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奸》、《十过》的针砭
一
韩非子《八奸》篇对于“人臣之所以成奸”，列出了八种情况：
1，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2，在旁。优笑侏儒，左右近习。……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
3，父兄。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
4，养殃。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
5，民萌。为人臣者，散公财以悦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
6，流行。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
7，威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
8，四方。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群，使之恐惧。
八条之中，前五条，是关于政治与生活腐败方面的，后三条，是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其第六条是利用“辩士”鼓吹“流行之辞”， 而且不仅是鼓吹而已，暗中还有活动，“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第七条是豢养黑社会，第八条是与大国勾结。韩非子目光犀利，直陈时弊，抓住了里里外外的问题。
在《孔子家语》第二篇《始诛》里，孔子给少正卯定为“大恶”的理由，共计五条：
一曰心逆而险，
二曰行辟而坚，
三曰言伪而辩，
四曰记丑而博，
五曰顺非而泽
孔子说，“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他认为少正卯全犯了，所以必诛，孔子早就把他看在眼里，执政才七天，就把他办了。
且不说孔子的办事效率之高，孔子给少正卯定下“大恶”之罪的理由，也许还成了后来“君子”给“小人”定罪的重要参考，乃至只要按这意思去说，总不会错。比如，苏洵的著名的《辨奸论》里的“今有人”，指的是王安石，认为王安石将会是像历史上王衍、卢杞那样“误天下苍生”、使得“吾子孙无遗类矣”的大奸大恶之人，其揭露王安石的几句话，正是孔子给少正卯定罪的一种翻版，对应如下：
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言伪而辨，心逆而险)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行辟而坚，顺非而泽)
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记丑而博，心逆而险)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心逆而险，行辟而坚)
这些理由，都不具体，据说当时王安石尚未执政，苏洵看王安石不顺眼，作此文以暗指其人，结果证明王安石是被苏洵事先说中了。从北宋末年朝争之激烈与朝廷言论之自由看，此文写在王安石执政的或前或后，并且在士大夫中间传开，都是可能的。令人发生感想的是，何以这些“罪名”，竟与孔子给少正卯的定罪很相似?
模糊判断大约是炼成这种罪名的方法，就是无须具体罪状，凭着言行的大体，作出方向性判断，就会很本质很深刻。另外还有心机判断，就是直指内在心机，指出其深心阴暗的东西。这两种判断，带着很大主观性，但又确实有一个认识对象的存在，这些罪名也是一种认识的结果。这种认识，这种判断，有一个标准，就是“礼”的标准。
这个“礼”的标准的存在，就是苏洵不约而同于孔子的原因。
人之常情是“面垢而不忘洗，衣垢而不忘浣”，这应当在“礼”的范围内，但王安石平时却是邋蹋不拘：“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是很不符合“礼”的要求的。打开《礼记》，其中所立“礼”的规矩很多，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随手就能翻到几条，比如，“敛髪毋卷，毋箕，寝毋伏，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当阶，就履跪而举之，屏于侧……”。这些，有的是符合生理卫生的，有的是繁琐的，而都归于严格等级制。
但苏洵对王安石的不满，并且认为能看透王安石是一个大奸，当然不仅是依据这些好像言之凿凿的小节，而是依据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对王安石准备“变法”的一套极不赞成，这极不赞成，最终一定都可以归结到“礼”上去，所以那才是义正辞严的，也才能有朝一日实行“君子之诛”。
韩非子《八奸》里的这八条，跟孔子诛少正卯的五条，跟苏洵“诛”王安石的几条，显得不太一样。这八条，条条具体，条条都是陈述当时的现实，并且也应该是国人眼中所有，只是笔下所无的。韩非子重在描述，只给予一个总的概括，叫做“八奸”，认为这八种行为危害国家。
少正卯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苏洵给王安石列的罪状，也可以说，都是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的：
“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从一般要求说来，一个士大夫难道不当如此吗?士大夫能这样有何不好呢?你怎么能断定他这样是不真诚的呢?
“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什么叫“好名之士”，什么叫“不得志之人”?你苏洵不也千里迢迢，从四川到朝廷求功名来了吗?你好名不好名?你不想得志么?你凭什么这样说别人?
“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这是说王安石和他的追随者们正在提出他们的政见和主张。这为什么就叫做“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他们没有在朝廷上提出自己主张的权利么?至于“以为颜渊孟轲复出”，简直就是后来的“莫须有”了。
最后一句“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更不具体，而且，“与人异趣”也能成为罪名么?
从这个角度看，苏洵此文，确实很可能是写于王安石正在跃跃欲试的执政之前，因为这时候要罗列具体罪名是很困难的，等到王安石变法实行了一阵，利弊呈现，具体的东西就有了，那时候罪名就能具体些了。所以，苏洵只不过站在某一种利益的立场上，凭着本能似的预感(所谓“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以及所产生的反感，对王安石发出诛心之语的咒骂而已，这就是模糊判断加心机判断。因此，孔子给少正卯定的“五条”，条条是“诛心之语”，它不用一一罗列具体罪状，而只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就能置人死地，进而十分具体地消灭其生命，还要在朝廷上暴尸三日。要说“心学”，也就有着这样反面的运用，用于“攻心、诛心”。
二
有一位先生的文章说：
“后世部分儒家，包括朱熹、康有为，从尊孔出发，亦侈言‘诛卯’，原因是儒学独尊后，部分儒生挤进官场，情不自禁地想用手中权力，或借助统治者手中权力排斥异端，乃至政治上对手。忘记先师‘焉用杀’的教导。其下滥者借此为兴文字狱者立论造说，推波助澜，去先儒仁者爱人思想尤为遥远。”
这位先生言下颇愿意“客观，公正”。其否认有孔子诛少正卯之事，说只是荀子《宥坐》篇创造的故事。确实，孔子说过“仁者爱人”的话，能说这样的话总是好事情，不过，也要看到，那时并不存在这位先生言下的泛爱主义、普世之爱，人分等级是那时最鲜明的时代社会现象，儒家不但决不反对，而且是等级制的专门家，《礼记》就是记载等级制的大经典。“礼”也不是他们的原创，他们只是记载着，维护着、推崇着。
在《礼记》上，人的生老病死葬祭，什么都很有等级秩序，不可越制乱来。《礼记》中甚至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
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当然，这只是孔子对于楚军追杀吴军时某一细节的评论，上升到“礼”，归结为“礼”，而加以赞赏。他真是“礼”的大专家。
如今我们究竟要不要“礼”呢?事实上，“儒术独尊”了几千年，儒家之“礼”无所不在溶化在现实生活之中，其中有着人类作为社会群体的必要的合理的东西，即社会文明通常须得遵行的一些东西。“礼”也不全是孔门的发明，孔子有其师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扬“周礼”，孔门儒士进行了记载、总结、规范、推广的工作。
几千年历史长河浪淘着“礼”，凡是生活必需方面的，都会保留下来，凡是讲尊卑等级的，就会被淘汰而去，凡是有悖人的平等的，就会受到人们的责疑和抵制。
当后世人们，要以“礼”来纠正或弥补韩非子，比如东汉的王充，那充其量就只是些小礼，恰如王充所说，好比一个人总得要有衣有冠有履的出来见人才是。
“礼”之中，本来包含了“法”与“刑”这些重大部分，孔子对于自己能掌握到国家权力，以贯彻自古以来崇高的礼义体系，很执著，也很自信，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斯言也”(《论语·子路》篇)。结合《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执政情况，有助于深入理解《论语》中的这些话，而不至于以为只要口念“仁爱”，不用“法，刑”，就能“三年有成”或“胜残去杀”。
《礼记·王制》篇关于“法，刑”有这样一段话：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接下来的一句话也很重要，它给坐上大司寇宝座的人留下了临机处置之权：
此四诛者，不以听。
就是说，这四“杀”，是不用“三公参听之”的，也无须“以狱之成告于王”。
杀少正卯的理由，不就包含在其中吗?孔子诛少正卯，是有他的“法律依据”的，就在《礼记》里。或者，是孔门弟子将孔子诛少正卯的理由，编写进了《礼记》，成了“法律文本”里的内容。
从《礼记》这部“根本大法”来说，孔子杀少正卯不用听取上面的意见，可以自行决定，“不以听”，所以《家语》上就没有记载孔子请示了谁，也没有记载职级高于孔子的执政大夫的意见，也没有记载鲁公的态度，只是记了那么一句话：“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确实，如果要请示或讨论，哪有这么爽利?
韩非子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法家”，其学说实际上也是“礼”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他认为他的时代国家急需强调他所说的这样一部份。后世儒家如苏东坡王船山竟好像不认得“刑、法”了，却不知其实骂到了祖宗的头上。我们不由得想到司马迁的深刻，他在《论六家指要》中早就说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各家之说有各家之说的侧重与偏颇，它们却同样是为治理天下出主意，出发点与落脚点一样，是同源异路而又同归的。苏东坡痛骂韩非子，至少也是一时没有想到司马迁的《论六家指要》。
但是，作为所谓“其极惨礉少恩”的韩非子，与作为鲁国大司寇而斩齐国侏儒、诛鲁国大夫的孔圣，区别又何在呢?
从形式上看，他们可算是没有区别的，都高悬“法”，有“刑”在手(韩非子著书是停留在文字上，孔子是具体执掌过鲁国的司法大权)，而从社会时代的内容上看，他们的区别就显出来了：
处于春秋末世的孔子是为了维护《礼记》所体现的那个等级森然、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井田制是其经济社会基础。《家语·正论解》中记载孔子不赞成“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认为是违背“周公之典”的“犯法”行为，是苟且之行)，其政治纲领可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来表达(《论语》之《尧曰》)。
处于战国末世的韩非子则是替自己岌岌将亡的国家着想，要求能立足于“争于气力”的时代特点(井田制早已崩溃，到处土地兼并，国家之间也在兼并)，来决定拯救国家的良策，强化一些东西，去除一些东西，其中甚至把“儒”列为国家“五蠹”之首加以排斥。
本来同源的，就这样变成了对立的。但毕竟，它们同源于司马迁所说的“务为治”，而在理论上朝着不同的流向发展开去，最后又同归于“务为治”，这就是它们既有似乎相同之处，却又似乎截然对立的原因。
“独尊儒术”之后，韩非子实际上被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充分吸收，然而，却没有他的地位，也没有他的好名声，他实际上是被儒家很成功地既吸收又污蔑了。
三
韩非子的《十过》篇，就是罗列了君主的十种有害于自己以及国家的过失，并且围绕这“十过”，举出生动的历史事例，以证明这“十过”确实是缺点、错误、过失、罪过，要不得。
看这“十过”，觉得换了孔圣或孔门弟子，大体也会这样认为的，但是不是能这样陈出忠言，就难说了。因为孔圣给了他们一些教导，让他们对君主进谏要很有礼貌，要适可而止，所以他们不可能做到韩非子这么剖心忠谏的地步。
韩非子从他的时代社会国家情况出发，高举所谓“因法数”的旗帜，而“法，刑”之本源乃出于《礼记》忠实记载和阐释的古时“帝王之术”。 《礼记》之《礼器》说，夏商周三代以来“礼”是一致的：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
韩非子《十过》篇体现的“忠君”思想，以及要求国君遵循“礼”，其源也只能说，仍在三代以来的“礼治”理论之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他独独地创造出来的。
君之“十过”是：
1，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
2，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
3，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
4，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
5，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
6，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
7，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
8，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
9，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
10，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十条里面，以“谏士”来说，君之每一“过”产生之时，都该有他们及时进谏的身影出现，虽然十条中只提到三次，即“忽于谏士”、“不听忠臣”、“不用谏臣”。
第三，第九，第十条，涉及外交，其余是内政。无论内政、外交，要能正确，都要靠君主的英明(同时少不了臣下的忠言)。既然指出“十过”，则是指出不英明或不正确的情况。我们试着来对应一下：
1，“行小忠，则大忠之贼”，
在儒家经典里，至少这意思是有的，《论语》的《阳货》篇有一名言，“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那种“行小忠”而不顾大忠以至害了大忠的臣子，就是一种“乡愿”之人，把以无原则为其特点的“乡愿”的德性带到朝廷中来，损害着国家大计。
2，“顾小利，则大利之残”。
《论语》里说，孔子是“罕言利”的，《孟子》里名言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不是不主张要利，而是认为“仁义”才是国家的大利，那“上下交征”的“利”，是小利，小利而上下交征，则“国危矣”，国危当然是大不利、失大利。《论语》的《子路》篇说，“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谷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直指“见小利”之害。
3，“行僻自用，无礼诸侯”。
《礼记》的《聘义》篇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
战国时代，光靠待诸侯有礼，大约是不能保证国家安全的，但也不必无礼诸侯，给人家以前来讨伐的借口。
4，“不务听治，而好五音”。
《礼记》的《乐记》里说，“宫商角征羽”五音并不总是好听的，“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动。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5，“贪愎喜利”。
《大学》里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6，“耽于女乐，不顾国政”。
《论语》记载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于君子的好色不好德，很反感的。《礼记》的《坊记》中说，“诸侯不下渔色”，“君子远色”。这是鉴于“民犹淫失而乱于族”。
7，“离内远游，忽于谏士”。
万经之首的《易经》的《文言传》里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孟子》里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8，“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
《易经》之《系辞传》第六章说，“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9，“内不量力，外恃诸侯”。
《易经》的《文言传》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10，“国小无礼，不用谏臣”。
《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者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对于“谏”，《礼记》的《少仪》里倒是对于进谏者提出了要求：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调，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扫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
查《论语》，可知孔子不主张硬谏、死谏，而主张要察颜观色：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八佾》)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卫灵公》)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
在《礼记》的《曲礼》篇，明确写着：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
至此，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一路，在对“十过”的认定上应当不至于不赞成韩非子，但要说能像韩非子这样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问题，直谏、硬谏、冒死而谏，大约不可能，因为这样不留情面指出君主之过，将会引起君主大怒而于己不利，韩非子却是这样敢于触拂逆鳞。在儒家经典里很难查到劝告君主应当如何纳谏的话，也就不奇怪了，至于指着鼻子责备君主“忽于谏士”、“不听忠臣”、“不用谏臣”，就更不可能了，虽然说“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但这样的人也只能是伯夷叔齐之类的凤毛麟角而已。但是，也要承认，孔子对于能进谏、以至于能死谏的人，还是很佩服的(《论语·微子》)：
微子去之，箕子为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