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最近中央对教育改革问题非常关注，制订了高考改革的方案。 教育改革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未来前途的根本问题，也是涉及我们青年一代如何成长的重大问题。目前制定的一个高考改革方案仅仅是一个切入口。文理过早的分科不好，不利于青年思维的发展。钱学森就提倡搞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学艺术，搞文科的要懂一点自然科学知识，那么就有通识教育如何与专业和专门化分工相结合的问题。这就关系到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钱学森是从人的思维运动规律作为培养世界第一流人才的切入口来讨论问题的，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为此写下本文，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全文较长，分三次发表。
这第一部分是借助情报工作来讲知识的积累如何使之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使之活化成为有的放矢的能力，以便及时满足社会的需要。
一
钱学森同志是使我们国家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在思考怎样使我们的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在学术上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我感到钱学森写的《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这篇文章很重要，也许情报这二个字太敏感了，其实无非是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情况。问题的本质是如何使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始终保持在世界领先的水平，如何培养出中国自己世界一流的杰出的科技人才，不仅是科学技术，其他学科也是如此。科技情报工作只是他借以分析问题的切入口，通过个别可以指导一般，解剖一个麻雀，也能知道其他麻雀是怎么回事了。钱老说：“我理解，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里头包含了二个概念。一个它就是知识，不是假的，乱猜的，应该是知识。再有一个，它是为特定的要求，也就是为特定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及时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人家问的是这个问题，你回答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当然不行。所以我想把这么许多意见概括起来是不是可以说：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要注意它的及时性和针对性的要求。”这实际上对任何一个专业知识的积叠和系统化，都必须注意它如何与现实生活之需要保持紧密的联系，而这个联系又必须是有针对性并且是及时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才能使这个学科显示其生命力。
钱老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对情报的搜集和整理的问题，他说：“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间，起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是认识的主体;第二个是客观世界，这是认识的对象;还有第三个，就是精神财富(指人们过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它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文化以及各种知识的积叠)，那是全人类所创造的的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钱老强调的精神财富，就是指在相关问题上的知识之总和。他说：“精神财富不是物质的，它是人的意识，人的精神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当中所创造的的东西。我的意见就是把情报说成是资源这好像不大妥当，因为情报不是物质的，我们应该说情报是一种特别的精神财富，是一种特别的知识。”
钱老还说：“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精神财富。那么，什么叫活化了、激活了呢?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要给情报下个定义：情报一方面是知识，另一方面，对情报有个要求，就是它要针对某一问题，有及时性、针对性的需要。这是情报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里头就强调一是知识，二是它有及时性、针对性。”这里还有一个情报与资料的关系，他说：“现在要把情报和资料分开，情报之所以能产生，离不开资料，但资料不等于情报。我们的工作领域是包括资料的，但是情报还要经过一个活化、激活的过程。也就是说，僵死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活化的知识，或者精神财富，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活的东西。”把资料激活的前提是积累资料，包括图书、档案的搜集。那么为了能及时地、准确地、有针对性地提供情报，就必须建立资料库，那么就有一个如何建立资料库的问题，这就需要你能准确预测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说：“比如，在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领域里，就要预测国防科学技术会怎样发展，有针对性地去搜集资料。这就是做准备工作，不要等到有人来问，要提供一个情报，措手不及。其次，还要向需要情报的用户，介绍你库存资料的范围和情况，这就是宣传介绍的工作。有了资料库，还要向人们介绍这个资料库的内容。第三，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检索体系，情报资料检索的技术体系要搞起来。正如一本辞书，你要让人家方便查阅他需要的资料。资料浩如烟海，老的办法不行了，必须用新的科学办法，这就是科学的、现代化的检索系统。第四，当用户需要的时候，你能够提供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科学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情报，还需要加工，这叫作情报的分析工作，或者叫作情报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根据用户的需要激活你所掌握的资料，就能预见事态发展的一个趋向。这是一个综合的技术，这个综合的技术，实际上是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讲，要在专业的范围内，观察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对本专业需要系统地积累资料，并使之系统化，形成结构，随着形势的发展，突显其某些相关之部分，这便是及时性，才能使你的知识系统活化，从而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也应如此。毛主席讲的厚今薄古是讲资料的积叠，古为今用是讲及时性和针对性，要对症下药。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风气，还不就是顾炎武他们的经世致用嘛。所以这个针对性与及时性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做学问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我们往往也能在一堆资料中发现一些矛盾和差异，会在其中有一些发现，甚至发前人所未发。如果迷恋于此，那往往会钻牛角尖，陷入为研究而研究的泥坑中，变成为考证而考证，使学问迷失方向。并非任何一个发现都有价值的，有的学者一辈子都生活在象牙塔里，还自以为有学问，说到底这样做学问，还不就是一个书本的蛀虫罢了，不具备任何社会意义。这样的书蠹，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他们自得其乐，就由他们去吧。为这样的所谓专家、学者去捧场，那个社会意义不大，真正学问的价值是通过它针对性、及时性的状况而定的。这是我的题外话。
钱老举了二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如何激活手上资料的方法，他说1935年，德国希特勒在加速战争准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雅各布的德国新闻记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具体地记载了当时正在重新武装的德军情况。其中包括德军的组织机构，参谋部的人员分布，各个军区的情况，并且列举了一百六十八名指挥员的姓名和他们的简历。这么一个文件，希特勒知道以后就大发雷霆，说谁泄的密，下令严查。后来德国的情报部门把雅各布从英国骗回到德国，审讯他，雅各布说，他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德国报纸上登过的，而且把证据都拿出来，说他们上面写的什么，这个资料哪儿来的，是哪年哪月哪日什么报上哪一条登的。审完以后证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公开报纸上讲的，没有什么秘密的渠道。所以这件案子，只好不了了之。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上面说的综合，这个综合就是把所有的资料，点点滴滴给它综合起来。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拼合这些资料时，要有一个框架，有一个模型，那么拣选之后的资料往这儿放上一点，往那儿放上一点，你便能预测事态的面貌和趋向了。这就是系统工程，或者叫做系统分析的方法。
在普法战争的时候，马克思在伦敦，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常常写关于战争发展的文章。有一次他预见二天后要发生一场战争，对这个仗大概怎么打，而且最后胜负是怎么一个情况，都已预见到。他写了文章，用快邮寄给马克思，告诉马克思收到这个东西以后，马上交给伦敦的《派尔——脉尔新闻》编辑部。为了争取时间，马克思坐马车把稿件送到编辑部，编辑部很重视，第二天早晨登出来了。这战争后来打起来，战争的结果与恩格斯的预见完全一致。那么，恩格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渠道呢?没有，他把听到的那些事，把它往一个框架里一放，整个情况就出来了。
这便是情报的分析工作，它把情况综合成一个模型，有了模型以后，你把搜集到的点滴资料输入到这个模型里去，慢慢这个全貌就出来了。如果没有模型，那么现在的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的方法，也是有办法的。第一，首先是定性。所谓系统分析方法就是把搜集来的一些数据，可以经过系统分析，摸清它的趋向性，对其属性定性的一些东西。最后这个系统本身的架构就能凑出来，这就是系统辨识。甚至在更困难情况下，不知道系统输入的数据，只知道输出，不知道这个黑箱子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可以用系统辨识对这个黑箱子的内容猜个八九不离十。那么黑箱的内容出来以后，猜得差不多了，再把那些数据综合在一起，整个的东西就清楚了。所谓大数据，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系统分析可以定性，然后进一步用系统辨识，还可以定量。所以情报的分析，作为一门科学技术，还是大有可为的。不是说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门道，国外正大量应用这个方法，来摸我们的情报。他们能用，我们也能用，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走到世界的前沿去。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简单介绍一下系统论。系统是指在一个领域内，它都是由若干个要素组成的，在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组成一个整体，那个要素与整体之间，整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机的联系，从而在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一个结构和秩序。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论系统工程》的书，里面就有钱学森论系统工程的文章。当若干要素在这个系统中形成一定的结构时，各个要素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尽相同。而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交换，它影响着结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运动和变化，它往往是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过程。这个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分析，任何事件都有不同的构件，若政治、文化、经济各个层面，及内外的矛盾关系，使之落实到具体人物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自然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了。故我们在观察这个系统时，要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如中国古代《周易》讲的阴阳、八卦，以及五行的学说，都反映着某一个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那是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结构，便能使整体系统与外部环境有一个良好的相互关系。反之，便是三个和尚没水吃，那是内部要素不协调，就不能发挥系统的整体效应，所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里有一个结构在内部如何协调的问题。譬如，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海战，这里便有内部结构的问题协调不好，孤立地让北洋海军去仓促应战，怎能不败呢?正确地总结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对我们如何去应对现实生活的矛盾还是有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懂得一个系统内部的结构体现了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是有层次的，各组成要素之间有纵横交错的联系，这个联系在系统稳定时，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如是相对稳定的，而系统的功能是它对外部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而这个功能是要通过系统内部的结构去实现，通过它对能量、信息、物质的输入与输出以及各项要素的情况，也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系统内部结构的状况及其优劣，而模型也就是对系统的描述和模仿，从而分析它内部的结构和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这样通过对系统的模型化，就可以对这个系统进行解剖、观察，通过它的计量可以预测它的功能。如果这个对象是一个军事系统，如前面所言雅各布那个德国的新闻记者，记录的一百六十八名指挥员的姓名和简历，便可以大体观察到那时德国军队的组织机构，各军区的状况，参谋部的组成，从他们调动的状况，可以观察到德军的动态。故对系统架构模型的综合和辨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对外部科学技术情况的掌握，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也包括对我们自己重大决策的预判，都有积极作用。钱学森举这二个例子，是为了强调在培养我们国家科技队伍时，要帮助他们掌握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基本趋向，从而使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更上一层楼。
有一句老话，叫做“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是信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信息体系中，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信息系统的终端，就看我们会不会用它。这个事情，如果放大来看，这个信息的体系，可以包括我们全部的文化知识，我们的历史，所有的精神财富，看我们能不能用它来为我们的需要服务，这样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精神财富中获得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即使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高度精辟的新世界。
二
上面一节我们讲了过去人类积叠的一切文化知识，是先辈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怎样转变为个人自己的思想财富呢?这是一个长期积叠的过程，钱永刚讲他的父亲钱学森有一个很好的家风，就是喜欢读书，他们做学问是持之以恒，不功利，不着急，讲求一点一点积叠，积叠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系统。这一点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长期读史，积累时间长了之后，相关的资料自然会集合在一起。读书的习惯还帮助自己形成一个检索的办法，如何充分利用目录去找到相关的记载，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慢慢清晰起来了。所以如何激活这一份精神财富，为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服务，那就要把过去积叠的精神财富，检索和集中起来，这个检索和集中，就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加以综合，便能对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有启发性的处理方案，这个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学而不思则罔”，那么究竟如何去思考呢?它的前提是“博学于文”，那是指对过去文献资料广泛阅读和掌握。从钱学森来讲，他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就是要掌握当前科学技术前沿的状况和国家在这方面的需要。我是搞文史方面研究的，那就要关注当前的学术动态和时事形势，具体就是每天坚持读报，看文摘，上网。接下来是“不愤不启”，那是指现实生活的问题和矛盾对我们的刺激，生活逼着我们去回答这些问题。“不悱不发”，就是要求我们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矛盾和问题，那就是有针对性，并及时地给自己提出要求，然后把过去与此相关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异同，然后是“举一反三”，以方桌为例，你知道这方桌一只角是九十度的直角，那么其他三只角当然也是如此了。首先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问题，向思考的主体提出要求，然后是思考的主体查阅和检索相关的资料，加以集中，再加以排比和分析综合的过程。如果以系统工程讲，是把分散的资料构筑成一个模型，举一反三便是假定这个模型是方型的，而通过类推以知其余的三个角的弧度。还有，事物总是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从事物过去到现在变化的轨迹，可以推知其未来之趋势。变易是进退之象，吉凶是得失之象，原其始，以知其终，这也是举一以反其三，中国古代的《周易》是考察事物变易的思维方法。说到底，我们要激活过去的精神财富应注意二条，一是针对性，那是把相关的资料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和分析，使之有结构，从而由此推测其未知的部分。二是及时性，是指反应的迅速，因为处理问题有时效性。这对搞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子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么如何通过人的思维达到这二点，就有必要研究思维运行的规律。
要研究大脑思维运动的轨迹，亦有二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脑科学，研究大脑神经活动的机理，它的生物电波运动过程。这方面要寻求答案，那谈何容易，也许是遥远将来的事。另一条路是思维自身的运动规律，钱老也有两篇文章。一篇的题目是《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另一篇的题目是《关于思维科学》。前面一篇是笔谈的短文，只是提出问题，后面一篇则是进一步论述思维规律的问题。他是用技术科学的方法提出思维的问题。
技术是科学成就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要把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应用到具体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便是技术科学。那么在技术的研究中，当我们把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理论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时候，往往需要我们的工程师灵活地运用，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工程师常常运用的是经验的方法，联想的方法，或者简直是猜想的方法。反之，从实际上升到理论，往往也是如此。譬如怎么从苹果熟了掉在地上联想到地心引力，从烧开水时从水汽把壶盖冲开，由喷气在力学上的现象发展到蒸汽机的发明创造，都是通过联想或猜想的方法。如果要逻辑推演，那需要有很多中间环节。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工程师，他们在处理许许多多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时，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在运用这些“不科学”，也就是联想或猜想的办法，甚至是一时的灵感，然后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才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应该把思维运动在这方面的规律找出来。钱学森论述工程技术发展的过程，它先是作为工艺，比如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工艺方面的书《天工开物》，讲的是技术和工艺，理论部分讲的不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分为三个层次了，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这三个层次成为相对独立的学问体系，它都建立在严格的逻辑推演的基础上，那也就是建立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记得过去七十年代，杨振宁回国，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后来北大校长周培源强调大学要做好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个问题我就有保留了。为什么?我承认基础理论的研究确实很重要，我并不是反对有人去搞基础理论的研究，那是应该有人去做，但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它只能由少数人去做，而眼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我们国家工业建设中千千万万的实际问题，还得培养一枝庞大的工程科学和工程技术队伍，才能解决生产实践中如何应用的问题，这是放在我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所以让当时理科大学搞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在如何结合实践的问题上都下一点功夫，无论对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对理论研究如何深入，都有益处。纯抽象的理论研究及其实验验证，只能是少数人去做。这个东西见效慢，费用大，那时国家有限的经济实力也负担不起。这根本不涉及那时不转载周培源文章便是反对总理的人事上的纠结，到现在来看，我们那时的方针还是对的。从个人关系上讲，当时我们与北大校长周培源的关系并不坏，那时我们还请周培源来考察上海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我与徐景贤还在上海锦江饭店宴请了周培源先生，我们还欢欣地互相碰杯祝酒。在1975年，胡耀邦还托罗毅带信给我，说上海不是反对加强科研，上海对科研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更重视研究成果的应用和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据9月2日《光明日报》载《反思工科教育的不精不深》一文云：到现在为止，不仅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不足，在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同样落后于现实的需要。工业发展的四基，即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产业发展的基础技术，这四基的人才仍然严重不足，具体如铸造专业，我们便面临人才的严重短缺，它是汽车、电力、钢铁、石化、机械这些支柱产业不可或缺的加工工艺。与铸造专业相似的还有锻压、焊接、热处理，这方面的专业设置同样紧缺。在基础零部件中，如轴承专业人才也非常紧缺。我们工科大学的专业设置先是模仿苏联，专业划分很细，后来是模仿美国哈佛的宽口径通才，这样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要补学很多知识，适应能力差。这始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从思维运动的规律看，它也有不同的层次，抽象思维，也就是逻辑思维，它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基础上，无论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它都必须建立在一定规则的基础上，这方面的规则人们研究得比较多。另外两个层次，那就是形象思维，或者称为直觉思维，就研究得比较少。灵感，又叫作悟性，而这个悟性又有渐悟与顿悟之别，这些方面佛学和宋明理学中的阳明心学描述比较多，学理上的研究就很不足了。这三个思维运动的层次，从哲学上讲，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就以事物的因果关系这一点讲，在思维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逻辑推演来求证，也可以通过形象思维，通过灵感来发现它。从速度上讲，通过抽象的逻辑推演需要较长的时间，通过形象思维从相似性这个视角来处理便快捷得多。而灵感则往往带有偶发性，从因果律上讲，通过许多个别的同类事物的相关过程，慢慢便可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的现象到本质的关系，慢慢上升为理论了。而最早发现这个因果关系的往往是灵感或者联想，甚至是猜想。所以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思维方法是互相联系的。从对思维学的研究讲，我们对前一个层次研究得比较深入，成果也比较多。对后二个层次的研究成果就比较少，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二个思维方法却又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关于形象思维，钱老说：这个问题文艺理论家说得多(一般是指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思维过程)， 但还有待于深化。张光鉴同志对形象思维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他归纳了大量人们创造的过程，提出“相似”的观点。这个“相似”往往是凭个人的直觉，也就是感觉来的，它来得便捷，但往往并不可靠，须要验证。当然相似和不相似又是相对的，是辩证统一的，“相似”中有“不相似”(“相异”)是辩证统一的。相似的观点说明形象思维有时候在科学技术、工程技术的应用中在便捷这一点上很有价值。这里讲的“相似”不是几何学里的相似，那里的相似比较单纯，用数理逻辑就够了。但在这里则不然，在形象思维里，要从一大堆不那么准确的材料中提炼出准确的相似。譬如，听话听音，从语音讲，就有如何辨别人的语音问题，在电话中，一听语音，就知道是谁在讲话，是什么地方的方言，还有言与意的关系，声调的轻重长短也能感觉到言者所要表达的心意，这都是靠经验来识别的。此外还有对言外之意的理解，往往有这样的场合，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我们常常能在文艺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情景。又如看一个人的笔迹，那就是图形识别的问题，比如我们对老朋友的语音、脸型和笔迹的识别可以反应很迅速，有时相隔很多年，尽管有不少变化，它也会很快辨别出来。这便是一个复杂的、多途径的、多回路的思维，人脑对语音的识别与图形的识别比计算机要快而准确。这里便有好几个层次，象，即图形，言，即文字到声音，意指思想内容的表白。西晋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章》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这里的象是卦象，它是古人用来达意的工具，象，实际上是图形，它可以表现为卦象，可以用阴阳二个符号的组合来表示，也可以用图画、色彩和文字来表达，严格意义上，象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文学上讲的形象，本质上也是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言是明象的工具，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象、言、意三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形象思维的作用。西方的文字，以英语为例，二十六个字母只是表示声音的符号，它只与语音有关，字形只是语音的标志，汉字则不同了，它具备好几个要素，由于它是象形文字，把图像与声音结合在一起了。汉字的六书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中间形与声是二项，即图形与声音，在一个文字的结构上有形、声二者的结合。指事就复杂了，既有具像，还包括事物本身时、空的概念。至于假借与转注，那边涉及意的内涵。一旦文字组合成词语，那就更复杂了，汉字的结构比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的语音符号之组合要复杂高级得多，当初汉字拼音化、汉字的简化，只是图方便，实际上汉字是世界历史上最珍贵的一份遗产，千万别把它丢了。简化字应与繁体字并行不悖，如果把繁体字退化和遗忘，那是中华文明最大的损失，现在我们要解读金文和甲骨文都困难呵!毛主席讲，汉语是我们自己的两条腿，这话无比深刻，从文字上讲，汉文与英文也是如此。为了与国际接轨，怎能把汉文丢弃呢?燕京学堂要英语化，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叛，这里有一个主辅关系。再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和字面意义还可以双重化。例如“吹牛”的字面和语义是两回事，又如在餐厅的广告语有“吃不了，兜着走”，如果离开那个场景便是另一番意义。靠什么来理解语言文字上表现的双重意义，那得靠人的思维，这过程既包括经验的形象思维，也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掌握它在修辞上的规则，因为它开始由言进入意境的领域了。然而一旦进入意的领域，它就能进入抽象思维的领域，通过推理和演绎以得新意，这个言虽是原来的言，通过思维与言者当时所处的场景去领会却能具有新意了。这个言外之意的意，不仅仅是它的思想，还有情的问题。在人的生活中情与意也是紧密联系的，情实为一种意境，故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情往往与景联系在一起。王国维有一个境界说，他说：“景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里景和情的结合，它的基础是真，换一句话说，这也是形与意的结合，景是形，情是意的表现方式。我们不妨以李后主(煜)那首《浪淘沙》为例，其下阕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前半句是景，后面“别时容易见时难”是情，那是他“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亡国之痛。“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前面的“落花流水春去也”是景，“天上人间”是情，是他亡国之痛的表达。情与景相融为一，两者都非常真实。他的《相见欢》中，前半阕“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景，而下半阕“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是他亡国之痛的情。又如《相见欢》的另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东流”，这里“水东流”是景，“人生长恨”是情。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言之境界说，这个境界也就是形与意融为一体，这个真显示在认知的主体身上，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经过长期努力，这个过程，王国维认为有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有所感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这是讲艰苦努力反复思索的过程;“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讲由苦苦思索到悟的过程，也就是思维过程中的顿悟。王国维通过形象来表达人们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人们思维运动的规律。文学创作是通过形象，典型的形象来显示事物的一般，它带有普遍性的意义。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形象思维的过程，有时得借助于灵感，那个“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便是灵感的显示。在形象思维到灵感思维者中间，“为伊消得人憔悴”，实际上也包含了一定意义上的抽象思维。这三个境界既是文艺创作的规律，也多少反映了人们思维的规律。成功离不开刻苦努力思维的过程，创新还是离不开个人的刻苦努力和磨练。
至于灵感，这个问题还与潜意识有关，从上面王国维的第三境界可以知道，它有一个酝酿、成熟、沟通和突然涌现的过程，这也是在人们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有的人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又突然想起来，有的是朝思暮想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有时会豁然想通，即由渐悟到顿悟的过程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便是对顿悟的描述。有的人甚至会在梦中忽然想通了，高兴得从床上跳将起来，喜欢吟诗推敲文字的人往往便有这类经历，它说明潜意识不仅是一个信息的贮存与提取，似乎在暗中另有一套信息加工和处理的系统，它是在人不知不觉中突然冒出来的。钱老把这叫作“多个自我”的学说。关于灵感问题，现在的研究还只是现象罗列的起步阶段。
钱老主张要多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归纳和演绎、推理的抽象思维方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或直觉思维，甚至有时会得益于灵感或顿悟那种思维方法。他说爱因斯坦就倡导过这个观念，后二种思维方法，很难作学理上的推衍，都还停留在经验的感觉和积叠，如果要深入下去，从学理上讲，便涉及到人工智能的开发了，也就是用电子计算机来开发应用人的大脑功能，比如量化的计算，有了大型计算机，计算速度大大加快了，通过大数据在分析问题时会提供给我们许多帮助。但量化的处理不是万能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量化找到答案，量与质相关。有的事物的特征不是都能通过量分来表现的，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考卷上的分数都能真正表现学生的智商水平吗?量化对事物的认识有作用，但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对人与事的评价，积分只是考察的一种方式，不能把这作为考察一切人与事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只是官僚主义者懒惰的思维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态度，要误事害国的。在这方面，计算机不能完全代替人脑的作用。此外，也就是机器人的问题。尽管机器人的问题只是局部的功能，有不少人认为大脑的功能结构如同电子计算机的程序结构。尽管还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但对我们理解思维运行的过程有启发。当然，它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开发，对信息化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尽管在这些方面我们比发达国家的成果还落后一大截，但不管人工智能发展得多么好，它比起人脑来讲，还差很大一截。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条件下，还得充分发挥人大脑的作用，那些东西只是人之大脑的副产品。所以还得关心和研究有关人思维运动的科学。
钱老是搞自然科学的，他这样关注思维科学的问题，是为了培养我国科学家在思维途径上寻找更多的突破口，不要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后面走，只是模仿，不敢在前人的基础上，寻找超越和突破的途径。这不是提倡胡思乱想，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掌握思维的规律，也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一代具备创新意识的新人。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也曾经讲到：“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有一席之地，中国应该每年有新东西，每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那我们就得在科学技术上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创新意识的新人。而如何培养新的一代如钱学森那样杰出的科学家，他是结合他自己经历的经验来谈的这个问题。真正使我们的教育工作的思想观念成为科学的理论，在思维方法上建立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思维学说，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不断积叠经验，逐步使之系统化、科学化，钱老这种探索和思考问题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三
钱老对思维科学的探索是从自然科学的创造发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在那里抽象思维占主要地位，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占辅助地位。如果从文史及其相关的社会科学方面去思考，那么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的方法所占的比重也许要比自然科学更高一些。比如历史科学，已经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相关的联系，有的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有的联系就比较间接而疏远了。故而有时就很难用直接的逻辑方法去推演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对某一历史事件内部自身发展和变化的因果关系，还可以通过逻辑的推演寻找它们内在的相互关系，至于它对现实和未来可能带来的启迪，有与当前现实直接相关的问题可以如此，没有直接相关的以往的历史，那就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维，从其相似与相异之间的关系来得到启迪，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相应的启发，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趋势及时地提出与之应对的各种可能与方案。同样的道理，你要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其中包含大量的历史案例，那么你才能为现实生活提出的矛盾和问题，找到相关的资料，为你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案。有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州郡的边界关系，那就应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才能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为具体区划它们之间的边界提供相应的线索。然而大量不属于这样的问题和事件，那么我们只能从相似与相异的关系去寻找处理问题的具体线索，那就只能依靠形象思维的办法了，从相似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中回应现实问题所需要的启迪，也仅仅是启迪，而不是直接的答案。当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一个国家兴衰有很重要的影响。五千年中华文明，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艰难困苦，自己如何为人，如何宽容地待人，如何持家，如何为国家分忧解难，如何对社会、对集体负责，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方面我们又非常丰富的精神财富，那可真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从中华五千年的绵长发展历史过程来说，那也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多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有那么多成败得失的案例，足以供我们从中选择相应的案例作为处理现实问题的参照系数。同样的道理，从个人来讲，要掌握这庞大的精神财富，那便需要持之以恒地读书学习，要为自己在大脑中积叠大量的资料，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型的资料库，那需要大量的多个方面的文化科技和历史知识垫底，才能应对生活的需要。其次是如何激活这些资料，使之能为我所用。除了其中有对我们现实问题有相应的针对性之外，还要能及时地选择相关的思想观念和各种案例，这些观念必须是发人深省的，这些案例必须是鲜活的，也就是对其相关的人和事的经验教训，具有从相似与相异关系上对现实问题具有及时而又鲜活的启发性，才能沟通反映那些深刻的思想观念之格言和相应的历史案例与现实的相互关系。这里对历史问题相关的人与事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既需要借助抽象的逻辑思维才能通过其中的因果关系，洞悉它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对于它与现实的相似关系之启发，则只能借助于形象思维来建立两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从而启发人们去思考处理现实问题各种方案时之思想原则及它的得与失之权衡。
毛泽东长期以来勤奋读书的生活经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首先，他读书的领域极其广泛，从马列著作、自然科学的著作到文学艺术、历史著作和社会科学，他都广泛涉猎。直到晚年他还在阅读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他曾要上海的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翻译这方面著作的大字本，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送给许世友一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便是我们这儿送去的。在史学方面，他通读《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有人说他《资治通鉴》读了十九遍，我相信他通读过《资治通鉴》，至于通读十九遍，那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想他翻阅《通鉴》应不止十九遍，相应的时间段，他会随时对照着正史阅读，因为正史是以人物为中心，各志是讲典章制度，如何用时间线索把人物关系、事件的经过及其制度背景贯穿起来，他只能借助于《通鉴》了。这些书他是根据需要放在手边反复读，反复揣摩其中复杂的相互关系，才能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联系现实问题，启发他去思考。资治，是为现实国家管理的需要。鉴者，是知其得失。何以鉴其得失，那就是读史时，要能设身处地去思考，设想自己处于那个时代，为古人去谋划，代古人去忧患。如何处理是得，如何处理则为失。若有得有失，那么得在哪里，失又在哪里，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那么自己在现实问题面前如何由危转安的借鉴和设想也就有了。这也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所言：“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设身处地进入古人的角色，才能体会其所以成败得失的所以然，这个过程，既有抽象的逻辑思维，也有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想象力的因素，这便是以史为鉴的过程。而“通”则是沟通古今之间的联系，通其所以然之理，这个通也是举一以反三的思维过程。这个“通”必须借助于论，这个论既是“博而证之”，又是“协而一之”，是一个归纳和演绎的过程，是抽象的逻辑思维的过程。那么读《通鉴》经过鉴与论的过程，以达到资治的目的，其中既有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而资治这个目的既包括治身也包括治国，治身是如何为人，治国是如何治理国家大事。长时期勤奋读书，那是毛主席为自己建立一个庞大资料库的过程，在遇到实际生活的重大问题时，那历史上许多有益的格言和经验便信手拈来，不费功夫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激活了他大脑中那个庞大的资料库，有针对性的案例或资料自然会涌现在脑际，然后他拿来启发人们如何去思考和应对现实问题，没有长期的勤奋读书，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这么敏捷地为他所用的。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朱升这个文人的地位，在朱元璋建国前后，似乎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早年我读过《明史》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物。在朱元璋左右的文人如李善长、刘基、宋濂这些人物的影响都要超过朱升，而朱升这篇传的篇幅很短，并不显眼。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个人物，注意到了他对朱元璋的建议。那时朱元璋东边有张士诚，西面有陈友谅，南面有方国珍，北面有韩林儿及蒙元的势力。朱元璋刚刚占领集庆不久，在各股势力的中间，他是最弱小的，但他能虚怀若谷，而朱升的眼光最深远，这九个字，对当时实力最弱小的朱元璋取得最终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72年中美关系刚有转机，我们还处在美苏夹缝之间，论国力，它们都远比我们强大，毛泽东能从《明史》中信手拈来这个典故，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引申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更加生动和具体化了，成为我们基本的战略方针。我们知道毛主席很早就关心和阅读《明史》了，他关心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是总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1942年时，把这本书列为整风文献，是告诫全党，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建国前后他关心过吴晗的《朱元璋传》，《明史》他是通读过的，至少朱元璋时期《明史》相关的人物传记他是很熟悉的，这部分内容是总结明朝建国的历史经验。他关注《明史》的一头一尾，其中有成有败，否则他怎么对吴晗的《朱元璋传》提意见呢?吴晗《朱元璋传》的缺陷，便是他不懂朱元璋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对新中国建国的历史价值。从这些事我们可以知道，在毛主席那个大脑的资料库中，《明史·朱升传》是有印象的，所以才会在1972年那个形势条件下，想到如何应对国际国内这个大局，把自己国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确定我们应如何去适合当时的形势，把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战略方针借来为我们所用，而且用得那么贴切，是毛主席在两者之间建立联想的相似关系，这完全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其所以能如此，是毛主席的大脑中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在现实形势面前把它有针对性的案例及时激活起来，为大家所接受，他能这样做也是熟能生巧，某种意义上也是灵感的一种反应。这一类案例在毛主席身上很多很多，如毛主席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那可是1972年的事，把刘盆子用在王洪文身上，实在太贴切了。在启用王洪文时，便告诫他不要成为刘盆子那样的历史人物，王洪文没有理解主席的用意，后来不幸成为对王洪文的谶言了。毛主席要周恩来读《汉书·汲黯郑当时传》，周恩来读了立即领会了，说“自叹不如”，毛主席是借这篇传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要周恩来注意在十大上要提拔新干部，也不要忘了解放老干部，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主席晚年身体不好，讲话、写字都困难，他往往只能通过推荐大家读历史、古文，借以启发大家如何处理好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这方面的案例，我可以举出几十条来，最后几年，他讲话总要拿出一点历史典故来教育大家。从思维的角度讲，形象思维占着更大的比例，当然也包括抽象的逻辑思维。毛泽东晚年曾要我们标点和注释的那么多史书和古文，从他当时如何借助阅读历史、古文以喻今人，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可是一笔非常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应该引起后人充分的注意和关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非常有益的启迪，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们必备的素养。
从钱学森之问讲到如何培养杰出人才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是人文科学的领域，大家都应该认真读书，下苦功读书，但决不是死记硬背，不是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在于理解，在于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组织自己已有的知识，便是学而有所思的过程，这必须既要有自然科学的抽象思维方法，也要掌握形象思维的方法，甚至要激发自己的灵感，大脑中要有一个庞大并且不断充实和补充的资料库，而且要不断能结合现实的需要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地激活它，才能真正取得创造发明的新成果，成为我们这个光辉时代杰出的有成就的在各个学科与各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就是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谈的第二条意见，即学校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学艺术，学文科的要学一点自然科学的道理。从思维规律上讲，只有把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地结合起来，才会帮助我们开辟广泛的创新之路，世界第一流人才只能是从这条道路上诞生，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和结论。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