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孤愤与孔夫子的中庸
《孤愤》篇很有名，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写道：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那么韩非子有何“孤愤”?他想要怎样?
《孤愤》篇开头一句话，就为国家最需要而他最赞赏的人，高标出一种了不起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是政治品格：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我们知道，这种“明察，劲直”的品格，有可能会遭到另一种形容：
阴贼险狠，与人异趣。(苏洵《辩奸论》)
往往可以用这样的可怕的古语来评论、劝说，以至指责他们：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劝说商鞅。)
首先，韩非子针对可能有的对于“明察”而“劲直”的“智术之士，能法之士”的指责，作了一个严正的回答：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重人”?韩非子说：
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
既然如此，为什么“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反而会被污蔑为“重人”呢?因为他们：
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
所以，这种“士”与那种“人”之间，是严重对立、成了“仇”的：
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韩非子这一描述，至少可以说，反映了战国时代诸侯国中的普遍现象，还可以向前延伸说，是春秋以来各国朝廷都存在的常见现象，而不只是他所在的三晋之一的韩国才有的现象。“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
那么，“重人”是怎么“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呢?原来，他们在四个方面得到助力(四助)，所以他们“重”起来，“力能得其君”，“外内为之用”：
1,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别国要来办事，也要通过他才行，要不然办不成，于是引起与诸侯国的争端。)
2,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百官不靠他，就不得上升，于是百官为他所用。)
3,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国君的左右近臣不他所用，就会被弄离国君身边，于是都在国君面前说他的好话。)
4,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学士们也为他所用，要不然俸禄与地位就低，所以都异口同声吹捧他。)
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这整个说的是“人主”大权旁落，奸臣“一手遮天”以至势力盘根错节。
如果“人主”与“重人”本是一致的，“重人”就更“重”了，得国君之“信爱”，“官爵贵重，朋党又众”，举国没有说他不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对“智术之士”当然十分不利，有“五不胜”：
1，以疏远与近爱信争;
2，以新旅与习故争;
3，以反主意与同好争;
4，以轻贱与贵重争;
5，以一口与一国争;
不利的情况还不止此，“智术之士”往往成年累月很难见到“人主”，而“当途之人”正好相反，他们能“旦暮独说于前”。
“智术之士”处于上述这样糟糕的境况下，与“当途之人”是“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焉得不危”?于是迫害也就随之而来：
其可以罪过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
韩非子指出：
当途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
这些人上下一起，使“国家危削”，真是“大罪”，而又“弗禁”，则为“大失”，这样“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以上，就是韩非子的“孤愤”。
对于如何消除上述严重弊端，从而不再使“智术之士”产生“孤愤”，他没有拿出好办法，唯有劝说“人主”能够有英明的见解和相应的措施，并且用“国家危削”来对“人主”猛敲警钟。他尽了他的所思所能。
秦始皇读到韩非子这样的文章，说，“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说明秦始皇与韩非子大有同感，意识到这种大问题的必然存在，韩非子所言确实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并且是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事实上，秦国后来之完，就直接与赵高与李斯这样的“重人”、“当途之人”有关。
这些且不说它。我们要考察一下，孔夫子有没有这种感受?他持什么态度?从这种比对中或许可得到某种启示。
首先，孔子是巨儒，“礼”的大专家，其政治理想是追求夏商周三代强盛时那样的“君君臣臣”(君是君，臣是臣)，天下一统，不满于天下的分崩离析、争强欺弱、诸侯争战，这个心情和要求，反映了时代问题，只是他的“克己复礼”，却是要倒退的，精神上虽有“唐吉诃德”式的伟大之处，事实上“退”的空想行不通，他那等级森然的“礼”的世界对于人们也并不美妙，没有人听他的。
从某种角度，韩非子感受到的，孔子早就有感受，只是对待的态度与方法，与韩非子是两样。韩非子认为“不可两存”，孔子认为可以有一条中间道路。
《家语·三恕》篇，记载“伯常骞”(此人在本篇中自称“骞固周国之贱吏也”。《庄子·则阳》篇有“仲尼问于大史大弢、伯常骞、豨韦……”，可见，伯常骞不是孔丘弟子，是周室史官)向孔子提了一个问题：
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
有所困惑的伯常骞向孔子提出的“今欲”的问题，正是“中间道路”的问题。
但是，“亦不……亦不……”，是“二全”之想，然而又觉得这想法难以实现，所以来请教于孔子。这个问题，与韩非子所说的“智术之士”面对的困境，撇开具体内容，或有相通之处。但伯常骞却没有表现出韩非子那样的“孤愤”，他只是有所困惑、找不着出路，在韩非子那里是自信想到了出路，但实行很难。
孔子如何回答伯常骞?他先是大叹伯常骞的这个问题提得深：
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
然后，孔子就讲了一大篇话，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恼人的既要“二全”，又实为“二难”的问题，夫子一直也多方面思考着的，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遵循一条“中庸”之路：
1，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
2，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
3，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刚折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则不亲，就利者则无不敝;
4，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焉，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拂。
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前三条是“二难”之境，最后一条是“君子”的选择，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取“养世”的态度为宜，也就是不管“世”是什么情况，“君子”要立足于“养”好自己，方法就是“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拂。”要晓得轻重，不要走得太前，不要走得太后，不要太得罪人，察颜观色，看准风向，聪明乖巧，总之，是“明哲保身”的意思。照这样做，伯常骞的提出的“身亦不穷”可能是办得到的，至于“道亦不隐”，怕是打了大折扣，办不到了。
以上孔子所言之意，在《论语》中可以找得到对应：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礼之用，和为贵。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无可无不可。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趣的是，《家语》中的孔子，最终走进了老子的境界：
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
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若以孔子之意去说服韩非子从“孤愤”中解脱出来，韩非子将不会采纳。
孔门记载孔子的主张，还可见于《中庸》、《大学》，与《家语》也是一致的：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而不悔。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当然，《家语·三恕》中也写到孔子也曾主张“诤”：
昔者明王万乘之国，有争臣七人，则主无过举;千乘之国，有争臣五人，则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争臣三人，则禄位不替。
但孔子这只是说的“昔者”，而不是他的当时，言下之意当时情况很缺这种“争臣”，这种“争臣”也不好做。《礼记》说：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在《孔子家语》之《辩政》篇，孔子把进谏分为五类，“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讽谏”，进谏者可以“度主而行之”。孔圣说自己“吾从其讽谏乎。”前四谏正是“显谏”，是不合《礼记》的。照此看来，有可能孔子连《礼记》所定的“三谏”也做不到。
所以《家语·三恕》篇接着就写了孔子答子路的话：
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
有时干脆就不谏，把自己好好隐起来最为重要，仍是《论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话。到他们一旦出来做官的时候，则“衮冕而执玉”，要有足够的神气。
总之，“明哲保身”一语虽不出自孔子，而出自《诗经》，孔子的主张却深知这种“保身”之道。但孔子虽主张在“邦无道”的时候“明哲保身”，他却有一句名言：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孔子这句名言估计是在他其道不行、很不得志的时候说的，其所赞美的这种品格，最能当之无愧的人，至少，韩非子该算是最突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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