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毛泽东同志，可以展开的话题太多，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谈，都足以后人不懈进行学习、研究而再继承与发扬。以便指导对今天的社会进行客观研究解读，得出正确结论而确定斗争与奋斗方向。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不但能在各种历史关头作出正确的决策，而且对实现这一决策，也有着极慎密的思考，有一套相应的政策。能使中国革命或某一局部战争减少许多曲折和损失，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较少损失地抵达彼岸。
还是且先作一历史回顾。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二次革命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天真的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拱手交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好像当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就会把政权拱手交给无产阶级似的。这样就从思想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与“二次革命论”相反的还有“一次革命论”，持这种观点者，除了阴谋取消马列主义存在于中国的必要、取消共产党、取消中国革命的恶意宣传家之外，革命的政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似无恶意的人，也持有这种主张。他们宣称“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样，在民主革命阶段制造幻想，也非常有害。这导致实际的冒险主义。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往往总有着可悲的轮回或曰相似之处。时至今日的“特别是”，所谓“二次革命论”的亡灵又被当下的精蝇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捡起，而表现形式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发展，大开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倒车，更还以所谓“与时俱进”的接鬼标签，打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似是而非旗幡，开始不遗余力的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自宫自裁之举。
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思考则与之截然相反，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让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只能是幻想。帝国主义能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他们只希望中国成为由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掌权的市场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仓库。另外，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戊戌变法中的仁人志士以及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为此都吃尽了苦头，甚至有的献出了生命，也证明了此路不通。
毛泽东同志认为，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不彻底的。而此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却是新民主主义的了。所以，这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虽是其性质也是资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却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样就有别于陈独秀等先让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然后无产阶级再革资本主义的命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而是必须也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两个阶段论”。
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也极为有害。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知道，革命是不断前进的，但同时又是分阶段的。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分两步走，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同盟军不同。混淆两者的界限，会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的必然继续，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6页)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的“一次革命论”从理论上制造混乱、造成幻想;在实际行动上，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与“二次革命论”虽有差别，但危害却是同样的，所以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能取。
众所周知，“二次革命论”葬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而“一次革命论”同样也为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都使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论”，才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渡过了无数次的激流险关，更由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绝对领导地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也从此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革命从此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在夺取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之后，又不失时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已为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是完全科学的。是既有中国的特殊性，又带有世界的普遍性的真理。
一，为什么要学习与纪念毛泽东?
“特别是”以来，随着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逆风浊流，社会泛起一股非毛、反毛与妖魔化毛泽东同志的恶潮。对此的客观形成之因，相信人们都是心知肚明，无须赘言。可笑是，于此逆风，这个从毛泽东手中继承或曰篡夺了政权的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制止与惩戒举措，而任由其泛滥成灾。当时最顶层的总设计还对外表明，其实毛泽东思想并非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它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而对此认识或表述，相信只要不是脑残之属的人们都能明晰其直谬。以下仅从中共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后期的一些军史史实方面来作以说明。
解放战争的第三阶段，毛泽东同志从决策到各个阶段的部署，都做了极其慎密的思考。
蒋介石反动派，由战略进攻转化为重点进攻，虽是军力、财政、地域、人口等方面仍占有优势，但毛泽东同志已极为机敏地洞悉到这已是强弩之末，因而预言蒋介石的末日到了。当时我军虽在相应方面还处于劣势，但革命已到新的历史关头，形势的发展已对我们有利。所以，毛泽东同志毅然作出决策，开始全国性的大反攻。
战略反攻之始，毛泽东决策派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实行中央突破，以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同时，让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军摆成了“品”字形。彼此策应、互为犄角，机动灵活。同时诱使西北胡宗南主力去增援榆林、顾祝同主力到山东半岛的海滨，却都被置于无用之地。从而保证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把尖刀刺进了蒋介石的心脏。也起到加速蒋家王朝覆灭之步的作用。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维是何等机敏，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又是何等英明，毛泽东的始战部署更是何等的慎密。以这样的形式揭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序幕，所收到的客观结果绝对是精彩纷呈。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无不重视初战，并极为谨慎，但如此大的规模，如此巧妙、如此慎密的部署，却绝对是与无论比的。
待到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的思考，则真的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他先将国民党能作战的170多万军队，实行战役分割，形成三个孤立的战场。然后他指挥首站辽沈，打空前规模的大歼灭战，同时却命令淮海战场不打规模超过两个整编师的大歼灭战;再战淮海，分阶段大规模地歼灭刘峙的60万大军，同时却命令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对傅作义集团的几十万大军，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最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先斩头去尾，消灭天津、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后兵临城下，逼迫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从而结束了这场空前的大决战。
若是把这个战略大决战比作一出剧，则是：以千里跃进大别山成功揭开序幕，以和平解放北平为尾声，其间环环相扣、紧锣密鼓，将帅兵配合，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幕幕精彩，场场扣人心弦。从全局到局部，从战略到战术，从部署到实践，从初战到末战，从战役到战斗，从军事歼灭到政治攻势，从军力到民力，从前线到后方……一切积极因素无不调动起来，敌人的大小矛盾，无不利用起来。前后呼应，珠联璧合，四面八方，左右逢源。千里战场，空前复杂，却都在运筹之中;万千战斗，瞬息万变，无不在预料之内。满篇珠光灿烂，几乎笔笔生花!其思维艺术真可谓达到了极致。
我们又还知道，所谓的民主，即便是军事民主，也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一般可以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却难以解决根本作用。试想，在大军决战之时，战场敌我形势瞬息万变，一旦战机出现，它也是需要以极度敏锐的眼光捕捉与发现的，而总不能有稍纵即逝的战机闪现，先来个军事民主，以征求大家意见，然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之法，再作决断。那么，战机还在原处等待你的军事民主结果?
我们还应知道，古今中外的军事大家，都是自己临机决断，能对所处战斗、战役做到深刻把握与驾驭，所以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绝没听说即如古代军事大家孙武、尉缭子等都是靠军事民主而取得的胜利之果。即使我们不排除毛泽东同志在进行战略决战之时，会广泛听取党内其它同志的有益建议，但那仅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决不是根本之因。
至此，你还相信上述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战役决策又是集体智慧的硕果吗?而毛泽东军事思想又绝对是毛泽东思想所涵盖的内容之一。我们单从这一点而论，就能揭穿所谓“集体智慧结晶”的谎言。
此亦即“特别是”以后非毛、反毛的另类表现形式，只不过它显属隐秘，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如果说此即个人的局限化认识，因为视觉限制，心胸窄狭，再是出于为己揽功、立牌坊的原因，似乎还能为人接受，只不过让人更加明晰持此论者的个人品行罢了。但若是由此而扩散影响到一个政档的认识论，并且多年来一直未作改观，那么，其诡异与不可理喻就显而易见了。
我们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于世界的最突出贡献，就是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而得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伴随着他弃世之后的社会剧变，同时也客观起着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毛泽东同志如同一个巨大的显微镜或是照妖镜，任何的叛逆者、卑鄙小人与反共、反社、反人民势力，都将会在毛泽东同志这面显微镜或是照妖镜下显出原形。
二，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永远意义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不是十分强大，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国民党。时值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战略相持阶段，虽说是中共经由毛泽东同志以及逐渐成熟起来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正确领导，已然走出思想误区与迷茫阶段，而在敌后的广大地区，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正飞速发展与日益强大起来。但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针对当时我们的队伍内部客观存在的问题，作了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在全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
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虽然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历七十多年，无论是党内外还是这个社会的变化，是可谓翻天覆地、今非昔比了，但至今重读起来依然能发觉该文具有的极强时空穿透力与远见卓识。建议同志们有兴趣可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阅读学习。掩卷沉思，心想的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开展党内整风时要用“改造学习”这样的语句?“学习”这个词语太过普通与熟悉，但什么是学习?该怎样认识学习?这个问题又确实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说，作为人类社会一个独立个体生命的存续，我们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它的发展与变化着的万事万物，其实都无不存在着一种可循的客观规律。通过学习认识它、发现了它，再客观遵从于这个规律，所面对的问题即可得以正确的解决与处理;而没有发现这个规律或是离开这个规律，又或者由于人为主观因素而与客观规律相悖逆，那么在解决与处理问题时就会受到干扰而偏离正确方向，甚至还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所以，学习的作用与意义就无比重要与不能忽视。学习，就是以自己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掌握的理论知识、理性知识，去努力发现与寻找这一客观存在于事物内部的规律。而只有掌握了这个规律，才能有利于去解决客观存在的一切问题。
此所以古人有言：活到老学到老。而毛泽东同志无疑是全党最具学习精神，最善于学习与最能发挥好学习重要作用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师。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与效仿的楷模。
今年将迎来毛泽东同志光辉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提及纪念，无论是当局还是民间，都必然要有相关的系列纪念活动。但是，怎样的纪念才最有现实意义?纪念毛泽东同志是仅注重一种形式的纪念?还是要挖掘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与实质，对照当下的客观社会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将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为社会实践服务?两种不同的纪念方式，也必将反映出叶公好龙式做作的形式主义纪念与对毛泽东思想真正的学习、纪念与继承和发扬。
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一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树立起坚定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在积贫积弱、饱经忧患又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信服过许多的所谓理论，运用过许多方法进行了尝试，为此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都没有得以成功。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开篇，毛泽东同志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1921-1941.引着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我们现在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因为具备这样的客观认识，有了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且积之前许多年许多人们不懈的奋斗教训，血染的教训是为刻骨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党，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的唯一理论指南。而我们也知道，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一目标实现了。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实践，同样是由于这个伟大理论指南，再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也取得了无比骄人的成就。而至此，疑问出现了，难道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取得胜利，但在“与时俱进”的“特别是”，就过时了?不相适应了?就要以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名目开始与“西”与“外”与“资”进行接鬼才能取得所谓的“发展”与“强大”、“进步”了?
对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上述的无人能及的丰功伟绩，它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毛泽东同志科学运用马列主义，深入调查国内具体国情，且将两者最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结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着重讲到要对中国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主观主义恶习。强调要“认真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即如讲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今天同样存在的，是纪念毛泽东并不是纪念他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而是单纯的形式纪念。
所以，这样的形式纪念往往不免要流于仅作表面的空洞文章。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穷其一生奋斗的是中国的解放事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拥有。以他为主导的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于是共产党让人民当家做主，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但“特别是”以来，这种情况被一定程度受到了颠覆。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世界是物质的，是运动的，这构成了世间一切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由对立统一而存在，由斗争变化而发展。所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也不论是什么领域，都会存在着矛盾、斗争和发展。但是我们又知道，在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它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提纲挈领的决定作用。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次要的矛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尤其如此。而毛泽东同志在抓主要矛盾方面起到的作用，无疑才是促使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步步走向胜利的最根本原因。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实际状况，尤其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之间的矛盾斗争，以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紧抓本质，然后做出科学判断，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譬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阶级战争;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转化为阶级战争;新中国诞生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对抗，在中国已经结束，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变幻了斗争的形式。又出现了走社与走资的新的矛盾。直至今天，所有的社会积习，所有的丑恶现象的根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实施的客观反映。无论是“特别是”面临的C型战略包围圈，还是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定程度被殖民化，都是私有化改革所致使。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要仰人鼻息，必然要成为某些国家的财富吸附对象。而一个凌驾于私有化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的虚伪性与严重脱离人民又是其必然的发展结果。
在此还要谈起一个人与一件往事。1951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村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面对当时中国农村客观出现的农民自发组织生产合作问题以及山西省委对此向集体化方向作政权与政策引导，XXX与当时的华北局表示不认可与反对。当时，XXX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这无疑是空想理论或是假此而行的农村经济私有化先声。
即如今日“特别是”的私有化经济基础，那些拥有者，他们早已在与时俱进的特共组织里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是以XXX所谓的政权力量剥夺论及，要他们剥夺自己吗?可笑不?而我们还知道，所谓的”特别是“改革，所谓的初级阶段理论，其实就是挂社会主义的旗而发展资本主义。那么，它必然还再要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假设是发展起来了，又再怎样发展为社会主义?
这依然是所谓“二次革命论”的谬论又死灰复燃起来了。但其实它并无解决之法。因为“特别是”改革的所谓方法论不过就是“摸”而已。因为心里没底，更因为没有响应的理论为指导，所以，只好闭着眼瞎摸了。
三，决定政权的最根本力量是什么?
赵树理有一个反应山西农村抗日题材的中篇小说，叫《李家庄的变迁》。一个叫铁锁的贫苦农民，去太原做工时接触到一个“牺盟会”的革命青年小常，一次短暂谈话，铁锁感到很新鲜，也对小常这个共产党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结识的第二天小常被抓了，铁锁后来返回老家农村。一个晚上，因向同村的人们讲起小常，又因为小常的共产党身份，在山西当时顽固反共的政治白色恐怖下，铁锁被政府抓了。
赵树理是最善于写农村题材小说的文学大家，而由他开创了山西文坛的“山药蛋派”也因而得以影响甚广。他这篇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对于了解当时山西农村的现实情况可以提供很形象的参考。所以，以下且从这个小说中搬来一段，一俟读者朋友。
需要说明的是，事发年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下文中提及的铁锁是一个贫苦农民，小喜、春喜属于叔伯弟兄，显属恶霸之流，而李如珍是旧政权的村长，也是坏事做绝，三爷是阎锡山秘书长的什么亲戚。这些人都属当时农村社会的上层了，春喜与铁锁家为了一颗香椿树的归属发生争执，最后是导致铁锁破产，还赔上了一座房院。无奈之下，才来到太原做工。
“……他(指铁锁。引者注)的同行人很多，除了和他同来的，和他新认识的还有几十个，都住在太原新南门外叫做‘满洲坟’的一道街。这一带的房子都是些小方块，远处看去和箱子一样;里边有都是土地，下雨漏得湿湿的;有的有炕，有的就是就地铺草。房租不贵，每人每月五毛钱。铁锁搬去的地方，是一个长条院子，一排四座房，靠东的一座是一间，住着两个学生，其余的三座都是三间，住的就是他们这伙匠人。他搬去的时候，正碰上这些匠人们吃饭。这些人，每人端着一碗小米干饭，围着一个青年学生听话。这个学生，大约有二十上下年纪，穿着个红背心，外面披着件蓝制服，粗粗两条红胳膊，厚墩墩的头发，两只眼睛好像打闪，有时朝这边有时朝那边。围着他的人不断向他发问，他一一答复着。从他的话中，知道山西军败了，阎锡山和汪精卫都跑回太原来了。有人问：‘他两家争天下，南京的飞机为什么到太原炸死了拉洋车的和卖烧土的?’有的问：‘咱们辛辛苦苦赚得些山西票子，如今票不值钱了，咱们该找谁去?’学生说：‘所以这种战争，不论谁胜誰败，咱们都要反对，因为不论他们那方面都是不顾老百姓利益的……’ ”
“铁锁听了一会，虽然不全懂，却觉得这个人说话很公平。他把行李安插下，到外边买着吃了一点东西，回来躺在铺上问一个同行道：‘吃饭时候讲话的那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同行道：‘他也是咱们这院子里的房客，在三晋高中上学，姓常，也不知道叫什么。他的同学叫他小常，大家也跟着叫小常先生，他也不计较。这人可好啦!跟咱们这些人很亲热，架子一点也不大，认理很真，说出理来跟别的先生不一样。’ 铁锁近来有好多事情不明白，早想找个知书识字的先生问问，可是这些糊涂事情又都偏偏出在那些知书识字的人们身上，因此只好闷着，现在见他说这位小常先生是这样个好人，倒有心向他领个教，便向这个同行道：‘要是咱们一个人去问他个什么，他答理不答理?’ 这个同行道：‘这没关系，他倒不讲究这些，你要去，我可以领你去!’ 铁锁说：‘可以!咱们这会就去。’ 说罢两个人便往小东房里去见小常。”
“他们进了小东房，见小常已经点上了灯在桌边坐着，他还有一个同学睡在炕上。这个匠人便向小常介绍道：‘小常先生!我这个老乡有些事情想问问你，可以不可以?’ 小常的眼光向他两人一扫，随后看着铁锁道：‘可以!坐下!’ 铁锁便坐在他的对面。铁锁见小常十分精干漂亮，反觉着自己不配跟人家谈话，一时不知该从那里谈起。小常见他很拘束，便向他道：‘咱们住在一起，就跟一家人一样，有什么话随便谈!’ 铁锁道：‘我有些事情不清楚，想领领教，可是，‘从小离娘，到大话长’说起来就得一大会。’ 小常道：‘不要紧!咱们住在一块，今天说不完还有明天!不用拘什么时候，谈到那里算那里。’ 铁锁想了一会道：‘还是从头说吧!’ 他便先介绍自己是那里人，在家怎样破了产，怎样来到太原，到太原又经过些什么，见到些什么……一直说到当天晚上搬出会馆。他把自己的遭遇说完了，然后向小常道：‘我有这么些事不明白：李如珍怎么能永远不倒?三爷那样胡行怎么除不办罪还能做官?小喜、春喜那些人怎么永远吃得开?别人卖料子要杀头，五爷公馆怎么没关系?土匪头子来了怎么也没人捉还要当上等客人看待?师长怎么能去拉土匪?……’他还没有问完，小常笑嘻嘻走到他身边，在他肩上一拍道：‘朋友!你真把他们看透了!如今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奇怪!’ 铁锁道：‘难道上边人也不说理吗?’ 小常道：‘对对对!要没有上边人给他们作主，他们怎么敢那样不说理?’ 铁锁道：‘世界要就是这样，像我们这些正经老受苦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小常道：‘自然不能一直让它是这样，总得把这伙仗势力不说理的家伙们一齐打倒，由我们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出来当家，世界才能有真理。’ 铁锁道：‘谁能打倒人家?’ 小常道：‘只要大家心齐，他们这伙不说理人还是少数。’ 铁锁道：‘大家怎么就心齐了?’ 小常道：‘有个办法。今天太晚了，明天我细细给你讲。’ 一说天晚了，铁锁听了一听，一院里都睡得静静的了，跟他同来的那个同行不知几时也回去睡了，他便辞了小常也回房睡去。”
“这晚铁锁回去虽然躺下了，却睡得很晚。他觉着小常是个奇怪人。凡他见过的念过书的人，对自己这种草木之人，总是跟掌柜对伙计一样，一说话就是教训，好的方面是夸奖，坏的方面是责备，从来没有见过人家把自己也算成朋友。小常算是第一个把自己当成朋友的人。至于小常说的道理，他也完全懂得，他也觉着不把这些不说理的人一同打倒另换一批说理的人，总不成世界，只是怎样能打倒他还想不通，只好等第二天再问小常。这天晚上是他近几年来最满意的一天，他觉着世界上有小常这样一个人，总还算像个世界。”
结果没等到第二天小常再与铁锁谈话，小常就因共产党身份被抓了。为此铁锁还伤心哭过。后来他回村了。一天晚上，与同村的老乡一起喝酒叙话，他又想起了小常。对大家提到小常讲的抗日办法与共产党的纲领：“总得要把这伙仗势力不说理的家伙们一齐打倒，由我们正正派派的老百姓出来当家，世界才能有真理”，就因为这些话，铁锁也被当时的阎锡山政府抓了，后来形势出现变化被放出，又遇到了小常。小常代表“牺盟会”来铁锁他们村动员群众起来抗日动员。小常对大伙说：
“这‘打日本救中国’是我们大家的事，应该大家一起动起来，有钱的出钱，大家出力。从前是有钱的不肯拿出钱来，只在没钱人的骨头里榨油，这个不对，因为救国是大家的事，日本人来了有钱人受的损失更大，不应该叫大家管看门，有钱人光管睡觉——力是大家出，可是有钱人一定得拿出钱来。”
“至于大家出力，要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这个‘组织起来’很不容易。要听空名吧，山西早就组织起来了：总动员委员会、自卫队、运输队、救护队、妇女缝纫队、少年锄奸团、老人祈祷会，村村都有，名册能装几汽车，可是我问大家，这些政治究竟干过一点实事吗?”
大家都笑了，因为他们早就觉着这些都没抵什么事。
小常再说：“这种空头组织一点也没有用处，总得叫大家都干起实事来，才能算有力量的组织。为什么大家都不干实事啦?这有两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没有钱，没有权。没有钱，吃穿还顾不住，那里还能救国?像铁锁吧：你们看他那裤子上的窟窿!抗日要紧，可是也不能说穿裤就不要紧，要动员他去抗日，总得先想法叫他有裤穿。没有权，看见国家大事不是自己的事，那里还有心思救国?我对别人不熟悉，还说铁锁吧：就因为说了几句闲话，公家就关起他来做了一年多苦工。这个国家对他是这样，怎么能叫他爱这个国家呢?本来一个国家，跟合伙开店一样，人人都是主人，要是几个人把这做店把持了，不承认大家是主人，大家还有什么心思爱护这座店呢啦?……”
从这段引用的句子里人们是可以知道，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为什么不能成功的道理。今天同样是，如果占社会多数的人民被实质排除了对国家大事的话语权，而只由那些所谓的精蝇把住了这座店，又将会收获怎样的结果?人民不是被他们认为是维稳与河蟹的防范对象，就是为维护河蟹需要而进行的“救济与施舍”对象，如此的“与时俱进”接鬼政权又将会收获什么，难道还用再往下推论吗?
上面转述赵树理小说的部分内容，虽是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时间，但依然很具可比性与思考性。那样一个叫政府的行政作风，欺民骗民的本质显露，社会黑恶势力的肆无忌惮欺民与高层权力所作的顾护，老百姓被逼渐至无路可走，还有无论推行怎样的社会举措都要依靠相同的那样一些人，也就是产生了铁锁之问，为什么那些欺民的、作恶的总能持续不倒等问题，表明是不对此腐朽政权作彻底打倒推翻，不把那些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首恶之徒惩办，老百姓将永无出头之日。但于此需要强调，此仅为对一篇小说的个人评论，奉劝善于无端联想的好事之徒与因为自身行为导致忧惧惊怕的风声鹤唳之辈，切莫对号入座。更不要做贼心虚而导致无事生非，又将一贯性的河蟹维稳手段使出来。而此，仅能招致天下笑柄与深耻为之。
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在毛泽东时代，这位人民的贴心领袖以自己毕生的奋斗与探求，践行了中共对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让人民实实在在当了家做主人。但“特别是”呢?所谓执政为民的喊声震天价响，好似以前的毛泽东时代执政不是为民而是为其它什么目的的。但究竟谁才是真正执政为民，人民心里有本清楚账。所谓人民，人民中的最大多数还是工农这个群体，而执政为民要首先为了工农这个群体，工农当家做主的最根本标志是什么?当然是拥有生产资料。对于工人来讲是作工厂的主人而不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与盘剥对象，对于农民来讲是首先拥有土地，然后才是工人主人翁权利得以体现的参与工厂管理与农民作为农村生产资料主人资格的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而对农业发展的合理科学探索。我们很难想象是失去工作岗位的工人与被迫进城务工农民能称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是工人连基本拥有的生产资料都被以所谓改革之名实际剥夺殆尽，又以继续深化与“啃硬骨头”之名即将实施农村土地流转，被剥夺至两手空空的庞大工农群体，如果还硬要称是国家主人，那么，还有比此谎言更无耻的谎言吗?而一个如此与时俱进的改革接鬼政权，一个只会对外输送财富，对内只顾极少数权贵利益阶层的利令智昏政权，由其主宰的国家接下来又将会招致怎样的命运?
无论是以怎样的冠冕堂皇理由，自己制造怎样有利于持续剥夺的各种借口，如此剥夺人民当家做主神圣权利，都是对中共性质的最彻底背叛!还想提醒：人民不傻!虽是具有权力为基础，有着国家机器作背景，我们不否认短时间你可以达到剥夺人民权利的目的。但切莫忽视，人民也具有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可以拒绝你行驶国家管理资格的权利。
四，“特别是”究竟是谁在当家做主?
论及当家做主的权利，就离不开谈国家的权力。
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这应是毛泽东同志以几十年从事革命的历程再至夺取与建立、巩固政权为我们所提供的有益经验思考。在中共成立前后，中国的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即使在“五四”的主题中，也没有农民的一席之地。在中共的日程中，是没有农民位置的。因为直到1924年还没有一位农民成为中共党员，到处都认为农民没有闹革命的需要与天才。
直到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同志才提出应该注意与重视农民问题。此后的1925年，针对党内客观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重与国民党合作，忘记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重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科学预见与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为此他曾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反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1927年3月间，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同志从1月4日至2月25日，历时32天，亲自走访与调查了湖南的许多农民运动开展蓬勃兴旺的地方，作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光辉论著。再次回答了关于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与对农民问题的漠视。1924年8月间，毛泽东同志还应邀为成立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使中国的农民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对莫斯科来说最得意的是统一战线。而对中共的多数领导来说，最麻烦与头疼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得到好处，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对毛泽东来讲，最关心的还是民众问题——实则是农民问题。他从湖南农民问题的调查中得出，对革命应该为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火，并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熔化旧的世界的同时又能创造新的革命的重要问题都有了明确答案。他认为革命应该为的是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在农村。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首先点燃，因为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中资本家的压迫更严重也更残酷。
而综合对农民问题的深入调查和分析，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同志断言：新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只有他能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农民，因为“军阀政府90%以上的开支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民，而他们又是生活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 “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被推翻。” “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一旦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推翻压迫几千年的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政治统治。” “而城市中工人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并不希望立即从政治上打垮资产阶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乡村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见解非但是独到的，而且是正确的。他以创造性的思维所得出的结论，包括所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已被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革命的经典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只有毛泽东深信，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是农民。尽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如果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积极同盟军的参与，革命永远也不会取得胜利。中国革命不同于欧洲的是，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太弱，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着政权，掌握着军队，占领着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动农民。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这在欧洲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说，在中国，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能否依靠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获取政权依靠农民。在取得政权之后，再为农民谋取利益才是稳固政权的必然之因。私有化市场改革，也是看透了这个，先以小利即小仁政施小惠于农民，但私有化改革深化发展至今，却已形成从农民手中开始大肆掠夺。即使连土地也不能幸免。那么，从上述政权与土地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利令智昏的政权，如果对农民下了最后的杀手路，即使再怎样由冠冕堂皇理由包装，都将无法保证政权的持续稳固性。而依照维稳河蟹的黔驴技穷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永远无法保证长远。
中国与其它任何国家最大区别在于，人民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享受过毛泽东时代真正当家做主的大民主权利;更还在于，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这个国家与世界，即使现在也正在继续发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是，将来也还会更加持续发生作用。关于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着的世界，正在逐渐觉醒与深刻思考的人民，也将以实际行为表明：任何以强权力为背景的人为意志，都无法对此作出稍许改变的。对于那些公开的非毛、反毛言行，由于人民的强烈抵制与抨击，有人与某种势力或许还会作形式上的变化。即是与时俱进作了变化的仅是口头上、形式上的例行纪念，却实质抽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与深刻内涵，仅留以空洞化名称而无实质内容的新型非毛、反毛变种，同样将不得人心，也必将为人民一眼看穿。
这个社会的本质还有待于我们继续观察与研究。只有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基准，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对社会实践的认识与解读，再辅之以自己对诸多社会现象的调查和认知，才能得出最符合社会实际的客观答案。而想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不被一些表象的东西所迷惑，这些都无法绕过。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思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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