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皆亡国”考
“亡国”二字，是自古最伤痛的字眼。崇祯之言“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读来痛心。《韩非子集·有度》篇开头一大段，说了“今皆亡国者”的四位国君，他们是：
楚庄王(公元前613年立)，
齐桓公(公元前685年立)，
燕襄王(燕有襄公而无襄王，旧注认为或指燕昭王，则是前311年立)，
魏安釐王(公元前276年立)。
韩非子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主张以强法治国。
所以，“今皆亡国”的这四位国君，必体现了这条原理，韩非子才拿他们来举为事例。这四个例子的当事人，他们的元年距离韩非子遇害的年代(公元前233年)，分别是三百八十年，四百五十二年，七十八年，四十三年。韩非子遇害时，楚，齐，燕，魏四国都仍在，没有亡。《有度》篇却说这四国都亡了，这是怎么回事?
一
“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氓社稷”的“氓”，当理解为“无”，是说楚庄王死了，死了也就不掌握社稷了。
韩非子遇害于秦始皇十四年，秦灭楚在十年后(公元前223年)，已死的韩非子不可能知道秦灭楚这回事。那么，“荆以亡”，当有所指。
查《史记·楚世家》，“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名言，就是楚庄王说的。
楚庄王以前是“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欣赏歌舞，不问国事，后来纳进忠言，“罢淫乐，听政”，于是“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用了伍举、苏从这些贤臣，国家兴旺强盛起来，以至于率领楚军讨伐“陆浑戎”时，一直打到了周朝的郊外，向周王派来劳军的使者王孙满问周鼎之轻重，成了又一个有名的典故。
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雄武之主，正如韩非子概所言之的“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是一个“奉法强”的例子。
那么，韩非子所谓“荆以亡”，在楚庄王身上还没有发生。楚庄王之后，楚国还有三百五十八年才灭于秦，在这之前，灾难性的事件确实不少，原因也可以从“奉法弱”上去说，但楚国却是存在的，没有亡。那么，韩非子所谓“荆以亡”，在他那时，只能说是对于楚国大势的一种概括，等于说“现在楚国已经差不多快要亡了”。如果此文是在秦国写给秦王看的，则十年后楚亡，基本上说得是准的，如果是在韩国写给韩王看的，时间上也就是提前几年而已，在对楚国的大势估计上，说得也不算差。但无论怎样，说“荆以亡”，并且列为“今皆亡国”的四国之一，还是令人很生疑问的。
旧注在“荆以亡”下解释说，“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则由奉法有强弱故也。”以“全亡遂殊”来替换了“荆以亡”，意思是说庄王之后到现在是“面目全非”了，将问题含糊了过去。
二，
《有度》篇中说“今皆亡国者”的第二个例子是齐桓公。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
齐桓公(公元前685年立)，因为得到管仲、鲍叔、隰朋、高傒的辅佐，而成为春秋一霸，这是很有名的。他的死也很有名，因为内乱而无人收尸，以至于“尸虫出于户”。就这一点来说，齐桓公执政的一生中，就有韩非子从法家视角所认为的“奉法强”与“奉法弱”而导致的治与乱的两种情况，但严格说，齐国并没有如《有度》篇说的已成“亡国”。
齐桓公死后一百年，到公元前539年，晏婴说出了“齐政归田”的秘密，齐国的政权已经被田氏掌握。齐国本是姜太公吕望所立，是吕氏齐国，晏子时田氏虽执政，齐国在名义上仍是吕氏的齐国。又过了一百六十年，到公元前379年，《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太公望之后绝祀”，这时的齐国，从名到实，就全是田氏的了。这个情况，该算是在韩非子《有度》篇的所说之中。此时齐国虽然还没有灭于秦，但本来吕氏的齐国，是早已亡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有度》篇把齐国列为“皆亡国者”之一，是可以成立的，但另一面，齐国又并未亡，东方六国之中齐国是最后一个为秦所灭的，其时韩非子已经遇害十二年了。所以，作为韩非子的文章《有度》篇，把齐国列为“今皆亡国”，仍然是语焉不详，是个疑问。至少，我们已经觉得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今皆亡国”，而要如前面旧注所说的“遂殊”上去理解了。
三，
《有度》篇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
从“残齐”一语看，所谓燕襄王，是指燕昭王。他在燕国遭齐国大创的国难之际，被拥立，筑台招贤，后来以乐毅为上将，联合秦、楚与三晋(赵韩魏)，大破齐，燕兵直入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齐国只剩聊、莒、即墨三城不下，其余皆属燕，达六年之久，可谓赫赫之功。
至于燕昭王之后，不过六十年，燕亡于秦。
燕国的走下坡路，始于燕昭王的儿子燕惠王排斥乐毅，齐国反攻过来，夺回全部失地。
燕国之亡，有着悲烈的故事，这就是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
燕国走下坡路，从治国而言，其“奉法强”定然是不及昭王时期的，是“奉法弱”了。但燕之亡，决定性的还有东方六国衰败，不能合纵，秦国必将一统天下这样的大形势。
韩非子遇害后十一年，燕国才亡于秦，所以，他的著作《有度》篇仍不得探后而言“燕以亡”，也只能理解为燕国的情况走了下坡路，“遂殊”于以往了。
(至于“平中山”，《史记》在燕昭王事迹中无记。在燕昭王即位之前几年，燕国乱，这时的中山国可能趁机掠夺过燕国。但中山国处于赵国腹心地带，在《赵世家》中记载讨伐中山国较多，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就与要灭中山国有关，在赵武灵王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连续发起对中山国的进攻，可见小小中山国也不是好攻破的。后来赵武灵王自称主父，立儿子为赵王，于赵惠文王三年，终于灭了中山国。灭中山国，是赵武灵王一生的一个大事业。中山国在今河北保定一带，有其出土文物甚丰甚精，可见其国虽小，经济文化却颇发达，只是周边战国的形势使它不能有扩张发展。从《战国策》所记看，当时中山国行儒道，这影响了它的进取，因为战国是“争于气力”的时代。)
四，
关于魏国，《有度》是这样写的，“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卫)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
今查《史记·魏世家》，以上所谓魏安釐王的这些功绩，皆无一字记载，记载的是魏安釐王年间一系列的外患与败仗：
元年，秦拔我两城，
二年，又拔我两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地)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
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
九年，秦拔我怀，
十一年，秦拔我郪丘，
所以，韩非子《有度》篇陈列的魏安釐王的那些赫赫功绩，至少司马迁在《魏世家》的正文里没有采用。
所谓“加兵于齐”，有这事，但有所夸张，《六国年表》魏昭王十二年记有“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但这是魏安釐王即位之前八年的事，这一战的主角是燕国，魏国只是配角。魏国较强的时候，并不是魏安釐王时代，而是在这之前的一些时代。魏文侯，魏武侯年代的“奉法”求治大约都是较有效的，使魏国走向“强”，到梁惠王时，承上代之业，可能最强，但“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至于不得不从安邑迁都大梁，也成了魏国由强盛走向衰退的转折点。
魏安釐王十六年，魏国的信陵君回到魏国，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窃符救赵，击退秦兵对赵国都城邯郸的包围，保全了赵国;二是约了五国之兵攻秦，击败秦军，秦将蒙骜败走，这次能成功地五国合纵，大约是趁着秦国这时秦昭王死了三四年，就这三四年间又连着死了两位国君(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有些乱。第二年，秦王政(就是秦始皇)即位，秦国就不是那么好打的了。但秦王政即位的这一年，魏安釐王也死了，后来信陵君也死了，魏国就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二十二年之后魏亡于秦。
因此，《有度》篇的立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虽是对的，所列举的这些事例，于史却很有些对照不上。
当然，《有度》篇对魏国的这些业绩，我们还可以从史书中去细找，或者假如史书未载，事实上也许都有过的，但司马迁没有在《魏世家》里采用，却也已经让我们有点失去了信心。
我们若将上述之“亡”字，统以“殊”字替换，就比较符合韩非子做为此文的年代情况了，即：“……荆以殊……齐以殊……燕以殊……魏以殊……今皆殊国者……。”因此，旧注将“亡”字亦释为“遂殊”，是对的，但尊重旧籍，没有删去这个“亡”字。
此外，《韩非子·孤愤》篇中说得明白，“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所以，《有度》篇中这个“亡”字，依此例，原不能照“亡”的字面理解。
总之，从《有度》篇看来，读古人书，有时也只得大而化之，难怪陶渊明以不求甚解的态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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