宠博取同情不惜自伤撰写博文以示伤口时，是以“反革命”的名义，开始时居然博得一片同情。可怕的是我们另一些教授立刻就义愤填膺地疾呼“如今学生告教授反革命太荒唐”，可恨的是一些媒体还有意识地搅浑水，引导“教授”把问题向“学术自由”上靠。　　

且不说学术自由等同于讲课胡说，也不说“教授”们讲的就一定是“学术”而不是“不学无术”。我就先说说自由，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隋朝皇帝因为不能随便搞女人，就悲叹说朕虽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对他来讲，自由就是权力的最大化，想干啥干啥。“教授”的自由，根据他的言行，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没有根据地污蔑和诽谤党的历史和政府，遭到学生抵制后，就叹息：孤身为“教授”而不得学术自由。于是另一些人就撰文，什么孤独的学者了，什么独立的思考啦。这个孤，恐怕是倒行逆施而成孤家寡人吧，恐怕是本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就预设一个前提，借学术自由之名、行走私假货之实的必然结果吧!　　

如果这些事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犯不着这样连篇累牍。问题这是一个群体，他们在我们的青年中具有谁都无法替代的影响力啊!　　

搞破坏，总是先在舆论上准备的。所以主席强调要政治家办报，要加强思想领域的工作。问题是冷静地研究问题的少，激愤地大胆假设的多，还都是我们的“教授”啊。这种思潮或风气，不加以注意，是很危险的。　　

苏联解体不是一天之间，而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成长于卫国战争时期的那一批干部，先后都到了退休年龄或者已经去世，年富力强的干部，青少年时期都是成长于赫鲁晓夫时代，在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于是杜勒斯们的设想就达到了目的，拔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消除了苏共领导干部们对列宁主义的信任，并通过种种手段使他们腐化堕落。因此，一改革就出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走上苏联的路，不是因为我们先天有免疫力，而是因为苏联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再一个原因就是干部队伍。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讲过一段话，大致是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小平同志也讲过类似的话，大意是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处理突发问题好办。1992年老干部们听到党内传达反腐败情况时，齐声大喊“杀”。现在呢，老干部还有几个？即使是建国初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也都陆续地退休了。而且这批人中间，不还有一些敌视我们党和政府的“教授”之流吗？　　

干部决定一切。路线并不是万能的，路线要靠人来执行。政治路线虽然决定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但不完善的干部路线也能反作用于政治路线。改革开放为什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干部队伍出了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不惜代价地搞“鸡的屁”，不惜侵害群众利益搞形象工程，如为了小康，强行把农民的房子拆除要求统一格式材质新建；为了建设新农村，听说有的地方统一建新农村住宅小区，又要拆农民的房子等等等等。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有机制上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干部政策、干部机制出了问题。正象群众骂我们：“共产党是个好党，改革开放是个好经，就是被你们这帮歪嘴和尚念歪了。”而且工作中发现：提拔一个腐败的干部，群众不是骂这个干部，而是骂党。如果这个腐败的干部是地方领导，这个地方的群众都会丧失对党的信任。失去群众的信任很可怕。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也在此。　　

现在干部体制不抓紧改革，会出更大的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占据教育界某些人，他们是先天地认同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宽容”，本能地反对社会主义、甚至反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公然地在课堂上不讲如何使用古汉语而讲如何讨厌中国传统文化，公然地诋毁我们的党，传播他们似是而非的西方价值观念。虽然他们的表现证明他们可能根本不掌握这些概念的正确含义，但他们为了一已之私，走私贩假，大讲野狐禅，非常具有蛊惑煽动性(不是有新闻贺卡生吗，鳄鱼久不流泪而泪流是因为吃了肉要排除盐份，这肉还是我们天真的学生们自愿送上去的)。他们本身可以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干些无父无母的事情；他们本身也可以大叫自由实际上只要自己胡说的自由而不要别人反对的自由，倡导宽容实际上只要求别人宽容他而绝不宽容别人。但由于他们的身份，不经过批判和揭露，他们会误导我们的孩子，由小气候形成中气候，中气候形成大气候，最后内外勾结，制造动荡。　　

当是非标准模糊后，受他们教育的一大批人，进入我们党内，时间长了，党内就会有大批的干部同意他们的观点。一旦这种思潮在党内成为主流时，我们的党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苏联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干部制度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个制度某种意义上不能保障毛泽东同志建立并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某种意义上不利于党员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尤其是普遍的委任制，形成了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体制性缺陷，会严重地使我们党脱离群众。　　

事情总是从内部起变化的，内因决定外因。干部制度是中枢神经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出了问题，我们的干部不仅对群众麻木不仁，对自己的党、自己赖以生存的政权的安危也是麻木不仁的，甚至是为图口腹之欲而自己吃自己的尾巴都不觉得疼。“教授”们不搞政治，他们出于知识分子所谓的独立，有可能是无意识地充当杜勒斯的帮凶，也有可能是已经被收买有意识地甘做西方的走狗。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最差他们还可以当“教授”，好了他们可以谋取更高的位置，搞不成功还能以政治避难的名义跑到国外去。受害最多的是谁？是普遍群众和那些爱国的青年学生啊。　　

所以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改良干部制度的紧迫性，通过制度设计，使我们的干部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前，我们的干部，因为体制性制约机制设计的不合理，可以为所欲为，抓记者的有，把上访者打死或关到精神病院的也有。这些问题如果不是通过媒体的揭露，我们怎么能知道。加强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前提是我们要有一套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制度，有一支能够经得起风浪考验、政治上坚定、作风上清廉的干部队伍。建设这样一只队伍靠什么，过去那种严酷的战争考验的环境没有了，只有靠比较科学的有利于人民发表意见的制度体系。　　

提改良而不是提改革，是强调要渐进。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必须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干部制度是最核心的制度，影响也最大，所以要积极稳妥，先试点，再总结推广。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发表意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什么好的办法都可以试，同是中华文明圈的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制度，有的是可以整体移植的。比方说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建设经验，我们就可以学习。在这方面，我们和“教授”们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教授”们是“师夷长技以制于夷”。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不怕别人指出，指出了我们就改。只要我们肯改正缺点，保持动态的稳定并不断进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才能永远兴旺发达。如果我们粉饰太平、沉迷于虚假盛世之说，把疮用胶布贴起来再涂点粉，就充当健康，这种表面化静态的稳定最可怕。而现在，我们的很多官员就在这样做，把上访者抓进精神病院不就是个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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