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之象征
和氏璧的故事很著名，二千多年前，韩非子拿这个故事来比喻了怀才不遇的悲剧。和氏璧是自然之宝，但玉藏于璞之中，“法术之士”或“智法之士”怀国家所需之宝，当他们的理论主张藏而未露之时，也只是璞而已，是“帝王之璞”。
和氏抱璞怀璧不遇，以至被断了两足，与当时“智法之士”很难受到重视，并且会受到迫害，有某种相似之处，可以用来作比喻。
“智法之士”的典型人物是吴起与商鞅，他们以其一套理论主张对治理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结果却遭到了最悲惨的结局。
如果说，和氏抱璞怀璧不遇，是含着悲剧意味的种子，那么这粒种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竟然长成了吴起与商鞅悲剧的大树。
韩非子发现了和氏璧故事的文化价值就是它的悲剧性，并且正好可以对应于吴起商鞅的故事，就写成了《和氏》这篇不长的文章。
和氏璧故事涉及三代楚王(武王，文王，成王)，前两代楚王都信了“玉人”(能鉴别玉石加工玉石的专业人士)，认为和氏献来的是石而不是玉，于是“以为诳”，将和氏断足，献了两次，断了二足，第一次被断左足，第二次被断右足。先后失去两足的和氏的悲愤可想而知，他“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血。”
断足就是“刖”，是一种刑法，当时的刑法还有“肢解”、“车裂”之类，后来用于吴起商鞅者即是。这些，岂不正是“法治”?看来，在还不可能“刑措不用”的年代，问题只在于，刑法为哪一方面所用?用得对与不对?
韩非子所说的“法术之士”或“智法之士”，并不是狭隘指懂刑法用刑法的人，而是指吴起商鞅这些用他们的一套来治朝廷、治社会，让国家走上耕战强国之路以图存或争霸天下的人士，他们的一套名之曰“法治”，是指一条政治路线，与“礼治”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空谈“仁义”的那一套“礼治”不管用，而且是误国、害国的。
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阵。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
就是说，如果君主采用了“法术之士、智法之士”的主张，就会得罪到上上下下这些自私恶劣而有一定能量的人。韩非子看到了这种尖锐严重的对立，他主张的“法治”的实行，必然唯有在这种对立之中开辟自己的前进之路，障碍很大，困难重重，须得披荆斩棘，而不可能直情遂意。一旦“人主”向“礼治”的那一方倾斜，那么这一边就其道不行了：
人主非能倍(背)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情况有时确实就是这样，于是举出了吴起商鞅的事例：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绝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吴起可真惨。商鞅也是这样，其法让秦国“主以尊安，国以富强”，结果秦孝公一死，商鞅被秦国“车裂”。韩非子总结说：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韩非子举出这样的历史经验，是为了说明他的国家当前的情况：
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而明己之法术哉?
韩非子对他当时现实情况的估计一点也不乐观，历史的结局证明，韩非子的忧虑没有夸大，战国七雄之中，唯有“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而其它六国，正因其不能从韩非子指出的这种“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的旧有中挣脱出来，结果都被风卷残叶一样灭亡了。
贾谊《过秦论》说，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秦国经过了六代君主的行商鞅之法，才给秦始皇打下了“振长策而驭宇内”的基础。打这基础的，最初是秦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内政外交贯彻了商鞅制定的一套。虽然商鞅惨遭不幸，但他奠定的基础仍在，秦国一直没有丢掉商鞅所制的基本国策。
后人在评说商鞅时，认为他之遭不幸，有他自身性格行为过于苛刻寡恩的一面，而如果在行其“变法”的同时，能宽厚一些(兼顾到如赵良所劝告的)，就不至于有那种悲惨的结局;另一面，秦惠文王也不必那样残酷绝决地对待商鞅(车裂)。同样，吴起助楚王变法强国，如果能取得楚国封君重臣的支持岂不两全?另一面，后来楚国的这些贵人也不必那样严重地处理吴起(肢解)，因为他毕竟让楚国兵强国富了起来。可惜，当历史发生之时，并没有能如后人所愿的这样解决它的问题。
韩非子把吴起商鞅视为英勇而不幸的前辈，把和氏抱璞怀玉而遭刖双足引以为譬喻，他的历史的悲愤之感可想而知。《和氏》篇实为《孤愤》篇的一个形象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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